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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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范文第1篇

一、法律援助与法律援助制度

法律援助始于西方，最初是由一些私人律师和宗教团体及慈善机构等民间组织自发地位穷人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慈善和道义行为。【2】它源自民间的社会道义，后来发展为一项国家责任，即建立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救助制度。对于法律援助的内涵，众说纷纭，搜索网页不难发现大家普遍认为“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服务机构和法律服务人员，为符合条件的公民提供无偿的法律帮助。”，有的认为“是指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为经济困难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无偿法律服务”。也有的认为“法律援助，是国家以法律化、制度化的形式，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减、免收费的法律服务，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制度”等等。【3】比较这些观点，其实大同小异，都是强调法律援助是国家通过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法律服务，是一项现代社会法律保障制度。

二、基层法律援助现状分析

我国幅员辽阔，辖23个省、4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2个特别行政区，各地自然地理、经济文化不同，法律援助开展也不仅相同，尤其是县级地方更是差些万千。截至底，我国各地政府已建法律援助机构2774个，地、市法律援助机构381个，县、区法律援助机构2361个，其余32个为省级法律援助管理机构【4】。现以本人所在的黑龙江省大庆市红岗区为例，对我区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现状和问题进行浅析。

（一）基本概况

红岗区地处大庆油田腹地，东临龙凤区、安达市，南接大同区，北与萨尔图、让胡路两区接壤，面积623平方公里，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区。全区辖5个街道和1个镇。总人口17.4万人。

全区共有法律援助机构5个。其中，法律援助中心1个，即红岗区法律援助中心；公证处1家，即红岗公证处；律师事务所1家，即红岗律师事务所，为国资所；法律服务所2家，即解放法律服务所和红岗法律服务所；全区共有法律服务从业人员19人。

红岗法律援助中心编制3人，在编1人，加上主管领导共3人（不占法律援助中心的编制），平均年龄约35岁，党员1人；其中硕士1名，本科2名。下辖法律援助工作站10个，其中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6个，即解放街道、红岗街道、八百垧街道、杏南街道、创业街道和杏树岗镇法律援助工作站，在编人员12人，平均年龄约33岁，党员10人。其中，本科学历11人，大专学历1人。延伸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4个，即老龄委、残联、妇联、教育局法律援助工作站。

（二）工作现状

自以来，红岗区法律援助中心共办结各类法律援助案件155件，解答法律咨询2645人次。其中，仅，红岗区法律援助工作中心利用辖区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等，开展“法律进企业”、“法律大集”、“法律服务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法律援助在你身边”等宣传活动10余次，印发《法律援助条例》等资料1000余份，为群众解答法律疑难130余个；在区政府网站报纸刊发信息报道55期，在市政府、市司法局网站报纸刊发6期。全年接受当事人申请56件，审查批准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6件，受援人数40人；“148”法律服务专线电话为广大市民解答法律咨询394人次，接待来访49人次。

（三）特点分析

通过分析红岗区法律援助工作开展情况，不难发现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法援案件稳步增长。自以来，法律援助案件申请与办结都呈逐年递增趋势，特别是以后该区法律援助案件增幅较大，法律援助工作有明显提升。见图表一：二是法援案件民多刑少。从红岗区法律援助案件性质分析来看，民事法律援助占据85%以上，刑事案件所占比例较小，法律援助呈现民事主体化。见图表二：

图表二：—红岗区办结民刑法律援助案件一览表

年份刑事（件）比例（%）民事（件）比例（%）合计（件）

00%13100%13

15%1995%20

312%22(来源：文秘站 ）88%25

310.3%2689.7%29

三是法援对象明确稳定。 从-的法律援助对象统计来看，受援人数117人。其中，残疾人8人，占受援人总数的6.84%；老年人40人，占受援人总数的34.19%；农民工25人，占受援人总数的21.37%；未成年人9人，占受援人总数的7.70%；妇女4人，占受援人总数的3.42%；农民等一般贫困者31人，占受援人总数的26.48%，整体较稳定。见图表三：

三、基层法律援助问题剖析

从上不难分析，红岗区作为地方基层，法律援助工作开展过程中面临很大的难题，也真实反映了我国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的现状，工作开展困难，阻力压力较大，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法律援助力量单薄。红岗区法律援助从业人员人数较少，力量薄弱。全区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10人，还不足全区人口的0.06%。其中律师3名，大部分法律援助案件由为数不多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来承担，不堪重负，压力大，法律援助工作质量很难得到有效保障。纵观全国，以我国基于立法测算数据来看，社会对诉讼法律援助案件的总需求量至少为74万件，而实际办结法律援助案件16.64万件，差口巨大，庞大的法律援助需求与有限的法律援助力量之间矛盾突出。

二是经费保障到位较难。根据我们基于立法需要所做的测算，社会对诉讼法律援助案件的总需求量至少74万件，平均每案补贴1000—1500元计算，74万件法律援助案件总计需7亿—11亿元的经费支持。【5】以红岗为例，仅26起法律援助案件办案补贴可达3.9万元（注：以上标注为的，考虑消费水平提高、物价上涨因素，实际法援补贴额还要大），加上法律援助经费黑龙江标准4万元以上，地方基层法律援助机构负荷较大。红岗区受地方财政紧张等因素制约，法律援助经费较少，深入开展法律援助工作难度较大。特别是法律援助补贴一直不到位，市区两级法律援助补贴缺位，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办案“贴钱”现象时有发生，导致基层法律服务所办案积极性不高，法律援助还不能完全满足全区的需要。

