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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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范文第1篇

中图分类号：F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7）08-0005-02

1 关于产业集聚现象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技术的快速发展，需求等的变化，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产品价格和质量的激烈竞争，对企业原有的生产和贸易活动形成了挑战，使得企业必须重新考虑这些方面的问题。然而，就在跨国公司凭借自身的雄厚实力主导全球竞争的同时，新型的产业集聚形式却依靠区位获得特殊的竞争优势。世界经济发展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趋势，一种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世界各国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加深，世界各国经济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另一种是地方化的趋势，产业集聚导致的各具特色的产业区的形成。

产业集聚现象是产业活动在空间的集中现象。产业集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地方产业集聚和地区产业集聚两个阶段。当某一产业的企业以及相关联的企业和机构在某一区域集中时，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地方产业集聚现象，而当一国多数制成品在高度集中且数量不多的的产业核心区被生产时，我们称之为地区产业集聚现象。

2 集聚经济的概念

集聚经济是指在特定区位，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的集中和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经济收益。集聚经济通常划分为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导致了企业生产率的差异。地方化经济是指当某一产业的企业数量在某一区位增加时，这样的产业空间集中会促进专业化生产要素供应的发展。使得该产业的许多公司能够共同分享利益，降低企业成本。而城市化经济则表现在更大的城市环境中起作用的利益，在更大的城市中有更完备的服务部门、更大的劳动力市场以及更多的公共中间品的投入，从而给企业带来收益。

3 探讨区域城市体系发展利益最大化

这里我们就来探讨在集聚经济利益的约束下，什么样的产业定位选择最有利于区域城市体系的发展。以14个部门集群(见表1)在长三角地区的14个城市的定位及发展问题为例，在集聚经济利益的约束下，以区域城市体系统筹发展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产业集聚发展较好的地区，而且从某种角度来看，外商投资企业在这些地区的产业集聚现象能够更好的说明定位问题下面的数据取自外商投资企业。

通过对14个城市37个部门投资份额组成的矩阵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公因子，得到不同的部门集群。

研究区域包括上海、南京、镇江、扬州、泰州、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等14个地级以上城市包含的区域。

为了探讨企业空间集聚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我们将企业空间集群定位选择转化为受约束的最优化问题，其约束条件是区域特征，特别是影响集聚利益的成本和收益的那些区域特征。

影响企业空间集群的重要因素是集聚经济的存在，这里考虑三种类型的集聚经济。第一种类型的集聚经济是以总制造业活动为度量标准的总的集聚经济。这种类型的集聚经济以长江三角洲地区各城市市区每平方公里的制造业从业人员数量度量。第二种类型的集聚经济与企业服务公司的集中相联系，以长江三角洲地区各城市市区第三产业部门中总的就业份额度量。第三种类型的集聚经济与外商投资企业的集聚有关。

在看得分之前，我们首先思考一下，从国外的许多例子可以得出，在城市化进程中，产业集聚和人口集中所产生的“集聚效应”有两类：集聚经济和集聚不经济。前者指的是城市化进程中因产业和人口的空间集中而带来的经济利益或成本的节约；而后者是指城市化进程中因产业和人口的空间集中而带来的各类额外费用即集聚成本，集聚经济和集聚不经济综合作用产生城市化进程中的产业集聚效应。

通过对前面所说的因素进行计算机运算，可以得到各个城市在各个集群上的得分，得分越高表明城市在这个集群上越具有优势。现在，我们来看这个最优化的选择问题，假定每个城市只能选择一个集群作为今后发展的重点，那么在给定的这些因素的限制约束下，要使区域城市体系总的经济利益最大化，那么最后的最优答案是每个城市选择得分最高的集群作为重点发展对象。

从表3看，除了镇江和常州外，每个城市都有得分最高的集群，那么他们的最优选择是可以实现的，其中苏州和绍兴各有两个集群得分都最高，这时就要有一个取舍，使得整个区域的经济利益最大化。

现在问题转化为如何使表4中的四个城市与四个集群结合起来使总的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问题，运用运筹学的最优化原理，我们可以得出，镇江选择集群3，绍兴选择集群11，苏州选择集群14，常州选择集群10是最优的区域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从我们得出的结果来看，还是非常符合我们的观点，也符合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原理的，如果我们不按照协调发展来规划，而盲目把大部分产业都定位在大城市，首先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当人口达到一定阶段后，集聚经济效应开始下降，直至出现集聚不经济，这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其次，从我们计算得出的得分来看，没有一个城市可以在三个以上的集群上得分最高，而且每一个城市在很多部门集群上得分为负，如果城市发展得分为负的集群，将会出现集聚不经济，所以这也客观事实上说明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所以我们应该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地区限制劳动力密集型工业的扩张而鼓励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及高附加值企业的定位；在中小城市结合各自特点促进部分劳动力密集型和部分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定位与发展；每个城市重点突出，从而达到区域协调发展，各自有自己的优势和特点，有条件的还可以互相补充，大中小城市齐头并进，使整个区域的集聚经济利益最大化，区域城市体系发展最优化。我们在区域产业定位的问题上要遵守这些规律。

