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基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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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基础问题范文第1篇
关键词：初级日语学习者 汉字圈 非汉字圈 汉字
1.序论
日语学习者在日语学习的初级阶段会大量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错误。笔者在留学期间曾多次进入初级日语教室进行听课与实习，在正式步入教师岗位之后也是从日语零起点的学生教起，因此通过对学生作业的批改以及对平时小测验的观察，发现了一些初级日语学习者在汉字学习上的问题点。
2.汉字学习上的问题点
通过日常学生作业的批改以及对平时小测验的观察，发现了一些初级日语学习者在汉字学习上的问题点。像中国人和韩国人这样处在汉字圈的学习者与完全没有汉字背景知识的非汉字圈学习者在汉字学习上既有共通的问题，也有因为母语影响而产生的个性问题。
2.1共通的问题
通过日常学生作业的批改以及对平时小测验的观察，可以看出初级日语学习者在汉字书写方面的准确率比较高，然而在读音和意思用法方面的正确率就相对比较低一些。因此，作为汉字圈日语学习者和非汉字圈日语学习者的共通问题，被观察出的是初级日语学习者虽然能够很好的掌握汉字字形，但是对于初级日语学习者来说日文汉字的读音以及用法却是一个难点。
另外，汉字读音方面，不管是汉字圈的日语学习者还是非汉字圈的日语学习者，在长音和浊音方面出现的错误是比较多的。
其次，不管学习者有无汉字背景知识，在近义词的使用区分上面都是存在难点的。
2.2非汉字圈的日语学习者在汉字学习上的问题点
通过对非汉字圈的日语学习者在日语汉字学习的观察，可以看出因为没有汉字背景知识，对于非汉字圈日语学习者来说日语汉字中最难的部分是字形。
首先书写速度方面，同样是写20个单词，非汉字圈日语学习者的书写速度平均比汉字圈日语学习者慢了5分钟左右。
2.3汉字圈的日语学习者在汉字学习上的问题点
众所周知，日语中的汉字是从1世纪开始由中国传入的，因此，汉字圈的学习者，尤其是中国人日语学习者，在汉字学习上的问题不出意外就是因为母语的影响所产生的各种错误。
在字形方面，有些中文汉字和日文汉字在字形方面是有一些细微差别的，汉字圈的学习者因为有一定的汉字背景知识，所以在字形书写上面出现的小问题不为少数。
①复合语方面的问题
例：（正）日本人の先生 ―（误）日本人先生
像这样把汉语里连接名词和名词的“的”与日语里的“の”的使用方法混为一谈在复合词语的表达上出现问题的错误是很多见的。
②共起关系方面的问题
例：（正）宿題をします ― （误）宿題を作ります
如例子所述，因为汉语里常说“做作业”，所以学生们会带着汉语说话的思维把学习过的动词“作る”与名词“宿題”共同使用，就产生了“宿題を作ります”这样的错误。
③直接使用汉语词汇的问题
例：（正）色 ― （误）颜色
初级中国人日语学习者因为已学的日语知识没有完全彻底的掌握，所以会因为拥有母语的既定汉语知识对汉字词汇的使用产生一定的影响，使用一些日语里完全不存在的汉语词汇。因此因为母语影响出现的这样的错误会闹出误会甚至是笑话。
3.总结
本文总结出了一些初级日语学习者在日语汉字学习中的问题。这些问题当中既有汉字圈和非汉字圈共通存在的问题，也存在一些因为母语影响产生的个性问题。
（一）共通问题：
作为汉字圈日语学者和非汉字圈日语学者的共通问题，对于初级日语学习者来说日文汉字的读音以及用法是一个难点。汉字读音方面，不管是汉字圈的日语学习者还是非汉字圈的日语学习者，在长音和浊音方面出现的错误比较多，另外在近义词的使用区分上面都是存在难点的。
（二）非汉字圈的日语学习者在汉字学习上的问题点：
对于非汉字圈日语学习者来说日语汉字中最难的部分是字形。根据观察得知非汉字圈日语学习者的书写速度比汉字圈日语学习者慢。
（三）汉字圈的日语学习者在汉字学习上的问题点：
汉字圈的学习者，尤其是中国人日语学习者，在汉字学习上最为显著的问题就是因母语的影响所产生的各种错误。在字形方面，会混淆一些有着细微差别的中文汉字和日文汉字的写法。另外在用法方面观察出最主要的问题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①复合语方面的问题
②共起关系方面的问题
③直接使用汉语词汇的问题
④有关近义词的问题
参考文献：
哲学的基础问题范文第2篇
【关键词】程序设计 初学者 常见问题 教学方法
作为计算机专业的学生，程序设计课程他们的专业必修课，一般高校都会开设一系列程序设计的相关课程来培养计算机专业人才，这些课程由易到难，都各有自己的侧重点，但总的来说，这些课程的基础都是相似的或者说是相通的，学生只有学好基础知识，树立有关程序设计的基本思想，并理解程序设计的基本原理，才能更好的进行以后的深入学习。程序设计初学者通常会遇到哪些问题，这些问题应当通过哪些教学方法来予以解决，是下文将要探讨的问题。
一、程序设计初学者的常见问题
（一）不了解什么是程序设计。随着计算机的普及以及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由于它能针对实际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开发相应的应用程序，目前在工作、生活等的各个方面都已经开始广泛应用计算机。正是由于计算机的这一优点，程序设计课程通常被作为计算机专业的核心课程来进行教学，然而，对于程序设计初学者来说，虽然很熟悉这个名称，却很难理解程序设计的内涵，不知道究竟什么是程序设计，怎样进行程序设计。
