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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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范文第1篇
一、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诠释方法
(一)概念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诠释方法对中国哲学典籍的正确解读,是翻译的第一步。首先要求我们对中国哲学发展史的整体脉络有较为清晰的认识,特别是要认识到中国哲学典籍正是在对元典的持续性的阐释过程中不断产生的经典文本。因此,从哲学概念和诠释者的历时性上考察经典文本,把握元典文本的“客观原义”以及在其后历代诠释者的“诠释意义”。要把经典还原到相应的历史背景中把握其含义,即采用“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和“思想史的研究方法”[9](P20)。所谓“概念史的研究方法”,以儒家经典为例,是指紧扣儒学史中的重要概念或术语,一方面潜回元典对这些术语进行音读、训诂以及名物的考辨与疏通,理解其基本的概念意义,即是中国传统的考据之学,另一方面观察同一概念或术语在儒学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的诠释意义,及其同其他哲学派别之间的差异。“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是把对经典的诠释,放置在诠释者所处的历史脉络中加以分析,“从而将经典诠释者身处的时空情境,及其诠释言论的历史背景与具体含义加以解明。”[9](P15)下面就以如何理解朱熹的着作为例,用概念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方法,具体探讨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诠释方法。(二)对朱熹理学的“概念史”诠释朱熹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功不可没,他通过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元典的重新诠释,才有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四书》,并且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概念的哲学体系,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朱熹也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位明确提出解经方法的哲学家,他不仅注重义理的发掘,同时也没有摒弃对章句的训诂,潘德荣[10](P57)认为朱熹把“意义整体的圆融和谐确立为对经典的理解之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朱熹的哲学着作包括《四书章句集注》《近思录》《朱子语类》等,都是在对元典文本的深入阐释的过程中,发展出的新的哲学理念,因此,诠释朱熹的哲学思想,必须要潜回到相应的历史背景,把握儒学动态的发展过程。作为典籍英译者,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是典籍的诠释者,特别是经典的跨文化诠释者,但我们的任务不是像朱熹那样的哲学家,要去发展或建立新的哲学体系,而是要努力做到如何忠实地再现不同历史阶段的哲学典籍的内涵,并且要立足当下,使中国哲学典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参与世界哲学之间的对话,使中国文化的精神在异域发扬光大。朱熹把理学的主要概念:理、气、心、性、天理等都全部融入对《四书》的注解之中。如《论语·为政》中,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朱子的解释是:“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11](P56)此处朱子以“理”解释天命。又如朱子对《中庸》第一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一句的注解是“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形成,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意味建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11]其中,朱子以“理”来解释性,从而树立了一个由理主宰的形而上学的世界。对朱熹所说的“理”这一基本概念的理解一定要放在整个哲学发展史的背景下进行,这就是黄俊杰先生所说的“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四书章句集注》中出现了高达364个“理”字。而“理”字并未在《论语》中出现,直到战国中后期,孟子才将“理”“义”并举,“心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木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Whatisitthenofwhichtheysimilarlyapprove?Itis,Isay,theprinciplesofournature,andthedeterminationsofrighteous-ness.”[12](P478~479)可见,孟子将“理”与“义”并举,同时作为道德的准则来理解。荀子也讲“Proprie-tyisunchangeablePrinciple.”肯定物之理是可知的。《庄子·内篇》中庖丁解牛的故事,有“依乎天理”的说法,所谓天理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但是荀子和庄子并没有提出对“理”的解释。《韩非子》的《解老》篇对“理”做出了解释:“理者,成物之文也。”又云:“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13](P40)所以,韩非子对“理”的解释是物体的外表形式的区别所在,这可以理解为“理”的基本含义,与《庄子》中的“天理”不同。魏晋玄学家郭象则认为“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物物有理,事事有宜”[13](P41),郭象认为每一个事物都是独立存在的,此物是此物,彼物是彼物,都是必然的,这个必然性就是理。在宋代儒学家那里,“理”变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范畴。