三是法援受案范围较窄。红岗区法律援助受案范围一直集中于农民工、残疾人、未成年等少数社会弱势群体，受案范围较窄，门槛较高，特别是基层法律援助受财政资金制约较大，大量需要法律援助的社会弱势群体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法律援助。而《公民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在‘司法利益有此要求’时，被指控有罪的人有权利获得指定的法律帮助，而且在他没有足够能力时不必支付费用”【6】，我国作为该《公约》的缔约国，《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的范围过窄，地方扩大适用范围的也难以达到《公约》的最低标准。

四是社会力量关注不够。法律援助工作是社会工作，但红岗区法律援助工作集中在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法律专业人员上，社会关注、社会参与、社会救助还远远不够，社会弱势群体利益被忽视，难以得到全社会法律帮助。根据相关资料，我国县级地方和西部地区法律援助工作经费、人力等明显不足，西部不少地区甚至没有专职法律援助人员，正常开展法律援助活动都困难，也从侧面上反映了社会对法律援助认识不够、重视不足，社会力量参与法律援助工作远远不够。

五是法援工作站效果不佳。尽管红岗区建立一套区法援中心、法律援助工作站两级体系，但实际工作中，受政府编制、体制等因素制约，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与基层司法所、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三块牌子一套人马”，职能过多，人员较少，工作量大，且专门法律人才往往很难配置到基层法援工作站，法援工作站难以发挥应有作用。县级等基层法律援助力量薄弱是个老大难问题，如我国还有超过1/5县级地方没有法律援助机构，不少法律援助机构与其他行政科室合署办公，人员和经费由司法行政机关调剂等。

四、解决基层法律援助工作问题的几点对策

通过分析红岗区法律援助基本情况与问题，我们在问题中找到了解决办法，在发展中看到喜人前景，总结经验，再接再厉，剖析问题，对症下药，通过双管齐下，提升基层法律援助质量，尽可能实现应援尽援。

（一）经验总结

客观来看，红岗区存在在人员少、经费少、案件少的问题，但从整体上看，法援工作逐年稳步推进，法律援助案件稳步攀升，分析其中原因，不难得出：

一是责任落实是保障。尽管红岗区法律援助工作人员较少，律师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力量严重不足，但法律援助相关人员都能强化法律援助为民责任，切实将法律援助工作作为自己本职工作，抓好落实，办好案件。

二是思路创新是动力。近年来，红岗区法律援助中心立足区情，不断创新思路，通过对法律援助案件合理分流，提高法律援助受案质量；开辟农民工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大大提高了法律援助办案效率。

三是宣传到位是前提。红岗区法律援助工作不断拓宽宣传渠道，活化宣传方式，辟建司法局网站，特别是将法律援助宣传纳入我区的“法律广场”、“法律大集”等活动之中，形成了普法宣传与法援宣传相互融合的局面。同时，实践中还将“148”法律热线解答咨询与法律援助自我宣传相结合，提升法律援助宣传覆盖面。

四是奉献自我是源泉。红岗律师事务所为国资所，人员少，承担区、镇两级政府大量案件的，任务重却积极承担大量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特别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面对自身生存与发展保障难题，奉献意识较强，克服行业竞争生存压力，为我区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提供基本保障。

（二）对策与建议

法律援助直接面向社会弱势群体，可谓“一头牵着百姓疾苦，一头系着政府关爱”，是政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也是政府维护社会弱者合法权益最基本手段，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起到举重轻重作用。今后，如何抓住问题对症下药，挖掘根源苦下功夫，确保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稳步持续深入开展，我个人建议：

（一）强化职责，实现法援投入制度化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基本职责，由政府财政负担，其投入到位与否直接决定着法律援助工作的命运。从目前看，地方法援财政资金投入远远不能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需求，法律援助工作力不从心情况短期内还很难改变。这就要求各地政府高度重视，从投入入手，重点围绕人、财、物三方面做文章。

一是加大人力投入。要严格按照省市有关文件精神，落实好法律援助人员编制问题，实现人、岗、编制度化，防止人编分离、一人多岗的现象发生。根据实际，增加基层法律援助编制，出台优惠政策重点引进专业强、素质高的法律人才，配齐配强基层法律援助机构，扩大工作人员队伍，解决地方法律援助人员少、力量薄弱、素质不高等突出问题。

二是加大财力投入。要继续加大政府财政资金的投入，将法律援助资金纳入政府同级财政预算，落实法律援助最低经费保障机制，实现法律援助专项资金、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制度化。同时，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方针，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开展募捐等活动，积极开辟筹措法律援助经费的新渠道。

三是加大物力投入。要在充分保障法律援助经费的前提下，在车辆使用、设施建设等方面向法律援助中心倾斜，加强法律援助硬件建设，将法律援助工作打造成地方司法行政系统“司法为民”窗口，切实使法律援助工作成为一项实实在在的“民心工程”。

（二）多措并举，实现法援体系网络化

法律援助为社会弱势阶层提供法律上应有的基本保障，直接关系着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是政府的一项德政工程，更是一项全社会法律资源合理配置的工程。这就需要多元化力量合力推进、多渠道信息资源掌控，建立起一套高效的法律援助工作网络体系。

一是拓宽法援宣传渠道。要以宣传为突破，特别是县级地方和西部地区，依托法律宣传活动载体，将普遍宣传与个案宣传、日常宣传与集中宣传有机结合起来，强化法律援助宣传报道，普及法律援助知识，使经济困难群众懂得用法律援助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使国家法律援助制度更加深入人心。今后，重点拓宽法律援助宣传渠道，在加强现有报纸、刊物、网络宣传的同时，积极运用广播、电视、流动宣传车等媒体拓宽法援报道渠道，实现法律援 助宣传手段的立体化，使更多群众掌握法律援助知识、支持法律援助工作、投身法律援助实践。

