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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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研究导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自主性，关系，“共谋”，批判
引论：一、中国社会科学所面临的核心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而且我们现在也有比较充分的理由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中国学界与外部同行接触及交流的日益频繁，随着中国改革进程与社会转型过程的深化，中国社会科学将在未来发展的进程之中获得更多的理论资源与现实动力。但是，正如我在另一个场合曾经指出的那样，“不过，中国社会科学是否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以及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就，显然不是上述外部环境所能决定的，换言之，这些外部环境之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助益性绝不是当然的。这里不仅涉及到学术研究场域与其他场域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也关涉到中国学术界在面临其他场域于‘进步’这一意识形态和大众传媒的支配下不断获取强势地位的情势中如何营建并捍卫学术自主性的问题，更涉及到生存于这一环境之中的中国学术界能否保有一种批判的精神去直面这些关系的问题。”[1]
显而易见，上述问题都是围绕着我反复强调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2]这个核心问题而存在的。因此，我将把“如何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这个问题设定为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但是，我认为，在回答如何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回答中国社会科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为什么会缺失自主性这个问题，因为对后者的回答乃是我们对前者回答的一个重要前提。实际上，我于大约十年前就在《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以下简称《思考》）的长文中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因此本文的讨论实是以前文为基础的。但是我在承认前文观点有效性的同时认为，就回答“如何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这个问题而言，前文的观点并不充分，不仅需要加以反思，而且还迫切需要对此做出进一步的探讨或补充。正是这一判断，构成了本文可能具有的理论意义。考虑到本文是对前文观点的修正和推进，本文的论述也将据此采纳如下的分析安排：除了导论引出本文的论题以外，第一部分将首先以扼要的方式重述我在《思考》一文中的基本观点和结论。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是本文的重点，亦即在对前文观点的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在第二部分中，我将讨论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认识角度”的问题；经由此一问题的讨论，我将确立认识这个问题的“关系性视角”。二是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向度”问题；我经由此一问题的探讨而明确指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具有国内和国际两个向度。三是关于“知识生产机器”的问题；透过这个问题的讨论，我主张把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批判扩展到对学术制度的批判，亦就是从对社会科学知识的批判扩展至对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机器的批判。在第三部分中，我将从关系的视角出发，把关注点真正从外部转向中国社会科学场域内部所实施的各种“共谋”关系，亦即通过对“共谋者”的重新界定而对中国知识分子与各种“操作”或“玩弄”中国学术制度安排之腐败实践之间的“共谋”关系进行反思和批判。作为本文的结语，第四部分则将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知识分子在当下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过程中应当承担的极其重要的几项使命。可否省略此处？
一、 ——《思考》一文的基本观点与结论（删）
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界便在始终关注着中国社会科学如何获致自主性这个问题。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问题在当时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回应此前三十年间社会科学知识意识形态化以及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基本丧失的状况。据此，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问题大体上是通过“中国社会科学学科性建设”[3]和“知识分子心态和品格”[4]这样的设问方式来展开的：前者试图通过社会科学的学科恢复和学科建制的努力来使中国社会科学摆脱僵化意识形态的束缚，后者则试图通过对中国知识者古即有之的“入世”心态的检讨以唤醒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精神与品格。可以说，这两个向度的努力都在某种程度上把握住了中国社会科学在当时的本土性问题。