参考文献

［1］朱英明.产业集聚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2］史忠良.产业经济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范文第2篇

区域创新体系的五个基本特点

传统企业创新理论认为，企业创新能力决定于且仅决定于企业自身的品质。然而，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创新能力不单取决于他们各自的品质，而且还决定他们之间的联系。传统的孤立条件下企业创新理论是不完善的，包括企业在内的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创新能力无不决定于它们所在的、由品质不同的组织和个人相互联系所组成的创新体系。

另一方面，创新在地理空间上并非是均匀分布和相互孤立的，而是高度不平衡和相互作用的。这表明，区域可以更好地描述、分析和管理创新。因此，上个世纪90年代，区域创新体系成为创新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焦点之一，并构成先进国家区域政策理论与实践的核心。

然而，尽管历经了十几年的发展，但至今尚没有一个普遍接受的区域创新体系定义。不过，我们可以一般地将区域创新体系视为一组个人和机构交互作用而形成的、有益于知识产生、使用和传播的系统。

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子系统，区域创新体系具有五个基本特点，这就是：与地区的机构和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相对于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来说，各机构的相互作用和交流更加密切；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更加凸出；更高的开放度；相对专门化。

“自上而下”法：着力十个方面

除了传统的科技推动型和需求拉动型的方法外，由于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视角不同，建设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区域创新体系在理论和实践上有三种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补充的方法，即“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演化的综合方法。

“自上而下”的方法，认为创新体系由经济中涉及引入和扩散新产品、新过程、新系统的所有机构而非仅与科学技术活动相关的机构所组成，区域创新体系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区域化。因此，建设区域创新体系必须超越“科技活动相关机构”的范围，立足整个经济体系，着力国家创新体系的区域化。这种自上而下的方法强调十个方面：企业内部组织；企业间联系以及企业与其它组织的联系强度和类型；公共部门和公共政策的角色；金融体制；研发强度和研发机构;制度和治理，区域协调和管理形式；产业结构；城市化程度、区域网络外部性以及区域内地理集聚的范围和规模；开放程度、吸引外部资源的能力和全球一体化水平；受区域文化和社会历史演化驱动的等级力量。

“自下而上”法：草根型和网络型

自下而上的方法源于区域科学对解释创新涌现的社会制度环境的关注。

从区域观点来看，创新是地方化的和植根地方的，是由地理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接近性激发的地方化学习过程。因此，自下而上的方法关注地理接近的好处和地域上占优势的影响知识创造和传播过程的一组习俗和规范。

稠密的社会网络是知识扩散和学习、新老知识重组的关键渠道。这种植根地方的区域创新体系，可以分为草根型和网络型两种。前者中，企业和其它知识机构没有太多的交互作用，他们的创新活动主要基于由地理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接近性激发的地方化学习过程；后者中，企业和机构仍然植根于特定区域且以地方化的交互学习为基础。然而，通过加强区域的、制度的基础结构，该体系具有了更多的研发机构、职业培训机构和其它地方机构涉入企业的创新过程。

一般来讲，按照自下而上的方法, 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应致力于扎根地方和地方结网，强调五个方面:个人和团体层次上的、与创新过程相关的地方化交流；个人、机构、制度上的以及社会的地方化之发明和学习的模式；个人之间、内部和外部的机构联系、对内对外区域网络的地方化知识共享;与创新和技术相关的地方化搜寻程序；地方化创新性能。

“上下结合”法：内外结合的协同进化过程

区域创新体系的整合方法, 结合了区域结构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观点, 认为区域创新体系创建是一个集体学习过程，通过这一学习过程，知识和技术被使用、扩散和创造，它强调诸如惯例、技术轨迹、 选择环境、多样性和路径依赖的演化机制。

特征、行为和性能的变化是演化观点的关键，而这种变化经由其周围的选择环境形成。区域环境担当一种选择机制，这种机制决定了新技术变革的条件是否能够满足。

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范文第3篇

园林城市是在中国传统园林和现代园林的基础上，紧密结合城市发展，适应城市需要，顺应当代人的需要，以整个城市辖区为载体，以实现整个城市辖区的园林化和建设国家园林城市为目的的一种新型园林。它的总目标是“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生态良好，人居和谐”。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城中有乡，郊区有镇，城镇有森林，林中有城镇，总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渗透，共同提高。

二、建设城市园林的原因

1.保护生态与环境的要求

经过工业化、城市化的急速发展，生态失去平衡，空气、水、土壤遭受污染，动植物灭绝，森林消失，水土流失，沙漠化，温室效应等使人类生活品质下降，各种“城市病”随之而起威胁人的健康。这些促使人类觉悟到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类，建设园林城市可使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维护生物多样性。

