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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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意识形态范文第1篇
制度的定义、作用及变迁机理
马克思是最早研究经济制度的学者之一,他明确提出:凡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制度就是有效的制度,它能对经济发展起着十分重大的积极作用。而另一方面,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制度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科斯也指出: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情况下,制度安排不仅对分配有影响,而且对资源的配置以及产出的构成都将产生影响;不同的制度安排会产生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也将对产出产生影响,人们需要在不同的制度之间进行选择。虽然马克思与诺思等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不同,目的不同,时代背景也各异,但是他们都认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技术(生产力)和制度(生产关系)共同决定了一个社会的经济实绩。
诺思从人类分工及专业化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制度的产生过程,他认为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能够节约生产成本,但是随着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边际生产成本的降低幅度逐渐递减,这种成本的节约,会被由于信息不完备和市场中的机会主义倾向所带来的边际交易成本的逐渐增加所抵销。因此,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就需要建立一套能够规范和约束人们的交易行为的制度,从而降低由于市场信息不完备性和市场中机会主义行为所导致的交易成本。无论是正式的规则,还是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非正式规范,其变迁是否有效,取决于它们是否降低了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降低可被视为是制度创新所带来利润,但这些潜在的利润无法在现有的制度安排结构内实现,因而在原有制度安排下的某些人为了获取潜在利润,就会率先来克服这些障碍,从而导致了一种新的制度安排。
信用制度的组成部分
从制度的定义我们可知,制度实质上就是人与人之间发生经济关系、进行交易活动的某种特定方式,也就是行为规则。其形式既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那么信用制度就可以定义为与信用相关的人与人之间发生经济关系、进行交易活动的行为规则。由此定义出发,我们可以发现与信用相关的各项法律法规、实施条例、契约、操作机构、道德习俗、意识形态都被纳入到信用制度的范畴中来。这个定义的内涵远大于通常意义上以信用法律法规及体系结构为主体的范畴。参照新制度经济学派对制度的划分,也可将信用制度划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1)信用法律:由国家政权的,宪法、经济法中关于信用的相关条款及专门针对信用问题的信用法。信用法律规定了信用活动所必须严格遵守的基本原则与规则,其他任何规则都不得与其相抵触,是信用制度的最高层次。
(2)信用条例:由经济实体或组织制定的信用相关规定及条例。例如由中央银行、各商业银行、信用协会、信用中介等机构的指导其管理与经营行为的信用规定。
(3)信用文化:与信用相关的道德风俗、意识形态、价值观等非正式约束。信用文化不同于法律、条例等正式约束,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无明确的条文及强制力量而是通过舆论、集体价值取向、道德评判等方式来规范信用活动。
(4)信用执行机构:保证与信用相关的各项约束可被执行的组织。信用执行机构可分为强制执行机构与非强制执行机构两种。
信用制度的变迁过程及影响因素
以科斯、诺思为首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已明确指出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与变迁收益,即变迁所带来的交易成本的降低。但是变迁自身也需要成本,变迁最后能否成功,就取决于变迁所带来的收益是否大于成本。这可看作是制度变迁所需遵循的基本规律。
1.信用法律
信用法律是信用制度的最高层次。发达国家都有针对信用颁布的详尽法律,而我国的信用法律却还处于缺位状态。回顾发达国家信用法律产生的历史,其的时机,都是信用交易额猛增、各种信用工具被广泛使用时,社会各相关方面对国会适时出台信用管理相关法律提出了强烈要求,于是政府开始着手制订。
