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哲学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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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哲学的基本特征范文第1篇
和谐是一个起源古老、影响深远的哲学范畴和美学范畴。早在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和谐”概念以前，古希腊时代的艺术实践就非常强调规则和比例的重要性，“希腊工艺和艺术的基本特征是和谐、庄严和恬静。” 上升到认识层面，英国哲学家鲍桑葵对古希腊美学曾有一个著名的论述：“在古代人中间，美的基本理论是和节奏、对称、各部分的和谐等观念分不开的，一句话说，是和多样性的统一这一总公式分不开的。”
一、关注自然——和谐观的开启
（一）从“物质始基”到数——毕达哥拉斯学派
最早的希腊哲学家是自然哲学派，他们试图在无限多样的存在中寻找世界的统一性，即“本原”，也称为“始基”。 作为“古代希腊最早的哲学学派”，米利都学派在哲学基本问题上提出了“物质本原”说，认为“水”、“阿派朗”、“气”等就是万物的本原，强调本原的“无定形性”。
另一方面，南意大利学派的创始者毕达哥拉斯对具体本原物质的看法和米利都学派有所不同。他及其追随者们对数学投之以巨大的关注，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或原则，“数目的基本元素就是一切存在物的基本元素”，数的原则统治宇宙万物，“你不仅可以在超自然的和神的存在中看到数的本性和力量在起作用，而且可以在人的各种活动和语言中看到它们在起作用。它们不仅贯穿于一切技术生产，而且也存在于音乐之中。数与和谐的本质不容许虚假。”他们认为宇宙万物中都存在着某种数量关系。毕达哥拉斯学派还进一步在宇宙天体的层面上说，“星体的圆周运动所发出的声音是和谐的”，在此“宇宙谐音论”的基础上，认为“整个的天是一个和谐，一个数目”。
毕达哥拉斯学派在数的基础上，在希腊哲学史中最早提出“和谐”这一范畴，并认为适当的比例就是和谐。尽管该派的学说及推证过程带有神秘的形而上学色彩，但他们的理论基点 “数”实际上是与米利都学派看法相类的某种具体物质。无疑，和谐美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了客体的外在特质。而这一符合希腊人自然气质的信念，奠定了以后希腊美学的基础，并成为它的根本特征。
（二）相反相成的素朴辨证——赫拉克利特
毕达哥拉斯学派中另有一些人，不仅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而且认为对立也是万物的本原。亚里士多德记载到，这些人拟定了十对本原，并明确规定他们之间是对立的东西，“对立是存在物的始基”。但这仍然只是一种相对协调、相对静止的观点。与此类似，活跃在公元前五世纪初的赫拉克利特也看到了事物之间的对立，并且进一步地看到了在世界的多样性和变化中的统一和和谐，认为和谐来自斗争。他说“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一切都是斗争所产生的。”由于赫拉克利特提出万物皆流，万物都是处于运动、变化、发展生灭的过程中，因此其和谐观也不同于毕达哥拉斯学派所说的由数构成的相对静止的天然状态，而是经过对立斗争转化而来的“流动”的和谐观，具有一种素朴的辩证色彩。
二、审美主体——内涵及方法论的转向
（一）主体力量的觉醒——智者学派
古希腊社会进入公元前五世纪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奴隶主民主政制的成长，人们愈来愈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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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然和神的依附，意识到人自身的力量和存在。这种观念集中反映到哲学上，由以研究自然为主的自然哲学，向研究人和人类社会转变，“趋向哲学的人类化”⑥黑格尔也指出，在智者到苏格拉底期间，希腊哲学思想从早期思考抽象的自然形式的阶段，进入了主观反思的阶段。
智者学派的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首先揭开了人本主义的序幕。他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伟大的命题”，标志着审美主体的觉醒，意味着作为审美主体的人和审美客体对象的分离。和毕达哥拉斯哲学所传达的客观和理性互相对立，智者学派强调感觉主义、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观点。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新思想在当时没有能立即产生影响。⑧而自智者学派之后的古希腊哲学家们，大多在与他们观点有所区别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自己的哲学观点。
（二）追寻理性新方法——苏格拉底
和智者学派同时代的苏格拉底也提出人本主义问题，但是采取的态度和方法不同，由早期自然哲学家的直观转向凭借理性，并将辩证法贯注到这种理性的探讨上去。
苏格拉底确立人在认识领域的中心地位，认为人应该掌握知识，并且可以凭借理性得到确定不移的绝对的知识。在对美的追寻中，苏格拉底提出同一个事物可以既美又丑，区别在于它是否包含合适和合目的性。 他“把有目的的美称作和谐（harmotton）（它和[harmonia]一词同源），而后来的希腊人称它作适当（prepon），罗马人在翻译这个词时分别用了得体（decorum）和适合（aptum），并区别两种类型的美：pulchrum和decorum，即事物因其形式而美和因其目的和功用而美。” “因其形式而美”便是纯粹客体对象的和谐，“因其目的和功用而美”则与人及人的生活相联系，走向审美主体相联系的方向。
三、内外与整一——学理综合及提升
（一）从理性认识到身心和谐——柏拉图
柏拉图在方法论上继承了苏格拉底，认为人可以通过理性认识真理，并对智者学派主观地解释美的行为持否定态度。他说自己“不关心对于人们来说什么显得美，而只关心美是什么”。在柏拉图的追问中，美是不限于感觉对象的一种客观属性，其检验标准是一种天生的美感。最后，柏拉图采用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观点，认为美的本质在于秩序、尺寸、比例均称和和谐，并将和谐与人的境界、人的德行等联系起来论述：“尺寸和比例是与美和德行同一的”。在《蒂迈欧篇》中，他解释说比例之所以决定事物的美是因为它赋予他们整一性。而在《理想国》里，柏拉图指出最理想的人生美就是“心灵的优美与身体的优美谐和一致，融成一个整体”。
从整个哲学思想上，柏拉图表现出古希腊人的宇宙整体和谐的思想。他的哲学观念结合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和赫拉克利特的理论，并在毕达哥拉斯学派比例和谐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涉及了比较广泛的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从早期希腊哲学中客体的和谐，经心灵的和谐，再到柏拉图首倡的身心两方面的和谐，这是自智者运动以来和谐观演进的必然结果，对后来者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整一性的普遍和特殊——亚里士多德
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继承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事业，在对哲学的探索上走得更远。他同前辈们一样，认为存在普遍的必然的理性知识，但不同于柏拉图只承认普遍的理念而忽视世界中的个别事物，亚里士多德强调普遍的知识只能从个别事物中获得，所以他重视个别事物，重视经验事实。
亚里士多德在赫拉克利特的宇宙和谐思想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和谐观点：“单一的和谐秩序是由最相反的本原混合成的”，这些本原“彼此谐和的聚在一起，……保证了整体的稳定” .显然，亚里士多德认为和谐是由部分与整体、一与多、对立与统一所构成的。
这种对立与统一的观念严格地体现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的本体说即形式—质料说中。在著作《形而上学》中，他把事物分为形式与质料两部分，两部分彼此对立。这种对立不是绝对而是相对的，质料仅作为一种可能性，是潜在的能力，它要使自己得到实现，必须获得形式，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形式是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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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是主动的能力，它要实现自己，才能完成自己的目的。因此就整个世界来说，从质料与形式，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的发展过程。当论及美的本质时，亚里士多德明显受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影响，认为“美的主要形式是秩序、对称和明确”。这一观点也在其讨论悲剧情节的完整与规模时得到具体的明确。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强调情节“各部分应有一定的安排，并且它的体积也应有一定的大小。”从本体意义上质料与形式的动态统一，再到具体领域中美的形式，显然，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整一被作为美的本质与和谐的规律而受到推崇。
希腊哲学的基本特征范文第2篇
关键词：科学 存在论 数学因素
abstract: have history of scienc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sociology of science shown the intrinsic process of the coming into being of science? no. this essay tries to analyze science’s own intrinsic process of coming into being from the ontological viewpoint in accordance with heidegger's thinking.
key words: science ontology mathematical element
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是指近代以来的实证科学，或者说近现代科学（modern science）。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讨论已使我们对近现代科学的产生过程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但其中仍有许多难解之谜。“既然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如此发达，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这个广为关注的李约瑟难题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这说明我们对近现代科学的理解还远远不够。
详细了解科学史上的每一个事实并不能保证我们理解了科学史，从逻辑上严密精确地分析科学的理论结构、研究过程和认识方法并不能保证我们理解了科学，而对于科学的社会背景以及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的把握也无法保证我们理解科学本身。
科学以万物为研究对象，同时又是人的特定的存在方式。科学体现着人与万物的一种存在方式，也是存在自身演历的必然结果。从存在论的视角考察近代科学是理解它的一种重要方式，而且是一种最为彻底的方式，因为只有这种方式才提供出对科学的内在理解，而其它的方式只是把科学作为一个外在的对象，对它进行外在的研究。
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虽然没有把科学作为他们特定的专题研究对象，却从存在论的层次深入地思考了科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克尔曼斯（joseph j. kocklmans）等美国学者沿着海德格尔等人的思路做了许多工作，他们把这类研究叫作“自然科学的解释学现象学”（hermeneutic phenomenology of the natural sciences）或“自然科学的解释学”（hermeneutics of the natural sciences）。在国内，吴国盛首先关注到对于科学的存在论研究，并把这类研究称为“科学存在论”（ontology of science）或“第二种科学哲学”1。由于现象学在海德格尔那里指的是思考存在问题的本源性方法，而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也是存在论层次上的解释学，所以上述不同的称呼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对科学的存在论研究或科学存在论尚未引起学人的足够重视，但它是真正理解能够标志我们这个时代本质的科学现象所必需的。科学哲学作为对科学的哲学探讨应该推进到科学存在论领域。本文试图在海德格尔等人工作的基础上，从存在论的角度对近代科学的产生问题加以初步的考察。
一、古希腊哲学为近现代科学所做的最初准备
近现代科学产生的存在论根源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哲学，那里发生的思想转变早早地为近现代科学做了最初的准备。
1. 古希腊早期的思想家对存在有一种源始的领悟。他们对于世界的开启、万物的敞开深有感触，原来处于掩蔽状态的神秘的万物竟然去蔽而公开出来，存在者存在着。早期思想家惊异于存在者的存在，纵身其中，应和着世界的显现。他们把这种开启、显现和公开叫作physis（自然），他们的主要著作均以“论自然”（peri physeos）为名。
后来，罗马人把physis译为natura。natura又被译为英语的nature、德语的natur等。但今天人们理解的“自然”已与希腊早期的physis有着根本性的差异。我们把早期希腊哲学，即前苏格拉底哲学，叫作自然哲学，是有道理的。但那时的自然哲学还不是近代自然科学的低级形态，与近代视野中的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有着本质的不同。
古希腊早期的physis不是后来那种与人对立的“自然”，它针对存在者整体，包含着人和神，也包含着政治和伦理。physis的基本意思是“生长”。但并非指量的增加，也不是我们所说的发展或变化。“生长”乃是涌现，即自行开启并驻立于自身，意味着进入无蔽境界，逗留于澄明之中，把自身展示出来。这是万物的现身。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干脆把physis与存在等同起来。作为存在的physis就是从遮蔽中绽出、公开而又持留、逗留，即现象，phainesthai，源始意义上的现象。作为现象的physis从隐蔽中走出，进入无蔽状态，这就是aletheia，真理，源始意义上的真理。
physis与存在的一致性能使我们很好地理解巴门尼德的《论自然》为什么以存在问题为核心。但是巴门尼德极力强调存在的不变性和永恒性。这一点为柏拉图所继承，并走向一个不同的方向。
2. 柏拉图用idea和eidos表示存在或physis。physis，涌现，现象，这个涌现出来的所“现”之“象”不就是事物呈现出来的idea和eidos（外观）吗？事物的外观就是它赖以显示自身于我们面前的“样子”，它赖这个“样子”并以这个“样子”而存在，而现身，而涌现（physis）。所以，physis必然连带出一个外观，idea。通过idea可以把physis讲得更清楚，更易于理解。
然而，physis是自行显现，而idea是显现出来的外观，即显现的结果。当柏拉图用idea代替physis时，就用显现的结果代替了显现本身。显现本身被忽略了。另一方面，我们极有可能看到同一事物的不同外观，但只能有一种外观与事物本身一致。idea当指这种真实的外观，而且它未必就是眼睛所看到的。严格来说，真实的idea，即通常译为“理念”的idea，只能通过灵魂才能把握。这种idea是事物的本体（存在本身），感官所感觉到的外观则只是本体的分有或模仿，或者干脆是假的，总之是有缺陷的。可感世界是与作为本体的idea世界相对立的。在physis变成idea时，phainesthai也就成为与本体（存在本身）相对的现象。