张载认为“气”的聚散攻取中“顺而不妄”者就是“理”,阴阳之气的相互作用和推移就是“理”。可见张载以“气”为根本,“理”是气化过程的产物而已。二程则认为“理”为世界的最高本原。所谓“天者理也”。朱熹继承了二程的观点,认为理是世界的本原。“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有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14](卷一),同时,朱子又说:“如阴阳五行错综不失条绪,便是理。”(同上)“理”此时又有了自然规律的意义,又说,“理则为仁义礼智。”(同上)可见,朱子的“理”又有道德标准的意义。郭尚兴先生在《汉英中国哲学辞典》中对“理”的翻译如下:“理:Principle,Logic,Truth[15](P561)理学:Neo-Confucianism[15](P563)程朱理学:TheSchoolofPrin-ciplerepresentedbyChengYiandZhuXi[15](P563~564)。”作为当代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者,我们一方面先要回归元典,从中找到核心概念的训诂学意义,其次要从典籍中的核心概念的演变发展史中把握其丰富的内涵,这也是黄俊杰教授所说的概念史的研究方法。除此之外,还要注意经典诠释者是在哪一种具体的历史脉络或情景脉络中解读元典的,这对经典的理解大有裨益。(三)对朱熹理学的“思想史”诠释朱熹所处的南宋时期,经过了唐末的藩镇割据,君臣父子的篡夺残杀,儒家的伦理纲常早就受到了极大的摧毁。加之,宋朝之前佛道两家的本体论思想皆有阐述,而儒家思想却恰恰缺少某种本体论思想的提炼和系统阐述,在汉唐时期主要停留在训诂、注疏的层面,很难与佛老思想从本体论上抗衡,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十分被动,时代呼唤有人担当此重任,为儒学的发展披荆斩棘。朱熹的“天理”论正是在新的形势下,通过对《大学》《中庸》《孟子》《论语》《周易》等儒家经典的注释,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创新,建构了一个以“无极”“太极”“天理”为最高哲学范畴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大大丰富了中国儒学的本体论思想。可以说,朱熹对经典的阐释是当时时代的要求,是带着他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问题而质询于经典,是用他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观念来理解、复述经典中的思想文化观念。他把《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两篇单列出来,并与《论语》《孟子》合并,称《四书》,虽然也遭到许多学者的批判,但无法否认的是《四书》经过朱子之阐释,已经成为儒家乃至整个中国哲学文化的核心经典文本。究其原因,朱子对儒学经典文本的重新选择和编排,正是应时代之要求,对儒学之新发展。与汉儒以《五经》为核心经典的儒学体系不同,《四书》的主要内容涵盖了更为广泛的政治、伦理、教育等方方面面,囊括了天道、纲常、心性等概念,而朱熹就是根据时代的要求,对这些理念进行了更加系统化和哲理化的阐释,构建了一个以“理”为最高哲学范畴的思想体系。“理”既是作为整体的“理”,抑或是“太极”,所谓“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同时,理又存在于借助于“气”而派生的每一具体事物里,所谓“本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14](卷37)朱熹的理学无疑是应时代的要求对经典的合“理”化阐释,体现了对经典的继承性及其自身鲜明的时代特征。朱熹因诠释《四书》而建构的理学思想,体现了作为中国思想文化主干的儒家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复兴的时代要求,同时也实现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综合创新,使儒家学说上升到一个更高思想理论层次的社会需求。[4](P79)
二、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转换方法
(一)回顾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方法理解之后,就是表达,即如何把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典籍所蕴含的中国文化精神转换成以英语语言为载体的哲学文本,这是中国哲学进入当代世界哲学体系的时代诉求,同时也是弘扬民族文化,稳固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身份的重要步骤。回顾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主要方法,受到英译者本身文化身份的局限(20世纪之前大多由传教士和汉学家完成),他们的翻译方法从带有传教目的的某种“儒耶杂糅”的方法,再到学术性的研究方法,20世纪50年代之后,更多的是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根据安乐哲的总结,中国哲学典籍,早期是以“天主教化”和“基督教化”的形象被西方读者所熟知的,后来又被“东方化”,到现在又套进了某种“诗化、神秘化的框架里。”“TheChinesephilosophythatWesternreadersarefamiliarwithatthebeginningwas‘Christianized’,andtheninmorerecenttimesithasbeen‘Orientalized’,butevenmoresoithasbeenpoeticized,mystified,andinfusedwithmysteriousperspectives.”[16](P81)迄今为止,西方哲学研究视野中关于中国哲学的探讨,“往往是将中国哲学置入与其自身毫不相干的西方哲学范畴和问题框架中加以讨论。”[17](前言P5)作者也认为:把中国哲学典籍视为一种西方哲学传统的附属物,就完全遮蔽了中国哲学的特质。因此,我们要探讨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方法,首先要从认识论上避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负面影响,强调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异性,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我们的哲学典籍不能只局限于自身文化内部的发展,更要参与到当代哲学的对话中,既要找到对话的共同背景,也要对差异性保持敏感。作者注意到安乐哲和郝大维提出的比较哲学的翻译方法正符合这种认识论。进而观之,比较哲学的研究方法同时也体现了一种哲学的诠释方式:一方面通过对元典的解读,构建《论语》的哲学语境,再在该语境中进行文本的诠释和翻译。这种翻译并不是传统的从文本诠释到文本翻译的线性过程,而是先从文本出发构建出理论体系,再返回文本结合已构建的体系进行诠释和翻译。[18](P135)朱熹在对经典的阐释过程中构建了一个以“天理”为最高范畴的哲学体系:他从元典文本出发构建理论体系,再在该语境中返回元典,结合理