二是健全法援机构网络。要以法律援助工作站为重点，梳理疏通基层法律援助人事关系，强化基层法援站点职能，扩大法律援助联络点范围，壮大法律援助队伍，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组织网络建设。今后，基层尤其是西部地区可以将地方公证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所、高等法律学校全部纳入法律援助体系，加强司法系统法律援助信息联络。同时，要与财政、劳动和公检法部门加强联系，特别是将法院的司法救助与法律援助结合起来，形成一套全区性法律援助网络体系。

三是强化法援服务力量。要依托现有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律师等法律援助服务人员的同时，可出台优惠政策，吸引更多律所及律师、基层法律服务所及工作者、法律专业性人才流向地方，可将法律援助专职律师纳入公职律师序列，解决基层律师少的难题。同时，培育、引导、鼓励以志愿者为主体的法律援助社会力量，增加法律援助服务人员，凝集力量，形成合力，尽快形成包括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社会志愿者在内的多元化法律援助服务力量。

（三）严格标准，实现法援管理规范化

法律援助要以规范化管理为突破，强化标准，注重细节，加强管理，严格监督，确保基层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全部投入到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救助上，提高法律援助工作效率与质量，达到应援尽援的目标。

一是加强队伍管理。要建立健全法律援助服务承诺、限时办结、考核考评、责任追究等管理制度，加强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培训，强化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教育，提升法律援助机构人员队伍管理水平。今后，要以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监督管理为重点，加强对法律援助承办案件跟踪监督，杜绝承办人员办案时敷衍了事、走过场等现象发生，坚决禁止法律援助有偿办案。

二是加强资金管理。要把法律援助资金管理放在重中之重，单独设立帐户，实现法律援助经费专款专用，不截流、不挪用。今后，要建立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经费管理制度，实行审计跟踪，完全实现补贴落实到位、发放到位。

三是加强组织管理。基层地方立足法律援助中心机构，以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为重点，加强法律援助组织机构领导，以管理求效率，全部实现法律援助办案程序化、法律援助工作标准化。今后，尤其县级及西部地区，可根据实际，加强法律援助机构与法制宣传、人民调解、基层法律服务机构联系，互相配合，延伸法律援助工作服务范围。

（四）以民为本，实现法援机构人性化

法律援助为社会弱势阶层提供无偿法律服务，是人道主义在政府法律工作中的重要体现。今后，基层法律援助机构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于民，加大法律援助服务力度，切实将地方法律援助工作打造成一项全区性民心工程。

一是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要在现有法律援助受案范围基础上，结合实际，逐步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将更多的贫困者纳入法律援助对象之中，享受到有效的法律服务。

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范文第2篇

关键词：法律援助；非诉讼；大调解

一、非诉讼法律援助之现状

非诉讼法律援助是指由法律援助机构组织的法律援助人员和社会志愿者，为经济困难或特殊事项的当事人，提供免费的、诉讼以外的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制度。法律援助案件的非诉讼解决在全国多数地区尚处于起步阶段，开展程度不一，部分地区已经为此出台了较为完善的规章制度，更多的地区还处于积极探索的阶段。

2011年，平邑县建立起了以人民调解为中心的“大调解”模式，成立了多部门协调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在此背景下，平邑县法律援助中心开始积极加强和完善非诉讼法律援助工作。截止2015年，平邑县法律中心在所完成的法律援助案件中，以非诉讼形式解决的占到了案件总量的近17%，其中多数为涉及、索要扶养费、追索工资以及妇女权益维护的案件。

平邑县法律中心对非诉讼法律援助的积极探索取得了很好地成绩，其中贺兆彬案、唐娟案以及百货大楼职工群体诉讼案均受到了极大的社会关注，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正是这些成功的典型案例，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让我们看到了非诉讼法律援助的开展前景，激发了我们的信心。

二、非诉讼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非诉讼法律援助工作越来越多的受到了积极关注。但由于非诉讼法律援助的起步较晚，很多方面还不够完善，在其规范运作上也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非诉讼法律援助案件本身具有其复杂性。相较于诉讼案件来讲，非诉讼援助案件要求最大限度的找到当事双方的利益切合点，从而实现矛盾的和平解决，这无形中加大了案件处理的难度，需要办案人员全程介入，倾听双方的诉求，这也增加了援助主体的工作量。另外，非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进行讲求的是灵活、快捷，并非像法院审判一样完全以法律为准绳，这也就造成了这项工作本身并无一个固定的工作模式，增加了办案的难度。

其次，非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缺乏法律法规的引导和规范。经过多年的发展，特别是在《法律援助条例》实施以后，有关法律援助的规章制度越发的完善，但在与非诉讼法律援助有关的立法上则稍显落后。我们注意到，在一些地区已经初步制定出了较为完善的关于非诉讼法律援助的相关规章制度，内容囊括了受案范围、案件办理、监督检查、补贴发放等各方面，很好的指导了当地的非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还有一些地区以文件的形式单就非诉讼援助的某个方面（比如说补贴发放）作了规定，无论是哪种形式都是为了当前更好的开展工作所需要的。但从长远来讲，制定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非诉讼法律援助规范条例，然后由各地根据自身需要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势在必行。

再次，非诉讼法律援助工作在具体实施管理上还不够完善。严格的管理和实施是一切工作的基本，尤其是在当前有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的情况下，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工作的好坏。现如今，对于非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管理一般还是采取与诉讼法律援助一样的方式，这忽略了其特殊性，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有很大的弊端。非诉引导是不是应当程序前置？哪些案件需要先行予以调解？对于特殊案件如何加强和处理各有关部门的协调工作？如何对办案工作进行监督和检查？补贴以何标准发放？此类问题都亟需通过管理体制的创新予以解决。

