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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学分安排
本研究所选取的学校与地理科学专业的总学分和各模块的学分比例不完全相同,存在一定差异。在对各种不同类别的课程所占学分进行比较时,将各个学校的课程经过重新分类组合,主要有4类,即公共课程、专业课程、教育课程和实践课程,结果如表1。
[学分(比例)\&公共课程\&专业课程\&教育课程\&实践课程\&总学分\&北京师范大学\&44(27%)\&81(49%)\&10(10%)\&15(14%)\&166\&华东师范大学\&44(28%)\&74(47%)\&24(15%)\&16(10%)\&158\&东北师范大学\&51(33%)\&75(48%)\&25(16%)\&14(9%)\&155\&四川师范大学\&55(32%)\&73(43%)\&30(18%)\&12(7%)\&170\&湖南师范大学\&55(33%)\&79(48%)\&20(12%)\&12(7%)\&166\&徐州师范大学\&54(32%)\&78(45%)\&18(10%)\&22(13%)\&172\&长春师范学院\&60(34%)\&61.5(35%)\&21.5(12%)\&33(19%)\&176\&宁波大学\&50.5(30%)\&66.5(41%)\&33(20%)\&14(9%)\&164\&安庆师范学院\&57.5(31%)\&69(37%)\&24(12%)\&37.5(20%)\&188\&][表1][大学本科地理科学专业课程学分安排]
从表1可以看出,各学校的总学分存在一定的差异。大学本科地理科学专业所开设的课程中,专业课程所占比例最大,其次分别为公共课程、教育课程和实践课程。教育部重点高校――北师大、华东师大、东北师大这三所学校专业课程所占比例较大;教育课程也占有一定比例,均在10%~20%。宁波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的教育课程学分及其所占比例最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两所学校比较注重教师教育,教师教育课程开设得较多。
二、专业特色课程
在公共课程、专业课程、教育课程以及实践课程中,各学校的公共课程和实践课程基本相同,而专业课程和教育课程都有特色课程。研究所选取的各学校公共课程基本相同,大致包括政治、历史、数学、外语、体育、计算机;而实践课程则几乎完全一致,包括部门地理野外实习、综合自然地理野外实习、教育见习、教育实习、毕业论文。专业课程可以概括为“大同小异”,“大同”指这些学校都开设的专业课程,大致包括引入性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引入性课程主要是《地理科学导论》。专业基础课程包括相关学科基础课程、部门地理课程、区域地理课程以及技术性课程。相关学科基础课程主要为物理、化学方面的课程。部门地理课程分为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个方面,自然地理包括《地质学》、《土壤地理学》、《水文学》、《生物地理学》等,也包括环境方面的一些课程,如《环境科学导论》、《环境影响评价》等;人文地理包括《文化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人口地理学》等;区域地理课程主要为《中国地理》、《世界地理》;技术性课程分为地图、地理信息系统、遥感方面的课程,如《测量与地图学》、《GIS概论与应用》、《遥感概论》等。专业课程中的“小异”主要是各个学校的专业拓展课程存在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校地理科学专业的特色课程。如表2所示,北京师范大学的专业特色课程最多,主要集中在遥感方向。在乡土地理方面,北京师范大学有《乡土地理》,但湖南师范大学和徐州师范大学则有较为具体的乡土地理课程,分别为《湖南地理》和《江苏地理》。华东师范大学较为明显的专业特色课程主要是《河口与海岸》、《现代沉积学》、《环境考古》。笔者认为各所学校的专业特色课程一般与学校的优势专业方向以及该方向的教师有关。如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专业李小文院士的研究方向为遥感;而华东师范大学有河口海岸研究所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研究该方向的陈吉余院士。另外,其余学校也有相应的专业特色课程,如湖南师范大学的《天体观测》和长春师范学院的《地球与宇宙》。
[学 校\&特 色 课 程\&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地理学》《交通地理学》《乡土地理》《GPS原理与应用》《地表水热平衡》《流域管理》《数字地面模型》《微波遥感》《遥感影像地学分析》《海洋遥感》《3S综合实习》\&华东师范大学\&《河口与海岸》《现代沉积学》《环境考古》《最新地理文献阅读》《软件工程与GIS设计》\&东北师范大学\&《湿地科学》《地理科学进展》\&四川师范大学\&《灾害学原理与减灾》\&湖南师范大学\&《天体观测》《城市气候学》《矿产资源学》《湖南地理》\&徐州师范大学\&《江苏地理》《海洋学》《工业地理学》\&长春师范学院\&《地球与宇宙》《可持续发展研究》\&宁波大学\&无\&安庆师范学院\&《地理调查研究方法》\&][地理科学专业特色课程][表2]
