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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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哲学范文第1篇

当代哲学家对科学发展的两种回应

总体而言，当代哲学研究对科学发展的回应，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在国内哲学界，都存在正反两种不同观点，我将它们分别称作“科学万能论”和“哲学特色论”，前者声称一切自然现象都可以用自然科学加以说明，后者则强调哲学的不可替代作用。这两种观点都是哲学家们对当代科学发展的极端反应。根据“科学万能论”的观点，科学发展已经为人类提供了所有可能解释的现实方案，并对人类未来发展提供了可以预期的解决方案。这使得哲学家们对科学研究成果的哲学扩展抱有极大希望，表现为以某一种自然科学研究为模板推进哲学领域的问题研究，或者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重建哲学研究的基本模式。20世纪初期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就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而当代英美分析哲学中的自然主义进路也充分反映了哲学家们对科学研究方法的推崇，无论是在语言哲学、心灵哲学还是在认知科学哲学和实验哲学研究中，我们都可以强烈感受到科学主义传统的深刻影响。从当代哲学发展的历史轨迹看，科学主义传统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提倡以科学研究的方式进行哲学研究，这也带来了当代哲学的革命性变革。无论我们是否承认科学主义的这种历史作用，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路径为当代哲学研究的确带来了不可否认的影响。然而，这种“科学万能论”的观点明显夸大了科学研究对当代哲学发展的作用，因而存在用科学取代哲学的潜在危险。由于哲学研究具有明显的个人特征而无法重复等性质，一些哲学家就认为，这些性质保证了哲学研究具有科学研究无法取代的特色，因而我们不能用科学研究代替哲学研究。这就是“哲学特色论”的主要观点。这种观点的最初捍卫者来自19世纪后半叶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狄尔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等人，他们坚持严格区分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并认为两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强调了精神现象的优先性和特殊性，而后者仅仅是精神科学方法的具体运用。同时，他们还认为，自然科学研究对普遍性的追求与精神科学对特殊性的要求，使得两者之间无法相互取代。“哲学特色论”在现代哲学中是以实证主义传统的对立面出现的，这表现为晚年胡塞尔对欧洲科学危机的忧虑、海德格尔对现代实证科学的批判以及后期维特根斯坦对现代科学文明的反思。虽然胡塞尔、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对科学的性质有各自不同的理解，但在对待科学与哲学关系问题上的态度却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都把哲学研究看作是一种与现代科学研究完全不同的事业，在胡塞尔那里是一种真正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在海德格尔那里是一种追问科学意义的形而上学，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则是一种反思性的理智活动。因此，哲学研究具有科学研究无法取代的特殊性质。这种“哲学特色论”的观点不仅直接反对把哲学研究混同于科学技术，或者用科学研究方法从事哲学研究，而且试图用哲学的特殊性质反对科学技术的成就，反对哲学研究中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倾向。从积极的意义上看，这种反对意见对于提醒我们注意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在当代哲学中的泛滥的确具有重要作用；但同时，我们更需要看到，这种“哲学特色论”的结果是把哲学研究完全排除于科学发展的视野之外，这不仅不利于科学的发展，也不利于哲学自身的发展。

当代哲学对科学技术研究的介入

从当代科学发展的基本图景中可以看到，当代哲学始终在以各种不同形式介入科学技术的研究，并试图用哲学的方式说明当代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这首先表现在科学哲学研究领域，其次表现在以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交叉学科研究中。可以说，科学哲学研究是哲学家们深入科学研究领域的主战场。早期科学哲学家们，如逻辑实证主义者石里克、卡尔·波普等，坚持把科学研究作为哲学研究的基本模板，以科学主义精神贯穿于哲学研究的全过程。虽然后来的哲学发展逐渐表明维也纳学派“统一科学”纲领的失败，但这一纲领体现的科学精神，即以经验为向导、以逻辑为手段、以效果为目的，却在后来的科学哲学研究中保留了下来，特别体现在具体科学哲学的研究领域中。当前科学哲学研究通常被划分为两个主要部分。一部分是“一般科学哲学”，主要关心的是科学研究的历史发展、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以及科学哲学研究的一般问题；另一部分则是“具体科学哲学”，主要涉及不同科学研究领域中的哲学问题，从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讨论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问题。“一般科学哲学”处理确证、语义和科学理论的哲学解释，其中包括了科学概念的操作性特征、认知意义的经验标准、理论的相互融合、科学革命、科学实在论的演变、因果解释、还原论与科学的统一，等等。“具体科学哲学”则包括了物理学哲学、生物学哲学、心理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等等。此外，在当代分析哲学传统中，还有逻辑哲学、数学哲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等，它们不仅与自然科学研究密切相关，而且已经成为当代哲学研究的独立分支领域。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已经充分意识到哲学研究对科学技术最新成果的介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种介入在以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为代表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如今，认知科学研究已经被公认为具有多学科交叉研究性质的综合性科学，其中，哲学与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语言学与人类学等都被视为认知科学研究的主体学科，共同构成了认知科学研究的基础部分。与人工智能技术相比，认知科学研究是对人类认知获得的性质、范围、形式和表征方式的基础研究，因而应当属于传统科学研究的理论部分。这些研究通常包括了两个主要部分：其一是与人类认知和心灵活动密切相关的内容研究，其二是与认知活动特征描述密切相关的表征研究。内容研究部分主要涉及意识的性质和内容、动物认知、认知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等。这些与当代心灵哲学研究的主题和内容有实质性的交叉，因而说明认知科学与哲学研究的交叉性质。在人工智能技术日益活跃的今天，人们对这种技术所带来的一系列伦理问题提出了更多的担忧和思考。应当说，人工智能技术的每一项突破都是在更新人类对自身的认知，不断拓展人类的认知边界。相对于人类主体，人工智能构建了一个巨大的“他者”，挑战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这个他者不是被人类奴役的客观对象，而是与人类地位平等的另类主体，甚至就是人类自身。难以想象的是，当人类大脑的所有神经元逐个被硅基芯片或其他人工智能技术所替换，我们在自我审视或审视他人的时候，我们究竟是在审视什么样的对象。因此，在现有的人类社会条件下，人工智能技术自然就会引发大量伦理关切，人工智能技术的利用就会威胁到人类伦理的一些基本信念。这些都迫使我们在人工智能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重新思考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

