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入门知识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考古入门知识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考古入门知识范文第1篇
关键词：创新；创造；大胆；兴趣
面对知识竞争的时代，社会需要一些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作为历史教师的我深感肩上责任的重大，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要求教师必须更新观念，培养学生在学习中的创新能力。
一、加强学习，认清内涵
创造活动是人类社会所具有高尚内涵的基本活动，人类社会任何进步都根源于创造，因此，培养学生这一目标，教师必须加强学习，提高认识，把握其内涵。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教师实施创新教育的最终目的，它的教学原则是开放式、启发式，同时重视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并且教学内容不局限于课本，要联系生活，从生活中进行知识传授，思维拓展，学科渗透等教育。
二、转换角色，更新观念
传统教学是以知识为本位的，教师醉心于琐碎历史知识的灌输，教学过程中，总是教师牵着学生鼻子走，而针对历史问题学生不敢谈自己的见解和感受，更不用说创新了。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求教师必须更新观念，树立创新施教的思想，把传统教学中单纯传授知识的过程，变成在参与中创造性地学习。
三、巧设疑，多激发，引导创新
疑问是学习的需要，思维的开端，创新的基础；兴趣是入门的向导，创造的源泉。而在教学中，教师往往做不到处处设疑，环环激发学生兴趣，因此，我在授课时，先让学生设“疑”而后思，采取比赛的形式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创造能力。
四、变难而易，由浅入深
在历史教学中，教师的引导非常重要，那些学术观点和考古的知识很难让学生理解。因此，教师的引导很关键，作为历史教师我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例如，在讲到时，涉及的历史知识很抽象，学生分析起来很不容易，而学生往往又死啃课本，所以在讲它的意义和失败原因时，让学生用自己的话说出它的意义，以及为什么失败。让学生大胆去分析，评价，这样再结合课本讲，学生就很容易理解了。
总之，中学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创新教育。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不但培养思维能力，而且也培养学生的联想能力。学生不能创新，就无法适应未来社会的飞速发展。
参考文献：
考古入门知识范文第2篇
关键词：埃及；本土埃及学；埃及考古
埃及学，从其诞生起就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经过世界各国众多学者努力才逐步发展起来。尽管埃及学诞生在欧洲而非埃及，但是埃及的学者对埃及学的发展、繁荣也做出了重大贡献。笔者依据埃及学自身发展规律以及社会背景，将本土埃及学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这是本土埃及学的酝酿期，以塔哈塔维、穆巴拉克为代表，他们受到欧洲思想文化的影响，呼吁重视古埃及文明，倡导古物保护，组建古物保存机构，改变了人们对古埃及文明的负面看法，促进了埃及学的传播。第二阶段，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为本土埃及学的开拓期，以古代语言学校培养出第一代埃及学家卡马尔与纳吉布为标志，本土埃及学正式发轫。但是，在垄断埃及古物部门的法国人的阻挠下，本土埃及学发展缓慢，这种状况到了19世纪80年代末期逐渐得到改观，卡马尔与纳吉布进入古物部门工作，进行一些考古发掘，也发表了一些论文；与此同时，卡马尔开办埃及学培训班，培养出了以萨利姆・哈桑为代表的第二代埃及学家。第二代埃及学家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发掘，研究范围也较宽广。第三阶段，20世纪30年代到50、60年代，在埃及独立与图坦卡蒙陵寝的发现的刺激下，民族主义者要求在埃及学领域实现民族化，这极大地促进了埃及学的发展。开罗大学设置了埃及学系，培养出一批埃及学专业的毕业生，他们中的很多人被送出国深造，成为第三代本土埃及学家的骨干力量。本土埃及学的实力发展迅速，出现了享誉世界的埃及学家，成为埃及学研究殿堂中不可忽视的力量。第四阶段，20世纪50、60年代至今，努比亚的抢救性发掘的契机使得国外埃及学研究机构、考古队伍重新进入埃及，但是埃及古物部门对埃及考古资源的占有优势，以哈瓦斯为代表的第四代学家在考古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本土埃及学的研究领域也日益拓宽。
学界对于埃及本土埃及学的研究是近年来才开始的。里德的专著《谁的法老？》、论文《本土埃及学：一个专业的非殖民地化？》，以及科拉的《冲突的古物》，从反殖民主义的语境出发，论述本土埃及学在西方列强的竞争夹缝中艰难的发展历程。1伍德的论文《现代埃及民族主义中对法老历史的使用》，论述近代埃及的法老民族主义者，如何利用法老历史为他们的政治主张服务，文中对埃及本土埃及学发展有所提及。2我国学者金寿福的《西方列强对外扩张和竞争中的埃及和埃及学》，论述了以卡马尔为代表的早期本土埃及学家在欧洲列强的夹缝中艰难起步。3
一、本土埃及学的酝酿
自中世纪以来，改信伊斯兰教的埃及人，对古埃及文明并不感兴趣。而学者们通常将阿拉伯兴起之前的埃及历史，视为异教徒多神崇拜的羞耻历史，这样就使得埃及人对埃及古迹古物、古埃及历史漠不关心。但是，到了19世纪，这种状况逐渐改观。
1822年，让・弗朗索瓦・商博良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破译了埃及象形文字，标志着科学埃及学的诞生。西方世界解读埃及文明的努力，使得“埃及人对古代埃及的兴趣逐渐浓厚了起来”，他们开始少量收藏古埃及文物。4更为重要的是，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对古埃及文明产生了兴趣，留学法国的里法阿・塔哈塔维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在法国留学期间（1826―1831年），塔哈塔维起初受到了埃及留学团的负责人、《埃及记述》的编者埃德姆・弗朗索瓦・若马尔的一些影响，进而受教于东方学家西尔韦斯特・德萨西以及其他研究东方语言、文化的学者，对古埃及文明有了一定的了解。商博良破译象形文字在欧洲引起的激烈论争，给塔哈塔维留下深刻印象。他写作的《巴黎游记》描述了法国保存古物的机构（可能是卢浮宫），并提及该机构收藏的木乃伊、丹德拉黄道图，介绍了欧洲人对金字塔的看法。受法国保存古物机构的启发，他认为埃及人应保存古代文物，特别指出将方尖碑送给法国是不妥当的，埃及人应该“将祖先留下的装饰物和作品保存好”。5
1835年，埃及统治者・阿里采纳了商博良在1830年所提出的建议，颁布了文物保护条例，规定“政府占有的或将来挖掘、探查所得古物都要存放在开罗的特定地方”，强调“将来所有古物禁止运往海外”。6当年，埃及成立古物局，任命一名政府官员为古物监察官。1836年，阿里任命塔哈塔维建设古物收藏馆，塔哈塔维将收集到的文物收藏在位于开罗艾斯贝基亚区的一座建筑中，后来这些文物由于安全原因又被存放在萨拉丁城堡。7但是，阿里的诏令如同一纸空文，西方挖掘者继续将文物运出埃及，而塔哈塔维创建的博物馆，藏品寥寥无几，惨淡经营，正如一位西方观察者所言：“许多年过去了，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博物馆，只是开罗的一个空空的走廊而已，因为我不会将那里存放的半打毫无价值的石头视为核心藏品。”8在这种情势下，博物馆于1855年被迫解散。一部分藏品被阿巴斯赠送给了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而赛义德将剩余部分赠送给了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安。1