三、教师教育类课程
教师教育类课程是师范院校的特色课程,也是培养师范生职业能力以及职业意识的主要途径。从表3可以看出,所有学校均开设教育、心理和教育技术方面的教育基础课程。与地理专业相关的课程主要包括地理教学、地理教材、地理课程方面的课程,如《地理教学论》、《中学地理教学分析》、《地理新课程研究》等。各学校都有教师教育类的特色课程。如北京师范大学的《高中必修课程模块研究》、《高中选修课程模块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的《管理学》、《国外地理教育》;东北师范大学开设的教师教育类课程较多,而且比较有特色,如《地理教育研究方法》、《地理直观教学》;长春师范学院的教育课程开设较为全面且独具特色,如《地理三板教学》、《中学地理活动设计》、《中学地理习题解答》、《中学地理教研论文写作》,笔者认为这对培养大学毕业后的地理教师有很大帮助;而安庆师范学院的《中学地理科技活动》是其它学校都没有开设的,值得借鉴。
一、合理分组分工,变“随意”为“有序”
在科学课中,分组实验是一种常见的教学形式,也是教师充分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充分地展现学生能力,反映学生思维发展水平,进行双向互动的一种教学活动。但分组的不合理使实验成效大打折扣。很多科学教师实验时采用的是按座位自由分组,座位相近的同学组成一个组,或4人或6人,器材不够的时候可能小组的人数更多。上学期某老师上《纸的研究》,实验时教室里热热闹闹,气氛热烈,但仔细一看,有的同学确实在认真实验,可有的同学拿着纸“研究”起了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还有的同学已经趴到其他小组桌上去了……为什么会如此呢?我认为首要原因是实验分组和分工出了问题。不合理的分组、分工导致了实验效率的低下。我认为,实验组成员不能依座位而定,应充分考虑学生的兴趣和性格等特点。1.合理分组自主性是小学生科学实验的首要特征,也体现在小组合作实验中。要体现每位学生的自主性,就要让学生按不同的兴趣,合理分组。但学生因年龄所限,不能像成人一样理性分组。学生根据个人喜好选择队友,往往会出现“强强联手”和部分学生“没人要”的现象。教师这时应发挥主导作用,把小组成员进行适当调整。要让学生明天如何分组是实验前首先要考虑的问题。首先小组人数不宜过多,以4~6人为宜。不同年级、不同合作内容,所需人数也不一样。三、四年级的合作一般为较简单,如《空气的性质》《研究土壤》《神奇的水》等活动,一小组4人即可,人数太多将会不利于学生间的交流和个人才能的充分展示。而高年级的合作内容趋于复杂,如《养蚕》《摆的研究》《搭支架》等,一小组可安排6人,人数太少也不利于活动的开展。其次,合理分组,能确保各小组水平相对均衡,为实验中分工做好准备,这是保证实验顺利开展的前提。2.分工合作光有分组还不够,要想实验顺利开展还要进行合理分工。学生因年龄所限,分工容易杂乱无序,这时教师应给予适当的指导,让学生掌握小组合作分工技巧。例如,五年级下册“形状与结构”单元,《搭支架》《造房子》是两个连续的合作活动。学生提出四人小组人太少了,有点忙不过来。于是我安排6人一组。教师先对各小组要完成的任务做出布置,再将各项任务划分给不同的责任人,接着负责人进行一定的指导和培训。人人在小组中都有事可干,并对自己从事的任务负责。大家在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协助小组其他同学。每位组员的价值都得到了体现,使小组合作学习变得更加有序高效。对于五、六年级的同学,因为有了自主意识和能动性,建议在小组中的角色经常交换,这样学生可以尝试实验中的不同角色,即使出现突发状况,活动也能顺利开展,还能激发学生的实验积极性和自信心。
二、掌握探究价值,变“要我做”为“我要做”
有些教师逢科学课必合作,其实是不需要的。教材中有些内容不适合合作,而应发挥学生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如三年级《寻找有生命的物体》一课,我曾让孩子们以小组为单位在校园中观察,但一堂课下来收效甚微。究其原因,孩子们因为年龄小,自控能力不足,脱离了教室的环境,就变得自由起来。因此根据老师要求认真观察的孩子很少,大多趁机玩起来,合作效果自然很差。另外这一内容没有开展小组合作的必要,完全可以自主学习。由此看来,合作的内容应有选择,必须是经过合作能有成效的,否则只是浪费时间和精力,反而养成依赖他人等不良的合作习惯。
三、完善实验设计,变“障碍”为“通途”