最后，非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对办案主体有更高的要求。非诉讼法律援助不仅要求办案人员具有相应的法律知识，还要求其能善于交际，善于抓住当事双方的心理，善于分析案情找到案件利益契合点。另外，办案人员更应敢于担当，坚持“诉调结合”的工作模式；倾力服务，能调则调；锲而不舍，坚持将非诉解决的模式贯穿于整个案件办理的始终。从当前来看，法律援助主体较为复杂，有中心工作人员、社会律师、法律工作者，在业务能力上参差不齐。更主要的是，各有关人员在非诉讼援助上缺乏经验，从主观意愿到客观能力上均有欠缺，这也极大地影响了非诉讼援助工作的开展。

三、提升非诉讼法律援助工作之对策

首先，提高认识，培养能力。非诉讼法律援助和诉讼法律援助一样，都是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因此，要使广大法律援助工作者深切的认识到将法律援助案件引入非诉讼解决轨道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极力防止因认识不到位导致的不重视甚至是拒绝非诉处理情形的出现。要加强对非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和教育，提高非诉讼法律援助在日常援助工作中的地位，加强开展非诉讼法律援助的力度。同时，评估办案人员的非诉调解能力，提高办案人员工作能力极为重要，要做好对援助机构人员以及实施援助的相关人员的业务技能培训，提高他们开展非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业务技能。

其次，完善制度，积极引导。随着法律援助工作的稳步开展，相应的规章制度亦应跟进。为了更好地开展非诉讼法律援助工作，应积极健全和完善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以法规的形式对非诉讼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办案程序、监督检查、补贴发放等作出明确规定。另外，考虑到一些案件、群体性诉讼案件的特殊性，本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结合工作中的相关经验，我们认为有必要明确“特殊案件主动介入制度”，以对社会影响比较大的案件及时发现、积极引导，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以我中心所办理的唐娟案为例，正是援助律师的及时发现、主动介入才使该案最终得到了和平解决，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再次，加强管理，规范运作。多年的实践证明，法律援助工作的高效开展离不开有序的管理和实施体制，非诉讼法律援助有其特殊性，要想更好地推进这方面的工作，管理制度的创新极为重要。笔者认为，相较于以诉讼方式开展的法律援助，非诉讼法律援助的管理工作应更多的倾向于事前的审查以及事后的检查，而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应赋予办案人员更大的自由度，以使他们能够随机应变，根据案情选择合理的解决方式。

最后，责任到位，激发动力。法律援助工作的良好开展离不开严格的纪律和有效的激励手段，非诉处理模式亦是如此。现实中往往有一些办案人员因为是非诉讼法律援助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甚至出现一些损害当事人利益的情况，对这种行为要坚决制止，严肃处理。援助机构要做好监督人的工作，重视受援群众的意见，及时发现和处置案件办理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此外，适当的激励措施也是必要的，考虑到现如今非诉讼援助案件补贴明显低于诉讼援助的实际，为激发广大援助主体开展非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积极性，应尽快提高非诉讼援助的补贴标准，形成科学高效的补贴发放机制。（作者单位：山东省平邑县法律援助中心）

参考文献：

[1] 肖扬主编：《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援助制度》，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2] 郭建梅、戴艳玲：《中国法律援助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范文第3篇

为进一步落实法律援助责任，切实维护农村困难群众的合法权益，现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浙政办发〔20*〕96号，以下简称《意见》）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嘉政办发〔2009〕35号）的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就进一步加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意义

农村法律援助工作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对于深化“平安*”、“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县大力开展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基本形成了“镇有工作站、村居有联络点”的农村援助网络，为维护广大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目前农村群众对法律援助的知晓率不高、便民措施不够、组织网络不健全等问题仍比较突出，法律援助离广大农民群众的期盼和“应援尽援”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因此，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各镇（街道）和相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和紧迫感，真正把农村法律援助工作作为一项长期的扶贫济弱的“民生工程”、“阳光工程”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为广大农民提供成本低、效率高、质量优的法律援助服务，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法治保障。

二、进一步健全网络体系，推进农村法律援助拓展与延伸

要以县法律援助中心为龙头，以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为骨干，以村居法律援助联络点为补充，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站规范化建设，配齐配强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人员。规模大的镇（街道）要配备专职的法律援助员，充分发挥兼（专）职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在指导和帮助农民申请法律援助、宣传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和直接参与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等方面的作用。在农村进城务工人员集中场所、较大企业建立健全法律援助联系点，明确联络员，引导进城进企务工农民通过合法途径解决纠纷。

三、进一步扩大援助范围，满足农民群众法律援助需求

根据《意见》要求，结合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确定以低于本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2倍为经济困难标准，努力降低援助“门槛”，使更多的困难群众得到法律援助。要加强对农村五保、低保对象和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的法律援助。逐步将农村发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纠纷，伪劣农药、种子、化肥坑农事件，环境污染造成种植、养殖业损害和建房引起的人身损害，以及家庭暴力等涉及民生的事项，列入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不断满足农村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

四、进一步完善便民措施，提高农村法律援助的服务能力

按照“临街落地”要求，加强县法律援助中心便民接待场所建设。建立法律援助机构与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等法律服务机构联动机制，开辟“绿色通道”，简化审批手续。完善县镇两级“12348”法律服务信息平台，实现援助申请“零等待”。坚持把调解优先原则贯穿于法律援助的全过程，更多地采用非诉讼的方式解决村民之间的矛盾纠纷，促进农村和谐稳定。继续在村（社区）、农村进城务工人员集中的地方装挂标有“寻求法律援助，请拨12348”的法律援助指示牌。发放农民法律援助卡，制作法律援助服务指南，方便农村困难群众寻求法律援助。