2.发展民族文化特色的要求

文化是衡量经济和技术进步的真正尺度，只有文化的发展，才能进一步带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园林由于更贴近人的生活，承载着大量历史文化的积淀，反映当地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建造园林所用材料，如植物、山石等更具有地方特色，因而更有利于产生具有民族化、地方化的效果。

3.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

老龄化社会对园林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从公园、绿地的分布、服务半径，到园内的布局、设施，都要求能适合老年人散步、健身、娱乐、休闲和交往的需要，以创造一个有利于老年人身心健康的环境。

4.工作时间的缩短，闲暇时间的增多

从近年节假日七天长假期掀起的旅游热、假日经济等情况可以看出，城市居民在经济提高了以后，对大自然的热切渴求。这就要求园林工作者跳出小园林的围墙，扩展到风景名胜区的领域，去满足广大人民对绿色、对自然环境的迫切需求。

三、园林城市发挥的作用

1.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园林城市是由各类形态各类功能的公园、绿地构成的总体。不仅要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中心区发展公园、绿地，同时还要大力发展郊区的公园、绿地、风景区和生态林地。在建造各类公园、绿地时，都应坚持以使用植物材料为主，以种植高大乔木为主，以复层种植结构为主，少搞硬质铺装，少搞大面积的纯草坪，以利发挥最大的生态效益。

2.美化人居环境、美化市容

把大量具有自然气息的花草树木引进城市，按照园林手法加以组合栽植，就能形成美好的自然景色，就能美化人居环境、美化市容。中国园林的一大特点就是师法自然，源于自然高于自然，其指导思想是天人合一，最适合人群需要。美好的园林景色，不仅能满足人们的观赏需求，由于它能产生负氧离子，因而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有益于身心健康，人们到了美好的园林景色中，不仅感到赏心悦目，而且感到心旷神怡神清气爽。

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范文第4篇

西方经济地理学的关系范式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人文地理学的“关系思考”(relationalthinking)的倡导下[6]，伴随着经济地理学制度转向和文化转向的研究深化，经济地理学中有关“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社会相互作用是如何塑造经济景观”的文献越来越多[7-9]。学者将“交织于多种地理尺度上的经济变化过程中的行为者的社会空间关系”作为研究核心。这种视角成为21世纪西方经济地理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被称作“关系范式”、“关系转向”或“关系经济地理学”[10]。关系范式的分析框架包括3个方面内容：关系资产、关系根植性和关系尺度。①地方和区域发展的关系资产：尝试将地方和区域的发展解释为区域经济复苏的空间结果，采用诸如“制度厚度[11]”、“非贸易相互依赖[12]”、“学习型区域[13]”等多种相互作用的概念给予解释，常使用地方规则、反思性知识(re-flexiveknowledge)、惯习和情境(context)等多种非经济因素剖析企业区位的集聚以及地方和区域发展的结果。②处于社会行动者网络、企业网络和组织网络等各种网络中的关系根植性：强调网络及其内部权力关系有助于经济地理“对企业的再发现”的研究。③关系的尺度：在理解当前“全球化”的地理现象时尝试解释和阐明尺度地理重叠和地域单元重构的作用[14]。关系范式的研究还出现了多个学派，例如：将经济主体创建空间的力量以及区位机会视作其研究焦点的“加利福利亚学派”[15-17]，强调国际相互作用中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嵌入性的“英国曼切斯特学派”[18-19]，以及强调在空间视角下对行动的关系概念体系进行研究的“德国关系学派”[20]。这些学派总体上看都是以经济行为者为中心的，强调制度在分析经济关系中的核心位置，关注全球化对经济组织的影响以及随后发生的全球—地方张力，对社会和经济过程的理解有明显超越空间描述的趋势[21]。

西方经济地理学的演化范式

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内部出现了一种基于“生物学”类比的“演化经济学”，得到快速发展并能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抗衡[22]。受演化经济学的启发，西方经济地理学界(尤其是欧洲)对演化分析方法日益重视，并于20世纪末提出发展一门演化经济地理学。演化经济地理学与演化经济学家重视分析产业创新和技术变化不同，更加注重寻求空间演化的本质[23]。进入21世纪后演化经济地理成为经济地理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得到迅速发展，并成为当前西方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的前沿[24-28]。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企业的竞争是基于它们的知识、惯例和能力，而这些东西是在过去并在特定的地方环境中形成的，因而是其他企业难于模仿的；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并非是基于企业和消费者的理性区位决策，而是地方化知识历史累积的结果；学习、路径依赖和惯例的演化是理解技术创新和区域竞争力的基础。因此，演化经济地理学非常关注企业学习(知识生产)和知识转移扩散的动态过程以及制度、地理集聚在其中的作用。在探讨经济活动在空间中的不均衡分配方面，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要点，不同于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所认为的财富在地域间的不均衡分配主要关系到地域制度的差别，也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地理学将经济行为的不均衡分配视为移动性生产因素驱动下一般性集聚过程的结果，它将经济行为看作是在时间和空间中展现的演化过程，强调空间经济发展不均衡的路径依赖动力(path-dependentdynamics)，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理解路径随时间的空间分布，它对分析空间中新路径的创造和扩散以及合适路径扩散的发生机制特别感兴趣[29]。在核心概念方面，演化经济地理学将“新奇”视为演化的根本动力[30]，认为“惯例”是演化的轨道，重视技术与制度、企业发展与企业环境、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协同演化”特征[31]，运用“路径依赖”概念理解和分析经济活动的空间演化[32-33]。演化经济地理学能够在企业的区位行为及惯例演化、产业的空间演化、网络结构与网络的空间演化、城市与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系统演化等多个层面上为空间中经济演化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29]。