未来哲学的可能性

科学与哲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钱学森；科学观；哲学与科学；统一性

NO2

一、钱学森关于现代科学体系整体结构的理论

我国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把现代科学体系看作是一个系统，并按照系统原理考察其结构。他认为，传统科学分类以学科研究的对象领域为依据，这种分类本身并不科学。因为，一切科学都是以客观世界为对象的，这是科学的共性，不能成为分类的标准。他提出，应该按照研究客观世界的着眼点或角度的不同来划分科学领域。如，自然科学是以物质运动为着眼点来研究客观世界的，社会科学是从人类社会运动的角度来研究客观世界的，等等。

按照所阐释的分类标准，钱学森把现代科学技术分为11大门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思维科学、系统科学、人体科学、行为科学、地理科学、军事科学、文艺科学、建筑科学。

钱学森认为这11大门类具有共同的结构模式，这一模式包括三个层次和一个通向哲学的桥梁：工程技术层次：直接改造客观世界的知识；技术科学层次：工程技术共有的各种理论；基础科学层次：认识客观世界的基本理论；通向哲学的桥梁：对应用于该学科的哲学分论。

作为重点例释，钱学森还具体而深入地探讨了系统科学的体系结构。他认为，系统科学是从系统的着眼点或角度去看整个客观世界，它既处理自然界的问题，也处理社会领域的问题。所以，系统科学既不从属于自然科学，也不从属于社会科学。另外，他也不同意把系统科学简单地称为交叉学科。他认为系统科学是与其它10大门类科学相并列的一类新兴学科。

钱学森认为系统科学体系与其他10大门类科学的体系一样也分为四个层次：

按照钱学森于1981年绘制的现代科学体系图[1]25，可以绘制出他关于系统科学体系的具体图示（图1）。

图1：钱学森的现代系统科学体系图

二、钱学森科学观的启示

钱学森提出的按照研究视角划分学科的方法富有创新性和合理性。按照研究客观世界的着眼点或角度的不同来划分科学领域，就是引入了某种哲学普遍理性的观念或方法。这样的分类学视角集中体现了哲学和科学的层次贯通和层次相容的统一性关系。

所有层次的科学学科都以某种直接或间接的中介联系的方式通向哲学，而哲学又作为某种具有普遍理性的研究视角和方法通过某种直接或间接的中介方式贯通和作用于所有层次的科学。

哲学是人类追求普遍理性的活动。哲学和科学的统一不能仅仅看成是一种外在的衔接，而应该看作是一种内在的融合；普遍理性和具体感性在人类认识活动中的不可截然分离乃是哲学与科学内在统一的最终根据；普遍理性普遍程度的内在层次差异，规定了科学或哲学自身的层次性，以及哲学与科学划界的相对性。[2]钱学森的现代系统科学体系结构理论说明的正是普遍理性的层次性、相对性，以及哲学与科学的相容性。

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从下向上看钱学森图示说明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哲学是世界观。从上向下看钱学森图示说明哲学是科学的指导。哲学是方法论。

哲学的普遍理性乃是统摄人类知识的普照之光，在哲学的普遍理性之光的照耀下，具有内在统一性的人类科学体系的整体及其任何一个部分、领域和层次便都具有了某种普遍理性的色彩、意义和价值。这就是，科学与哲学的内在融合的统一性关系。

从复杂性的观点来看，科学与哲学并不是绝对割裂的，它们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相互规定、包含和融合。科学中有哲学、哲学中有科学，二者内在地镶嵌在一起，形成某种相互作用的动态循环反馈环路，它们的发展总是相互影响、相互规定、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并相伴而行。

然而，我们如上的分析，并不意味着钱学森先生的学科分类就已经达到了完善和标准的程度。事实上，钱学森先生对现代科技所作的11大门类的具体划分，以及把系统科学并列于其他11大门类学科的作法仍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因为他所划分的并列的11大门类中有些门类应该是种属关系，如社会科学与行为科学和文艺科学；有的则是交叉关系，如人体科学与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军事科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系统科学则又普遍交叉于其它10大门类科学。虽然钱学森提出的按照研究视角划分学科的方法具有创新性和合理性，但是，研究视角也应该分有层次，某些只在局部领域中适用的视角分析方法所形成的学科则不应当放到并列的大门类学科之中，如，行为科学、地理科学、建筑科学、文艺科学，等等。另外，钱学森仅把信息科学看作是系统科学的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层面的学科，从而将其附属于系统科学的观点也是不合适的。信息科学和系统科学虽然相互交叉，但是看待世界的系统方式和信息方式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视角，并且，信息方式比较起系统方式来也许对于世界的解读更具有本质性特征，因为，在哲学存在论意义上，信息世界构成了区别于直接存在的物质世界的另一个间接存在的世界。[3]

