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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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意识形态范文第1篇

在十之后提出促进城镇再次发展的意见对民族地区旅游行业又掀起一阵热潮，并且民族地区旅游行业越来越受到新城镇建设的重视与关注。现在的农村建设发展特别是城镇化建设可以增加农民耕地与就业，推动经济的发展。

一、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生态化发展问题与意义

旅游产业是我国产业链中重要的一部分，其中民族产业的发展逐渐受到重视，文章主要以四川省的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为例进行研究分析，民族地区旅游存在的现实问题以及发展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意义。根据目前相关调查资料显示，现在的四川民族地区民族地区旅游产业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从整体上来讲发展的水平一般，并且因为主客观原因的影响导致民族地区旅游行业发展受到一定的阻碍。

（一）问题

1.生态与环境。四川属于多民族的地区，地势结构非常复杂，民族地区多处于高山高原地带，很多景区或是民族等处于非常脆弱的状态中。大力发展的民族地区旅游行业导致本来就不够稳定的生态环境受到了更大的压力，呈现出日益恶化的现象。

2.投资与旅游硬件建设。旅游产业的发展硬件设施建设非常重要，其中从四川省的民族地区旅游产业来看，很多地区处于比较偏远的山村或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不仅自然环境非常差，在交通以及公共建设设施方面都比较落后，很多基本的旅游设施不健全，这样会严重影响到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以及城市的进步。

3.软件设施方面。据相关的资料显示四川省民族地区旅游发展行业中软件设施也存在很多的缺陷，发展的观念上比较老旧，并且思想不够开放，不管作为创新发展的先行者，更没有一定的产业意识与市场经营观念。在民族地区旅游规划上缺少一定的科学性，经常出现一些重复建设或是低级的建设；相关的基础设计配套不齐全，得不到真正的发展。

（二）意义

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能够很好的推动我国旅游产业的发展与进步，民族地区旅游行业基本上依据天然形成的地市优势或是历史悠久的文化背景等形成与发展的，这样的发展背景能够为旅游产业节省很多资源上的浪费与建设上的时间，还能很好的推动新农村的建设，促进农村旅游资源的充分利用，并且提高城乡建设的进度，保证农村自力更生，传承历史文化，保护生态环境，实现民主管理的形成。

二、民族地区旅游的生态转型优化措施

（一）加大政府的支持与企业的运行

在推动民族企业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不断的加强地方政府对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支持，积极引导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在生态以及绿化等方面的建设与改革，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企业在发展方面一定要做好生态环境保护以及旅游服务方面的工作，逐一的实现旅游行业的发展。现在的生态旅游在环境方面恶化的现象非常严重，已经成为可刻不容缓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我国发展中重要的阻碍。对于旅游行业生态环境建设的改善并不是短时间能够改善的问题，所以需要政府的支持与鼓励。例如在促进旅游行业发展的同时不能只看重眼前短期的利益需要将眼光放长远，政府颁布相关的规章制度对其进行严格的约束，短期的经济利益知识满足人们发展的现状，但是长期的发展利益是生态环境建设的基础，在建设期间一定要按照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对其进行研究与规划。

（二）对发展战略目标进行重新定位

四川地区存在很多的稀有植物与动物等，其中很多都是国家级的保护物种，在开展民族地区旅游的同时一定要制定明确的生态保护目标，并树立保护为先、开发为后的管理理念，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对其进行严格约束。同时还要制定明确的扶贫以及致富方面的目标，很多的民族地区旅游地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生活比较贫困，一定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对其进行精准扶贫，逐渐实现致富。对于当地的文化与传承等方面需要十分注意，一定要制定明确的推动目标，充分的发挥出民族文化的优势，加强民族文化的传承。

（三）民族地区旅游发展战略思路创新

对于民族地区旅游行业的发展来讲一定要重视其中整体的科学规划以及旅游行业集中发展形态。作为一个发展的整体，民族地区旅游行业不管是在发展条件还是在资源使用方面都需要进行合理科学的规划与布局。与此同时还需要创新民族地区旅游在组织方面的机制，建立以先进的科学为主的管理运行，加强硬件设施建设，保证民族地区旅游整体的运行机制。旅游行业主要是依据自身的特点进行发展，所以非常重视资源的循环使用以及生态保护，创新民族地区旅游产业整体的战略发展思想。

