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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全科医护团队;中医健康管理;老年;慢性疾病;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 R47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616(2017)10-245-03
Evaluation of application effect of TCM health management model based on general medicine health care team in improving satisfaction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JIANG Ming1 SHEN Manxuan2
1.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s, Dongshan Street, Yuexiu District, Guangdong, Guangzhou 510600, China; 2. Department of Geriatrics,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dong, Guangzhou 51008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application effect of TCM health management model based on general medicine health care team in improving satisfaction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Methods 200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who were registered in outpatient service from June 2016 to December 2016 were selected and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management group and the reference group. The management group was given TCM health management model based on general medicine health care team while the reference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follow-up. Quality of life and satisfaction after intervention were compared. Results Scores of health, emotion, cognition, life, work and physiology of the management group were all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reference group (P
[Key words] General medicine health care team; TCM health management; Elderly; Chronic diseases; Satisfaction
随着我国人口老年化,老年慢性疾病在临床中占有比例显著升高,为影响老年患者健康和生活质量主要影响因素[1-2]。临床调查显示,高血压、糖尿病、代谢综合征及心、肺等慢性疾病均好发于老年患者,且在老年人群中具有较高发病率[3-5]。健康管理为延缓慢性疾病发生、发展,降低相关并发症发生关键[6]。为探究基于全科医护团队的中医健康管理模式在老年慢性疾病患者中实施对患者生活质量及满意度影响效果,笔者研究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6年6~12月本中心慢病门诊就诊
的200例老年慢病患者进行研究,将信息录入计算机中随机分为管理组和参照组,每组100例。管理组中男56例,女44例;年龄65~88岁,平均(73.8±5.3)岁;合并症:高血压病44例,糖尿病43例,高脂血症46例,冠心病39例;病程6月~22年,平均(7.3±2.1)年。⒄兆橹心54例,女46例;年龄65~89岁,平均(73.5±5.9)岁;合并症:高血压病48例,糖尿病42例,高脂血症45例,冠心病36例;病程6个月~23年,平均(7.4±2.2)年。两组患者基础资料无明显差异,分组有可比性。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1)纳入标准:入组患者诊断均符合相关诊断标准;患者均在知情同意下自愿配合完成本次干预
和研究,年龄发65~89岁。(2)排除标准:合并残疾、精神疾病、痴呆等不能配合完成本次干预和研究;干预途中退出患者;不能按时进行治疗、复诊,依从性差患者。
1.3 方法