三、从钱学森科学观的启示中阐发哲学与科学发展的一般方式

古希腊原子论为人类近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哲学和科学的范式，近代科学分化发展的还原论方式，正是古希腊原子论学派试图对世界终级统一性进行阐明的哲学思辨的方法论的科学贯彻；道尔顿和阿伏伽德罗的原子-分子理论不仅在概念上，而且在基本理论的性质上都恰似古希腊原子论哲学范式的近代科学版本；牛顿质点力学则不仅以古希腊原子论哲学范式为其立论之基础，而且还以西方基督教宣称的上帝创世说为其哲学依据。

现代物理学对宇观和微观领域的研究对科学理论和科学仪器具有高度依赖性，这就在科学理论、科学仪器、观测结果、对观测结果的解释和评价这四者之间建立了某种统一性的关系。这一关系导致了现代物理学的研究既是科学的，又是哲学的，并且，同时又是源于科学的哲学，还是源于哲学的科学。爱因斯坦和玻尔的世纪大论战、爱因斯坦的理想试验和相对论理论、量子力学的微观模型、超弦理论的构想，以及现代物理学对微观终极性的探索，体现出来的正是现代科学中所呈现的科学的哲学化和哲学的科学化的一般发展趋势。

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宇宙学、相对论、量子力学、统一场论和超弦理论，等等，已经日益合流为一门统一的探求宇宙起源和演化的、关于宇宙本性和本源的理论物理学。人类现代科学的微观和宇观研究的相通、相融性充分证明了人类科学、人类科学和哲学的全息相关性和统一性。这样的一种两极相通的性质，不仅是宇宙自身存在和演化的历史的过程和现实的一般情景，而且也是人类哲学和科学探索的过程和现实的一般情景。

现代科学的发展揭示了能量比质量更为基本的性质，从而打破了传统科学和唯物论哲学用有质量的最小微粒构造世界的本体论信条，建立了质-能统一、能量为基的新唯物论。

现代信息科学和信息哲学的发展揭示了一个全新存在领域――自在信息的世界，并且在信息活动的高级形态的层面上揭示了人类精神世界的本质。这样，传统科学和哲学中关于整个存在领域被分割为物质和精神两大部分的信条也被打破了。现代科学和唯物论哲学的发展，集中体现了人类科学和哲学发展的相容性和一致性。

逻辑实证主义――证伪主义――范式革命论――无政府主义……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基本反映了人类近代科学向现代科学的转型过程中所呈现的从简单性走向复杂性，从确定性走向不确定性，从决定论走向非决定论的性质。

科学发展的复杂性的现实以及复杂性科学观要求我们必须不拘一格地创新方法、创新理论、创新观念，并在不同的科学方法、理论，以及科学与伪科学、与哲学、与宗教、与神话等人类创造的所有文化形式之间建立某种自由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反馈环链。只有这样，科学以及人类的文化才可能获得自由而健康的发展。

近代以来人类知识发展中的科学和哲学的割裂和分离仅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近代以来的人类实验科学的发展深刻促进了哲学认识论学说的发展。医学、解剖学、生理学、神经生理学、脑科学、实验心理学、当代认知科学和信息科学的发展，导致了近、现代不同时期的一些哲学家们利用不同时期的相关科学研究成果对人的认识发生的过程和机制进行具体探讨，从而建立了形形的别具特色的哲学认识论学说。

哲学本体论的研究并没有因为那些所谓专门哲学家们的拒斥或悬置而停滞，相反，随着人类科学自身的发展，在科学自身的进程中就内在蕴涵着某种哲学本体论学说的形而上学。在人类科学自身的发展中形而上和形而下的探索始终是相伴相生的一对。

从人类关于实体和场的统一、四种相互作用的基本力的统一的探索历程中可以发现，人类的科学有一种自发追寻终极目标的倾向。这种倾向既是哲学所追寻的一种思辨性的理念，也是科学所追寻的一种实证的目标，这其中深刻体现着哲学和科学的相协迸进、相互导引、内在融合的统一性关系。

在世界的微观和超微观尺度上具有怎样的终极构造模式的理论建构方面，人类已经走过了如下的历程：

实体――原子论――化学原子――电子、质子、中子――基本粒子（四种基本相互作用力场）――超弦（超大统一力场）。

“图2”简要标明了人类统一场理论探索的历程。

图2：人类统一场理论探索的历程

参考文献：

[1]苗东升.系统科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2]邬.试论科学与哲学的关系[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4，（1）.

[3]邬.信息哲学的基本理论及其对哲学的全新突破[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2006，（2）.

科学与哲学范文第3篇

一 寻根：科学之根与哲学之根

我们现在讨论的科学哲学，常常指的就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我们追溯科学哲学历史，也就是回眸20世纪科学哲学的百年发展史。对于科学哲学可以有不同的定义和理解，但是科学哲学总是与一些伟大人物的名字及其思想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一点上是有共识的。19世纪中叶康德哲学衰落，经验主义、实证主义思潮兴起，孔德是早期代表人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刺激了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马赫的经验主义、彭加勒的约定主义和罗素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主义精彩纷呈。20世纪20年代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哲学诞生和确立，应主要归功于石里克、卡尔纳普、赖欣巴哈和亨普尔等逻辑实证主义代表人物的杰出工作。20世纪前半叶，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主力确立了科学哲学的学科地位，逻辑主义、科学主义甚至是物理主义支配着科学哲学的早期发展。这与当时物理学蓬勃发展的局面相适应，并确立了从观察向理论单向过度的科学发展模式。科学哲学与逻辑实证主义以来的科学哲学研究传统密不可分，逻辑实证主义是科学哲学的传统和主流代表。

