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基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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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基本思想范文第1篇

关键词：儒家思想；先秦儒家人本思想；员工激励

中图分类号：F27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0-01

一、前言

中国社会传统价值观主要是儒、释、道，其中儒家思想更是占据核心地位，影响也最大。儒家思想的核心体系体现在先秦时期，孔、孟、荀的学说则是先秦儒学的代表。先秦儒家的注重人格修养、德治礼治、重人尚贤等思想，都为现代管理中的员工激励提供了丰富的借鉴价值。

二、先秦儒家人本思想概述

1.孔子的人本理论

（1）“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说。孔子认为，人都有相近的本质、本性，都具有趋于完善的可能，而是否能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调动其内在积极性，取决于人们不同的习行。

（2）以仁爱为本的人格追求。理想人格由德、知、志、美四要素构成。孔子尤其强调知行的统一，“仁且智”，仁爱为本，才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与宽容，但并非不讲原则，要“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3）以善为本的成人之道。人的成长需要三个重要环节：一是“志于道”，即要有信念目标，确立成长的信念；二是提供成长的内在根据，即“据于德，衣于仁”；三是离不开习、行、艺等后天条件。真善美相互渗透，以善为本的成人之道，既强调外在转化灌输，又特别注重内在的自觉自愿的修养。

2.孟子的人本理论

（1）“性具善端”的人性论。人生来善良，都具有“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人性善是先天而非外塑的，但可随环境变化，可通过后天努力发展与完善善良的本性。

（2）“居仁由义”的理想人格。孟子将孔子仁爱为本的理想人格发展为仁义礼智等具体规定，其中更具特色的是“仁”、“义”统一的理论。即不能无原则地施爱；心存仁德，行由义路；审美上强调精神生活美的陶冶。

（3）“反身而诚”的成长之道。孟子主张性善论，因而形成了一套以存心、养心和养气为基本方法的成长之道。成人，就要进行道德修养，保持住先天的善端不丢失。成长之道的根据在于“求其放心”即在于向人心内求，在道德实践上要从“反求诸己”到“反身而诚”，理想人格的实现贵在“自求自得”。

3.荀子的人本理论

（1）“性伪之分”的人性观。荀子的人才理论建立在性恶论的基础之上，他的人性说是“性伪之分”，人性有“好利恶害”的特性，对此要“制礼义以分之”。

（2）“全而粹”与“行法志坚”的人格取向。荀子强调“人格的全”，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求善的过程；既然人性为恶，仁德原则要与法度原则结合起来，才能化性成伪，才能成为君子。

（3）“注错习俗，积善成圣”的成长之道。荀子非常强调人格的外在造就，既然人性为恶，善者伪，自我的后天发展及自我究竟趋向于何种人格目标，主要取决于习俗与教育。

三、引入儒家人本思想的现实意义

1.“宽则得众”——建立双向忠诚。管理者都希望员工队伍忠诚，但忽视了一个前提——组织及管理者是否对员工忠诚？如果不爱员工，何来员工的忠诚。只有善待员工的组织才能赢得员工的忠诚之心，换来员工的勤奋工作，得到社会赞誉，从而在竞争中取胜。孔子说“己欲立而力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自己要想立身、立业，有所发展，就要帮助他人立身、立业、发展、进步，推己及人；孟子也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管理者要对员工有善心、说善言、行善事，宽厚善待员工，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员工的拥戴与支持。在管理者普遍抱怨员工缺乏足够忠诚的今天，孔子的名言“宽则得众”更显得意义深刻。

2.“以德服人”——使员工“虽劳不怨”。要想应对更加激烈的竞争，将员工与组织结成利益共同体，就必须注重情感激励，包括增加感情投资，创造宽松的工作环境，采用弹性工作方式等等。孟子“以德服人”、“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孟子·尽心上》），集中表达了他情感投资的精神激励思想。从人力资源管理角度来看，这句话包含着现代弹性管理、个性化管理的思想，具体包括：一是要体谅和帮助员工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困难，二是在确保完成工作任务的前提下给予员工更大的自主安排工作的主动权，这样员工才能“虽劳不怨”。