会计分析是会计的三个基本环节之一。无论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还是从实务工作的角度看,会计分析在会计学专业和财务管理专业学科体系中都属于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会计界对会计分析理论相关问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樊行健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会计分析理论的研究,提出了“财务经济分析”概念和相关理论,出版了《财务经济分析论纲》、《财务经济分析国际比较研究》和《上市公司财务经济分析理论与实证》等系列专著,极大地丰富了会计分析相关理论,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反响。
本刊专此约请樊教授、张先治教授撰文介绍会计分析相关理论,以飨读者。
《会计原理》告诉我们,会计是由会计核算、会计分析和会计检查三个环节组成的。会计核算是基础,会计分析是会计核算的继续与延伸,会计检查是会计核算的必要补充,三个环节是相互联系,紧密结合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五条的规定“会计机构、会计人员依照本法规定进行会计核算,实行会计监督。”会计具有核算与监督两大职能,其中会计核算与会计分析属于核算职能,会计检查属于监督职能。在此基础上,会计学科分别由专业会计核算(包括预算会计、企业会计等)、会计分析(经济活动分析、财务分析等)和会计检查(会计监督、审计学等)三个分支学科组成。
会计分析以会计核算信息为起点,以研究会计核算信息的相关性为手段,并以此得出评价结论。企业通过一系列的会计核算工作,可以提供以会计报表为主要资料的经济信息,但它还只能认为是反映企业经济活动的初始信息,因为经济活动及其结果是在大量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因此,我们需要通过会计分析对会计报表所提供的数据资料进行加工整理和研究评价,使它们成为对决策有用的高级信息。由此可见,会计核算是会计分析的基础,会计分析则是会计核算的继续与发展。
审计的结果是对会计报表的公允性表达意见。审计的基本目的是在某种程度上确保会计报表没有重大错误和故意或非故意的不规范处理。会计分析及其工具和技术是审计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错误和不规范处理对许多财务、经营和投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而对这些关系的分析有时能够揭示出其潜在的内涵。会计分析作为审计程序的一个部分,其运用在审计初期阶段经常最为有效,因为它经常能显示发生重大差错的环节,而这些环节通常正是审计希望予以特别关注的地方。而在审计的完成阶段,这些工具又能对会计报表整体的合理性作最后的检查。同时,这一分析也能迫使审计工作者依据经济和行业情况理解企业的经营及其经营业绩。总之,会计分析作为一个基本的审计工具是非常有用的。
由此可见,会计分析在整个会计学科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近年来,随着我国会计改革的不断深化,特别是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审计准则的出台与实施,会计核算(表现为狭义的会计学)、会计检查(主要表现为审计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唯独会计分析的改革与发展却踌躇不前,其学科建设处于弱势地位。
在我国高校传统的会计学专业课程体系中,主干课程长期以来由会计原理、部门会计核算、企业经济活动分析、企业财务组成,曾经称之为“老四门”,后来增加了审计学,则改称为“新五门”。
经济活动分析作为会计分析的延伸,当时在我国的理论教学和实际运用中受到了高教师生和实际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后,开始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从1952年起,我们学习前苏联经济活动分析方面的先进经验,引进了大量的图书资料,并在国营厂矿中结合具体情况,广泛地开展了经济活动分析工作。很快在改善和提高企业管理工作水平与保证全面均衡地完成国家计划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国重工业部所属部分生产企业从1954年开始推行召开经济活动分析会议的先进经验,取得了良好效果,以后则在各企业全面推广,并且已逐步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制度。例如重工业部某局在1955年召开了所属某厂的经济活动分析会议,检查分析了该厂1954年的经营工作情况。从报表数字看,该厂工作是有成绩的,已经全面完成了国家计划。但是经过会议的分析对比,特别是与同类企业比较,发现该厂许多经济技术指标不是先进的,并指出了该厂消耗定额高、产品成本高、生产损失大、劳动生产率低、资金周转慢等方面的问题,从而促使该厂在会后立即采取相应措施,使工作很快得到改进。