逻辑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规避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困难，但也同时失却了其存在、发展的社会历史根基。20世纪60年代，继图尔敏、汉森之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出版，标志着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的形成，预示了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拉卡托斯批判和改进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提出一种肯定科学理论具有内在整体性结构的“精致证伪主义”或“科学纲领方法论”，发展了库恩的历史主义主张。而费耶阿本德则把库恩的历史主义推向极端，走向无政府主义，宣称“怎么都行”。费耶阿本德既属于历史主义学派，又可以看作是典型的后现代科学哲学家。

科学哲学的第二次转向就是后现代转向，其中的著名人物有波普尔、费耶阿本德、罗蒂、法因、利奥塔等哲学家，他们在哲学观点上具有“家族相似”。主要表现为从传统科学哲学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转向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主义，从科学认识论转向鼓吹认识论之死、“怎么都行”，从拒斥形而上学到终结形而上学。后现代主义的分离、解构、消解和非中心化特征，蕴涵着平权、民主、多元对话的某种启示和可能性，但同时也常常给人迷茫和无根的感觉，具有某种瓦解和颠覆的危险。

对于20世纪科学哲学历史发展的回顾，使我们认识到科学哲学不是一个静态的逻辑知识体系，也不是一个固定的科学方法表达，而是一个不断开拓与求索、批判与建构的动态发展过程。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作为一门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科学，它的学科性质是哲学，这是没有疑义的。从科学哲学这一学科名称来看，至少我们可以在“科学”和“哲学”这两大方向上，深深扎下根去，汲取科学哲学发展、壮大的营养。科学是科学哲学的反思对象，如果我们抱着哲学王的架子，不肯伏下身去认真钻研当代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那么科学哲学发展就成为无源之水，就没有了生机，就必然要走向衰落。当今我们要特别关注自然科学研究中某些哲学热点问题的研究，如物理学上的复杂性问题，生物学上有关还原、突现、层次等概念的探讨，以及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人工智能研究中的语言哲学与心灵哲学问题等等。但要注意的是，某些后现代科学常常是对于现代科学的瓦解和解构，更有甚者鼓吹的是神学和迷信，这种“科学”不能成为科学哲学的正面材料，只具有反面研究价值。哲学是科学哲学的学科性质，科学哲学如果丢掉了它的“哲学性”那也就不是科学哲学了，也就没有其存在的必要了。所谓“哲学性”，简单说就是超越现实的某种理想性、思辨性、“形而上”。科学哲学的主流逻辑实证主义虽说是拒斥形而上学，但是采用的却是逻辑主义方法，具有不可否认的“哲学性”。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科学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才得以迅速确立，并成为当时不可一世的哲学主流。当今科学哲学开展了跨学科的研究，采取了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但科学“哲学”研究仍然是最重要的根基。“当代科学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科学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两大阵营之间的较量与争论。”[1] 二 超越：视域拓展与方法创新

传统科学哲学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强调“科学”与“非科学”的绝对界限，拒斥形而上学，固守科学主义阵营。但是汉森的“观察渗透理论”观点，从根本上动摇了证实主义，也伤及证伪主义。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跳出传统科学哲学理论的固有束缚，将研究视域转向科学“范式”转换的外部社会历史环境分析，开拓出科学哲学研究的新领地。萨顿建基在科学史研究基础上的科学人文化研究（新人文主义）致力于在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架设贯通桥梁，开创了科学哲学研究中的科学文化研究。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以及后现代科学哲学研究都可以看作这种科学文化研究的后续表征。在科学哲学的这种视域转换和研究拓展中，科学哲学丰富了自己的研究内容，拓宽和加深了对于科学的理解。科学哲学要谋求发展，一方面要坚守自己的固有阵地，另一方面要开阔视野，拓展疆土。我们的科学哲学研究要关注科学发展的新类型和新观念，探讨不可重复现象和行为研究的可能性，探讨科学的社会运用及其价值表现，探讨知识的自反性等问题。[2]简言之，要重视“第二类科学”的研究。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两次重大转变，即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从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虽然说都为科学哲学研究开拓出新的领地，对科学哲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科学哲学的发展却没有因此而获得强壮发展之势。按照费耶阿本德所说，科学哲学是一个有伟大过去的学科，道出了科学哲学的发展危机。对于费耶阿本德的观点我们不能完全同意，正像科学有伟大的未来一样，科学哲学也应当有伟大的未来。从某些僵化科学哲学发展模式和方法的困境否定科学哲学整体的未来发展是缺少充分根据的。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方法论实质上是一种还原论的方法论，历史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从还原论转向整体论（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哲学方法论则更为宽泛），还原论和整体论都有他们各自的理论特点和存在价值，但也都有其各自的缺陷。还原论思维方式的狭隘性及其形式语言需要在整体论中得到补充与解释，而整体论思维方式的模糊性需借鉴还原论予以澄清。[3]科学哲学研究必须创新研究方法，要善于在还原论与整体论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使二者之间达到一种必要的补充和制约。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科学哲学工作者在引进、评介西方科学哲学思想方面作了许多基础性工作。我国科学哲学研究工作要想重新焕发生机，取得突破性进展，就必须在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上下功夫。但是创新不是无根据、无原则的“怎么都行”，而是要立足 “科学”与“哲学”基础之上的创新。第一，要追踪科学技术最新进展，建立科学技术专家与科学哲学工作者的联盟；第二，要反思科学哲学与自然哲学的相互关系，挖掘现代自然科学家的新自然哲学的启示意义；第三，科学哲学研究要引入历史、文化研究内容和方法，涵盖科学哲学文化研究；第四，要贴近我国现代化实践和社会生活，探索在科学认识论、科学方法论之外的科学存在论。

[参考文献]

[1]郭贵春，成素梅. 也论科学哲学研究的方向[J]. 哲学动态. 2003(12): 16.