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美英等发达国家,在他们信用法律的70年代,我国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经济水平迅速提高,信用在经济活动中的应用逐渐加强,信用交易额猛增,由此极大促进了经济发展。但由于缺乏信用法律,信用活动得不到规范,导致信用秩序混乱恶化,在企业信用上出现了“三角债”、拖欠银行贷款等问题,在个人信用上个人消费信贷迟迟无法发展,不仅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并开始威胁到宏观经济的稳定。这种情况已迫切需要出台一部信用法律,以规范各类信用活动,降低信用活动中的交易成本,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
潜在收益为信用法律的产生提供了动力,但要使信用法律真正得到颁布实施,这动力还必须足够大,以补偿信用法律产生的成本。从表面层次看,信用法律的成本只是制订法律过程所需付出的劳动成本,但实际上这成本只是次要的,信用法律的主要成本是克服来自既得利益者的阻力所需付出的成本。混乱的信用秩序虽然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但必然也会为部分组织或个人带来利益,与信用问题相对应,在我国当前信用状态下最主要的既得利益者可划分为三类:拖欠银行贷款的企业;拖欠其他企业款项的企业;拥有大量坏账、竞争力薄弱的银行。除这三类主要既得利益者外,还有恶意商业欺诈者等依靠信用法律缺失而牟取利益的组织或个人。
2.信用条例
信用条例由于并非国家政权颁布,通常也不由国家政权来强制执行,因此其层次低于信用法律,是作为信用法律的补充而存在,以更详尽且更具针对性的条款、更狭窄的适用范围来弥补法律的不足。根据信用条例组织的类型,可将信用条例划分为银行类与非银行类。
银行信用条例由银行行业协会、指导机构或银行自身制订,用以规范银行及其客户在信用活动中的行为。银行信用条例对内应做到防范业务过程中的各种风险,通过相关组织机构、业务流程、岗位职责等,对各职能部门及员工的业务活动进行风险监控和相互制约。非银行信用条例的制订者主要有地方政府、各生产经营组织、信用中介机构等。其制订条例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其在信用活动中的利益及其内部的正常信用秩序。
信用条例因为缺乏足够强制性,因而其制度变迁成本只以制订、推行制度所需付出的信息成本、组织成本为主,这一点明显区别于信用法律。
3.信用文化
信用文化包括与信用相关的道德风俗、意识形态、价值观等非正式约束。信用文化往往起着不逊于信用法律的作用,可有效降低信用法律的执行成本。诺思提出,意识形态对信用法律等正式约束是一个决定因素:“信仰结构通过制度——正式和非正式规则——转化为社会经济结构”,甚至“有效率的政策如果被认为是不公平的,那么将产生政治上的反映,使得(有效率的)改革停止或倒退。”
信用文化这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也遵循意识形态的特征与发展规律。信用文化直接以一种“信用观”的方式指导人们的决策行为,其目的是在于节省人们为保证交易公平所付出的信息费用。信用文化为达到其保护交易公平的目的,所凭借的机制是维护契约的完备性,只是信用文化是通过意识形态、道德伦理、风俗习惯等成本较低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而非详细指定书面契约文本。
在相同的外界条件下,信用文化对不同交易者的约束力不同,这种约束力又会转化为交易者对信用文化的虔诚,即对信用文化对自己及他人的约束能力的信赖。这种信赖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接受社会价值观的过程中,通过自我的不断归纳与吸收形成的。所以个人信用文化来源于社会信用文化,但社会信用文化又是由个人信用文化所组成的,两者间是个体与总体间相互影响的关系,这种关系既是循环,又是反馈。通过这种循环反馈的机制,个体信用文化与总体信用文化会趋向于统一。简而言之,讲究诚信的个人信用文化不会形成失信的社会信用文化,而失信的社会信用文化也基本无法培育出诚信的个人信用文化。
从具体层次来说,信用文化的构建需要从伦理道德、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理想信念等方面来构建。
4.信用执行机构
前面已经指出信用执行机构可分为两种:强制执行机构与非强制执行机构,是分别与信用法律与信用制度相对应的。
法律的意识形态范文第2篇
无庸赘言，经济，从来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单纯的经济问题。经济作为一切利益的根本，决定了它必然与政治、文化等种种问题相互纠缠。历史上，解决经济利益最常用的手段是政治，尤其是武力政治。其结果，往往极大地破坏经济，为任何一方所不愿。毕竟，无产者失去的，只能是锁链。由此产生了GATT，继而WTO，所期望的，正是通过法律体制，给全球资源的开发和经济利益的分配带来和平。如果说，人权突破的，是国家的政治，WTO法律突破的，则是国家的经济。
WTO法律体制有可能为世界资源的开发和经济利益的分配找到和平的出路，因为法律制度作为民主的基础，为人们所共同接受。中美之间意识形态最主要的对立，表面是民主，实质是法治。因为民主的形式多种多样，但民主的核心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法律制度。非选举制、三权分离国家不一定非民主。但非法治国家则不可能民主。美国利益集团关心中国法治，因为法治为突破中国经济铺平道路。美国民众关心中国法治，因为他们相信法治保障生命、自由和财产。选举制国家中，利益集团操纵意识形态，必须首先操纵民众的认识。指责中国缺乏法治，是博取民众广泛认同的捷径。而缺乏法治的证据之一，是完全用政治代替法律。