（二）不知道如何树立程序设计思想。在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也就是什么是程序设计的问题之后，遇到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在实际操作中该从何处入手，这一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将解决实际问题的思想转化为利用计算机解决问题的思想的问题。初学者必须先学习并掌握程序设计的基本方法，并锻炼自己运用程序设计语言区解决一些简单的小型问题，然后再一步步进行深入的学习，掌握复杂的程序设计的相关知识。
（三）关于常量和变量的问题。定义常量和变量是程序设计必须首先讲解的部分，但对于刚接触程序设计的初学者来说，为什么要定义常量和变量往往是他们很难理解的部分，在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数据是由常量来存储还是由变量存储，以及如何定义常量和变量，定义多少常量和变量，都是程序设计初学者面临的问题。
二、针对程序设计初学者的教学方法
（一）重视对程序设计语言发展过程的介绍。常量和变量的问题是程序设计中的基本问题，因此，有些教师就注重对常量和变量以及各种语句的讲解，而忽视对计算机的发展历程的介绍以及对程序设计语言发展历史的讲解，这对初学者学习程序设计是很不利的，让学生对计算机和程序语言的发展历程有一定的了解，才能更好的理解什么是程序设计，才能让学生懂得程序设计的实质就是一种“人机对话”，是将人类的语言通过编写程序进行翻译，变成计算机能听的懂的语言。教师通过对计算机语言发展历程的教学，就可以使学生更加容易也更加清楚的了解程序设计，使学生能够为今后的更深入的学习打好基础。
（二）要求学生严格遵循程序设计语言的语法格式。程序设计课程被分为了很多小类，每一类的程序设计都有自己的程序设计语言的语法规则以及格式，在实际教学中，每一类的教师通常都会要求学生记住那一类的语法格式，但对学生来说，几种语言格式放在一起，很难记得清楚，在实际编程中，很容易混淆，针对这种情况，每一类程序设计的教师都应注意让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记忆，与此同时，也必须要求学生严格遵守程序设计语言的语法格式。
（三）注重实践过程。相比于其他课程，程序设计实践性和可操作性都比较强，学生不仅要学习并掌握大量的理论知识，在这基础上，还要加强操作能力，运用理论知识来解决实践中碰到的问题，在程序设计的课程设置中，实际操作能力占据了其核心位置。因此，教师在进行程序设计教学时，应当注重学生操作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合理分配理论课与上机课的时间分配，让学生有更多的实践机会，在实践中将理论用于实际操作，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并再实践中深化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四）促进学生培养良好的编程习惯。现在的教学模式通常是只重结果而不重过程，因此造成了很多学生在在编程时，也是只看程序的执行结果，而不重视程序书写的规范，只要结果正确，就不考虑规范的问题，针对这种不好的习惯，教师在程序设计的初始教学阶段就应该断绝，促进学生培养良好的编程习惯。
1.按照正确的步骤解决问题。就目前学生进行程序设计的情况来看，有很多学生急于求成，对于待解决的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就开始编写程序，不按照正确的步骤来进行，这种情况往往导致重新修改甚至重新编写程序的后果，不仅浪费时间，问题有时候还会出现无法解决的状况。因此，对程序设计初学者，教师就应当强调正确的程序设计的步骤，按照步骤把自己的想法转变成电脑程序，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率的解决问题。
2.保证命名的规范。一般来说，编程中有大量的数据需要进行保存，在这一过程中，又必须对进行定义的变量予以命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必须强调对命名的规范化。
（五）改变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提高学生的程序设计能力。对于程序设计这门课程来说，逻辑思维能力是教学中必须传授给学生的主要能力，因此，教师在对程序设计初学者进行教学活动时，应当有意识的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改变传统教学中片面强调理论知识的学习，通过培养思维能力来提高学生的程序设计能力。
程序设计初学者在进行程序设计学习过程中会出现很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各个学校以及教师都应当提高自己的认识，通过采用适当的教学方法或改变现有的教学方法来提高教学效率，为初学者打好基础，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降低学生的学习难度，使学生能够更好的进行程序设计的深入学习。
参考文献：
[1]刘玲.程序设计初学者的常见问题与有效的教学方法[J].电大理工，2012，（4）：39-40.
哲学的基础问题范文第3篇
关键词：乒乓球 初学者 正手攻球 动作要领 学习兴趣 教学质量
中图分类号：G846
引言
正手攻球是乒乓球各项技术中的核心，也是重点与难点。 对于乒乓球初级阶段的学生来说，正手攻球无疑是最基础、最重要的技术。而如何建立正确的正手攻球技术的动力定型则是教师教学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就技术而言，正手攻技术是乒乓球技术中最常练、最重要的技术，也是各种打法必备的一种得分手段；就它单项技术本身的教学而言，正手快攻也是动作结构复杂，技术难点较多，较难掌握，易犯错误的技术动作。初学者处于动作技能形成的泛化时期，初步形成的动力定型不够稳定。
