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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物质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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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物质概念

自然科学物质概念范文第1篇

【关键词】数学的含义 数学的起源 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

从古至今,数学一直是以一种直接且深刻的方式影响着自然科学和人类文明的发展。生活中数学无处不在,没有数学的世界是不完整的世界。本文是数学与人类社会的关系进行简要分析,发现其中的一些关联。以助于更好的了解数学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一、数学的含义

数学,起源于人类早期的生产活动。为中国古代六艺之一(六艺中称为“数”),亦被古希腊学者视为哲学之起点。西方语言中“数学”一词源自于古希腊语,其有学习、学问、科学,以及另外还有个较狭意且技术性的意义-“数学研究”。

“数学”一词的大约产生于宋元时期。但该词意义不同于现代标准汉语之“数学”,古意乃术数之学,现代的意思则是日本人对汉词赋予新意义,逆传回中文的词汇,所以等同于日语中的“数学”。新意义源自于日文在西化,明治维新时所做之西洋的一些新概念之对应翻译。

二、数学的发展史

数学的起源大体上从远古到公元前六世纪。根据目前考古学的成果,可以追溯到几十万年以前。史前的人类就已尝试用自然的法则来衡量物质的多少、时间的长短等抽象的数量关系,如时间-日、季节和年。算术(加减乘除)也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在此期间,人类社会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逐步形成了数的概念,并初步掌握了数的运算方法,积累了一些数学知识。随着土地丈量和天文观测的需要,几何知识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由于缺乏逻辑因素,加上这些知识是片断且零碎的,基本上看不到命题的证明。因此,此时的数学还未形成演绎的科学。

从历史时代的一开始,数学内的主要原理是为了做税务和贸易等相关计算,为了解数字间的关系,为了测量土地,以及为了预测天文事件而形成的。这些需要可以简单地被概括为数学对数量、结构、空间及时间方面的研究。

到了16世纪,算术、初等代数、以及三角学等初等数学已大体完备。17世纪变量概念的产生使人们开始研究变化中的量与量的互相关系和图形间的互相变换。在研究经典力学的过程中,发明了微积分。随着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为研究数学基础而产生的集合论和数理逻辑等也开始慢慢发展。

从古至今,数学便一直不断地延展,且与科学有丰富的相互作用,并使两者都得到好处。数学在历史上有着许多的发现,并且直至今日都还不断地发现中。

三、数学与人类社会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作为人类社会的两大基础科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而数学作为所有学科的基础,对它们也有着重要关系。数学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其实也就是数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

1、数学与自然科学

数学是透过抽象化和逻辑推理的使用,由计数、计算、量度和对物体形状及运动的观察中产生。数学家们拓展这些概念,为了公式化新的猜想以及从合适选定的公理及定义中建立起严谨推导出的真理。数学分为基础数学和应用数学两部分,基础数学绝对是自然科学,具有自然科学的性质,1+1=2是客观事实,不是逻辑推导。应用数学则是把某些事物用数学模型来套,并不一定符合客观事实,这也是很多人认为数学不属于自然科学的原因。可是数学的本质是基础数学层面的。所以数学属于自然科学,因此自然科学与数学是包含关系,数学可以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

数学可以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二十世纪物理学的发展史可以作为数学对科学的发展起着重大作用的突出的例子。1905年爱因期坦提出的狭义相对论就以四维空时的阂可夫斯基几何结构作基础。而爱因斯坦在1916年提出的广义相对论不仅依靠黎曼几何这一数学工具。而实际上他将引力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几何理论。而黎曼几何则是十九世纪数学所取得的最大成果之一。二十年代中期量子力学的创立深刻地联系于希尔伯特空间的数学思想和理论。而五十年代规范场理论的提出以及七十年代所揭示出的规范场理论的丰富结构更是紧密地联系于纤维丛及其所有拓扑复杂性的思想。

综上所述,自然科学的进步与发展必须有数学理论为其奠定坚实的基础,而且数学的发展也增强了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

2、数学与社会科学

按照传统的观念,数学属于自然科学或者只是自然科学的工具.然而,这一观念随着数学在自然科学以外的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而被改变.

198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因在国民经济核算系统的发展中做出了奠基性贡献,极大地改进了经济实践分析的基础而被称为“国民经济统计之父”的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斯通(Richard Stone,1913~1992)在其专著:《社会科学中的数学和其他论文》的主要作了如下归纳:在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中,数学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工具,人们普遍认为:各种数学方法不仅在理论层次上,对下列事项是必须的,即对需要明确地用公式表示的问题,对需要根据基本原理得出的结论,以及对于在复杂的发展过程中需要弄明白的各项活动;而且在应用层次上,对下列事项也是必须的,即对各种变量的度量,对各种参数的估计,以及对专心致志地希望获得各种经验数据的活动安排种种复杂的计算。

社会科学尽管五花八门,都只与两个研究领域有关。第一个是精确描述社会系统如何运行以及其不同部分如何关联,这种类型的研究旨在探索和分析结构。第二个研究领域着眼于控制,也就是着眼于考察关于社会结构运作的有意识目标的效果以及政策形成的理性过程。这种类型的研究旨在探索和分析决策。

因此,在社会科学中我们感兴趣的不仅在于描述发生了什么,以及描述社会系统的各个部分是如何联系的。我们感兴趣的还在于合理的决策程序,这些程序是区别有效决策与无效决策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决策程序也可以用公式来表示并正确地加以分析。

自然科学物质概念范文第2篇

在北京八中初中部的一间办公室里,一场关于初中科学课程的对话正在展开。参加对话的有北京八中初中科学课程的主要设计者程念祖老师,负责初中科学教学的郭亮亮老师和笔者。

笔者:二位老师,从北京甚至全国范围来看,本校探索初中科学教学的时间都是比较长的。程老师是本校初中科学课的开创者,郭老师则是新接手的任课教师,二位不妨先谈谈自己从事这门课设计、教学的感受。