关于这种设问方式，极其明显地反映出了当时特定情势对人们设问角度的规定，然而，中国社会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困境却表明，这种设问方式对于认识或解决正在发展中的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问题而言，“可以说是必要的、但却不是充分的，是重要的、但却不是基本的”。[5]如果我们将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追究，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更为重要的恐怕还不是这种设问方式本身所存在的问题，而毋宁是在根本上支配这种设问方式的某种思维方式所存在的问题，因为所谓设问方式以及经此而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由相关的思维方式及其背后隐含的问题结构所支配的。简而言之，这种思维方式，也就是那种视外部性因素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问题之关键因素的思维方式。
经由这种思维方式提出的问题所含的预设至少存在着如下的问题：第一，尽管它在表面上就意识形态及知识分子的“入世”人格对中国社会科学的重大影响这个问题做出了否定性的主张，但实质上却反映出了其在更深的层面上强调知识生产外部因素对知识及其生产活动的决定论式观照。显然，这种思维方式在讨论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切割掉了社会科学研究内部的向度，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种思维方式就是马克思曾经批判过的那种“用逻辑的事物替代事物的逻辑”的方式，而更为紧要的则是这种逻辑实是一种“你死我自然活”的零合博奕逻辑。这种思维方式在经验层面上的展开，完全有可能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即在上述外部性问题得到某种程度解决的时候，有关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生产出的知识的自主性问题依旧未能得到关注，甚或没有得到改观。第二，作为基本上对社会科学研究之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重要意义不意识的一种逻辑结果，这种思维方式不可能使人们去关注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制度的合理性问题，或者说只能够使人们在基本上不考虑社会科学知识的性质以及这种知识增长的规定性的境况下诉求学术制度的恢复和建构，从而致使种种对学术制度的诉求滞留于形式层面。更进一步讲，本来为了抵御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及政治等因素对社会科学的干预而建构的那些学术制度，结果由于对建构学术制度的学术判准的不意识，而使意识形态以及其他因素依旧深深地嵌入在这些制度之中，并透过这些制度而展现出社会、经济及政治等需求在另一种形式下对中国社会科学的无处不在的渗透和支配。第三，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这种只强调外部性因素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生产出的知识的影响的单向度思考，不仅一方面因中国知识分子对那些旨在试图摆脱各种外部性因素之支配的学术制度的当然认定而忽略了对它们本身的分析和探究，而且在另一方面更是从根本上遮蔽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自身的研究中与这些深刻地体现着社会、经济及政治等外部需求的学术制度之间所存在的复杂的、彼此依赖而互为强化的关系，从而无从洞见这些复杂关系背后的各个场域间所存在的紧张和冲突。[6]
正是透过对上述思维方式的分析，促使我在《思考》一文中主张改变旧有的思维方式，亦即“转换我们对此一问题的那种单向度的思维方式；一如维特根斯坦所言，透识一个深层且棘手的问题，最为关键的办法是‘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这一变化具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打个比方说，这就像从炼金术的思维方式过渡到化学的思维方式一样。难以确立的正是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一旦新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旧的问题就会消失；实际上人们很难再意识到这些旧的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对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进行思考时，必须从外部性的向度转向内部性的视角，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打通这两种思维方式，进而从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出发去探究这两者间的复杂的互动关系。”[7]
经由这种思维方式的转换，我又进一步指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问题并不能仅通过确立学术制度以抵抗僵化意识形态的方式得到解决，因为这个问题的解决还在根本上取决于这些学术制度是否具有真正的学术性质，或者说还取决于我们对学术判准的认识。当然，这个问题也不可能仅通过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品格的转换而得到解决，因为向“出世”品格的转换，有可能导致其与社会科学这种关注社会与人的知识品格发生根本的紧张。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中国知识分子在关注中国社会问题时是否能够严守科学的学术立场。据此，我在《思考》一文中得出结论认为：第一，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社会科学场域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间关系的问题；第二，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缺失，从某种角度看乃是其他场域对中国社会科学场域监督、支配所致，其基本中介是那些并非完全根据社会科学知识的规定性及增长逻辑而建立起来的学术制度；第三，更为根本的是，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的知识分子在其研究中与这些并非完善的学术制度之间的“共谋”所致；换言之，正是由于他们在其研究中未能科学地建构研究对象而致使那些非科学或前科学的东西渗入进了社会科学之中，进而侵损了中国社会科学应有的自主性。据此，我在当时主张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对社会科学场域与其他场域间关系的知识自觉的基础上，应当首先在其自身的具体研究中对日常性常识及学究性常识加以彻底的质疑并与之决裂，进而科学地建构起研究对象，以科学的智识资本增进和捍卫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8]
