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国民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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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国民经济体系范文第1篇
一、对中国农业经济学有重要影响的三种农业经济理论
目前对中国农业经济学影响较大的理论大致有三种:一是由前苏联农业经济学教科书演变而来的中国农业经济学，也被称为“传统农业经济学”;第二种是以美国的农场管理理论和西方农业理论为代表的西方农业经济理论;第三种是二战以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中的农业理论。
所谓的“传统农业经济学”是在中国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中国农业经济现象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形成的。从形成的渊源上看，它有两个理论来源。一个是来自前苏联的农业经济学，这是以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融进了前苏联农业政策解释。到20世纪50年代己经演变成了一个教条体系。第二个渊源则来自中国经济建设政策的诠释，是在中国农业政策寻求理论解释过程中对引进的理论的改造结果。“传统农业经济学”就是这个体系较常用的称谓。
也正因为这个体系有上述两个主要的理论渊源，所以，这个体系理论形式上一方面注重理论的逻辑演绎，注重从“经典”出发进行理论的推演，表现出极强的思维理性特征;另一方面，它又偏重于对现行政策的解释，这种解释往往又与己有的理论严重脱节，显得十分牵强而缺乏理性。这种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几乎贯穿了传统农业经济学体系的全部，成为它的一个主要特征。
另一个对中国有较大影响的农业经济理论是西方的农业经济理论。作为现代农业经济理论，它是近二十年才引入中国并发展起来，对中国农业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该种理论基本上是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具有强烈的经济理性。就其理论本身而言，它由两方面的内容构成:一是以美国的农场管理理论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微观理论。这种研究是以既定的宏观农业政策为前提，立足于农业微观行为的研究和分析，致力于农业企业(农场)的微观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西方农业经济学的这种微观研究己经有越来越多的微观管理理论渗透其中，出现了与管理学理论合流的倾向。另一方面，在西方国家农业政策的研究者更多的是理论经济学者，也就是说，农业的宏观经济理论在西方己经融于一般的经济理论之中，任何农业经济政策的研究都是以更大的经济系统的运行状况为背景，而农业经济理论只是理论经济学的一个内容或方面。所以，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中，没有相对独立的农业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是第三个对中国农业经济理论有重大影响的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是以发展中国家的开发与发展为目标，用西方的经济理论和方法，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増长与发展，并在这个研究过程中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学领域。严格地说，发展经济学是一个“理论群%它是由众多学说集合而成的。在发展理论中，农业经济理论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因为发展中国家几乎都是不发达的农业国，农业在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份额。研究这些国家的经济増长与发展，不可能不以农业的増长与发展为其开端和立足点。发展经济学是西方经济理论系统中的一个内容，它的理论源于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但从另一方面看，它又直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发与社会发展。发展经济学的进展己经越来越多地引起发展中国家农业理论研究者的关注。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经济学越来越多地与其他相关学科融汇在一起。西方学者在研究发展问题时更倾向于使用“发展理论’，他们主张将经济开发与社会进步的研究融于一体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视角研究经济开发，成为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由于其他相邻学科一如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对发展问题的积极介入，引致发展理论在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上的创新，使发展理论的研究进入了微观领域所提出的宏观政策主张更注意其微观基础和可操作性。
二、三种农业经济理论的评价
对经济理论的评价如果离开了特定的背景、目标和准则，评价将不可能科学地进行。对三种农业经济理论评价的目的在于探索中国农业经济理论发展趋向和路径，这个探索应该植根于中国现实的经济运行和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因此，对这三种农业经济理论评价也是立足于中国经济的现实和中国的文化价值观。这个评价应该在三个层面上的进行:理论的目标、研究方法和经济学的价值观。
“传统农业经济学”是建立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之上的，受到政治经济学追求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强烈影响。因此，它作为“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将注意力集中在建立新的农业经济体系，并为此进行了大量的探索。这个探索因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而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50年代初，中国从前苏联引进经济学理论以及原封不动地复制过来，并在以后的本土化过程中不断地被强化和走向极端。相反，苏俄时期那些有价值的农业经济理论，如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理论(或被称为小农经济理论)却从未为中国的农业经济理论研究者们所关注。因此，中国农业经济理论探索从开始就进入了一个人为的误区，这个探索除了人为的设置了许多禁区外，在研究方法论上也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即从“经典著作”中找到既定的“最优解”，然后设法寻求达到这个最优解的路径，而从根本上忽视了这个‘最优解”的基本前提。在这种方法论引导下的理论探索，只能越来越远地脱离中国农业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不可能对中国农业经济运行作出准确的描述、分析和判断，最终必然远离中国农业经济理论研究的目标。
中国农业经济之所以在50年代能迅速地接受前苏联的农业经济理论，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固有的平均主义特质是一个重要原因。前苏联的农业经济理论中突出的追求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和中国传统的平均主义价值观有较高的一致性。前苏联的经济理论在中国没有遭到任何排斥和抵抗，价值观的暗合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潜在功能。
“传统农业经济学”在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演变，到今天己经具有了更多的政策解释倾向，这种越来越强的政策解释和政策解释取向，使中国农业经济理论陷入停滞和封闭，日益脱离作为其母体的理论经济学的发展。
西方农业理论(在中国被称为西方农业经济学)是以西方理论经济学为基础的，它甚至没有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是在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逐渐完善起来的。也就是说，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是在解决其工业化的问题中完善起来的。因此，西方的经济理论从其开端即具有较广阔的视野，它随着国民经济的一体化逐渐将其理论延伸的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在西方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由于较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一体化过程，很少有前苏联和中国这样的条块分割的经济现实，所以，不可能有相对独立的“部门经济学”如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等，但却不乏将一般的、抽象的经济理论运用于部门经济分析的理论框架。西方的农业理论就是以一般的经济理论为基础的农业经济研究框架，它就是理论经济学的一部分。
在西方的农业理论被引进中国时，人们往往愿意农业经济理论的时候，斯大林模式的农业经济理论被将西方的农业理论“拿来”直接解释中国的农业经济现实，企图在这种解释中完成对传统农业经济学的改造。这种努力多归于失败。在传统的思维模式引导下，将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一个部分的农业理论割裂出来作为“西方农业经济学”学习和应用是不可能收到预期效果的。
效率优先是西方经济理论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不可能不影响西方的农业经济理论和农业微观管理理论。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经济学领域曾发生过的关于“公平与效率”的讨论，其实质就是传统经济学面临西方经济学大举“入侵”时的一种必然的、本能的反应，即两种价值观的冲突，并不是真正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与效率”的讨论。在研究的技术路线上，西方的农业理论更倾向于用实证的方法，以效率为目标去选择技术途径，而不是企图用制度去创造技术。
发展经济学沿袭了西方经济理论的基本方法。在早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同样表现出强烈的经济学理性，这种经济理性以西方的价值观为基础。所以，在早期的发展经济理论中蕴涵着根本的、甚至是致命的矛盾，即价值冲突。这种冲突在发展理论切入了发展中国家较深层次问题时就凸现出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早期发展理论引导下，虽然获得了短暂的经济増长，却付出了沉重的社会发展代价，最终延迟了经济増长。
早期发展经济学是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经济结构的研究，而没有进入微观领域。这种研究其实是以发展中国家具有与发达国家相同或相似的微观结构为隐含前提的，这个前提下的宏观研究提出的政策，在发展中国家也许能畅行一时，但在进入更深层的经济领域涉及到社会、经济资源的重新分配等领域时，这个经济理论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发展经济学一旦进入了发展中国家微观经济结构，立即强烈地意识到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研究，仅仅有经济学的理性是不够的。经济学的理性可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结构规律，但在结构的深处，却可能遇到诸如价值观这样的非理性因素的强烈抵抗，这是经济学的理性无法逾越的，也不能要求经济学的理性具有解释和消融这种非理性因素的扰动的能力。所以，现展理论的外延远远超过了“发展经济学”所能覆盖的范围。影响经济増长与发展的诸多非理性因素进入了这个理论的视野，强调基本价值观的融合在经济増长与发展中的意义;注意非经济行为对微济増长和发展的拉动或阻碍等等，这些都引起发展经济学者的广泛关注和兴趣。发展理论的这种变化，己经对中国农业经济理论产生了微妙的影响。近年来，中国的农业经济学者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农村微观社会的非经济因素与经济増长和发展关系，“农业经济学”己经悄悄地演变成为“农村经济学”。
与此同时，发展理论的研究方法也有了许多变化。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如边际分析在发展经济学中的统治地位仍是不可动摇的。但是，现展理论除了一如既往地使用经济学的经典方法外，越来越多邻近学科的方法论被吸收成为发展理论方法论体系的内容。其中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对社会结构研究的方法大量地被经济学研究者吸收，用以在微观和宏观的层面上研讨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互动关系。这样，发展经济学在进入微观领域后就突破了经济学的传统边界，与其他社会人文学科相融合。这种方法论上的突破己经影响了中国的农业经济学者，从而对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带动中国农业经济学全面突破旧的理论和方法论框架。
三、中国农业经济理论未来的展望
传统的农业经济在过去20中己经逐步地开始了对自身的理论改造。这个改造过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将农业经济作为国民经济整体的一个产业部门，农业经济学逐渐成为产业经济学的一个部分，农业经济学也因此渐渐融入理论经济学之中;②将农业经济现象与农村社会结构结合在一起研究，农业经济学的研究逐渐由过去的“部门经济学”演变成为区域经济学，农业经济学渐渐地演变为农村经济学;③由政策解释功能转变为政策研究功能。