程念祖:初中科学,或者叫初中自然科学课程的开设,一直就伴随着各种争议。我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在北京八中开设初中科学课,其问时断时续,深知其中甘苦。目前学校领导能力排众议,坚持在综合素质开发实验班开设初中科学课,我深感欣慰。

郭亮亮:我曾经看到一份材料,2006年,东北师范大学对新生进行测试,要求学生对一种物质进行辨析,来自浙江的学生会从化学、物理等各种角度去分析,而来自其他省的学生绝大部分只从化学角度考虑。浙江最早在全省范围内开设初中科学课程,这份材料有力地说明了初中科学课程的重要价值。

知识体系、科普即可与认知结构、核心概念

笔者:我发现有一种观点与初中科学课程如影随形,就是认为初中科学课程破坏了自然科学各学科的知识体系,甚至可以说是“一盘散沙”。20多年前浙江探索综合课程时如此,新世纪以来深圳、武汉等地开设这一课程时也如此。这个问题真的那么难以解决吗?

郭亮亮:既然初中科学课程意在“综合”,它就必须兼采多个学科的知识,就某一个具体学科来说,当然会显得知识不系统。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似乎是个假问题。因为没有人想用科学课取代具体学科,开设科学课程只是一种课程选择,不等于要否定分科课程。在我看来,所谓初中科学课就是利用具体学科的知识、方法来引导学生探究自然科学的本质、核心概念和基本方法,提高全体学生的科学素养。从这一角度来看,初中科学课程中某一学科的知识不成体系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

程念祖:郭老师说得很好!我补充一点。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应该怎么理解“知识体系”。我认为,知识体系不等于学科知识序列,更不等于“先教什么,后教什么”。知识体系是我们人为建构的,内部存在有机联系的结构系统。一个合理的体系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但并不等于“必然如此”,更不等于不能触碰。初中科学课程本身是有体系的。无论目前已经通过国家审查的几套初中科学教材,还是北京八中自编的讲义,都不约而同地把重点放在物质运动的基本规律、结构与功能、能量与信息、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等方面。可见初中科学本身是有内在结构和体系的,只不过这个体系是跨学科的,更加接近人类科学认知的基本结构,因此从某一学科的封闭角度来看就显得“零乱”一些而已。

笔者:谢谢两位老师。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庄子·天下》中所担心的“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和“道术将为天下裂”的现象。但我还有疑问。就是有的老师认为初中科学课最好以科普形式出现,而不是“正经”的学科内容,否则容易出现“夹生饭”的情况。你们怎么看?

程念祖:我想有必要明确初中科学课的根本目标。它绝不是简单地学某些具体知识,而是把引导学生领悟不同层次物质运动决定的不同学科的学科特征、思维特点作为教学的主要目标。意在从不同层次的物质运动的角度,用典型的分科知识作为载体,使学生具有分科学习的有准备的头脑。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要涉及具体的学科知识,一般说来也确实不像相关学科教得那么细致深入。但初中科学并非要为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做先导,打前站。因此我不太认可“夹生饭”的说法。

笔者:如果学生在初中科学课上先学了部分学科内容,会不会导致他们在此后的学习中提不起兴趣或者浅尝辄止?

程念祖: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如果初中科学教学和分科教学对同一个内容同样处理,确实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初中科学和具体某一学科的课程性质本就不同,那么其教学处理本身应该有所不同。而且,目前“以教代学”、“以考定教”的情况仍然比较严重,学生没有兴趣、浅尝辄止的原因是复杂的,不能全归到初中科学课上。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如果教学处理恰当,初中科学与具体学科在教学上完全可以互相促进,而不会互相干扰。

郭亮亮:我来谈谈有关“科普”的问题。常见的“科普”,大部分还是科学知识的普及,属于“现象”层面的东西多。但科学课程标准特别强调课程的综合性,并明确了“自然科学中的统一概念和原理”、“科学探究能力”、“系统的科学方法”等重点内容。这恐怕和“科普”没有太大的关系吧。

笔者:就是有关系,也应该是“高端”的科普了。

郭亮亮:是的。

超级教师、后设课程与现有师资、先设课程

笔者:刚才二位说了那么多,我也觉得很有道理。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目前敢于和能够开设初中科学课程的地区和学校似乎有越来越少的趋势,一些当初很积极的地区、学校都逐渐“向后退”甚至“向后转”。有人说,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现在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都是分科培养的,初中科学课的师资问题很难解决。

程念祖:不客气地说,这种观点正说明我们师范院校理科教学脱离实际的发展要求,但不能作为不开初中科学的理由。相反,基础教育应该用开设初中科学的实践需要,促使师范院校和其他高校进行课程内容改革。其实,我觉得一个受过合格高等教育的教师,应该具有自主学习的能力,至少能够学习相邻学科的一般内容。

郭亮亮:能够有“全能教师”固然好,但我认为现有师资完全可以胜任初中科学的教学。拿我自己来说,我是学理论物理的,物理学多少懂一点儿,数学基础也有一点儿,但化学就不行,生物就更不要提了。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从物理学出发,引导学生触摸科学的实质,或者以物理为主实现多学科综合,引导他们逼近科学的“通则”和“通法”。只要多学科教师能配合得当,暂时没有“全能教师”,问题并不大。

笔者:《易经》里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我觉得各个具体学科的“一致”和“同归”,大概就是您说的“科学通则”和“科学通法”。

郭亮亮:您说得不错。

笔者:恐怕还要强调一点,多学科教师的配合绝对不能是“知识”、“学科”的大拼盘,而是都从自己的学科出发,逼近“科学通则”、“科学通法”。

程念祖:是的,而且这也有利于教师提高自己的水平。

笔者:我觉得,初中科学课程有助于教师站在更高的高度审视自己的学科,能帮教师去除自己身上的“匠气”。但是我还有一个疑惑——这样一门课程为什么不是在分科课程学完,或者至少在学生分科课程有了一定学习基础后再开,而是一开始就开课?