1正手攻球在教学中的重要性
正手攻球是乒乓球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各项技术中的核心，它具有力量大、速度快等特点，在比赛中常常使对方陷入被动和失误，是比赛中争取主印⒖说兄率さ闹匾手段。它的特点和作用是：正手攻球是对攻中常用的一项主要技术，具有站位近、动作小、速度快、有一定力量的特点，可以为扣杀创造机会，也可以直接得分。对于乒乓球初级阶段的学生来说，正手攻球无疑是最基础、最重要的技术。
2正手攻球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在教学过程中经常发现，初学者在学习乒乓球正手攻球时会出现以下错误，很多学生手腕过翘或下垂，造成动作僵硬，在攻球时有抬肘，或者是击球的时间掌握不好的错误动作。在练习或比赛中遇到快速移动或连续攻球动作以及新异动作的干扰时，容易出现用力不协调、动作多余和错误等现象。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2.1动作定型方面
（1）手攻球时，手腕过翘或下垂，使球拍与前臂成垂直，形成吊拍现象，造成动作僵硬，影响发力和拍形的调节。纠正方法为：握拍时手腕放松，小臂与拍面要平行，挥拍时要引拍到位，同时要做徒手模仿练习。
（2）正手攻球时，不能控制板形甩拍，造成球不过网。纠正方法为：触球时球拍拍形固定，手指关节顶住球拍的背面，在球上升期间击球的最高点。
（3）正手攻球时抬肘，造成动作不协调，击球准确性差，出现击球无力。纠正方法为：不持拍手压住肘关节，反复做徒手模仿练习，多练习手指调节拍面角度，多做前臂内旋动作。
（4）正手攻球时，挥拍的路线不正确，上臂前后摆动或左右摆动，造成动作不协调，回球准确性差。纠正方法为：做徒手模仿练习，跟据弧线挥拍，用多球改变技术。
2.2攻球时机方面
（1）正手攻球时机掌握不好，时早时晚，造成准确性差。纠正方法为：建立良好的击球时机概念，正确的判断来球的方向与击球时机。
（2）判断球的落点不准，引拍动作不到位。纠正方法：先做接平击发球的练习，然后再做连续推挡球的练习。
（3）击球时，手臂成直线挥动撞击球，击出球有弧线。纠正方法：练习时肩部和手臂要放松，要有意识地屈肘收小臂。
（4）击球时，拍面角度过于前倾，球下网。纠正方法：做平击发球练习，体会击球时手腕内旋动作的方法。
2.3用力、发力方面
（1）正手攻球时，持球手臂和身体夹在一起，影响手臂的用力，击出的球力量小，速度慢。纠正方法为：不持拍手握拳放于腋下，纠正持拍手臂击球后身体夹在一起。还可在腋下放一乒乓球夹紧，进行改进动作的攻球练习，必须利用大臂带动小臂做挥拍动作。
（2）大、小臂用力不协调：挥臂摆动时不只是大臂用力，也不只是小臂用力，而是大臂带动小臂一起协调用力。同时，也可根据不同情况，有时以小臂为主，有时是以大臂为主。纠正方法：教师发不同的球，让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练习，反复练习，巩固动作。
（3）腰部无转动：攻球时很大的一部分力量来自于腰部，如果腰部不会转动用力，不仅动作不协调，像木偶戏动作，而且极大地影响了攻球的力量、速度、线路、落点及旋转。纠正方法：做徒手的转腰动作，教师发有难度的球，在没有转腰动作的情况下，球下网或出界，体现转腰的重要性。
3乒乓球正手攻球的练习方法
3.1徒手挥拍练习
做徒手挥拍练习有助于形成正确的正手攻球技术动作。具体方法（以右手握拍者为例）：两脚开立与肩同宽或略宽于肩，右脚稍后，身体稍前倾，屈膝，重心位于两腿之间，收腹、含胸， 手臂在腰和髋关节的带动下向后引拍拉手，前臂和地面几乎平行，上臂和身体夹角在35度至40度之间，同时微下腰使身体重心落于右腿上，上臂和前臂夹角约为120°左右，五指并拢，并与手臂成一条直线，把手当做球拍由身体的右后下方沿直线挥至左前上方，重心转移到左腿然后快速还原。这一挥拍动作可以根据学生的握拍方法来进行相应的调整。教师示范并精讲技术要领，要求和学生一起做徒手挥拍练习；教师纠正学生的错误动作，可手把手教学生练习。
3.2自抛自攻的攻球练习
初学者通过自抛自攻的多球练习方法，提高正手攻球技术。以右手正手攻球为例，即学生利用左手将乒乓球抛于右前方，右手持拍迅速做攻球动作，左右手协调配合好，如此循环反复练习，逐步定型正手攻球动作，不断提高攻球技术。
3.3教师抛球，学生做攻球练习
对于初学者，教师也可以通过多球练习不断抛球，学生连续做攻球动作，反复练习。教师抛球，学生做攻球动作；教师纠正学生动作，不断提出要求，指导学生改正错误动作。
3.4多球连续做攻球练习
初学者在球台一侧，教师在球网附近，持拍连续供球，学生不断做攻球练习，学生边打教师边指导，不断纠正学生动作，如此反复练习，熟练后，要求学生攻固定点练习，这是初学者正手攻球技术不断提高的又一表现。
3.5教推挡，学生正手攻球，或师生正手对攻练习
随着学生正手攻球的技术不断提高，教师可以采用反手推挡给球，学生进行正手攻球练习；也可以师生都用正手进行对攻练习，从而使学生正手攻球技术不断进步提高。
3.6连续击打吊在空中的球练习
用针带线穿过乒乓球，将其固定后悬空挂起，让球自然下垂静止大约在练习者的腰部位置。学生用正手攻球动作连续击球，要求动作放松，用中、小力量，体会正手攻球挥拍动作的感觉。此练习可提高学生连续击球和身体协调配合的能力，并能使学生加快建立动力定型。
3.7多球练习
多球练习可通过控制供球的速度、落点，有针对性地加大练习密度、强度、难度和运动量，有利于改进和掌握正确的技术动作，提高专项身体素质。练习初期：教师供球或用发球机供球，供球的质量一定要保证在较高的水平上（如控制好落点、球速、高度、旋转等），否则会破坏学生的动力定型。每次练习时教师最好在现场进行引导：引拍迎球DD转腰挥拍击球DD顺势挥拍DD还原。练习中期：学生可逐渐加快球速，并使其击出的球落点准确。练习后期：练习定点和两点移动中的正手攻球技术。正手攻球训练，必须配合步法练习，同时也应不断探索，形成多种有效的训练方法，以利于学生尽快掌握动作要领，少走弯路。