“得人心者得天下”，历史与现实无数次证明了这个真理。情感是影响人们行为最直接的因素之一，员工都有渴求各种情绪的需求，情感需要的满足会成为组织向心力的来源。管理者要从心里管理员工生活，营造和谐共进的氛围。

3.“隐恶扬善”——“夸”出好员工。《礼记·中庸》中所提的“隐恶而扬善”，提示管理者要多表扬少批评、多鼓励少处罚、多看优点少看缺陷，这也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正面激励。不赞扬下属，即使对确有成绩的员工也缺乏及时、真诚的夸奖，是现在很多管理着会犯的错误。员工如果因完成任务而受到奖励，他就会更专注于这种受到期望的行为，如果奖励得到所期望的回应，那么这种奖励就是有效的；如果员工行为没有受到奖励或受到惩罚，那么行为重复的可能性就很小。

及时赞美员工，真诚与下属分享成功的喜悦才是管理者成功的法宝，惩罚员工应该是管理者最后和万不得已的选择。

4.“惠则足以使人”——满足员工需要。精神和情感激励固然必不可少，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能脱离物质激励单纯构建精神激励的空中楼阁。孔子认为只有满足人的物质利益需要，才能调动人的工作积极性，“惠则足以使人”。儒家主张先利后义，既然“利”是正当的，是激发员工劳动热情的物质手段，那么管理者就应该给员工以“利”，使员工得“惠”。

管理者必须注重维护员工的利益。儒家的“惠利”思想，更具现代启示意义。管理者要了解员工的心态并予以尊重，并据此制订薪酬福利等物质激励机制，实现薪酬福利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岗位员工的需要，这样的薪酬福利政策才更具激励性。

四、结语

激励员工是每个现代管理者的必修课与重要的工作内容。目前较流行的激励理论几乎都基于西方的管理理论。将其应用于我国实践时，必须注意不同文化影响下人们的价值观念、心理活动与行为方式的差异性所带来的激励方式的不同。而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引入到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不失为一种理性和更有实效的方案选择。

参考文献：

[1]柏丹丹，田江伟.儒家思想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J].商，2013（15）.

[2]蔡磊.论人力资源管理与先秦诸子思想[J].中国电力教育，2010（35）.

儒家的基本思想范文第2篇

关键词：儒家 黄酒 绍兴 文化习俗

自古以来，以孔孟之学为基础的儒家文化就被看做是我国文化的中心。历史上儒家的各种学说更是被推崇为治国安邦的基本观点。所以，儒家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酒文化。

儒家文化讲究“德”字，酒文化中也少不了“酒品”和“酒德”。从字面上就可知，酒品酒德是说饮酒者应具备一定的道德品质，不能像历史上的夏朝亡国的纣王那样“颠覆厥德，荒湛于酒”。除此之外，儒家所推崇的酒德也体现在《尚书》和《诗经》中，这就是“饮惟祀”、“无彝酒”、“执群饮”、“禁沉湎”。实际上儒家没有建立反对饮酒的立场，相反，也用酒祭祀敬神，养老奉宾。而且，儒家在饮酒时候很注重正确饮酒，也就是饮酒时该有的德行。

在远古时代，作为一种传统的饮食文化，饮酒早就成为一种大家应当遵守的礼节。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进步，饮酒礼节也在不断改变和更新，变得越来越繁琐，且随场合的不同而不同。我们不一定要恪守既成的饮酒礼节，但在某些必要场合，要注意饮酒的分寸。明代文人袁宏道就曾写下传诵千古的名文《觞政》，其灵感就是来自于一次看到酒徒不遵守酒礼，有失酒德。这篇文章既是对行饮酒令之人写的，也是对一般饮酒人写的。