程念祖:表面上看,这种观点不无道理。有一点学科基础再学初中科学,不是更容易吗?但问题就在于当学生学习了相当多的具体科学内容后,他们反而不太容易接受初中科学的内容。由于初中科学相当多的内容就来自分科课程,学生已经学完分科课程,很难指望他们对初中科学感兴趣。这倒很容易让初中科学出现“夹生饭”现象。更重要的,学习自然科学的具体知识。远不及对知识综合过程中产生的研究和学习自然科学的一般思维范畴、核心概念思想方法来得重要。这些东西是综合的结果,更是有效学习和进一步创新的必需。初中科学课程教学目标之一就是为学生构建学习自然科学的思维操作的“脚手架”。因此,初中科学必须先行开设。

郭亮亮:美国1985年开始实施“2061计划”,认为科学教育的重点不是盲目增加学校科学课的教学内容,过多的具体内容对学生科学素养的提高甚至是有害的。综合其实是更符合孩子的认知规律的。孩子一开始观察、思考科学相关的内容时,会从多角度、多学科进行综合思考,而不会“分学科”思索。而科学的一些基本观念,如时空观,需要从小引导,学生也更易把握。比起具体学科,初中科学的相关知识、概念并不特别多,但教学上要求剖析深刻,其中蕴含着合理的科学历程,有着较多的思维操作。作为先设课程,初中科学课程有助于学生从更高的水平上学习分科课程。如果后设,效果恐怕要打折扣。

笔者:什么是“基础”教育?我认为就是给学生基本方法、基本态度、基础知识、基础能力的教育。这四个“基础”,具体的很重要,“抽象”的可能更重要。冯友兰先生曾经提出哲学史上的“抽象继承”,从初中科学课程来看,科学上的“抽象继承”也很值得关注。谢谢两位老师!

【现场】

对话结束,郭亮亮老师给我们播放了一段初中科学课上的师生对话,教学内容是“能量”。这些实际年龄不过10到11岁的孩子在课上的表现令笔者颇感惊讶。

师:我们经常听说“能源”这个词,也提倡节约能源、合理利用能源。那什么是能源啊?

生1:提供能量吧,比如煤燃烧,可以烧开水、发电。

师:那什么是能量?

生2:就是能用来“干活”呗。是不是原来您所提到的“做功”?

师:很好。物体或物质做功潜力越大,可能能量越多。但物体做功多,能量就多吗?

生2:等我想一想,应该不一定。

师:为什么?

生2:直觉!

师:能不能举个例子,或打个比方?

生2:嗯。比如我有100元,A有10元。他买了5根铅笔,花了4元。我买2根铅笔,花了1.6元。的确他花钱多,“做功多”,但我的购买力和他一样。

师:例子真好。那什么是能量?

生2:就是刚才说的“购买力”呗,也就是“做功潜力”。

师:好。那能量的本质是什么?

生2:不知道,有点难。

师:那我们回想一下,前面我们主要学习了几个核心概念:物质、运动、时间、空间等。哪些是物质的基本属性?

生3:运动、质量、作用力、体积等。

师:你觉得哪个属性是最最基本的?

生3:应该是运动。

师:为什么?

生3:觉得只有观察到物质的运动,才能发现其他的变化,才能发现其他的属性。

师:真好,也就是说,其他属性都是运动属性的具体表现。比如,空间的概念——运动需要一定的范围,即运动的广延性——这就是空间。时间表示物质运动的什么?

生3:运动时间,持续时间,对,应该是持续性。

师:能量呢?

生3:不好说。

师:比如打台球,运动的白球把红球撞开,这个过程中白球对红球做功,白球在撞开红球前后,运动状态变化了吗?

生4:变了,运动方向变了,速度看似也变小了。

师:白球有能量,对红球做功,自身速度变小,这之间有没有联系?

生4:可能有。白球做功,自己能量减小,速度变小。“能量”挺模糊的,看不到,只能推测。不像速度那样直观,可以看到。“潜在”性大,不好判断,只能通过它的“表现”、“引起的其他变化”来推测、判断。

师:很不错,那能量表示运动的哪方面变化?

生4:在撞球这个例子中,能量表示了速度的变化。

师:好,其实能量是物质运动的量化表现。能量虽然是一个非常常用和非常基础的物理概念,但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抽象和非常难定义的物理概念。事实上,科学家一直到19世纪中叶才真正理解能量这个概念。在此之前能量常常与力、动量等概念相混。

能量是一种客观存在,自然界的万物都是它的表现形式。任何运动都需要能量。能量的形式有许多,如光能、机械能、化学能、热能、电能等。

那问你们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有反能量吗?

生5:应该有。

自然科学物质概念范文第3篇

在近几年的高考命题中,重点考察近代的突出科技成就,尤其是与生产、生活相关的成就。侧重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考察,以选择题为主。其中,涉及到自然科学与近代西方思想解放关系的题目是难点。本文精选例题,从思想解放与科技进步之间的关系入手,深入剖析,希望加深同学们对该知识点的理解。

一、思想解放对近代科学的促进

例1 恩格斯称赞一位近代科学家的研究成就是“自然科学的独立宣言”,他指的应是( )

A.哥白尼的“日心说”否定了宗教神学崇信的“地心说”

B.伽利略创立的实验科学推动了近代科学的发展

C.牛顿创立经典力学完成了科学史上的划时代飞跃

D.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颠覆了关于人类起源的传统观念

解析 题干当中的关键信息有:“近代科学家”、“自然科学的独立宣言”,由此可以看出,恩格斯认为这一研究成果标志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而1543年,哥白尼公开发表《天体运行论》,日心说的提出展现了地球的本来面貌,猛烈地震撼了科学界和思想界,动摇了封建神学的理论基础,这是近代自然科学诞生的主要标志。

答案 A

点拨 该题为概念型选择题,此类选择题主要考查对历史概念的准确理解和把握。在题干中多提出一个基本概念,选项则多是对这一概念的阐释或解释,正确选项多是立足于对历史概念内在规律和本质的把握。该题所涉及的知识点是近代科学产生的标志――近代天文学的革命。而天文学的革命是文艺复兴期间反对封建神学的斗争中开始的。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为科学的进步提供了思想动力和精神基础。