三、结束语

民族意识形态范文第2篇

刘 莹，女，辽宁锦州人，辽宁医学院外语教研部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语文学及英语教育学研究。

翻译范式理论认为，翻译从来就不是译者任意而为的，而是在一定的意识形态氛围中所进行的社会实践活动。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可以影响译者对翻译选材的选择、审美。本文通过严复的译著《天演论》来论述翻译理论范式中的意识形态对翻译与翻译选材的影响。

一、从《天演论》看翻译理论

范式中的翻译与意识形态

从某种意义上说，翻译是意识形态

的产物，因而译者的翻译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影响。它可以影响译者对翻译选材的选择、审美和翻译策略的应用以及翻译过程中的取舍或删改。这是一种能够对翻译本体做出合理解释的翻译理论范式。

例如：严复选择《天演论》进行翻译，最重要的原因是该书符合当时中国形势的需要。《天演论》里讲的“优胜劣汰，物竞天择”，意思就是我们不能落后，落后了就要被淘汰。这便是用来鼓动了我们上一辈的知识分子发扬民族意识，探索强国之道，从而引起了中国的维新运动；用它来唤醒国人，使之有亡国灭种之痛感，从而激起奋发有为，进而救亡图存。而西方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学派代表埃文-佐哈尔（Evan-Zohar）及勒菲弗（A.Lefevere）等学者认为，“当身处强势文化的译者去翻译弱势文化中的作品时，往往会有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将自身文化中的规范视作普遍规范，从而采用归化的译法；反之，当身处弱势文化的译者去翻译强势文化中的作品时，则会更多地采用异化译法。”[1][2]

此外，范式的翻译理论中谈到，惟有艺术与审美才给予人恢复总体的人的力量，作为人类文化活动和文化价值的载体，其意义就在于其中体现了人类文化所追寻的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在阶级社会里，任何阶级在上层建筑上的追求，都不能忽视审美的追求，都必然具有意识形态的语境、指向和深层意蕴。没有意识形态意义的审美，是不存在和不可能的。

二、从《天演论》看意识形态对选材的影响 目的论中指出：翻泽活动是人类的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活动，任何年代，任何背景下的翻译都是因特定目的而产生并为之服务的。而译者作为一定年代和社会背景下的人，他的任何翻译活动无疑会受到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约束。这种制约性有来自政府出版审查方面的，也有发自译者个人政治意识的。在阶级社会，当翻译不可避免地同上层建筑发生关系之后，翻译就成了精英文化的一部分。社会的精英阶层在从事翻译活动时，他们的目的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

例如严复翻译西方著作时，也是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所有著作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严复可以选择翻译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或者斯宾塞的《综合哲学》，但是他选择《天演论》进行翻译，除去在内容上繁简不同的缘故，主要是为了迎合当时中国形势的需要。利用西方的意识形态颠覆当时的封建传统的意识形态，为了唤醒知识分子的革命和民主意识，严复对一系列的西方学术著作进行了篡改。而历史也同样也证明了，严复对文本的选择和改写，借助这样的翻译创作成功的实现了他救国图存的目的。这种“实非正法”的达旨，有意地对原书加以取舍、改造，加上大量按语，以补其不足，以纠其不当，从而达到唤醒人们起来保国保种，激发热爱祖国的民族意识的政治目的。

总之，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经过翻译的一系列过程，在经历了多层面差异的剧烈碰撞和交锋，最终对译者本人、译入语语言和译入语社会意识形态等造成了重大影响。