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范文第2篇
关键词：儒学思想；中国历史；中国文化
存在几千年的中国儒学，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这种影响在短期内不会消除。不过由于中国意识形态等种种原因，许多人仍无法纠正对儒家的偏见，以至儒教无法在中国大陆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有部分人仍然认为“儒家思想”是“四旧思想”而需要破除，这和韩国对儒教致力保存过去文化的态度截然相反。形成儒教发源于中国却昌盛于韩国的尴尬局面。不过由于道德败坏等各种社会问题的日趋严重，儒教对中国人的正面影响要多于其负面影响。
1.儒学在汉朝时期的兴起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1]。
1.1孟子的仁政说。“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
1.2董仲舒的思想格局。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治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2.儒学的变迁
2.1汉朝时代儒学思想变迁。汉朝之后，历朝历代四书五经被无数次修订，孔子原作已面目全非。儒学在魏晋时期演变成玄学。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是也渗透了道教和佛教[2]。
2.2清初时期儒学历史变迁。黄宗羲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顾炎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王夫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朱熹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3]。
2.3儒学思想近代的研究和发展。现在所存的儒家思想（不同于孔子的思想）作为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将阶级视为人类社会的基础，鼓吹封建道德观，强调通过个人的自我约束，而忽略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3.儒学的意义和影响
3.1统一思想的现实意义。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
3.2自身修养的重要性。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4]。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
3.3儒学在东亚的影响。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3.4儒学在朝鲜的影响。在公元1世纪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诵《诗经》和《春秋》等儒家典籍，这说明儒学早已传入朝鲜。三国时期，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儒学，把它视为维护秩序、加强王权的思想武器，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引进和推广。
3.5儒学在李朝时期的影响。为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尤其推崇程朱理学，把它视为维护封建统治的舆论工具，极力加以推广。李朝的儒学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两种形式。官学系统，中央设成均馆，是为国家最高学府。李朝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任用官吏。在李朝的五百年间，起到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的作用。
3.6儒学对日本的影响。在五世纪以前。据《古事记》所载，百济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并且带来了《论语》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他们还都曾作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讲授儒家学说。如“国无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群臣百僚，以礼为本”，“承诏必谨”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5]。
3.7儒学在越南文化中影响。东汉末年，越南人士燮游学洛阳，研究左传、尚书等典籍，后来任交趾太守40余年。据《越南四字经》说：“三国吴时，士王为牧，教以诗书，熏陶美俗。”说明早在三国时期越南人就受到了儒学教育。
4.结束语`
孔子门下有弟子三千，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怠”等。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某些地区更将“孔圣诞”定为“教师节”。从开始儒家思想就体现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就被理解为人类文明的核心。结果，至少在中国，儒家思想被视为文明或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儒家思想给现代人提供了很丰富的资源。面对这些资源，现代人具有一个选择的自由，可以吸收资源里面的一些成分，也可抛弃一些成分。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
参考文献：
[1]陈璧生.国学院：期待与忧思[J].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5（11）.
[2]陈朝晖.论北朝儒学及其地位[J].齐鲁学刊，1989（05）.
[3]王缨.司马光为何以“礼”开篇[J].中外管理，2009（02）.