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在我国高校很早就开展了经济活动分析的教学科研工作。我国出版的第一本经济活动分析方面的教材是1952年由王立才同志翻译的前苏联沙洛莫维奇所著《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院校的会计专业都开设了“经济活动分析”课程。1957年,中国人民大学编著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教材,此书参照前苏联经济活动分析的成果,结合我国企业开展经济活动分析的实际情况进行了理论总结,对于形成我国自己的经济活动分析体系,发展我国经济活动分析教学科研工作,和指导企业开展经济活动分析实务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作为全国会计工作主管部门的财政部正式组织财经院校的专家学者统一编写经济活动分析教材的工作是从1980年开始的。财政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在20世纪80年代共三次组织教材编写组集体编写、并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试用教材。财政部教材编审委员会第四次统一组织编写经济活动分析教材是在1994年,当时在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范围内采取招标方式征集编写组成员,笔者当时作为湖南财经学院的教师认真撰写了标书参与投标,经专家匿名评审,有幸中标。此时正逢我国会计制度改革,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财务通则》1993年7月1日正式实施后,高校会计专业课程体系变化很大、内容亟待更新。因此,财政部统一组织会计专业教材编写工作暂时中止,其中也包括笔者中标的《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教材。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我国高校会计学科体系改革出现了新局面。企业经济活动分析作为会计专业主干课程之一,由于其传统的理论与实务已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存在着内容陈旧过时、分析方法单调等弊病,因此,也成为了改革中讨论的热点。许多高校认为经济活动分析与计划经济体制有着太多的联系,于是在会计专业课程计划中取消了该课程。至此,会计分析作为会计学科体系的一个重要分支,其继续存在与发展遇到了危机。
众所周知,溯源于会计分析的经济活动分析在我国经济建设中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作为经济管理中的计划、核算、分析三个环节之一,经济活动分析在总结经验、挖掘潜力的基础上为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更要求企业在经济大潮中洞察秋毫,知已知彼,因此,一刻也不能离开经济活动分析。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经济活动分析主要是为企业自身管理和国家宏观管理服务的话,那么,在市场经济时代,它还必须满足投资者、债权人和其他利益关系人的需要。在这方面,俄罗斯高校会计课程体系改革的做法值得我们参考。
前苏联高等院校的专业设置是由国家教育部统一编号定名的。有关会计方面的专业有“1737会计核算和经济活动分析专业”,“1739检查与监督专业”。前苏联高校改革在上世纪80年代时即已开始,他们在专业设置上一直主张宽口径、厚基础,为了加强会计的监督作用,将“1737专业”与“1739专业”合并为“0608会计核算、经济活动分析与监督”专业。前苏联解体后,“检查与监督”课程被“审计学”课程所取代,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遂将会计专业正式编号定名为“0605会计核算、经济活动分析与审计”,全面反映了会计学三个分支学科的内容,体现了较宽的专业知识面,受到学校师生和用人单位的欢迎。俄罗斯会计学界一贯重视经济活动分析的理论与实务,在其会计课程体系改革中仍将此内容保留并予以更新改造,这也是俄罗斯会计专业教育的传统特色。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我们从西方国家引进了财务分析(或财务报表分析)课程,这本来可以作为一个改革创新经济活动分析和巩固发展会计分析学科地位的良好契机。但是,在大多数高校中,财务分析是作为财务管理专业的主干课程来开设的,对会计学专业来说,或者将其只列作一门选修课,或者只在财务管理课程中加列一章财务分析的内容。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值得探讨的。一是财务分析与经济活动分析从实质上都来源于会计分析;二是经济活动分析包含财务分析,通过在新形势下研究财务分析,对于探索重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活动分析学科是非常有意义的。