科学与哲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管理之知；管理之术；管理之道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9-0193-02

管理学家德鲁克曾提出著名的“管理的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的观点，明确指出作为管理科学的“管理之知”在管理实践中的局限性，他说：“当管理科学首次出现时，管理人员曾为之欢呼。从那以后，出现了一种崭新的职业——管理科学家。他们有自己的专业协会，有自己的学术杂志，在大学、商学院中有管理科学这门学科，但是，管理科学却使人失望，迄今为止，它未能实现其诺言，并没有为实际的管理工作者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事实上，很少有管理人员重视它。”本文从“管理之知”、“管理之术”与“管理之道”的角度论述管理科学、管理技术与管理哲学的区别，并试图说明只有“管理之术”和“管理之道”才是真正面向实践的管理智慧。

一、管理科学与“管理之知”

求真是科学的目的。按照传统的说法，科学是用仔细的观察和实验收集的“事实”和运用某种逻辑程序从这些事实中推导出的定律和理论。科学概念的形成有其历史，在这一过程中物理学家伽利略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伽利略认为，观察的事实可能符合也可能不符合人们承认的宇宙模式，但是，在伽利略看来，重要的事情是接受这些事实，并且建立符合这些事实的理论——这就是科学，科学问题起源于人类在认识世界中产生的困难。科学所要解决的主要难题，在伽利略看来就是不断修正这些“宇宙模式”，使之符合人们观察到的经验事实——这就是求真的过程。具体到管理领域，管理科学是对管理现象的科学解释，或者说，管理科学的目的是在求真的过程中获得“管理之知”。

二、管理技术与“管理之术”

致用是技术的目的，技术问题起源于人类在改造世界以符合人类需要的过程中实际遇到的困难。技术问题产生于人类实际的或潜在的需要与当前条件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矛盾，也就是改造世界的实践目标与现有条件不足以达到目标的矛盾。解决问题就是想出方案，想方设法加入主观努力、技术思考和物质手段，以便达到目标。因此，与科学问题不同，要解决人们在改造世界中产生的矛盾，就需要从现存的东西推理到现时还不存在的东西（如技术工具、解决方案等），而不仅仅是对现存的东西进行解释。具体到管理领域，管理技术的目的就是“致用”，通过管理技术制定一系列的工具、手段、规则等来实现管理的具体目标，这可称之为“管理之术”。

并不是所有“管理之术”都来自于“管理之知”，企业家的创新，也很少是从管理科学中推导出来的，例如电子商务盈利模式、丰田的看板式管理方法等看起来都不像是从管理科学中推导出来的，而更像一种结合了经验、文化与灵感的混合物。从理论自身来看，一些极为重要的管理理论，其产生过程也没有遵循科学—技术—经济发展的线性模型，例如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就更像是一个完善的“技术解决方案”。

三、管理哲学与“管理之道”

在管理科学、管理技术与管理哲学的关系中，作为“管理之术”的管理技术并不全部都来自于作为“管理之知”的管理科学，这阐明了德鲁克“管理的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的逻辑基础，然而，是不是作为“管理之术”的管理技术就能完全把握管理的本质呢？这需要我们从整体论的角度来认识管理。

整体论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可以追溯至亚里斯多德，同时它也是东方自然观和思维方式的基本特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整体论，但各种整体论所共识的基点是“非加性”，即整体不是部分的加总。基于非加性，当我们逐一清楚了计划、组织、领导与控制之后，也许我们仍然不能实施管理，再往下一层，当我们弄清楚了SWOT、环境、目标之后，也许我们仍然不能实施一个完整的计划，换言之，管理是一个整体。从“管理之知”的角度看，管理不等于有关组织行为、战略、营销、财务知识的简单罗列；从“管理之术”的角度看，管理并不是所有细碎的管理规则的叠加。

管理作为一个整体，其中的因果关系是极为复杂的，多种原因与结果关系共存，存在着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和多因多果等现象。在自然界中，同样是适应自然界的水生环境，自然界发明了几乎无限多的水生生物，它们的身体结构存在无线差异。而在管理实践领域，同样是适应市场竞争，企业家们可以发明出多种多样的应对方法，它们绝不是某一领域知识或规则的简单叠加或复合。换言之，当进入到一个企业的整体环境里，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以前在组织行为、战略等各个分支领域内的知识或规则的适用性。

另外，在传统的管理科学中，我们通常强调上行因果关系，上行因果关系的本质是从部分来解释整体，认为整体是由部分所构成，因此，整体的因果关系能够分解为部分之和。然而，在整体论中，还存在由整体到部分的下行因果关系，例如，在社会中人的行为受社会道德与规则的约束，主要约束力不是生理或心理因素。所谓下行因果关系就是处于低层次的所有过程受到高层次规律的约束，并遵照这些规律行事。因此，管理的研究应该从整体的“管理之道”下行至“管理之知”和“管理之术”，而非相反。

科学与哲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科学技术化;技术产业化;产业哲学

Abstract:Technical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are both indispensable to transform science into productivity. Science technicalization means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scientific theories into technical practice to make them pragmatic so as to minimize the gap between science and production， thus creating an “artificial nature”. However， technology industrialization is a profitabl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productive techniques into industrial practice so as to realize the social function of productivity fro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us forming a “social nature”. To differentiate conceptually the process of science technicalization from technology industrialization is important in changing people's idea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chnology industrialization.