参照组给予常规随访,向患者讲解疾病相关知识,告知患者治疗、干预、预防措施,指导患者正确用药、饮食、运动,制定健康管理计划,患者定期进行随访,根据随访结果实施针对性健康教育和管理。管理组患者基于全科医护团队为基础,对患者进行中医健康管理:(1)全科医师统筹整体工作,公卫医师、康复医师和全科护士配合共同参与管理,将入组患者一般健康资料录入健康档案管理系统,根据患者不同疾病类型、文化程度、兴趣酆玫仁凳攵孕越】倒芾怼#2)对患者进行亚健康及中医体质评估,对患者心理、饮食、起居、病症、运动、中医治疗及目前保健方法等情况进行了解,观察患者神色、形体、步态、语气、舌象、脉象、气息,确定患者中医体质,告知患者中医体质辨析结果并进行相应干预。(3)对已确诊为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分别纳入社区相应病种中医健康管理范畴内,对中医偏颇体质患者进行针对性养生保健指导。(4)对正常病症患者进行体穴、耳穴、饮食及推拿等养生保健指导,并对所有患者进行饮食调养、心理干预、运动保健、起居调摄等养生保健知识宣讲。患者每半月进行一次中医健康指导,两组连续干预3个月。
1.4 观察指标
(1)生活质量:简明健康调查问卷(SF-36),包括健康、情感、认知、生活、工作、生理6条,总计36问,由调查者问,被调查者选答方式完成 [7]。(2)满意度:干预结束后用自制问卷对患者进行调查,0~80分,0~47分为不满意,48~63分为满意,64~80分为非常满意。
1.5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用SPSS22.0软件包对所得数据进行分析,()的形式表示生活质量评分,t检验,率表示干预满意度,χ2检验,如P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
管理组患者健康、情感、认知、生活、工作、生理各项生活质量评分均高于参照组(P
2.2 两组患者满意度
管理组患者满意度高于参照组(P
3 讨论
慢性疾病为老年患者主要疾病特征,以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为最常见,在老年患者中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对患者健康及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慢性疾病具有病史长、并发症多、不能治愈等特点,患者需终身治疗和干预[8-10]。研究指出,慢病管理为长期治疗和防控关键,管理目的在于提高患者保护因素,降低危险因素,降低慢病引起相关并发症发生率,延缓疾病发展,保障患者健康[11-13]。社区为老年慢性疾病管理主要场所,社区全科医护团队承担基础疾病诊治、慢性病管理、疾病预防及保健等重要工作,在慢性疾病管理中采取综合管理模式,不仅对疾病进行诊治,还重视疾病预防和保健。
中医辨证在慢性疾病中管理具有完整理论体系,认为基本能够发生、发展与机体不同体质特征有相关性,针对每一种偏颇体质,中医均有建立一套中医理论和临床经验对策[14]。本次研究将全科医护团队和中医体质辨证思想相结合对社区老年慢性疾病患者进行健康管理,相对常规随访患者显著提高患者生活质量。近年来,临床中多有报道中医体质辨证方法在慢性疾病患者中管理效果良好案例,许在安等对社区高血压患者实施中医体质辨证健康管理,提高患者治疗有效率高达82.56%[15]。王玉霞等在社区代谢综合征患者中采用中医体质辨证健康管理模式,显著降低患者高血压、糖尿病发生危险因素[16]。基于全科医护团队的中医健康管理模式,将全科医护团队运营模式和中医体质辨证思想结合,将疾病管理思想、管理行动完整相结合,通过中医体质测评对患者疾病和体制进行分类,针对不同疾病和体质类型实施管理方法和措施,提高对慢病患者管理效果。本次研究同样得出,管理组患者满意度显著高于参照组(P
综上所述,基于全科医护团队的中医健康管理模式在老年慢病患者中应用,能提高患者疾病管理质量和效果,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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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老年人;慢性疾病;抑郁症;焦虑症
[中图分类号] R74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2)10(a)-0021-03
患有多种久治不愈的慢性疾病个体,对于其战胜疾病的信心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尤其是那些常年倍受多种慢性躯体疾病疾苦折磨的老年患者,更易对生活产生负性情绪甚至失去生活的希望。过去国内研究表明,老年抑郁症的检出率在11.5%~21.1%。近年研究报道显示老年慢性病患者中抑郁症及焦虑症的发病率分别为11%和12%[1],但也有报道抑郁症的患病率为17. 2%,且抑郁症状比焦虑症状要高发,焦虑症状易和抑郁症状者合并发生。本文旨在比较分析哪些慢性疾病及合并多少种慢性疾病较易引起抑郁症及焦虑症的发生。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入选2011年1~6月在本院住院的老年患者,120例,年龄60~91岁。其中,男91例,女29例,平均年龄(77.9±10.3)岁。被诊断有高血压82例(68.3%)、冠心病58例(48.3%)、慢性阻塞性肺病21例(17.5%)、糖尿病49例(40.8%)、脑卒中45例(37.5%)、慢性肾病27例(22.5%)、慢性前列腺肥大45例(37.5%)、骨质疏松症62例(51.7%)、帕金森病40例(33.3%)、恶性肿瘤11例(9.2%)、肠功能紊乱28例(23.3%)、慢性便秘28例(23.3%)、轻度老年性痴呆14例(11.7%)。只患一种慢性病0例;两种慢性病11例(9.2%):轻度老年性痴呆+慢性便秘11例;3种慢性病48例(40.0%):其中,糖尿病+肠功能紊乱+高血压13例、慢性便秘+恶性肿瘤+慢性前列腺肥大9例、慢性前列腺肥大+慢性便秘+冠心病8例、慢性肾病+骨质疏松症+肠功能紊乱8例、轻度老年性痴呆+高血压+脑卒中3例、高血压+糖尿病+肠功能紊乱5例、高血压+脑卒中+骨质疏松症2例;4种及以上慢性病61例(50.8%):其中,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脑卒中+骨质疏松症+帕金森病31例、高血压+冠心病+慢性阻塞性肺病+慢性肾病+慢性前列腺肥大+骨质疏松症19例、高血压+脑卒中+帕金森病+慢性前列腺肥大9例、慢性阻塞性肺病+恶性肿瘤+骨质疏松症+肠功能紊乱2例。全部患者患多种慢性病的病程从2.9年到20年不等,平均(17.9±5.7)年。