更重要的是，在柏拉图的idea中，数的因素特别地突出出来。可感世界只是意见的对象，idea作为可知的世界才是知识的对象。对idea的认识形成知识。知识是永恒的、可教可学的。在希腊语中，可教可学的东西又叫作ta mathemata，数学因素。毕达哥拉斯已经把数作为万物的本原了，当柏拉图把idea作为本体时，数的因素也进入了本体（存在）之中。作为本体的idea是数学性的东西，数学因素是事物的本质，是“存在本身”。同时，数学因素也是我们的灵魂本来拥有的，所以我们才可以不依靠感官就能把握它。这样柏拉图就把数学因素当成了人与万物的共同本质，只有依靠它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
3. 亚里士多德继续把追求知识当作灵魂的崇高事业。这种对知识的追求也同样改变了physis和存在的源初含义，不过与柏拉图有所区别。亚里士多德对存在和自然的考察过程是这样的：
⑴存在有多种意义，但最根本的意义是ousia，实体。
⑵自然（physis）有多种意义，但最源始的、最主要的意义是指，具有运动本原的东西的实体（ousia），自然就是某种ousia。
⑶ousia有多种含义：①是其所是；②普遍；③种；④hypokeimenon（载体、基质、主体、根据）。其中hypokeimenon最有资格充当ousia。hypokeimenon可能是质料，可能是形式，也可能是质料与形式的结合，但它应该是内在于某物的形式。
这样，亚里士多德把存在和physis归结为ousia，把ousia归结为hypokeimenon。ousia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既保留着存在和在场者之在场的意义，又表示在场者在其外观的是“什么”中。亚里士多德在上述所列的ousia的第一种含义可以体现出在场者之在场的意义，而后三种含义都已经是“什么”了，是经常的、现在的、永恒的东西，亚里士多德主要以hypokeimenon表示。
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和科学的任务就是研究原因，而原因可以归结为四类，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其中后三类其实是一类，可以用形式因或目的因表示。hypokeimenon就是内在于事物中的形式因或目的因，是事物最重要的原因，是根据、主体。
柏拉图把存在本身和physis的本质理解为idea（理念），亚里士多德则最终归结为作为原因的hypokeimenon（根据、主体）。随着physis变为idea和hypokeimenon，希腊人把握它们的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同步的变化。这种变化就体现在logos一词的演变之中。
4. 希腊词logos的最初含义是指万物遵循的尺度、比例或平衡关系，是一方对它方的关系，是事物把各种关系和比例聚集于一身从而呈现自身。海德格尔据此把logos的源始含义理解为“采集”，并在对赫拉克利特残篇的解释中印证了这种理解。作为采集的logos不是杂乱的堆积，而是相互协调使之和谐地涌现出来，“是把纷然杂陈与相互排斥者扣入一种归属一体的境界中”2。所以，logos最初与physis具有统一的意义。logos就是存在者的内在的集中和呈现，就是存在。
人在存在中建立自己的根基。人响应存在，与存在相和谐。所以人的本质就在于听从logos。听从logos就具有智慧。而听从logos就是以logos的方式行动，即以采集的方式行动。logos据此也指人的采集。人通过采集而承纳存在，展示存在，归属于存在。这就是源始的思，noein。当巴门尼德说“思与存在是同一的”的时候，他的“思”就是这种意思。
由于logos就是聚集而呈现，就是人的存在方式，所以它又引申为语言。人与存在者以logos的方式存在，就是在语言中存在，“语言是存在之家”。人对存在的响应就是对语言的响应，也是对智慧的响应。这种响应即爱，philo。对于存在、语言和智慧的响应或爱就是philosophia，哲学。
但是，以logos（语言）的方式的响应或爱，总要表现为人的说以及说出来的话。这种说以及说出来的话还可以被重复。在重复中就有可能失真，即仅仅是人云亦云，而没有真正响应存在。另外，说出来的话也可能与存在本身并不一致或自身相互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语言的保真，需要挽救对存在的响应或爱。于是，原来与存在自然而然的和谐一致就变成需要有意追求的了。logos在人身上成为一种有意识的东西。
当存在和physis变成idea和hypokeimenon，当philosophia由与智慧和存在的源始协调变成对知识的有意追求之时，logos就由采集、说话、语言变成了逻辑或理性。源始的思在这时就成为理性思维或逻辑思维。另外，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由于存在、physis成为ousia和hypokeimenon，对应着实体的种种状态、大小、关联等，即对应着实体和主体的种种规定和属性，logos也就成了种种范畴（kategoria）。
从古希腊早期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古希腊哲学的完成时期，原来相互统一的physis和logos分离成了相互对立的两种东西：一方是作为本体（“存在”）的数学性的idea或作为原因和根据的hypokeimenon，另一方是作为逻辑、理性或范畴的logos。原来作为响应存在的思（noein）也变成逻辑思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活动所引起的变化“是如此地具有决定性，以至于它表明了希腊思想的终结，同时这终结间接地为近代准备了可能性。”3 也就是说，这种变化从形而上学上为近代科学的产生准备了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二、希腊科学（知识）的演变
1. 近代科学正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所提供的视域之内逐步蕴育出来的。对于柏拉图，数学性的理念世界是要认识的对象；对于亚里士多德，原因和根据是要认识的对象。人的存在方式在这里突出地表现为求知，“求知是人的本性。”4 只有作为求知的人的存在方式才有可能创造出科学。
但古希腊的“知识”（episteme）与近代的科学（science）之间还有着本质的差异。尽管episteme已不同于古希腊早期的智慧（sophon），它“仍然以对存在者的希腊式的基本经验为基础。”5
episteme源于epistamenos，知其然的人，又指胜任、擅长某事的人。胜任即theoretike，能够思辨。思辨即theorein，指注视着某种东西并将所见收入眼帘。6 动词theorein的主词theoria，我们又译为“理论”。“理论”就是纯粹观照。亚里士多德把与存在者本身的关联称为theoria--纯粹观照。theorein由thea和orao构成。thea的意思是，在其中表现出某种东西的外观、外形、外貌，即柏拉图的eidos。orao的意思是观看某物，看到某物，观察某物。两者构成的theorein就指观看到存在者在其中显现的外观，并保持对此外观的看。theorein和theoria具有神秘和高尚的意义，以theorein规定自身并献身于其中，就是一种观看者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就是观看存在者的纯粹显现。但是，这种观看、思辨的生活，就是最高的“做”。7
对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来说，知识和理论是与techne密不可分的。techne不是功利性的技术，而是获得真理的方式。亚里士多德在取得真理的五种方式中，把techne列为首位。8 techne与知识、理论等都与实用没有任何关系，都是人的自由的求知，代表着人的完善状态，其中照射着诸神的在场。9 所以，从理论、知识和techne中仍可透露出人与显现的牵连以及人对显现的敬畏。它们与近代科学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
罗马人以contemplari翻译theorein，用contemplatio翻译theoria，意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contemplari意味着将某物划分成一块并在其中造起围栏，contemplatio则显示了切入、分割式的观看，针对眼睛所看到的东西所做的那种有安排的干预性过程在认识中得以突显。10 近代科学的理论则进一步加强了对实在的加工、干预和支配。理论就是对象化：把实在纳入科学的视野，使之成为科学的特定对象。实在作为对象化的对象，就与古代知识的对象有了原则性的区别。
2. 希腊时代以后，先是关注彼岸世界数学性idea的柏拉图主义在基督教世界中占居统治地位，后来亚里士多德主义逐渐代替了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哲学更注重研究实际的事物，鼓励了经验的研究。但是，不断增加的经验知识又越来越与依附于基督教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发生冲突，摆脱基督教体系之内的僵化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显得越来越必要。这时已开始了文艺复兴运动。通过发现和研究更多的希腊文献，人们重新发现了柏拉图。柏拉图主义再次流行起来。但这时的柏拉图主义不再否定世俗世界和可感世界，而是在肯定它们的背景下，追求事物背后的数理结构或数学规律。它最终伴随着人的本质的变化而导致了自然的数学化和知识的数学化。
人的本质在古希腊早期体现为承纳存在，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体现为追求知识的神圣的生活方式，在中世纪则由上帝规定着。它们都不是以人为中心，由人自身决定，而是另有所“本”。然而，从文艺复兴开始，人的本质逐渐由人自身规定，人自身就是人的“本”。而且人自身还成为一切存在者的根据，人的欲望和需求是最高的目的，人的理性是衡量一切的准则。
普罗泰戈拉曾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但他的人是指具体的人的存在。人的具体的存在是对存在之无蔽状态的限制，这种限制性的“尺度”承诺“存在者的遮蔽性及存在者的在场或不在场面对任何决断都依然保持着的岿然不动性，也同样承诺持久在场之可见外观在决断面前的岿然不动性。”11 近代的人则建立起一切存在者的存在都必须服从的强硬的尺度。希腊人作为“尺度”表明了人的有限性和存在的无限性，而近代人作为尺度则表明了人的无限性和存在的受限制性。
人的无限性使人成为主体，存在的受限制性使万物成为对象。“主体”一词在拉丁语中是subjectum，它是对希腊词hypokeimenon的翻译，意指载体和根据。subjectum可以指称一切存在者。任何存在者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它是subjectum，主体。但是，在人的解放的背景下，笛卡尔使人变成了唯一的主体。
三、笛卡尔哲学与近现代科学的产生
1. 我们如何确定自身与它物的存在呢？人的思维活动清晰明白地表明了人的自我的存在，思维和意识的存在是无可怀疑的，它保证了作为思维和意识的主体（载体）的自我的存在。自我这个subjectum首先被确定下来，它的存在和如何存在也构成了其它一切存在者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存在的示范。因为其它存在者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存在的标准就在于，它们是否象自我的存在及存在方式这样清晰明白，亦即是否具有自我这样的确定性。
人对其它事物的感觉是不可靠的，思维必须同时担当起确定其它subjectum的重任。在笛卡尔时代，思维早已不再是与存在共属一体的对存在的承纳和应和。思维即理性活动，亦即表象(representing)。表象不是对在场者之在场(presenting)的直接领悟，而是在场(presenting)的一种变式，是对在场者的把握和掌握，是把存在者限定到面前来并对之发动进攻，是从自身出发并以自身为根据向着被限定到面前的存在者领域的进发。在表象中，存在者不再是在场者，而是被限定到面前的坚固地站立着的对立物，即对象（object）。因而，表象就是进攻并控制存在者的对象化(objectifying)。“表象就以这种方式把一切共同逐入被如此赋予对象性的统一体中。”12
自我通过表象活动使一切纳入其视野的存在者对象化了，存在者在对象化中得以确定。在这种确定过程中，存在者的存在方式也同时被确定下来。存在者作为自我的对象而存在着。不具有对象性的存在者，即没有被对象化的存在者，因其没有被表象而不具有存在的特性，亦即是不存在的。这样，其它的subjectum 就不再是subjectum了，因为它们的根据不在自身，而在于自我。它们只能是对象、客体（object）。原来宽泛的subjectum现在专指作为自我的人。人成为别具一格的优越的subjectum，并因而成为唯一的主体（subject）。笛卡尔使subjectum分裂为 subject和 object，导致了主客的二分和对立。这种二分和对立既是近代哲学的特征，也是近代的时代特征，并同时构成近代科学赖以产生的基础。
2. 万物作为对象，由人确定其是否存在及如何存在，人作为主体就成为万物的中心和尺度。但只有存在者的存在及存在方式具有可靠性的情况下才能保证主体的中心地位。表象着的自我在实施对象化的过程中要求着可靠性，并指向可靠性，“这种可靠性就在于，有待表象的任何事物和表象自身一起被逐入数学性的idea的清晰明白之中并凝聚在那里。”13
自我作为主体在表象存在者时只有通过数学的计算才能使存在者的存在得以真正确定。只有预先计算出存在者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种种状态，才使存在者真正成为可靠的对象。计算是理性思维的本质所在，主体的表象方式就是去计算事物，表象活动的对象化过程就是数学的计算过程。如此这般通过计算思维而使存在者的存在在这种对象性中被寻求之际，就出现了近代科学。
近代科学把对自然的研究变为固定的程序，预先要求着一种基本的敞开区域。通过对存在者的筹划（projection），研究程序就依附于并固执于这个敞开区域。数学因素是这个敞开区域的基本特征，特定的时空观、物质观和运动观是这个敞开区域预先规定的基本框架。对于任何事物，都必须从这种数学性的基本框架出发加以认识。这种数学性的基本框架使得对自然的认识具有严格性和精确性，使得自然在测量和计算中被表象。
近代科学的敞开区域预先规定的基本框架决定了近代科学的方法本质上是一种数学的方法。我们常说实验和数学是近代科学的两大基础，但近代科学的实验本身就是数学的，它是在基本框架的指导下，由数学因素要求出来的，因而不同于古代和中世纪的“实验”。罗吉尔•培根的“实验”不属于近代科学，因为它不是数学性的。
数学因素的优势地位在17世纪正式确立起来，制造出主客二分的笛卡尔同时也赋予近代科学以数学本质。在笛卡尔那里，数学是指广义的数学理性或数学因素。它是普遍的、决定性的学科，“是一切学科的源泉”14 所以数学成为理性的代名词，理性就是数学理性或数学因素。它集中体现于对公理化知识的欲求之中。笛卡尔说：“方法，对于探求事物真理是绝对必要的。”15 而“全部方法，只不过是：为了发现某一真理而把心灵的目光应该观察的那些事物安排为秩序。”16 这种排序就是使之公理化，亦即首先确定最高的第一性的公理，然后从中引出各种事物的存在和属性，引出存在者的存在方式。
数学因素不仅仅体现于一般的科学方法之中，它注定要转化成实在的数理规律，成为人和其它存在者的形而上学规定。只有数学性的实在才是可以接受的真实的实在。主体对事物的表象因数学因素而使事物的对象化得以实现。
数学因素的本质就在于预先开启一个事物在其中现身的领域，在此领域中公理性地筹划出对事物的设定，敞开事物的基本轮廓，并以此为尺度界定所有事物的存在和存在方式，确定与自然打交道的方式。数学因素导致近代狭义数学的形成和发展，并使之应用于其它近代科学之中。实际上，“近代自然科学、近代数学和近代形而上学都是源出于广义的数学因素这个同一根源。”17
数学因素作为近代科学的基本特征，在伽利略那里得到最终的定形，在笛卡尔那里又获得形而上学的形式，在牛顿那里则发展出完整的科学形态。牛顿力学作为数学因素在近代科学中的首次完整体现，标志着近代科学的正式产生。在牛顿定律的发现以及被确立为基本定理的过程中，“包含着一场革命，它属于人类思想的最伟大革命”。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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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希腊思想的开端到近代，人的存在方式发生了两次重大的变化：从建基于存在者的自行公开、自身涌现，亦即与存在的源始协调，到“观看者的生活方式”，亦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纯粹求知方式，最后变成主体性的生活方式，亦即主体以自身的数学理性表象事物的对象性生活方式。与此同时，事物或存在者的存在方式也发生了同步的根本性变化：从“存在”，physis, phainesthai到idea, hypokeimenon，再到被主体对象化的对象。这样的变化过程就是近代科学产生的历史。
注释：
1、吴国盛：“第二种科学哲学”，载《自然哲学》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6；又收入吴国盛《追思自然》，辽海出版社（沈阳）1998。
2、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北京）1996，第135页。
3、5、11、12、martin heidegger, "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harper & row, 1977, p143, p143, p147, p150.