(1)农业经济学融入理论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业经济。在旧的条块分割体制下，特别是50年代以来形成的二元经济格局中，农业经济的运行相对地独立于其它经济部门，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在对这种具有相对独立性、封闭的农业经济运行过程的解释中形成的传统农业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和封闭的研究方法。这种传统的研究领域和方法对中国农业经济理论研究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虽然如此，现代经济学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己经很深入的影响了传统农业经济学，并逐渐地改造了它，农业经济学作为现代产业经济学的一个部分正在融入现代经济(2)由部门经济学向区域经济学转变。传统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按国民经济部门的分工来划分的。这种学科划分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条块分割的经济运行状态是一致的。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这种条块分割的局面被冲破，农业经济的研究对象被扩展为农村经济。传统农业经济学要继续解释农村经济的新情况，就必须改变旧的研究框架，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在对改革过程的不断跟进和解释中，逐渐朝具有区域经济理论特征的方向演变。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经济体系范文第2篇
一、李斯特经济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
拿破仑战争之后，德意志联邦已减少到38个，各邦之间甚至邦内的省区之间都各有自己的关税壁垒和地方税率，严重阻碍着商品的流通和市场的形成。在大陆封锁政策结束后，英国的积压商品大规模地涌入欧洲大陆，德国由于缺乏坚强的中央政权，对内无法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对外无法形成统一御外的关税，导致其在商战中严重受挫，国内工业遭到英国商品倾销的致命打击。而在十九世纪中期，亚当·斯密的理论学说已经征服了整个欧洲;另一方面，英国政府为了顺利在德国倾销其商品，大肆宣扬斯密的自由贸易学说，以科学理论的姿态诋毁德国工商业者保护性关税的要求。在此背景之下，李斯特于1841年发表了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完整详尽地表述了他关于保护幼稚工业的思想。这本书立即在德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为德国资本主义指明了生存发展之路。
二、李斯特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生产力理论
李斯特认为，一个国家的财富并不在于对交换价值的占有，而在于对生产力的占有，“正如同一个渔夫的财富不在于他所掌握的鱼，而在于他不断想捕鱼的意愿以及实现这种愿望的能力和工具”。“生产力是树之本，可以由此产生财富的果实，因为结果子的树比果实本身价值更大”。因此，李斯特的结论是国民的福利绝不单纯取决于财富或者交换价值的多少，而是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
(二)对外贸易保护和对内建立关税同盟
“工业是科学、科学、文学、艺术、启蒙、自由、有益的制度，以及国力和独立之母”。一个国家必须发展自己的工业，工业应该在国家的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火车头的作用，而国家为了经济现代化必须借助于贸易保护政策。对于国内的经济活动，李斯特主张市场统一和贸易自由化，通过在国家内部推进优胜劣汰，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效率最高的企业，配置到社会效用最大的地方。他认为德国必须取消国内关税，采用统一的对外商业政策，积极主张建立关税同盟，进而实现国家统一。
(三)国家干预理论
李斯特非常重视国家的作用，认为国家干预是必要的，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工业的发展和民族的振兴。同时又认为对经济的一切部门实行干预并非明智，国家的干预和管制只能限于部分领域。“为了我们国家的利益，这些或别的一些商品应当让我们自己来制造”，“关于国民个人知道得更清楚、更加擅长的那些事，国家并没有越俎代庖;相反，它所做的是，即使个人有所了解、单靠他自己力量也无法进行的那些事。”。
三、李斯特的经济理论在德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具体运用
(一)实行贸易保护政策
面对英法等国打着自由贸易主义的招牌向分裂、落后的德国倾销商品的严峻局势，《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经出版后便在德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极大地促进了这一时期的保护关税运动，税率有了明显的上升。1843年棉纱的进口关税率提高50%，1844年毛纺织品的进口关税率提高33%，金属、皮革制品的关税率提高了一倍。这些措施的实施有效地保护了德国相关工业，促进了德国生产力的发展。
(二)建立关税同盟，推动国家统一
在主张贸易保护的同时，李斯特极力推动成立包括整个中欧在内的德意志关税同盟。1819年，他以德国所有地区五千多名商人和工厂主的名义起草了《致德意志联邦议会请愿书》。在他的倡议下，普鲁士着手废除德意志联邦内部关税。1834年，在普鲁士领导下，德国关税同盟宣告成立。同盟的宗旨是在德意志联邦内部实行完全自由的贸易，对外国进口品实行统一关税。到1867年，除汉堡与不来梅外，德意志各邦都加入了关税同盟。关税同盟的建立和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德国工业的发展。
(三)推动铁路建设，带动工业发展
李斯特很早就意识到铁路建设对于德国工业化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性意义。“直到19世纪20年代末，德国只有一些微不足道的，马匹牵引的矿山铁路。”在李斯特等人的不断呼吁下，德国掀起了建设铁路的。1850年，德国铁路长度已超过法国。到1860年，德国已建成“欧洲大陆上最令人惊叹不已的铁路网”。铁路的迅猛发展，恰恰成为德国工业化的生长点，促成了商业繁荣、金融活跃，带动了煤炭、钢铁和机器制造等一系列工业部门的飞速发展，提供了德国工业化的动力。
李斯特的经济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使德国工业化少走了很多弯路，减少了盲目性，充分体现出正确的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指导作用。19世纪中叶，当德国进入第一个工业化时，其政治、技术和资本等许多方面的条件并不令人满意，但其工业化的整体成果却令世人瞩目。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德国的工业化是立足于充分的理论与政策准备基础上的，并且以其最佳的整体结构弥补了其他条件的不足。
四、李斯特经济理论对中国发展的启示
中国自70年代改革开放后，贸易量占GDP的比重逐年增加，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辆“马车”中，出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中国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第三产业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左右，大大落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距中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目标还相差甚远。另一方面，中国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自然环境的恶化对生态环境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巨大压力，可持续发展迫在眉睫。
(一)在经济发展战略思想上，必须注重生产力的持久发展，“必须牺牲些眼前利益，使将来的利益获得保障”。
李斯特的生产力学说证明，决定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并不是一时获得的死板的交换价值的多少，而是决定于它获得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他引用西班牙、葡萄牙、波兰、俄罗斯等国的历史证明，这些国家的地主、贵族们用自己的农产品交换英国的廉价工业品，虽然曾有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但由于没有及时保护和发展本国工业，这些国家现在已然成了英国的农业国。可见，不重视生产力只重视交换价值，这对于个人的短期利益也许有好处，但对于国家的长远利益而言，它换来的永远是工业强国的奴隶，必然是占小便宜吃大亏。历史上这些国家的教训，中国不能不吸取。
(二)发展科技、教育事业，大力培养生产力的生产者
李斯特提出，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更加重要，而要发展生产力首先必须依靠发展科技、发展教育、增加教育投资。这一观点不仅在当时闪耀着睿智的光芒，而且也越来越为当今知识经济所证明。国际权威机构的调查显示：世界上23个发达工业化国家、地区，自二战以来到80年代，其经济增长有30%来自科学技术的推动。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国如何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李斯特提出的通过发展科技、教育事业来发展生产力的理论对我们的启发是不言自明的。
(三)注重精神资本，积极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与外国的进出口贸易量也必然日益增大，应尽可能进口生产技术、管理等财富的生产力即精神资本，而尽量少进口财富本身即物质资本。实践也已证明，日本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飞速发展，在二战后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对于科技、管理发展相对落后的当代中国来说，李斯特增加“精神资本”进口的理论值得我们深思并借鉴。
(四)注重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相适用
在目前，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有的理论把全球化描绘成对每一个国家都十分有利的现象。然而，全球化实际上却存在着非常尖锐的国家利益冲突。由于李斯特所强调的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依然存在，各主权国家利益差异和对立依然存在，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科学技术的优势依然主导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贸易依然存在，并由传统的商品贸易方面扩展到技术、服务等领域。因此，一种发达国家的理论和政策可能对发达国家来说是正确的、有利的，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也许是错误的甚至是致命的，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应当用现实的、历史的眼光来正确地对待和应用西方的经济理论和政策。
(五)加强国家干预和宏观调控
与李斯特时代的德国相比，我国所面临的眼前利益更加诱人，国际关系更加复杂，尤其是在汽车、电子产品、高端设备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实力的差距巨大，市场依赖性极强。想要摆脱这种局面，单纯的保护性关税政策已经无法适用，更不会被世贸组织所认同，我国必须制定出符合国际主流经济学思想并且被拥有共同利益合作的其他国家所接受的方针政策，坚持从国情出发，推行竞争与保护并重的贸易政策，有步骤、有层次的对经济发展模式进行规划，从而达到发展效率的最大化。
五、总结
德国历史学家法比翁克评价李斯特时，称其为“德国关税统一、建立铁路网和实行保护关税的先驱”。李斯特提出的生产力理论以及国家经济学、关税保护等思想，对于当时世界经济学的发展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生产力理论仍然是世界各个国家所竞相研究和借鉴的对象。我国经济虽然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有所起色，但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较其他发达国家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因此我们必须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将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精神生产力的发展，放在国家发展的重要地位。资源、气候、环境、科技、教育、文化、法律甚至是社会制度等关系到生产力各个层面的要素，无论到何时，都会是推动社会进步、生产力发展所不可小觑的力量。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经济体系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日益凸现，并成为鱼需解决的主要议题。为此，一些经济学家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并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和研究方法。
1 早期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论述
20世纪50～6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独立之路后，谋求经济的发展以捍卫经济主权和利益成为其首先面临的重要任务。发展经济学理论受命于危难之际，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己任，试图通过揭示经济发展的途径和规律，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出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在研究该论题的过程中涌现出众多的理论观点和流派，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不同程度地蕴涵着有关经济安全的理论分析。在这一时期的理论纷争中，许多经济学家在探讨经济发展理论的同时也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的研究。