财务分析作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始于19世纪的美国,企业偿债能力分析和企业盈利能力分析从一开始就是财务分析的主要内容。今天,当经济活动分析的继续发展遇到困难时,我国会计界自然就注重对财务分析的研究与应用。我们认为,这不是对经济活动分析的否定,而是一种螺旋式上升,即通过在新形势下研究财务分析,以更新改造经济活动分析的传统内容。在西方国家会计界,有着较为完整的财务分析理论,这对我们的研究工作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它们是以成熟的资本市场环境为研究背景的,我国市场经济尚不完善,照抄照搬是无济于事的。更何况西方国家的财务分析也存在体系混乱等问题,受其影响,国内出版的财务分析教材的体系也是多种多样,各自为政,很难规范。由此可见,无论是经济活动分析,还是财务分析都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研究空间。
传统的经济活动分析包括生产分析、成本分析和财务分析等三部分,其优点是内容全面,能对整个生产经营过程展开分析,其缺点是各部分互相孤立、彼此分离的,是一种重点不突出的板块式结构,财务分析则主要对财务报表所提供的会计核算资料展开分析,其内容包括以偿债能力分析为主的财务状况分析和以盈利能力分析为主的财务成果分析,它的长处是突出了财务能力分析和现金流量分析,这是新时期企业财务管理的主要目标,不足之处是没有与生产经营过程相联系,不能对财务指标作因素分析。我们的研究思路是将会计的国际化与国家特色相结合,在探讨新学科体系的内容框架时,应将上述二者取长补短,相互结合。一方面,以财务分析为主;另一方面,把生产分析和成本分析作为影响财务指标变动的原因来展开分析。这样,形式上保留了经济活动分析的三大部分内容,实质上是变板块式结构为逻辑式结构,突出了财务分析的主角地位。为了体现以财务分析为中心,此时拟将二者合并称作“财务经济分析”。它是以经济核算信息为起点,以财务资金分析和财务能力分析为中心,并运用专门方法和指标体系评价生产经营过程诸要素对财务活动的影响,借以考核企业过去业绩,评估目前财务状况和预测未来发展趋势。
“二元土地市场”的形成
随着城镇建设的加快,建设用地的不当扩张近年来也日益严重,大量农田耕地被低效率地占用,一些地方存在新一轮的“圈地”,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土地既是人类生存的环境空间,也是重要的生产资料。既具有自然特性也具有经济特性。因此现代社会中政府都对土地配置进行了广泛的干预。我国政府也对土地的使用和配置进行了严格的管理,但与大多数国家政府对土地干预方式不同的是,我国政府对土地使用和配置的管理和干预是建立在土地资源城乡“二元”分割的管理基础之上的。
一方面,城镇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国家,不可以流动、转让,但除了部分政府拨划土地之外,城镇土地的使用权则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转让和租售,形成城镇土地使用权市场;另一方面,农村农用土地所有权则属于农村集体组织,国家规定农村集体范围内的农民都享有对农村土地的承包权,同时国家也鼓励土地承包权的转让,从而形成农村土地承包权转让市场。按照国家土地法的规定,农村土地与城镇建设用地之间是不可以自由转化的,城镇的土地使用权市场与农村的土地承包权转让市场是分割的。两类土地之间的转化需要经过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的审批。
这种城乡“二元”分割土地管理制度的形成,一方面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历史上形成的;另一方面也有现实的考量。其一,保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是对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考量。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农村地区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作为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在一定意义上隐含着对农民劳动就业和基本生活权利的保障,国家希望通过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农户承包来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压力和减轻贫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的压力。其二,城乡土地市场“二元”管理也是国家粮食或农业安全的需要。我国属于人口稠密的国家,可利用的土地、特别是可耕地少,人均耕地面积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为了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也必须要保护可耕地面积。