三、讨论

翻译的最终目的是希望译本能够在异域文化环境中被广泛接受并长久流传。在翻译过程中，就需要构建一个适合“移植”文本存活的生态环境。“译者需要立足于不同的语言、文化、社会等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交互点上，不断进行选择或适应，力求为译本‘培育’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3]同样，在其它的范式翻译理论中认为译者翻译出来的文章将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原语文化倾向。也就是说，当翻译涉及到意识形态时，我们很难能去定义哪些是源意识形态下的翻译，哪些不是。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翻译批评都集中在译者的角色和他的主体性上。而事实上，他们不是固定不变的，我们应该把翻译与译者的位置关系看成是动态的。译者既不属于源文化也不属于目标文化，他是存在于两者之间的。在交织的两种文化中，译者的位置处于一个波动的状态中。皮姆的“跨文化空间”概念，指的是“存在于交叉或重叠的文化中的信仰和行为，它们是两种文化所共有的。”[4]皮姆的“跨文化空间”概念解决了译者的身份问题，使得译者摆脱了在原文和译文两个极端之间摇摆的束缚，能够自由地根据形势判断来选择翻译策略，可以在两个文化之间自由穿梭，吸取不同文化知识。

结语

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对英语翻译产生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它是一定社会和文化的产物，而英语翻译作为一种涉及到两种语言的跨文化社会实践活动，译者的翻译选材必然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我们应从意识形态的视角探讨研究翻译活动，扩大翻译研究的领域，使翻译研究从文本内部走向了文本外部，并在一个大的文化环境下更深入地探讨翻译活动。翻译不是一方净土，在这一现象背后蕴含着种种动机和本质。在评价一部译作时，我们不应该把目光停留在所谓的范式翻泽标准上，而应该用历史的眼光深入探究其翻译选材及其作品主题。

参考文献：

[1]Even-Zohar， I. Polysystem Theory[J].Poetics Today ， 1 Fall， 1979：9-51.

[2]Lefevere， A.Chapter I. In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2：1-10.

民族意识形态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曼海姆站在知识社会学的立场上，以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为起点，中途经过总体概念，最后上升并回到他构建的知识社会学这一基点，从而诠释了一个全新的流动的意识形态概念。霍克海默以为视角对其概念的思辩和形而上学性进行了有力地批驳。

追溯意识形态的渊源，最早可见于英国哲学家培根的“偶像说”( idola) ，“培根的偶像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被看作是现代意识形态概念的先驱。但是，培根并没有创造出“意识形态”一词，真正第一个创制意识形态概念并把这一概念引人西方哲学史的当数十九世纪法兰西研究院院士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他在研究了孔狄亚克和洛克的哲学后，“创立了他称之为意识形态的学科。着人们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深入和理解，继特拉西之后，便有一系列熠熠生辉的名字: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等，但在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探讨中，却不能不提到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是知识社会学思潮的主要代表，他于1929年完成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从而奠定了他在意识形态问题研究领域不可忽视的地位。在该书中，他“概括了一门能对社会生活作出新的和更深刻理解的新学科”，并系统地阐述了知识社会学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新见解。

曼海姆提出意识形态概念的同时，提出了另一个与之相应的乌托邦概念，并认为，意识形态和乌托邦，都是关于“存在之超越的观念”，随之曼海姆又对二者进行了较详尽地区别。最后他发现了一个相当恰当的标准来对二者加以区分，“这个标准就是它们能否实现。同时，曼海姆也承认，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相比更易识别，意识形态往往披有虚伪的外衣，因此，曼海姆把分析的重点放在意识形态之上，这样，曼海姆站在其知识社会学的立场上详尽论述了他的意识形态理论。这一理论的公诸于众，也招致了许多学者特别是许多西方者的批判。

一

曼海姆在考察“意识形态”概念时很困惑，他坦言，自意识形态一词创制以来，新含义层出不穷，有必要对此术语的含义作一番分析。而“这样一种分析将表明，意识形态这一术语总的说来有两个不同的和可区分的含义—特殊含义和总体含义”。那么，什么是特殊概念和总体概念呢?曼海姆分别作了回答。“当表示我们怀疑我们的论敌所提出的观点和陈述时，这一概念的特殊含义便包含在其中，”并且，在怀疑的基础上，对论敌的观点和陈述加以歪曲。“这些歪曲包括:从有意识的谎言到半意识和无意识的伪装，从处心积虑愚弄他人到自我欺骗。当然，曼海姆也指出，这一特殊概念并不能简单等同于谎言、欺骗或伪装，它的内容和含义是多方面的。如果把其范围扩大，指“某个时代或某个具体的历史—社会集团(例如阶级)的意识形态”，则是这一术语的总体概念。也就是说，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意谓一个时代或一个团体的总的意识结构与特征。