3.8单球练习
单球训练对于基本掌握正手攻球技术的学生来说，能有效提高其击球的质量和数量。教师可以根据学员的具体情况，喂出适合学生练习的球，这样更有利于学生掌握和提高正手攻球的技术水平。练习方法如下：1、正手攻定点练习。要求速度由慢到快、弧线由高到低、力量由小到大，斜线练习和直线练习相结合。2、两点攻一点练习。要求脚步移动要和正手攻球配合协调，角度逐渐增大。3、学员之间相互练习。开始时应用中、小力量，以击球个数为主，要求打得多，并能控制线路和弧线，然后逐步加力练习。
4正手攻球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4.1科学性原则
在教学过程中，科学、合理安排各个层次学生的练习内容，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
4.2循序渐进的原则
在教学中要注意学生的各方面特点，根据循序渐进的原则，先易、后难，先慢、后快，先轻、后重，逐步掌握。
4.3质量和密度的关系
提高发球的质量，增加正手攻球练习的密度和强度。
4.4精益求精原则
加强练习时间和练习密度。正手攻球技术是学习乒乓球的基础，要坚持经常练、反复练，做到精益求精。
4.5终身体育原则
在快乐的氛围中完成学习，让学生体验成功的乐趣，体现快乐体育、终身体育的宗旨。
5结论与建议
正手攻球技术是乒乓球各项技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正手攻球教学中，要合理分析、正确对待教学过程中学生存在的各种问题，根据学生的特点，制定出符合学生实际情况的练习方法和手段。循序渐进，提高他们的学习热情，以利于学生尽快正确掌握正手攻球这一技术，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利用多种练习方法来激发学生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更好的培养学生热爱乒乓球这项运动的兴趣。
参考文献
[1] 赵双河.浅谈乒乓球正手攻球的教学[J]. 小学教学参考 2009年09期
[2] 杨忠华.论少儿乒乓球初学者的正手攻球训练[J]. 体育师友 1999年04期
3]汤加宝.如何提高乒乓球技术[J]. 华章. 2009 （24）
[4]童健.浅谈乒乓球正手攻球的教学方法[J]. 中国学校体育 2003年04期
[5]张兴海，溪良，马先芝.乒乓球正手攻球速成教学法[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01）
[6]李玮.浅析乒乓球技术[J]. 科技信息. 2010（36）
哲学的基础问题范文第4篇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笔者在关于《周易》的研究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把“卦”的哲学内涵归结为“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的形式为阴阳爻表示的“时”和“空”，由此使“卦”无所不包，“卦”作为万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极”，才能推定“太极”承诺的本体。把“太极”以“太极图”和“八卦图”统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论的哲学推定。具体讲，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与主体对应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极”或“无”是不能与主体的形式对应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体形式，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体，即本体不能作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体只能以时空进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下面简单的讨论形而中论的几个基本问题。超级秘书网
哲学的基础问题范文第5篇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首次明确提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1]以此为依据，我国现行教科书将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具体内容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何者是本原，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哲学派别的根本标准；另一方面是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划分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标准。可见，在哲学的理论体系中，哲学基本问题具有硬性的规范性作用，它是划分哲学派别的重要标准，影响着哲学其他问题的解决方向和方法。鉴于如此重要的地位，哲学基本问题一直是我国哲学界争论的重要问题。