众所周知，黄酒位列大酒种之一，发源于中国，且是中国最古老的酒种。儒家学说主张仁义礼智信等人伦道德，宣扬以清淡无为为中心的中庸之道；而黄酒正恰恰性温且厚重。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者，天下之达道也。” 中庸之道不仅是以和为贵讲究和谐的伦理原则，也是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一种方式。黄酒同样也以“温和”著称，恰恰与儒家学说互相融合。黄酒本身集甜酸苦、新鲜涩于一体，六种味道融合得恰到好处，稍稍偏向其中任何一种口味，都会给人以美中不足之感。黄酒的这种“中和”确是其他酒种所没有的。白酒辛辣，不够温和；啤酒带苦，缺乏厚重；而西欧最为推崇的葡萄酒又偏向酸涩。唯独黄酒口味刚好，深得人们青睐，好似我们推崇的“中庸”之道一般温润，甚至被誉为国粹。

说到儒家的中心思想，非“仁”莫属，仁是儒家学说的最中心范畴和道德准则。孟子常常以“仁义”为重。“仁”字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尊重和关怀。黄酒，作为一个传统酒种，自古以来就与我们结下了不解之缘。酒既可以成为善的指引，也可以助长恶的发展。所以在饮酒的度上来说，我们要正确把握。酒德基本功能有三个：一是使人解乏，消除疲劳；二是可以用于强身健体；三是可以成就礼数。黄酒有着表达爱心释放情感的作用，这就与儒家主张仁义的思想不谋而合。著名诗人王维就曾经写下“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千古诗词，可见酒的确是表达情感、增进友情的一种催化剂。陆游也曾经写下“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的名句，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借酒寄情的诗词流传千年，经久不衰。而这些约定俗成的酒礼在无形中成为了一种规范，深入道德、制度、习俗等各个方面，渐渐形成了酒文化。

子曰“己于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忠厚老实是一种人与人交往中的表现，且忠孝是仁义的基础，这个“孝”，不仅体现为尊重父母和长辈，更是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些儒家的忠孝之学正是中国传统文明的精髓。黄酒既以“温润”受大家称道，其酒俗一直以“尊老爱幼，朴实厚道”为主，这又与儒家学说所推崇的“忠孝”精神相承一脉。这从黄酒的发源地就可轻易看出。绍兴黄酒远近闻名，当地酿酒人薪火相传，不仅传酒也传酒之道。

儒家学者有着积极进取的顽强意志和观念，当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在勇夺中原大地后置酒文台，大加庆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家学派认为应当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方针，应当有献身国家与人民的精神和百折不屈的进取思想。这一点从黄酒中也可看出，且借黄酒得以升华。谈到近代，女英雄秋瑾一句“吾辈爱自由，勉强自由一杯酒”，正可谓把自己的赤胆忠心表露无迹。当时在绍兴有很多像徐渭一样胸怀大志的文人进入官府当师爷，他们有勇有谋，刚柔并济，处事方圆。就如黄酒所具有的温和性质一般，既不会硬去以石击卵，也不会趋炎附势。

绍兴文人身上具有的美德与胸襟完完全全在黄酒中可以体现出来。如清代文人袁枚就曾在《随园食单》中写过：“绍兴酒如清官廉吏，不参一毫假而其味方真，又如名士耆英长留人间，阅尽世故而其质愈厚。”袁枚这样一个比喻，不仅大加赞赏了绍兴黄酒，更加总结了黄酒之魂。这也充分道出了黄酒与儒家学派之间的相似之处。

参考文献

[1] 田明扬.酒史与酒诗[M].长春树书坊，1984.

[2] 杜金鹏.中国古代酒具[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5.

[3] 张远芬.中国酒典[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4] 袁立泽.饮酒史话[M].台湾：国家出版社，2003.