二、科学进步对思想解放的推动

例2 列宁曾说17世纪牛顿把“造物主”从无生命现象研究领域驱逐出去一样,19世纪达尔文又把“造物主”从有生命领域的研究驱逐出去了。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①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标志着经典力学体系形成 ②牛顿经典力学存在着绝对时空观无法解释物理学研究的新问题,后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推动物理学发展 ③牛顿和达尔文都不信仰宗教,故能把造物主驱逐出去 ④达尔文的代表性著作是《物种起源》 ⑤达尔文生物进化法则不仅适用于生物进化领域研究,更适应于人类社会领域,落后民族、落后国家应优胜劣汰。

A.②③④ B.①②④

C.②③⑤ D.①③⑤

解析 本题考查对牛顿经典力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的理解。根据所学,牛顿晚年开始信仰基督教,故③错误;达尔文的 “适者生存”、“生存斗争”能为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对外殖民扩张提供一个完美的借口,其局限性在于极端的民族主义虽然有这种倾向,但是在题干中并未反映出来,⑤错误。

答案 B

点拨 该题为组合选择题,此类题目是将同类选项按一定关系进行组合,通常在题干中列出三条或三条以上的历史知识,并冠以数字序号;然后分解组成备选答案作为选项。也可以构成否定形式,可据题意从选项中选出应该否定的一个组合选项。多项选择题取消后,该类选择题在文综选择题中有增多的趋势。解答时我们首先要选定一个绝对正确或绝对错误的答案为基点,缩小思考范围;然后,依此顺藤摸瓜,选出答案。

例3 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一项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也对人类社会的政治和思想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下列分析正确的是( )

A. 成为欧洲启蒙运动批判专制统治的思想武器

B. 成为西方国家进一步扩张侵略的“理论依据”

C. 成为马克思提出暴力革命主张的思想渊源

D. 成为近代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革命的理论依据

解析 达尔文生物进化论诞生于1859年,而欧洲启蒙运动主要发生在17~18世纪,A项排除。B项,进化论的原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自然选择”被西方国家利用作为殖民扩张的依据,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C项,马克思暴力革命是指无产阶级通过暴力夺取资产阶级政权,与进化论无关;D项符合史实,但不符合材料,材料要求“人类社会的政治和思想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

答案 B

点拨 该题为结论分析型选择题,其特点是,题干所展现的内容多是教材中未出现的结论,而选项则多是教材所涉及的内容,其功能主要考查史论结合和对史实的理解能力。回答时,注意分析结论和史实的关系。要根据题干的结论,分析与史实的内在联系,进行综合辨析,同时用史论结合的方法进行判断。

三、科技进步与思想解放的相互促进

例4 科学与技术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内容。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下表为16~18世纪初期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增设教席的情况。

根据上表,概括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从16世纪中期至18世纪初期新增课程的变化趋势,并分析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

解析 从表格课程设置可以看到从人文科学到自然科学。原因结合16、17世纪欧洲阶段特征分析。

答案 趋势:新增课程从以人文学科为主到以自然科学为主。

自然科学物质概念范文第4篇

爱因斯坦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宗教信仰?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他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1929年,纽约犹太教堂牧师H·哥尔德斯坦曾给爱因斯坦发了一份电报, 问这位大科学家“您信仰上帝吗?”并要他用电报回答。爱因斯坦当日就发了回电:“我信仰斯宾诺莎的那个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信仰那个同人类的命运和行为有牵累的上帝。”⑴在另一次回答日本学者的提问时,也作了同样的答复:“同深挚的感情结合在一起的、对经验世界中所显示出来的高超的理性的坚定信仰,这就是我的上帝概念。照通常的说法,这可以叫做‘泛神论的’概念(斯宾诺莎)。”⑵很明显,爱因斯坦所信仰的是斯宾诺莎的上帝。这里我们有必要先对斯宾诺莎的上帝的含义作一简略的考察。

在西方哲学史上,斯宾诺莎的上帝就是有名的泛神论,即把神和整个宇宙视为同一的哲学理论。泛神论者所说的神,不是指人格化的上帝,而是指存在于世界之内的一切事物的内因,是存在于一切事物中的和谐的秩序。在欧洲哲学史上,泛神论的哲学思想可一直追溯到古希腊。在古代希腊,泛神论的核心观念,就是认为大自然即上帝,上帝即大自然,上帝和整个宇宙是一个统一体,上帝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它无处不在。文艺复兴时期,“在达·芬奇的著作里,‘自然’和‘神’往往成为同义语,‘自然’往往代替了‘神’”⑶。

到了近代,斯宾诺莎把泛神论发展到了完美的阶段,他提出:上帝即自然,是唯一实体⑷。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斯宾诺莎把“自然当作现实的神,或把神当成自然,于是神就不见了,只有自然被肯定了下来”⑸。由此不难看出,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实际上是对神学的否定,本质上是无神论。对此,马克思曾明白地指出,斯宾诺莎的所谓“上帝”就是自然。

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在西方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一些自然科学家的心目中,“上帝”已成了“自然”的神圣代名词,“上帝”就是指和谐的宇宙秩序和永恒的自然规律。现代著名物理学家普朗克,在谈到他的信仰时曾说过:我“一向就是一个具有深沉宗教气质的人,但我不相信一个具有人格的上帝,更谈不上相信一个基督教的上帝。”⑹他指出:“在追问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摄世界的伟力的存在和本质的时候,宗教同自然科学便相会在一起了。它们各自给出的回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加以比较的。……把这两种无处不在起作用和神秘莫测的伟力等同起来,这两种力就是自然科学的世界秩序和宗教的上帝。”⑺宗教和自然科学都相信有一个主宰世界的力量,在追问这个伟力的存在和本质的时候,宗教同自然科学便相会在一起,但它们对此作出的回答却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指的是上帝,另一个指的则是世界秩序。