根据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等学者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和不安全最典型的特点就是普遍存在着明显的刚性结构，这种结构刚性不仅表现在经济结构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社会结构方面，为了克服结构刚性，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快工业化进程。而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受国内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制约，发展中国家必须注重发挥政府在制定经济计划和推进工业化中的宏观调控作用。经济学家丁伯根等曾详细论述了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计划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在政府主导下践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模式，以资本积累等核心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为驱动力不断推进工业化进程并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才能更好地维护经济自主权和经济利益。因此，在本国经济资源、尤其是储蓄和资本积累不足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引入外资，通过利用外资弥补资本不足的缺陷。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提出的双缺口模型，该模型曾就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必要性进行了相当经典和深入的分析，其中心论点是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所需的资源投入与国内有效供给之间存在的缺口只有通过引入外资才能得到有效填补。他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活动不仅能够提高当地的资本积累并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能够带来较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改善当地的就业水平，从而增加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在上述理论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普遍沿袭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实施了以工业化和资本积累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发展战略。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滞后急需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变革和重大结构调整的现实，上述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议和措施，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经济绩效。如建立了独立的、全面的国民经济体系，在增加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注重通过引入外资为民族经济发展服务。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大量的外资涌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和东亚地区，促进了其国内经济发展和增长，并使经济的自主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唯工业化的理论和战略在总的经济绩效尤其是经济安全方面却收效甚微，不仅没有达到改变结构刚性的预期目标，反而恶化了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甚至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失业率上升，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加剧等局面，从而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并且前者对后者的资金、技术以及市场等方面的依赖性也在不断加大，经济安全问题不断凸现并且深深困扰着发展中国家。
2 早期发展经济学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局限
发展经济学的终结目标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维持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安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各国经济相关度相对较低，其时，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制于冷战格局，从而使进口替代的保护政策和内源式的经济增长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与之相应，发展中国家开始从自身条件出发研究经济问题，逐渐形成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并一度成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实践最受欢迎的显学。与增长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制度主义理论等以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经验为范本进行的空洞说教和令人沮丧的结论相比，发展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够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而不再以西方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基本完成的工业化为背景和依据，深刻地认识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其所提出的各种建议和构想，即使不能完全满足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的需要，至少也为满足这种需要提供了现实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思路。其时，虽然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己开始涉及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但是，在解析经济安全问题方面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之处。
2.1 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严重忽视
冷战的终结为蓄势已久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相当程度上，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既往通过进口替代“自力更生”维护经济安全的思路陷入困境。尤其是国家间经济相关度的迅速提高使发展中国家对外部市场和世界整体经济环境的依赖日益加大，对外部因素可能导致的经济风险和危机的敏感性也明显增强，而其本身在资本积累、市场环境、制度设施、技术构成等方面的总体劣势使其脆弱性日益凸现，如何规避风险、顺利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而不因噎废食，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换言之，如何维护本国经济安全从而确保自身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顺利发展是当前发展中国家面对的当务之急，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经济危机和波动促使这一历史课题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环节。但是，面对研究对象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却仍以民族国家为限，忽视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经济的影响，这种脱离实际的研究理路使传统的发展经济学难以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包括经济安全做出合理科学的解释，由此导致其理论价值的削弱甚至一度走向了衰落。对此，著名经济学家.PKrumgna提供的解释是形式化分析模型的滞后。实际上这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究其实质，原有分析模型滞后的关键在于外部环境的彻底改变。由于原有的精制模型本身或多或少地受困于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数理统计与数学模型，从而导致其在全球化背景下无法继续利用相对封闭的研究体系阐释开放环境中存在的重大的经济问题并陷入理论的困境。
2.2 对经济安全问题的深入研究明显不足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的外部问题已不再是资本的匾乏，而是如何因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及时地抓住经济全球化所提供的发展契机，顺利地融入这一进程并实现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平衡。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经济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正视和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而传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虽然认识到经济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并对一些具体领域的安全环境和战略等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和分析，但始终没有根据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对经济安全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与之相应，对其做出的理论回应和解释也相当有限和贫乏。
2.3 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缺乏深刻认识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虽然存在流派之分，但很多发展经济学家仍主要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其所倡导的研究路线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以西方的经济发展为模板，对发展中国家后发外生型的具体国情以及与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初始条件认识不够。因此，当发展中国家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时，不可避免在实践中纷纷遭遇碰壁。一些有远见的经济学家曾对此做出了精辟的论断。如缪尔达尔指出:只要这些理论的使用限制在西方世界，这种假定为普遍适用的理论可能就没有什么危害，但是，用这些理论来研究诸如南亚等欠发达国家一一这些理论并不适用于这些国家，后果就严重了。总之，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主要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解读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致力于找出经济发展的共同特征和决定因素，他们秉持内部结构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发达和经济不安全根源于其内部因素，如资本匾乏、工业化滞后。因此，这些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维护和拓展经济安全时，必须革故鼎新，效法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并接受其指导。’而事实证明，由于这种经济理念没有充分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的特殊性，因而在指导实践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弊端。
参考文献
[1] 俞可平.全球化与政治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经济体系范文第4篇
【内容提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遗产、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具有合理的科学内核和重大理论价值的一个科学范畴。同时，在物化劳动是否创造价值问题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具有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方面。
【英文摘要】ValueoflaborisascientificcategorybuiltupundertheguidanceofhistoricalmaterialismbyMarx.Ithasbeendevelopedonthebasisoftheheritageofcapitalistclassicaleconomics.Whilepointingoutthatthistheoryisrationalandofgreattheoreticalsignificance,theauthorremarksthatfurtherstudiesarenecessarytodwellonwhetherornotmaterializedlaborcancreatevaluewithrespecttoMarxisttheoryofvalueoflabor.