塔哈塔维不仅倡导并实践文物保护，还通过著书立说来传播埃及学。1838年，塔哈塔维及其学生翻译了法国的古代及史著作《远古入门》。在参照马里埃特以及其他法国学者的著作的基础上，在1868―1869年用阿拉伯语写作了《论埃及的故事》，介绍了从古埃及到阿拉伯征服埃及的历史。值得注意的是，该书以法老历史而不是“世界的创造”或“穆斯林征服埃及”作为叙述的开端，在古埃及部分采用了曼涅托的王朝体系框架，并着重指出了金字塔、方尖碑和斯芬克斯的独一无二的价值。他说：“埃及与各民族的祖先竞争……在文明方面、法律领域以及民法审判方面，没有一个民族能超越埃及，各个民族无不受益于埃及的科学。每个国家或王国都在寻求埃及的光芒，”“在法老时代，埃及是世界民族之母。”2有学者认为，塔哈塔维的《论埃及的故事》不仅标志着埃及历史著作的转折点，而且也标志着埃及民族意识的觉醒。3
另外一位积极传播埃及学的人是阿里・穆巴拉克。他编撰的著名的《地理志》中，参考了古典学者的记载、中世纪阿拉伯学者的著作以及当时欧洲埃及学家的著作，对古埃及各种纪念物进行了介绍，还对金字塔的功用以及建造者的身份进行翔实的分析，呼吁埃及人应该了解自己的历史。他说：“对我们祖国的无知不适合我们，漠视我们祖先的遗迹同样不适合我们。”4他的著作《埃及尼罗河管理的最好蓝图》认为古埃及文明是最伟大的文明，他从耕地面积、人口、灌溉技术等角度入手，指出古代埃及所取得的成就是衡量当代埃及进步与否的标准。5此外，他的小说《阿拉丁》劝说人们要关注古埃及文明。小说的主人公阿拉丁对科普特、伊斯兰埃及有着渊博学识，但他在欧洲游历时却不能回答英国东方学者关于古埃及的问题。6小说显然是对当时埃及人的古埃及知识缺乏的反映，显示了穆巴拉克对古埃及文明的关怀。
除了塔哈塔维和穆巴拉克外，一些学者开始身体力行进行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曾经与塔哈塔维一起筹建博物馆的约瑟夫・海卡克雅受到西方人的影响，逐渐对埃及古物产生了兴趣。他为英国人发掘了赫利奥坡里斯、孟菲斯，在埃及考古史上率先应用地层学的方法进行挖掘。1863年，他根据尼罗河洪水数据、圣经和曼涅托的记载，出版了《论西里迪克建筑的年代》。7埃及天文学家马哈茂德・法拉基，挖掘了古代亚历山大城，复原了古代亚历山大城的地形。8他在埃及研究院宣布了他的研究成果，并用法语将自己的成果发表出来。9
二、本土埃及学的开拓
随着法国埃及学家奥古斯特・马里埃特主持埃及古物局和布拉格博物馆，法国在埃及古物部门的势力达到了顶峰。而在欧洲，继商博良之后，德国人在埃及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普鲁士的埃及学势力的上升，普鲁士寻求在埃及古物部门占有一席之地，而这是法国不愿意看到的。对于埃及而言，列强的争斗客观上为本土埃及学的起步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1869年，普鲁士的海因里希・布鲁格什在埃及教育部长穆巴拉克的支持下，开办“古代语言学校”，为埃及培养本土埃及学家。但是，在法国的阻挠下，语言学校在开办了5年之后被迫关闭。由于马里埃特的阻挠，语言学校第一届毕业生中的大多数未能进入古物局和博物馆工作，而是转行进入政府部门。1但是，毕业生艾哈迈德・卡马尔、艾哈迈德・纳吉布坚持埃及学研究，这成为本土埃及学的宝贵火种。加斯顿・马斯帕洛接任古物部部长后，开始放松对埃及人进入古物机构的控制。在埃及首相里亚德的帮助下，1881年卡马尔担任了布拉格博物馆的专译文秘，与布鲁格什一起清理了戴尔・巴哈里的秘密墓室。1891年，卡马尔升任助理馆员。21892年，纳吉布出任行省古迹巡查长。31904年，卡马尔因其在埃及学方面的成就入选埃及研究院，之后参加了古物局组织的上埃及、三角洲地区的一系列小型考古发掘，撰写了这些地区遗址的发掘报告。4
卡马尔与纳吉布用阿拉伯文进行创作，以此来传播埃及学。他们先后出版了11本阿拉伯语的古埃及书籍，其中2本论述象形文字，7本为历史书。1916年，卡马尔单独编撰了《埃及语阿拉伯语大词典》16卷。卡马尔在埃及报纸上写作文章，论证了古埃及语与闪米特语，尤其是阿拉伯语言的亲缘关系。5另一方面，为了取得西方同行的认可，他们开始用法语进行写作。卡马尔在《埃及古物局年鉴》上39篇，6参加马斯帕洛组织的开罗博物馆馆藏目录的编撰工作，编写了《托勒密和罗马时期的石碑》与《供桌》。此外，卡马尔参加编撰了埃及古物部年鉴29个条目，纳吉布参编4个条目。71907年，卡马尔出版了专著《古埃及人的宇宙观》。权威的《埃及考古学杂志》将卡马尔称为“是在国民中第一个对他们国家古物产生兴趣和热情的人”。8
卡马尔为培养本土埃及学人才积极努力，他的呼吁得到了教育部长穆巴拉克的回应。穆巴拉克要求古物局负责人马斯帕洛支持卡马尔举办埃及学培训班。在1882―1886年，卡马尔在布拉格博物馆开办埃及学班，培养埃及学学生，最初为5名学生，后来增加到15名学生。最初的5名学生毕业后出任古物局的古物检查员。在卡马尔和穆巴拉克的努力下，古埃及历史进入了学校的课堂。1906―1908年卡马尔在高级中学俱乐部创立了演讲论坛，1908―1909年间卡马尔在新成立“埃及大学”，讲授“古代埃及和古代近东史”。1910年，卡马尔说服教育部长赛义德・扎格卢勒，在高等师范学院（Dar al-‘Ulum）开设了埃及学课程，1912年第一届7名学生毕业。但是，由于马斯帕洛认为所培养的学生质量太低，不能胜任古物局的工作，这些毕业生纷纷转行，只有萨利姆・哈桑、马哈茂德・哈姆扎、萨米・贾卜拉继续从事埃及学研究。1914年高等师范学院的埃及学课程停办，毕业生多数进入中学从事教学工作。91921年，卡马尔向埃及苏丹福阿德建议为开罗博物馆选拨和培训3名助理馆员，而民族主义者塔哈・侯赛因建议从高校中选拔毕业生出国留学。最终，选拔了萨利姆・哈桑、萨米・贾卜拉、马哈茂德・哈姆扎三人前往巴黎和利物浦学习，1928年学成归来进入古物部工作。1这样，经过卡马尔的努力，终于培养出埃及的第二代埃及学家。
第二代埃及学家中，佼佼者当属萨利姆・哈桑。1928年哈桑进入开罗大学担任助理教授，1931年出任埃及学教授，这是担任此职的第一位埃及人。1935年，哈桑在赫尔曼・云克的指导下获得了维也纳大学的埃及学博士学位。在埃及大学任教期间，他积极发展埃及学学科，为开罗大学设立埃及学学科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1928年哈桑在云克指导下在吉萨进行学习型发掘。不久，他获得了在孟菲斯―萨卡拉地区的发掘特许权，率领开罗大学考古队进行考古发掘（1929―1939年），在大金字塔周围，发现了至少200座坟墓以及成千上万件文物，还有哈夫拉儿子的坟墓以及哈夫拉随葬船坑；在大斯芬克斯地区，他挖掘了阿蒙霍特普二世庙宇，发现了阿蒙霍特普二世在宗教仪式上进行跑步的运动铭文；2在萨卡拉，他发掘了第五王朝的河谷庙以及乌那斯金字塔过道。320世纪50、60年代，他担任努比亚抢救性考古发掘的顾问。哈桑以其在埃及学研究方面的巨大成就成为国际知名学者，用英语、法语、阿拉伯语出版了53部（篇）著述，4国际科学院在哈桑去世以后对他的贡献予以追认。克特・威克斯将哈桑列入“提升人们对埃及的了解以及有助于提升考古研究品质”的15位考古学家的队伍中。5
卡马尔的另外两个学生也取得了很大成就。马哈茂德・哈姆扎发掘了甘提尔、奥马里遗址，6将其成果发表在《埃及古物局年鉴》上。此外，他还写作了有关埃及语法、埃及地名、埃及古物等著作。萨米・贾卜拉在戴尔・塔萨、图拉进行过发掘，对中埃及的图那・加巴尔的希腊罗马时代墓地进行了长达20年的发掘（1931―1952年），在1957年还挖掘过达赫舒尔。7贾卜拉用阿拉伯语、法语、英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图那加巴尔的研究成果，包括挖掘报告、出土的阿拉米亚书信、绘画与壁画、遗址的托特崇拜、动物崇拜等物证。
除了卡马尔所培养的埃及学家外，还有一些人对埃及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哈基姆・阿布―塞尔夫、苏卜希・约瑟夫・阿里夫在上埃及、中埃及进行发掘，阿里夫在《埃及古物局年鉴》上发表了4篇论文。8奥马尔・图桑1905年发掘三角洲的阿布基尔，1933年对阿布基尔进行水下发掘。9解剖学家艾哈迈德・马哈茂德・巴达维曾参加沃尔特・布莱恩・埃默里的努比亚发掘（1929―1934年），研究了萨卡拉、达赫舒尔发现的人类遗骨，参与了对西沙漠绿洲、法尤姆、西三角洲的探查。10
埃及地理学家穆斯塔法・阿米尔挖掘了马阿底史前遗址（1930―1935年）、赫里奥坡里斯（1950年）、瓦迪・迪格拉（1950―1953年）。11
三、本土埃及学的发展
随着1922年埃及的独立，尤其是图坦卡蒙陵寝的发现，民族主义者要求在埃及学领域实现非殖民地化，这极大地促进了埃及学在埃及的发展。1923年，埃及政府在埃及高等师范学院再次设立了埃及学学校，并且任命卡马尔出任负责人，同年卡马尔去世。面对如此变故，极度缺乏埃及学人才的埃及，只好聘请外国人出任埃及学教授。从1924年起，俄国人弗拉基米尔・格列尼谢夫出任埃及学教授，从此，“在诸如格列尼谢夫与纽伯里这样的权威的教导下，年轻的埃及人开始起步”。1