西方经济地理学关系范式与演化范式的比较

两种范式在反对新古典主义范式上具有相似的核心假设理论是为现实服务的，西方经济地理学范式的产生也是基于对新出现经济行为现象的解答。西方经济地理学关系范式和演化范式的出现，是与20世纪90年代前后出现的后福特式的经济活动组织方式相一致的。这一时期，外包、专业化生产、网络连接和对市场需求的弹性适应扮演主要角色[34]。同时，在经济地理中出现了诸如知识的创新、企业能力、暂时性工作组织和企业的社会文化嵌入性等新的研究对象。而经济地理学的新古典主义范式，将企业概念化成黑箱，忽略其内部过程，认为经济行为是非社会化的，并且忽略企业行为过程和动力机制以帮助其形成所谓的统一结构，来解释空间中的经济行为[35]；这种假设不能应对新的研究挑战。西方经济地理学所出现的两种范式在分析经济景观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似乎可以取代先前出现的经济地理学的新古典主义范式[31,35]。西方经济地理学的关系范式和演化范式在挑战新古典主义范式方面具有以下共同点：①两种范式都研究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认为企业关系是构成地方竞争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②两种范式都拒绝新古典主义将经济行为者视作处于社会之外的原子式个体，都承认在特定社会结构和制度关系背景下的经济行动的嵌入性；都十分强调周围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影响，都不同程度上是源自于先前制度转向(Institutionalturn)的理论讨论。③两种范式在所期望塑造的经济景观的研究目标上具有一致性。新古典主义范式集中在诸如某一时间特定地点的技术标准或基础建构此类的显在结构条件；而演化和关系范式考虑的是企业的社会关系及其历史或发展路径，认为空间是一个由社会建构的实体，所谓的空间或区域特点既不是预先给出的也不是持久的。演化和关系方法都会假设空间结构是由运行于空间中的社会过程建构的，都对一个固定的制度化地域持批评态度[19,29]。经济行为者根据自己的需要改造或创造他们自己的区域环境，同时也受制于不同空间层次的制度框架。这种特别强调过程倾向的概念是与新古典主义视角将空间等同于充满规定特征的容器进而决定经济景观的观点背道而驰的。可以看出，相比较新古典主义方法，演化和关系视角在分析核心、经济行为和空间概念3个方面都具有类似的核心假设[36]。两种范式在解释经济地理核心问题上存在互补当前经济地理学有3个层面的核心问题，分别是：①微观层面企业的区位选择与行为决策制定；②中观层面产业部门的新兴空间、空间扩张与衰退，以及企业、技术与地域制度的相互作用；③宏观层面空间系统的集聚与扩散，例如区域系统。这3个层面代表了当代经济地理关于不同空间尺度和行为者集聚的研究范围。西方经济地学的关系与演化范式在解释以上3个层次经济地理学核心问题方面有相似之处，也有细微差别，总体上是互相补充地推进3个问题的解释。关于企业区位选择的假设为了理解企业区位选择的激发和限制因素，应该对企业决策的基本假设进行充分考虑。不管是关系范式还是演化范式都承认经济行为者在社会相互作用结构中的嵌入性。具体地说，关系视角的嵌入性是以经济行为者的节点连接关系和网络结构关系为特征，其中网络关系更加受到重视[37]。演化视角也是如此，经济行为者的复杂相互关系被认为是经济行为的某种空间秩序的重要原因[38]。两种视角都反对经济行动者的完全理性，反对经济行为被利润控制或者是纯粹的利益最大化，都承认行为者的有限理性和对市场信息获取的不对称性。演化视角认为，经济决策主要依赖组织路径，这个组织路径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基于经验和默许知识所进行的内部行为。关系视角则运用Yeung的多重逻辑(multiplelogics)[39]解释企业经济行为，涉及到企业内部以及同供应商、客户和机构之间的多重关系。社会关系显然能够促进和限制企业的区位选择，然而两种范式在制度作为影响空间结果的因素方面存在细微差别。演化范式认为，尽管经济行为受到制度限制，但企业决策不会自动地将其作为因果法则；而且，制度被解释为一系列的机会或条件。