一、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争论及其理由
哲学不是教条，需要不断的丰富和完善，所以对哲学要采取既坚持又发展的态度。但是。改革和发展哲学绝不是将其正确的、本质的东西抛弃，而是在结合实践的基础上辨明是非、修正错误、不断完善。
近年来，我国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出现了不少争论，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有几个方面的问题。传统观点认为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包含两个方面，即思维与存在何者为第一性问题和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哲学界对传统僵化的教科书体系批判的深入，有些学者认为原有哲学基本问题两个方面的内容没有充分的反映哲学能动性和革命性特点。因此。哲学基本问题的这两个方面不够全面，还应包含其他方面的内容。例如有学者提出“思维对存在的反作用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三个方面[2]其理由是：其一，如果哲学基本问题中不加上思维对存在的反作用，只坚持存在对思维的制约作用，不承认人在客观世界面前的能动作用，也就是只坚持人能认识客观世界，而不承认人在认识的指导下，通过实践能动的改造世界，这就使哲学基本问题无法体现辩证法思想，必然陷入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其二，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本体论、认识论讲的都是怎样认识世界的问题，都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因此，原有的两个方面没有强调改造世界，突出实践的作用；其三，将思维对存在的反作用，即实践论方面，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三个方面能为认识提供手段，从而提高主体的认识能力和思维能力，使我们能更好的认识世界。在此基础上，有人提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之一。
第二种观点是思维与存在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但其具体形式会不断变化。面对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质疑，有学者提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3]因为，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具有的“唯一性”是由它的对象决定的，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哲学存在于多种多样的具体理论中，但这些具体的哲学理论是在“统一性”基础上表现出“多样性”。哲学的对象决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哲学不是“超越”、“批判”了哲学基本问题，而是合理的解决了这一问题；也有学者提出，要用“历史的观点”[4]对待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即在总体上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全部哲学史的基本问题”，但在不同历史时期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即在远古时代表现为灵魂与肉体的关系问题、在古代哲学中表现为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在中世纪表现为神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在近代哲学中表现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第三种观点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不是永恒的哲学基本问题，只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因为哲学从属于现代哲学，因此，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例如，有学者提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实践问题”。[5]认为我们必须把哲学与哲学的具体类型区分开来，哲学是唯一的，与它对应的问题是哲学的元问题，即什么是哲学的问题。哲学有许许多多的具体类型，所谓“哲学基本问题”不是对应哲学而言的，而是对应于具体的哲学类型而言，有一种哲学类型，就有一个哲学基本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黑格尔等为代表的知识论哲学类型的基本问题，现代哲学从根本上超越了知识论哲学传统，马克思哲学从属于现代西方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所以它的哲学基本问题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实践问题。此外，也有些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将“实践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合规律性与和目的性的关系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和“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