二、关系视角 世界结构 制度批判——对《思考》基本观点的反思和推进（一）
（1）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认识角度问题。
我在《思考》一文中经由否弃当时盛行的只强调外部性因素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生产出来的知识的影响的单向度思维方式而主张“从外部性的向度转向内部性的视角，……进而从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出发去探究这两者间的复杂的互动关系”。[9]然而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以后，我认为，当时采用的“内部性视角”这一说法并不妥切，实际上更为确当的乃是一种“关系性的视角”。
众所周知，在当下的社会世界里，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不可能不受到来自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的影响。但是在这里，我们却必须强调指出，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对中国社会科学场域具有影响的事实，并不能够使我们当然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正是这些影响使得中国社会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缺失了它应当拥有的自主性。在我看来，外部诸场域对学术场域之宰制的形成，在当代的社会中主要不是中国知识分子被动接受的结果，而是在所谓的“被动者”转变成了“主动者”以后才获得其实现的可能性的——亦即中国知识分子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之间进行形形的“共谋”所导致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作为“被动者”的中国知识分子向作为“主动者”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转换，才一方面致使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需求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再生产——当然也致使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运作逻辑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大行其道；另一方面，它还致使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未经批判的“复制”或“消费”。[10]
据此我认为，我们在探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建构起一种“关系性的视角”并以它作为我们的认识路径，因为惟有根据这一视角，我们才有可能在关注这个问题的时候不会简单地追究任一单方面的原因，而会把我们的视域扩展至中国知识分子与其他场域之间的各种关系问题。显而易见，这种“关系性的视角”彻底否弃了中国学术界所盛行的要么“外部”要么“内部”的“单向度”视角：依据“外部性视角”，我们充其量只能经由一味地指责经济场域、社会场域、政治场域乃至意识形态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宰制而陷入一种简单的“反抗”逻辑之中——然而我们知道，“反抗”却往往不意味着解放；而依据“内部性视角”，我们则充其量只能经由空泛地指责中国知识分子的“入世”品格和缺乏“独立精神”而陷入一种与社会科学知识之性质更为基本的紧张之中。
（2）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向度问题。
我必须承认，在撰写《思考》一文的时候，我确实忽略了中国社会科学场域在世界结构下必须自主于西方社会科学场域“文化霸权”的问题，尽管我在讨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这个问题以前已经认识到了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示范”问题，而且还专门撰文探讨过这个问题。[11]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首先，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毫无批判的接受，给西方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示范注入了某种合法的“暴力”意义；正是在这种暴力性示范下，中国知识分子毫无批判地向西方舶取经验和引进理论，便被视为合理的甚或正当的。再者，这种实践还迫使中国知识分子有关中国发展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须经过西方知识框架的过滤，亦即依着西方的既有理论对这些研究做“语境化”或“路径化”的处理，进而使得这些研究成果都带上了西方知识示范的烙印。[12]更为糟糕的是，上述情势还导致了一种我所谓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知识的“消费主义”倾向。其次，中国知识分子对一些与学术相关的西方制度的移植，也从另一个角度扼杀了中国社会科学建构自身自主性的可能性，因为这些学术制度在中国的移植只会引发与这些制度原本旨在达到的目的相违背的结果。