五、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不断扩大农村法律援助知晓率

要把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纳入“五五”普法内容，以“法律进农村”为载体，充分利用宣传媒介以及开展送法进村入户等途径，加强对法律援助制度的宣传教育。要紧紧抓住重点对象、重点事项、重点领域、重点时段，不断提高法律援助宣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将法律援助的相关知识宣传扩展到农村小集镇、农贸市场、活动中心，使广大农民群众更多地了解法律援助，不断提高农村群众对法律援助的知晓率和认知度。

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授助；道德；理性

一、中国法律援助的特点

法律援助制度又称法律救助扶助制度，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对经济困难、生理残缺、智能低下而又需要法律帮助的当事人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减免费用而提供法律服务的一种司法救助制度。这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广义的法律援助包括减免诉讼费在内在的整个法律程序的各个环节上为受援者提供的法律帮助。狭义的法律援助是指法官、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服务人员为社会的贫困者、弱者、残疾人和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减免费用的法律服务。法律援助是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同国外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援助制度相比，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一)中国法律援助物质保障的现实性

中国社会主义法制不同于资本主义法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我们的法律既规定了全体公民一律平等的实体权利，又规定了为实现平等实体权利所必须的平等程序权利，而且特别强调为实现这些权利提供可靠的物质保障。实施法律援助制度，就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完善平等程序权利的实施机制，切实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得以真正贯彻实现。这正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律援助制度与资本主义国家法律援助制度的本质区别。总而言之，中国的法律援助虽然起步晚，但是起点高、范围广、后盾强，有保障，是一项大有发展的公益事业。当然，作为一种新的制度，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中逐步探索、解决和完善。

(二)中国法律援助主体的能变性

在中国，法律援助是以政府为主导，政府与社会相结合的行为。法律援助既是国家的责任，也是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责任。就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目前还缺乏大量的社会援助组织，没有形成稳定、可靠、充分的法律援助资金来源，而律师又已成为法律服务资源市场的竞争主体。因此，如果没有国家的全面参与和组织领导，单靠社会和律师个人的力量，要形成一种开展全方位法律援助活动的有效制度并维持整个法律援助机制的统一、有序运行，不仅是困难的，而且也是不现实的，而且还可能导致法律援助活动出现各自为政、孤军奋战、管理失灵、形式混乱、地域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所以，我们的法律援助必须以政府为主导。这是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特点，也是其优点。我们在确立法律援助为国家责任的同时，也没有排斥法律服务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的法律援助活动。这种以国家援助为主，社会组织和个人援助为辅的法律援助机制，不仅体现了国家在整个法律援助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同时也有利于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而有些国家或仅仅把法律援助强调为一种国家责任，或只认为法律援助是社会组织和律师个人的人道行为。这两种作法，或是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或易导致法律援助工作的失控。

(三)中国法律援助范围、对象和主体的宽泛性

首先，从中国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来看，包括如下:刑事辩护和刑事;民事、行政诉讼;非诉讼法律事务;公证证明;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及其它形式的法律服务。而一些国家的法律援助则仅限于特定的刑事、民事案件的辩护及简单的不涉及财产关系的法律咨询。

其次，从中国法律援助的对象来看，只要是公民、法人确因经济困难或其它特殊情况，以及符合特定条件的外国人，都可以获得法律援助。而许多国家则完全排除了法人和外国人的法律受援权。

再次，从法律援助的主体来看，中国法律不仅明确规定提供法律援助是律师的应尽义务，而且还要求公证人员、墓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及其他法律专业人员也应为维护社会弱者的法律权益提供法律援助。而在一些国家，法律援助被认为仅仅是公设律师的工作和少数具有正义感的私人律师的善举。

二、中国法律援助展现极为重要的现代社会价值

(一)实现和保障人权

认为，人权就是一切人，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也就是说，一定社会中的一切成员或一定国家中的每个公民，不论其种族、民族、性别、语言、、政治主张、财产收入、教育程度等状况如何，其所受到认可和保障(主要是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障)的能够实际拥有的实然权利和应当拥有，但因目前种种条件的限制实际上还无法拥有的应然权利，特别是生存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权利等，不仅在资格上是平等的，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应当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为此创造了前提和基础条件。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法律就是人权法。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无论是宪法，还是各部门法，对人权的保护还仅仅是一种立法上的承认，而对人权的真正保障，更重要的是在于使这些法律规定的权利真正地在社会生活中成为现实。一般而言，人权的实现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自己的法律行为来直接实现其实体权利;二是人们在司法救济中通过行使程序权利(诉讼权利)来保证实现其实体权利。以上两种实现人权的途径，随着法律规范的繁多复杂，越来越需要专业性的法律服务。但是在市场经济中，法律服务资源的有限性、有偿性往往导致社会弱者无法通过正常的市场交易方式获得相应的法律服务。因此，传统的人权保障措施已远远不够，必须建立相应的法律援助制度。所以，无论是从道德及人道主义的角度，还是从公正、平等的法律价值与评价的角度，或是从人权的角度，中国都不仅应当实行法律援助制度，而且中国的法律援助都应当比外国实现得更好。

(二)凸显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为解决各类社会冲突而追求或拥有的一种法律理想和法律评价。它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在处理各类案件的过程中，既要运用体现公平原则的实体规范来确认和分配具体的权利和义务，又要使这种确认和分配的过程与方式体现公平性。一般把前者称作实体正义，把后者称作程序正义。要实现司法公正，仅有实体正义是不够的，还要有程序正义。要实现司法公正，仅靠司法人员的秉公执法也是不够的，还要有对社会弱者的法律援助。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对司法公正特别是对程序正义的种种障碍，其中包括社会弱者在寻求法律的平等保护时遇到的有形或无形的困难。具体而言，这些障碍主要有以下几种:经济上的障碍;知识与信息上的障碍;权利和义务观念上的障碍;沟通交流上的障碍;法律服务资源上的障碍;生理上的障碍;人身自由上的障碍。以上诸种妨碍司法公正的障碍的存在，客观上造成了程序上的不公正，从而导致了实体上的不公正。而法律援助则是保障这两种公正的重要制度和措施之一。