我们一直认为“在权利与义务基本平衡的基础上加入WTO”，因此，纺织品国际贸易受挫，要么是我们利益平衡的结果，要么是其它成员对规则的滥用。如果是前者，平静面对其它成员的贸易限制是正确的态度。如果是后者，利用法律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是应当采取的行动。采用法律手段可能因意识形态因素而影响政治、文化和其它经济领域的正常往来，但任凭其它成员对中国纺织品特别保障措施条款的滥用，则可能成为我们对WTO法律体制缺乏信任的标志。国际事务中完全相信法律是幼稚的，但WTO体制下表现出对法律的不信任则是危险的，尤其是在利益集团企图操纵意识形态的情况之下。民众以法律理性看待欧美WTO诉讼，因为他们不怀疑这两个诉讼主体实行的法律制度。如果我们怀疑WTO的法律体制，完全用政治方式代替法律途径，就将很难期望我们的行为不被误解，民众的意识形态不被利益集团所操纵。由此看来，即使短期之内，中国与其它WTO成员之间的WTO诉讼，会因民众的泛意识形态思想，而影响到中国与这些成员政治、文化和经济的正常交往，只有在不断启动WTO法律程序的过程之中，我们才有可能树立一个法治的国际形象，最终去意识形态化，恢复民众，包括WTO“法庭”的仲裁者，对中国与其它WTO成员贸易纠纷的平常心态。
法律的意识形态范文第3篇
首先，法律不断细分，急剧增多。
法律体系由不同的具体法律构成，规范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力量。各部法律，都置于宪法之下，受宪法的统帅，其精神与宪法相通、一脉相承，其条文是宪法精神的具体体现，是对宪法的演绎。宪法居于最高的等次。宪法下面有民法、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法律，这是第二等次的法律。在第二等次法律下面，还有第三等次的法律。比如，民法下面有合同法、侵权法、物权法、知识产权法、婚姻家庭法等。法律的层级不只三个等次，还会有或将会有更多的等次，比如婚姻家庭法下面还有继承法。在层级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同时也在继续着法律的细分，法律越来越多，单部法律调整的对象越来越窄。
正是由于法律的不断细分，逐渐深入，才构成了法律的庞大体系。法律的这一发展趋势，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作为反映社会现实和反过来规范社会现实的法律，是一面镜子，既照出了社会的影子，也将法律的光芒投射到社会之中。社会在细分，法律必然细分。
其次，要明确回答这样的问题，法律是一个独立的存在，还是一个依附性的存在。
在很多人的意识里，认为，法律是社会中的独立存在力量。这是一个工具和人的关系问题。孤独的工具有力量吗？
法律依附于社会人群，依附于社会力量。法律依附于不同的个人和组织上，并通过这些组织和个人的行为，反映出来它们的力量。就象一部闲置着的机器，是没有任何作用和力量的。如果让它依附于工厂和工人，让它运转起来，这部机器就产生作用了。这部机器发挥作用，是由于它和人的结合的结果，是人使用它的结果。法律就象这部机器，不是独立的存在物，闲置起来是没有任何力量的，只有当被社会人群认同、遵守和运用，它才会产生伟大的作用。
从来没有哪一部法律可以自己发挥作用，从来没有哪一个组织或者一个自然人被称为法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组织或者一个自然人在运用法律，或者受到这种运用行为的制约。可以明确，法律只是一种依附物，不是独立的现实力量。法律是意识形态，是精神成果。精神成果如果只停留在精神形态上，是没有现实力量的。只有等到这种精神成果被某个组织或者某个自然人运用的时候，它才能和这个组织或者自然人一起成为现实的力量，才能产生效果，我们才能感觉这种影响。所以，只有法律这种依附物被一种主体运用的时候，依附在这些主体上的时候，才能产生力量。
法律不是主体，而是客体。主体只能是个人或者组织。法律不是主体，是为主体认识、遵守和应用的客体。只是这种客体是意识形态的，是精神性的存在，这种精神性的存在，只有通过人或者组织，才能变成现实的力量。
法律的意识形态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学生;法律意识;提高策略
法律意识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表现，法律意识是表现在公民对权利和义务的认识，也是对法律的了解掌握，从本质的角度出发，法律意识是用法律法规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举止，这种法律意识是作为行为模式的观念性要素。在当代的法律法规中，法律的可行性和使用程度都有着严峻的考验，公民对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认识是否符合当代法治建设国家，对法律法规是否有着系统的认识都十分重要。在生活中我们要具备一定的基本法律知识的，要将法律知识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将法律意识从最外在的条件逐渐转化成规范模式，正确树立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可成为指导人们我们行为的支配要素。