泛神论者把上帝还原为大自然的这一哲学思想,对我们理解爱因斯坦和西方一些自然科学家的宗教信仰,无疑会有很大的帮助和启发。对和谐宇宙秩序的赞美和敬仰,原本就是一种观念和感情的混合物,它是对尚待发现的神秘的宇宙规律的一种信仰。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对为之献身的伟大目标,必须抱有一种坚定的信念,拥有一个强大的精神支柱,这正是广义宗教感情的心理基础。爱因斯坦认为:“在一切比较高级的科学工作的背后,必定有一种关于世界的合理性或者可理解性的信念,这有点象宗教的感情。”⑻他把这种感情称作“宇宙宗教感情”。在《科学的宗教精神》一文中,他深刻地剖析了科学家的这种宇宙宗教感情。他说:科学家的“宗教感情所采取的形式是对自然规律的和谐所感到的狂喜和惊奇,因为这种和谐显示出这样一种高超的理性,……这样的感情同那种使自古以来一切宗教天才着迷的感情无疑是非常相象的”⑼。但是,“这种宗教感情同普通人的不一样。在后者看来,上帝是这样的一种神,……可是科学家却一心一意相信普遍的因果关系”⑽。显然,在科学家的心目中,人格化的上帝是不存在的,但宇宙那和谐的秩序、庄严的规律、普遍的因果关系却能激起科学家顶礼膜拜的感情。爱因斯坦有句名言:“世界上最不可理解的东西就是它可以理解。”⑾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对不可思议的、神奇的宇宙秩序的狂热追求和崇拜,构成了科学家的宇宙宗教感情。这种感情在挚着、虔诚和狂热的程度上,同宗教徒对上帝的感情是非常相似的。但是,科学家的这种宇宙宗教感是植根于对大自然的认识,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信仰,与宗教徒那种盲从的,无条件的信仰是根本不同的。

爱因斯坦对“宗教”这个词虽不满意,但又觉得唯有这个词最能表达科学家对科学研究的那种九死未悔的感情。他说:“我没有找到一个比‘宗教的’这个词更好的词汇来表达〔我们〕对实在的理性本质的信赖;实在的这种理性本质至少在一定程度是人的理性可以接近的。在这种〔信赖的〕感情不存在的地方,科学就退化为毫无生气的经验。”⑿所以,他认为这种感情对科学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科学家一旦失去了这种独特的、宝贵的宇宙宗教感情,也就失去了探讨宇宙奥秘的勇气和热情。因为宇宙宗教感情,不但表现了科学家渴望认识宇宙秩序的一种追求和向往,更重要的是它表现了科学家的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坚信自然界是有规律的;坚信自然界的规律是可以由理性来理解的。对于这一点,爱因斯坦不止一次地强调说:“相信那些对于现存世界有效的规律能够是合乎理性的,也就是说可以由理性来理解的。我不能设想一位真正科学家会没有这样深挚的信仰。”⒀

“感情和愿望是人类一切努力和创造背后的动力。”⒁在爱因斯坦漫长的科学生涯中,在他心目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的信念和精神支柱,可以说就是斯宾诺莎的上帝和宇宙宗教感情,这是他取得辉煌成就的一种特殊的心理力量。“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研究的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机。”⒂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发现和认识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只有那些肯献身于这个崇高目标的人,才能深切体会到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他们,使他们历尽挫折坚定不移地忠于自己的志向,“给人以这种力量的,就是宇宙宗教感情”⒃。

在爱因斯坦看来,“真正的宗教已被科学知识提高了境界,而且意义也更加深远了”⒄。他认为真正的宗教态度,最本质的东西是能够摆脱自我,超越自我,坚信有超越个人的崇高的价值存在,从不“怀疑那些超越个人的目的和目标的庄严和崇高”⒅,并能为这种崇高的价值而献身的思想、感情和信念,而不在于是否企图把这种信念同神联系起来。我认为这就是爱因斯坦的宗教态度和宗教信仰。

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为什么会产生类似于宗教的那种虔诚的感情?对这种现象究竟应如何理解?仅仅指出这种感情与宗教徒的信仰的区别是不够的,还须从科学与宗教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渊源中去寻找答案。

科学与宗教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现象,既是相互对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的。从本质上看,科学与宗教是对立的:科学是唯物的,宗教是唯心的;科学是真实的,宗教是虚幻的;科学是对外部世界的正确反映,宗教则是一种歪曲的反映。但它们都属一种精神的创造活动,它们之间又有着相互联系和相互渗透的关系。正象恩格斯所说:“两极相通”。科学和宗教正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一样,在人类认识世界的曲折道路上处于对立统一的矛盾之中,既相互对立、相互斗争,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对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可从以下几方面去看。

第一,科学和宗教的产生有着共同的认识论根源,都是以观察和解释自然现象为其前提的。

人类为了在自然界中求生存、求发展,就必须不断地观察自然、解释自然,以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人类从一开始就特别关心与其自身的利害祸福有关的事物,以确保自身的安全和发展。但原始人类面对自然的威力,既无力抵抗,也无法解释,就产生了神秘感和恐惧感,产生了对超自然力的信仰和崇拜,由此便产生了宗教。恩格斯指出:“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东西。在所有文明的民族所经历的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⒆但人类不会永远停留在原始阶段,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人类对一些自然现象逐步有了正确的说明和解释,这就产生了科学。不难看出,宗教和科学的产生有着共同的基础,它们都是基于对自然的认识和解释。而且有些基本问题,如宇宙、生命和人类的起源问题,是物质的运动还是一种超自然力的创造?自然界的事物是按其自身的规律发展运动,还是受一种超自然力的神的支配?意识的本质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还是脱离物质而存在的灵魂的机能?诸如此类的问题,它们既是宗教要回答的问题,也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因而,从认识论的根源上看,宗教和科学都渊源于对世界基本问题的解释。它们产生的共同基础,决定了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