Key words:science technicalization; technology industrialization; philosophy of industry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似乎是一个不争的命题，无需赘言。但是如果“穷根究底”地追问一下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问题似乎又不那么简单。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肇始于19世纪中叶，兴盛于整个20世纪，至今方兴未艾。然而自人类社会产生直到近代产业革命(包括第一次产业革命在内)的几千年时间里占主导地位的过程始终是“生产—技术—科学”，而且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并不那么紧密。只是自第二次产业革命以来，科学开始走在技术和生产的前面成为创新的源泉和基础。到了20世纪，越来越多的技术发明和技术改进“以科学为基础”(science-based)，而“以知识为基础”(knowledge-based)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科学、技术与生产之间的联系，以至于“科学—技术—生产”这一过程成为一种天经地义。但是，从技术哲学或者产业哲学的角度来看，从科学原理到技术发明再到经济效益却是一种近乎于脱胎换骨式的飞跃，其中任何一个转化环节发生间断或阻塞，再好的创意(idea)也无法变成效益(return)。本文试图从科学技术化和技术产业化两个方面对马克思“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1]这一命题进行形而上的解读。

一、以实用为价值取向的科学技术化

历史上，科学不是或主要不是作为生产力出现的。“科学不仅是一个有用的工具。虽然它既不能达到真理，也不能达到概率，但追求知识和探索真理仍然是科学发现最有力的动机。”[2]相信波普尔的上述观点时至今日仍然有效，对自然界奥秘无限的好奇心永远是科学家努力工作的原动力。尽管科学认识本身并不就是真理，它随时都有被证伪的危险，但被科学实验和生产实践长期检验正确的科学认识具有真理性，真理性的知识对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指导作用。尽管要想说明当时的万有引力定律、质能方程式和日后的发射宇宙飞船、爆炸原子弹之间的关系相当困难，但科学原理中蕴涵的巨大、长远的经济价值随着科学技术化的出现愈发突出。

科学(这里主要是指自然科学)必须经过技术才能转化为生产力，这是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结论。“科学理论要转化为生产力，一般首先要经历一个向技术的转化过程，这一转化过程可定义为科学技术化。”[3]因此，科学技术化就是从科学理论向技术实践、从认识自然物向创造人工物的转化过程。这不仅是科学知识形态转化为技术发明形态的过程，而且是缩短科学与生产之间的距离，使一般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所以，科学技术化的实质就是以实用为价值取向，把“虚”的科学物化为“实”的技术的过程。

不管科学和技术存在着多少种定义，但科学主要是一种知识体系、技术主要是一种工具体系是公认的观点。所以科学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务虚”或“求真”，科学成果主要是理论或观念上的东西;技术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务实”或“致用”，技术成果主要是发明或实物上的东西。生产力中包括的科学一定是技术化或者是物化了的科学，所以，科学技术化是一个由虚到实、由理论到实践、由解释到创造、由抽象到具体、由精神变物质的过程。这一过程至少可分为科学原理的对象化和技术原理的实物化两个阶段。

1. 科学原理对象化

科学原理对象化就是从科学原理转化为技术原理的过程。作为关于实现一定技术目的的途径、手段、方式和方法的理论规范，技术原理也要表现为知识或理论的形态，也要采用概念、符号、公式、流程图等理论形式。但是与普适的科学原理不同，此时的技术原理已经是与实际的技术对象、技术过程、工艺流程等直接相对应，具有很强的对象性和具体性。如果把科学原理看成是普遍性的原理，技术原理就是与具体对象相联系的特殊性的原理。在科学不发达的时代，技术原理的根本性突破主要是人们生产经验长期积累的结果;而在科学突飞猛进的现代，技术原理的重大变革无一不是科学原理对象化的产物。只有在深入研究固体物理学的基础上，半导体晶体管的技术原理才得以建立;只有发现了受激辐射原理，激光器的技术原理才最终提出。如果说科学原理所揭示的是天然自然的规律，那么技术原理揭示的就是技术系统即人工自然的规律。所以，从技术发明的内在机制来看，新的科学理论所预示的技术端倪并不能直接导致技术发明，它还需要经过一系列中间环节，逐步把科学原理的普遍规律转化为技术原理的特殊规律，从而为技术发明提供最直接的理论支撑。

2. 技术原理实物化

然而，有了技术原理、设计方案还不等于就有了可以实际应用的技术，没有实现技术原理所必须的物质手段和工艺方法，再好的想法也只是空中楼阁。技术原理实物化就是从技术原理转化为技术发明和物质手段的过程。内容再丰富、原理再正确仍旧是知识、学理，没有技术装备和生产条件就不成其为现实技术。从本质上说，技术就是方法、手段和工具，它不仅仅局限于纸上谈兵，更为重要的是把技术原理落实在物质材料上，制造出新的产品，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以满足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通过电流把灯丝加热就会发光，这样简单的白炽灯技术原理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已经明了，但白炽灯泡的改进使用金属钨丝做灯丝，充入惰性气体防止灯丝烧断直到20世纪初才告完成;热核聚变的物理学原理是人们已知的，20世纪50年代也曾尝试爆炸过氢弹，但如何实现可控热核聚变用于发电，至今尚未找到实用化的具体条件。因此，物质材料对于科学技术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制约着技术原理能否最终转化为实用技术。目前新材料研究的前沿是纳米技术，有人甚至预言，纳米技术不仅会带来世界性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而且可能会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深刻变化。