比如说，西方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规定了一种旨在提高学术研究水平的要求相关人员必须在年度内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和论著的制度，而且这种制度是与聘佣制度紧密勾连在一起的。晚近以来，中国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也将这种制度移植了进来，但是他们在引进这种制度之前却并没有做认真的分析，甚至不意识这种制度的有效实施还必须仰赖于其他学术制度的支援或配合。比如说，一些学术项目的立项乃至获得，通常情况下乃是为某些重点高校或重点院系所垄断的；同时我们知道，项目的获得意味着研究者肯定能够获得一定的出版经费或补贴；而面对当今中国出版社因企业化而出现的一种重赚钱而轻质量的取向，那些能够获得项目资助的知识分子与那些因所在单位的地位低下或不善人际关系而得不到项目资助的知识分子相比，在一定程度上就更容易出版论著——亦即更容易满足上述“数量”制度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许多知识分子，而且一些院校也为了获得每年的研究项目经费而大搞社会“公关”，结果知识分子用以这种“公关”的精力和时间则大大超过了他们可以用来研究的精力和时间。可见，原本旨在提高学术研究水平的制度，一定程度上经由在中国的移植而变成了一种激励知识分子去“争夺”项目经费的制度。更为糟糕的是，这种制度在中国实施的过程中，一方面与知识分子职称评定相勾连，而另一方面则与强调数量甚于质量的倾向紧密相关，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一些知识分子采取剽窃、抄袭和拼凑的手段来满足这种制度所规定的要求，有的做法甚至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13]
由此可见，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问题除了存在一般性的一面以外，在世界结构中还存在着本土性的一面，而这意味着学术自主性在一定的意义上讲是以特定时空为限的。据此我认为，就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情形而言，学术自主性的问题基本上会涉及到两个向度。第一个向度所涉及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依照其运行逻辑而必须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做出明确的界分，这可以说是自主性的国内向度——实际上每个国家的社会科学都会遇到这个问题。第二个向度所涉及的则是中国社会科学场域在世界结构下必须自主于西方社会科学场域“文化霸权”的问题，这在我看来乃是自主性的国际向度——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问题。[14]
（3）关于知识生产机器的认识和批判问题。
我在《思考》一文中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人在其研究中与那些并非完善的学术制度之间的“共谋”所致。换言之，正是由于他们在其研究中未能科学地建构研究对象而致使那些非科学或前科学的东西渗入进了社会科学之中，进而侵损了中国社会科学应有的自主性。据此我在当时主张，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对社会科学场域与其他场域间关系的自觉的基础上，应当首先在其自身的具体研究中对日常性常识及学究性常识加以彻底的质疑并与之决裂，进而科学地建构起研究对象，通过科学的智识资本增进来捍卫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简而言之，这里的关键是这样两个论断：一是“共谋者”主要是那些因科学资本甚少而处于被支配地位的知识分子；二是中国知识分子应当首先通过研究对象的科学建构来捍卫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
社会科学研究导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 研究问题；逻辑思路；研究方法；创新点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大工地》在导论部分直接以一个非常具体、普通的建筑工人“老徐”的悲惨经历为开端，通过以小见大的方式给读者呈现出建筑工人的悲惨境遇，本书用这样巧妙的结构性安排是为了引出本书的中心议题“建筑工人”。紧接着在大工地上的农民工这一节开始从宏观层面整体性的介绍建筑工人残酷的生存现状，以及改革开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通过这种极端的反差对比，更加突出了“建筑工人”的悲惨境遇。
进行社会学研究，如何恰当选题对于整个研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作者潘毅和她的团队之所以选择建筑业农民工为研究对象，正是因为在当今社会，建筑业农民工从事着目前公认为最脏、最累、最具有高危险的工作，绝大多数建筑工人至今连一份合同都没有，甚至没有保险，缺乏安全防护措施，超强度劳动和工作条件差，甚至有时候拿不到工资。选择建筑业农民工的生存问题作为研究主题对整个社会来说具有很强的社会实践意义。此外，在关于农民工研究的海量文献里，专门针对建筑工人的文章屈指可数，选择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也同样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提出研究问题之后，作者开始把研究过程当中的基本概念变量一一引出，从“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经济改革”、“城市主义与消费革命”到“无产阶级化与马克思”、“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等，并选取马克思与后理论视角来揭示问题的同时逐步展现出本书的行文逻辑，《大工地》开篇导论部分直接引出“建筑业农民工”这一主题，之后开始将文章以历史演化发展的方式逐步、渐进的剖析这一问题形成的原因、经过及结果。
二、研究的逻辑思路