1925年，埃及学学校转入国立的埃及大学，升级为埃及学系。埃及大学的埃及学系成为培养第三代埃及学家的摇篮。
1928年第一届埃及学学生毕业，优秀的毕业生被送到欧洲深造学习，归国后进入开罗大学、博物馆和古物部工作。从1928年到1933年间，毕业生中有一些人到西方攻读博士学位。其中，有3人在德国获得了埃及学博士学位，另有3人留学欧洲攻读博士学位，但因二战爆发而中断学业回国。后来，还有8人在开罗大学获得了埃及学博士学位。2这些人成为第三代本土埃及学家的骨干力量，出现了享誉世界的埃及学家拉比卜・哈巴什、艾哈迈德・法库里、科普特学家帕霍尔・拉比卜。尽管“他们的工作已经得到了国际承认和赞许”，但是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埃及的考古学家的人数可能仍然较少”。3
拉比卜・哈巴什是“20世纪成果最为丰硕并被国际承认的埃及学家”。4早在高等师范学院学习期间，他就开始了考古工作。毕业后他在古物局任职30年，在埃及和苏丹许多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了埃勒凡塔的古王国时代地方官员的神庙复合体建筑，研究并临摹了阿斯旺地区塞亥尔岛上的古代铭文，1941―1942年挖掘泰勒・达巴遗址，首次将培尔―拉美西斯与希克索斯人首都阿发里斯建立起了联系，51939年、1943―1944年发掘布巴斯提斯，他在卡那克发现了著名的卡摩斯石碑。从古物局退休后，他出任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努比亚远征队的考古顾问。他在世界上很多机构担任学术职务，先后写作了170多部（篇）著述，6其中他的专著《埃及的方尖碑》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至今仍然是研究方尖碑的重要著述。
法库里开创了沙漠绿洲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7西方埃及学者将尼罗河谷与三角洲作为考古和研究的重点，而广阔的沙漠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仅有个别学者对西沙漠个别绿洲进行了考察。1937年，法库里将挖掘重点转移到了沙漠绿洲，先后发掘了西沙漠的巴哈里耶绿洲、锡瓦绿洲、哈加绿洲，也考察了东沙漠的胡迪干河。此外，他还在达赫舒尔墓地发现了弯曲金字塔的河谷庙以及一千多件文物，他的发掘及研究“是近年来对我们了解古王国艺术与建筑的最重要的补充之一”。8到1956年，法库里出版专著12部、论文80余篇，9鉴于他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权威的《埃及考古学杂志》这样评价他：“艾哈迈德・法库里无疑是埃及学领域最受人尊重的领军人物之一。”1
埃及学家卡马尔・马拉赫，在1954年发现了胡夫太阳船。这个发现轰动了世界，被列入埃及学的十大发现之一。1954年，他率领埃及考古队发现了两排巨大的石灰石，1955年在石灰石下面发现了太阳船部件。胡夫太阳船的出土是20 世纪中叶埃及考古学的重大发现之一，对于研究古埃及造船、航行以及古王国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具有重要意义。2
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埃及学家是・扎卡里亚・朱奈姆，他曾经协助萨利姆・哈桑发掘吉萨和萨卡拉。1951年，他在萨卡拉发现了法老塞凯姆凯特的未完成的金字塔，他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埃及古王国历史，尤其是金字塔建筑的演化历史具有重要意义，这个发现与马拉赫发现胡夫太阳船并列为20世纪50年代埃及最为重大的两大发现。此外，法老塞凯姆凯特这个国王在当时还不为人所知，古代的王表中也没有提及，3因此，朱奈姆的考古发掘校正了第三王朝的王表，进一步补充了学界对于古王国历史的认识。
埃及的科普特学研究也开始起步，并且取得了重大成就。最早对科普特学进行研究的是托戈・米纳，他对亚历山大附近的圣梅纳斯修道院遗址、底比斯地区的修道院遗址进行尝试性发掘。米纳在1937年出版了学位论文《阿帕・埃皮马的殉教》，1948年著有《努比亚的科普特和希腊铭文》。4杰出的科普特大家帕霍尔・拉比卜，自幼学习科普特语，1934年获得德国弗雷德里克・威廉大学的博士学位。1935年，拉比卜回到埃及后，相继担任开罗大学讲师、埃及博物馆保管员、行省博物馆主任等职务，1951―1965年间出任科普特普博物馆的负责人，将这个博物馆发展成为世界科普特学研究的中心。他还挖掘了西沙漠的阿布・默纳以及下埃及的遗址。后来，还担任纳格・哈马底文献委员会的秘书、副理事长与理事长，1956年将部分文献整理出版，1976年在开罗首届国家科普特研讨会上，提出纳格・哈马底文献中的哲学源于古埃及而非古希腊。值得一提的是，他是创造“科普特
学”一词的学者之一。著有《科普特博物馆的科普特语诺斯替纸草》、《科普特艺术》，与他人合撰
《纳格・哈马底抄本》。
除此之外，其他埃及学家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如马哈茂德・安瓦尔・舒凯里、阿卜杜勒―穆奈姆・阿布・贝克尔、艾哈迈德・巴达维，他们都进行了考古活动，其中一些研究成果至今仍是埃及学研究中的知名著述。5其中巴达维成功劝说文化部长对努比亚进行抢救性发掘和保护，6为埃及的考古与文物保护做出了杰出贡献。
与此同时，本土埃及学的研究范围也在扩大，有些学者从事语言文字、建筑艺术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在语言文字研究方面，吉尔吉斯・马特取得了很大成就。他在20世纪40、50年代研究了牛津、巴黎、柏林和开罗所收藏的世俗体陶片，长期致力于赫尔摩坡里斯世俗语法典的研究，就此发表了一系列著述。7此外，穆斯塔法・・阿米尔也挖掘了众多遗址，著有《底比斯出土的一个家庭档案》。8在建筑艺术方面，亚历山大・米哈伊尔・巴达维是研究古埃及建筑的重要学者，著有《古埃及人的建筑绘画》、《埃及建筑史》、《古埃及建筑设计》等书。9在古埃及医学研究方面，保罗・埃利亚斯・加利昂吉医生通过研读埃伯尔纸草等古埃及医学文献，对古埃及的医学和巫术进行专门研究，指出在世界上古埃及人是最早将医学从巫术中分离出来的民族，著有《古埃及的巫术与医学》、《法老埃及的外科医学》等著作。1
随着本土埃及学的成长，在博物馆、古物局以及大学埃及学讲席出任职务的埃及人多了起来。1937年，吉尔吉斯・马特成为开罗大学的讲师。1939年，萨米・贾卜拉担任埃及大学考古系的主任，这是第一个出任此职务的埃及人。2法国人控制的埃及古物局的构成人员也逐步发生了变化。随着执掌埃及古物局的法国人皮埃尔・吕西安・拉科逐渐接近退休年龄，埃及民族主义者要求埃及人出任下一任古物局局长一职。但是，由于法国不甘让出古物局，最后，萨利姆・哈桑只能出任古物局副局长。在民族主义者・侯赛因・海卡尔出任教育部长时期（1938―1942年），试图控制外国人掌握的埃及四大博物馆。1942年，马哈茂德・哈姆扎出任埃及博物馆馆长。从1952年开始，埃及政府的古物局职务和开罗大学的埃及学教学研究工作全部由埃及人承担。3
四、本土埃及学的繁荣
自20世纪50、60年代以来，随着埃及的民族独立，西方人在埃及的埃及学研究领域的势力被驱逐出去，埃及的本土埃及学发展势头喜人。很多大学都设置了培养埃及学人才的专业。开罗大学的考古学院下设埃及学部，亚历山大大学文学院的历史系下设埃及学班，明亚大学设立古代史和考古系，坦塔大学文学院的考古系下设古埃及文明专业，扎加齐格大学的古代近东研究高级研究所下设埃及文明专业。依托于这些研究机构，以阿布・贝克尔、马特、法库里等埃及学家为培养团队，培养出第四代本土埃及学家。此外，以努比亚的抢救性发掘为契机，国外的研究机构、考古机构再次进驻埃及，纳赛尔恢复了过去的五五分成制，即凡在埃及考古发掘的外国考古队，可以获得一半的发掘物。国外高水平考古队的进驻，促进了埃及本土埃及学的发展与进步。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埃及的埃及学取得重大发展，硕果累累。在考古方面仍然以吉萨地区和西沙漠为重点，并且首次组织了全部由埃及人组成的考古队对帝王谷进行了发掘。同时，也发展起了新型考古学分支学科――水下考古。这些学者积极利用现代科学为埃及学服务，运用现代先进科学技术检测、研究木乃伊。除了考古学外，埃及学家们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涉足了古埃及的建筑、法律、军事、宗教等众多领域。