第四种观点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已经过时了。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随着马克思实现哲学的伟大变革和哲学的产生，哲学基本问题被终结了或被超越了，马克思哲学不再是什么思维存在何为第一性，有无同一性、主客体之间的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例如有学者提出“人的实践和人道评价的关系问题或实践和人道的双向批判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6]
可见，上述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这些观点大多是针对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针对教科书中传统的解释模式以或明或暗的方式提出。笔者认为对待哲学基本问题，不仅要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发展它，而且要回到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那里，去挖掘马克思本人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一些思想，特别是其思考哲学基本问题时的思维方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继承和发展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
二、我国哲学界在解决哲学基本问题时思维方式的缺失
哲学是从总体上研究人与世界的关系，而人与世界最本质的关系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因此，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它存在于一切时代的哲学之中。因为，人作为实践的存在物，一方面，面对的是外在客观的世界，这就促使人从自己的需要出发，按照某种思维方式认识客观世界及其规律。另一方面人有把自己的精神属性赋予客观世界以改变世界，这就必然发生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所以正确的回答两者的关系是人在处理人与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它不是任何哲学家臆造出来的，也不是任何哲学家可以回避和否定的。所 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贯穿全部哲学史的一条线，它规定和制约着解决其他一切哲学问题的基本方向。虽然，有人认为哲学研究不能采取帖标签的方式，不能把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即哲学阵营的划分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唯一活动内容，但是我们不能否认面对如此繁杂的古今中外的哲学思想，抓住哲学基本问题这条线索有利于考察其发展轨迹和脉络。
马克思能够实现哲学的伟大变革，并不在于它超越或终结了哲学基本问题．而是从实践出发科学的、合理的解决了这一问题。在传统观点看来，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来看，一是思维与存在何者是世界本原的问题，二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但仅有这两个方面还不足于体现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特性。因为马克思的哲学不是要去引导人们从事抽象的理论研究，而是要以改造世界为己任，“哲学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因此，思维对存在的反作用应该成为哲学基本问题内容的第三个方面。此外，将思维对存在的反作用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三个方面，还能够揭示思维与存在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即它们的辩证关系，这就科学的回答了世界是怎样存在的问题。因此，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也是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之一。但是，哲学基本问题要体现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本性，就不能将视野仅仅局限在抽象的层面来探讨思维与存在的一般关系及其所包含的内容。