4、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北京）1991，第1页。
6、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卷），孙周兴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第597页。
7、10、martin heidegger, "science and reflection",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harper & row, 1977, pp163-4, pp165-6.
8、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2，第117页。
9、参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一卷第二章。
13、martin heidegger，“the word of nietzsche：‘god is dead’”，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harper row, 1977，p89
希腊哲学的基本特征范文第3篇
一、中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
1.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和发展
西方以古希腊为代表的思维艺术，其整体有机思维是相当发达的，以致“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2][1]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腊的思想家除了运用整体有机思维艺术外，更发展了形式逻辑思维艺术，形成为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这种思维艺术的特点，按发生认识论创始人皮亚杰的解释：“主要特征是它们有能力处理假说而不只是单纯的处理客体，”[3][1]从仅仅可能的真实性中“抓住各种可能的变换，并且只凭想象或演绎的事件去同化现实，”[4]③并引出必要的结论，从而构成假说——演绎推理程序。西方第一个哲学家，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泰勒斯，在几何学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同时，揭开了这种思维艺术的序幕。英国著名希腊数学史家希思在总结泰勒斯在几何学上的发展的贡献时指出：“几何学开始成为建立在一般性命题之上的一门演绎科学。”[5][1]毕泰戈拉及其学派推进了这种思维艺术，而亚里士多德在制定形式逻辑这门学科的同时，制定了以形式、分析、演绎为特征的思维艺术。后来欧几里德又进一步把这种思维艺术贯彻和运用到几何学中，从而进一步完善了这种思维艺术。
这种以形式逻辑为主要工具的思维艺术，对西方、特别是对西方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科学的发展基础之一，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的伟大成就。正由于这种思维艺术的强有力的影响，即使进入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奴婢;占主导地位的经院哲学，也并末能从根本上否认理性和形式思维的作用，它主要是运用形式逻辑的艺术，从外在的权威，即教会所肯定和解释的圣经出发，演绎、推论出事实。这种思维艺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继续发挥着其特有的重要作用。
总之，西方思维传统中既有整体有机思维艺术，也有形式思维艺术，但后者长期以来占着主导地位，并对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特别是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等等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当这种思维艺术发展成为一种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时，就成为人们进一步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以及提高人的认识能力的障碍，因此有必要向更高一级的整体有机思维艺术，即辩证逻辑发展。即便这样，这种形式分析思维仍未丧失其价值。它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以往古希腊和15、16世纪以来，西方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中取得的辉煌成绩就是明证，因此今后还可以继续作出贡献。就西方来讲，当前更为需要的是运用辩证思维，因为无论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都已进入需要进行广泛综合的时代。正像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学会辩证地思维的自然科学家到现在还屈指可数，因此“不仅哲学，而且一切科学，现在都必须在自己的特殊领域内揭示这个不断的转变过程的运动规律。[6][1]只有运用唯物主义的辩证逻辑，才能做到这一点。
2.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和发展
与西方传统思维艺术一样，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在人类思维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比较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特征，正确概括和科学评价我国传统思维艺术的长处和短处，探索它在现时代的转换趋向，使其更适应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实践，是当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是指自古代延续下来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思维结构模式或思维定势。其基本特征，在于经验整合型的主体意向性。就基本模式及其方法而言，它是经验综合型的整体辩证思维;就基本程序和定势而言，则是意向性的直觉、意象思维和主体内向思维;两者的相结合，体现了我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面貌。中国传统思维的经验综合性同西方的理性分析思维相对立，它倾向于对感性经验作抽象的整体把握，而不是对经验事实作具体的概念析;它重视对感性经验的直接超越，却又同经验保持着直接联系;它主张在主客体的统一中把握整体系统及其动态平衡，却忽视了主客体的对立以及概念系统的逻辑性和形式化，因而缺乏概念的确定性和明晰性。中国传统思维的意向性从“天人合一”的整体模式出发，导向自我反思而不是对象性认识。它突出了思维的主体因素，而不是对象因素;突出了主体的意向活动及其价值判断，而不是认识主体对客观实体的定向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似乎有点像西方的现象学，但却没有现象学那样的意识“还原”和“悬搁”;它不仅承认对象客体和本质、本体是存在的，而且把自我和自然本体合而为一，构成了一个整体系统。
经验综合的最终结果，把人和自然界（包括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因而表现为整体辩证思维。李约瑟认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到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7][1]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最显著优点在于辩证思维。这种辩证特性，主要包含两点：一是整体思维。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强调整体观点，认为世界（天地）是一个整体，人和物也都是一个整体，整体包含许多部分，各部分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因而构成一个整体，想了解各部分，必须了解整体。“天人合一”是这种整体思维的根本特点。人和自然界不是处在主客体的对立中，而是处在完全统一的整体结构中，两者可以互相转换，是一个双向调节的系统，即人依靠自然界而生存，自然界亦有待于人的调整安排。这表现在思维艺术上，虽然有形上与形下、体和用之分，但形上不离开下，本体不离作用，浑然一体，不能区分。二是相反相成思维。它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研究问题，就要注意所研究的对象的两个方面。同时认为所有对立的两方面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包含的。老子的“反者道之动”，被看作是重要的思维原则。在以后的发展中，又提出了“无独必有对”、“物极必反”和“一”与“两”的命题。
显然，传统思维艺术并不都是保守、落后和消极的，它不仅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思维特点和风格，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而且对整个世界历史都具有价值和意义。除上述辩证思维对我国古代科学和民族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外，经验整合型的整体思维同当代的系统论整体思维也有某种相似，它不仅在人体生命科学如中医学中具有生命力，而且对于其它综合性科学也有启发意义。再如直觉思维、意象思维不仅在伦理学、美学和艺术领域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而且蕴藏着极大的创造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并且同当代符号学有某种联系。它是科学思维不可缺少的基本素质。至于主体意向思维，对于确立认识的主体性和实现人的自我价值，更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中国传统思维毕竟是前科学的直观性思维，而不是建立在近代工业社会及其科学基础上的科学思维。因此，必须大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理论及其思维成果，彻底改变传统思维的模式。
首先，必须补上形式思维这一环节。正如在经济的发展上，我们不能跳过“商品经济”这一环节一样，在思维的发展上，我们也不能超越“形式思维”这一阶段。而且，历史的辩证法还在于，经济上的“商品化”与思维上的“形式化”，在西方几乎是同步产生的，两者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形式思维把人类思维从笼统的整体性推向细节性、定量化，体现出思维的精确性。黑格尔把思维的形式化过程称为“知性思维”或“理智”。辩证法一方面是对客观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反映;另一方面，它又是对知性有限性的否定。可以说，没有发达的知性思维过程，就不会产生作为对知性思维的扬弃的辩证法。现代的辩证思维之所以不是古代的直观的朴素的辩证法，原因就在于它是在知性思维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
用思维发展的一般过程来对照我国传统思维艺术，不难发现它的要害之处在于缺乏知性思维的充分发展这一环节。它的优点是整体性、系统性、辩证性，但却是立足于直观性、类比性的基础上，因而只能是朴素的辩证思维。而“扬弃”这种朴素的辩证思维，只能是它的否定方面——知性思维。明朝徐光启意识到了中国思维艺术的这一弱点，认为西方科学的长处在于严密的逻辑体系，并把这一思维方式比喻为绣鸳鸯的“金针”，而中国人没有掌握住这一“金针”。因此，加强我们思维中的形式化、定量化、确定性和程序化、模式化的因素，是提高中华民族思维艺术水平，把朴素的辩证思维提高到科学的辩证思维的必经环节和阶段。
其次，必须注重科学技术知识。严复在比较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与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时，认为就思维对象或内容而言，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就在于以“古纸堆”为对象与以“自然界”为对象的区别。西方科学技术在明代以前并无超越中国人之处，后来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了，其原因是西方科学叫人面向自然界、宇宙，而中国人则皓首穷经。中国人普遍认为，科学技术无论多么高明总不过属于“艺”和“器”的部分，这部分本属学问的“粗迹”，懂得不算稀奇，不懂不为可耻;只有“真心诚意”的大道理，“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才是最有价值的大学问。于是造成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畸形状态：科学研究、创造发明不被鼓励，它只能自生自灭，循环迭现;知识分子很少有人以全副精力致力于此，结果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始终是感性的，缺乏理论和逻辑，往往不能形成科学公理。尽管四大发明源于中国，但却没能引起科技变革，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关系、思维艺术的巨大变革。约克多·雨果说：“在欧洲，一有一种发现，马上就生气勃勃地发展为一种奇妙的东西，而在中国却依然停滞在胚胎状态，无声无息。中国真是保存胎儿的酒精瓶”。中国人要改革自己的思维传统，提高思维艺术水平，必须要从“古纸堆”中跳出来，改变轻视、打击和冷遇科学技术的恶习，要象西方人那样，面向自然界、宇宙、努力钻研和认真学习科学技术。
我们要在继承我国优秀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吸取西方思维的成果，以发展、改造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使之更为科学化、现代化。而要实现这一目的，我们在改造传统思维过程中还必须做出以下努力：
第一，要站在现代思维的水平上对思维传统进行反思。一方面，我们对思维艺术的调整改造，无需简单重复西方曾经走过的路。我们必须运用的观点，站在现代思维和现代实践的高度上，对西方已经走过的思维道路以及现在的思维趋向进行分析。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站在现代实践和现代思维水平上，自主地展开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思维艺术的交流。在现代的信息条件下，人类思维正不断趋于同步化;但这种同步性、统一性是以多样性、差异性为基础的。我们要形成的是以哲学为基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样化的现代思维，只有这样，才能起到具有世界意义的作用。
第二，要把思维艺术的变革与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活动方式的变革结合起来。思维艺术的变革决不是单项的，而是社会整个变革中的一项。现代思维的特点之一，便是它与行为、生活和活动的紧密结合，并具有较快的转化节奏和周期。马克思指出：“甚至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8][1]思维艺术的变革本身，就是人们要求变革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活动方式的体现;思维艺术只有与活动方式结合起来，才展现出变革的意义。