第二,宗教提出的“自然法”概念,对科学的发展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在“自然法”概念中蕴含着“自然规律”的概念。自然规律这一重要的科学概念,并非科学家的独创,它是从法学和神学中的“自然法”概念转义而来的,在西方各大语言中,“自然法”和“自然规律”至今仍是同一个词汇。

人们早就发现,自然界是在不断地运动和变化着的,但在这可变性中又包含着不变性或规则性,如日出日落、夜以继日、冬去春来、花开花落等,人们把自然界表现出来的这些周期性、规则性现象解释为自然界也受到某种法律的制约,这就是自然法。既然有自然法,就必定有一位神圣的立法者。基督教宣布,上帝就是自然界的创造者和立法者,万物都必须服从上帝所制订的自然法,违犯者要受到宗教裁判所的裁判。近代科学家把上帝所制订的“自然法”加以世俗化和具体化,并逐步向“自然规律”概念转化。他们用人们所能理解的数学语言来表达这一概念,并宣称人们在理解自然法时,不必再依赖神或上帝,只须通过数学语言或数学关系就可理解上帝对自然的创造和立法。伽利略就曾说过:自然之书“是以数学形式写成的”。“自然法”概念经过开普勒和伽利略等科学家的努力,到了17世纪已转化为“自然规律”概念。“笛卡儿是第一个一贯地用‘自然规律’这一名词和概念的人。”⒇此后,自然规律概念就被广大科学家所接受,并成为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概念。

基督教宣扬“自然法”,本意是为了加强自身的统治,客观上却启发了人们对自然的研究,对科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英国著名自然科学史家李约瑟最早注意到了这一历史事实。他指出:“自然法”概念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密切相联”(21)。

第三,历史上基督教曾鼓励人们去研究自然,力图用和谐的自然秩序去论证上帝的存在和伟大,客观上构通了宗教和科学的联系。

中世纪的神学家们,无论是奥古斯丁还是阿奎那,都力图通过自然界或自然秩序去论证上帝的存在。奥古斯丁说:既然宇宙是上帝创造的,宇宙中的秩序就理所当然地体现着上帝的大智大慧。在《圣经》旧约中写道:“创造物反映造物主,上帝的荣耀体现在其所创造的事物中。”(22)13世纪,英国的哲学家和修道士罗杰尔·培根宣称:“上帝通过两个途径来表达他的思想,一个是在《圣经》中,一个是在自然界中。”(23)他号召人们去研究自然,因为人可以通过研究自然、理解自然而直接与上帝沟通。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便出现了一批既是宗教徒、又是科学家的双重身份的人,如哥白尼、布鲁诺、开普勒等,他们无一不是修道士或僧侣。发现行星运动三定律的开普勒,本人就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和占星术的信徒,他深信上帝就是根据秩序和规律来给世界奠定基础的。他从事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努力去发现和证明上帝创造宇宙的和谐。开普勒发现了前两个定律之后,又苦战了10年,终于在1619年发表了行星运动第三定律,书名就叫《宇宙的和谐》,可以说,“和谐”是科学家对宇宙有秩序、有规律的一种高度的概括。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在西方历史上形成这样一种文化传统:“上帝”创造的宇宙是有秩序、有规律的,而人的职责则是运用“理性”去发现或论证宇宙的秩序和规律。这一信念在漫长的历史中虽几经变革和转换,但它一直影响着西方从古代到近代甚至现代一些自然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活动。直到今天,在一些科学家的心目中,尽管人格化的上帝已不存在,但“上帝”所制订的“自然法”已通过新的转换,发展为自然规律的概念,它一直激励和吸引着历代科学家去发现它、认识它、解释它,并成为每个真正的科学家为之奋斗的最高目标。

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或许能使我们找到科学与宗教的相互联系,从而去理解科学家所特有的“宇宙宗教感情”。

正文注释:

⑴⑵⑻⑼⑽⑿⒁⒂⒃《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43、244、244、283、283、525—526、279、282、282页。

⑶《朱光潜美学文集》第3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58页。

⑷《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Ⅱ,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904页。

⑸⑹⑺转引自赵鑫珊:《科学·艺术·哲学断想》,三联书店1985 年版, 第134、143、144页。

⑾转引自〔苏〕库兹涅佐夫:《爱因斯坦——生、死、不朽》,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98页。

⒀⒄⒅《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第182、188、182页。

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72页。

⒇转引《自然辩证法通讯》1985年第6期,第32、31页。

(21)梅森:《自然科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59页。

自然科学物质概念范文第5篇

关键词: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实在性

中图分类号:A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05-0025-05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探讨马克思世界观形成的一个至关重要、无法回避的文本,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突破口”。《手稿》中所体现的对象性活动原则,不仅是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契机,而且是马克思哲学的主导原则――实践的初拟形式。正是在对象性活动之中,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抽象的自然”,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和“自然和人通过自身存在”,并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了社会历史领域,从而深刻地理解了自然与历史、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之间的关系。

一、对“抽象的自然界”的摒弃

毫无疑问,《手稿》中的“抽象的自然界”是针对黑格尔的。在黑格尔看来,“人的本质,人=自我意识”,物的对象是人所设定的,即自我意识的“外化”。这样,“意识的对象无非是自我意识”[1]321,要克服意识的对象,就不仅具有扬弃异化的意义,而且具有扬弃对象性的意义。因此,黑格尔所言的“活动”不只是创造了对象,同时又是创造自身的活动。黑格尔的这一思想虽体现了其辩证法的伟大之处,即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自己劳动的成果,但“黑格尔惟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1]320,“这种抽象思维的外在性就是……自然界”[1]317,而这里的自然界只是“抽象的自然界”。所以,马克思评论道,在黑格尔那里,“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不过是成为这个隐蔽的非现实的人和这个非现实的自然界的谓语、象征”[1]332。人和自然、主体和客体仅仅成为黑格尔哲学自身内部纯粹运动的一个环节,并在绝对精神自身内部纯粹的、不停息运动的“圆圈”中抽象地达到统一,即“形而上学化的人和自然的统一”。当黑格尔由于抽象地理解自身并对自身感到无限的厌烦时,便表现为把“作为抽象、作为思想物而隐藏在它里面的自然界从自身释放出去”[1]334,转而致力于“直观”。但这种直观仍是抽象的直观,而且从自身释放出去的只是有别于“抽象思维的自然界”的“自然界的思想物”。正如马克思所言,黑格尔充其量是一位转向直观的抽象思维者,只是抽象的直观自然,对他来说,整个自然界无非是在“外在”形式下重复逻辑的“自然界诸规定的抽象概念”。