一、中学生提高法律意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每一位公民都需要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高中生处于青春期，思想行为上表现得更加自我，法律问题逐渐显露，高中生违法犯罪的行为也比较突出，我国刑事犯罪中，未成年人犯罪达到70%，处于高中年龄段的占到其中的70%以上。由此可见，高中生法律意识的提升势在必行。中学阶段是处于人生阶段与教育阶段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引导阶段，决定了中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趋向问题，中学生法律意识程度的好坏是可以直接影响国家和整个法治国家的法律水平的，也会直接到影响国家法律体系，而且也关系着法治国家的建设是否能够顺利完成。在中学阶段，中学生能认识到自身法律意识存在的问题是对价值观的有力塑造，这对提升法律意识水平也是有利的。在事物发生变化时，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最为重要的，也是中学生发自内心深处对法律意识的认识，所以中学生有必要重视法律意识带来的重要性。
二、提高中学生法律意识的具体途径
结合现代中学生的法律意识来看，要强调对法律的深入和学习，将结合现实生活中的价值观适当的运用法律意识来引导自己，法律知识的普及可以更好的让我们从情感上建起对法律意识的认同，构建起理性的法律意识。
(一)提高善良意识
在现代的中学生中，很多都视“与人为善”为儿戏的大有人在，在他们眼中“言而无信”只是个人承诺兑现问题，是一种不讲诚信的行为，跟法律知识毫无关系，这一点是与我国弘扬的善良意识是相违背背离的，对于这种认识，大有人在，说明了这种法律意识上的盲点，这也会导致学生的行为失去规范，从而引起事端。在我国民法中，善良意识是体现人性的前提条件，在法律条文规定中“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是两个不可分离的内容，简单来说，作为一名中学生要学会诚实守信，不要肆意侵犯他人的合法利益，这也是基本遵守了法律法规理念的。当然，这种人性法则的理念根植在中国人的思维中，不属于西方国家的舶来品，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需要良知，良知中蕴含着善良意识，这也是一种基本的法律常识。
(二)提高程序意识
有相关研究专家学者指出，法治的主要核心就是程序，程序一旦不能规范化，就会导致程序崩溃，当然，法治水平的高低是在于程序化的规范程度，如何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首要步骤就是规范程序化，提升程序意识，然而这种程序意识也是要从青少年抓起，我们不能将思维控制在政治课堂上，在学习的同时，还要时刻引导自己做事都需要按照过程行事。例如，在进办公室之前应先喊报告，在学校有情况有事先请假，不能先斩后奏，往往是这种不规范的程序意识会导致法律意识的下降，同时这种程序意识还关系到人与人之间的尊重问题，作为中学生要更深刻的了解和理解程序意识的重要性，这是关乎到法律意识的提升问题，结合以上所述，还需要根据我们的实际生活情况来抓住意识重点。
三、结语
目前，我国全面构建法治社会，青少年是构建法治社会的新生力量，中学阶段是关系到整个国民教育的一大重点基地，法律意识的高低直接影响法治国家的建设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中学生要结合自身的实际生活情况，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并将其融入生活中时刻规范自己的行为，也为构建我国法治国家事业贡献一份贡献。
［参考文献］
［1］张瀚樱．浅论中学生法律权利意识的培养［J］．法制与社会，2016(36):189－190．
［2］张计彪．论思想政治课教学对中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J］．品牌，2015(2):252．
法律的意识形态范文第5篇
一、现行司法制度与法治中国要求的差距
（一）司法体制不完善
司法权地方化的问题由来已久，地方政府掌控着地方司法机关的人、财、物，司法机关常常受制于地方政府，在立案、审理和执行中经常受到来自行政权力的干扰和侵犯，在跨地区经济案件、重大刑事案件等表现尤甚。司法权力地方化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壮大，背离了司法为民的理念。即使在司法机关内部也无法做到真正独立，单一法官为列，在行使审判权的同时可能受到来自审委会、院分管领导、政法委、纪检部门的干涉，无法根据法律和事实作出独立的、理性的判断和决定，司法机关现行的内部管理体制与建立真正的司法责任还有很大的差距，需要漫长的成本、制度成本来调整与消化。
（二）司法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
权力如果不受到制约，就容易被滥用。我国现有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机制既有人大及常委会的监督、行政监督、舆论监督等监督形式，又有其自身的监督，应该说是比较系统全面的。但监督机制难免存在漏洞以及缺乏监督机构的具体落实，使得有的监督程序未能充分实施，司法监督机制的优点未能得到很好体现，例如在有些地方上级审判机关对下级审判机关实行审判监督，将着眼点放在了地方利益是否受到充分保护上，而不是法制的统一和法律的有效实施上。
（三）司法队伍素质不高