【关键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价值/劳动
Marx/theoryofvalueoflabor/value/labor
【正文】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创立100多年来，一直存在多方面的争议，其中包括价值是不是由劳动创造的、研究价值决定的意义何在、物化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等等。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这种争议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例如，随着西方边际学派用价格论取代价值论之后，价值决定不再是西方经济学所探讨的主题，人们普遍认为价值决定问题不再有探讨的意义；又如，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自动化、电子化甚至电脑化的出现，生产中需要投入的活劳动要素相对减少，而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包括机器、设备、新工艺、新产品在内的资本要素，即物化劳动要素却急剧增多，很多产品似乎不需要人的活劳动参与就能生产出来。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又该如何看待劳动价值论呢？笔者认为，讨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必须采用全面的观点，整体地看待劳动价值论的真正含义。
一、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劳动是价值的实体
这是劳动价值论第一个方面的含义，它强调劳动价值论中“劳动”二字的含义及其理论价值。它强调和认可了劳动在创造社会财富方面的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揭示和确认了劳动是人类存在、发展的动力和条件。它来源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来源于马克思对劳动大众的关切和重视，与他一贯地以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作为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和终点的阶级立场和思想方法一脉相承。这是劳动价值论的精华部分。
在人类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对什么是“财富”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探索过程。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生产出来的产品主要供自己消费，产品的具体的、直接的使用价值是财富的直接表现，人们既不追究“一般财富”的概念，也不存在一般的、普遍的、抽象的致富欲。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随着交换范围的扩大，随着人们对原始资本积累渴望的日趋增长，有了“抽象的”以货币为目的的商人，开始把金银货币当做财富的象征，货币主义就是这种观念在理论上的反映。在这之后，又产生了分别把商业劳动、农业劳动、工业劳动作为创造财富的源泉的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和重工主义，他们虽然意识到了劳动在创造社会财富中所起的作用，但都不能从各种各样的具体劳动中抽象出“劳动一般”，因而想不到探究如何增长一国财富这样的问题。只有到了斯密，才第一次从形式多样、纷繁复杂的具体劳动中抽象出“劳动一般”这个范畴，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并以探求一国财富如何增长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经济学。
马克思继承了斯密在“劳动一般”问题上的贡献，并且科学地阐释了这项研究之所以能在斯密那里取得重大进展的原因，即：人们之所以能够对任何种类的劳动予以同样看待，并且确立劳动在现代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并不是聪明的人脑对由各种具体劳动组成的“具体总体”进行了总结和归纳，而是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种劳动在现实中形成了一个十分发达的“总体”。在社会经济运动过程中，任何一种劳动已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特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只是偶然的形式，因而是无差别的。劳动已经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成了创造财富的一般手段，而不再是与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2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它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是现代经济的产物，对现代社会开辟财富之门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认为，“劳动”、“抽象劳动”这些作为现代经济学的起点的范畴的产生，是与以追求货币为目的的雇佣劳动制度的产生相联系的，它打开了现代劳动分工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之门。因为，当工人可以在现实中，通过直接与货币相交换，把自己各种各样的具体劳动转化为被社会承认的抽象劳动的时候，工人就可以不关心自己所从事的“劳动的内容”和“活动的特殊方式”，“只要分工没使劳动能力完全片面化”，工人对于使“自身劳动能力”得到发展的和“预示着”向“较好工资”方向的“任何改变，在原则上都是可以接受的，都是有准备的”。因此，这将促进“劳动能力品种的发展”，促进“劳动种类”的形成和“工资方法的划分”，促进新的劳动部门和新的劳动方式的建立，促进整个社会内部的分工和现代劳动体系的深化和发展。所以，承认劳动价值论，承认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就为现代社会打开财富创造之门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今天人们生产产品、创造价值的劳动，不再是以生产简单工具和简单日常用品为基础的、只需要很简单的工艺流程就可以完成的简单劳动，而是需要许多现代化的机器设备等资本要素的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复杂劳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链条也大大地拉长了。但是，即使是最复杂的生产工具和机器设备，如果向前层层推移，最终都归结于人类的活劳动，劳动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劳动创造价值仍然是正确的。
二、社会必要劳动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的方式和途径
这部分主要是理解劳动价值论中“价值”二字的含义及其理论的和实践的价值。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虽然是在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遗产的基础上得来的，但对价值概念的内涵却给予了极大的丰富和创新。
首先，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同，马克思认为价值是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这就扬弃了斯密的“劳动一般”在形式上、内涵上的模糊性和局限性，而把一切形式的人类脑力和体力的消耗都算在“劳动”范畴之内，保证了范畴使用的彻底性，扩大了“劳动价值论”的适用范围。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就是：“劳动就它表现为价值而论……不再具有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其次，马克思用“社会必要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组范畴独具特色地说明了他所理解的劳动价值论是如何确定商品的价值、又如何深刻地说明了商品交换中所蕴含的深刻矛盾及解决矛盾的方法的。在马克思看来，形成价值的劳动不是一般的劳动，也不是一般的抽象劳动，而是经过市场的选择被证明是社会所需要的、必要的劳动，因此，决定商品价值量的不是普通的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种界定不但说明了商品交换所依据的量的关系的决定、商品交换的性质，而且说明了价值的实现途径及其所体现的社会关系。它极大地扩展了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内涵，把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和运用推到一个相当高的理论和实践层次。
1.价值量的决定——理论探索及社会实践的需要。
关于商品价值量的决定，也即价格的决定问题，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直试图在理论上搞清楚却没能搞清楚的东西。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是双重标准和混乱的；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虽然是彻底的，却因为没能说明劳动与资本相交换的关系而彻底破产；在马克思之后，效用价值理论不再从生产的供给方面探讨价值的决定，而是改为从商品的需求，也即商品对消费者效用满足程度的角度探讨价值的决定；但边际效用价值论在号称是一场“革命”之后，在西方经济理论发展史上，也被完全不研究价值的均衡价格理论所取代。
因此，直到今天，在西方经济学当中，并没有能够从较深的层次说明商品价格的决定以及商品交换关系所体现的社会生产内在矛盾的理论，有的只是对交换以及对价格形成的表面现象加以描述的均衡价格理论。但是，这种说明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都是必要的。首先，我们如果不能从理论上说明价值的决定，那么，“两个商品互相交换的比例，它们的价值，就纯粹是一种偶然，从外部飞到商品上面来的东西，可能今天是这样，明天又是那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10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这就陷入了不可知论。其次，价值不但在理论上是商品价格的基础，在实践中同样是商品生产者进行商品交换活动的基础，因为商品所有者在计算各种交换的可能性时，既要考虑到它当做价格波动中心的中等平均价格，也要考虑到价格围绕这个中心上下波动的平均幅度。
2.理解社会必要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起作用的方式是理解劳动价值论在现实中发挥作用的途径的关键。