总之，从科学原理到技术发明的转化并不是一个简单过程。科学技术化需要一系列的中间环节，也需要经历一些时间。如果具备了这些中间环节并且具有商品化和产业化的条件，科学就能较快地转化为技术并进一步转化为生产力。因此，科学技术化缩短了科学与生产之间的距离，使知识转化为商品进而通过产业化转化为经济效益。同时，科学技术化也是创造人工物形成人工自然的过程。相对于天然自然(第一自然)来说，我们把人类有目的地改造、创建、加工过的自然界叫做人工自然(第二自然)。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技术化是控制和变革天然自然的过程，是创建和加工人工自然的过程。如果说科学原理是反映天然自然的规律，主要是以解释世界为己任，技术原理反映着人工自然的规律，为改造世界做好理论准备，那么技术发明和物质工具本身就已经作为人工物成为人工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譬如，自20世纪50年代贝尔实验室成功推出晶体管以来，集成电路、大规模集成电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等一代代地发展，乃至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以微电子技术为主体的电子人工自然中。归根结底，科学技术化的价值取向是实用，是满足人的需要。当物质生产和生活遇到技术困难而停滞不前时，必然要寻求更加实用更高效率的途径。正如齐曼所言，进入博物馆或成为化石的技术(器物层面的技术)不见得不好，只是因为用起来成本太高[4]。

二、以盈利为价值取向的技术产业化

技术，特别是以工具或机器为代表的物质性技术无疑是生产力，“不以生产为基础的技术和没有技术的生产都是不可能的”[5]。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也确实存在着这样的情况:一些很好的技术成果因缺乏资金躺在专利局里无法向生产和盈利转化，而另一些效益好的企业又因缺乏好的技术项目找不到新的投资方向，这就造成了科技资源和生产资本的双重浪费。因此，技术与生产并不是完全同一的东西，这里还有一个技术的相对独立性和技术成果向生产转化的问题。技术发明、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实践性，是以实用为价值取向的人类活动，这一点和科学发现、科学理论的提出有着原则性的区别。但是在技术发明过程中也存在着较大的探索性、不确定性和创造性，这一点与科学活动又是相似的。所以，实验室里的技术只有形成产业链才能真正得到推广应用，企业也真正获得主导产品的支撑从而实实在在地盈利。“新技术始于发明，成于研制，终于应用;而新的产业始于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成于生产设备和生产工艺的定型，终于批量的产品和效益的产出。”[6]因此，技术产业化就是基于“有利可图”或者是以盈利为价值取向，把专利技术、实验室技术转化成商品或产业技术的过程。

由单纯的技术运作方式转向技术与资本相结合的运作方式是技术产业化的本质变化。通过资本市场提供的资金，把单一功能的技术研发部门变成新兴产业的孵化器，借助市场营销把尚不能直接为人类所利用的技术转化为直接为人类服务的商品，并由此扩大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和提高企业的获利能力，这是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最后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做好产品只是第一步，产业化的关键是形成一个包括研发、扩散、生产、营销、售后服务诸环节在内的产业链。这一过程至少可分为技术的商品化和商品的社会化两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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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技术商品化

技术商品化是指把专利或实验室形态的技术(技术发明、样品或样机)转化为进入市场的现实商品的过程。技术上可行的产品在生产上未必可行，换句话说，实验室诞生的技术产品不等于生产生活中使用的技术商品，二者之间还需要一个转化过程或“二次开发”。技术成果首要的是先进性，而技术商品首要的是经济性，是需要考虑成本和利润的技术。实验室技术往往只考虑到技术原理的正确性和技术应用的先进性，为了取得预期效果往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但商品化的技术必须是“用得起”和“划得来”的技术，既能让大多数消费者买得起又能给生产企业带来利润。海水淡化尽管在实验室里已是成熟技术，但是提取一吨淡水的费用远远高于用火车或轮船从远处调一吨水的费用，这种技术就无法商品化。我国的一些技术成果(特别是环境保护技术)难于在实际中发挥作用，其原因就在于应用成本过高。其次，技术的商品化还要考虑到使用上的方便性。实验室技术的发明者和使用者往往是知识层次较高的专业人员，新技术的发明和使用对于他们是专业知识的合理延伸。但是商品化的技术是面向各种层次和知识背景的消费者的，操作过于复杂(例如，有些电子产品的说明书好像专业书籍)的技术就难以商品化。第三，技术的商品化还应考虑到适应性。一项技术成果被纳入生产生活系统必须有其他相关环节与之配套，否则就会由于“短板效应”形成不了现实生产力。我国在技术成果扩散应用上常见的困难就是“不配套”，自主研发乃至从国外引进的先进技术项目因原材料、能源甚至生产和管理人员素质等原因无法正常生产的例子屡见不鲜。所以，技术的商品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缺乏经济性、方便性和适应性的技术只有潜在价值，而不会变成生产力，更不会带来经济效益。

2. 商品社会化

技术的商品化完成了科学技术从一般生产力到现实生产力的飞跃，为技术产业化奠定了物质基础。 然而技术的商品化阶段并没有把追求转化的最大效益作为目标，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还仅仅局限于物质层次和较小范围。 而我们不仅希望技术成果能够成功地转化为商品， 更希望把小商品经营成大产业(譬如， 围绕着移动电话衍生出彩铃业、短信业等新兴产业)。 作为技术产业化的第二阶段，商品社会化是指以追求产业经营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技术商品生产和价值实现的批量化和社会化过程。 如果说从科学原理到技术原理、从技术发明和样品到技术商品的过程都是从“虚”到“实”，即商品的使用价值形成的过程，那么，商品社会化的最终结果是从“实”到“虚”，即商品的价值实现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把蕴含在商品中的人类科技复杂劳动还原成巨大价值并获得价值增值是产业化的终极目的。 如果我们把此前的一切活动都看成是“助跑”，运用产业化规律去推动科学技术成果产业化则是“最后一跃”，只有跳过这个“龙门”， 科技企业才能从鱼变成龙，科学技术才能真正转化成巨大的产业和经济效益。