三、中国法律援助蕴涵极为丰富的传统道德价值

法律援助制度是为了适应人人平等的共同道德需求而产生的。‘言首先是在西方社会出现的。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在一定程度上履行自己的“平等”诺言，积极支持在有关法律制度中订立给予穷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内容。如法国1851年确认法律援助制度，英国1903年颁布《保护穷人囚犯的法案》、1949年颁布《法律援助和咨询法案》等。西方法律援助制度的最初建立，是对封建地主阶级享有法律服务特权的否定，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但是，从根本上讲，西方国家为穷人提供法律援助是为了巩固资产阶级统治，并没有改变其维护资产者利益的阶级本质，且他们所宣扬的人权是以财产权为核心的人权，所以其法律援助制度不可能使资本主义法律成为普遍保障广大穷人利益的工具。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国家，穷人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现象仍到处可见。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就决定了我们国家对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应该提供法律帮助，保障实现其应有的合法权益。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同世界各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一样，反映了人人要求乎等、铲除人间不平等的共同道德要求。然而，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还具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它既反映了中国全体社会成员大都具备的或是能够接受的传统道德价值，又体现出了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必然联系。中国的法律援助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传统道德价值。

(一)体现仁爱积善

孔子云:“仁者爱人”，这是中国占代早期的人道主义。孔子从爱护他人、尊重他人的基本伦理立场出发，认为作为一个仁者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等。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仁爱”思想，进一步提出人的“良知”问题，认为“良知”即“不虑而知者”，可与“良能”、“良心”视为同义语。“良能”，是指天赋为善的能力，也就是天生愿做好事;“良心”，即善良之心，不忍加害他人之心。且认为“恻隐之心”是‘·仁之端”。“积善”亦即多做好事，与人为善。铁面无私的包拯、刚正不阿的海瑞等为民请命、为民伸冤的壮举，流芳千古，可歌可泣，都是传统道德价值观在司法活动中的典型表现。

中国的法律援助，给在犯罪案件中无能力为自己辩护的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给请求给付赡养费、抚育费、扶养费而无力支付律师费者，给请求给付抚恤金、保险金或与此有关的公证而无力支付费用者等等自然人提供法律帮助。同时，也给某些经济上有严重困难的国有或集体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法律纠纷提供法律援助。这些都可谓是为人民为社会做好事，同情弱者，扶贫帮困助残，充分体现了仁爱积善的传统道德价值。

法律历来被人们看成是公平和正义的化身。基于各种原因，社会上总会存在一些弱者，他们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因经济贫困或其它原因，无法获得法律的保护。因此，对弱者的法律援助，不仅逐渐成为一种法律制度，也是社会道德的价值取向之一。为社会弱者提供减免收费的法律援助，是我们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体现。

(二)强调义务，淡泊利益

义与利，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一对重要范畴。居于传统道德价值观主一导地位的儒家思想是重义轻利。它主张“君子义以为上”，“不义而富且贵”则“如浮云”。这种重义轻利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抵制贪欲、战胜邪恶的武器。在法律不断受到金钱腐蚀的今天，全国首届十佳律师王海云的话掷地有声:“做律师就不能为了钱!”仗义执言，为民请命，是律师至高无上的准则。律师提供的法律援助，己使许多当事人受益。法律援助，为贫弱者减免服务费，不正是重义轻利这种传统道德价值观的生动体现吗?

(三)注重尊老爱幼

世界各个民族都具有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中华民族在这方面更为突出。中国古代不仅有系统的伦理思想体系，而且有较完整的教育体制，向国民灌输尊老爱幼等伦理道德的观念。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把尊老爱幼与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今天，给无能力为自己辩护的未成年人、老年人犯罪案件提供法律援助;为请求给付赡养费、抚育费的案件提供法律援助;为赡养协议、抚养协议的公证提供法律援助等等，无一不体现了尊老爱幼的传统道德价值观。

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范文第5篇

关键词：政府法律援助；民间法律援助；立法层次；监督机制；社会认知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2-0194-04

一、现阶段我国法律援助呈现的特点

法律援助制度，它的含义不仅体现在对于经济困难或者有其他原因导致无法通过正常的法律救济途径无法保障自身利益的公民的救助，而且还体现在无偿提供法律救助服务中。由此可以看出，法律援助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它不仅以服务社会弱势群体为己任，使一些在经济上有困难的且想通过诉讼来给自己讨个公道的人有路可寻，而且也在改善民生上有了诸多贡献。

（一）法律援助机构由政府设立

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第3条的规定将法律援助归于政府的职责，政府在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中的地位是重中之重，要将法律中的内容落到实处，使弱势群体的权利得到救助。政府在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时，也是将自己的工作任务进行细化，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运作。政府法律援助在我国整个法律援助框架中是重中之重，并且由县级以上政府在不同的地域内按等级将法律援助工作进行划分与整合。

从《法律援助条例》以及其他部门法涉及到的有关法律援助的内容来看，政府的主要职责为，对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法律服务，使他们能通过这种无偿服务来维护自身权益。制定科学有效的发展发展方向，使法律援助机构井然有序的运行，并且对于法律援助制定完备的服务体系。对于受帮助的公民，明确提供服务的范围，更可能广泛地为公民提供帮助，让他们感受到法治的阳光。