分析了意识形态的两种概念后，曼海姆考察了这两种概念之间的关系。在曼海姆看来，这两个概念的共同因素在于:它们都不会为了了解论敌真正的含义和意图，而只依据论敌实际的言论。也就是说，为了了解论敌真正的含义和意图，不仅仅依据论敌的实际言论，还依据主体的具体特点和生活状况。它们都是从个体或集体的存在状况出发，因而具有功能化的特点。它们的区别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范围上存在不同，包括主体范围、时间范围，也包括内容范围。特殊概念只表示论敌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总体概念则对论敌的总体世界观表示怀疑。第二，“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在纯粹心理学的水平上对观点进行分析。而总体概念是在精神层次上对观念起作用。第三，“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主要与利益心理学一起起作用，但其总体概念则使用更形式化的功能分析，不考虑动机。”在特殊概念那里，由于利益的动机，便产生谎言、欺骗，而在总体概念那里，利益动机与意识形态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在这里，更重要的是功能分析和结构解构。最后，曼海姆在考察特殊概念和总体概念关系的基础上，指出特殊概念实际上从未脱离心理学范畴，因此，与总体概念比较起来，便没有多大意义。

从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到总体概念。曼海姆对两种概念的区分，只为了得出一个结论:发生于心理层次的“揭底”不应混同于更激进的怀疑主义和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层次上进行的更彻底更具摧毁力的批判性分析。缘于这样一种结论，特殊概念有必要上升到总体概念。但是，这种上升的进程并不是无所依赖与自发的，而是得益于多种因素共同培育的结果。曼海姆总结出三个步骤:“第一个重要的步骤是意识哲学的发展。起初，主体意识到的是一个无限多样化和混乱无序的世界，其后，在这种世界图式中确定了“有领悟力的主体统一性”，用曼海姆的话说，“实际上构成了意识形态总体概念的雏形。第二个阶段的到来，是在人们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待意识形态总体的，然而是超现世的观念之时。“曼海姆承认，这主要是黑格尔和历史学派的功绩。在这一阶段，在黑格尔那里，“民族精神”这种代表历史上被区分的意识的成分被结合进了“世界精神”之中。很显然，总体的意识概念的历史化“产生于思想的历史—政治潮流与哲学领域的结合”和“社会的相互作用”。创造现代意识形态总体概念最重要的一环同样产生于历史—社会进程。在前几个阶段，意识的载体是个体或民族，而现在，阶级取代了种族或民族成为历史上演变的意识的载体。在这一阶段，“民族精神”的概念被“阶级意识”所取代，曼海姆认为，这种阶级意识就是阶级意识形态。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经过了这三个步骤即从意识本身到民族意识再到阶级意识后，特殊的意识形态概念便消融在总体概念之中。起初，主体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主要从心理学上出发，而现在则深入到理论层面，开始分析意识形态的总体结构，正因为如此，“意识形态的总体概念在理解我们的社会生活方面具有特别的意义和关联。

从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到知识社会学。曼海姆作为马克思·舍勒开创的知识社会学思潮的继承者，他探讨意识形态的总体概念本身并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在于建立他的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在曼海姆看来，从总体概念的特殊领悟到普遍领悟的过程是精神发展史上出现的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

二

曼海姆的“意识形态理论对本世纪五十年代兴起的以‘意识形态终结’为口号的社会学思潮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同时，他的这一理论也招致了许多学者的批判，在这些批判中，霍克海默走在了前列。马克思·霍克海默是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1930年，他发表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概念?》的论文，从而对曼海姆的意识形态理论提出了全面的批判。