《大工地》第一章又是缘起于作者在田野调查中调查过的一个地方――“河北尧村”。同样，作者在此处采用以小到大的方法进一步引出本书所提到的“建筑工人阶级化形成”的大背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对于建筑业农民工的研究就更具有合理性。从资本主义的危机与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提出，再到我国推行了市场化的改革，从我国农村改革陷入困境，再到工业化、城市中心主义走上改革的舞台，作者采用历史发展的方法去分析“建筑工人无产阶级化”的历史合理性，甚至作者还引用了“比较优势理论”进一步阐明这一趋势的必然性。与此同时，作者还运用波兰尼的“双向运动”模式，采用对比比较和理论结合实际的方式，找出了国内问题产生的特殊性。
《大工地》在第二章开始分析“建筑工人”这一问题产生的直接背景和重要原因，即城市化加速、地产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扩张。同时，作者引用大量的数据来描述，在地产资本的超常规扩张情况下，城市富豪的不断催生，以及建筑业工人生活的极度艰辛这一现状。
《大工地》在第三章进一步揭示“建筑业农民工”艰苦生存现状的根本原因即“半无产阶级化”。作者在此章采用的是理论结合实际的分析方法进行分析的。除此之外，因作者考虑到中国新兴的工人阶级有其独特性，增加了“户籍制度”这一因变量共同参与分析无产阶级化的合理性，也因此分析了“半无产阶级化”形成的原因。紧接着，作者又结合关于工人再生产的理论开始进一步的探讨建筑工人艰辛生存境地的具体原因。还通过采用对比比较的方法论证建筑工人生存艰辛的特殊性以及当前政府在解决建筑业农民工生存现状过程中的缺位。
《大工地》在第四章开始进一步深入的探讨“半无产阶级化”下建筑业农民工悲惨生存境遇的原因，就是“分包制”的实行。其实关于分包制，在历史上还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由于演变异化，使其逐渐的成为剥削工人的手段。作者因此通过历史性的对比分析出当前我国相关经济制度的不合理性。
在文章最后，《大工地》在具体剖析我国建筑业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的基础上，通过运用的阶级分析方法，合理的推论出在建筑工人与资方的不断的劳资纠纷的斗争演化中，建筑工人这一新兴的无产阶级的诞生，很显然，这一推论是合理的，是符合客观历史发展规律的。然而，作者在推论出新兴的无产阶级这一结果的同时，对于如何解决上述问题的建议并没有提及，这也是本书在研究过程中的缺陷之处。
三、研究方法
《大工地》是一部典型的社会学实证主义著作，研究过程中采用实地研究（田园调查）的基本方式，在方法上主要采用社会学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方法。作者和她的团队亲自走进工地去进行参与式观察、深入访谈。本书摆脱了空洞的数字和抽象的描述，还原了建筑工人生动鲜活的形象。正像文中提到的，“从2007年至今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们在最初桃源村工地调查的基础上，又扩展到了北京周边四个工地，直接接触了上千名工人，深入访谈了上百名工人。访谈对象主要是男工，也包括少量女工，既有技术工人，也有小工，涉及木工、钢筋工、水泥工、抹灰工、水管工等几乎所有建筑工种”。除此之外，本书的作者和她的团队还访谈了大大小小的包工头、公司管理人员、项目经理等。为了更深入的了解建筑工人，理解建筑工地上的劳务关系，他们还在农忙时，随同建筑工人一起回到他们的家乡。
四、研究的创新点
1.采用阶级理论视角
从本书的研究逻辑中，潘毅博士采用阶级分析法去分析建筑业农民工身份的特殊性，以及建筑业农民工悲惨境遇的原因，阶级分析法突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利益对立的结构性基础，强调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不可避免的劳资冲突。潘毅博士在书的最后一章提到，“大工地是中国社会生产关系和制度变革的产物，它揭示了三十年改革所造成的全部社会冲突和矛盾。在大工地上，我们俨然看到了一个以地产和建筑资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到来和迅速膨胀，另一方面，我们也见证了建筑工人在大工地上艰难挣扎求生存的苦难，以及一个新兴工人阶级孕育的艰难历程”。在理论界，本身研究建筑业农民工的文章书籍就少，利用阶级分析法进行研究的文章书籍就更少，《大工地》不论从研究主题上看，还是从研究视角上看，在理论界都算是一种创新。
2.研究过程中未作到价值中立
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是提倡价值中立的。价值中立应是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研究过程别要注意的问题，在社会学的参与观察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过程中，研究者必须经历一个“融进去”再“跳出来”的过程，即先和被研究对象打成一片，再从被研究对象群体中的一员的角色转换为研究者角色，必须保持价值中立、价值无涉，但我们在阅读《大工地》的过程中，却很明显的意识到作者是很同情这些弱势群体的。潘毅博士在书中也提到，“我们更自觉地反思和批判了传统社会科学研究价值中立的原则，研究人员和研究对象之间不应该是单纯的信息提取和索取关系，尤其是农民工的研究，研究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就是要回应农民工的实际问题和困境。因此《大工地》作为一部社会学研究的著作，在研究过程中并未作到传统的价值中立，这同样是一种创新。
总之，《大工地》通过田野调查的研究方式，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入访谈的方法，为我们展现了一副鲜活的建筑业农民工生存图景，该著作采用了阶级分析法为我们分析了建筑业农民工作为一个新兴的工人阶级产生的背景和合理性，同时也深入分析了造成建筑业农民工悲惨现状的根本原因。因此，不论是考虑到该书的社会现实意义，还是考虑到该书的学术研究价值，《大工地》都是一本值得我们阅读的社会学著作。
参考文献：
[1]潘毅，卢晖临，张慧鹏.大工地：建筑业农民工的生存图景[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M].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潘毅，卢晖临，严海蓉等.农民工：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J].开放时代，2009（06）.