1.2 方法
对所有的住院患者进行老年抑郁量表(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GDS)和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的评分。GDS得分范围0~30分,得分≥11分表示存在抑郁症状。SAS得分范围20~80分,总粗分的正常上限为40分,大于者表示存在焦虑症状。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中关于抑郁症及焦虑症的诊断标准。排除标准:中、重度老年性痴呆;急、危重患者和老年性精神病患者。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1.0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 计数资料以率(%)以表示,采用χ2检验。
2 结果
GDS得分≥11分的有52例,占全部患者的43.3%,其中,患两种慢性病的患者中有1例(9.1%),3种慢性病的患者中有5例(10.4%),4种及以上慢性病的患者中有46例(75.4%)。SAS得分>40分的有39例,占全部患者的32.5%,其中,患两种慢性病的患者中有0例,3种慢性病的患者中有2例(4.2%),4种及以上慢性病的患者中有37例(60.7%)。本项研究中39例SAS均是与GDS合并发生。GDS的患病率高于SAS的患病率(P < 0.01)。GDS得分≥11分的病种概况:11例的轻度老年性痴呆+慢性便秘中有1例;9例慢性便秘+恶性肿瘤+慢性前列腺肥大中有4例;2例高血压+脑卒中+骨质疏松症中有1例;31例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脑卒中+骨质疏松症+帕金森病中有22例;19例高血压+冠心病+慢性阻塞性肺病+慢性肾病+慢性前列腺肥大+骨质疏松症中有15例;9例高血压+脑卒中+帕金森病+慢性前列腺肥大中有7例;慢性阻塞性肺病+恶性肿瘤+骨质疏松症+肠功能紊乱中有2例。SAS得分>40分的病种概况:9例慢性便秘+恶性肿瘤+慢性前列腺肥大中有2例;31例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脑卒中+骨质疏松症+帕金森病中有16例;19例高血压+冠心病+慢性阻塞性肺病+慢性肾病+慢性前列腺肥大+骨质疏松症中有13例;9例高血压+脑卒中+帕金森病+慢性前列腺肥大中有6例;2例慢性阻塞性肺病+恶性肿瘤+骨质疏松症+肠功能紊乱中有2例。
3 讨论
在老年人的一生中,由于不断地受到长达几十年的外部环境各种致病因子的作用,加之进入老年后人体组织器官生理功能的衰退,机休免疫力的下降等,一个老年人患有多种慢性疾病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我国有13亿多人口,其中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数早已超过了10%,占世界老年人口总数也在20%。因此,我国已经实实在在地是一个老龄化社会。关注老年健康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同时也一个是全新的重要的医学课题。
从本研究的同期住院病例病种来看,心脑疾病依然是老年人的高发病种,诸如高血压(68.3%)、冠心病(48.3%)、脑卒中(37.5%)、帕金森病(33.3%)等,代谢病如糖尿病在老年人中也有较高的发病率(40.8%)。另外,随着年岁的增加,老年人的活动越来越少,胃、肠道对钙的吸收障碍,骨质疏松症的发病率明显增高(51.7%),因此,老年人也是发生骨折和长期卧床的高危人群。这些慢性疾病,对老年人来说都需要终生治疗,从现在医学发展阶段来说也仅能做到缓解症状或延缓病情发展而已。疾病的久治不愈对任何一个患者都会是一个沉痛的心理压力。本研究的住院患者没有一例是仅患一种慢性病,患两种慢性病也仅占9.2%,患3种和4种及以上合计占了90.8%。从GDS和SAS得分所覆盖的病种来看,主要集中在心脑血管疾病、脑卒中、慢性肾病、骨质疏松症、恶性肿瘤等。这些慢性病合并发生时极易引起抑郁状态或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发生。正如岳秀娟等[2]研究结果所提示:老年患者随着合并疾病种类的增加,其人格状态差异程度也逐渐增大,表明疾病给人的心理带来较强烈的伤害。进一步说明躯体慢性疾病通过不良人格状况的变化,使人们产生焦虑及抑郁。在本研究中,抑郁症的发病率(43.3%)要远高于焦虑症(32.5%),P < 0.01,且焦虑症均伴发于抑郁症;恶性肿瘤的发病率虽然在这120例的病例中只占9.2%,但是,11例的恶性肿瘤中出现抑郁症的有6例、焦虑症的2例,反映了恶性肿瘤心理障碍的高发性。