[5] 王春瑜.明朝酒文化[M].台湾：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0.

[6] 沈汉，朱自清.中国茶酒文化史[M].台湾：文津出版社，1995.

[7] 万伟成，丁玉玲.中华酒经[M].天津：百化文艺出版社，2008.

儒家的基本思想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孝 儒家 尊重 关怀 精神

1《论语》中孝文化的主要内容及内涵

孔子的道德规范是儒家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的源头，他的核心思想是“仁”，而孝文化是“仁”的根本思想，它不仅传承了中华文明的传统，更深入到“仁”学的理论体系之中，从自然血缘的概念提升到了社会道德的高度，形成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在《论语》学而篇中，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在这里，有字指出孝弟的根本是道，君子的根本是孝弟。孔子把孝置于君子成道的根本上，君子成道首先要做人，而孝顺父母是做人的根本。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孔子认为，儿女的言行是对父母教导的直接反应，父子一去世，儿女就改变自己的言行，这说明父亲在世时的教导是失败，视为不孝。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在这里，孔子虽说只是对子女提出了要求，要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但深入地理解，孔子在这里对于父母也是有要求的，父母的教导应该是正确并且对子女有深入影响的，不然又怎么能让子女心甘情愿在父母不在的时候也能按父母的教导行事呢？

《论语》为政篇。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孔子在这里说明了孝要合乎礼，无论在父母生前还是死后都要以礼待之，不能违背礼。在孔子所生活的时代礼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的孔子也非常重视礼。在孔子看来，孝合乎礼是社会的基本要求。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两则说明了孝的两个层次，基本都是对父母疾病的忧虑，最难能可贵的是敬父母。敬不仅仅是尊敬的意思，敬表明了一种态度，一种把父母置于与我们平等的地位的一种态度，这才是孔子所提倡的孝道的根本。忧虑父母的身体基本懂孝的人一般都能做到，但真正能做到敬父母的却不是那么容易的。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对于父母的年纪，我们一方面因为他们年纪大而高兴，另一方面也要为他们的年纪而担忧。

上述的一些可以说明孔子孝道的基本思想。孔子的传统孝道中存在的哲学前提是仁，这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不仅是孝的人性根源，而且是孝要努力实现的终极目标。孔子多次强调“孝”要建立在“敬”的基础上，要敬亲。孔子认为孝敬父母不能只是单纯在物质上满足父母，这尚不足以为孝，更重要的是要“敬”，要真心实意地孝敬父母，让父母得到人格的尊重和精神的慰籍。当然，孔子也强调了孝的行为要符合礼，不能乱了秩序。

2《论语》孝文化的现代价值

一直以来，虽然我们仍在提倡“尊老敬老爱老”思想，但对于孔子的孝文化并没有深入了解。不可否认，现代国民的孝观念较以往明显淡薄了很多，如果长此下去，不重视孝的挂念，若干年后我们的社会又会呈现怎样的景象？因此，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孔子所提倡的合理的孝文化思想，从社会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设出发，站在时代的高度对儒家的孝文化加以重视，继承其思想中的精华部分，使其符合当今社会的道德规范，只有这样才能为和谐社会的建设和社会文明的发展服务。