例如，引用演化经济学的多样性概念，强调在相同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下可以有不同的经济结果；或者像Boschma和Frenken所说制度是与组织路径不相关的(orthogonal)[40]；这都说明了演化范式对制度的理解。而关系范式方面，其“权变性(contingen-cy)”的准则认为“对人的行为而言，在任何时间和地方，同一的前提条件不必然具有相同的结果”；因此，认为“企业在特定地点的决定既不能被预测也不能通过其他企业的区位行为推测，而是应追溯其特定制度影响下的关系特征”。可见，关系范式对制度的重视程度大大强于演化范式。产业部门的空间演化演化的和关系的范式都引用“区位机会窗口(WLO：windowsoflocationalopportunity)”[41]概念解释新产业部门的出现。区位机会窗口可以用来描述新出现的产业借助于不确定性、创造力和偶然性形成新的空间格局；认为在新产业出现时，区位机会窗口会打开，同时为先进和后进区域的产业发展提供机遇[42]。两种范式都对这个概念进行扩展。演化范式认为产业部门的空间演化可以比作中性空间(neutralspace)向真实地方(realplaces)的转变，是以部门特定的地点、网络、路径和制度为特征的。由于企业被认为是可以建构自身环境的，因此产业部门可以出现在不同的地方。新产业部门的地方化需求与区域生产结构的不匹配，也增强了产业部门空间演化中企业区位选择的自由度。但是区位条件如何对企业区位选择及区位行为产生影响呢？Boschma和Lambooy提出了对企业区位选择的“一般参数(genericparameters)”概念[24]，涉及到普通知识、技术或服务等一般化因素，特别是可以产生部门灵活性优势的城市化经济。一般参数概念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地方出现新的产业而另一些地方没有(缺乏一般条件)，但这个概念仍不能充分的解释新产业为什么会在不同区域出现。Boschma又提出机会(或自由事件)和人的创造行为对部门产生的最初阶段产生影响[42]。由于集体学习推动了创新过程，使得一般因素依次转变成特定资产培育地方化经济，并增加回报。对机会和创造性(或交互学习)的强调可以为具有相同一般因素的特定区域的繁荣和其他地方的衰败提供好的答案。演化范式用创造和集体学习的概念解释新产业部门的出现，特别强调组织路径的角色；然而却认为制度是一般条件，仅仅对新产业的空间演化起到边缘性的影响。关系经济地理也将区位机会窗口模式作为分析的起始点。Bathelt和Gluckler用莱比锡Leipzig的传媒集群案例，表明新产业空间的出现是不依赖产业传统和历史现象的，而是受自发产生的突然行为驱动[19]。与演化范式将新产业出现归结于机会或自由事件的论述不一样，Bathelt强调关键行为者(keyagents)的角色，认为关键行为者能够在激发相关产业的集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43]。在创造区域竞争优势和促进区域增长方面，关系范式强调在地方资源、技能、共享的信任、标准、路径和其他地方制度结构中的特定社会经济嵌入性。在解释新产业的空间演化方面，关系范式采用地方化能力的概念，强调制度结构的重要性，如高等教育和培训计划、孵化组织和制度厚度的建立。在关系范式看来，演化范式所强调的路径和创新性仅仅是驱动区域和部门增长的很多个要素中的一个而已。事实上，两种观点都在努力解答新产业部门的空间演化，但都很难预测新的产业到底会在哪里出现。两种范式都对区位机会窗口的概念进行了补充性认识：演化观点认为制度环境不是未来新部门发展的必然因素；而关系观点认为制度结构会成为地方化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空间系统的集聚和扩散空间系统的集聚和扩散主要讨论的是引致区域增长或衰退的结构变化过程和机制。演化的和关系的视角都将集体学习视作激发区域增长的重要因素；他们都赞同将知识创新作为区域参与市场竞争的主要驱动力。演化范式偏好于用“路径”概念对空间系统的集聚和扩散进行解释。一方面，运用“最适路径(op-timalpath)”解释空间系统的集聚。演化观点认为知识集聚的过程发生在企业内部，企业以试错的方式进行行业知识的累积；而市场竞争表现为一种选择过程，使得精明适用的路径得到扩散，愚笨不适用的路径逐渐消失[29]；结果，最精明合适的路径(即最适路径)被沿袭，使企业更有竞争力而且会可持续地增长。另一方面，运用“路径锁定”解释空间系统的衰退和扩散。演化观点认为由于路径依赖的持续，已经建立的空间类型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逆转的；当拥有特定资源、能力和制度结构的专业化产业区不能与变化的市场需求相匹配时，就会出现路径锁定状态；产业的学习与创新能力受到限制，先前的组织路径不能再适应新的状态，固化路径在解决新的问题时会趋向失败，进而导致了产业的衰退或扩散[24]。关系范式常采用“交互学习(interactivelearn-ing)”的概念来解释区域发展[44]。交互学习不仅仅涉及到建立技术和组织的创新，而且涉及到建立广泛的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牵涉到多种形式的流通资本，包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文化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多种形式，所以区域发展路径实际上是在一个更为宽泛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更为重要的是，产业区的发展依赖交互学习过程中的自我调整和改造能力。由于原有关系的断裂，一些新、小产业的能力也可能会被重新整合成新的发展路径[44]。关系视角不赞同演化范式提出的持续路径依赖轨迹，而是倾向于采用整合的政治的(或部门的)危机和断裂(crisesandruptures)概念以便能够与更加复杂的现实相匹配。相对演化经济地理，关系经济地理在解释宏观层面区域发展中的集聚与扩散方面的观点相对较少。两种范式在一些核心概念上存在细微差别关系范式和演化范式在批判新古典主义范式方面具有相同的核心要素，在解释经济地理核心问题过程中也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为了更加透彻的了解这两个范式，还需要放大这两个范式的概念差异，以便进行比较。从时间的概念上看，相比较演化方法，关系视角较少关注历史；尽管关系范式也会讨论演化和路径依赖，但在其方法上更多是静态的。从分析的层次上看，关系范式主要是关系和网络；而演化范式常使用企业(区位选择)、产业(空间演化)和区域系统(演化)作为主要的分析层次。从对经济景观的解释上看，关系范式集中在关系和流上，常采用社会相互作用和网络等概念；而演化范式强调以个人和组织知识及技能为特征的组织路径的角色，将企业个体作为解释经济景观3个层面(企业、部门和区域)的空间结果。从对制度的理解上看，关系视角非常有力地把制度整合到分析框架中，认为在任何条件下分析区域发展，制度中都是非常重要的；演化范式把市场作为选择机制中的重要因素。从方法论上看，关系范式主要是以定性的案例研究为主；而演化范式有比较广泛的研究方法，从模型构建和定量分析到定性案例研究都可以用到。为什么这两个范式会出现这些细微的差别呢？可以从他们的来源或根基上进行解释。20世纪80年代之后，经济地理学远离传统的经济分析方法，吸收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科学转向一个更加多学科的方法。关系经济地理与社会学有很强的联系；而演化经济地理学源自于演化经济学的思想；这正是两个范式存在差别的重要原因。两种范式在理论构建过程中存在相互影响和互相包容经济地理的关系范式和演化范式被认为是在当前经济地理研究潮流中占有优势地位的，而且是更具包容性的，一种方法可以整合进另一种方法并成为其重要建构特征。一方面，根据Bathelt和Gluckler[19]以及Emirbayer[45]的观点，关系范式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理论框架或分析模式，集成了演化方法的核心问题(如路径依赖)。另一方面，就像演化经济地理强调引致或阻碍经济景观适应性的过程和机制一样[25]，也受到了关系视角的影响；取代企业、个体和区域等被定义了的实体，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历史过程被认为是造成经济变化的重要原因。而且，关系方法被看作是同演化经济地理的核心挑战相一致的，都将区域、集群和网络的增长、结构变化和转型升级的解释作为重要内容。