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范文第3篇
人并不是独立的个体， 而是与他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今社会中， 护士和患者这两个特殊的群体在相处的过程中经常发生护患纠纷， 而医院80%的护患纠纷都是由于沟通不良或沟通障碍所造成的[1]， 因此良好的护患沟通是维持良好护患关系的重要手段。而护理工作者在学习和应用护患沟通的技巧当中， 应在接受西方的沟通思想和沟通方法的过程中， 融入中国儒家思想文化的精髓， 使患者感受到优质的护理服务， 促进身心疾病的康复。
1 儒家的核心理念对护患沟通的重要影响
1. 1 “仁义”理念对护患沟通的影响 所谓“仁”， 就是对他人的爱心， 即“仁者爱人”。爱谁呢？首先， 是爱自己的亲人， 即“亲亲为大”；其次， 要敬事自己的老人进而敬事别人的老人， 爱护自己的孩子进而爱护别人的孩子， 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护士更把这种爱心运用在患者身上， 减轻其痛苦， 即“推恩足以保四海”在和谐美好的护患关系下开展护理工作。
1. 2 “忠恕”理念对护患沟通的影响 儒家强调“忠恕”。所谓“忠恕”， 可以概括为这样两句话：“尽己为人谓之忠；原己宥人谓之恕。”就是说， 尽自己力量为他人、为社会作贡献， 称为“忠”；将心比己地宽待他人称为“恕”。关于“忠”， 孔子的名句是：“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意思是：自己要想站稳， 就要让别人也能站稳；自己要想通达， 就要让别人也能通达。关于“恕”， 孔子的名句是：“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意思是， 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就不应当强加于人， 遇事要将心比己。显然， 这正是今天所谓“换位思考”。“忠恕”思想的教育是让护士在工作中能热爱自己的工作， 关爱自己的患者， 不断修炼自己的道德修养和道德品质， 影响并决定着护士对待护理工作及患者的根本态度， 以及护士的行为举止和工作质量[2]。当护士遇到患者因为生理或心理上的病痛而导致的过激言行时， 护士应该理解患者， 给予必要的帮助和心理支持， 使患者在痛苦中得到安慰。
2 儒家的处世原则对护患沟通的影响
儒家强调“闻道”， 即追求真理。孔子的名言是：“朝闻道， 夕死可矣。”意思是：人生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追求真理， 哪怕早上明白了真理晚上就死去， 也是值得的。对于护士， 应该热爱护理事业， 热爱患者， 应该把奉献护理事业、患者的安危放在最高位置上的， 才会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南丁格尔”和在非典期间牺牲“叶欣”护士长。才会在目前紧张的护患关系中取得患者的信任。
3 儒家的财富观念对护患沟通的影响
儒家对荣华富贵之类很不看重， 甚至相当鄙薄。他们一致主张， 生活应当节俭， 物品应当爱惜。孟子宣称：“为富不仁矣， 为仁不富矣。”意思是：追求富有的人， 不可能仁爱；躬行仁爱的人， 不可能富有。目前护患比例严重失调， 据中国 2004 年底的统计数据显示， 我国护理人员队伍将近130万， 与13亿人口相比， 大约是1：11000， 而发达国家的比例是5.7：1000， 在世界排名中倒数第三[4]。目前国内护理人才严重紧缺， 国家卫生部优质护理服务标准明确规定普通病房护患比是1：8， 而实际上1名护士通常要照顾14名甚至更多的患者， 要完成繁琐大量的护理工作， 她承受的压力和风险是巨大的。而护士的社会地位及收入远远与她的付出不成比例， 正是受了“为富不仁矣， 为仁不富矣”的价值观的影响， 护士才能在自己的岗位上无怨无悔的工作。
4 儒家的和谐主张在护患沟通中的影响
儒家与整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样， 特别强调上应天理、下合人伦、贯穿于万事万物之根本的一个“和”字。这个“和”， 乃和平、和解、和睦、和谐、和乐、和美、和合、和祥之谓。这种“和”的思想， 在中华民族儒、道、佛、医、易的诸多典籍中， 不仅随处可见， 而且正是所有这些典籍的灵魂所在。护士在与患者接触， 交流沟通的过程中， 应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关心、互相爱护， 准确把握人和事的分寸和火候， 护士在护患沟通的方面才能与患者保持和解、和谐的状态。
护患沟通是一门特殊的艺术， 是护士综合素质的集中体现[5]。中国的护患纠纷繁多， 而儒家思想体现了护患沟通中的核心思想， 需要护士认真学习和体会， 根据儒家思想找到更符合中国思维的的护患沟通方式， 以“仁爱”之心关怀照顾患者， 以“忠恕”之心进行换位思考， 感受患者的痛苦和所需， 尽心尽力为患者提供优质的护理服务。综上所述， 儒家思想对于规范护理行为， 提高护士核心能力， 满足患者需求， 做好护患沟通， 促进护患和谐等方面起到了非常总要的作用和意义。
参考文献
[1] 洪永毅，方珍.护患沟通技巧.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4：1.