当我们用“社会必要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对概念，在理论上说明了价值量的决定——社会必要劳动决定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之后，并不等于我们在实践中真正地解决了价值量的决定问题。“社会必要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实是一对在现实操作中看来非常含混不清的概念。那么，怎样理解马克思赋予它们的内涵及作用方式呢？笔者认为，这恰恰是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关键所在。这样一对在现实中难以把握和含混不清的概念，恰恰能够说明市场经济、交换机制产生的历史根源及其意义，能够在提出商品交换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在社会分工发展和深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人类社会的劳动由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矛盾——的同时，提供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从自给自足的小生产向必须通过分工和交换而形成的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过程。在商品经济产生的早期阶段，产品的供需比较稳定，生产结构比较简单，社会似乎能够像马克思曾举例说明的那样，用一定生产力水平下中等劳动熟练程度的生产者所耗费的时间，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解决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问题。
但是，这并不是商品经济存在和发展的本质和本意。它的本质特征是变化、发展、求新、图变，而决不是为了寻找中等条件、平均劳动熟练程度的生产方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超越这种变动缓慢的低水平阶段，社会经济结构必然会日趋复杂，社会劳动的供需关系、生产结构、产品结构也会日益复杂，供需链条会不断拉长。这时，由社会分工和交换所产生的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问题、社会劳动交换的问题，也就是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问题，就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任何人都无从知晓并确切地说出他生产的商品中凝结了多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无法知道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产品，需要什么样的具体劳动，他提供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样的具体劳动才能构成社会劳动分工体系的一个部分。更明确地说，就是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社会分工体系中，任何人都不能保证他生产出来的产品是社会所需要的产品，他的产品一定能够卖得出去。这是一个无法人为计算、人为控制的问题，同时又是人类获得发展和进步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它直接关系到以私人劳动为特征的个人能否使自己的劳动得到社会的承认并因此能够从社会中获得其生存、发展的资料这一重大问题。
值得庆幸的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在提出这一问题的同时，也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因为它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了，形成了现代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它找到了一种能够容纳更广泛的社会分工，容纳更高水平的生产力发展，保证全社会的消费者获得更多样的、更复杂的、更高层次的需求满足，同时刺激全社会的劳动者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特长，激发更高的社会劳动能力和劳动效率的经济机制。而这种机制是能够通过商品的社会属性、价值及价值的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说明的。
我们说，所谓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本质上是由市场过程来抽象的量，是通过无数买者和无数卖者进行无数次的交换这一社会性的活动，通过“社会”的过程抽象出来的“社会性”的劳动时间。它是把供给、需求、科技水平、生产力变化等一切复杂因素都考虑在内的，由社会过程决定的，能使供求达到平衡的，为社会所必需的、有效的“劳动时间”。这样，它就有了事后决定的含义，是对市场经济运动过程之结果的肯定和总结。它既是人力所难以衡量和计算的——人类社会正是通过市场机制、交换机制，来解决人类本身所无法解决的信息不完全问题、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途径问题，也是不可模拟和复制的。它不是现实的、具体的劳动量，与现实的用小时、分钟、秒表示的时间不同，它是抽象的、社会性的概念，是经济学理论分析的需要，是一个用于理论分析的范畴，既无法量化，又不能用于具体的国民经济体系核算。
3.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以他对市场经济较高阶段发展运行规律的理解和认识为基础的。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确立及其对社会必要劳动的说明是建立在对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认识和了解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资本关系在市场经济中确立了统治地位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以普遍的交换为目的的资本式的、社会化的生产，才能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把一切生产变成商品生产，使使用价值普遍地以交换价值为媒介。也只有这样，才能使通过货币所进行的交换行为成为一种有规则的、重复性的活动，才能在高频率的交换过程中抽象出价值这一范畴，来反映社会必要劳动的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也才能真正地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为决定交换价值或价格的内在尺度。从而排除商品交换初期那种由消费者的主观意志、偏好，即主观效用决定价格的现象，让生产费用成为调节生产和消费的内在尺度。
对于这个过程，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把一切商品作为价格——作为被计量的交换价值——来规定，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只是逐渐发展的，是以经常的交换为前提的，因此是以商品经常作为交换价值来比较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所以，只有有了“十分发达的商品生产，才能从经验本身得出这样一个科学真理：彼此独立进行的、但作为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分支而互相交错的私人劳动，不断地被化为它们的社会的比例尺度”。（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54—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因此，马克思认为，在《资本论》第1卷第1章中所研究的商品、价值关系并不是商品经济产生之初的商品、价值关系，而是在充分认识了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基础上，研究出来的作为一般抽象的商品、价值关系，它必须以普遍的、发达的商品交换为前提。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在论述价值形式的发展过程时指出，与其说在这个过程中“商品开始转化为货币，不如说表示使用价值开始转化为商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因此，“价值概念的纯粹发展……要以建立在资本上的生产方式为前提，同样，在实践上也是这种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05页。）“价值表现为一种抽象，这只有在货币已经确立的时候才是可能的。……这种货币流通导致资本”，它“只有在资本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充分发展”。所以，“价值概念完全属于现代经济学，因为它是资本本身的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最抽象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2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说明了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性质、转化的途径以及转化过程中量的决定，说明了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交换关系的本质。
首先，它揭示了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中交换关系的本质，这就是，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社会中，每个人不直接生产供自己使用的生活、生产必需品，而是专门为别人生产当做商品销售的产品。每个人的私人劳动本质上是社会劳动，但直接表现为私人劳动，它必须通过交换过程转化为社会劳动，商品生产者生产的产品必须作为商品交换出去，必须由别人来购买和消费。因此，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反映了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的关系，说明了与前资本主义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不同的市场经济的本质。
在这一点上，现代的西方经济学抛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开创的价值理论，转向由供需决定的价格理论，虽然省却了价值决定和价值分析上的麻烦，却不能揭示商品交换所体现的社会劳动交换这一本质问题，不能说明前资本主义自给自足经济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在经济运行方式上的本质差别，不能说明市场经济的历史性，暴露了其理论分析上的狭隘性。