在从吉萨到达赫舒尔的金字塔分布区，埃及的考古队取得了重大成就。在吉萨地区，考古队在1980年发现了哈夫拉金字塔港口，1993年又发现了胡夫金字塔的港口。41985年，埃及古物委员会与《美国地理》杂志联合组建考古队，采用氨塞装置来探测胡夫的第二个太阳船。5哈瓦斯率领的团队，1990年在吉萨地区的大狮身人面像的东南，发现了第四王朝时期的金字塔建筑者的墓地。6这些坟墓出土的劳动者的尸体上出现了曾经受到长时间的扭伤和重压的痕迹。7这个发现以及此前金字塔建筑者居住地的发现，可以彻底解决关于金字塔建筑者的身份问题。1991年，哈瓦斯领导的考古队在胡夫金字塔东南25米处，发现了一些以前未知的附属（或称卫星）金字塔，增加了人们对金字塔建筑群的认识。11999年，哈瓦斯重新发掘位于狮身人面像和哈夫拉金字塔之间的岩石层内的奥西里斯衣冠冢，最终探明了此竖井坟墓为三层结构，其中第三层的结构状如埃及语中“房子、住所”的符号，这与吉萨的古埃及语名称“奥西里斯之家”相合。2这个发现对于了解奥西里斯崇拜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对了解吉萨金字塔具有重要意义。1992年、2002年两次利用机器人对胡夫金字塔的王后墓室的通道进行探测，后一次探测全程通过媒体向世界直播。3在萨卡拉地区，2008年，埃及考古队重新发现了200多年前普鲁士埃及学家列普休斯在萨卡拉发现的编号为29号的“无头金字塔”，哈瓦斯将其确定为第五王朝门考胡尔的金字塔。同年，在萨卡拉发现了第六王朝帕辟法老母亲赛西西特王后的金字塔。
在西沙漠，埃及的考古成就非凡。1996年，在巴哈里耶绿洲意外发现了罗马时期的木乃伊墓地（镀金木乃伊谷）。1999年开始全面发掘，当年就清理出木乃伊160多具，考古学家估计这个墓地共有1万
多具木乃伊。4可以确定的是，“这些木乃伊属于公元1、2世纪，他们大多数是罗马化的埃及人。”5这里还发现了第二十六王朝时期巴哈里耶总督家族的陵墓，西沙漠考古的开拓者法库里曾苦苦寻觅此墓而未能如愿。6这些新发现对于研究后埃及时代的历史以及希腊罗马时代的文化的融合具有重要意义。2010年，埃及与耶鲁大学联合考古队，在哈里杰绿洲的乌姆马瓦基尔地区，发现了最早追溯到第二中间期的古城，埃及最高古物委员会主席哈瓦斯在声明中说，这座古城位于埃及与苏丹达尔富尔之间的商道上，居民可能是行政和服务人员。7这座城市的发现，对于研究埃及与非洲经济往来具有重要意义。
在帝王谷，埃及的本土埃及学也开始进行考古调查发掘。从2007年开始，以哈瓦斯为首的埃及考古队，开始考察帝王谷，这是首次全部由埃及人组成的考古队对帝王谷进行考古挖掘。他们重新发掘了卡特曾经发现的陵墓建筑工人的窝棚区，发现了记载工人食物的铭文以及休闲娱乐的美女招贴画，这个发现对研究古代埃及工人的生活有所帮助。在帝王谷的西谷进行的发掘工作，发现了四处石头地基。这次考古发现了一个名叫瓦瑞特的王后的名字，其头衔为“神之妻”。还发现图特摩斯三世与哈特舍普苏特女王并列的王名，这可能会修正学界对两位法老关系的某些看法。2008年7月的“守护埃及网”对哈瓦斯采访、当年10月的哈瓦斯的博客以及当年12月哈瓦斯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演讲中，宣布发现了两个新陵墓的入口，8哈瓦斯这两个陵墓称为KV64、KV65。2009年2月，哈瓦斯在博客中论述了寻找KV64的经过。同年9月表示将在10月进行考古挖掘。9在水下考古与研究方面，埃及最高古物委员会与巴黎的欧洲水下考古研究所合作取得成效，为了推进水下考古，1996年埃及最高古物委员会下设水下考古部。埃及目前的水下考古主要有：亚历山大海底考古、绿洲水下考古与尼罗河水下考古。在亚历山大城，联合考古队从1992年起对亚历山大海底遗迹进行水下考古，1将地图绘制与水下打捞结合起来，采用了核磁力仪、声纳定位仪、侧扫声纳定位仪、GPS全球定位仪等先进设备，先后在亚历山大东部港湾、卡特巴堡等海底进行探查，2
1996―1997年发现托勒密王朝晚期的王宫，1999年发现了亚历山大灯塔遗迹，2000年发现了古代埃及的曼瓦提斯城和赫拉克里昂城，共发现了20000多件文物，并在2000―2003年绘制了古代亚历山大城地图。绿洲水下考古方面，2008年联合考古队对锡瓦绿洲进行水下考古，32010年开始对法尤姆绿洲的加龙湖进行水下考古，希望确定湖底玄武岩石的位置，以揭开金字塔石块来源之谜。在尼罗河水下考古方面，2008年联合考古队首先在象岛附近进行水下考古，发现了克努姆神庙的一些遗物，计划在2009年在靠近阿拜多斯的地区进行水下探查。4
木乃伊研究是埃及近年来研究的重点之一，主要是采用最新科学技术，对木乃伊进行检测，破解古埃及历史上的一些悬案。在人类木乃伊方面，哈瓦斯领导的埃及木乃伊工程在2004年启动。2005年用CT扫描图坦卡蒙木乃伊，确定了图坦卡蒙死亡年龄为19岁。2008年，通过DNA检测图坦卡蒙坟墓中未成年孩子木乃伊，确定其为图坦卡蒙未出生就夭折的双胞胎女儿。2010年包括图坦卡蒙在内的11具木乃伊进行DNA检测和电脑断层扫描，初步确认KV55中的木乃伊为埃赫那吞，KV35的年老女子木乃伊确认为泰伊，而图坦卡蒙是埃赫那吞与KV35中年轻女子木乃伊的儿子，而泰伊为这个年轻女子的母亲。特别重要的是，学者认定图坦卡蒙死于疟疾及并发症而非头部创伤。5
埃及木乃伊工程另外一项成就是认定了女法老哈特舍普苏特的木乃伊。2007年，通过电脑断层扫描，从四具木乃伊中初步确定了女王哈特舍普苏特木乃伊。6在动物木乃伊上，萨利姆・伊克拉姆领导的团队对开罗博物馆动物木乃伊进行X光扫描，以便确认动物的身份，编撰开罗博物馆动物木乃伊目录，实现研究古埃及宗教、木乃伊制作技术、古埃及的畜牧业、古埃及的兽医学、古埃及的灭绝动物等科学目标。直到2003年，该工程已经完成了两个阶段的任务。7
另外，考古队在上埃及其他地区，也有令人惊讶的新发现。1981年在上埃及的埃赫米姆城东北角发现了希腊罗马时代的部分神庙区。1991年在希腊罗马时代神庙旁边、现代墓地下发现了刻有拉美西斯二世名字的雕像底座以及古墙，这其实是拉美西斯二世时代的神庙一部分。2003年在吉萨高原古物总检查员曼苏尔・布雷克领导下开始发掘这个神庙。8考古学家认为，这个神庙好像要比卢克索神庙更大，可能是迄今所知道的古代埃及最大的神庙。发现频道将这个发现列入“埃及的十大重大发现”之一。
除了这些重大工程与成就外，一些埃及学家也进行了一些其他方面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艾哈迈德・马哈茂德・穆萨在1964年挖掘了萨卡拉的克努霍特普和尼安克克努的坟墓，1977年发现了描述古埃及士兵100公里长跑的铭文，由此在埃及出现了100公里法老马拉松赛跑项目。赛义德・陶菲克・艾哈迈德参与了1966―1972年的埃赫那吞神庙工程，写作了一系列研究阿马尔那时代的论文，1984年主持开罗大学考古系在萨卡拉的发掘。1贾巴拉・阿里・贾巴拉先后在最高古物委员会、开罗博物馆、开罗大学工作过，2005年获得了“社会科学国家奖”。贾巴拉参加了开罗大学在吉萨墓地考古发掘，主持开罗大学在孟菲斯的考古发掘。
埃及的埃及学者继续拓宽研究领域，涉足了古埃及的建筑、法律、军事、宗教领域。・谢哈塔・阿达姆写作了《埃及建筑史》。2伊布拉姆・哈拉里为法律专业出身，后对古埃及法律感兴趣，创建了“古埃及法律研究国际协会”，发表了至少8篇有关古埃及法律的文章，著有《埃及古王国司法程序研究》。3艾哈迈德・卡德里・马哈茂德・埃尔米参与努比亚抢救性发掘以及保护，4发表若干论文，出版了学位论文《新王国的军官与官员》，使用阿拉伯语写作了2卷本的《帝国时代的军事组织》。
五、结 语
埃及的本土埃及学的发展，与埃及的政治、文化气候密不可分。阿里王朝的近代化改革，欧洲文明对埃及产生了重要影响，埃及学从欧洲传入埃及。接受过欧洲教育的塔哈塔维、穆巴拉克的活
考古入门知识范文第3篇
参观陕西历史博物馆，点燃我对博物馆的爱
上大学后，心怀远方的我迷上了独自旅行，因为爱好历史，第一次独自自由行的目的地就选在了我心中的中国第一古都――西安。
秦都咸阳，汉唐长安，几度成为中国的中心甚至为世界瞩目的西安有太多故事可以讲述。讲述唐都盛世，5A级景区大唐芙蓉园委实妙趣横生。虽说是现代仿唐建造，但丰富的建筑群包含了诸如仕女馆、唐市、紫云楼等精美景点，景区占地又有足足一千亩。可是惭愧地讲，我是把大唐芙蓉园当作“历史游乐园”来游览的，游览过园林类景区的朋友们都知道，这类景区毕竟以感受为主，以讲解、说明为辅，至多在每个小景点旁各立一个说明牌，能告诉游人的知识有限。
西安城古韵十足，整个曲江新区几乎都被规划为景区，在曲江新区的各个景区间的路上，也树立了无数上面写有关于唐时曲江盛景的诗词。让我频频驻足的同时，也更加好奇这片土地上曾有的瑰丽。可是，路旁能树立排排诗碑，哪能树立排排说明牌呢？