中华民族传统思维的形成，已有五、六千年的光辉历史。挖掘埋藏于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宝藏，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开放性的现代化思维，不仅需要同世界上其它民族的思维进行交流，也需要吸取传统思维中的精华。可以确信，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中，完全能挖掘出可供借鉴的珍品，并使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重放异彩。
二、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及文化背景
1.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
中西方思维艺术的比较研究，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任何一种思维艺术，都是一定时代的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因而都具有某种合理性，同时也都具有某种局限性。从纵向来看，后起的思维艺术，并不能全盘否定、先前的思维艺术，正如高级的社会运动的出现并不能否定低级的机械运动的作用一样。从横向来看，不同地域的思维艺术，在整个人类思维的发展中，都只是一个方面或一个侧面，不宜硬去比较孰优孰劣。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各种思维艺术都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它们之间的结合和互补，开辟了人类科学思维的道路。因此，在中西方思维艺术的比较研究中，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各种思维艺术的特点、历史作用及发展趋势。
为了从总体上了解和把握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有必要将中国与西欧两种学术思潮及思维艺术变迁的基本路线作个粗略的划分：
在中国，公元前2000－221年，即由殷周的巫史文化到春秋战国诸子文化的兴起，为中国学术思潮与思维艺术开源的第一阶段，这是由原始宗教到理性觉醒的时期;大约公元前206－公无1644年，即由两汉儒学经术的发展经魏晋隋唐时期儒、释、道的斗争，直至宋明思辨“儒学——理学”，为中国思维发展的第二阶段，这是以带神学色彩的儒学与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从公元1644－1919年，即由清代古文与今文经学至对儒学的批判，是中国思维发展的第三阶段，这是西方近代民主思潮与科学技术开始在中国传播的时期。
在西欧，从大约公元前3000－100年，即由古希腊英雄神话时代到古典希腊哲学、科学、艺术的启蒙兴盛，为西方思维发展的第一阶段，这是由原始宗教到理性的觉醒的时期;从大约公元前100－公元1000年，即由古希腊、罗马哲学与基督教的融合，到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形成，为西方思维发展的第二阶段，这是僧侣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神学的时期;从大约公元1100－1600年，即由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导致的文艺复兴到近代实验科学的诞生，为西方思维发展的第三阶段，这是理性复活和科学兴起的时期。
上述中西方学术思潮与思维艺术变迁的脉络基本上是相似或相同的。只是在中国，带宗教色彩的儒学——理学统治时期比西欧中世纪神学统治时期更长（约长800年）。不过，就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具体内容来看，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第一，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以人伦为中心，呈现出以天道与人道相结合的主客体互溶的致思倾向;而西方传统思维艺术崇尚自然，呈现出以自然为主要对象的致思倾向。
中国古代的灾难性气候，象梦魇一样压抑着一代又一代的先民们。人们无力战胜自然，于是在幻想中寄希望于人间的英雄。随着原始英雄的崇拜。中国传统思维中重视人伦、轻视自然的倾向也由此而萌发。这种轻自然、重伦常，反天道、重人道的社会思潮，在春秋时展为一种普遍的时代精神。在古代思维中，这种以人道、伦常为视觉焦点的特征，经过长期历史的积淀，以逻辑的格的形式固定下来，作为一种致思倾向，成为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显著特点。愈到后来，这种思维艺术就愈成熟，愈具有丰富的内涵。从广义上说，思维艺术作为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它与中国人文文化是互为表里的;从狭义上说，由这种思维艺术所建构的哲学，是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是致意于做人的“明智之学”。
中国文化具有人文主义特点。但这种人文主义不同于西方的人文主义。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注重社会的人格，而不是注重个体的人格。人们习惯于从关系中去体验一切，把人看成群体的分子、群体的角色，而不是单个的个体，得出人是具有群体生存需要、有伦理道德的自觉的互动个体的结论，并把仁爱、正义、宽容、和谐、义务、贡献之类纳入这种认识中，认为每个人都是所属关系的派生物，他的命运同群体息息相关。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练就的思维艺术，必然深深地打上此种文化的印记。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致思倾向，多侧重于向内探求，认为价值之源内在于一己之心，因此十分注重“修身”，即认识自身、完善自我，由此出发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此，伦理原则是第一位的，“善”与“不善”是一切社会行为和科学活动的准绳，“内圣外王”是修身、内省的最高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有“反求诸己”、“反求自识”、“反身而诚”的功夫。
但是这种内倾性，并不突出独立个体的地位，相反，群体是包括个体的;个体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其价值标准是伦常秩序。“崇善”的极境，一方面是内心、本心的完善;另一方面是外在行为（视、听、言、动）必须符于“礼”，即符合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礼”成了修身、内省的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是，伦常秩序（“礼”）不是由外面强加给个人的，而是个人通过修身、内省自然地推出来的，因而个人也就自觉地、诚心地服从它。人们既然以伦理道德为纲常，自然界、功利等等就都在视野之外了。思维的中心内容，便只是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这是农业——宗法社会里思维艺术的典型特点。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内倾性，也不是完全排斥自然，除了少数唯物主义哲学家将自然作为自身之外的对象来研究,一般来说,主导方面是将自然包容于心，“万物皆备于我”，以人为天，天人合一，还原为心。西方人把自我意识与意识对象（自然界）的界线划得很清，因此他们有系统的本体论、认识论。中国人则基本上不在内心世界与外部自然界之间划出鸿沟，在传统的思维艺术中，这两个世界是互相交错、互相渗透、互相结合的。当然，在中国思维发展史上，也有将两者分离的。
中国传统的思维艺术，从反天道、重人道，发展到将客体自然（天道）化为主体人心（人道），使主客体互溶，这样，自然也就失去了感性的形式，而被人化为具有伦理本质的东西。这是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一个基本倾向。
在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由于受到自然的恩赐，人们对于自然界的态度，却不象中国原始民众那样始终受到灾难性气候的威胁而产生对立情绪。因此，从古希腊开始，就形成了探索自然知识的学术传统。古希腊的文献记载和哲人们的著作残篇都说明自然界是这些思想家研究的对象。恩格斯说：“最早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9][1]古希腊文明衰落以后，其崇尚自然，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的思维传统却一直在西方延续下来。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作为自然科学的哲学家比比皆是。到了现代、当代，这个特点更加突出。爱因斯坦说过，现代著名的物理学家，几乎都是哲学家。爱因斯坦本人就是一个例子。这种情况在中国是极少有的。自孔子以降，到近现代以至当代，思想家兼自然科学家的廖若晨星。中国古代的人们当然也研究自然，但大都把自然与社会的政治伦理相联系、相附会，从现实的利益需要来看待自然。而西方的人们大都是为了纯粹的追求知识而探索自然的奥秘，把自然界视为比较独立的研究对象。显然，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与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视觉焦点是不一样的。中国近代以后在科学方面的长期落伍，固然与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和小农经济有密切关系，但也不能忽视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视觉焦点不在自然界这一重要原因。
崇尚自然，研究自然，极大地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而自然科学的发展又发反过来促进了思维艺术的发展。在古希腊，自然界还被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自然现象的总联系还没有在细节方面得到证明，世界被看成是从某种浑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在思维艺术上，就表现为天然的纯朴的形式，表现为整体上的朴素的辩证法与唯物主义。到15世纪下半叶，近代自然科学诞生，一直到18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是力学和数学，各门自然科学正处在材料的搜集阶段。这种状况影响到思维艺术，就形成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思维传统。18世纪下半叶以后，欧洲近代自然科学由搜集材料阶段发展到整理材料、各学科互相综合和渗透的阶段，自然科学系统地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在这种背景下，“新的自然观的基本点是完备了：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的和循环中运动着。”[10][1]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艺术，就是在这样的自然科学基础上产生的。
西方思维艺术中的崇尚自然，以自然为视觉焦点的致思倾向，是十分重要的特点，它不仅加速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形成了科学与民主的传统。
第二，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具有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特点;而西方思维艺术则具有实证性、局部性和精确性特点。
人类思维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一般说来，思维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源于原始的生产方式。原始人类的生产实践水平和科学认识水平都极低，原始人对自然未有精细的认识。在原始人类面前，自然界是一个神秘的、不可战胜的整体力量。同时，原始人分化主客体的水平非常有限。因而这一时期的思维就具有意会体悟的直觉性、笼统素朴的整体性和朦胧猜测的模糊性。
这种特点，在古代中国和古代西方的思维艺术中都存在。西方以古希腊为代表的“天然纯朴”的“天才直觉”的思维艺术，随着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在15世纪以后逐渐被一种追求局部性、精确性、实证性的思维艺术所代替。在中国，自然科学在古代取得辉煌成就之后，到近代却没有获得长足的进展，即没有象西方那样进步到对自然界的解剖、分析。自然科学的停滞不前，以及农业型自然经济的长期延续，“大一统”宗法社会的不断加强，使中国传统思维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相反却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思维艺术有代表性的特点。
意会体悟的直觉性。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思维具有内倾性;而直觉性则与内倾性有密切的关系。内倾性强调向内寻找，如“反求诸己”、“反求自识”、“反身而诚”等，这种内省的方式往往不能用明确的言语表达，即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人们也就只能靠感觉、体验、意会、领悟来把握它，而毋需理性逻辑思维的成分，因而往往带有神秘色彩。直觉虽然直到现代仍然是人类多种思维艺术的一种，在认识世界中不可缺少，但如果片面加以夸大，把它作为认识的唯一源泉，否定推理思维和实践活动在认识的作用，这样就歪曲了直觉思维的本质，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主观唯心主义。
笼统素朴的整体性。在中国，自然科学没有发展成为近代形态，没有一个分门别类作精确研究的阶段。进入近代以后，也就一直保持了整体性思维特点。整体性思维对世界的把握是笼统的而不是精确的。整体性思维把世界看成是某种从浑沌中产生出来的一个整体，一个不断变化、不断流转的过程。它注重自然和谐，习惯于融会贯通地把握事物，而不主张从局部、细节上把握事物。它把人同自然界结合为一体，主张人参与自然界;自然界渗透于人“心”，所谓“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现代思维虽然也强调整体性、综合性、系统性，但它是在认识各个细节的基础上对整体的科学把握。而中国传统思维的整体观并没有经过对整体的剖析，其思维水平依然停留在早期朴素的认识阶段，因而有待向现代思维靠拢。
朦胧猜测的模糊性。以整体性为特点的中国传统思维往往固执于对事物的质的判断，而忽视对事物作量的分析;描述事物不求准确清晰而往往带有朦胧的猜测成份;其思维范畴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和多义性;在方法上，则讲究“设象喻理”、“刻意神似”，而疏于推理、鄙薄形肖。这种思维艺术只能给人们提供关于事物的模糊整体图景，缺乏令人信服的逻辑力量。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由于历史的局限而存在着很多缺陷，但综观人类思维发展的全景，这种思维艺术是人们认识世界必不可少的手段，它也可以向更高水平发展。思维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在某些相应的场合有它独特的作用，这种作用往往是其它思维艺术所不能代替的。在中国哲学史上，多数哲学家注重对事物的总体把握，注重事物的运动和联系，与这种思维艺术有着密切联系。