“二元土地市场”利益级差
城乡分割的“二元土地市场”,形成了城镇建设用地与农村农用土地之间巨大的利益级差,特别是在城乡结合部。“二元土地市场”的利益级差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土地产出价值级差。农用土地与城镇建设用地,在使用价值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别。农用土地的价值除了为农业生产提供空间外,更具有直接参与农业生产的作用,土地的肥力是决定农用土地产出的关键;而城镇建设用地一般不能够发挥直接的生产功能,位置是决定土地价值的关键。
尽管在土地上的投资都能增加土地的价值,但农用土地与城镇建设用地,投资增值的方式和过程是不同的。农用土地上的肥力投资只能改善土地本身的肥力价值;而建设用地的投资则具有强烈的外部效应,由于工商业强烈的聚集效应,周围土地上工商业建设投资的增加,会大大提升所在土地地块的价值,所在地块的投资也会大大提升周围土地地块的价值。
(二)土地社会功能负担级差。土地不仅具有工农业生产功能,还承担着一系列的社会功能。在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中,城镇建设用地与农村农用土地承担着不同的社会功能。根据土地管理法,建设用地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就是保障城镇工商业的繁荣和城镇居民生活和居住;而农用地承担着两项重要的社会功能,即保障农村居民基本生活、就业权利与国家农业安全。在当前城乡差别较大的情况下,很显然两类土地所担负的社会功能也存在较大的级差。农村土地承担了更多具有外部性的社会功能,正是因为农用地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粘附作用,才不至于对城镇就业造成更大压力,也正是农村稳定廉价的农业产品生产和销售才保证了城镇人口农产品消费不受威胁。
(三)土地税费负担级差。在农村地区,由于无法对农民家庭经营的实际产出进行评估,所以农业税的征收多以农牧业生产的土地面积作为标准,并且加以固定,这就使得农业税成为实际上的农用土地税;而在农村地区,由于劳动力过剩,土地对于农业产出的贡献极其微小甚至表现为负,所以对农用地哪怕是很轻微的税收征缴也意味着极高的税收负担。
而对城镇建设用地而言,土地上的产出是全部工商业活动,根据我国税收制度,工商业活动所交纳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税种的计税方式都是按照产出或收入而不是按照土地使用面积进行的。所以这些税收都与土地面积的使用无关。真正因为土地使用而负担的,只有四种类型的税费: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而这四种税的征收比率很低,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建设用地税费属于地方税种,地方政府总倾向于执行更低的土地税费标准。所以,从税费负担比较,可以很清晰地看出,两类土地所承担的税费负担不合理,农用地比城镇建设用地承担了过高的税费负担。
(四)土地利益分享级差。尽管土地管理法规定,城镇用地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农用地的所有权属于农村集体,但是土地利益的分享并没有与所有权的形式保持一致。
从土地负担角度看,农村土地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吸纳和对粮食产出安全的贡献都是针对国家总体利益的,不会或很少对农村集体或地方城镇构成影响;但从税费收入分享的角度看,尽管国家是城镇土地的所有者,但是全部与建设用地有关的税收都属于地方税种,由地方支配,建设用地带来的土地上工商业繁荣的利益也是属于地方城镇的。在以gdp作为衡量地方官员政绩的考核机制下,农用土地的使用很显然对地方利益是一种负担,而建设用地的使用对地方利益则是一种提升。
批转租金与土地流失
农用土地承担了过高的社会功能和税收负担,使得农用土地使用中的内部成本大大高于城镇建设用地。
城镇建设用地使用的内部收益高于农用土地的使用,这意味着农业用地向城镇建设用地的转化有利可图,因为国家对建设用地与农用地实行二元管理方式,那么土地在两种管理体制之间的转换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租金空间。
在我国的土地审批制度中,土地转换审批管理权力是分散的。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4条、第45条,只有涉及省级和国家级的大型建设项目中农用地的转用才由国务院审批,其他农用地转用均可由各级地方政府审批。土地转换租金空间的设置是保证全国就业市场稳定与农产品消费安全的需要。但是土地转换租金的控制权却属于中央和地方共同享有,地方享有更大的租金控制权。各级地方政府代表的都是各级地方利益,这导致了各级地方政府在追求地方发展的过程中,都愿意扩大农用地向建设用地的转化。更为严重的是,一些掌握土地审批权的官员,也尽可能地利用土地转化的审批从地产开发企业手中捞取腐败收入。