（二）民间法律援助作为补充

民间法律援助是社会私人或团体组织自发形成的，他们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的目的是公益性的，免费为经济困难或者缺乏专业法律知识的特殊弱势群体提供帮助。民间法律援助的开展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政府法律援助的工作内容，在政府法律援助涉猎不到的方面进行覆盖，并且在实践中，促进了政府在法律援助方面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义务，使得社会资源得到整合。民间法律援助组织的发展时间很早，如北京大学法学院于1995年就建立了“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年”，华东政法大学于2005年建立了“劳动法律服务中心”等。这只是两个极其普通的例子，像这样的机构还有很多，而民间法律援助的队伍正在不断壮大，这也是我国整个法律援助队伍中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三）法律援助只针对特定对象

根据相关法律来看，我国法律援助所针对的主体具有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就体现为它只帮助经济困难的当事人、特殊群体和特定情况下的当事人。刑事法律援助的案件在2013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将法律援助的范围进行了扩充，从修改的内容可以看出，被告在申请法律援助的条件限制没有以前苛刻了，只要被告因经济苦难或某种程度上的特殊原因无法通过正常法律援助途径来保障自身的权利，就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民事、行政法律援助的范围更多地体现在国家赔偿的案件和当事人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等案件。

通过减免诉讼费用，提供律师咨询案件等法律援助的方式对于案件被告人和特殊群体的当事人来说，无疑是让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在刑事案件领域中，根据《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规定，对于被告人有经济困难的或者是盲、聋、哑的被告人或者未成年，就有资格申请法律援助且可得到法律的保护。在民事和行政案件领域中，法律援助涉猎的是几种特殊情况下经济困难的当事人，当然对于缺乏相关法律知识的人且经济上还算宽裕的人，可以进行相关问题的咨询。法律援助针对这些特殊群体，这是一种便民的表现，说到底只有将群众的切身利益落到实处，才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二、我国法律援助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区别

早在15世纪时，苏格兰就颁布了一条法规，使得法律援助的雏形初现，在之后的进程中，法律援助在西方国家得到很好的完善与发展。而我国从1994年提出并实施，2003年才有相应的条例，发展时间远远不及其他国家，但也有显著的成效。虽然起步晚且经验不丰富，但也是与“依法治国”的理念相照应，也有可圈可点之处。

法律援助作为保障人权的一项制度，在发达国家中主要是以人格为基础的，只要符合规定即可享有这项权利，在我们国家，法律援助还暂且以行政规章的形式出现，对于公民来说，还没有颁布“法律援助”这项专门的权利来直接享有，只能是一部分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情境下才可以享有法律援助。因此，我国还需根据立法的深入和国情的变化对于法律援助做出改变。

无偿法律援助服务使公民的权利得到维护，但是在法律援助工作为当事人提供服务后，也是需要花销的，经费上来说，国外或者国内都是政府支付费用，只是在筹集款项上我国的筹集方式没有国外的方式多，比如国外就可以通过某个基金会的捐款来扩充法律援助机构的经费等。我国的法律援助经费是专款专用，无论从法律援助经费占总财政收入的比例，还是从人均法律援助比例来看，都少得可怜，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进展。

三、我国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

（一）以哈尔滨市法律援助建设存在的问题为例

《哈尔滨市法律援助条例》于1999年11月4日通过，比国务院出台的《法律援助条例》在时间上要早，但是自1999年这部条例出台后，就再也没有修改过，总是说法律的颁布在一段时间后有其滞后性，哈尔滨法律援助条例更是有些滞后了，没有从现阶段出现的实际问题中出发，对条例进行补充和修改从而解决实际问题。从《哈尔滨市法律援助条例》的内容来看，条例中对法律援助的对象做了更进一步的要求，对于本市区内符合条件的弱势群体进行救助。

宣传的对象不够全面，群众知晓率不高。就以哈尔滨市周边农村法律援助工作为例，虽然法律援助机构每年都进行广泛的宣传，但宣传活动主要集中在乡镇集镇，使得一些足不出户的老百姓并没有及时了解到法律援助基本的知识，甚至对于基本的法律知识也知之甚少，就更不用说法律援助的内容了，这样的维权意识正是由于宣传的倾向性没有照顾到该照顾的特定主体，使得法律援助付诸实践时成效并不高。

法律援助经费不足。在哈尔滨市，法律援助机构是设立在司法局下的，有道外区法律援助中心、道里区法律援助中心等15个法律援助中心。据统计，哈尔滨市从1997年建立法律援助中心至2015年，总共受理了35 100余件符合法律援助范围与条件的案件，并且接待的无偿咨询人数有数万人。看到这些显赫的成绩，可以说，进行法律援助是很有必要的一件事情，是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工作，但是就它本身的单位性质来看，它是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所要面对的是十分庞大的案件受理，不仅人员上可能跟不上，经费的来源远不能弥补。法律援助的经费还要根据政府每年的财政款项来进行调整，这便会使每年的经费受影响，从而引发一系列问题，比如说经费不足，会使得工作人员有所懈怠，办理案件的律师不认真办案。

（二）我国法律援助突显的几点不足

立法层次低。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健全且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至少有一部专门的法律出台，或者说在一国宪法中有所体现，但我国宪法里没有关于法律援助的特别规定。立法的层次太低，立法不够完善，法律援助只有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也使得越来越多的法律援助没有得到解决。