在中国，思维艺术的发展历程，没有明显的阶段性差异，基本上是一以贯之地渐进发展;而西方思维艺术的发展历程却不一样，古希腊思维传统和西方近代思维传统有明显差别。近代以后，由于经验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西方思维艺术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古希腊时期形成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思维传统，在近代科学冲击下几乎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与近代自然科学相适应的，以实证性、局部性和精确性为特点的思维艺术。
以古代科学以经验为主不同，近代科学以理性为主，十分重视实验的或实证的方法和归纳的方法对科学发展的作用。这个方法的创始人是英国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培根。在他看来，感觉是完全可靠的，是一切知识的源泉，因此实验科学具有重要意义，科学本身就是实验的科学;任何可靠的真理都必须用大量事实作依据，然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材料，把单一的、个别的东西上升到一般，上升到理论。培根开创的重视观察和实验、重视例证和归纳的科学方法论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直到现代，它依然是西方思维艺术的主流。
近代以后，西方思维艺术除了突出实证性以外，由于受到自然科学发展状况的影响，还形成了局部性、机械性、形而上学性等特点。从15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末，是西方自然科学分门别类地搜集材料的阶段。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天文学、化学、生物学等在这一时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发展得最快、最成熟的是力学，它是近代自然科学诞生后的第一门独立科学。所有这些学科，都是孤立地、静止地进行研究的，每个学科都只看到自己领域里的局部材料，而没有把自然界的事物看作是运动着的有机联系的整体。牛顿力学的巨大成功又使得机械力学规律被片面夸大并用来说明一切自然现象。自然科学发展的这种状况，深刻地影响到人们的思维艺术。培根和洛克最先把这种孤立的、静止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研究方法带到哲学领域，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运用和发挥，积淀在人们的深层心理结构中，成为西方思维艺术中一个重要方面。
自然科学的分门别类和量化发展，也带来了思维艺术上的精确性特点。近代数学的巨大发展，正是由近代自然科学对精确性的要求所致。天文学、力学、生物学、化学等科学领域，都需要精确的计算。近代的力学家几乎都在数学上有很深的造诣。同时，由于实证思潮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某一理论的建立，必须有精确的经验事实支持。这种对于精确性的追求，在西方思维艺术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以至于直到今天，对于无论什么结论，西方人几乎都会问：有没有数字根据？统计是否精确？
西方思维艺术的实证性、局部性和精确性，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产物，它在人类思维发展史上起过重大作用，但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特点却难免暴露出局限性，如实证性和精确性原则在许多科学领域里（特别是在微观物质领域里）就得不到支持;对局部性的片面夸大，必然导致机械论和形而上学，从而阻碍对世界全貌和事物间总体联系的把握。
第三，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疏于逻辑推理，忽视理论体系;而西方思维则强调逻辑推理，重视理论体系。
中国传统思维中意会体悟的直觉性、笼统素朴的整体性和朦胧猜测的模糊性，蕴含着系统思想的萌芽。“大化流行”、“万物化生”，天地万物浑然一体，这些都是对对象世界的比较正确的描述。中国传统思维虽然能系统地整体地思考对象，但却不注重逻辑推理。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思维对事物的把握，往往通过体验、意会和领悟，讲究“设象喻理”、“刻意神似”，而不注意运用严密的逻辑推理。
诚然，在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发展进程中，逻辑思想曾有过一段辉煌历史，如先秦时期的辩者派和正名派，特别是辩者派中的墨辩逻辑，就曾兴盛一时。在先秦逻辑思想中，不仅有形式逻辑的内容，而且有较发达的辩证逻辑思想，同时还有数理逻辑和语言逻辑的萌芽。墨辩逻辑的“三物”（故、理、类）理论，可与西方的三段论和古印度的因明相媲美。但中国传统的逻辑思维，终究是不发达的、低水平的。其一，中国的逻辑思维不象西方那样有关于思维形式和论证方法的系统完整的理论。《墨辩》虽然是一部逻辑的著作，其中有非常丰富的逻辑思想，但在公理化形式方面是薄弱的，未形成完整的逻辑推理演绎系统和方法论体系。其二，中国传统的逻辑思维艺术，往往与伦理的规范和政治上的刑名法术思想紧密相连，并屈从于伦理和政治，这样就削弱了对逻辑思维艺术的探索。其三，先秦的逻辑理论，大都偏于对某些概念、命题的论争，如名实之争，关于“白马非马”、“离坚白”的争论等。同时，在说明一些逻辑观点和方法时，仍然采取“设象喻理”的办法，用生活故事和文艺形式等形象思维方式阐释甚至代替逻辑规则。其四，“设象喻理”的思维方法妨碍了逻辑向符号化、形式化发展。在中国先秦之后，逻辑思想基本陷于停顿，纯逻辑研究几乎没有了，更谈不上如西方那样发展到近现代逻辑，如概率逻辑、模态逻辑、模糊逻辑、语言逻辑等。
由于疏于逻辑推理，中国自先秦以来一直强调“实用精神”，而缺乏“理性精神”。这可以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加以分析说明。从内容上看，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十分重视“经世致用”，重现实，重人伦，强调理论必须维护伦理纲纪，必须有益于政治，认为探究理论的目的是为了眼前的实用。而西方学者往往并不注重学术理论与人们实际利益的直接关联，亚里士多德就说过，希腊人“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11]西方很多学者都是为了纯粹的求知去探求客观世界的奥秘。这种学术传统使很多著名的理论体系得以诞生。而中国学术史上，这方面却是个弱点。从形式上看，中国传统思维不重视宏观、系统的理论表达方式，而是采用“设象喻理”、“微言大义”、“语录体”等表达方式。“语录”需作详细注释、发挥，“微言大义”之义蕴何处也不很明确。因此，中国有一门独特的学问，称之为经学，即训解或阐述儒家经典之学。形式是由内容所决定的，理论体系的贫乏导致表现形式上的这种状况。
西方的逻辑思维传统发端于古希腊。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作为传统形式逻辑的奠基人，提出了完整的逻辑理论体系。现代形式逻辑的许多重要内容，在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了基本面貌。由亚里士多德开创的逻辑学，在西方思维艺术的发展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到近代以后，英国培根对逻辑学又作出了重大发展，他针对亚里士多德逻辑重演绎、轻归纳的特点，第一个系统地制定了经验的归纳法。他的归纳逻辑运用了“三表（本质和存在表、差异表、比较表）法”，并以此丰富和发展了亚里士多德逻辑中的简单枚举归纳法。到19世纪，英国哲学家穆勒把“三表法”推广为契合法、差异法和共变法，同时还创立剩余法，发展了归纳逻辑。逻辑思维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在于是否达到公理化、形式化水平。在西方，早在17世纪末，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就曾试图建立形式的演绎逻辑，并在逻辑的符号化方面作了一些努力，成为数理逻辑的先驱。19世纪中叶，英国数学家布尔创建了以他命名的逻辑代数系统，使逻辑形式化有了重要发展。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逻辑学家弗雷格第一次表述了具有现代化形式的数理逻辑命题演算体系，即构成了最早的命题逻辑的公理系统。到2O世纪30年代，现代逻辑又取得了几项辉煌的成就。
西方现代逻辑向公理化、形式化的迅速发展，充分说明了重视逻辑思维的传统在西方思维艺术中所占的主导地位和所起的重要作用。拿这种思维传统与中国思维传统相比较，就会看到，在中国，逻辑学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现代逻辑的所有成果，几乎全是从西方引进的。从中也可清楚地看出中国思维传统和西方思维传统的明显差别。
西方思维除强调逻辑思维外，还非常重视理论的体系化。西方人在探索自然界奥秘的过程中以“求知”、“爱智”为目标，追求理性的享受，着重发展知识论。各种理论体系象一个个螺旋上升的圆圈，绵延在西方思想史的长河中。亚里士多德以博学著称，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其著作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认识论和心理学等各个方面。他不仅把各个领域的知识汇合成一个庞大的体系，而且每一领域的知识也自成体系。在他之前，柏拉图的唯心主义理论体系是人们所熟知的。到中世纪，正统经院哲学系统化，形成了托马斯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再往后，近代西方则是理论体系层出不穷的时代。法国笛卡尔不仅建立了物理学和数学的体系，而且还论证了他的“形而上学”世界观体系，以及以几何学为标本的理性演绎方法体系。英国洛克在巨著《人类理智论》中建立了庞大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的理论体系。德国人更不愧是构造理论体系的好手。康德的“三大批判”构成了著名的先验论。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其中每一部分又都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理论体系也是人们所熟知的。现代西方思想家也非常重视知识论理论体系，理论自然科学的发达和哲学派流派的蜂起说明了这一点。
2.西方思维艺术差异的文化背景
中西方思维传统的差异为何如此之大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其中经济文化背景尤为突出。任何一种类型的思维艺术，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由人们思想活动的逐步演变和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就是说，思维艺术的起源和演变是时代精神变迁的产物，其最深厚的基础固然如马克思所说是“尘世间的粗糙的物质生产”，而生产关系、政治法律制度、思想意识等，则是这种精神同经济基础之间的不同层次的中间环节。分析中西方思维艺术差异的背景，我们既要从经济基础出发，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探究思维艺术产生和存在的根源，又要从思维艺术所依附的社会子系统着眼，透视社会文明状态对思维艺术的影响。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产生于这样的条件：第一，半封闭的大陆型社会地理环境。这种地理环境，与欧洲一些国家的开放性的海洋环境不同，其特点是交通阻隔，信息封闭。自然的隔离带来与外部社会的隔离。第二，既不同于游牧经济，也不同于工商业经济的农业型自然经济。这种农业经济使中国社会文化心理（包括思维）具有很强的农业社会特征。第三，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这种社会结构使人们注重血缘，膜拜祖先，推崇传统。另外，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对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正是在上述诸条件下形成了与西方思维艺术迥异的中国传统思维艺术。
在几千年的西方文明史上，思维艺术的发展进程呈现出多样化，即使在同一时期内，西方各民族、各国的思维艺术也不尽相同，甚至相差很大。我们分析西方思维艺术的产生条件，只能根据有比较代表性的社会环境对思维艺术的影响，论其大略。第一，西方文明就地域而言，主要是地中海沿岸地区，这里气候温暖湿润，海上交通发达，从而大大促进了农业、工商业和航海业的发展。自然的开放带来向外部社会的开放。第二，在欧洲，从古希腊开始，就以工商经济为主。农业经济虽然存在，但对社会历史和文明的发展影响不大。这种经济类型，特别是商业活动，以其纯粹的谋利性质和流动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足以摧毁家族社会的血亲温情和世系组织的强大冲击。第三，在整个欧洲没有形成象古代中国那样的统一的社会群体;而是小国林立，各个城邦国家可以结成同盟，但它们从来没有取消自己的国界而混为一体，整个社会可以说是一个松散的个体的组合。相应地，整个欧洲世界观的核心就是个体性。对欧洲人来说，凡是不能支配自己和由人摆布的人都是奴隶。所以，不依附于他人才被当作人的最高品格提到首位。广而言之，西方民族，是以个体为本位。第四，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成就，也是西方思维艺术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前提。所有这些，都是与中国历史相异的。正是在此背景下形成了与中国传统不同的思维艺术。
三、中西方思维艺术发展的互补融汇趋势
1.中西方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条件
古代，居住在地球上各个不同地域的人们在思维艺术上有着奇妙的巧合：古代中国人和古代希腊人都产生过整体的、模糊的、直观的思维艺术，都把世界看成一个混沌的整体，把某种具体的物（或现象）看成世界的始基;都有朴素的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思想。在此之后，中西方思维艺术逐渐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人类进入到现代社会，思维艺术发展的轨迹似乎又开始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阶段，中西方思维艺术互相吸引，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形成了一种融汇合流、协同发展的趋势。
中西方思维艺术的融汇发展，是以现代科学革命和现代技术革命为背景的，是在当今世界开放与发展的形势下形成的。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电子传播媒介使空间距离的缩短，以及广泛的世界文化交流，促进了各民族的相互了解，中西方思维艺术的迅速接近和共同发展有了现实的可能。换言之，现代科学技术及其成果为中西方思维艺术的沟通和共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而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中，世界性的广泛、频繁的文化交流，使中西方在发展自身文化的过程中有了更多的参照系，因而有可能更自觉地反省自身，博采对方之长，吸收、消化外来文化。