现今的医学模式已由经验型转换为生物-心理-社会综合医学模式。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健康的概念已不仅仅是指躯体的健康,还包括心理的健康。因此,亚健康概念的提出可以让医生对疾病的干预措施前移,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减轻患者的疾苦,节约医疗资源,造福社会。患有多种慢性疾病的老年人所发生的心理障碍,如不加以重视和处理,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临床医生对其器质疾病的治疗,甚至会使治疗失败,直至悲剧的发生。笔者在多年的临床实践中体会出,一个患有多种慢性疾病多年的患者,倘若其主诉非常多,但与其客观检察又不相符合的时候,临床医生不妨对其进行GDS和SAS的评分,以筛查出隐匿存在的抑郁症、焦虑症患者,辅以心理疏导或口服抗抑郁药就可有效缓解患者的症状。在当今社会,临床医生不应只注重对器质性疾病的治疗和处理,同时还应关注患者的心理问题,尤其是对常年患有多种慢性病的老年人来说更应如此。郎森阳[3]报道一项研究有高达60%的老年抑郁症和焦虑症长期在神经内科就诊却没能得到及时诊断,如加上共病合计更是高达80%没能得到及时诊断和治疗。荟萃资料显示心理障碍患者有74%常就诊内科,50%的患者被漏诊,仅有10%得到治疗[4]。另有研究者行门诊病例调查,发现有高达86.51%的误诊率[5]。漏诊率、误诊率之高应引起临床医生的高度重视,否则不仅是对医疗资源的浪费,更会延长和加重患者的痛苦。
总而言之,常年患有多种慢性病的老年人是抑郁症、焦虑症的高发人群。虽然抑郁症和焦虑症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情感障碍性疾病,具有高发病率、高死亡率和高致残率的特点。其发病机制复杂,涉及遗传、人格和社会环境等众多因素,但其发病都伴随单胺类神经递质、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功能失调、神经营养因子和炎症反应等生物学机制[6]。在本项研究的临床资料中抑郁症的发病率高于焦虑症,且焦虑症均伴发于抑郁症。常年患有心、脑血管疾病,脑卒中,慢性肾脏疾病,恶性肿瘤,骨质疏松症等病种似乎易于出现心理障碍问题。及早对患有多种慢性疾病的老年人进行GDS和SAS筛查,及早进行心理干预治疗,不仅能够提高患者对慢性疾病治疗的医从性和战胜疾病的信心,同时患者的生命质量也会因此而提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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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村慢性病患者;生活世界;破坏
近年来,慢性病成为农村最需要关注的公共健康与医疗问题,慢性疾病对农村居民的影响也在逐渐扩大。慢性病的流行引起了学界和政府的广泛关注,一些专家学者主要采用了流行病学的方法对于慢性病患者的生命质量、疾病负担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定量研究;而社会学和人类学方面的学者则通过质性研究对于慢性病患者的生活世界进行了研究。慢性病患者的“人生进程”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那么,慢性病患者的生活世界在罹患疾病后发生了哪些变化?而慢性病患者生活世界破坏的原因又有哪些?这些都是值得思考并探究的问题。
本文选择江苏省宿迁市X镇作为实地考察点,与当地9位慢性病患者进行了深入访谈,考察其患病后生活世界的现状,对慢性病患者生活世界嬗变的个人原因和社会根源进行了分析。
一、生活世界的破坏
慢性疾病破坏了患者的生活世界,使其原先既定的生活轨迹发生了改变。从具体内容来看,生活世界包含着人类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三个方面。因此笔者从慢性病患者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这三个方面对乡村慢性病患者生活世界的破坏状况进行呈现。
(一)物质生活的破坏
慢性病患者物质生活的改变主要是指慢性病患者的经济负担逐渐加重。
在农村地区,疾病依旧是导致家庭贫困的重要原因,“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仍然是农村地区经常性发生的事件,而慢性疾病导致的经济问题更为严重。
大部分农村人主要的生产活动是种植农作物,这也是其主要的经济生活来源,而这一生产活动是必须要有好的体力才能完成的。而慢性疾病使患者失去了健康的身体,这也就意味着其无法很好的完成在未患病之前就能够轻易完成的生产活动,其经济收入减少甚至完全丧失。农村慢性病患者失去了原有的经济收入,又同时需要支付因慢性病所带来的一系列的治疗支出,收入减少、支出增加,乡村慢性病患者的家庭经济负担不断加剧。
(二)精神生活的破坏
慢性病患者精神生活的改变主要是指慢性病患者对于自我的定位与认同感逐渐消失。慢性病患者无法再回到原先正常的生活轨迹,支撑他们的自我认同也在悄然改变。在他们经受慢性疾痛的折磨、无法再为家庭做出应有贡献甚至成为“家庭负担”的时候,他们之前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塑造好的自我形象逐渐丢失,同时在病痛的折磨之下慢性病患者也没有能力发展出另外的具有一定价值的新形象。