首先，应当赡养父母，保障父母的日常生活。这是儒家孝文化的最基本要求，也是社会的基本要求。其次，应该敬爱父母，保持其身心愉悦。儒家的孝文化强调精神上的敬父母，除了物质生活的满足，父母需要更多精神上的关怀，要常常与父母沟通，了解他们的烦恼和需要，让他们感觉自己是被需要的，是被关怀的。在物质生活不断发展的今天，精神的关怀显得愈发重要，精神上的赡养被更多的人所提倡，这种赡养包括子女与老人的和睦相处，子女对老人的尊重、理解、感情的慰藉等。最后，不可否认地，孔子的孝文化也有不完善的地方，但不能否认它所起到的借鉴作用。孔子的传统孝道对于父母伦理的规范甚少，而对于子女的规范却十分全面，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显然是忽视了父母在子女的成长中所起到的指引和领导作用，忽视了沟通的作用。在当今社会中，应该强调父慈子孝、尊老爱幼。在子女的童年生活中，父母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父母的价值观、世界观、审美观、历史观等都会对孩子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年龄的差距、时代的发展等因素都会导致父母与子女在观念上的偏差，及时的沟通是维持父母与子女的良好关系的必要手段。按照孔子的观点，父母在对待子女的问题上既要严肃，又要慈爱，而子女对父母既要尊敬，又要孝顺，如果双方都能做到这一点，就会建立起和谐温暖的家庭氛围了。

总而言之，《论语》的孝文化中提倡孝敬父母、赡养父母的思想，在今天不但没有过时，从各方面说，都有其合理成分和存在的必要性，对于家庭美德的建设及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论语[M].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2] 孝经[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0.

儒家的基本思想范文第4篇

【关键词】 会计文化 儒家思想 影响 传承

1 儒家思想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会计物质文化

会计物质文化是会计文化的基础层面，是会计产生及其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会计人员从事会计工作的一类物质文化产物，包含会计机构和财政体系的设置，会计报告及记账方法，会计人员的工作环境等一系列的有形的无形的会计硬文化。中国的会计物质文化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逐步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1.1 成熟的会计机构和财政体系

会计机构的设置、会计核算方法和会计核算流程组成了当代的会计核算体系。中国历代在儒家文化所控制下的封建王朝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会计机构体系，为现代会计核算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使中国的财政体系逐步走向成熟。

1.2 初步的会计报告和复式记账法

《论语.季氏》中提及“四柱结算法”。 “四柱结算法”核算的基本思想萌芽在后唐之后茁壮成长起来，在此时期，长兴沙洲净土直岁愿达所编的会计报告中也应用了该种方法。该份会计报告内容大致上上分为六个方面：（l）本年度寺院财产的大概请况。（2）“承前账”（旧管）部分。（3）“新附入”（新收）部分。（4）“破用”（开除）部分。（5）本年财物“结存”（实在）部分。（6）会计报告结尾。

1.3 和谐的会计环境文化

几千年来，贯穿儒家思想的一个至始至终不变的特质就是“和”，“和”的原意是“和睦”，可以分成两个层次，低层次上是化解人际之间许多不必要的猜忌和怀疑，有利于会计人员之间的和谐相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一一以儒家的概括，人不是手段而是目标。“人和”处在显要地位，“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遵循自然规律。从高层次上看，中国会计文化立足于“和谐”、“礼之用，和为贵”。

2 儒家思想引领了古色古香的会计制度文化

会计制度文化是指规范和引导会计人员行为模式的准则和标准，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文化，它受到了社会制度的制约，是企业和单位在经营活动中协调会计人员与其他会计人员或组织之间的制度文化产物包括会计人员应遵守的各种规章制度，如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会计报告组织形式，会计机构的组织方式等。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会计制度是不一样的，如果说西方会计制度注重的是“法”制，那么中国的会计制度文化受到儒家思想的改变更偏向于“德”制。

2.1 儒家思想在会计职业道德中体现的义礼观

任何一种道德规范都应承担着促进社会进步的职能，这种职能的实现表现为儒家思想的“义”，孔子提出“见利思义”，“义然后利”即就是要求在执行工作时，维护道义，追求道德才是人生的最高道德准则， “道义”应当放在首要地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董仲舒的义利论指出“正其谊不诛某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其中利分为两种，一种是一般的，普通的个人追求的物质利益，一种是划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他认为“夫万人之求利也，如水之走下。”即追求个人利益是人性的本然，就像水一直朝下流一般。