没想到陕西历史博物馆让我了解了从景区无法得知的历史。
我跟随着讲解员，穿梭在如织的游人间，按参观顺序端详着一件件展品和一个个说明。史前文明结束后，一个大大的展牌吸引了我，顶上四个大字――“凤鸣岐山”，下一行中央写着“周”。仔细想想，这四个字被放在介绍周朝历史的开头，再恰当不过。先说“凤鸣”，有凤来仪，就是吉兆，而“岐山”又是大家熟知的周朝发祥地，“凤鸣岐山”这个词本就是周朝兴盛的前兆――这不正是我接下来要看的周朝历史的预告吗？这一个词，一下子让我的兴致又提升了一层。
时逢端午，游人甚多，但我依然乐得沉浸在参观中。很快，我就发现，“陕西古代文明”是按照历史时间顺序布展的，先讲朝代兴起，再介绍通过史料和文物推测出的当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这比历史书籍与文献来得直观，眼前是一件件被精心挑选过的器物，实物与文物旁边的说明牌上的文字相结合，带来的理解和产生的印象自然更加深刻；这比景点游览来得更系统详细，历史遗迹十不存一，后世复原难免变了味道，因此更类似于游玩而难以求知，博物馆里都是专业甚至学术的内容，文物本身结合复原图、归类介绍图，以系统地布置和讲解，将很多知识娓娓道来。除此之外，博物馆里还有科学的规划路线、精美的艺术布展和多种科技或新媒体的展览方式，几个点睛的章节题目、一段动人的文物背后的故事……
我越看越惊喜，越看越要手舞足蹈起来。对于爱好历史又爱好旅游的我来说，博物馆简直是最适合一探的宝地！也正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这次参观，点燃了我对博物馆学的热爱。
为何要选博物馆学？
博物馆学这门专业在国内较为冷门，开设的学校不多，且大多是考古与博物馆学或文物与博物馆学这样的混合专业。我之所以想要选择博物馆学，是因为博物馆本身给我带来的感动和触动。其实上述的两个混合专业是依托于博物馆的考古学和文物学，前者重在对遗迹或文物的寻找和发掘，后者是对于文物本身的研究。考古发掘和文物虽然都是对博物馆来说极其重要的部分，但只是一部分。我最大的兴趣是一个博物馆是如何运营，如何吸引观众，如何挑选和布置展品，如何设计参观路线，如何发展相关活动和相关周边产品等等。也就是说，我关注的，更多是博物馆本身。我之所以更关注博物馆本身，源自三星堆博物馆的那次参观。
三星堆以硕大的青铜器尤其是青铜面具和青铜神树而广为人知，三星堆博物馆分为综合馆和青铜器馆，综合馆重在串联起三星堆遗址所透露出的历史，而青铜馆展示了部分精品青铜器。它极佳的参观路线规划且按下不表，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青铜器馆的第二展厅――“神巫群像”展厅。
一展厅参观完毕后右转，我看到去路是两个近处间距宽，远处间距窄――呈透视消失之感的圆弧。当我扫视这条路――也就是第二展厅时，一个“哇”字脱口而出。在这两个圆弧上，像行道树一般排列了两组、足有20多个小头像――只比人头略大些许，但远小于刚刚在一展厅看过的足有一人高的大面具。
除了这两组密集排开的面具外，在去路中央的一个柱子上，还有一组呈圆环状环绕该柱展出的小型面具（有的还保留有包覆其上的金面具）――三星堆先民里在祭祀中配合大巫师进行祭祀的“群巫”。两边排列的头像都被独立放在一个约30～40寸电视大小的展柜中，每个展柜都被放置在一个类似海报架的精美而富有三星堆特色的立屏展板上。
我举一个生活上的例子形容一下这个布展。在家电商场中，大个头洗衣机们每台各占一块面积；而在电视展示区，大大小小的几十台电视被从上往下密密麻麻码放在一面或几面墙上，并播放着同样的画面。有时，因为电视数量太多，太过眼花缭乱，人们经过的时候反而会加快步伐通过。同样，在这里，这几十个小头像虽说形态不同，但是毕竟体量与一展厅的大面具相去甚远，按照常规思维，一般也是被码放在一面墙上的，而它们却被一字排开，面具的位置都与人站立时头部的位置相仿，不仅是我，很多参观者都被这些头像吸引了。
在参观完三星堆博物馆后，我在网上搜索二展厅，发现了二展厅设定的布展目的，就是通过这种布展方式，强化空间氛围，不分散观众注意力。再回想参观的场景，群巫环绕的氛围顿时被营造出来，观众的注意力也被吸引。为了这一目的，除了特殊的布展方式外，展厅没有设置解说板，但很多参观者都很难忘记这个展厅，他们带着对于这些面具的好奇，在后面的展厅中寻找到答案。
“神巫群像”展厅让我惊讶与陈列艺术的力量。三星堆的青铜器以体量大而闻名，那么体量小、数量多的文物如何吸引观众？传统的密密麻麻的摆放只会让观众避之不及，而结合观众的心理，去诱其深入，聚其目光，让本不是重宝的宝贝同样夺目。博物馆所做的文物研究终究难以被大众悉知，博物馆与观众交流的纽带、文物与观众交流的纽带正是陈列艺术，如何通过陈列艺术吸引观众关注展品，获得知识，同样是博物馆应该重视的课题。
我想让你们不再颠沛流离
从大一到大三，我参观过数十个博物馆，前期大多是以参观者的角度去审视一所博物馆。2016年初，我开始阅读专业入门书籍。在这个过程中，我更重视的是博物馆与观众的交流、博物馆的运营和博物馆的使命这些问题。
在阅读书籍之前，我通过参观，大致发现藏品的征集途径有考古发掘、民间征集、收购、接受捐赠等。博物馆本身是非盈利行业，维护展览和进行研究已经仰赖政府与国家，收购耗资更巨，更离不开国家的支持。文物的拍卖和交易发生的速度远远高出国家所能关注的程度，文化产业作为一种对国家实力提升更慢、更偏重软实力的行业本就难以获得较大的资金投入。于是，我猜想，更多的博物馆对于文物收购，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吧！
国家博物馆有一个鲜见于其他国内博物馆的展厅，叫做“近藏集粹”，展出的是近几年国家博物馆新收藏的展品中的精品。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最后一个部分，讲述了一些文物颠沛流离的命运，甚至是如凌迟、分尸般的惨痛遭遇。这一部分没有实物，只有文字。然而我却在这里，感受到了藏品征集工作在博物馆工作中的重要性，感受到了博物馆、博物馆人的使命。
天龙山石窟的经历是文物破坏中较有代表性、也较惨痛的一例：天龙山石窟北朝晚期至隋唐年代佛教石窟，共有洞窟25个，艺术价值很高。1924年，为日本奸商山中定次郎所疯狂盗取，持续一年时间；1926年山中定次郎再度到此，收买当地看守和尚，盗凿45个佛造像的头部；至1928年，几乎所有头像被盗割一空，有些佛造像甚至被全身盗凿，它们继而由山中定次郎转卖，如今散轶于日本、欧美各大博物馆和私人手中，有些至今下落不明。天龙山石窟的破坏程度是中国各石窟寺中最为惨烈的，每个洞窟中仅仅残留肢体不全的造品和斑斑的凿痕，仿佛在痛苦地向世人诉说着不幸。
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约有1000万件之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不完全统计显示，全世界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有164万余件中国文物。剩下的大量文物仍散落在海外私人藏家和机构手中，成为现在国际文物拍卖市场的主角之一。
考古入门知识范文第4篇
本文探讨走向后现代的文艺学，这里所谓的后现代，不是一个艺术风格或时间分期概念，而是一种思想或精神状态（当然，它和前者有密切的关系），由于其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广泛传播和深刻影响，它又甚至可以称得上是福柯意义上的“知识范式”，是后现代知识分子所形成的对知识进行观察、研究和发问的一种全新的思想范式。那么，作为思想状态或知识范式的后现代又是怎样的呢？伊格尔顿所说的作为“思想风格”的“后现代性”庶几可以概括：“它怀疑关于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的经典概念，怀疑关于普遍进步和解放的观念，怀疑单一体系、大叙事或者解释的最终根据。与这些启蒙主义规范相对立，它把世界看作是偶然的、没有根据的、多样的、易变和不确定的，是一系列分离的文化或释义，这些文化或者释义孕育了对真理、历史和规范的客观性，天性的规定性和身份的一致性的一定程度的怀疑。”[i][1]所以，简单说来，后现代也就是怀疑和反对作为现代观念的本质主义、历史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这样一种思想状态。
作为一种思潮或运动，后现代主义在欧洲和北美确实表现出明显的衰落，已被文化研究和全球化这样的问题所取代，但是，正如美国学者波林·罗斯诺所说的，“后现代主义不是正在消失，而是正在成为人文科学许多领域的研究本身的代名词，以至于人们无需对其术语作出明确解释。例如，许多大学的文学批评都暗含着一种后现代的、解构的方向。”[ii][2]确实如此，在西方，后现代本身已经成了文艺学研究的“代名词”。