笔者接触的这9位慢性病患者都曾经经历或正在经历着自我认同丧失的阶段,他们不知道自己所患的疾病会让他们的身体变成何种模样,也不知道自己的病情会最终严重到何种程度,他们整日活在对疾病的恐惧之中。因为疾病的困扰,他们无法再承担以往辛苦建立的社会角色,自然也无法感受到以往的自我认同感,自我好像已经被患病的身体所取代,除了疾痛,他们对于自己的想法、对于周围的环境已经无法及时地做出思考和回应。
(三)社会生活的破坏
慢性病患者的身体情况会随着病情的加重而恶化,其活动能力和活动范围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而活动能力和活动范围的受限就使得许多慢性病患者原先的社会生活遭到破坏,即社会交往关系发生改变,一方面他们更加依赖他人的照顾,这就增加了家庭其他成员的压力;另一方面由于行动的受限,慢性病患者丧失了与家庭成员之外的社会成员的交往机会,社会隔离在所难免。由于慢性疾病的影响,慢性病患者的社会交往被强制性的扭曲,由于长期居于家庭环境、依赖家庭照料,与家庭成员之间的摩擦必然会增多,家庭关系日渐紧张;而无法方便的外出也使得慢性病患者与他人的社会交往变得愈加困难,社会交往逐渐萎缩。在笔者所调查的X镇上,大多数慢性病患者的家庭都存在着家庭矛盾,慢性病患者抱怨家庭成员没有给予足够的照料,而家庭其他成员因为各自的生活而感到无力担负这一责任,婆媳矛盾、夫妻矛盾在慢性病患者的家庭中屡见不鲜;同时,X镇的大多数慢性病患者也都深切感受到了自己社会交往的减少,有些慢性病患者甚至感受到了社会的隔离和歧视。
二、生活世界破坏的原因
慢性疾病对于患者生活世界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使得慢性病患者的身体状况开始恶化、经济负担不断加重,影响着患者的社会关系和自我认同。慢性病患者生活世界的破坏有着个人方面的原因。
(一)生命意义的弱化
慢性病患者的生活世界遭受疾痛的破坏后,“意义”的体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疾痛改变了慢性病患者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更转变了其对于生命意义的看法,而生命意义的弱化则加剧了慢性病对于其生活世界的破坏程度。
在X镇,大部分农村居民的生命意义本身就不明确,在这个世界上他们认为自己的存在仅仅是来完成人生任务的,并没有什么实现人生价值的理想。所以这也使得他们对于一些风险的心理承受能力就偏弱。而慢性病对于这些患者的影响就显得更为明显。对于生命意义的认知会改变慢性病对于生活世界的影响。正是农村居民生命意义的不断弱化,使得慢性病对于生活世界产生了破坏的影响。
(二)疾病知识的匮乏
乡村慢性病患者在面对慢性病这一突发性事件时,其疾病知识中没有相似的应对这一新情境的常识。他们的库存知识中对于疾病的认识以及应对疾病带来的影响的认识都是缺失的。对于疾病的基本情况以及应对措施的不了解,使得乡村慢性病患者在慢性病早期治疗阶段处于空置的状态,慢性病患者错失了早期治疗、控制病情的良机;而疾病知识中对于治疗药物、治疗手段的不了解,有时会听信一些非科学或者不对病症的治疗方法,对于慢性病的治疗起到了反作用;慢性病变得严重,加剧了其对于生活世界的破坏。
(三)个人医疗消费能力的不足
慢性疾病对于生活世界的物质层面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农村居民有限的经济收入本身就无法应对一些突如其来的风险,更何况是应对慢性病带来的疾病风险;经济收入水平与疾病风险之间的关系最为明显,患者的经济收入水平直接影响到患者对于治疗疾病费用支付压力的承担程度;对于不同收入的患者来说,相同的医疗费用却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与经济压力,越是收入水平较高的患者,他对于医疗费用的负担能力越强,他的疾病风险就会越低;而收入水平较低的患者,他对于医疗费用的负担能力就较弱,他的疾病风险就会越高。
农村居民由于其个人经济收入和家庭经济收入水平较低,使得其个人医疗消费能力相对不足,这也就使得其在负担疾病治疗费用方面的能力不足,这会影响其对于治疗疾病的积极性以及其对于治疗手段和治疗药物的选择。
三、结果与反思
本研究选取了江苏省X镇的慢性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凯博文的“疾痛叙事”的研究路径,通过病人及其家属讲述病痛的故事来关注这些慢性病患者的主体经历和生活世界,围绕着慢性病患者的生活世界这一主题展开具体的研究。从乡村慢性病患者生活世界的现状出发,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这三个方面详细描述了慢性病患者生活世界被破坏的现实;分析乡村慢性病患者生活世界破坏的个人原因。按照现象学社会学理论,农村居民在遭遇慢性疾痛后,其生命意义的弱化、疾病知识的匮乏以及个人医疗消费能力的不足,使得慢性病对患者生活世界造成破坏的程度不断加深。
从长远来看,乡村慢性病患者的生活世界的破坏已经是无力改变的事实,通过哪些途径帮助慢性病患者降低其生活世界被破坏的程度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本文认为应通过个人、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共同介入帮助慢性病患者;同时,慢性病与“生活世界破坏”之间的关系也是值得反思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王梦怡,姚兆余.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农村慢性病患者疾病分享的分担[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13(7):15-17.