[2] 姜小鹰.护理美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6：143.
[3] 谭秀瑜.护理技术实验教学中护生形象美的培养.中国护理杂志， 2007， 4（7）：91-92.
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范文第4篇
关键词：典籍翻译文化传播
1．汉语文化传播的契机
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为汉语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最佳的机会。北京奥运会的魅力不在于开闭幕式的精彩，也不局限于鸟巢、水立方等建筑，而是多主题、多视角，立体鲜活地展现了传统中国的文化、当代中国的风貌与开放中国的胸襟。对于中国而言，经济腾飞固然重要，文化复兴更加意义深远，后奥运时代我们应更好地落实“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
据统计，全世界有3000万人正在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全球不断升温的“汉语热”，一方面表明汉语作为一种世界语言和商业语言的重要性正在增加；另一方面，对汉语文化价值的认识也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目前，大多数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依然局限在眼界所到的层次，虽然每年到中国的留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选手的语言能力越来越强，但是对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积淀能够认知的人并不占多数，大部分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肤浅了解来自有限的影视作品或其他大众传媒。汉语作为文化的有力载体，应当利用全球“汉语热”的契机扭转这一局面。世界范围内，懂汉语的人占很小比例，利用母语了解汉语文化成为中西文化的桥梁，承载中华文明的典籍的翻译影响日益深远。
2．典籍承载的汉语文化
文化的核心是一种文明千百年来形成的价值观念及其独特表达方式。古希腊罗马的文明传统与古犹太教一基督教传统，经现代转型合力打造出了强大无比的现代西方文明。中国文明传统由于近代救亡情势的危急而被拦腰斩断，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被搁置乃至误导，没有文化支撑的文明力量不仅捉襟见肘、后劲乏力且难以持久。
中国文化传统与当代文化潮流的结合点，在于中国儒家尤其是先秦儒家思想中那些至大至刚的人格独立精神与担当社会责任、天下道义的道德负责精神，这种精神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与全球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的社会潮流非但不抵触，而是非常合拍。同样，中国道家思想中追求个体自由、生态和谐的精神智慧，佛教众生平等、空明淡泊的生活方式，均与当代环境保护主义、生态神学等人文、宗教思想合拍，同样是参与全球文化对话与交流的文化基点。中国文化向全世界贡献出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庄子、司马迁等伟大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和著述家，这些伟大人物不仅与同一历史时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印度教与犹太教的先知们并驾齐驱，且过之，至今仍是人文智慧和生态智慧不可企及的最高典范。
3．典籍翻译的现状
世界文化交流本该是双向的输人与输出，交流的双方是互为主客体，以双方各自对对方的需要为基础，以双方各自对这种需要的意识为前提。然而，过去的中外文化交流并不是这样。统计数字表明，我国大约有3．5万种古典书籍，但时至今日翻译成外文的只有千分之二左右(黄中习，2007)。21世纪不仅是东西方文化合流的世纪，而且应当是从“以西方文化为主流”转向“以东方文化为主流”的世纪。马祖毅、刘重德、楚至大、许渊冲、黄新渠、汪榕培、郭著章、王宏印、潘文国、卓振英和黄国文等国内学者的有关著作与译著丰富了典籍翻译这一尚未完全开发的领域。然而，典籍翻译依然是我国文化传播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从总体来说，还没有有计划地、系统地、全面地通过我国自己的译者向国外的读者译介。
4．典籍翻译与传播的途径
跨文化传播学可以为典籍翻译提供许多理论的支持，我们在研究接受美学的时候，会讲到“接受视阈”和“前理解”的问题。任何人在接受外来文化的时候，都会基于他们的本土文化的“前理解”。实践证明，总是那些与本土文化相近的外来文化和理论最容易被本土文化所接受，对中国人是如此，对外国人也是如此。