其次，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用“社会必要劳动”界定“价值”，虽然在表面上貌似“不可知”，但用无数次现实社会中的交换后果来说明商品价值的决定，却恰恰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坚持了理论分析的彻底性和有效性，揭示了价值是通过市场关系这一社会过程，来确定社会劳动的分工体系和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方式。通过社会的交换过程，它告诉人们，哪种私人劳动是社会所需要的？它在怎样的程度上、在多大的量上为社会所承认？所以，市场、价值、价格等机制，正是人们通过社会关系、社会过程来确定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手段。这正是市场机制的本质，是市场机制的优点，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形式。
可见，“社会必要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组概念，在说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与前资本主义自给自足经济的区别，说明商品交换过程所体现的社会关系的同时，为商品交换过程的实际运作和人类劳动分工体系的深化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三、物化劳动是否创造价值
这个问题是说，在明确了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更明确地说是由社会必要劳动——创造的、并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一前提下，在一个具体的生产环节和阶段，如在企业中，商品的价值是由物化劳动还是由活劳动创造的。
众所周知，在正常的生产情况下，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总是比前期投入的生产要素的价值即生产成本大。其中，前期投入的要素成本主要包括人力成本和物力成本。人力成本主要指购买劳动力商品花费的成本，即对工人支出的工资；物力成本主要指采购生产所需的物质要素花费的成本，如在厂房、机器、设备等上的花费；生产出来的商品增大的价值部分，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通常称为剩余价值。因此，对劳动价值论理解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具体的生产过程中，就变为商品成本的转化、实现以及剩余价值的形成问题。
更进一步，我们知道，任何商品都是人的活劳动作用在一定的物质实体上生产出来的。由于人类社会现有的物质财富都可以还原为人类劳动的产物，是人类劳动一层一层叠加在最初的原始资料上形成的，因此，可以把这些物质资本要素看成是人类劳动的物化，称为物化劳动。这样，具体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价值论，或者说刚才提到的具体生产过程中商品成本的转化、实现以及剩余价值的形成问题，就转化为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在商品价值的形成过程中分别起怎样的作用的问题，更直接地说，就是物化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表明了人们对劳动价值论的不同理解。
传统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本质上仅仅是指活劳动创造价值。在一个具体的生产过程中，这一点通过对商品价值构成及形成的说明而具体化。投入了人力成本和物力成本的商品，在生产出来之后，其价值是由这样三个部分构成的：第一个部分与投入的人力资本相对应，即劳动力商品的工资部分，它通过工人的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再生产出来，属于活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的一部分。第二个部分与投入的物力资本相对应，主要是在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厂房、机器、原料等物质资料的价值。它本身不创造新价值，只能通过工人的劳动把它转移到新的产品中去，称为物化劳动的转移，这是物化劳动不创造价值的具体表现。新产品价值的第三个部分，即比投入成本增大的剩余价值部分，因为只有活劳动才创造价值以及物化劳动不能创造价值，这部分价值只能是由工人创造的了。顺理成章，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就彻底地体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
但近年来，在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上，出现了一些反对意见。反对者认为，生产的过程是一个由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共同作用的系统工程，劳动与资本彼此之间谁也离不开谁，因此，不能说剩余劳动仅仅是由活劳动创造出来的。尤其在今天，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物化劳动包含了大量的科技因素，具有巨大的生产能力，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越来越大的作用，否定它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作用，就不能客观地、科学地、正确地认识先进技术、先进设备、新材料、新工艺的作用和功能。因此，应该认为是价值及剩余价值是由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共同创造的。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经济体系范文第5篇
外部性理论的提出可以追溯到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那里,亚当•斯密认为:“自然的经济制度(即市场经济)不仅是好的,而且是出于天意人,因为在其中,每一人改善自身处境的自然努力可以被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即“在追求他本身利益时,也常常促进社会的利益”(Smith,1776)。这种对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一致性的乐观态度导致了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对经济的不干预思想。从亚当•斯密的那个时代开始,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在需要公共福利而提供公共福利对于私人企业来说却又是无利可图的时候,需要政府发挥作用,除此之外,政府的作用就是保证市场机制的良好运作。外部性理论的提出,英国经济学家、剑桥学派的奠基者西奇威克功不可没,西奇威克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Sidg-wick,1887)一书中已经看到了私人产品与社会产品的不一致问题,他从“个人对财富拥有的权利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是他对社会贡献的等价物”中认识到了外部性的存在,他认为经济活动中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并非经常一致,并举了灯塔问题的例子来说明之:假设某个人从个人利益出发建造灯塔,这同时也起到了为他人服务的作用,得到免费服务的这些人并没对此付出成本。而且在某种情况下,人们会额外负担那些由于他人行为而产生的不能得到补偿的货币或精神成本。因此,不同于传统观点,西奇威克提出需要政府进行干涉,以解决经济活动中的外部性问题。
一般认为,外部理论的概念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马歇尔(Marshall,1890)首次提出的。他在分析个别厂商和行业经济运行时首创了“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这一对概念。他在论述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组织时指出,扩大一种货物的生产规模而发生的经济效率的提高可分两类,用两个术语表示:一种是有赖于某产业的个别企业本身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所带来的经济,称内部经济;另一种是有赖于该产业的一般发达所造成的经济,叫外部经济,它往往能因许多性质相似的小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而获得:在那里,生产工具、工艺方法和技能等能得到迅速交流,辅助工业也相应产生,提供种种服务。在西奇威克和马歇尔的开创性研究之后,作为马歇尔的得意门徒,福利经济学创始人庇古(Pigou,1920)提出了私人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成本、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等概念作为理论分析工具,基本形成了静态技术外部性理论的基本理论。庇古认为,由于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的差异,新古典经济学中认为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可以形成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实现帕累托最优是不可能的。在现实世界中,私人边际成本和私人边际收益并非任何时候都等于社会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收益。庇古用灯塔、交通、污染等例子来说明经济活动中经常存在的对第三者的经济影响,即外部性。因此,要依靠政府征税或补贴来解决经济活动中广泛存在的外部性问题。在庇古那里,市场并非万能,政府干预主义已经抬头,“庇古式税收”成为用于消除经济活动中外部性、政府干预经济的有力措施。1928年,阿温•杨(A.Young)在著名论文《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中系统地阐述了动态的外部经济思想。
所谓动态的外部性有别于在产业内对厂商和产业的分析,是指产业增长产生的劳动分工的扩大,专门从事新活动的厂商的出现,其中一部分厂商专门为其他厂商开发资本设备或为之服务。该思想同技术的外在经济的非市场相互依赖性几乎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同以货币外在经济相关,后来发展成为欠发达国家的“平衡增长”学说和“联系效应”学说(Rosenstein-Ro-dan,1943;Hirschman,1958;希托夫斯基,1954)。1952年,英国经济学家鲍莫尔出版了《福利经济及国家理论》一书,对他以前的外部性理论进行了综述性研究。他认为外部性的定义是:由于工业的规模扩大,特别是在该工业中其他厂商情况不变之下增加了生产,使得一家厂商生产成本降低(提高)了。如一个地区本来鱼类资源稀少,任何一家鱼商如果在这里扩大作业,就会增加鱼的稀少性,从而提高其他鱼商的成本,这样就出现了负的外部性。鲍莫尔对垄断条件下的外部性问题、帕累托效率与外部性、社会福利与外部性等问题作了较深入考察,并认为外部性理论还有好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外部性理论的研究呈现日渐繁荣之势,主要沿着以下三条路径向前推进:(1)遵循庇古的研究思想,对众多的外部不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些问题包括交通拥挤(1968,Mishan在他的《经济增长的代价》一书中关注了这一问题)、石油和捕鱼区相互依赖的生产者的共同联营问题以及日益受人关注的环境污染问题。