我国预防医学专业的公共卫生教育中关于老年人健康与疾病问题的教学内容相对较少。我国高等医学院校预防医学的专业课主要包括卫生统计学、流行病学、环境卫生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儿童少年卫生学、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卫生毒理学、社会医学等。我国高等医学院校预防医学专业公共卫生课程中具体针对老年人健康与疾病预防的课程较少,缺少系统性的课程,只在某些课程的某些章节中有简要介绍,如在《社会医学》课程中关于弱势群体的社会医学中,对老年社会医学做了简单介绍,简要介绍了人口老龄化的概念、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及其评价、影响老年人健康的社会因素以及提高老年人健康状况的社会措施,但是内容不够具体[2]。对于老年人健康与疾病问题介绍较为系统的院校与专业是北京大学医学部预防医学专业(7年制)的疾病预防与控制方向,其专业课程设置除了包括常见传染性病、中毒、伤害等重要公共卫生问题的预防与控制外,也包括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如肿瘤、心血管病、糖尿病等)的预防与控制,要求学生掌握常见慢性病的流行规律、预防控制方法及健康教育、健康促进方法;具备为老年人提供健康服务的能力。主干学科主要包括流行病学、健康教育学等。总的来说,我国高等医学院校预防医学的公共卫生专业课程设置中关于老年人健康与疾病问题的教学还有待加强。
2基于“公共卫生教育基本要求”的需要
要重视老年人健康和疾病问题预防与控制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以及全球化进程的背景下,一些传染病死灰复燃,新发传染病不断出现,慢性病问题日益突出,老年人是新发传染病和各种慢性病的高危人群。公共卫生工作及公共卫生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对此,公共卫生教育唯有改革创新,解决影响社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才能承载维护人类健康与社会发展目标所赋予的历史使命。明确公共卫生教育领域预防医学专业毕业生核心能力基本要求,是公共卫生教育改革的突破口和切入点,也是公共卫生教育创新和发展的必然选择。为此,2006年7月中华预防医学会公共卫生教育分会暨中国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系主任联席会议正式通过了所制定的《公共卫生教育基本要求》(EssentialRequirementsinPublicHealthEducation,ERPHE),并作为公共卫生教育改革的倡导性学术文件。现代公共卫生和公共卫生教育日益凸显其博大的人文精神、广泛的社会参与性、多元的文化特征、严格的伦理原则和法律规范、人与环境的和谐、国际视野和全球合作,以及与管理和信息技术的交叉融合。因此,ERPHE的制定从公共卫生实践对专业人员知识结构和核心能力的需求出发,参考国际经验,突破固有的思维定势,前瞻性地构建全面的人才培养基本要求,涵盖6个领域,共37个条目。其中领域3是关于群体健康的知识和技能的,第17个条目是“理解妇幼、青少年、老年人和残疾人等人群以及职业人群的卫生问题及卫生保健需求”。这就要求在预防医学专业教学改革中,必须要重视老年人健康和疾病预防与控制课程的设置。
3老年人健康和疾病课程开展中需要关注的关键问题
3.1老年人的卫生服务需要及其影响因素
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状况受到很多社会、人口、经济学因素的影响。如,有研究表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状况、两周患病率、慢性病患病率等会受到居住状态的影响[3-4]。因此,应该通过公共卫生教育,使预防医学专业的学生掌握哪些因素会对老年人的卫生服务需要产生影响,以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便针对具有不同特征的老年人采取有针对性的健康管理策略。
3.2老年人的卫生服务利用及其影响因素
老年人的卫生服务利用也会受到很多社会、人口、经济学等因素的影响。如,居住状态、经济收入、社会支持水平、治疗的费用、医疗保险的报销比例、就诊程序的复杂程度、就诊的距离长短以及交通便利程度等都会对老年人的卫生服务利用水平产生影响[5]。因此,应该通过公共卫生教育,使预防医学专业的学生掌握哪些因素会对老年人的卫生服务利用产生影响,以及什么样的影响,以便针对具有不同特征的老年人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保障其卫生服务利用的公平性。
3.3老年人慢性病的预防与控制