如果说，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开放、文化交流是当代人类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外部条件的话，那么，思维艺术本身的发展规律、它对自身不断完善的要求，则是当代人类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内在机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国和西方形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思维艺术，分别沿着两个方向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各执一端。在认识和把握世界过程中，这两种思维艺术都有其独特的长处，发挥着各自独特的作用,在很多时候是不可取代的。但是,它们各自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如果不克服这些缺陷，思维就不能充分地、科学地把握外部世界，思维自身也就停止了发展。可是我们知道，正如人类的实践发展是不会停止一样，人类思维的发展也是不会停止的。思维具有至上性，至上性的本质是综合思维的空间跨度和时间跨度，使人类思维在无限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接近绝对真理。这是一个思维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不同思维艺术的互相取长补短、融汇发展是不可避免的。而当代科学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高速发展则加速了这一进程。
2.西方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内容
中西方思维发展的互补融汇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人文与科学并重。中国思维传统重人文，以人道、伦常为视觉焦点;西方思维传统重科学，以自然规律为视觉焦点;这是人类认识外部世界的两个侧面、缺一不可。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文和科学互相渗透，关系越来越密切，以致不可分离。即：人文领域中不可避免地涉及自然因素和运用科学分析方法，科学领域中则摆脱不了情感因素和价值评判。现代西方哲学的两大思潮，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潮，是并驾齐驱的，同时也互相对话，互相吸收和互相补充，愈来愈显示出汇融的趋势。注重科学传统的西方哲学家和科学家，对社会与人的问题也愈益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如关心人类的和平与发展问题，研究人和人的价值，人的本质和自由等。在中国，对民族坎坷历程的深刻反思强化了“落后就要挨打”的观念，大胆的开放政策使现代先进科学技术跨进国门，科学主义盛行起来。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一向重视人伦纲常，但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开始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在思考某种理论时，不仅要问：它的社会意义和伦理价值如何？而且还要问：它是不是科学的？它有没有严格精确的论据？
正如中国思维艺术中不能说完全没有科学主义传统一样，西方思维艺术中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人文主义传统。但是，欧洲的人文主义注重个体的人格，从个体去看社会，认为社会应以个体为单元和基础;而中国的人文主义注重社会的人格，把个体看作是社会和群体的分子，从关系中去体验一切。前者强调人的自然属性，最后把人归于自然性;后者强调人的社会本性，进而把自然也人化为具有伦理本质的东西。这两种人文主义，在当代也有融汇的趋势：西方人逐渐重视人的社会性和社会关系，而中国人则开始强调个体人格。
其二，模糊与精确并重。一般认为，模糊性是古代思维的特征，精确性是近代思维的特征。实际上，模糊性和精确性都是思维的固有特性，无论在古代、近代、现代思维中都是存在的。在古代，思维的模糊性是朴素的、粗浅的，抑或说是不得已的，当时的人们囿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智力水平，不可能对世界总画面的细节作出精确的说明，因而把世界看成是混沌的整体。不仅思维的对象是模糊的，思维本身也是模糊的。这个时代可以说是想精确而不成的时代。现代思维的模糊性则不同，它建立在对外部世界的精确的基础上，同时客观地反映了外部世界发展的某些模糊过程和环节。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为精确而模糊的时代。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模糊性特征，是思维本性的一种表现，它经过长期的延续而得到丰富和发展。但它不象西方思维艺术那样在近代受到过精确的扬弃，因而直到今天，中国思维艺术中的模糊性仍带有古代朴素的色彩。
人类思维的本性要求精确地准确地把握外部世界，以便于在实践中改造外部世界。人类世世代代都在追求精确性，试图使认识尽可能真实地接近客观事物本身。没有精确性也就没有科学的认识，因此精确性是现代思维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另一方面，在客观世界中真实地存在许多模糊性，如在程度、真值、关系等方面，很多时候不可能有精确的结论。这种模糊性表现了事物两极对立的不充分性，或差异的中介过渡性。反映在思维中，就必然会产生思维的模糊性。模糊数学和模糊逻辑就是现代模糊思维的两种形式。传统数学竭力追求精确性，排除模糊性，结果遇到很多不可解决的难题。2O世纪60年代模糊数学诞生，使数学获得重大发展。模糊数学精确地描述了事物本身的模糊性，为人们提供了重要的思维手段，而这一点是传统的精确数学所做不到的。模糊逻辑是对传统逻辑的扬弃，它也为我们提供了现代思维手段。传统逻辑是二值逻辑，它的基本规律是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它要求对任何命题都作非真即假的判断，不考虑第三值或更多值。而在现实世界中，有很多问题的界限是不清晰的甚至是很模糊的，在人们的思维活动中也存在着多值的模糊的判断。因此模糊逻辑便应运而生。
总之，西方人有精确思维的传统，同时又创立了模糊数学和模糊逻辑，开创了现代模糊思维的新阶段;中国人擅长于模糊思维，同时又刻意吸收消化西方人的精确思维艺术。这说明，模糊性和精确性作为人类思维的两种特性，在现代社会得到长足的发展并互相靠拢。
其三，归纳与演绎并重。在西方哲学史上，归纳的传统和演绎的传统都是存在的。近代欧洲发生的经验论和唯理论之争其焦点之一就是思维方法的问题。以培根、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把归纳法作为根本方法，反对演绎法;而以笛卡尔、莱布尼茨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则把演绎法作为根本方法，认为归纳法得出的知识是偶然的，不具有普遍必然性。尖锐对立的两派哲学家由于各自方法的片面性而陷入窘境。但即使在当时，归纳法与演绎法也有互相接近、互相吸收的倾向。洛克把理性演绎隶属于经验归纳之下，对演绎法作出了经验主义的解释。莱布尼茨多少看出演绎法的一些局限性，因而抛弃了“理性直观”的绝对性，容纳了经验归纳法的某些内容。这段历史事实证明，归纳和演绎是辩证统一的，它们既不可相互替代，也不可彼此分离。归纳法的缺陷在于，从个别的单称陈述推出一般的全称陈述并无逻辑必然性。演绎法的缺陷在于，它得出的结论的普遍性程度总是超不过演绎前的普遍性程度，而且演绎的前提从何而来是演绎法本身无法证明的。因此归纳法和演绎法必须互相补充，同时并重，才能获得科学的认识。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是重演绎轻归纳的。中国哲学史上的“天”、“道”、“气”、“神”、“有无”、“道器”、“阴阳”、“和同”、“动静”、“常变”、“体用”、“本未”、“一两”、“理气”、“心物”、“所能”、“知行”等，都是进行理性演绎的概念范畴。当然，中国传统演绎法与西方有所不同，意会、领悟的成分比较多，不象西方那样重逻辑、形式和公理。因此，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在归纳和演绎问题上有两点不足：一是轻归纳法的作用;二是在演绎方面缺乏形式化公理化系统。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在思维领域中，片面地偏重归纳或演绎都违背思维规律，现代思维发展的趋势必然是使两者共同深化和互相融汇。
其四，横向和纵向并重。思维本身具有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从时间跨度来说，它的视野向过去和未来两个方向无限延伸，宇宙和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思维的对象，这是思维的纵向性;从空间跨度来说，它的视野遍布宇宙，宏观和微观，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每个领域，都可能成为思维客体，这是思维的横向性。
对于任何思维对象，纵向把握和横向把握都是不可缺少的。事物有产生、发展的不同阶段，有前因后果，人们必须从过程中即从时间跨度上把握它;一事物与他事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各种参照系列，人们又必须从横向对比中即从空间跨度上把握它。纵向思维把思维者提升到历史的高度，能鸟瞰事物运动的全过程，有利于把握事物的历史性特点;横向思维则使思维者具有宽阔的视野，能洞察事物之间的异同，有利于把握事物的历史性特点;横向思维则使思维者具有宽阔的视野，能洞察事物之间的异同，有利于把握事物的共时性差异。
在西方，社会开放和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形成了传统，因此很少有思维的地域性屏障。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西方人思维的横向性特征比较明显。在中国，由于半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和长期闭关锁国的社会环境，人们的思维视野局限在本土之内，因此偏向纵向思维。横向思维和纵向思维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现代思维正将两者结合，成为综合的、全面的、科学的思维。
其五，直觉与逻辑并重。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艺术。直觉思维是人通过知觉对事物进行瞬时的、直接的选择和判断，从而认识事物的性质、联系和关系。逻辑思维则是借助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以及各种逻辑思维方法，在理论推演中认识事物的性质、联系和关系。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都是人类思维艺术的必要环节。就直觉而言，有古代直觉和现代直觉之分。古代直觉是一种朴素的、原始的直觉，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而现代直觉则建立在敏锐的知觉能力、明确的思维定势和丰富的经验知识基础之上，现代心理学的成果也说明了直觉的科学性。
在现代思维艺术的发展中，直觉与逻辑的作用彼此不可代替，又具有互相补充的趋势。直觉思维可以在瞬间“恍然大悟”而体验到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省去了很多中间环节，高效率地解决问题，它的缺陷是偶然性太强，效果难以保证。逻辑思维可以对事物进行严格科学的推理，能有把握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结论可靠，其缺陷是中间环节太多，不可能得到瞬时效果。直觉思维的长处正好是逻辑思维的短处，直觉思维的短处正好是逻辑思维的长处，两者结合起来，则成为比较完整的思维。
在现代思维中，直觉和逻辑互相渗透、互相促进。逻辑思维的发展，使直觉思维有了更多的直观形式和渠道，更为完善化。在很多情况下，由于逻辑推理过程高度简化、形式化、自动化，经过反复练习，人们凭直觉就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同时，直觉思维进一步完善，不再具有神秘的色彩，它的规律也逐渐被人们所揭示，并被人们作为一种逻辑方法运用到科学发现和生产实践中去。
其六，形式化趋势。在人类思维发展史上，形式化是晚期出现的成果，它是现代思维艺术的重要标准。所谓形式化，就是用人工语言（表意符号）代替自然语言，描述事物的结构及其规律，并暂时撇开符号代表的意义而仅着眼于形式，把对事物的研究转换为对符号的研究。形式化是思维艺术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形式化必须有几个基本前提：首先，人们对于思维规律有比较透彻的把握，能用简洁的符号表达它的复杂的本质联系;其次，有高度完善的公理系统，使形式化及形式系统有运演的逻辑基础;再次，有严整的演绎理论体系，以适应推理方法与符号公式之间的转换，最后，有高水平的语言学研究成果。
思维的形式化过程，是思维的抽象、概括、一般化的过程，也是思维的分解和深化的过程。现代科学要求语言无歧义地表达概念，用最简明的方式表达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的联系，而形式化则满足了这一要求，它用符号准确无误地表达某个概念，用符号化的公理系统清晰地揭示事物内部及事物之间的联系，越过了自然语言的障碍，使思维更加精确化、客观化。现代形式化思维的一个重大成果是数理逻辑的诞生，它为人类思维艺术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
形式化思维艺术由于舍弃了符号所代表的意义，而只着眼于形式，又由于它概括了思维的一般形式，因此能被全世界所接受，从而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同时，形式化思维艺术在科学理论的研究甚至科学理论的发现中有重大作用，因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现代思维艺术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
形式化思维还有力地推动了人工智能的发展。思维元素用符号表示，思维过程用形式化的公理系统代替，这样便能输入电子计算机，使电子计算机成为能够“思维”的智能机。人工智能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思维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人类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自觉地改造和完善自身的思维艺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思维的社会机制和生理、心理机制被日益清晰地揭示出来，以至于能通过脑电图破译思维语言，能通过射线摄影透视人脑思维的活动过程。人类思维艺术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我们相信，思维艺术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必然会展现出新的前景
注释：
[1]《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7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页。