2.2 儒家思想在会计职业道德中体现的智能观

“智”在儒家思想道德体系中处在不可或缺的位置，孟子将“仁义礼智”四个思想并提，强调“智”的重要性。智是智慧的象征，人是通过后天的不断教育学习挖掘出智慧，孔子强调通过教育的方式培养和开拓人的潜质，将人们教育成德智兼备，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人才。

2.3 儒家思想在会计职业道德中体现的诚信观

“会计当而已矣”，孔子的会计思想经众多学者的研究，得出了令人深思的结论：第一，价值相当一一用之于不同财物之间的比较，代替和交易；第二，核算相当一一分类无误，计量准确均衡分配，第三，处理得当一一把握分寸，欲速不达过犹不及，恰如其分，止于至信。

3 儒家思想开创了独特的会计精神文化

会计精神文化是会计文化的核心文化，是建立在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之上的更深层次的文化底蕴，在长期的会计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会计人员的价值准则，思想意识，审美情趣等基本性情，并贯穿于会计行为之中。其中价值准则是会计精神文化的核心内容。儒家思想的积淀如春风细雨在润物细无声中为中国会计人员营造了共同的精神家园。

3.1 “仁”的思想树立了现代会计的价值理念

中国儒家学派伦理体系思想核心把“仁”作为最高的价值准则，“仁”最初的含义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亲善关系，孟子发挥了孔子的“仁”的思想看作人思想行为的价值准则。价值准则也是最重要的会计精神文化，具体是指一个会计经济活动的判断系统，对于会计群体而言具有精神层面的向心力与凝聚力。正确的会计价值准则规范看会计人员的思维和行为。

3.2 儒家思想提供了完备的思想意识

客观公正，公平正义，求真务实是作为一个从事会计的人员必备的思想意识，它们是会计精神文化的必备的一支。

儒家的基本思想范文第5篇

【关键字】书院教育；举业；白鹿洞书院揭示

【中图分类号】G642

中国几千年的教育制度，从组织结构上来看，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官；一私。书院是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私人教育制度。官学是最早出现的教育组织，它开办的目的是要为统治阶级培养和输送人才。作为官学的辅助机构――书院，同样具有辅助学生准备科举考试的功能。从最能体现书院教育精神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我们可以窥见书院教育与举业的微妙关系――书院教育既想标明自己与科举的界线，同时又无法摆脱举业的影响，从而为举业做了不少的贡献。

《白鹿洞书院揭示》也即白鹿洞书院的学规。学规主要是揭示书院教学的宗旨，也包含学的方法及目的。书院作为官学的重要补充，学院的学规大都反映了官方的教育政策，勉励学子努力准备科举考试，反对学生谈论时政，涉及诉讼等事。

一、透析《白鹿洞书院揭示》

《白鹿洞书院揭示》由朱熹（1130―1200年）撰于淳熙六年（1179年）。此揭示很普遍的被后代的书院采纳为学规，而且对于官学教育也产生过重大影响。朱熹特别提倡书院教育。他推动书院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弥补当时官学的不足，更重要的是实践他私人讲学的思想，把书院提升为一个学者从事高级学术研究以及涵养道德人格的场所。朱熹的书院教育理念对后代的发展影响很大。《白鹿洞书院揭示》提出以下五项为学的原则：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为学之序，亦有五焉，其列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世接物，亦各有要，其列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世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1]

在该学规中，朱熹明确了教育的目的，阐明了教育教学的过程，提出了修身、处事、接物的基本要求。但是这些并不是朱熹的原创，这些思想早在儒家《周易》、《论语》、《孟子》、《礼记》等典籍中就已经出现。在《揭示》里，朱熹只是把这早已存在的思想汇集了起来，用学规的形式固定了下来。