法律援助机构内部运作的不足。从机构内部来看，所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体现在监督机制和运行经费上。对于法律援助内部运作来说，在部分地区还有乱收费的现象，这使得法律援助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可能会受到损伤，而且此类事件对于其内部的工作人员和法律援助律师的声誉来说会很不利的。因此可以看出，造成以上情形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监督机制和专业的监督手段，当上述的情况愈演愈烈时，会影响当事人所处案件可能存在的不利于己的后果的担心，同时也产生对法律援助机构的不信任。经费保障存在不足，法律援助是政法的职责，自然经费的多少是与政府的经济状况有关联的，再加之一些地区对于法律援助工作的不重视，使得经费就更少了。在我国，律师是无偿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如若经费少，那么对于律师的补偿就更少了，这也是会对他们积极办案有直接影响的。

社会认知存在着片面现象。法律援助在一些区域能有利开展是与宣传力度的大小有着直接关系的。更何况对于一些偏远的地区，还有农村地区，宣传不到位，农民根本不知道什么样的条件才符合法律援助，以及如何去申请才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民间法律援助在我国没有受到重视，一些社会公益组织因相关证件的缺失就不能担任法律援助的工作，这会挫伤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这也进一步使得需要得到帮助的当事人进行法律援助的方式仅限于政府下的法律援助机构，局限了群众的办案选择。

四、针对我国法律援助的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一）立法要深入

提高立法层次，有针对性的一部法律来规定法律援助的有关问题是关键。全国上下应当将法律援助重视起来，出台更高层次的立法，地方政府根据本地方的实际发展情况，出台相应的条例，使得法律援助工作更加规范化，并在实践中更有效力，从而反过来也能促使我国法律得到发展与完善。

（二）提高法律援助机构内部运作效率

对于一个机构来说监督机制的建立和保障是十分有必要的，可以使各个部门有效地完成工作，还可以杜绝机构内部一些不合理现象的出现，对于法律援助来说，监督机制的完善也是很有必要的。一方面，法律援助的案件众多，但始终没有一个标准对案件进行评估。标准的不确立，会导致对于相同的案件，法律援助的机构处理的结果可能不同，这样会严重影响当事人的利益。因此，可以对案件质量设定相关标准，形成日常监督与专项检查相结合的模式，并定期对法律援助机构内部的服务情况进行评审和监督。另一方面，对于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工作能力要提高要求，并形成工作人员惩戒办法，对他们的工作进行严格管理。这样的要求，会减少工作人员的违纪现象，提高工作服务质量。同时，社会中广大群众的监督也十分重要，法律援助机构可建立诉讼、举报投诉制度，接受社会的监督。在受到群众的监督下，会有效减少违规办案行为的发生，提高案件的质量，使法律援助工作更加公平公正，更加合理化。

经费支持对于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是很重要的，对于经费不足的事实，只有通过多渠道获得经费的支持，提高补偿，才能使法律援助工作人员更有积极性。法律援助队伍的壮大也应落到实处，毕竟一个法律援助工作机构如若人员不足便很难支撑所有需要办理的案件。那么，这对于当事人想要迫切得到法律帮助，工作人员想要尽量解决当事人的要求是不一致的。因此，经费的保障显得尤为重要。

（三）加强社会认知的覆盖率

要让基层人民群众知晓并能通过法律援助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要加大宣传力度，要深入农村、各个社区及企业，加强群众对法律援助的认识。对于民间法律援助工作者来说，更应该受到鼓舞，既然是本着服务大众的爱心活动，也应当参与到法律援助的工作中来，呼吁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使大众能对法律援助有个基础性的了解。

（四）我国法律援助创新制度的推进

最大限度地确保弱势群体的公平正义，遵守法律程序，加强法律援助工作，若要想推动法律援助事业发展，就要通过创新的方式。如今面对新的形势，法律援助的开展应当与时俱进，有所创新。

首先，根据这种司法救助的对象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我国应当扩大法律援助队伍的建设，让民间法律援助也参与进来，使法律援助工作能高效运作，和谐发展。法律援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特殊群体的法律问题，对于一个受案范围广，政府法律援助在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同时兼顾不好案件质量，在全心全意办好案件的同时降低了工作效率。解决这一对矛盾的最好方法是扩大受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机构范围，让民间法律援助机构也能更广泛地参与进来。比如政府可允许工会、有能力的高校及其他有法律援助意愿的社会组织开展法律援助工作，这样使他们投身于法律服务工作中，很好地解决了这对矛盾，也为和谐社会的建设献上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尤其对于高校建立法律援助中心或法律援助诊所，有雄厚法律知识功底的教师带领有相关法律知识储备的学生进行法律援助工作，这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学生实践课程，而且将课堂获取的知识运用于现实案件中，无偿帮助了弱势群体，弘扬正义。某种程度上，民间法律援助对政府法律援助的不足进行了补充，那么政府应当面向社会组织设立较为宽松的政策，让他们尽可能地参与进来。对于民间法律援助相关证件证明的问题应当放宽，这样才能使更多的民间法律援助机构参与其中，他们也才有信心参与其中，为老百姓办实事。

其次，各个地区应当建立健全功能全面、安全可靠的法律援助信息咨询工作网络。有必要时可以创建相应APP应用软件的服务功能，在微信等网络公共平台中推送订阅号，让更多的人关注法律援助在本辖区的最新动态，以及对于不懂的问题进行线上咨询。当然，对于法律援助热线12348的提供，各个地区应当有专职人员接听解答，使群众通过最便利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法律问题。

最后，要建立服务型政府，应当对政府工作人员设立一个评价体系，法律援助机构也不例外，接受服务的群众可以对工作人员或者律师进行满意度评价。这样不仅可以杜绝工作人员在服务过程中行为懒散、态度恶劣的情况，而且可以提高服务质量，使法律援助工作朝着科学高效的方向发展。

五、总结

从法律援助在我国发展的这二十年来看，法律援助工作经历了风风雨雨，取得许多可喜可贺的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想要解决变化中的困境，就要牢牢抓住与时俱进的思想，主动出击解决问题，使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越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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