在采用跨文化阐释的方法来阐释中国文本方面，我国的学术前辈严复、梁启超、王国维、、钱钟书等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们的研究成果完全可以成为我们向世界解说中国文化的理论资源。在向外国人讲授《周易》、《春秋》时，当然可以按照司马迁的解释，说《周易》的写作方法是“本隐之显”，《春秋》的方法是“推见至隐”，但如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地说明，所谓“本隐之显”，就是“外籀”(即演绎法)，“推见至隐”，就是“内籀”(即归纳法)，这样外国友人会更容易理解，有益于中华文化在世界的传播。
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范文第5篇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采纳，由是造成大一统思想文化的专制局面。其对中国人的创造性思维造成根本性破坏，给国人大脑套上顽固的精神枷锁，严重阻碍中国社会此后的文化发展。
其中，董仲舒的思想理论体系对中国文化的演进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董仲舒将孔子修订过的鲁国史记《春秋》推崇为帝国的，其一生的学问就是借《春秋》及《公羊传》的“微言大义”来论证发挥有关的政治、法律问题。由此开创了一个以治经、解经为治学方式的儒家经学时代，使先秦的子学时代走向衰微，这一文化现象的转型实是中国思想学术史的悲哀。经学不仅思路狭隘、因需作解，且常常有意隐瞒、甚至刻意涂改。将有关典籍奉为圭臬、真理，展开崇拜、注释等“学问研究”，使自己成为有关学说、典籍的奴仆，甚至将其思想抬高至国家意识形态，将其理论贯彻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强迫别人服从有关的旨意，董仲舒是始作俑者。其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化形成长期禁锢，这一经学研究模式与思想学风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极为久远。
董仲舒继承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重点突出君王为“天子”而万民必须服从的意识形态。认为天子是伟人、圣人，所以人间必须“一统乎天子”，天下一切资源、权力都要集中在天子手中，不允许社会上有任何牵制王权的力量，否则就是“反天之道”，为天道国法所不容。虽然其天人感应论思想，用神秘主义的天灾来谴告君王，或许用心良苦，然而此类天意谴告决不能损害皇权至高无上的神圣性，对专制统治并不会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善，且在理论上对民本主义而言也是一种倒退。在这种思想的误导下，中国人完全不懂得不同权力点互相制衡的政治学智慧，认识不到国家的政治活动主要是在各方力量的冲突、妥协之中寻求一个平衡支点，以为只要有一个独大的权力中心指挥一切，天下就会太平稳定。
董仲舒用阴阳学说来附会君主专制下的社会等级秩序，认为阳尊阴卑是天道，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妻卑这王道“三纲”便从天道而来。“三纲”理论根本就没有什么是非概念，只在维护君王的权威和利益，此类愚忠的政法理念，毒害了中华民族数千年。同时，董仲舒提出“性三等”理论。认为统治者为“圣人之性”，底层民众为“斗筲之性”，大多数人为“中民之性”。把君王看作人间道德之楷模、臣民思想之导师，德治之余要求对“斗筲之性”的民众采用刑治。可悲的是，这“三纲”诸理论居然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国家“根本大法”，且没有人能够撼动它！
“罢黜百家”后，儒学遂成“官学”，成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儒教。从此，儒学虽被“独尊”，实际上是完全被王权所利用和控制，与王权相互依存而成狼狈之势。儒家“经典”由皇帝钦定，最高解释权与是非决断权也归于皇帝，儒术变成皇权官僚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把民族中的精英——读书人，都改造成吃“经”的虫子，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大都沦为帝王们的鹰犬与奴才。学术思想文化失去了其原有的独立性与超越性，降格成王权的附属物，儒生也被塑造成王权政治“以吏为师”的工具。这一历史演绎过程表面上是儒学成为规范社会与人的理论原则，而实际上造成的是王权圣旨高于认知求索，因为儒学理论的地位是王权规定的，就是说除了王权外，社会上不存在独立的认知主体。社会历史的存在一下子变成了王权控制儒学的翼卵物，儒家屈从王权的教条主义弥漫于整个社会，成为民族思想文化的大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