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范文第5篇

关键字 城市化 集聚效应 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 A

一、城市的定义

城市的特征总结起来有三个方面：从普遍性来看，城市具有密集性，即巨大数量的人口和高度的密集性；从经济的性质出发，城市具有由第二、第三产业等非农业经济活动支配着的市场常驻地的性质，简称“非农业的土地利用”；从社会的观点来观察，城市具有流动性和多样性，这种性质同时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

1.城市的形成

所有的城市都存在着基本的特征，即人口和经济活动在空间的集中。对于城市形成的原因，各个领域对此有不同的解释，究其原因在于城市职能的多样性。从目前来看，绝大多数城市的产生、存在和发展都脱离不开经济方面的原因。经济力量始终是决定城市规模、存在和发展的一个根本力量。决定城市形成和发展的经济力量主要有三个：比较利益、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

比较利益是城市形成的源动力，是建立在区域分工基础上的贸易比较优势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这与社会分工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旦人们的劳动生产率有了差异，自然就会产生比较利益。

大多数城市的出现都源于大规模活动的经济利益。所谓规模经济，是指当技术和要素价格不变时，等比例投入的增加带来更大产出的经济现象。它为人口和经济活动在地理上的集中提供了市场动力。

聚集经济提供了城市形成的直接推动力。所谓聚集经济，是指“因企业（或活动）设址接近另一个企业（或活动）而产生的经济活动中的成本节约”。

城市生活的发展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城市最初是怎样形成的，什么因素在促使人们倾向于城市生活？第二，为什么在最近一个世纪里城市化加速发展得这样快？巴顿认为，城市化的发展并不是一个逐步的、渐进的过程，而是经历了许多不连续的步骤与阶段。今天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数量的激增，与过去的城市发展全然是两回事。