朱熹强调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己之学”，然后推己及人。这些思想依然是对古昔圣贤思想的继承，所谓“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论是为学的五项原则还是后来“揭示”的跋文，都是对古昔圣贤思想的继承，没有朱熹自己的独创。这里的古昔圣贤也不过是儒家的孔子、孟子等人。“儒家具有人文教育传统，注重培养能够关切政治、参与社会、究心人文精神的儒者。”[2]这一理念注定了儒家的核心是“入世”,在那个时代入世的最佳途径即为踏入仕途，而举业是踏入仕途的最佳途径。尤其是寒门子弟，没有世袭，没有封爵，没有多余的资金捐班，举业成了他们入世做官的唯一途径。

朱熹在“揭示”中要求学者“讲明义理以修其身”，但他并没有要人废弃或轻视举业。朱熹曾言，“非是科举累人，自是人累科举。”[3]从事“为己之学”和从事科举之学并不矛盾，只是轻重不同。二者不但应该兼顾，而且明白义理对作科举文字也有帮助。

二、思想上的一致性

书院的兴盛时期是在南宋，这时的书院促进了南宋理学的发展和学术文化的繁荣。南宋理学家往往以一所或几所书院作为他们讲学的场所，例如，朱熹曾在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和武夷精舍、沧州精舍等处讲学；吕祖谦创办和主讲丽泽书院；陆九渊曾主讲象山书院等。他们把书院作为讲论和传播自己学说思想的重要基地，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同时，他们又邀请不同学术流派的大师到自己主讲的书院来讲学，由此，书院又成为不同学术流派之间展开讨论争鸣，相互交流的重要场所。然而，这时的争鸣和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有着质的区别。因为“中国早期书院虽然注重了相互争鸣的学术研究，但书院大师们在维护宗法封建社会这种根本问题上则是一致的。

儒家的“学”是为了“仕”，是“学而优则仕”。虽然，当时学者热心书院有一个共同的基本思想：对当时官学教育和科举制度种种弊端的不满，反映了他们完善和革新教育的呼声和行动。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反对科举，更不是否认“学而优则仕”，而是革新并继承着“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那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下，一个读书人想不参加科举都是身不由己的。“科举制度的重要性又在社会风气中得到反映。一个读书人如果不入仕途，则极少有机会表现他的特长，发挥他的创造能力；也极少有机会带给一家、一族以荣誉。”[4]在“学而优则仕”上，书院和官学培养出来的弟子没有太大的区别，都很认同这种“入世”的思想。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书院争鸣的背后，是一致，思想上的一致。在学而优则仕的入世思想上，一样是继承，而不是遗弃。因此，也就有了理学的正统化和书院后来的官学化发展。

三、结语――“学”而优则“举”

无论书院在怎样标榜自己是为了改变当时的官学制度而诞生，也无论书院怎样宣扬自己是为了革除科举的种种弊端，也无论书院怎样宣传是为了私人讲学，它都无法和举业脱离干系。因为，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书院教育的基本精神是继承了古昔圣贤（在他们看来即为孔子和孟子）的办学思想。书院师生十分强调学习儒家修齐治平之道，如果与科举对立，那么学问再大，在当时也只能独善其身而无法兼济天下，至多可以达到齐家这一步，基本上谈不上有治国、平天下的机会。要想学有所用，实现抱负，唯有入世。在那个时代，“仕”的主要途径既是举业，因此，书院教育和举业之间的关系很密切。而且有些地方人士兴办书院的主要动机正是为了提供子弟们读书应考的优良环境。书院辅助学生准备科举考试就成了它的主要功能之一。朱熹也曾说过，“使孔子复生也不应免举。”[5]

任何一种教育组织形式都有它特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均受此环境的制约，不能游离在所特定的政治和环境之外。因此，书院也要受到当时所处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制约，要为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服务。

参考文献

[1]《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3586―3587.

[2]韩明.儒家教育理念及书院教育实践的深入探索：中国书院[C].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406.

[3]朱荣贵.学规与书院教育：中国书院[C].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125.

[4]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49.

[5]转引自中国书院[C].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