针对曼海姆关于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和“总体概念”的提法，霍克海默在比较了康德哲学后认为，这一提法，特别是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的提法是从康德哲学中引申出来的。在康德那里，经验知识是通过知性范畴来构成的，它并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而在曼海姆那里，他把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理解成“在社会环境中的地位的功能”。也就是说，这一总体概念似乎有一个广阔的社会的和历史时代的背景。而实际上，“这一背景并不是指真实的生活世界，而只是纯粹的精神运动史。因此，霍克海默指责曼海姆，在这个意义上，他没有比康德提供更多的东西。另外，曼海姆在探讨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向知识社会学的过渡时，指出，“曾经是党派的思想武器的东西变成了社会和思想史的一般研究方法。这样，在曼海姆那里，特定的党派立场就消融在了意识形态之中。这种超党派、超阶级的观念自然也导致了霍克海默的批判。霍克海默指出，“按照曼海姆的观点，知识社会学的规定使意识形态学说从‘一个党派的斗争武器’转变为一个超党派的‘社会学的精神历史’。与曼海姆相对应，马克思肯定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马克思告诉我们，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这样，霍克海默在批判曼海姆意识形态概念的超党派和超阶级性时，也有力地维护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的阶级特性。

民族意识形态范文第4篇

【关键词】外国文学译介；转换策略；社会意识形态

在对外国文学进行译介时，其对于本土文学作品创作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在译介的过程中，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民族意识形态对译介的影响却没有进行相关的研究。本文主要针对狄更斯《大卫・考坡菲》的不同译本进行研究分析，通过对比的方式对其中体现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外国文学译介转换方式进行论证分析。从而进一步对意识形态影响下译介的内在特点进行深入研究。由于意识形态包含的范围十分广泛，本文仅对政治、宗教和伦理道德进行分析研究。并且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特定背景下外国文学译介的主要特点及其文化原因。

一、社会意识形态与译介转换策略的文化价值取向

本文在进行译本的选择上，本文采取了三个不同时期的译本。一是1914年由林纾、魏易和译的《块肉余生述》、1982年由张谷若翻译的《大卫・考坡菲》以及2003年庄绎传翻译的《大卫・科波菲尔》。在对这三种文学样本中包含意识形态内容的翻译转换策略取向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社会意识形态对策略选择的文化价值取向有着明显的差别，20世纪初主要的文化价值取向偏向于“归化”，而在20世纪末主要取向于“异化”。

20世纪初和20世纪末都是向西方学习的主要时期，这段时期内我国民族文学进行两次“开放思想”的运动。从宏观理论上分析，这两个时期的文学翻译必然持“接受”的态度，但是，其结果却不尽然。20世纪初虽然也开始进行外来文化的吸收，但是却有着局限性。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一些知识分子仍然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立场进行坚守。在文化心理上，面对西方文学的涌入，他们仍然以中国的传统思想来进行对西方文化的解读，由此可见，当时的对西方文学译介的思想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封建文化的影响，使意识形态方面译者在进行译介时，一方面担心外来文化会对本土的意识形态造成冲击。另一方面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在进行译介时对其进行文化过滤，通过对译入语文化中的规范来对原文进行改写。

在20世纪末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大量的接触西方文化和科技，开始对中西文化进行新的研究。除了继承和发展本土的文化传统外，也开始接受外来文化，对于其中的差异性也给予理解，对其多样化的意识领域也开始吸收和接纳。因此，在进行译介时，“异化”必然成为其主导思想。

二、意识形态与译介转换策略的内在关系

（一）源语言与译入语

源语言与译入语在社会意识形态的对应程度与译者的改写程度成反比，源语言对应程度越低，改写程度越大。众所周知，林纾并不懂英文，这使得他在翻译上受制于口译者，因此，在他的翻译中受原文的影响较小。20世纪初不管是社会意识形态还是社会文化意识，我国与西方国家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甚至是文化冲突。在政治上，我国封建专制制度与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有着明显的差异。在宗教上，中国传统的道教和佛教思想同西方基督教在神灵观念、人的本性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区别。基督教的传入并没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据统计，林纾在对这部文学中出现的教堂、礼拜之类的内容删减率达到54.39%。在伦理道德方面，仍然保留着传统的封建礼教，如夫妻之间、父子之间、朋友之间等均按照儒家伦理规范标准。而西方意识中把对人性的尊重看的更为重要。在翻译中林纾常常“强外国人的思想行为就中国的理论规范”例如，原文中有这样一句话：

Mr.Micawber delivered an eulogium on Mrs.Micawber’s character，and said she had ever been his guide，philosopher，and friend，and that he would recommend me，when I came to a marrying time of life，to marry such another woman，if such an-other woman could be found.