我觉得，对当代中国的文艺学研究来说，尤其是对大学制度化的文艺学研究和教学来说，从根本性的思想反思的角度上提倡后现代的文艺学显得尤其重要，本文结合当代西方的几本文艺学教材探讨这种思路的新的理论空间。
一、本质的语境化和多元化。正如利奥塔所说：“简化到极点，我们可以把对元叙事的怀疑看作是‘后现代’。”[iii][3]而元叙事之所以能够存在，关键就在于传统的本质主义，所以本质主义和元叙事可以说是后现代思想提到的传统思想最大的或是最根本的罪恶。从一般的信念上讲，伊格尔顿认为本质主义“认为事物是由某些属性构成的，其中某些属性实际上是它们的基本构成，以至于如果把它们去除或者加以改变的话，这些事物就会变成某种其他东西，或者就什么也不是。”所以他同情地说，“如此说来，本质主义的信念是平凡无奇，不证自明地正确的，很难看出为什么有人要否定它。”[iv][4]当然，从这一温和的特定的角度来看，本质主义确实无可非议。但伊格尔顿同时也承认，“后现代主义的反本质主义也有道理”，因为“的确存在简约地、虚假地、永恒化地、粗暴地、均质化地使用本质概念的情况”。[v][5]所以关键在于，后现代思想的否定本质，是要反对“简约地、虚假地、永恒化地、粗暴地、均质化地使用本质概念”，这样，后现代的新思路就是要抛弃这种旧的本质概念，转而把本质语境化、历史化、相对化和多元化。于是，单一的、普遍化的、永恒化的本质消失了，存在的只有历史中对特定事物的本质的语境化和多元化的描述。这样，对永恒本质的界定的渴求就让位于对事物的本质这种“知识”的历史化和多元化的描述。由此，元理论和元叙事都被“除魅”，后现代知识分子热衷于在历史叙述中发现其中的权力、阶级、意识形态和文化资本。这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同时也意味着学术领域生产和盲从权威的专制时代的结束。以此来看中国当代的文艺学研究，我们发现，简直是太不后现代了。我们还是热衷于叙述大故事，去建筑堂皇的理论殿堂，去寻找事物（美、文学、诗歌、小说、戏剧、电影等等作为研究对象的一切）“简约”、“永恒化”、“均质”的本质，认为把握了它，就可以据之评判一切的事物。这一点只要你去看一看中国当代流行于大学中的大多数形形的教材，就是不证自明的事。
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根据其在卡耐尔大学讲授的“文学理论入门”这门课写成的教材性质的著作《文学理论》，其中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别讲“理论是什么？”和“文学是什么？它有关系吗？”尽管它遵循传统的做法仍然追问事物的本质是什么，但他的追问和应答已经体现出了后现代文艺学对待“理论”与“文学”的本质的新型的态度：不把它僵化、简约化和普遍化，而是把它语境化和多元化。在第一章中，他把理论界定为一种“活动”，“一种你或参予，或不参予的活动”，他认为理论包括多元的四个方面：“跨学科”、“分析和话语”“对常识的批评”和“反射性，是关于思维的思维”。在第二章中，他甚至认为“文学是什么”已经不是文学理论的“中心问题”，“它没有太大的关系”，这和传统的研究事物必先确定事物的本质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思路。然后，他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介绍了五种理论家们关于文学本质所做的多元论述之后，它肯定文学在其本质上的多元性和矛盾性，他说，“这两种观点都具有说服力：即文学是意识形态的手段，同时文学又是使其崩溃的工具。”“文学即是文化的声音，又是文化的信息。”“文学是一种自相矛盾，似是而非的机制”。[vi][6]在这儿，我们发现，后现代确实已经成了文艺学研究本身的“代名词”了。这里对待本质的语境化多元化的态度，采取的正是后现代文艺学的反本质主义的立场。
二、理论的文本化和历史化。显然，这个命题是承续着上面“本质的语境化和多元化”这个命题的，其实，本质也是一种理论，实际的情形是，后现代把包括本质在内的一切历史知识（理论）都文本化、话语化同时也历史化和社会化了。而且，其中的历史观还是一种“新历史主义”， 正如迈克·费瑟斯通所说，“后现代包含后形而上学的和后现代时代的观念，它拒斥现代主义者的历史发展观，或者说拒绝把统一性的观念强加在历史身上。”[vii][7]这导源于较早的知识社会学，其晚期的较为著名的形态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意义在于以一种新的态度认识了后现代思想语境中的“知识”和“历史”，发展起了新的“知识”研究范式和“新历史主义”。福柯对历史的概念进行了重新审视。他认为历史不是线性的——它并没有确定的开始、发展和结局，同时也不是目的论的——它并不是有目的地朝着某种已知的目的前进。因此历史不能被解释为被某种神秘的命运和全能的神所控制的一系列原因和结果。对福柯来说，历史是多种多样的话语或多种多样的人们关于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的思考和说话的方式——艺术的、社会的、政治的。而这些话语在既定的历史时期里的相互作用不是任意的，而是有赖于统一的规则或模式，福柯把这称为知识范式。为了挖掘任何给定的历史时期的知识范式，福柯发展起了他所谓的“知识考古学”，考古学家必须缓慢而且仔细地挖掘重重地层以展示过去的符号宝库，而历史学家必须展示话语的每一层面，以便把它们整合在一起形成人们的知识范式。从这个角度看，福柯认为历史是一种权力（形式）。因为每个时代和每个人发展起自身的知识范式，事实上，这种知识范式控制那个时代或人群如何观察现实。[viii][8]正是通过福柯，后来美国的新历史主义学会了把历史作为话语（一种语言陈述形式），并看到了历史背后的权力（意识形态），开始关注形成历史的各种文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文本（包括理论）于是就成了存在于作者、社会、习俗、制度和社会实践中的相互斗争的战场，文本都是作者和读者协商的结果，同时也受到每个参加者的知识范式的影响。这样，对历史的阐释者来说，他不可能是客观的，因为他要受到文化力量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们对历史的阐释也成了一种互动的过程，这是一种永远无法完成的动态的、处于进程中的过程。这可以说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新历史观，它把知识（理论）历史化和文本化的同时，也把绝对主义驱逐出了思想的园地。
如果把这种“知识考古学”应用到我们的理论研究中来，我们发现，我们就不得不把知识（包括文艺学）看成一种历史地社会地形成的知识性文本和话语，它具有不可置疑的历史性和社会性。这样，与反本质主义相关联，后现代的发问方式由传统的“知识是什么”向“知识是如何形成的”转变了。而且，在新历史主义的观照下，今天的研究者就不会徒然地产生今人对古人的虚幻的进步的浅薄的自豪感，因为在这种理论的历史研究中甚至没有最好的问题，只有特定的文化语境定的历史描述、理解和阐释问题。在今天的文艺学研究中，我们经常能看到今人讲一个问题时列举了古今中外的种种说法，然后又用所谓的原理对之一一地批判分析――简单地是用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复杂一点地是所所谓的辩证法，列举其好处与不足――言下之意，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总结和看法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这里存在的问题是以绝对主义的态度割裂一定的历史和文化语境来把问题简单化和普遍化。正确的做法应是在一定的文本和历史语境中研究理论，并在一定的文本和历史语境中提出自己的理论。例如，我们多次看到人们评价先秦的儒道墨三家的文艺观，说孔子的功利主义文艺观有其道理，但没有注意文艺本身的价值，而庄子的目的主义文艺观也有其道理，但没有注意到文艺的功用问题，最不可取的当然是墨家的虚无主义文艺观，其“非乐”是要否定文艺的存在价值。这种割裂特定的历史语境非历史化地研究理论的方式是没有价值的，有价值的是在一定的语境和历史中理解和阐释特定的文艺思想，这样，你就能深切地感受到孔子和庄子的文艺观念都是萌生于其所深切感受到的特定的人和社会和生存处境中的，而墨家的“非乐”也无可厚非，因为他是站在下层民众的立场反对“编钟”一类统治阶级在“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的情形下的劳命伤财的奢侈享乐行为，男女青年在河边林中唱唱情歌恐怕是不在墨子反对之列的。所以，应把理论看成是文本或话语，有一定的说者，听者和语境。这样，理论研究就成了思想史研究，这才能凸显理论的特定意义。