尤其是环境外部性问题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如英国环境经济学家鲍莫尔在《环境政策的理论分析》中建立了一般分析模型以解释外部性内部化方法之一的“庇古税”的正确性(Bau-mol,1988),戴维•皮尔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察了英国乃至全球的环境问题(PearceandWarford,1993)。(2)针对外部性(尤其是外在不经济)问题,提出了众多的“内在化”途径。除传统的政府干预方式外,1960年罗纳德•科斯提出了明晰产权的思路。直到20世纪60年代之前,经济学界基本上因袭庇古的传统,认为应该引入政府干预来解决因外部性引起的资源配置的非帕累托最优问题。科斯(Coase,1960)的长篇论文《社会成本问题》引起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他提出了产权界定和产权的安排在经济交易中的重要性,认为对于经济活动中的外部性问题,无需政府干预经济交易,市场是最有效的。此外,英国经济学家、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E•米德(J.E.Meade)曾于1972年提出了尔后为阿罗(K.Arrow)进一步发展了的另一种方式,即认为外在性的存在内在地等同于竞争性市场的缺乏。阿罗(Arrow,1969)在《经济活动的组织》一文中解释了通过创造附加市场使外部性内在化。(3)沿着马歇尔,尤其是杨格,关于“规模经济”(动态的外部经济)思路进行发展。1970年齐普曼(J.S.Chipman)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规模的外在经济与竞争均衡》一文,再次继承了这一思想。
1986年芝加哥大学保尔•罗默(PaulRomer)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一文,首次系统地建立了一个具有外部性效应的竞争性动态均衡模型;1988年罗伯特•卢卡斯(RobertLucas)在《货币经济杂志》上发表了《论经济发展的机制》一文,明确地把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效应存在当作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总之,在上述经济学家及其追随者的努力下,外部性理论研究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热点。此外,斯塔雷特(Starrett,1972)曾研究了与外部性相关的经济非凸性的有关问题;沙谱利(Shapley,1972)和舒贝克(Shubik,1969)研究了具有外部性的“核”;布坎南(Buchanan,1969)、黄有光(1991)和桑德目(Sandom,1975)等研究了同外部性有关的各种次优问题。
二、外部性的分类及计量研究
(一)外部性的分类
在研究外部性的分类时,瓦伊纳(Viner,1931)首先区分了技术外部性和货币外部性。瓦伊纳认为在厂商之间或者在产业和它的厂商之间的价格效果是金融的外部性,这种定义从而引起了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学家对货币外部性问题的一场辩论。形成的一致意见是,货币外部性是由价格体系引起的,但并不是市场故障的原因,并不影响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均衡的性质,因此和福利经济学不相关。例如,个人增加威士忌酒的消费,结果会提高该酒的价格,由此会影响你的福利,这个事实并不危及竞争性均衡的帕累托最优性。当帕累托最优的竞争均衡要求的所有假设都得到满足时,货币外部性与福利经济学不相关,价格只会使供求相等,资源配置会自动达到帕累托最优均衡。例外的情况是在不完全偶发市场和在有不对称信息的经济中,货币外部性就会影响经济行为者的福利。而技术外部性是我们一般所研究的外部性问题,即某种消费或生产活动对消费者效用函数或生产者的生产函数的间接的非价格的系统的影响。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教授认为,外部性是一种经济力量对于另一种经济力量的“非市场性的”附带影响,是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它反映一个事实,即经济效果传播到市场机制之外,并改变了接受效果的厂商的产生和由其操纵的投入之间的技术关系(黄有光,1986)。外部性首先可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外部性都有两个标志:一是它们伴随生产或消费活动而产生;二是它们或者是积极的影响,或是消极的影响,二者必居其一。
所以外部性可分为四种:(1)正生产外部性,指在生产中给其他生产者或消费者带来经济利益。如养蜂;(2)负生产外部性,指在生产中给其他生产者或消费者造成损害,增加了他们的外部成本。如水污染;(3)正消费外部性,指在消费中给外界带来利益。如私人花园的鲜花散发出芳香是私人消费的正外部性;(4)负消费外部性,指在消费中给外界造成损害。如私人住宅里播放收音机时,声音太响太吵给外界带来负面影响。1962年戴维斯与惠因斯顿发表了《外部因素、福利与对策论》一文,把外部性分为可分的外部性和不可分的外部性,可分的外部性是指:假定B的生产活动影响A的总福利,但A的边际收益并非取决于B的影响,而是取决于A本身的生产活动。也就是说,厂商的成本函数并不受另一厂商的产量的影响,而是受厂商本身的产量水平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除外部性之外,产量、消费水平、成本都成为决定补贴和课税的因素。不可分的外部性是指:A的边际收益不仅取决于A本身的生产活动,而且也取决于B的生产活动。于是,成本函数不能分作两个分开的函数,它应包含A、B两个生产单位的产品,也就是说,A的边际成本不仅是它自己的产量的函数,而且也是B的产量的函数。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缺乏充分的信息,所以补贴和课税都是不易决定的。1978年,格林伍德与英吉纳发表了《不稳定的外部性、责任规则与资源配置》一文,把外部性分为稳定的外部性和不稳定的外部性两类。稳定的外部性是指可以掌握的外部性,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协调方式,使这种外部性内在化。而不稳定的外部性是:假定A对B的影响是任意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厂商就会遇到风险,厂商在考虑最大化问题时,就要把外部性的分担和自己对风险的态度估计在内。于是究竟采取协商方式来解决还是采取合并方式来解决,这取决于厂商对于风险的预期。他们认为,在稳定的外部性影响下,均衡的位置可使外部性内在化,但是在不稳定的情况下,外部性内部化的效果取决于谁控制合并了的工厂以及合并后工厂对风险的态度。1962年,米德在《竞争状态下的外部经济与不经济》一文中,把外部性分两种情况,其一是“无偿的生产要素”的作用,即生产中的正外部性,如苹果园和养蜂场的例子。其二是来自环境对于企业的有利或不利的影响。他举例说:假设A是小麦生产者,B是林场,土地是免费使用的。则如果B的产量增加,将导致雨水增加,转而促进A的产量增加,这样,林场的生产要素的边际纯产值就大于它的边际私人纯产值,即产生了正环境外部性。在外部性的分类研究中,鲍莫尔和奥肯(1985)把外部性分为公共外部性和私人外部性。
(二)外部性的计量研究
外部性计量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技术性问题,尤其是环境问题的外部性计量。从内容来看,外部性的计量研究主要包括外部费用和环境费用、外部效益和环境效益、环境质量的经济价值、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定义和度量等问题。对外部性计量的研究中,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已经建立了初步的体系,按照传统福利经济学的观点,某一种经济活动的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性,就是该种活动行为的社会影响与个人(或私人)影响之差。就费用而言,这种外部不经济性所表现的外部费用,就是社会费用与私人费用之差值。这里所说的“私人”或“个人”是一个具备独立决策行为的主体,可以是一个生产者、企业、消费者以及家庭等,而私人费用,就是通过市场表现并反映在产品或服务价格之中真正发生或支付的费用。如果某种经济活动存在外部费用,则必然不反映在价格信号上,或者说是超越于私人费用之外。社会费用是一个相加的概念,即私人费用与外部费用之和。换句话说,社会费用是该经济活动带来的社会真正承担的全部费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说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假设某一纺织厂每年生产10万米棉布需要花费200万元,而这家纺织厂的污水排放所造成附近的养鱼场和娱乐场年渔业损失和游乐场收入损失达300万元。在这种情况下,纺织厂生产10万米棉布的私人费用(成本)为200万元,其外部费用和社会费用则分别为300万元和500万元。当外部费用表现形式主要是环境污染、环境破坏或其他环境恶化现象时,这种外部费用就是环境费用。当然,广义的环境显然可以包括“外部”,但这种理解对我们所进行的分析并无多大价值。此外,边际费用概念的运用也对环境外部性的计量分析有所帮助。简单地说,在我们这里,边际是指每增加一个单位数量的含义,如从三级大气质量标准提高到二级标准,以及从消除10吨污染物增加到11吨污染物都含有“边际”的概念。
单位数量是人为的一种确定,如同我们确定座标单位时那样。边际费用(MC)是指增加单位物品或服务产出时所追加的费用。例如,当我们把一个区域的大气质量从目前的三级标准,通过环境质量管理计划实施,提高到二级标准所需的总费用为1000万元时,我们就可以说,大气质量从三级到二级标准的边际费用为1000万元。注意一点,此处“单位物品或服务”的含义是广泛的,可以是企业的具体产品,也可以是污染物削减量、污染物削减率以及国防水平等等,主要依据分析问题的对象而定。有了私人费用、社会费用和边际费用这些概念,自然就可得到边际私人费用和边际社会费用。本文作者综合若干环境经济学家对环境问题计量化的研究,对上述概念间的联系加以说明,并在此基础上对环境外部性的计量分析进行初步的演绎和推算。一般来说,企业的边际费用曲线体现了企业所承担生产某一单位产品的全部费用,即生产要素投入,并反映在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上。这种边际费用实际上就是边际私人费用。假设该企业处于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其生产的产品数量不能影响该产品的市场均衡价格,即如图1中,该企业只能接受市场价格P0。从整个社会来看,企业的生产成本既有私人的又有外部的,因此,边际社会费用就是边际私人费用与边际外部费用之和。。换句话说,MPC曲线与MSC曲线之间在各已知产出数量或水平上的垂直距离就是生产该单位产品的外部费用,如纺织厂给位于河流下游的游乐场造成的收入损失,而且纺织厂的边际外部费用的曲线是一条常数水平线,即外部费用不随产量大小而变化。或许更实际的假设应该是,纺织厂排放废水引起的河流污染程度随着纺织厂产品产量增加(如果不考虑技术和工艺的变化,废水量也随产量等比例增加)而加重,因此,游乐场蒙受的收入损失也随产量增加而上升。在这种情况下,MPC和MSC曲线会由纵轴上的同一点(纺织产品数量为零)开始,随着产量增加而岔开,其极限就是纺织厂造成的水污染致使游乐场关闭的产出水平(此时河水已完全不能作为娱乐用水)。一般来说,边际外部费用(MEC)曲线是一条直线或曲线,并翘上右上方。该几何特性体现了边际费用递增规律。