费尔巴哈从“感性确定性的东西”出发,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及其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使主体由“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变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个人”,从而消除了人与自然的外在对立。马克思则在接受黑格尔“活动”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由感性对象上升到“对象性活动”,从而揭示了人与自然统一的现实基础,呈现出人与自然的原初关联。因此,对马克思来说,问题不仅在于拯救对象性本身,而且在于以完全抛弃形而上学、超出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来领会和重建人与自然之间真实的对象性关系。

二、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

《手稿》中马克思认为,一个存在物若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换言之,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因而其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非对象性的存在是非存在物[Unwesen]”。这同时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人是离不开自然界的。但人究竟在什么意义上离不开自然界,是在生存、存活的意义上,还是在存在的根本意义上?若从前者考虑,就仍滞留于传统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之内,人与自然仍是彼此外在、分离的,只具有外在关系,自然界仅仅为人的肉体生存提供生活资料。而对于后者,人与自然就有了内在的关联,即人必须以自然界为对象来表现和确证自己的存在,如果没有了自然界这个对象,人就成了无。因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既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激情、欲望是人强烈追求自己对象的本质力量;同时,“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1]324”。也就是说,人要凭借自己身外的自然界,自己身外的对象来表现自己的生命。

另一方面,“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1]326“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1]274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界,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不是直接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合地存在着。”[1]326自然界对人而言不是先在给予的,而是在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活动中生成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1]308。

由此可见,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对象性的关系”正提示着人与自然的原初关联,从一开始就超出了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表征着人与自然原初的内在统一性。

首先,对象性关系内涵着人与自然的原初关联。马克思指出,任何存在物的存在,只能是对象性的存在,换言之,若没有“对象性关系”,那它只能是“非存在物”。毫无疑问,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而且“人的第一个对象就是自然界”,因此,对象性关系本身就提示着人与自然的原初关联。因为对象性关系中的二者始终必须相提并论,具有原初的统一性。此外,“只要我有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就以我作为对象”[1]325。也就是说,在一般的意义上,人与自然互为对象。这种理解就将近代哲学中人之为“主体”,自然之为“客体”的主客二元对峙得到有效、清晰的消解。正如日本学者岩佐茂所言,“我们不能在只有人才是能动的,自然是受动的那种人对自然的单方面作用的关系中,而应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中来理解这一关系。”[2]

其次,既然“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那么,我们一开始就必须在对象性活动中谈论“作为人的人”与自然界的真正“关系”。因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还是属人的自然存在物。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才说:“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3]81因此,“自然界……都不是直接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合地存在着”[1]326,而是“对人来说生成的”感性自然界。否则,我们就不能真正领会马克思所言的,在“工业”中向来就有的“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3]76。由此可见,马克思所言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既不是直接现成的,也不是被“自我”思考的“物”,而是在人的感性活动所开启和揭示的反思前、概念前世界中生成的人与自然的现实统一。

最后,对象性关系中人与自然的这种统一并不是黑格尔所言的抽象统一,而是在人的对象性活动不断展开过程中所形成的感性、具体的统一,其原因就在于“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即对象性关系要通过对象性活动,才能得以实现。而且这种统一也决不可能是在所有阶段统一,只能是不同历史条件下“差异的统一”,“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3]76-77。人与自然在矛盾的统一体中不断斗争,从而走向新的统一。

三、“自然界和人通过自身的存在”

“自然界和人通过自身的存在”,这种说法的实质就是,“自然界和人的通过对象性活动的存在”,即人与自然是在对象性活动中自我生成的。《手稿》中,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始源的意义上纳入到社会历史领域,从而解决了近代哲学的难题――关于人与自然实在性。

其一,这一思想使“创造[Schopfung]”的观念从人们的意识中彻底排除了。马克思曾特别提到,如果提出自然界和人的创造问题,那么也就把人和自然界抽象掉了:“你设定它们是不存在的,你却希望我向你证明它们是存在的。”[1]310所以,马克思告诫道:不要那样想,也不要那样向我提问,那样的提问把人和自然的存在抽象掉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人和自然是在对象性活动中通过自身不断生成的。

其二,既然人与自然是在对象性活动中不断生成的,而“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1]310。这样,马克思就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始源的意义上纳入到社会历史中,从而深刻阐明了自然与社会历史须臾不可分割的现实统一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自然界理解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1]307,即人的现实的自然界。从而在“工业”这种自然界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中看到了“人和自然界的统一”。正如施密特所指出的:“从一开始把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同其他种种自然观区别开来的东西,是马克思自然概念的社会历史性质。”[4]

其三,既然人和自然是通过对象性活动在人类活动中存在的,那么,在马克思看来,关于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问题,与其说是形而上学的问题,还不如说是社会历史问题。而关于实在性的传统定义,诸如形而上学的客观实在性之类,都仅仅停留于“理论”和认识领域,都是脱离现实的精神和现实的自然界的抽象形式、思维形式、逻辑范畴。随着马克思把“实在性”归为社会历史问题,它就失去了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性质,而具有了实践的、感性的性质。马克思认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成为实际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的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1]311至此,关于自然界的实在性问题就失去了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性质,并通过“自然生成为人这一过程”,而具有了实践的、感性的、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的性质。