从这个角度而言，后现代的文艺学使文艺学研究成了某种形式的以概念或问题为主线的历史（思想史）研究。上面我们提到的卡勒的《文学理论》在其后几章中就在历史的维度上讨论文学理论的几个重要问题，如文学与文化研究，语言、意义和解释，修辞、诗歌学和诗歌、叙述，属性、认同和主体等等。他以反思性的历史视角来讨论文学理论中存在的共有的问题和主张。卡勒的这种根据文学理论问题或概念来编写的文学理论教材的思路在国外成了一种发展趋向，像英国的学者安妮·谢泼德著的《美学：艺术哲学引论》，除了第一章带有导论性质的“缘何为艺术伤脑筋”外，余下八章分述模仿、表现、形式、意义和真理、艺术和道德等八个文艺理论问题，而对每一个问题的研究都是一种语境化、历史化、文本化的研究。[ix][9]再如由弗兰克·兰特里夏和托马斯·麦克劳夫林主编、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文学研究批评术语》，全书22章，每章都由一个文学理论概念组成，包括再现、结构、书写、话语、叙述、作者、修辞、语言、文化、性别、种族、意识形态等等。另外，如韦勒克的《批评的概念》[x][10]和由格林与莱比汉共同主编的《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教材》[xi][11]也称得上是这方面的文学理论著作的代表。
三、理论的批评化。在现代的知识语境中，理论诚如卡勒所说，是一种“活动”，而这种“活动”必须要在特定的批评实践中付诸于行动，才能葆有自身的生命力。对文学理论来说，这就使自身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文学阐释学。这样，文学理论的当代存在及其活力是一种阅读和阐释实践。在西方，过去的20世纪常被称作“批评的世纪”，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读者反应批评、西方、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乃至于最新的“文化研究”等各种批评理论和批评实践风起云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文学理论研究的一种新的趋向：批评的理论化和理论的批评化，两者又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说，无论是女权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还是最新的“文化研究”，它们都有其自身的理论假设，同时也有其自身的批评方法和批评对象。由于其“理论化”，它们才成为一种学说，才成为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由于其“批评化”，它们才使理论成了一种开放性和多元性的“话语实践”，在对文学和其它文化现象的社会性语言的批判性分析中显示自己独特的生命力。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从新时期以来就没有离开对西方批评理论的介绍移植，也没有离开将种种批评理论如何应用到中国的批评实践中的问题。但各种批评理论又似乎总是各领三五天，到最后往往是既无理论也无批评。这里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没有自身的理论假设，没有自身观察问题、分析文本的独特视野，所以往往只是流于对横向移植来的新理论的盲目推崇，比较空泛，缺乏面对中国文化现象和文学理论的问题意识；二是没有深入细致的批判性分析，也就是说缺乏理论实践。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学说往往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很难真正挑战文学理论现有的比较僵化的学科体系和知识结构。
当然，理论的批评化并不能必然地形成后现代文艺学，关键在于阅读和阐释实践的方式。如果说后现代的认识论是反对元叙事和本质主义的，与之相应，后现代的文艺学的阅读和阐释实践的方法论则是反对客观主义、普遍主义与绝对主义的，它是一种多元的、相对的、本土化的理解形式。这正是形形的所谓文学批评方法在后现代的批评实践中能够同时存在的一个原因。它不再崇奉单一的方法论，不再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发明一种批评方法一劳永逸地解决文学批评问题，而是把批评当成一种处于过程中的阐释实践进程，兼收并蓄各种批评方法，从特定的角度去理解和阐释一定的文本。
反映在文艺学的学习及研究上，人们在介绍批评理论时就应界定其相对的、特定的有效性，而不是普遍有效性，更受注重的是批评能力的培养而不是理论知识的传输。例如，美国学者布莱斯勒在其《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入门》一书中分章介绍新批评、读者反应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精神分析批评、女权主义、文化诗学和文化研究等批评理论，在每一章后面附有学生和专业批评家使用该种批评理论的批评实践论文。[xii][12]这样，用他自己的说法，文学理论确实是成了一种解释学，其活力不在于提出一种理论，而在于批评实践。
四、文本的扩张。后现代文艺学另一重要特色就是研究范围、体验对象的空前拓展，这被看成是“后工业社会”（杰姆逊语）、“计算机化的社会”（利奥塔）或“消费社会”（波德里亚）的重要特征。以至于提到后现代主义时好像就意味着某种形式的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在这种情况下，文艺女神的姐妹中迎来了新的难以意料的“后现代”面孔：形形的大众文化形式，包括广告、摇滚乐、MTV、体育、玩具娃娃、购物中心和城市等等，甚至人的政治和日常活动。这样，后现代文艺学面对的是一种空前复杂的文本，其文本是空前扩张的，这种文本模糊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艺术体验与日常体验之间的传统界限，它以“文学性文本”取代了传统的“文学文本”。把文本视为处于活动中的文化，它跨越了艺术性产品和其他别的种类的社会产品或社会事件的界线，在要求我们把艺术家的作品当作社会性的文本来阅读的同时，也要求我们把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当作像任何诗歌一样充满着符号和结构的修辞的审美事件来阅读和阐释。就这样，后现代文艺学在文本、语言和话语的旗帜下跨越了学科间的樊篱，在文学、历史、文学批评人类学、艺术、科学和别的学科之间没有了明确的界限。一个艺术性作品，就是一个文本，和别的所有的社会话语一样，是靠和它产生于其中的文化的互动关系而产生意义的。没有一种话语要优于另外一种话语，所有话语都是被社会所形成同时也形成社会的必要参预者。这样，文本就被无限的扩张了，正如一切无往而不是文化一样，现在一切无往而不是“文本”了。很快地，文学文本似乎边缘化了，文化研究以大众的名义很快地扩张了文本范畴，广告、摇滚乐、MTV、体育、玩具娃娃、购物中心、城市等和文学一样成了文艺学（文化）研究的范围。
基于这种新的后现代文艺学研究的动向，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是，不能一味地拒绝、反对和否定这种文本的扩张，而是应该面向现实的文艺学发展方向作出新的应对策略，一方面，应该拓宽我们的研究范围，这在上面我所列举的西方当代所有的文艺学教材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认同文艺学研究范围的拓展并不等于认同和赞扬一切的大众文化，批判性地阅读和阐释就如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中一样，在这儿也是必不可少和相当重要的。这可以说是使文艺学向后现代的大众文化批判拓展。[xiii][13]