排除条件:(1)急性传染病患者;(2)有医疗纠纷的医师或患者;(3)病情危重患者;(4)言语不清患者;(5)精神病患者。调查分组:医师组:高年资医师组210人,临床工作10年以上;低年资医师组230人,临床工作10年以下。患者组:慢性病患者组220人,病史3年以上;非慢性病患者组230人,病史3年以下或初诊患者。发放问卷890份,回收有效问卷890份,其中医师440份,患者450份,有效回收率100%。本文将针对调查中反映出的医患双方信息行为的差异对医患关系的影响,分析信息行为对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影响,提出改善医患信息行为,增进医患信任度的对策及建议。
2调查结果
2.1医患双方对医药信息了解状况及合理应用的评价
调查结果显示,医患双方对医药信息了解状况及合理应用的评价存在较大差异,96.4%高年资医师及65.1%低年资医师认为对医药信息的了解已做到了较全面掌握并合理应用,还有34.9%的低年资医师认为一般。高年资医师评价高于低年资医师,其差异源于工作经验的程度不同,即对患者整个医疗过程所经历的体验;慢性患者的评价高于非慢性患者,这种差异源于患病过程中接触医疗信息时间的长短及对不同医师观点的筛选。47.2%慢性病患者及9.2%非慢性病患者认为较好以上,25.3%慢性病患者及46.4%非慢性病患者认为一般。更重要的是,27.5%慢性病患者及37.2%非慢性病患者认为较差或很差。我们认为这其中有主观意识的行为,但更为重要的是表明患者始终是医疗信息掌握的弱势群体。信息弱势群体是由普遍意义上的弱势群体衍生出来的概念。它在一定程度上与一般意义上的弱势群体有所吻合,甚至可以说一般意义上的弱势群体通常情况下也是信息弱势群体。
2.2医患双方对获取医药信息可靠途径的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95.8%高年资医师及78.5%低年资医师认为获取医药信息可靠途径主要集中在专业培训、学术交流;与同行交流占较少比率,因其获得信息多为国际及国家指定的医疗行为指南和医药卫生管理机构下发的标准,带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医师只是执行者,而个人主观行为较少;同时对于患者所提供的医药信息,医师均无采纳,或直接拒绝。68.1%慢性病患者及47.8%非慢性病患者认为获取信息主要从医师方面获取较可靠,由于他们是信息弱势群体也必然带有被强制性或被强迫性,这说明医师在医患医疗信息沟通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媒介作用,责任重大。与此同时患者也表现出一定的主观行为,如从相似患者及网络等处获得信息,而22.9%慢性病患者及31.1%的非慢性病患者认为从相似患者处得到信息较为可靠,这表明除同病相怜的心态以外,患者主要认为是医师为多开检查、多开药而夸大病情以及不同医师之间对病情的解释差异较大,使得患者无所适从,值得我们深思。认为其他医疗方式信息较为可靠的患者比率较低,主要表现在针对中医药及祖传秘方等,可见患者获得医疗信息并非完全与医师保持纵向传递关系,这要求医师在做好诊疗工作的基础上要提高与患者信息行为相互沟通的能力或技巧。
2.3医患双方对医药信息行为与诊疗效果一致性的评价
调查结果显示,95.7%高年资医师和57.7%低年资医师完全认同医疗信息行为在医疗工作中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或与诊疗效果相一致,且已向患者及家属完全转达清楚,而两者
的差异主要是有些意见是低年资医师征求高年资医师意见后的结果。28.9%慢性患者认为完全一致,而认为比较一致的却高达66.8%,与前者及医师的比率有明显差异;非慢性患者认为比较一致以上的只占34.8%,不完全一致的占33.3%,不一致的占9.3%,而不了解的占22.8%,与医师组及慢性病组有明显差异。这一差异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患者认为自己从医师处获得的医药信息与自己的病情或自我感觉的符合程度有差异,另一方面患者在应用习得的医药信息与医师交流与沟通中未能取得医师的认可,或医师的行为还是按照自己的判断行事,而22.8%不了解的非慢性病患者更证明了这一点。慢性患者较好的认可度表明,长期与医师之间相互的信息行为可提高患者对治疗效果的可接受度或满意度。
3调查结果分析
3.1信息查询行为