事实上,“外部自然界”的可证明性问题只是抽象的产物,因为其问题的提出是以“外部自然界”的不存在,或者是其存在是虚假为前提的。马克思指出了问题的要害:“你设定它们是不存在的,你却希望我向你证明它们是存在的。”[1]310自柏拉图以来的整个形而上学始终都在进行着这种抽象,始终都在假定它们(或其中之一)不存在的前提下要求证明它们的存在。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关于“外部世界”的可证明性,诸如此类的信仰、期待、尝试,“都不曾充分透视自己的根基,都把一个最初没有世界的或对自己是否有一个世界,没有把握的主体设为前提,而这个主体到头来还必须担保自己有一个世界。”[5]由此观之,近代哲学正是在上述未被充分透视的根基上,不得不经历又无力解决这一难题,康德所哀叹的“哲学的耻辱”,并不在于至今尚未完成这个证明,而在于人们还一而再再而三地期待着、尝试着这样的证明。这样“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1]311。

自然和人在实践中“通过自身存在”,但现实的存在只能是对象性的存在,所以,“自然和人通过自身存在”就是二者在对象性关系中存在。在马克思看来,自然和人的实在性必须始终相提并论,不可须臾相失。

四、人与自然关系的逻辑展开

既然人与自然是在对象性活动中不断生成的,而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在人的对象性活动中诞生的过程。那么,马克思就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了社会历史领域,从而深刻理解了自然与历史、社会的关系。

1.关于历史与自然

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们大都把自然和历史对立起来,他们始终不能理解“历史的自然”与“自然的历史”。所以,恩格斯说:“对自然界非历史的观点是不可避免的,根据这一点大可不必去责备18世纪的哲学家,因为连黑格尔也有这种观点。”[6]不可否认,黑格尔哲学具有宏大的历史感,但在他那里,只有精神领域才有历史性和时间性可言,“世界历史在一般上来说,便是精神在时间里的发展,这好比‘自然’便是‘观念’在空间里的发展。”[7]因此,作为“观念”外化的自然界是没有时间性、历史性可言的,其变化只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至此,我们就可以探寻到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根本谬误:把自然界从历史中放逐出去了。

马克思的杰出洞见就在于“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3]76。关于“历史的自然”、“自然的历史”等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在人们现实生活中“十分简单”地得以解决。在马克思看来,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无一例外地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3]93马克思却在《手稿》中,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新的思想境域:

“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1]310“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1]308“自然界,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不是直接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应地存在着。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形成一样,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史。”[1]326

马克思的这些论断虽然简短,却意味深长。当我们说到历史,其实是在说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历史不是精神的自我展开,而是人在对象性活动中的自我生产过程,是“人的真正自然史”;另一方面,“自然史”就是自然界在对象行活动中向人生成的过程,其本身是历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因为只有进入历史领域,自然界才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才有时间性,即历史性可言。由此可见,自然与历史是在人的感性活动中生成的同一过程。在此,马克思通达了历史和自然,其使用的“历史的自然”与“自然的历史”的概念,旨在说明二者的不可分割性,“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互相制约。”[3]66这样,在实践中,自然、人、历史三者源始地统一起来。

2.关于人的科学与自然科学

毫无疑义,《手稿》中马克思提出的“人本学的自然界”的概念在表达形式上还残留着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痕迹,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去洞察蕴藏其中的人的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统一性的思想。在初步理解“历史的自然”之后,在此需要进一步追问的乃是:描述了“自然史”的自然科学本身的可能性问题。

“哲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正像自然科学对哲学也始终是疏远的一样。”[1]307的确,自康德提出“纯粹自然科学是怎么可能的”[8]问题以来,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始终就是相分离、相疏远的。虽然费尔巴哈曾大声疾呼“观察自然吧!”主张,“哲学必须重新与自然科学相结合”,但是,由于他仍旧停留在“理论领域”,最终难以理解他自身感性直观能力的来源。因此,马克思指出:“过去把它们(科学与哲学――引者注)暂时结合起来,不过是离奇的幻想,存在着结合的意志,但缺少结合的能力。”[1]307

在马克思看来,以为“科学”与“生活”有不同的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无论是被康德称之为“纯粹的”自然科学的东西,还是费尔巴哈提到的一些只有化学家和物理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的秘密,不过是由于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获得材料,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3]77毋庸置疑,在此,马克思明确地指出,自然科学本身及其所探索的任何问题无一例外地来源于人的生活。但自然科学也不是孤立消极地置身于生活之外的东西,它反过来“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1]307。

明确了科学的“出生地”,就自然能够理解人的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内在统一性。马克思却立足于科学存在的现实基础,去揭示二者的内在统一性,因为,惟有在对象性活动中,自然科学才将摆脱“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1]307。基于此,马克思断言,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正如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一样。“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是一门科学。”即“历史科学”。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抽象的自然界”的扬弃,超出了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重建了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确立了对象性活动原则,并在此基础上,阐发了“自然界和人的存在”、“自然界和人的实在性”等问题。显然,马克思在《手稿》中的思想还是不成熟的,具有过渡性。《手稿》还残留着费尔巴哈的影响,马克思尚未冲破“类”这一抽象思维框架的外在束缚,而且,在理论表述上,“对象性活动”的概念还存在着欠缺,“自由自觉的活动”也不能达到对人的本质的社会性与历史性的明确揭示。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出历史的发源地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之中”,“物质生产”概念就克服了“自由自觉活动”概念中所包含的超历史的倾向。而直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才为“对象性活动”找到了科学的表述――感性活动即实践。在感性活动的立场上,马克思不再止于《手稿》中所揭示的对象性关系中人与自然原初的统一性,而是提出了在“工业”这种感性活动中,向来就存在的人与自然的现实统一性。

总之,马克思在《手稿》中所揭示的对象性关系中人与自然互为对象及二者在“存在论”上的一体性思想告诫人们: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索取与被索取的关系,而是休戚相关、互利共生的有机整体。传统理性主义思维方式造成了妨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乃至危害人的生存的弊端。对于与人类息息相关的自然,人类不该视之为任意宰割的对象,而应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合理地开发和利用,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岩佐茂.环境的思想[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82.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2.

[5]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三联书店,1999:237.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