林纾将其译为：密考泊遂历称其妻嘉言懿行，为世贤女，能相夫教子，共处患难，且谓余曰：“汝论娶者，所娶亦当如吾妻，惟不审闺秀中更有贤类吾妻否？”在这一段中林纾把一个要求平等的妻子转变成遵守妻纲的中国传统妇人。

到了20世纪末，我国的文化意识在很大的程度上进行了转变，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在宗教伦理道德方面都与西方文化有了更多的共识。民主、平等等思想取代旧的封建的思想，新的思想诸如人人平等等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宗教方面，也开始有人信奉基督教。这种源语言―译入语文化意识上的转变，也同时带动了译介转换。世纪初的翻译进行改写、删减、意译等大多数是因为方便国人的理解，更加符合国人的阅读习惯和表达习惯。而世纪末的翻译大多进行的是原文直译，总共约有10处进行改写，尽最大的努力凸显源语言的信息。而对于不能进行直译的地方，采取语言学范围内的变通，而不是直接进行改写。在很大的程度上把译入语文化意识与西方意识形态进行结合。

例如：.......it was still because I honored you so much，and hoped that you might one day honored......

林纾译为：然尚希翼顺谨侍君箕帚，附君得名，予愿已足。

张谷若译为：那也是因为我把你的名誉看的很重，并希望有一天，你也能把我的名誉看得很重。

庄绎传译为：那也仍然是因为我很尊重你，也希望也许有一天你也许会尊重我。

这个例子充分的体现出源语言与译入语之间的转换策略，由此可见，不同时期的社会语言文化下源语言与译入语意识形态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二）意识形态对译介改写的影响

意识形态对译介改写的影响，因个体的意识形态不同而呈现不同的方式。不同的个体意识形态结构对译介改写的影响程度低，例如，林纾在译介转换种的改写，宗教意识为91.23%，政治意识为78.57%，伦理道德意识为81.63%。而且不同的个体意识结构也影响着改写方式。还是以林纾为例，林纾在进行对宗教意识中“删除”占54.39%，政治及伦理道德分别占57.14%、44.90%。这个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时期的个人主导意识对译介的影响的差别。

意识形态主要分为社会意识形态和个人意识形态。个体意识通常是社会意识的体现，它一般与社会的主流意识一致，但同时个人经历、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差异性使个人意识形态存在着个体性特点。意识形态的结构是复杂的，影响改写的方式和程度也不尽相同。这种影响造成两种可能：一是译入语文化语境中意识因素对意识形态影响的比重不同。二是译入语与源语言文化语境的冲突程度不相同。

本土的社会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对外国文学译介转换策略中的价值取向具有重要作用。社会意识形态对译介转换策略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译者所处的社会背景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译介转换策略。本土的社会意识形态的个人思想特征越明显，源语言与译入语文化意识相对应的程度就会越低，而译介转换策略的程度就越高。

三、结语

不论是在相同的文化社会背景下，还是不同的文化社会背景下，译者对自己所处的主流文化背景的认识都还存在着差异性，就像一本书，每一个读者的读后感或许都是不相同的，因此，对于在译介的转换策略中更大的取决于译者的选择。由此可见，在很大一部分的译著中，并不是译者所谓的“误译”，也不是存在语言能力问题，而是要结合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语境对译者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张潇予.从译者主体性角度比较David Copperfield四个中译本[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0.

[2] 许辉.从接受美学视域看David Copperfield的三个中译本[J].镇江高专学报，2011（01）.