2.城市的系统

由于城市的经济活动是多种多样的，要想从理论上对其进行整理和掌握，我们有必要先把城市当作一个系统来把握。在后文中将要论述的内容，也大都与城市系统的这两方面相关联。

其一，不论哪一个城市，要想作为一个城市而存在的话，那么，在构成城市的诸要素间的相互关系中，就存在着某种内部的平衡问题，我们称为“城市内系统”。城市经济活动和为它们服务的城市设施之间必须保持平衡。如果一个城市的规模较大，是具有城市中心职能的完整的市场圈，那么需要设有广阔地域的生活圈。

其二，城市是不能孤立存在的，不仅与作为腹地的农村相联系，而且还要和其他城市结成相互依存关系，在各城市之间，存在着城市职能的分散和互补，在这里存在着某种外部的平衡问题，我们称为“城市间系统”。从理论上分析城市职能的分布，或者说是各城市的层次结构，有中心地理论。在各种各样市场圈的中心位置上，发挥中心市场职能的性质叫中心性，这个中心市场的所在地叫做中心地。

二、经济发展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

城市化是人口、社会生产力逐渐向城市转移和集中的过程，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所必经的过程。就城市化的内容而言，大体上分为两个研究方向：一是在经济基础过程中的城市化现象；一是在社会的文化过程（或上层结构）中的城市化现象。本文所探讨的城市化是前者，即经济基础过程中的城市化。

1.城市化的根本动力

城市化的具体形式、途径、速度可以因各国具体历史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是作为一个客观历史发展过程却并不会因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同而有差异。城市化是城乡关系的转型，其标志是城市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可以说，城市化、城市现代化，都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经济过程。

城市化的浪潮使城市适应现代工业发展的要求，并且使居民能享受现代物质文明所创造的现代化生活设施。这就是城市现代化作为历史发展过程的必然趋势。当人口和工业在地理上集中于城市地区的时候，公共设施费用比之人口平均分散在全国更为经济。对于个人来说，城市提供了一系列的服务设施和舒适的环境。这在农村是不能得到的，农村即使可以提供这些设施，代价也极为昂贵。企业发现在城市里进行生产，其费用比在其它地方远为低廉，因而它们选定地点时，这一点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对于城市化过程开始的原因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传统的学说认为城市化最初是从农村生活慢慢地演变过来的。劳动的进一步分工，乡村规模增大与专业分工具有更大的经济性。工业被吸引过来，其原因在于城市能够以大规模占有本地市场、提供熟练和非熟练的劳动力、便于利用辅助工业等各种形式显示出聚集经济的优越性。对个人而言，城市可以提供广泛的服务事业，还能提供安全保障和就业。从各方面来说，城市化过程一旦开始，他就形成自行增长的市场力量，这些力量促使各种要素和人口不断流入城市。这种传统的说法遭到简・雅各布斯的批评，她认为城市和城市生活先于农村的发展，城市是从集市中心发展起来的。

这两种解释一开始似乎相互排斥，巴顿认为对于产生城市的一些解释，我们均可以设想它们是正确的，相互分隔，在地理上不同的地区，城市的发展具有独立和互不联系的性质。

对于第二个问题，不同于之前的城市生活发展，近期出现的城市化则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现象。改变以农业为主的地区经济是促使城市发展的一种积极刺激，工业化的到来提供了这种必需的动力。

2.城市聚集经济效益

现在我们会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今天工业与人口仍然在向城市集中？要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考察选定城市地区所能得到的效益是什么。

从本质上看，城市经济是空间集中的经济。人口、企业和各种活动的空间聚集才形成城市，才存在城市经济。这里所指的集中，是在地理上集中于一个指定的地区或城市。工业在地理上集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大家所能享有的所谓“聚集经济效益”。从而使城市产生吸引力（聚集经济）和排斥力（聚集不经济），藉此主导并推动着城市的发展、壮大、衰退及相应的结构变动。

聚集经济是城市经济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城市因空间聚集而产生，又因空间聚集而发展壮大；城市的物质、经济结构既是空间聚集的结果，也是城市聚集演化的基础；空间聚集既是城市吸引力的产生原因，也是各类城市问题的产生根源；没有空间聚集，就没有城市经济。

当地理上的紧密接近能为企业与工厂产生外在利益时，就出现了聚集经济效益。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聚集经济效益都是外在的：当某一单个企业在某一特定地区发展而享有利益时，比如那些由于扩大规模而增加利润的经济，应该是严格地属于内在的。

聚集经济一般可分为两种类型：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前者是指一定有限区域内随着某一产业总产出的增加而引起的该产业内企业生产成本的降低。后者是指“当经济活动集中于城市地区时，产生的成本节约”。

聚集经济产生的原因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 空间集中所产生的规模经济效益，从而降低有关社会经济活动的成本。