[3][4]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2页。
[5]《希腊数学史》第1卷，牛津1921年版，第129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页。
[7]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337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31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26页。
希腊哲学的基本特征范文第4篇
关键词：物理时间思想-意识的伸展上帝现象世界
奥古斯丁在西方思想史上具有多方面的开创性意义，他对希腊时间观的变革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由于时间只是作为被造物的人类的思想的伸展、持续，而不再是支配整个世界运动的物理之流，因而“无中创（生）有”的创世活动与创世图景也就成为可理解的，从而彻底改变了古希腊人关于不能从无中创有的创世观念。这种新的创世观念改变了希腊人规定的宇宙论图景：最高的神不只是一个只给出形式以整理、规范质料的设计师，而是一个能从无中直接给出形式与质料结合在一起的万事万物的造物主。也就是说，建立在新的时间观基础之上的宇宙论图景能够且必需为真正的造物主留下位置。实际上，时间观的每次变革都会带来宇宙观甚至存在论的变革。
如果从时间的概念史来看，那么可以发现，从亚里士多德经奥古斯丁到康德，这是一个时间逐渐内在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对现象世界的理解发生转变的过程。
在古希腊，时间被理解为一种“物理时间”：时间是一种特殊的现成存在者，它是运动、变化的原因，而运动则是理解时间的条件。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里把“时间是什么”的问题看作是“时间是运动的什么”的问题，最后则把时间定义为“计算前后运动得到的所计之数。”1这一时间定义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时间是一种可由运动得到测量的东西，另一方面，时间贯穿并展示着一切运动。这种时间观实际上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就已确定了的。赫拉克里特说过一句很晦涩的话：“时间是一个玩游戏的儿童，儿童掌握着王权。”在他之前的泰利斯也说过另一句同样晦涩的话：“时间是最智慧的，因为它发现一切。”──时间是一个游戏进行者，所以，它虽然不能创造游戏中的一切，但是它却把游戏中的一切逐渐展现出来；万物就是游戏中的万物，它们只在游戏中才展现出来，因而时间才发现一切，才掌握着王权而是最智慧的。在整个古希腊世界，时间就是这样一种物理时间：它是一种引起万物展现与消失的特殊的物理存在者，即一种自在的物理之流。直到牛顿的绝对时空，还是如此。不过，这中间有一个例外性的怀疑与突破，这就是奥古斯丁对时间的思考。
奥古斯丁是一个基督教神学家，他为什么要重新思考时间？因为希腊的时间观给基督教信仰带来了严重的冲击，首先是给现象世界的真实性与上帝的自由存在带来了冲击。
实际上，物理时间观在古希腊就已带来现象世界即物理世界的统一的崩溃。在巴门尼德，特别是在苏格拉底之前，“哲学家”们都是从现象-自然里寻找始基，也即现象世界本身的统一性。但是，由于整个现象世界都是在时间中展现出来的，因此，即使是始基本身也是变化的，因为它也是在时间当中。这使整个现象世界在时间之河里摇晃起来，陷入了变化无常的严重不确定中。赫拉克里特把这种不确定性表述为“既存在又不存在”。但是，哲学追问始基，恰恰是为了获得确定性存在，也就是通常所谓“真理”或“真实”；而一个陷于“既存在又不存在”这种摇晃中的世界如何会是真实的呢？这就是“现象世界”的存在危机。所以，从巴门尼德开始，希腊哲学开始了另一番努力。这就是放弃现象世界，从思想寻求本质与确定性，而把时间与现象界一起被排除在本质世界之外。本质是超现象（physis）的，是在现象之后（meta）的。所以，有关本质的学说叫Meta-physik，即形而上学。本质或真实存在由于不在时间中，因而是非时间的。形而上学要追问与维护的存在一定是非时间性的，因而是永恒的。
那么，这个不真实的现象世界与真实的本质世界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怎么会有不真实的现象世界呢？这个问题直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才得到思考与回答。现象世界之所以不真实，就在于它只是真实世界的摹本或影像。这意味着在时间中的世界是一个摹本世界。如果说时间中的万事万物是对真实万物的摹仿，那么时间则是对永恒的摹仿。在这个意义上，整个现象世界是一个非真实的世界。
但是，对于基督教徒来说，现象世界也是真实的，因为它来自于唯一的造物主。而我们所坚信的造物主是不可能欺骗我们的。虽然他所创造的这个现象世界可能是临时的，但它一定是真实的。而如果被希腊人否定了的这个现象世界是真实的，那么它的时间是否也是真实的呢？如果这种时间是真实的，那么它与上帝又是一种什么关系？面对古希腊时间观，作为基督教徒，奥古斯丁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拯救现象界”的问题。
而尤其严重的是，如果时间的确是一个特殊的自在之流，那么，上帝是否在时间中？如果上帝在时间中，那么，人们就要问：“上帝在创造天地万物之前做些什么呢？如果闲着无所事事，何不常无所为，犹如他以后停止工作一样？”1而且如果上帝在时间中，他甚至就要受时间的支配，因而不是自由的。因为，如果上帝在时间中，那么，上帝是要么在时间流中的某个点上，要么是贯穿于整个时间流之中。如果是在某个时间点上，那么上帝已成过去，因为他正是在那个点上创造了世界；如果上帝是贯穿于整个时间流，那么他显然受时间的支配，因为他只能随时间流那样贯穿于时间流之中。因此，如果时间是自在之流且上帝也在时间中，那么，人们既无法理解上帝的创世行为，也无法理解上帝的绝对自由。
但是，如果假定上帝不在这种作为自在之流的时间中，情况又将如何呢？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他当然知道时间中要发生的一切。但是，如果上帝不在时间之流中，上帝又是如何知道时间中发生的一切？奥古斯丁也疑虑不解地问“你难道是随着时间才看到时间中发生的事情？”2上帝不在时间中，他当然不是随时间才看到其中发生的一切。那么，只有一种可能，这就是上帝是在无时间的意愿中料知时间中发生的一切。这意味着上帝的意愿里有时间秩序。但是，没有时间的意愿如何会有时间秩序呢？这是自相矛盾的。因此，作为自在之流的时间与作为唯一造物主的上帝是不相容的。
这意味着，物理时间观不仅动摇了现象世界，而且动摇了上帝这一绝对的自由意志。因此，希腊人的物理时间观给基督教徒带来了深刻的困惑：要么上帝存在及其创造的世界值得怀疑，要么物理时间观需要重新审视。这个困惑促使了作为虔诚教徒的奥古斯丁对物理时间观提出了质疑，这种质疑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他首先是对时间被作为一种“什么”来理解的怀疑：
“时间究竟是什么？没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证明，便茫然不解了。”1
在“时间是什么”这种追问中，已隐含着把时间当作一种现成而自在的东西来理解。因为“是什么”这种追问方式只是针对既定或现成的存在者的发问，也只适合于这类存在者。因此，以这种方式对任何存在着的东西进行追问，都意味着把这种存在着的东西当作现成或既定的存在者。所以，在奥古斯丁的茫然中，在根本上透露的是对被作为“什么”的时间的怀疑。时间是“什么”？对于希腊人来说，时间的确就是一种“什么”——时间就是一种现成的、自在的物理之流。对此，希腊人并不觉得有什么样困惑与怀疑，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对本质世界的诉求而把时间与整个现象世界排除在可靠而真实的本质世界之外。但是，对于奥古斯丁来说，作为“什么”的时间则会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因此，他从根本上质疑作为“什么”的时间。
如果时间并不是什么现成的物理之流而在我们之外自在地存在着，那么，它又存在于什么地方呢？或者说，如果时间不是作为“什么”存在，那么它又是如何存在呢？对于“时间是什么”感到茫然不解的奥古斯丁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十分明确而坚定的回答：“时间存在于我们心中，别处找不到”；时间不是“什么”，“时间不过是伸展，但是什么东西的伸展呢？我不知道。但如不是思想的伸展，则更奇怪了。”2
时间只是“我们的思想的伸展或延伸”，因此，时间实际上只存在于我们的思想中。这是奥古斯丁在时间问题上给出的一个突破千年定见也将穿越千年历史的大胆解答。
既然时间只是思想的延伸，而不是自在的物理之流，因而也就没有流逝了的纯粹过去和尚未到来的将来。在奥古斯丁看来，把时间截然划分为过去、现在和将来是不恰当的，因为与现在没有关联的过去或将来都是不存在的。他分析说：“如果过去和将来都有存在，我愿意知道它们在哪里。假如目前为我还不可能（知道它们在哪里），那么我至少知道它们不论在哪里，决不是过去和将来，而是现在。因为如作为将来而在那里，则尚未存在，如作为过去（在那里），则已不存在。为此，它们不论在哪里，不论是怎样，只能是现在。”3也就是说，如果过去和将来存在，那么，它们一定与现在相关联，或者是作为某种方式的现在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说时间分过去、现在和将来三类是不确当的。或许说：时间分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和将来的现在三类，比较确当。”4换言之，过去和将来都是以现在的方式存在着。当我们说过去或将来时，实际上是在说过去的现在与将来的现在。
那么如何理解过去是“过去的现在”，将来是“将来的现在”呢？它们又在什么地方？奥古斯丁举例分析说：
“譬如我的童年已不存在，属于不存在的过去时间；而童年的影象，在我讲述之时，浮现于我现在的回忆中，因为还存在我记忆之中。
“至于预言将来，是否也有同样情况呢？是否事物虽则尚未存在，而它们的影象已经存在而呈现出来？……我知道一点：我们往往预先计划将来的行动，计划属于现在，计划的行动既是将来，尚未存在；我们着手时，开始进行我所计划的行动，这时行动出现，不是将来，而是现在了。……人们所谓预见将来，不是指向未存在的将来事物，可能是看到已经存在的原因或征兆。”1
我的童年当然就是我的过去，更远一些说，我的民族（国家）史也就是我所属的家族的过去，当然也是构成我的源头的过去。但是，我的童年显然已不存在，否则我就还只是个孩子，可是我实际上已年届不惑。而构成我的民族史之内容的事件也已消失在久远的岁月里，不然的话，我的先人们仍会生活在战火连绵的动荡中。我的童年虽已不存在了，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我没有了童年，我永远有童年——我的童年永远是我的童年，我的童年永远萦绕在我心头。也就是说，只要我在着，我就有过去，或者说，我的过去就在着。如何在着？奥古斯丁这里说，过去（比如我的童年）是作为“影象”存在于“记忆”。过去的事实或事件已不再存在，但是，它们作为某种表象或概念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这里我们可以把这种表象或概念统称为观念。过去是以观念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我有童年，说的是我的童年世界、童年历程被我转换成一种观念形态保存在我的记忆中，我由此保持与童年世界里的他人他物的某种关联，并借此理解自己的来历与身份，乃至自己的未来。因此，我的童年和青年所发生的一切事件虽然都已烟消云散，都已“死亡”，但是，我的整个童年和青年却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借助于记忆而延伸到我的现在（中年），并与我的现在和将来息息相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说，作为事件或事实的过去已经死亡，但是，作为观念形态的过去却活在记忆中，活在现在和将来。这就是奥古斯丁所说的“过去的现在”。
同样，将来的事物或事件尚未存在，但是，我们却能预见将来，或者更确切说，我们每个人都能打开一个将来，因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将来。我们因能预见、打开将来而有将来。但是，我们如何预见、打开将来呢？我们立足于现在的观念立场与事实场境，展望或设想以后可能出现的事物与事件，筹划自己可能的行动，并推想自己可能的生活。这些就是我们打开的将来。当然，我们也可以悬搁一切观念立场与事实场境，只从当下的“纯粹思想”出发，也必能打开、预期某种可能性。所谓将来，也就是我们在纯粹思想或观念立场中打开与预期的可能性：可能的事物、可能的行动、可能的生活。虽然这些事物、行动和生活尚未成为事实摆在眼前，但是它们作为可能性被预期而被打开在我们当下的思想-意识中。奥古斯丁所谓的“将来的现在”也就是这种在现在的思想-意识中打开的可能性。简单说，将来不是作为现成的东西摆在人们的面前，而是作为可能性存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中，或者更具体说，是作为在预期或期望这种思想意识中打开的可能性存在着。
而所谓“现在”又是什么呢？按奥古斯丁的思路，这个“现在”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当下的思想-意识，他笼统地称为“直接的感觉”。因此，过去和将来都以现在的方式存在着，而不是与现在截然分离的。在这个意义上，过去、现在、将来都存在于我们的思想中：“过去事物的现在就是记忆，现在事物的现在就是直接的感觉，将来事物的现在就是期望。”2实际上，这等于说，时间就展现为记忆、当下的意识和期望。时间以这三种思想-意识到来而展开自己，伸展自己和融合自己。所谓“时间就是思想的伸展”，也就是说，整体时间就是在当下的意识（现在）中联系起来的记忆与期望。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时间是一个“意识流”，毋宁说，时间是一个意识视野：在这个视野里，人们不仅可以看到当下的事物，而且能理解过去了的事物，同时还能看到将来的可能性。
于是，时间就这样由一种外在的物理之流被内在化为一种“思想的伸展”。对于这种内在时间而言，它首要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它不再是可以被分割为三段的线性之流，而是不可分割地统一于现在的视野性存在。一切事物都是在这个视野里显示它们各自的来历与种种可能性；也只有在这个视野里，事物才显示出它是有来历（源头）的，并且有超出其当下现成性的其他可能性，因而是一个整体的存在者，而不仅仅是一个现成的存在者。也就是说，由于这种内在时间的过去、现在与将来不可分割地统一于一体，在时间中的事物才是一个整体的存在，即不仅当下存在着，它同时有来历且有尚未到来的其他可能性。
与这个基本特征相应，内在的视野性时间具有另一个基本特征，这就是它有“长”与“短”，因而是可理解、可度量的。
虽然作为物理之流的线性时间历来被视为可计算、可度量的时间，但是，奥古斯丁经过缜密的分析后却发现，它恰恰是不可度量的。因为将来尚未存在，无从度量，过去已不存在，也同样无法度量。那么，现在呢？“现在没有长度，亦无从度量。”1因此，如果时间的确是一种外在的物理之流，那么，它就是不可度量的。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却总在度量时间：地球自转一周，人们会说，过去了24小时或一天一夜；根据马或汔车的奔驰速度，人们测算从罗马到米兰需要多少时间；虽然我现在饥肠辘辘，但我还得忍耐二十分钟，因为做好一顿午餐需要这么长时间。这是怎么回事呢？人们这里所度量的是时间还是运动？当然是时间，是事物在运动中的时间。因为人们正是通过度量事物在运动中的时间来调整、安排自己的生活与行动。否则，人们无需去关注、度量运动的速度与规律。这里更为根本的问题是：人们如何能够度量时间？实际上，正是这个问题进一步把奥古斯丁引向了内在时间观。