例如,前面提到某区域大气质量从三级到二级标准的边际费用为1000万元,但由于技术和工程的原因,很可能把该地区的大气质量从二级提高到一级环境标准时所需费用是4000万元,这样,该地区大气质量二级标准的边际费用为1000万元,而一级标准的边际费用为4000万元,后者是前者的4倍。不过,在此MEC与MPC间这种精确关系建立与否,并不影响由此得出的一些基本结论的正确性。简便起见,我们仍假设MEC是一条水平常数线,但不见得总是落于MPC曲线之下。外部效益是与外部费用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表现的是一个经济活动的社会效益与私人效益之差值,即外部经济性的货币衡量。从数学上说,外部效益与外部费用只差一个负号,因此,前面提到的一些“私人”、“边际”等概念在此仍然有用,只不过是重新组合出边际社会效益、边际私人效益和边际外部效益这样一类与前面相对应的概念。不过,在应用MEB概念分析外部性对资源配置影响时稍有不同的是,MEB仍与MSC和MPC结合起来考虑,即看成一种负的外部费用。另外需要注意的是,MEB随产品数量递增表现出的特性是一种边际效益递减规律,个别情况下表现为一种边际外部效益递增。因此,当引入外部效益时,边际社会费用一般总是低于边际私人费用。当外部效益表现为环境质量改善,从而提高人体健康水平、资产增值和美学景观享受等有益效果时,我们称这种外部效益为环境效益。换句话说,环境效益是环境质量的一种货币度量,它是环境经济计量学或环境会计学的核心研究内容。环境质量经济价值计量的研究在西方已经有了相当长的时间,较著名的研究机构有美国东西方中心环境与政策研究所(EAPI)等,研究方法主要有直接市场法、间接市场法等。近年来,有关环境质量经济价值的计量研究向着更高的广度和深度拓展,研究领域已逐渐拓展到从娱乐商品的价值到空气污染的健康损害、改进水质的价值、生态破坏和改善的价值等相当广泛的方面。
三、外部性的矫正及内部化
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使经济活动中的第三者福利受到损失,从而使经济活动中的资源配置无效率。因此,对外部性的研究,目的是如何消除外部性,通过要求外部性的制造者将造成的外部性内部化,从而达到恢复效率。但是对如何内部化外部性问题,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看法。以庇古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认为通过国家干预,采取税收和津贴等方法解决外部性问题是比较好的途径。因为征税可以使负外部性的制造者承担外部成本,津贴则是对正外部的一种鼓励,这就是传统的“庇古式税”的政府干预模式。然而,奈特于1924年在《社会成本解释中的一些错误》(奈特,1924)一文中,对“庇古式税”的外部成本计算方法提出异议。奈特认为庇古不曾把使用土地的费用计算在平均成本之内,而只是把可变生产要素——劳动工资计算在内是错误的,只有在平均成本中计入地租费用,才可能得出生产的最优产量。奈特还把公路的拥挤看成是由自然资源的浪费而不是由于边际私人产值和边际社会产值之间的差额所造成的。对外部性内部化问题的研究,科斯一反新古典经济学传统,在其经典论文《社会成本问题》(Coase,1960)中提出:政府的干预并不是必要的,外部性问题可以通过重新分配产权得到解决。
科斯认为,当人们在面对A损害B这类外部性问题时,往往是考虑应该如何阻止A。其阻止的办法无外乎要么要求A向B赔偿损失,要么向他课税,或者干脆要他停止工作。这些办法都不尽人意,因为其结果是尽可能使B免遭损害,但却有可能使A遭受损失。要使当事人所遭受的损失都尽可能地小,正确的思考逻辑应该是我们应准许A损害B,还是准许B损害A。为了阐述他的命题,科斯举了在两块相邻的地上,因养牛人的牛跑到农场主的地上去吃农作物而引起纠纷的经典案例。依照科斯的意思,后人总结为著名的“科斯定理”,即当交易成本为零时,人们之间的自愿合作或将外部性所产生的社会成本纳入交易当事人的成本函数,从而导致最佳效率的结果出现(科斯第一定理);在交易成本为正的世界中,法律规则中产权的界定对外部性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作用。法律规则的选择应在比较各种解决办法的成本和收益后作出,他认为允许当事人就外部性进行谈判以自愿合作是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有效法律规则。政府的作用即在界定当事人拥有的产权,包括进行谈判的权利,而不必直接干预。这就是说,只要交易费用不为零,就可以利用明确界定它的产权,通过产权之间的自愿交换来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从而克服外部性,而无需抛弃市场机制。
因为只要产权界定清晰,交易各方就会力求降低交易费用,把资源使用到产出最大或成本最小的地方。所以在科斯看来,外部性完全可由私人合约得到解决,亦即基于自愿交易的私人合约行为对市场运转有着自我修正的效能(科斯第二定理)。针对科斯的方案,斯蒂格利茨在其1997版《经济学》一书中认为,科斯定理的应用范围十分有限。首先,交易费用为零的社会如同没有摩擦力的世界一样是不存在的(针对科斯第一定理)。其次,当事人之间进行谈判的成本有时可能非常高,以至于无法交易。特别是交易涉及到参与者众多的时候,参与者之间存在的信息交流障碍、逐个谈判的高昂交易成本以及“搭便车”行为,将使谈判破裂。因此,政府干预是必须的,“庇古式税”可能更有效(针对科斯第二定理)。对外部性问题内部化研究,新经济史学派的观点值得一提,诺斯等人认为,制度本身可以内部化外部性问题。诺斯在解释“西方的兴起”时强调:“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具有一种能力,“使个人的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他们认为市场进化和生产力提高的历史,也是一个外部性被内部化的过程。例如不发达国家因间接社会资本不足产生的公共性产业不足问题就不能靠市场力解决,而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较为均衡,靠市场和生产力的发展则可以解决。这就是说随着交易发展而变得容易,原来的外部性转变为可由市场“化解”的外部性,即市场瓦解了这个外部性问题。与此平行,政府效能也在进步,它对外部性的干预促进了公共政策及部门的发展,限制了原外部性危害。市场和政府的联合作用,不断地瓦解原有的外部性问题,使外部性中一部分得以由市场的“固有程序去解决”,另一部分纳入越来越精确的公共领域管理之下。这种“固有程序”和政府的管理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安排。
四、对西方经济学界外部性理论研究的简要评介
(一)从西方经济学说史的演变进程来看,对外部性理论的研究,经济学家们关于外部性概念、理论的修正与深化,直至运用这一理论去阐释、解决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思路与设计的理论纷争都是与西方经济学说史本身演变的进程并行不悖的。从亚当•斯密时代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到1871年开始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史上的“边际革命”及随后新古典主义体系的诞生,再到20世纪30、40年代的“凯恩斯革命”,环境经济学界对外部性理论的每一次论争与进展都是当时经济学界学术思潮、成果的折射与反映。“政府干预为主”还是“市场化交易为主”这一直是西方经济学界争论不休的两大问题,外部性概念提出后,在讨论对外部性问题进行矫正时,新古典主义的“庇古税”方案与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明晰产权进而引进排污费交易理论之间的争论凸现、折射了政府干预和市场化交易这两大学术思潮的交锋。此外,从对环境经济学的计量研究方法的演变与深化来看,也是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西方经济学界重视数理研究范式的经济学学术研究风格一脉相承的,实际上,这种范式的出现与深化是西方经济研究范式上的变化在环境经济学微观领域的具体表象。
(二)纵观外部性理论及环境经济学科100余年的演变历程,笔者认为,在研究方法上,其研究方法已经汲取并融合了现代经济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寻租理论、委托—理论、博弈理论、成本收益分析、边际分析、均衡分析、制度分析、集体行动理论等理论和方法都在以外部性研究为基础与核心的环境经济学科的研究与发展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一些与之有关的研究成果也陆续涌现,蔚为大观。再者,进入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以来,对外部性理论及环境经济学交叉性及跨学科研究的特征也愈加明显,它与微观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生态经济学、资源经济学、能源经济学、人口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等学科的相关性愈来愈强。例如,对生态税的研究就将外部性理论研究和属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范围的税收与税制政策设计结合在一起,探讨税收在资源与环境保护中的作用,生态税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1)研究总结生态税制建立的理论基础;(2)对生态税收设计的一般理论进行系统分析;(3)对国际生态税收实践进行比较研究;(4)从环境和资源两个方面研究过国别经济中在实现可持续发展国家生态税制的若干政策取向等等。不仅如此,外部性理论研究还愈来愈体现出与历史学、文学、哲学、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相融合的寻求人文关怀的学术特征。
(三)以产权理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在外部性理论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这不仅拓宽了外部性理论的研究范围,同时也对排污费交易等环境政策措施的应用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因此,笔者认为,这对外部性理论研究的深化而言是一历史性的飞跃,在此基础上,外部性的研究不再停留在“坐而论道”的纯理论研究状态,从而在对现实生活中的外部性问题的具体对策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环境资源、环境质量属于公共物品。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不可分割性等特征,因而在环境这一特殊商品的使用或消费中容易产生外部性问题和“搭便车”现象,从而导致经济主体的利益冲突。产权理论在环境经济问题中的应用,就是要通过产权界定、产权安排、产权经营和交易来提高环境这一特殊商品的生产和使用效率进而对排污费交易市场等特殊市场交易场所进行制度设计。现在看来,在外部性理论和环境经济学领域,与产权理论研究有关的研究课题主要有:关于市场机制与环境管理之间的关系;关于环境经济政策与手段的经济评价;关于在特定的经济体制下各行为主体的环境行为的实证及理论分析;持续发展的制度结构;环境权益均衡及制度结构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