结论与对策
我国草地面积约4亿hm2,占世界草地面积的12.5%,占国土面积的41.7%,是我国耕地面积的3倍多[3]。草地资源是我国重要的国土资源,是维持食物安全和改善膳食结构的重要物质财富,是维持国家生态安全的主要阵地。当前我国草地环境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1草地生产力低下
我国草原牧草平均产量不足450kg?hm-2,其中优良牧草比重不足20%,灌丛化趋势增加,小半灌木+杂类草>禾草+豆科牧草。天然草地的家畜承载能力十分有限,饲草供给能力差,在正常气候条件下仅能保障夏季的家畜放牧性饲草供应。而在退牧、禁牧的国家政策下,传统自由放牧正在转向舍饲、半舍饲,以及全年放牧到季节性放牧的转变。因此,草地生产力低和可收获性差就成为今后限制我国草地畜牧业发展的短板和瓶颈。另一方面,人工草地保有面积小。我国严格意义上的多年生人工草地的实际保有面积不足33.3万hm2,占全部草地面积的比例不到0.1%,造成冬季饲草储备不足,严重缺乏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1.2生态系统稳定性差
草地生态系统稳定性差是我国草地畜牧业面临的另一突出问题。主要体现在:牧草产量年度波动大、生物多样性降低、功能类群计量关系失衡和难以以草定畜。牧草产量年变化率一般在30%~80%,优良牧草年变化率高达60%~180%。中科院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站1979-2010年监测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封育30年、保护最为完好的羊草(Leymuschinensis)草原,其牧草产量年变化率也高达36%。夏季干旱是当前影响草地生产稳定性最主要的自然灾害类型。
1.3土壤固持能力减退
随着过去10年西部大开发“退牧还草”和“围封转移”战略的实施,我国草地生态环境趋于好转。但必须看到,这种恢复仅是植被结构与功能的部分恢复。例如,植被覆盖度和高度有所提高,但产量依然低下,以先锋植物和一、二年生杂类草为主,而生物多样性未有改善,生态系统整体功能依然未有根本改观。就草地生态系统功能的主体土壤系统而言,天然草地土壤贫瘠、沙化依然严重,地下生产力低下;土壤有机碳贮量整体没有明显变化,而土壤N库则整体继续下降,有效P养分供应明显不足;植物根系进一步表层化,细根比重增加,死亡周转加快。研究表明,土壤固持能力的恢复尚需要30~50年的时间。
2世界草地科学的新理念与新趋势
占世界陆地面积52.2%的草地生态系统是物质生产和生态服务最主要的陆地生物圈与人类活动圈,对于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无论是现代草地生态学的发展趋势,还是全球环境问题和中国的现实状况,都要求草地生态学研究与草地畜牧业实践都要在可持续性科学的大框架下继续发展,即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不断提高草地的物质生产和生态系统服务能力。人类要想获得更广阔的可持续发展空间,必须树立人工生态设计和定向干预的理念,而不能一味被动地适应自然[4,5]。因此,无论是健康的、还是退化的草地生态系统,“进一步提高草地生产力,维持草地稳定性和提升草地固持能力”是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科学命题。
2.1草地生产力调控
生态系统中存在着各种计量关系。例如,生命物质的化学生态计量比、土壤C/N比与机械组成比、植物根冠比、植物功能群组成比,乃至整个区域的土地利用类型比、畜牧业的草畜比等等。生态系统调控的实质就是对上述各种计量关系进行调整。当前,草地生产力调控研究的重点是:如何提高牧草的总产量?如何增加优良牧草比重?以及如何增强草地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长期以来,“围栏封育,依靠自然力恢复”一直是全世界普遍采用的一种恢复退化草地和提高草地生产力的技术措施[6]。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长期封育的草地,其生产力提高的幅度不到其最大潜力的46%,主要是由于植物萌发受到阻碍并导致植被更新困难等[7]。由于缺少动物采食,生态系统物200质循环和自我调节功能丧失。此外,其恢复速度缓慢,容易产生火灾,浪费生物量[8,9]。面对当前全球人口不断增长和社会物质产品需求的压力,这样的生产力调控方式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因此,亟待寻求高度人工设计和定向干预的草地生产力调控途径[10]。草地施肥的效果是毋庸置疑的,在30kg?hm-2的施N强度下,牧草产量通常可以提高30%~80%[11]。国内外研究结果均表明,长期少量施N可以显着增加禾本科优良牧草的比例,能够定向调控植物群落的植物功能群组成,主要是由于不同植物具有不同的N素利用效率和响应对策[12,13],以及提高优良牧草(例如羊草)的结实率。