我们是什么地方度量时间呢？奥古斯丁问：是在空间里吗？与其说是在空间里度量时间，不如说是借助于空间来度量时间。但是，即便承认我们是借助于空间来度量时间，空间的大小与时间的长短也没有关系，而只与人们对空间的规定有关系。因为人们既可以用地球自转一周来表示一昼夜，也可以用人工钟表的时针转动两周来表示24小时。虽然地球自转一周的空间与钟表时针转动两周的空间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以致相对于前者，后者几乎可以被忽略不计。但是，人们却把这两个在大小上如此不相称的空间用来表示同样的时间。所以，如果说人们是借空间来度量时间，那么显然是以人们对空间的规定为前提。人们以什么样的空间来度量时间取决于人们对空间的规定，而与空间本身没有关系。如果不对空间进行先行规定，空间与度量时间就没有关系。这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在空间中度量时间。对空间进行先行规定的那种规定活动所在的地方才应是我们度量时间的地方。这个地方只能是我们的思想，奥古斯丁也称为心灵。他得出结论说：
“我的心灵啊，我是在你里面度量时间。……事物经过时，在你里面留下印象，事物过去而印象留着，我是度量现在的印象而不是度量促起印象而已经过去的实质；我度量时间的时候，是在度量印象。为此，或者印象即是时间，或我所度量的并非时间。”2
我们是在心灵（思想）里度量时间，也只有在心灵里才能度量时间。因此，所度量的东西必定是存在于心灵里的东西。这就是印象。通过记忆，印象被保留而伸展；通过注意，印象被维持而伸展；通过期望，从印象预知将到来的可能性。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种内在时间的量度或“长短”呢？按一般的理解，过去已不存在，将来尚未存在，它们如何有长短呢？
实际上，当奥古斯丁把时间理解为一种内在时间，即时间是心灵的伸展时，过去也就并非不存在了，而是以记忆方式存在于现在；将来也不是尚未存在，而是以期望方式作为可能性存在着。但是，奥古斯丁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点，他是这样解释时间的“长短”：
“……由于人的思想工作有三个阶段，即：期望，注意与记忆。所期望的东西，通过注意，进入记忆。谁否定将来尚未存在？但对将来的期望已经存在心中。谁否定过去已不存在？但过去的记忆还存在心中。谁否定现在没有长度，只是疾驰而去的点滴？但注意能持续下去，将来通过注意走向过去。因此，并非将来时间长，将来尚未存，所谓将来长是对将来的长期等待；并非过去时间长，过去已不存在，所谓过去长是对过去的长期回忆。”1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奥古斯丁对时间观变革的艰难与犹豫：一方面，他力图突破希腊的物理时间观，否定时间是一种外在的物理之流或运动之流，而把时间看作是思想的伸展而存在于心灵里；于是，时间虽然分过去、现在和将来，但是，它们都存在于当下的思想-意识里，因为不管是作为过去的存在方式的记忆，还是作为将来之存在方式的期望，都是以当下活生生的思想-意识为前提，就此而言，它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在当下（现在）存在着，而绝不是尚未存在或已不存在；同时，就时间是“思想的伸展”而言，不管是作为过去的记忆，或者作为将来的期望，还是作为现在的注意，它们都是一种持续或伸展，而决不再是一种疾驰而逝的点。但是，另一方面，奥古斯丁又仍深陷希腊人的物理时间观之中，以致于固执地坚持以为过去已不存在，将来尚未存在，而现在则只是疾驰而去的点滴。如此一来，时间本身是没有量度的，因而是不可度量的；我们有关时间的长短或量度，只不过是我们思想意识中的一种“感觉”，与时间本身无关。显然，这与奥古斯丁自己的主张相矛盾。因为既然时间只不过是思想的伸展或持续，那么，这种伸展或持续就是有量度，有长短的的，因而是可度量的。也就是说，时间的长短是时间本身所固有的量度，而不是附加上去的。这一观点在《忏悔录》里当然是明确的和自觉的，虽然经常与奥古斯丁的犹豫缠绕在一起。
实际上，正因为时间被内在化为“思想的伸展、持续”，时间才获得了两个基本特征：过去、现在、将来不可分割的整体性与时间本身的可度量性。也可以说，时间的这两个基本特征因时间观的这种变革才成为可理解的。时间的可度量性才使借助于空间度量时间成为可能的，并且由此才产生出所谓“度量的时间”或“测量的时间”。至于人们为什么会借助于空间来度量作为“思想之伸展”的“可度量的时间”，从而产生出“测量的时间”，这是一个更隐晦的时间存在论问题，它仍深深躲藏着奥古斯丁的洞察。
不过，奥古斯丁已从根本上完成了时间观的变革。这种变革首先使时间与运动的关系发生了倒转：不再是运动是理解时间的前提，而是时间是理解运动的前提。当时间被理解为自在的物理之流时，这种时间只有通过运动才能显现给我们，因而才能被我们所理解和认识。因此，运动是我们理解或认识时间的前提。所以，物理时间总是“运动的什么”，比如，是“运动的所计之数”，甚至就是运动本身。2对于物理时间来说，离开运动，它就无法得到理解。相反，对于内在时间来说，运动与变化离开了时间则无法被理解。因为所谓运动或变化，也就是一事物处于不同状态，比如汔车由A地运行到B地，西红柿由绿变红等等。但是，只有当我们在内在时间（思想-意识）中意识到从A地到B地是同一辆汔车的持续存在，从绿色到红色则是同一个西红柿的持续存在，我们才能理解与判定汔车发生了运动，西红柿发生了变化。如果没有这种持续意识，因而也就是说没有内在时间，那么，在A地与在B地的可能是不同的汔车，而在绿色状态中的西红柿与在红色状态中的西红柿则会是两个不同的西红柿；这样一来，我们也就不能确定，汔车是否发生了运动，西红柿是否发生了变化。所以，作为“思想-意识之伸展、持续”的内在时间是理解、认识一切变化、运动的前提；没有内在时间，甚至也就无所谓变化与运动。这与在物理时间观下的情形正好相反。
而对于奥古斯丁自己来说，他完成的时间观变革使他能够化解物理时间观给基督教神学带来的诸多困惑。既然时间在本质上是我们的思想-意识的伸展、持续，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时间与我们一样是被造的，至少可以说，时间是随我们被造才开始。我们作为被造物存在，才有了时间。因此，在我们被造之前不存在时间。所以，上帝不在时间之中。而且，既然时间是随我们被造才开始，那么，在我们还没有被造时，也就没有时间。既然没有时间，也就没有“之前”与“之后”，所以，也就没有理由问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前做什么。
既然上帝在创造时间之前没有时间，那么，上帝就是超时间的，他不在时间中，因而他是绝对自由的。因此，上帝是在时间之外创造了时间中的一切，并且是从无中创有。因为一切“有”的东西也就是能在时间中显现的东西；虽然这个天地世界是在上帝创造人类及其思想-意识之前创造的，但它们却能在内在时间中显现出来，因而是“有”。但是，除了这个世界外，也就没有任何更多的东西能在时间中显现出来，这意味着，除了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外，就是无。所以，我们可以说，也只能说，上帝是从无中创有。
上帝不在时间中，他当然也不会是在时间中知道时间中发生的一切，虽然他的确知道一切在时间中发生的事物。所谓时间中发生的一切事物，在根本上说也就是能在思想-意识的持续、伸展中显现出来的一切。而人的思想-意识就象一切被造物一样是完全为上帝所知的；对于上帝来说，人的思想-意识是全完透明的。上帝因料知人的思想-意识而料知时间中的一切事物。所以，上帝是超时间的，但他却知道时间中发生的一切。
奥古斯丁的内在时间观不仅捍卫了上帝的超时间的绝对自由、全知全能以及关于上帝无中创有的基督教创世图景，而且也使捍卫现象世界的真实性成为可能。因为既然上帝的确就是超时间的，并且是全知全能全善的，那么，他创造的世界也必定是真的，不会因为它是变化的而是假的。在内在时间观下，一切变化或运动都是在思想-意识的伸展、持续中显现出来的；离开了思想-意识，也就无所谓变化与运动。因此，如果人们的思想-意识是真实的、不可怀疑的，那么，在其中显现出来的一切变化与运动也不会是梦幻或假相，而必定也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时间的内在化虽然化解了奥古斯丁和基督教神学的一系列困惑，但是将时间内在化这种努力在哲学上一直没有得到认真的对待。在奥古斯丁之后将近一千四百多年，康德才在哲学上认真回应奥古斯丁的时间观变革。如果说奥古斯丁是为了捍卫上帝的绝对自由而把时间内在化，那么，康德则是为了捍卫人的自由而将时间内在化。实际上，在康德之后，时间的内在化问题总是被自觉地与人的自由问题、现象世界的真实（真理）问题以及历史的可能性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追问。所以，奥古斯丁进行的时间观变革引起了康德之后所有试图认真对待时间问题的大哲学家的认真对待。他对时间观的变革有如他在伦理学领域完成的转折，在整个西方思想史具有影响深远的开创性意义。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物理学》219a，219b。
1奥古斯丁《忏悔录》卷十一，第10节，周士良的中译本，第239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
2《忏悔录》卷十一，第1节，周士良的中译本，第231页。
1奥古斯丁《忏悔录》卷十一，第14节，周士良的中译第242页。
2《忏悔录》卷十一，第20、26节，周士良的中译第247、253页。
3《忏悔录》卷十一，第18节，周士良的中译第245页。
4《忏悔录》卷十一，第20节，周士良的中译第247页。
1《忏悔录》卷十一，第18节，周士良的中译第215-216页。
2《忏悔录》卷十一，第20节，周士良的中译第217页。
1奥古斯丁《忏悔录》卷十一，第21节，周士良的中译第248页。
2《忏悔录》卷十一，第27节，周士良的中译第254-255页。
希腊哲学的基本特征范文第5篇
[关键词]马克思；形而上学；意识内在性原则
中图分类号：D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2）04-0018-04
马克思哲学变革的一个重大主题是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超越。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批判并超越了形而上学？从理论深层上澄清这个问题，可以真正把握马克思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明晰马克思对形而上学批判的真实意蕴，进一步深化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当解。笔者认为，马克思以实践为形而上学批判的理论根基，瓦解了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主导原则——意识内在性原则。马克思通过实践洞穿了形而上学的自足性与独立性，揭示出形而上学与现实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革命性地超越了形而上学。
一、意识内在性原则：近代形而上学的主导原则
近性形而上学指马克思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因而成为马克思形而上学批判的直接对象。而近代形而上学最根本的原则就是意识内在性原则，它是近代形而上学乃至全部形而上学的主导原则[1]（P202）。
传统形而上学（包括近代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是把世界分裂为主体与客体等一系列二元对立关系，以思想、概念或逻辑范畴即理性思维追求隐藏在感性经验现象世界背后的具有终极实在性的、一元性的绝对抽象本体，并用这种绝对本体来把握、规定和限制现实生活。这实质上以意识的内在性原则为核心或基础致思理路——它是在一个概念的、逻辑的和反思的世界中对真理和本质作先行的理解和把握。这种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哲学的知识论的路向构成了形而上学的唯一路径[1]（P86）。海德格尔说，西方形而上学是以理性的优先地位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因为西方形而上学亦即对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沉思，一开始并且对其整个历史而言就已经把存在者规定为是在理性和思维角度中可理解和可界定的东西，它是以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在理性思维及其范畴中显示自身为依据的，即认为真实之物与真理是在理性中得到把握和保证的[2]（P517-518）。
从历史角度不难发现，自古希腊哲学开始，人们就认为世界是合乎理性的存在物，只有通过理性思维才能把隐藏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世界背后的某种恒常统一的本体揭示出来。到了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近代阶段，理性成为哲学的核心，它在形而上学中被推至顶峰，出现了理性万能的观点。在近代形而上学中，理性成为自足、自因的实体，一切现实存在都能够在理性实体中得到理解和说明。
这就是所谓的意识的内在性原则，它是指从主体自身出发进行思维判定一切的原则。黑格尔说：“按照这个内在性原则，思维，独立的思维，最内在的东西，最纯粹的内在顶峰，就是现在自觉地提出的这种内在性。这个原则是从笛卡尔开始的。”[3]（P59-60）
这种肇始于笛卡尔的意识内在性原则，成为了近代形而上学的根基。对此，海德格尔指出，意识的存在特性是通过主体性被规定的，其特点是“把对象嵌入意识的内在性之中”。但自笛卡尔以来，这个主体性成为不允许被问询的“禁地”[4]。全部近代形而上学实际上都是以此为基点进行理论思考的。这种意识的内在性原则产生了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基本理论难题：只要人们从我思出发，便根本无法再贯穿对象领域；因为根据我思的基本建制，它根本没有使某物得以进出的窗户。“就此而言，我思是一个封闭的区域。‘从’该封闭区域‘出来’这一想法是自相矛盾的。”[4]此种理论难题可以更具体表述为：“这个正在进行认识的主体怎么从他的内在‘范围’出来并进入‘一个不同的外在的’范围，认识究竟怎么能有一个对象，必须怎样来设想这个对象才能使主体最终认识这个对象而且不必冒跃入另一个范围之险？”即“认识究竟如何能从这个‘内在范围’‘出去’，如何获得‘超越’？”[5]（P75）
近代形而上学家绞尽脑汁想要解决意识与它的对象的统一问题。笛卡尔试图通过“上帝”的“神助说”来统一物质与精神两个独立的实体，以借之从此困境中脱逃。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虽然努力想解决笛卡尔遗留下来的意识内在性的难题，但由于他们继承了笛卡尔的理性主义立场而并没有解决，反而把这种意识内在性原则进一步深化了。这是因为，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通过理性预先设定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等的分离与对立，然后运用理性以概念或逻辑推论出二者的统一这个途径来完成的。
正因为如此，伽达默尔才说：德国唯心主义的“同一哲学”是以假设来消除一切形而上学的二元论对立的[6]（P119-127）。卢卡奇对此也指出：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理性在本体论上依然是哲学问题的核心，对自然和社会的存在和生成来说，理性是最高的原则[7]（P531-535）。因此，传统形而上学企图通过理性设定一个普遍的、终极的基础，以此来涵盖、综合、解释和界定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的追求，在近代形而上学那里最终发展为理性成为统摄宇宙万物的绝对本体马克思哲学产生以前的旧唯物主义虽然把物质作为其理论基础与唯心主义的理性、意识、精神等抗衡，但旧唯物主义的“物质”实际上指的是抽象的“物”，由于它是被运用理性而得出的范畴或概念所规定，因而仍旧是限制在“思维”或“意识”之中的一种超感性的存在或本体，分享着唯心主义的观念基础。因此，它最终也是遵循以意识内在性原则为核心的知识论的致思理路而又重新陷入到传统形而上学之中。对此，吴晓明先生在他的相关文章中予以了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