综上所述，技术的商品化和商品的社会化、产业化也不是一回事。商品化可以由一个或少数几个企业来完成，社会化必须由形成一个产业链的企业群来完成。商品化主要的“瓶颈”是技术成果的成熟程度，社会化主要受制于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和市场发育成熟程度。商品化的标志是生产出可以进入市场的商品，社会化的标志是把技术发明转变成巨大的产业并获得最大的效益。商品化过程的主角仍旧是拥有技术优势的发明家和工程师，社会化过程的主角则是拥有资本优势的投资家和企业家。商品化过程中企业生产的规模小、批量小，对社会的影响力和对文明的推动力小，而产业化了的企业群经营的规模大、批量大，对社会的影响力和对文明的推动力大。尽管如此，技术产业化这两个阶段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之间的界限也是相对的。就像提出技术原理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实现原理的物质条件一样，在技术商品化的阶段必然要对市场需求和盈利前景进行预测。

三、从科学技术化到技术产业化:确立技术产业化的思想基础

从哲学的角度看，产业就是人工物的社会性生产和扩散的过程。如果说，“科学技术化”主要是致力于“人工之物”，控制天然自然和创造人工自然的过程，那么，“技术产业化”就是致力于“社会之物”，大规模地生产人工物和创造社会自然的过程。全面深刻地认识从天然自然经由人工自然走向社会自然，深入研究科学技术化、技术产业化的规律和机制，积极促进科学技术成果转化成生产力正是产业哲学旨趣之所在。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现产业化和产生最大效益，当然要以该成果符合规律、技术先进和经济实用为前提，但这种转化的条件却不在于科技成果本身，而是在于科技成果之外的社会经济条件。要转换观念，区别科学技术化与技术产业化过程，确立技术产业化的思想基础。

1. 转化的融资渠道从以科研基金为主转向以社会基金为主

科学技术化和技术产业化的融资渠道是不同的。由于科技研发之初的经济效益并不明显，甚至有些基础科学研究本身就没有直接的经济效益，所以科学研究直至技术化的整个过程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靠政府基金(比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其他政府部门管辖的基金)支持。但是随着技术产业化过程的加深，不仅资金的需求量和面临的风险加大，与高风险相对的高盈利的预期也在加大。而这正是利用市场机制发挥社会基金(这方面一般是风险投资基金)作用的最好时机。风险投资公司可以采取两种方法收回投资:一种是找一家大的优势企业集团以合适的价格收购，从股票转让中收回投资;另一种则是在专门的证券市场(比如美国的NASDAQ)帮助公司上市，在企业的股票大幅升值时出售自己持有的股票，收回投资。到了这个时候，高科技创新企业也已经成为一个度过了风险期的高成长型企业。所以，产业化的实质就是如何使技术这个鸡蛋孵化出成千上万的小鸡，技术的问题已经解决，关键是需要注入大量的资金和发挥资本运作的智慧。

2. 转化的主体从以科技人员为主转向以企业家为主

科学技术化主要靠科技人员创造性的劳动，把科学和技术原理变成实用的技术产品。科技成果的成熟程度决定着能否向生产转化以及转化的成功率，所以要为此时的“主角”即发明家和科技人员创造出宽松的科研环境。但技术产业化的“主角”应该转向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他们能够准确地把握产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机遇，规避各种风险，扩大市场占有率直至取得巨大经济效益。我们要重视科技人员的创新劳动，也要尊重经营者和决策者高超的管理劳动。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尤其要完善技术市场、中介市场和资本市场，政府要为发明家和企业家的联姻创造良好的平台。在此基础上，发明家和企业家才能像接力赛一样把科技的“火种”转化成熊熊的产业之火。

3. 转化的载体从科研机构转向生产营销企业

在我国，科学技术成果多数诞生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因为这里有雄厚的研究基础和高层次的智力资源。但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如何选择竞争战略以及怎样进行盈利和成本核算又是这些技术专家所不擅长的。因此，技术产业化的载体必须从科研机构转向企业(或者是把科研机构企业化并推船入海)，使科技成果从受智力支撑转向受资本支撑。为了保障发明人和所在单位的权益，可以把科技专利折算成股本金作为出资额来分配收益并承担风险。在产业化过程中，无论是科研机构还是各个相关企业都是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败都会使产业化功亏一篑。无论是科技项目的所有者单位，还是资本所有者企业都无法独自完成产业化任务，唯有紧密结合、精诚合作才能使转化成功。

4. 转化成功的评价标准从先进性转向盈利性

技术发明就是为了解决生产生活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困难，从而满足人类需求的实践活动。先进性和实用性是评价技术价值的首要标准，在实验室或中试基地做出新的样品就是科学技术化的成功标志。然而产业化的评价标准则是创利，这是产业化的目的决定的。技术成果在实验室里问世仅仅是产业化的开始，把这颗“种子”打造成商品并规模化地生产和销售，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才是产业化成功的标志。中国的发展进入到了关键时期，不仅要把经济增长建立在科学技术基础之上，更要使科技研发面向产业调整和升级，不仅追求科技成果的高与新，而且要把产业化和经济效益置于优先地位。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经济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11.

[2]波普尔K. 科学发现的逻辑[M].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6:242－243.

[3]周春彦. 科学技术化技术时代的科学基础[M]. 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 2002:1.

[4]Ziman J.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an evolutionary proces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