民族意识形态范文第5篇

［关键词］国家认同；长效机制；政治传播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2）02 ― 0008 ― 02

一、问题的提出：国家认同概念的界定

国家认同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的认同。就公民个体而言，国家认同指的是个体在主观思想上认为自己属于国家这样的政治共同体之内，从心理上认同自己具有该国一员的身份资格。从国家层面而言，国家认同是政治客体塑造、维持和保障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是增强政治合法性的重要载体和手段。从功能维度来看，国家认同就是指自己属于哪一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理活动。从内容维度看，国家认同是一种主观信仰，表现为政治主张或政治立场。它可分为偏重公民的认同和偏重民族国家的认同两种。〔1〕以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代表的“文化多元主义”是公民文化认同的典型。而苏联将国家认同高度的制度化、政治化，是民族国家认同的典型。国家认同是维护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纽带，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引发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国家认同在政治发展中的重要性日趋明显。

概括来讲，民族国家的构建都包括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方面是民族国家制度建构，另一方面是社会成员对国家的认同。由于每一个人从身份上来讲首先是属于某一个民族，所以，民族认同是自然的，是国家认同的基础和前提，民族认同从理论和现实生活上都先于国家认同。但另一方面，国家又是保护民族认同的最佳共同体，民族的生存安全、利益发展、价值、理想等都需要国家的保障，离开了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最终也会成为空中楼阁。

二、实践困境：中国国家认同建构历程及其现实挑战

1.地理困境：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文化、国情基础和现实条件都清楚地表明：中国从历史上看一直是一个疆域辽阔的“超大规模社会”，中国国情非常复杂，既是一个人口大国、文明古国，又是一个人均资源小国、人均收入穷国；既是一个历史穷国，又是一个近代弱国。中国在建设国家认同方面面临多民族整合、多元文化并存等诸多挑战。人口基数大、疆域范围广、民族数量多等使得国家认同面临地理及地域挑战。“因此，国家必须重视边疆地区的认同问题，加强认同整合的研究，探索在新形势下实现认同整合的有效路径，妥善地解决国家尤其是边疆地区面临的认同问题，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2〕

2.历史困境：首先，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的国家认同是近代中国面临列强侵略而曲折发展的一个产物。帝国主义的入侵侵犯了国家的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也唤醒了中国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感。郑永年认为：中国自秦始皇以来表现为帝国体制。尽管具有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官僚体系，但这一官僚体系仅仅用来维持王朝的生存，国家权力渗透社会的能力极其低下。老百姓则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形成了一种政治冷漠心态。老百姓没有任何近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感。〔3〕最典型的要算是白鲁洵(LucianPye)，他认为中国只是一个“伪民族国家”的文明共同体。可以说，传统上中国人没有国家认同感，老百姓认同的是皇帝个人，而非国家。中国更像一个缺乏国家认同意识的“文化共同体”。可见，中国的国家认同建设起步较晚、基础较弱，又是面临入侵和压迫下的被动行为，长期的封建专制帝国的统治、广大公民的政治素养低下等构成了历史认同基础薄弱的挑战。

3.一国两制下的政治制度整合困境：在香港，尽管回归已经有十多年，但国家认同感的培养仍面临挑战。在台湾，问题更为严重。近年来，大力推行“去中国化”运动，企图从各层面割断台湾和大陆的血肉关系。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已经具有现代民族的形态，但海峡两岸民族间的融合程度是非常有限的，它们仍然具有相当的独立性。所以现代国家需要不断引导民族认同上升和达到国家认同，使得国内少数民族成员在其原有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形成并维持超民族的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寻求统一和发展的必由之路。美国政治学家白鲁恂在对中国国家认同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中国的国家认同与政治整合面临五种危机：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参与危机、行政贯彻危机、分配危机。〔4〕

可见，中国要顺利进行现代化建设是离不开各民族对国家的政治认同这一根本前提的。可见，国家认同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还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国家认同关乎中国的政治稳定与民族团结、关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顺利进行、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前途命运。因此，必须从思想上认识其必要性、从制度建设上增强其有效性，采取各种措施，积极推进国家认同的实效性建设。