司法队伍整体素质比较低，具体表现为司法人员法律专业水平偏低，司法腐败问题严重。司法人员法律专业水平偏低的原因是与法学教育水平息息相关的，司法是一项高度专业性的工作，关系到人的生命、尊严与财产，在一段时间以来，大量未受到系统法学教育的人员进入司法队伍，使得这部分在职人员素质明显偏低。在司法实践中，案件多、人手少已经成为常态，司法人员受到再教育与培训的机会较少，边干边学固然可以增加工作经验，但对信念的养成、理论的提升作用较小，造成自身免疫力低下。同时实行司法考试以后，受到系统法学教育的人员加入到司法队伍，新进入司法队伍的人员一般是从学校门到机关门，面对社会生活各种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出现，缺乏一定的社会经验和职业素养。
二、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缺陷的原因
总体上来看，造成我国司法制度中存在缺陷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规则
中国的司法改革是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的条件下进行的。具体来说，现行司法制度基础既有宪法这一根本大法，又有三大诉讼法等基本法，还有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各个法律涉及司法体制内容基于司法体制内在要求而彼此关联，各种相互关联的关系使得在一些领域中如果某一个法律内容发生变化，其他法律也将相应发生变化。因此现行法律的规则所形成的约束体系导致要么系统修改法律，要么只能在法律框架范围内进行局部性的调整。实际上目前提出的一些改革设想已超出了现行法律的规制范围，要实现这些设想和方案就必须修改法律规则，否则就会超越法律。由此可见，以现行法律为基础，司法改革的全面、深层次推进就很难实现。
（二）司法权的运行机制
近年来我国司法公信力不高、司法权威缺失，司法审判质量不高，效率低下，根本上说的是司法运行机制出现了问题。从司法权本身和运行上看：司法审判权运行机制的突出问题，一是司法审判权独立性不高。这表现在：从外部看，各种非正常干预过多，媒体审判问题突出。媒体监督司法审判原本是必要的，但是超过一定限度就会引发非理性舆论，影响司法审判权的正常行使。从司法系统内部看，行政化问题严重。二是司法审判权的功能定位失衡。司法权功能的核心在于解决纠纷，化解矛盾、恢复性司法则属次要功能，在行使时应当突出主要功能。从三大诉讼制度层面看：司法审判权运行机制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是在民事诉讼领域，由于民事司法功能失衡、主次不分，导致调、判关系错位。内部行政化管理体制常常导致合议制和而不议、流于形式。二是在刑事诉讼领域，以审判为重心的刑事司法理念没有树立起来，地位和功能设计比较弱化，侦查权相比较于检察权和审判权过于强势。三是在行政诉讼领域，反复诉讼、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相互交织案件的处理程序未得到完全解决。
（三）司法人员的观念意识和形态
司法制度是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已逐渐上升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而且其权威性、优越性也得到了全社会的肯定和支持。在此基础上，司法人员尤其是立法者的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转变就要担负起社会各阶层、各主体共同的社会理想。以此形成的意识形态氛围中，固守以往所形成司法制度理念将会影响到改革的实际进程。另一方面，我国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需要借鉴西方国家的法律，在中国司法改革过程中也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这不仅因为西方发达国家在法制建设上领先于我国，更主要的是司法制度作为一种社会统治实践，有其普适性的规则和原则。不可否认，随着东西方制度文明的相互欣赏，中国对西方司法体系有了一定程度的认知。但需说明的是，制度的借鉴与中国法治建设相结合时，应保持相当程度的警惕和戒备。
三、需要关注和讨论的问题
（一）顶层设计与突破口
当下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任何改革都是利益格局的深度再调整，深层次的改革还有可能引发意识形态之争等不可预估的风险与挑战。司法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事关国家治理的水平，没有司法体制的改革，一切改革就没有了评判的标准。司法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系统设计、整体谋划、协同推进。当司法改革全面推开的时候，全面依靠顶层设计也不是万能的，必须尊重地方的首创精神，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推动一个又一个的改革。司法改革必须坚持问题主义，关键在于认清和找到各种问题的逻辑始点和真正动因，最主要的、最迫切、最广泛的问题就是改革的突破口，坚决推进，并择机启动其他方面的改革，在动态中把握司法改革的策略、力度和速度。
（二）司法独立的目的与手段
司法独立是中国司法改革的直接目的，在理论界是最有可能达成共识的，这种共识直接来源于对西方司法制度的成功实践的认知。中国的司法改革面临是以行政为主导的、极其复杂的政治生态环境，司法权外部地方化与内部管理的行政化仅仅是其中的一个问题，但不是问题的全部，即使是司法独立的问题本身，内部管理的行政化与司法的外部地方化也存在一个孰轻孰重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