天然草地大面积施肥的可行性一直受到学术界和管理人员的高度质疑,主要是经济上的投入-产出比和实际操作的可行性。基础割草场的雨季施肥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草地生产力调控途径,其在冬季雪灾年份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经济效益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外都极其有限。通过浅耕翻、松土补播优良牧草,能够显着增加天然草地中优良牧草的比例。然而,在草地改良中其效果往往不理想,主要是由于实施的经营理念和技术细节上的问题。目前,国际上提出了适应性草地管理的科学概念[14],并进一步提出了将精准农业的发展思路引入到天然草地管理、退化草地恢复和草地生产力调控的实践中[9]。长期以来,国际上一直将草地灌丛化作为草地退化或荒漠化的一种类型。当前在全球变化背景下,需要对灌丛的生态系统功能重新加以认识。由于灌丛地下根系生物量大,木质素含量高,具有超强的固碳功能;另一方面,灌丛类多属于固N植物,根系深、吸收地下深层水能力强,在严重干旱年份仍然能够保持一定的地上生产力。在冬季大雪年份,由于其地上部高大,大部分枝条能够露出,可解决家畜的急需。在美国长期以来,一直通过保持一定比例的灌木、半灌木种类来增强草地抵御冬季雪灾的能力,特别是对于野生动物[15]。人工和半人工草地是生产力提升的主体。在我国农牧交错区发展人工草地、加强全年饲草储备,可以极大地缓解天然草地应对自然灾害(干旱、雪、沙尘暴)的饲草供应压力,发展高效优质的集约化草地畜牧业[1]。通过在不同区域建立国家战略饲草贮备基地,进行区域间、不同季节间饲草调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草地应对灾害气候和全球变化的能力[16]。在灌溉、施肥、田间管理等集约措施下,其牧草生产能力能够超过温带天然草原[9]。在当前科技手段和综合国力明显强盛的情况下,在半干旱区大规模调水工程实施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因此需要在传统经营理念的基础上,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草地发展思维。由于全球人口的激增,对食物的需求将在未来50年翻番,这对食物生产和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将形成严峻挑战[17]。从被动适应和改善自然到主动的人工生态系统设计,是实现可持续性生物圈、增加地球承载力的必由之路[5]。通过人工设计,形成具有结构完善、功能稳定、信息完整及调控有效的生态系统,保证系统的健康运行和良好发展并不断调整使之日臻完善[18]。应用人工生态设计的原理与方法,进行生态-生产功能区优化布局是实现区域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途径[19]。当前的发展趋势是通过大量的野外控制实验,研究高度人工设计和定向干预的草地生产力调控途径,为草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具体的研究实例,丰富其理论基础、完善其理论框架。
2.2草地生态系统稳定性维持
生态系统稳定性主要通过对其物质生产和生态服务功能的时间和空间格局与过程的波动程度来考察。就草地生态系统而言,主要是考察地上净初级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的季节变化和年度变化,以及群落之间、地域间以及区域间随气候和环境要素变化的波动程度和稳定性[20]。由于物种与功能群之间存在着补偿效应,乃至群落之间、地域间以及区域间通过人为调控可以形成的补偿性,构成了草地的稳定性维持机制[21]。生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生产力及其稳定性具有正效应的机制归纳为互补效应和选择效应,其中,互补效应包括生态位分化和互利效应[22];将多样性导致稳定性机制归结于平均效应、负协方差效应和保险效应[23]。国内外研究均表明,草地生物多样性导致群落的稳定性[23~25]。长期封育的草地将导致生物多样性的下降[24]。长期少量施N会导致植物丰富度的损失,使净初级生产力的年度波动增加[13,26]。放牧、刈割、火烧和少量施N能够定向调控草地生态系统的物种组成与功能类群计量关系[11]。土壤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稳定性维持的根本。目前,对保持稳定性的草地地下生态学过程及其调控途径尚不清楚,其长期被作为一个“黑箱”来对待。土壤中生活着大量的微生物,大约只有1%的土壤微生物是可以分离培养的。对于土壤中C和N转化微生物功能类群多样性仅具有初步了解,而对于完整的土壤生物链、营养级构成及其多样性特征基本上一无所知[27,28]。草地土壤动物在稳定性维持中的作用相当关键,但这方面的研究开展极少[2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