三、新路径：政治传播视域下国家认同的长效机制

随着全球化与信息社会建设进程加快，我党建立在以政治动员和政治宣传手段上的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变得“效果失灵”；党报党刊等权威“平面媒体”在与新媒体的竞争中也有被“弱化”的趋势；新媒体的出现也使得政府控制、垄断和封杀某些消息变得更加困难。“政治学与政治传播学认为，在民主社会，大众传媒是实现政治互动的主要机构，它既是沟通通道，又承担着传播政治信息的任务。”〔5〕因此，它在国家认同意识的培育方面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也非常适合于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多民族进行低成本、高效率的“双向沟通”。这种传播方式对于新型民族关系的建立和巩固，对于提高多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对于增强多元市场主体形势下的国家认同感而言，都可以发挥直观的、互动的、富有实效的传播效果。“政治传播研究为政治活动提供方向、原则、技巧和手段，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在广义上，任何一种政治活动都是政治传播活动，都是表达和传递某个政治信息。”〔6〕那么如何利用现代传媒手段更好地实现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呢？

第一，借助现代的传播手段，激发起民族地区政治参与热情。通过问题讨论、对话交流、发表群众来信、民意测验等传媒给公民以表达自己政治见解和思想的机会，是现代社会政治沟通、政治中参与和信息传播的普遍手段。“政治新闻传达党派或国家的宣言，告诉人们政治动向，激发人民的政治觉醒，使其卷入政治生活。”〔7〕当重大政策措施出台时，应尽可能让人民知道决策的过程，应采取种种积极的措施，增强人民群众对决策的认同感与执行的自觉性。这样，既传播了国家观念，又强化了公民身份和政治参与效度。塑造公民人格，提高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意识，增强政治责任感和认同感。

第二，完善和细化民族地区的政治制度，为促进少数民族成员国家认同意识创造体制保障。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虽然顺利运行多年，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这要求政府及时完善这项制度，并从法律法规方面加以巩固和落实，使少数民族代表不仅仅只具有少数民族的族别身份特征，而真正是少数民族群体利益和意见的代表。正如所说：“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究竟怎样才合适，要好好研究一下。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8〕

第三，通过对各民族利益诉求的回应来增强国家认同。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利益不平等所产生的心理极易诱发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冲突，这种心理往往出现在那些民族地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族地区逐渐从原来封闭的状态中走出来，进入一种开放状态。面对这种复杂的关系格局，如果依然采取缺乏柔性和变通的行政处理方式，易带来冲突。客观上容易使少数民族产生剥夺感，从而导致国家认同的弱化。“苏联解体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其境内不同民族对苏联这个国家行为体的不认同、不合作……因此国家认同意识的欠缺，是国家解体的主要思想及政治根源。”因此，必须要通过合理措施调整民族间的利益关系，有意识地强化少数民族对国家的依存关系。

第四，要在宣传和管理中淡化民族身份，强化国民身份或公民身份。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地位和身份都应该受到承认和尊重，少数民族的利益应该得到保护。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在政治宣传、社会管理中，总是要强调社会成员的民族身份。而应通过政治社会化过程传播国家观念，强调少数民族的国民身份或公民身份。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中的“多元”，讲的就是民族平等；“一体”则是作为公民的同一性的“中国人”认同。国民身份和国民身份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因此应通过政治传播的各种媒介，强化民族地区居民的国民意识和公民意识。如果国民意识和公民意识牢固地树立起来，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就会得得到巩固。

总之，随着公民主体意识的增强和社会价值观的日趋多元化，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面临诸多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形式化、边缘化、教条化、书本化、符号化等倾向严重，主流意识形态受损，必然会影响到政策认同、政党认同乃至国家认同。对国家的认同往往成为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前提，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则是对国家认同的政治保障，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实现国家认同就必须更新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机制，走政治传播学的路径，实现二者的“完美对接”。

〔参考文献〕

〔1〕吴鲁平，等.公民国家认同的特点及其与对外接纳度的关系研究（人大复印资料）〔J〕.政治学，2011，（05）：48―49.

〔2〕周平.边疆治理视野中的国家认同〔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01）：15.

〔3〕郑永年.中国要建设国家认同〔N〕.环球时报，2004-08-16.

〔4〕Lucian W.pye.Aspect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Boston,Little Brown,1966:62.

〔5〕谢岳.大众传媒与民主政治〔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156.

〔6〕宁骚.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