信息查询行为即用户查找、采集、寻求所需医疗信息的活动。在医疗信息面前,医师与患者均是受众。由表2可见,医师位于信息与患者之间,是患者获得信息的渠道,不可避免起着媒介作用。患者在查找所需的信息时,非正式渠道获得的信息最终都要经朋友、家人介绍或自行去医院寻找医师帮助或确定。不可否认,有相当数量患者认为从患者处获得的信息较医师给予的信息更可靠,这其中慢性患者占22.9%,非慢性病患者占48.8%,表明患者未完全理解和接受医师的解释,造成在未取得患者完全信任条件下的医疗行为存在巨大的风险。因为可近性选择规律自始至终贯穿于信息查询行为之中,并对他们的信息行为起着很大的制约作用,所以最易接受的信息莫过于相似的患者,他们的亲身经历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可靠性。表中还可看出,医师经过培训及学术交流获得的信息并未能完全传递给患者,其中有医疗信息的专业性较强,患者知识结构水平达不到,不愿承认自己有病的侥幸心理,对疾病的极度恐惧感所致的逃避行为及不同医师之间对同一病症的解释差异较大等原因,但68.1%慢性病患者对医师的可信度明显高于23.7%非慢性病患者,说明经过长期与医师的交流可提高患者的信任度。因此医师对患者获得及理解医药信息的程度起着主要作用,对医患相互信任关系的改善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3.2信息交流行为
信息交流是人们借助于相应的符号系统所进行的知识、消息、数据和事实等信息的传递与交流活动。随着医保制度的日益完善,医院已成为人们传播医药信息、交流医药信息的主要场所。表1调查表明,大部分医师认为已将自己所掌握的医药信息较好地传递给患者,但慢性患者的认可度为47.2%,非慢性病患者为8.77%,而认为较差的非慢性病患者达60.5%。表明医师在诊疗行为中,依靠短时间接触和交流无法提高患者对信息的认知程度;慢性病患者好于非慢性病患者的情况也说明,信息交流的时间与次数也是影响医药信息行为的重要因素,“久病成医”的说法不无道理。因此,医师在与患者的交流中,不但要清楚患者的病情,也应用耐心和理解的心态不厌其烦地反复解释其病情的变化、药物的作用及诊疗的机制,使之在信息行为的相互作用中增进相互的信任,使医患双方成为共同抗击疾病的战友,而不是敌人。
3.3信息利用行为
患者利用医药信息行为多表现为,在咨询医师的基础上逐步吸收新质信息以改变原有的知识结构、使用新质信息以理解自身疾患的原因和机制、利用所能掌握的信息判断医师诊疗及费用使用的合理性,这是一个需要认知的过程,更是一个需要时间的过程,慢性病患者的表现具有说服力。因为患者大多时间并不接触医药信息,其对医药信息的掌握大多集中于自身所患的疾病。然而在患者在长期的患病过程中,由于病情的变化不断与医师进行交流,逐步了解相关的医药信息,对治疗的过程有了更为客观、全面、深入的理解,从而使治疗结果的可接受性增强。非慢性病患者信息利用行为的目的性都很强,主要关心的是患上什么病,能治好吗。由于与医师的交流时间较短,对自身疾病的了解及对医师诊疗的理解较差,必然造成对治疗效果的认知与医师存在明显差异。虽然他们不容易获得和理解所需的信息,但一旦有所了解,他们一般都会主动地利用所获得的信息参与到相应的诊疗过程中,这进一步表明,作为医药信息弱势群体的患者并不是医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比医师更积极、主动地获取信息及利用信息的参与者,他们之所以在信息社会中被认为是被动者,与社会传统的认识及医学知识的普及程度有关。
4对策与建议
医学领域是一个信息活跃的领域,医患双方均在使用着相同的信息。维纳在《控制与社会》中指出,信息是我们在适应外部世界并把这种适应反作用于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同外部世界进行的交换行为的名称。这是科学的定义,其本质是一种行为。在医药信息领域,医师与患者均是受众。受众是信息传播的接收者,受众中心论的研究者认为,受众是传播的主动者,媒介是被动者。受众并不是消极地“接受”信息,而是积极地寻求信息为自己所用。这也就是所谓的受众本位意识论。这一观点在当前医患关系平衡中的作用表现得尤为明显。从医师的角度看,有意识主动地获取医药最新信息对保持自身在同行中的地位及保证诊疗质量至关重要,并在医疗行为中更多的是代表了自身的能力。由于医疗卫生行业的高技术、专业性强及自成体系的特点,必然使患者对其相关信息的认知是浅显、局限的。在不顾一切要把疾病治好的心态驱使下,对疾病发生的机制、患者个体的特点、药物应用的副作用、技术应用的风险、治疗方式的选择及效果的差异不能完全明确了解,其对治疗后效果的不满意必然表现为对医师的不满意。由此可见,受众对信息掌握、理解、运用和目的的不同,必然造成自身行为的不同。我国医疗服务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仍然十分严重,造成医患双方对医药信息在诊疗行为中的作用在认知上存在巨大差异,从而对医患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医患双方获取医药信息及主观使用信息的行为不应只局限于个人或某个特定人群的行为,而应该认识到这是一种主观意识作用下的社会行为,深入研究信息行为在医疗行业的特征及对医患关系的影响,对改善我国的医患关系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