因为，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类实践活动，随着人类实践活动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及哲学研究的深入，我们还可以在抽象的层面上揭示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所包含的更多的内容，会出现哲学基本问题内容的第四个方面，第五个方面甚至更多，这就会使我们在抽象层面上就哲学基本问题一般的关系及其内容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之中，不能真正的引导人们改变世界。因此，我们不应该将视野局限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一般层面上来探讨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包含多少方面，而是应该由抽象上升到具体，返回到马克思哲学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去，依据马克思哲学的内在规定，去寻找哲学基本问题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具体的存在形式或表现形态。
随着近年来我国哲学界对现代西方哲学了解和研究的深入，有些人从现代西方哲学的视角来重新阐释哲学基本问题，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不再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似乎这样哲学基本问题就不会“过时”或“落伍”。实质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是恩格斯在总结全部哲学史的基础上提出．它只是一般的结果。这也就是说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哲学基本问题具有永恒性，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形态或形式。在这不同的具体形态或形式下面。思维与存在关系的一般性仍然保持着。在当前的一些学者看来，恩格斯或传统教科书体系中的哲学基本问题不能够体现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批判性，忽视现实的、具体的人，进而从现代西方哲学的视角出发，在早期的马克思哲学著作中寻找理论支撑来建立哲学基本问题的新形态或形式。我认为这一做法值得商榷，因为，马克思能够实现哲学的伟大变革。在于科学合理的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更重要的在于他也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因此，把握马克思的哲学思维方式是我们全面合理的理解哲学基本问题的重要前提。
三、马克思以实践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哲学基本问题
首先应当明确，马克思在论哲学基本问题时，是以实践的思维方式来人思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的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8]
从马克思的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以往的哲学家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解决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上的不同缺点。黑格尔强调思维对存在的能动性、主观对客观的改造。以此强调思维与存在的辨证关系。但是“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世界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9]从对思维内容的理解上看，马克思和黑格尔正好相反，在马克思看来思维内容是移人人的头脑而被改造过的感性的东西，即物质的东西。所以马克思说他只是“抽象的发展了”思维的能动性。费尔巴哈反对黑格尔抽象的思辨，推崇感性直观，反映在哲学基本问题中也就是强调思维要通过“直观”的方式认识存在，但是“在对感性世界的直观中，他不可避免的碰到与他的意识和他的感觉相矛盾的东西，这些东西扰乱了他所假定的感性世界的一切部分的和谐，特别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其原因就在于费尔巴哈仅将理论活动看作实践活动，将真正的人的活动，即物质实践活动，看作是“卑污的犹太人活动”，所以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1]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因此，单纯的通过依靠感觉的直观方式虽然突出了“存在”的感性特征，即客观现实性，但却抹煞了思维的能动性。可见，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哲学的问题在于思维与存在的能动性与感性基础统一不起来。在此问题根源在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处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时所采取的思维方式就是从思维和存在的两极对立出发，用一极去统一另一极的思维方式，没能很好的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