2 空间集中所产生的大数法则效益。多个行为个体（居民和企业）及其活动的空间聚集，使任何一项活动都会有足够多的个体与之相适应，从而减弱由社会经济活动所带来的损失。

3 空间集中的互补性利益。

4空间集中所产生的信息交流。

正是由于上述聚集经济效益，人口、企业不断地趋于地理上的集中，从而推动力城市的形成。

三、城市化拉动经济发展

城市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城市的发展对于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经济总量上看，我国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和社会商品零售额都占全国70％以上，城市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主要载体；从经济效益上看，城镇的经济效益要大大高于农村，大城市的经济效益要高于中小城市。

如果运输成本和内部规模经济是城市发展唯一的经济理由，那么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常是有限的。城市的经济重要性将严格取决于运输和生产所能利用的技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出行成本的降低以及“最优”制造商规模的缩减导致城市对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性变小。

事实上，城市对现代经济的重要性几乎很少强调内部规模经济的作用。与此相反，它更多强调的是外部效应、溢出效应、外部规模经济、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而变得日益重要的那些因素、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等。

从城市宏观经济来看，我们首先需要了解构成经济增长的机制问题。现代城市规划基于地方或中央政府的控制和影响，城市的发展是在这种审慎制定的政策下进行的。规划人员需要城市发展理论以便能遇见这些措施的长期效果，所以城市发展模型（或者说城市发展理论）对于我们了解过去城市发展是重要的。

就城市经济增长的本身来说，有些作者认为城市像人一样，会有它的生命周期，也会经历成长、繁荣和衰落。增长只是较长周期中的一个阶段，巴顿认为，要理解城市经济活动，我们应当了解这个周期中的基本机制。在本文中，我们集中探讨其中一些较为重要的理论。

这些模型可分为两类――“需求指向”型和“供给基础”型两类。

前者考虑了出口基础和投入产出的研究方法，假定经济增长是由于外界对城市经济内部生产的商品某些预定需求的外部增长刺激。例如中心地理论（需求引起增长）。

在城市中，这种“需求指向”型又分为两种产业，一个是以来自城市之外的需求为对象，生产输出商品的产业，再一个是城市多个需求，也就是为满足有输出产业的生产活动而派生出来的需求，以及由城市居民的日常活动而派生出来的需求（生活资料和服务）的地方产业。

在输出产业和地方产业之间的关系上，作为城市成长的动因并使其持续成长成为可能的是前者，支持前者并对前者起被动反应的是后者。在这个意义上，前者称之为基础的经济活动（支柱产业），后者则称之为非基础经济活动（非支柱产业）。

雅各布斯认为，“只有输出产品是不够的――从城市的最早输出产业和面向输出产业的供给产业（地方产业）出发，是城市经济多样化，并使其通过派生的过程，城市才得以成长。”她所指的是什么事情呢？

第一，在旧式的生产过程中追加了许多新的生产，只有在新的生产活动中增加生产过程，才会使城市经济不但在规模上日益扩大，而且也会使它更复杂和多样化。

第二，在这种反复过程中，城市既有了生产输出商品的产业，又有了供应给输出产业的物资和服务的产业，这种“乘数效应”就是这一反复过程的基本点。城市的输出产业扩大了，地方产业的规模和种类也会增加。相同的事情在反复，促使城市得到了不断而持续的成长。这一反复体系，在城市形成和成长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不管城市多么复杂，只要其经济发展，它仍在城市中发挥作用。

第三，就是通过城市生产的输出商品而得到的输入商品，将怎样处理的问题。雅各布斯把城市购买输入商品转化为自己面向市场进行生产的过程，称作“输入替换过程”。这一过程虽然减少了地方产业那部分输入商品，但是，却扩大了城市的市场规模，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如果输出也增加，就会使“输出”和“输入替换”两个乘数效应结合在一起，城市将会加速地急剧成长。

供给为基础的理论则采取相反的途径，认为是城市供应了各种设施，从而将劳动力、资金和商业吸引到这个地区，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增长。

四、实现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并进

从前文中的分析可知，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客观上要求城市化必须和经济发展相适应，过度城市化（城市化超前于经济发展）和过低城市化（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都会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尤其是二战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掀起了城市化的，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城市化超越了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由此造成了就业、交通、环境、治安等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

根据美国著名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提出的城市化阶段理论，即城市化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城市化水平较低、发展较慢的初期阶段（城市化水平低于30%）；乡村人口大量向城镇转移的城市化加速阶段（城市化水平介于30%―70%之间）；在高度城市化后城镇人口比重增长趋缓甚至停滞的晚期（城市化水平大于70%）。

在我国，由于建国以后长期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片面的重工业发展战略，使城市化进程十分缓慢，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表现为过低城市化的特征。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户籍、土地制度的放松，我国城市化进入快速、稳步发展时期。我们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去迎接城市化，制定科学合理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加强城市规划和管理，扎扎实实地推进城市化进程，实现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并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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