五、标准的内向性。我们不止一次地谈到后现代文艺学的多元和相对的特征，这是不是说，在后现代文艺学研究中就不存在研究的评价标准问题了呢？后现代确实反对追问终极真理，认为这样的真理在人文学科研究中是不存在的。后现代也肯定普遍有效性图式的失真，认为不确定性、开放性、多元性和相对性是后现代特征。后现代主义者“给出的是不确定性而非决定论，是多样性而非统一性，是差异而非综合，是繁复而非简洁。他们注重的是独一无二的事物而非一般性事物，是文本间的关系而非因果性，是不可重复的事物而非反复出现的事物、约定俗成的事物或循规蹈矩的事物。”[xiv][14]这确实导致了对后现代研究进行评价的空前困难。在传统的理论研究中，有个潜在原则就是具有对多种理论表示怀疑，对相反主张给予支持或反对的指导方针。而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关于“严格的评价标准的那种思想与后现代主义的整个哲学格格不入”，同时，“即不赞成他们自己的分析具有优越性，也不想替其言行找到永久的地位”。[xv][15]这样，后现代文艺学的研究似乎是一种没有标准没有更好的“冒险活动”。也就是说，它似乎不回答“哪一种理论和批评方式是有价值的，值得学习、教育和再生产”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只是后现代研究中的评价问题的一个方面，其实，从更深的层次上说，这里并不是没有标准的问题，而是如何理解标准的问题，也就是说，对标准的理解已经浸润了后现代的精神。杰姆逊曾经说后现代文化的特点是“平面感”和“深度的消失”[xvi][16]，但有意思的是，作为后现代知识分子，杰姆逊却分析这种平面感，其本身的知识倾向是深度的。所以他有种对大众文化保持批判的热情。这或者正是后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尽管他自身的角色已经从“立法者”转向了“阐释者”。但其阐释决不是浮光掠影所能概括，这种阐释的标准在我看来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关键不同在于，它从外在性走向了内在性，或者说，是从客观性转向了主观性，这是一种没有标准化的标准，其维度是巴赫金所说的“契入的深度”和“个人特性”。这是巴赫金所说的人文学科的一种特性：“认识物与认识人。这两者要作为两个极端来说明。一个是纯粹死的东西，它只有外表，只为他人而存在，能够被这个他人（认识者）以单方面的行动完全彻底地揭示出来。这种没有自己不可割让不可吞噬的内核的物，只可能成为实际利用的对象。第二个极端，就是在上帝面前思考上帝，是对话，是提问，是祈祷。个人需要自由的自我袒露。这里有着内在的吞不进吃不掉的核心，这里总保持着一定距离；对这个内核只可能采取绝对无私的态度；个人在为他人袒露自己的同时，又总是保留着自我。认识者在这里提问，不是看着一具死物来问自己和第三者，而是问被认识者本人。……。这里认识的标准，不是认识的准确性，而是契入的深度。这里认识的目标，在于个人特性。”[xvii][17]后现代的文艺学在反对标准化的同时，其追求的认识目标我觉得就是这种“契入的深度”和“个人特性”，实际上就是一种标准的内向性。这里并不是什么都好，而是什么才能更好地理解和阐释对象。
当然，我这里所说的后现代文艺学只是一种大概的思路，一种思想或精神状态，一种开放的理论和实践空间，它决不是一种理论体系，对中国当今的文艺学研究来说，要依此改变我们僵化的知识结构、学科体系和研究方式，究其方法，主要依赖于从其内部产生抵抗的知识分子，以批判的姿态内在的社会使命感来反思意识形态霸权所施加的制度化及内在化到人的内心的影响，以后现代的精神给文艺学这一人文学科以新的研究视域和研究空间。可以说，这种后现代精神是当前的文艺学研究亟需的一种思路，或者这还可以说是用后现代精神帮助我们的文艺学研究完成现代性事业。
考古入门知识范文第5篇
作者：李明玥
北京中医药大学
初见
这是我第二次读郑虎占教授的《中药临证备要》，第一次是在我刚读大二那会儿。那时，我因为感到要学的中药学有些艰涩难懂，打算寻找一些关于中药的书辅导自己学习理解这门课，于是便遇上了它——《中药临证备要》。
其实，那会儿我还处于所谓的人生低谷中不可自拔，虽然没有什么刻骨铭心的绝望，每天也看似很积极地工作，学习，但是，我明白自己内心的迷茫：自从申请转向中医专业失败后，我失去了成为中医这个目标后，整天只是漫无目的地努力，要谈起激情干劲什么的是一点也没有。
翻开书的第一页，我就被迷住了。这本书，与其他书最大的区别便是，它并非单纯地举例子讲一些结论，而是通过大量的古籍文献资料论证，仿佛考古学家一般将事实证据摆到你面前，最终推理论断出结论。这种结论是你自己通过思考所得到的，远比简单的听别人的结论来得影响深刻。
另外，中医最大的魅力便在于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它是经过名为时间的筛子筛选过，最终沉淀下来的精华。而在这过程中留下来的经典，更是经过千锤百炼，每一处都是精华，值得我们细细咀嚼品味。
而这本书中，信手拈来的经典摘录，用的恰到好处，让我这个传统中医文化的fans读来十分心喜。这一点，大概是因为郑教授本人深厚的文化底蕴，对经典诵读倒背如流的原因吧。
郑教授对现在的中医药独有一番见解。在第一讲中，他看似只是在谈论影响中药疗效的因素。但实际上，在谈论的过程中，他已经把现代人们对中药疗效产生的质疑，中医在当代无法快速发展受到限制的原因等等这些问题一并都解决了。他并没有直接去回答这些问题，但是在谈论影响中药疗效的因素时，他却在不知不觉中解决了我们心中隐藏的所有疑问。甚至，在不知不觉中，他还解决了我心中最大的问题——除了已知的抓药，中药师还能在临床方面做什么？
是的，我一直对本专业——中药学心存疑惑。我当然知道，学中药以后可以走药剂药理这些方面，但是我心中存着一个梦想——我想上临床，圆自己一个医生梦。现在转专业失败后，我一直不知该如何自处，失去这次转专业机会后，我想实现上临床的梦想变得越发困难，我不知该如何努力。
但是，现在在读了这本书后，我才明白原来在临床上中药师的作用很大。中药疗效的影响因素很多，变化很大。不同品种的同一味药质量相差很大，所需用量也大大不同，如果不注意，很可能医生开出的方剂是对症的，但是拿到的药却用量不对，疗效大打折扣，最终造成患者对中医的不理解。所以一个好的临床药师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医患纠纷。当然，这本书里强调的是加强医学生的药学教育，但这并不妨碍我得到自己的理解。
也许，对于这本书来说，也是一千个读者一千个哈姆雷特。
再遇
再次遇见它已经是15年的春天了。
因为已经完整地学习过中药学，当初一些模模糊糊的概念已变得清晰，再次品味它又有了一番新的见解。
看一本书先看目录。一共十六讲，第一讲讲的是影响中药疗效的因素，后面十五讲则是各类中药临证备要。
本书的第一讲就与众不同。第一讲讲的是影响中药疗效的因素，有中药品种、中药采收与贮藏、中药炮制、中药加工。这些内容粗看与教科书上差不多，它有的教科书上似乎都有。但仔细一看却是大大不同。教科书上是单纯地列出中药的产地、采集与贮藏，中药的炮制中药的剂量与用法等等，虽然内容全面，但是感觉知识点仍然散落，没有聚集在一起。而这本书里不一样，郑老师是经过自己的思考和总结，以中药疗效为线索真正把散落的知识点串在一起给我们讲解的，内在的结构感和逻辑感让我读来尤为畅快。
除了行文流畅外，本书的细节处理也尤其到位。一般来说，中药临证备要，一听书名就知道这是一本讲得很细碎，需要大量记忆的书，即使书写得再好，在看到中间部分，经过大量药重复，仍不免感到稍许厌烦，忍不住弃书而逃。
但是本书不然，每一讲，虽然是在讲一类药，但是每个药都是取其独特之处，侧重点不同，详略得当，读来始终带着新鲜感。
结束语
这真是一本好书。
好书的定义是什么？由大到小，由浅入深，适合领初学者入门，也适合有基础的人精读，每个人读来都有不一样的体会。这些说的都是它。
我在刚学中药那会儿读它，因为其中优美的辞藻，形象的中医理论解释，恰到好处的经典引用，生动而具体的病例和各类药的临床各种妙用，而深深地被吸引了，原本枯燥无味的中药学学来也是有趣地很。比如，学过中药的人都知道大黄虽是泻下药，但是其功效却有很多，远不止泻下一种，在记忆它的功效时，我很是一番头疼。但是当我读了这本书中关于大黄描述后，我却很快将大黄的功效记下来了。原来大黄的解毒消痈排脓功效时导热毒自大便排出，活血化瘀也体现在导离经之血由大便排出？？从根本上去理解中药的功效，这样的记忆比死记硬背更牢固，也更有趣。
等有一定基础后在读它，越发不可自拔，里面有着大量宝贵的用药临床经验，与课本上为了应试而画出的重点不同，这本书上的是扎扎实实的临床累积的经验。比如说金银花，临床上金银花存放时间不宜过长，因为它的有效成分绿原酸含量以每年10%递减，所以在应用金银花时以新品为宜。
本书的特色还包括灵活应用经典。由于古今药材应用的差异，同一味药，应用部位发生改变，其应用方式也需要相应改变。比如说瞿麦，瞿麦的入药部位，古人主张只用穗不用茎叶，而当今药典则规定地上全草部分入药；有文献记载瞿麦地茎叶利尿作用强，所以目前的瞿麦饮片药性峻猛，因此临床使用尤其注意小便利则止服，免致"小便不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