[4]潘毅，卢晖临，等.我在富士康[J].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社会科学研究导论范文第3篇
北大教授陈平原及其主编的《学术史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学人》丛刊(江苏文艺出版社)，为此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开拓性工作。除了专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赶》(北京大学出版社)外，平原教授还开设“中国文学研究百年”、“现代中国学术”、“学术规范与研究方法”等选修课、曾结集出版《学术史课程与作业――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为例》(安徽教育出版社)，可谓首开风气。
这些年来，学术史成果影视，既有多卷本的通史性著述(如李学勤主编的十一卷本《中国学术史》、张立文主编的六卷本《中国学术通史》、张岂之主编的六卷本《民国学案》等)，也有单卷本的专著(如麻天祥等著《中国近代学术史》、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陈平原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刘梦溪著《红楼梦与百年中国》、蒋述卓等著《二十世纪中国占代文论学术研究史》、温儒敏著《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夏中义等著《从王瑶到王元化》、许章润著《法学家的智慧》等)，可谓硕果累累，成效显著。
关于当代学术史的研究，就是在上述学术史勃兴的背景下提出和展开的。在这一方面，辛勤致力于当代学术史研究的余三定教授，默默耕耘，功彰绩伟。
第一，著书立说。余三定先后撰写了《当代学术史著作评述》、《当代学术史研究的学术积累》和《当代学术史著作砰述之三》，分门别类，对有关著作加以评述，令人一目了然。《学术史：“研究之研究”》、《学术的自觉与学者的自立》、《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与展望》等，纲举目张，从宏观的视野，对当代学术史的定位等问题有独到之见。在此基础上，他出版了《学术的自觉与学者的自立――当代学者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和《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北京大学出版社)两本个人专集。尤其是后者，颇受学界推崇。
第二，引领风气。这尤其体现在余三定教授主编的《云梦学刊》率先开设“当代学术史研究”专栏及其为推动当代学术史研究发挥的作用。单是2003～2007年，该栏目即发表了全国各地的相关专题文章158篇，其中有1／4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术文摘》、《文摘报》等转载，显示了其不同几响的学术影响力。该栏目于2006年被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评为全国社科学报优秀栏目，可谓名至实归。余教授不仅开设“当代学术史”课程，而且该课程还被评为湖南省高校精品课程，其领衔的“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基地”也理所当然地被砰定为湖南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第三，举办论坛。从2004年起，余三定教授发起和主办了每年一度、以当代学术史研究为总主题的系列研讨会，如岳阳“学术期刊发展战略研讨会”(2004年)、北京“‘当代学术史’学科建设研讨会” (2005年)、北京“当代学术史研究论坛”(2006年)、上海“当代高等教育与当代学术发展论坛” (2007年)等。以上述论坛为纽带，以京、沪学术重镇为基地，特别是陈平原、贺卫方、徐思彦、许章润、刘曙光、蒋寅、许明、仲伟民、叶继元、龙协涛、程郁缀等名家大作纷呈，极大地推动了学界内外对于“当代学术史学科”的认同与研究。
不久前，人民出版社刚刚出版、印制精美的《当代学术史研究》一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余三定教授为推动当代学术史研究而持续努力的学术结晶的总结。
该书选自《云梦学刊》“当代学术史研究”专栏2003～2007年发表的学术成果，包括学术与学术史通论、当代重要学术现象扫描、当代学者个案研究、学术批评、学术期刊发展战略、“当代学术史”学科建设、“当代学术史研究”论坛、“当代高等教育与当代学术发展”论坛等主题，从纵与横的不同侧面，正本清源，承前启后，展现了斑斓绚丽的当代学术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侧面。在这些文章中，有对学术规范大讨论和研究生教育讨论的综合评述(余三定)，有纪念齐思和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的纪要(齐小玉)，有对目前高校流行的“量化”机制的学术批评(黄安年)，有对学术期刊发展的前瞻(贺卫方)，有对“当代学术”如何成“史”的问题设计(陈平原)、对“当代学术史”学科建设的深度思考(刘曙光)、对学术自由的企盼(贺卫方)、对学术精神失落的忧思(刘亚军)，等等。尽管观点不尽相同，但无不透露着真问题的学术意识。正如陈平原教授所概括的，“在我看来，对自家所从事的研究课题、所从属的学科体系、所认同的学术传统，保持足够的自我反省意识与能力，而不局限于‘埋头拉车’，很可能正是近20年中国学术发展的关键。因此，我对目前中国学界已成阵势的‘偏师’――学术史撰述、学人研究、学术评论、专业书评等，抱有深深的敬意。”
贺卫方等学者在2004年5月领衔签署的《岳阳宣言――遵守学术规范，推动学术发展》，迄今依然发人深省。温故而知新，以下五点尤为重要：第一，问题意识。“真正有价值的能推动学术发展的是具有原创性的研究，它需要学者有清醒而强烈的问题意识”， “应坚决反对原地踏步、固步自封、不求进取的思想作风，坚决反对抄袭剽窃、粗制滥造和低水平重复的论文生产。”第二，学术规范意识。“从问题的提出、课题的选择到学术论证、引文注释，研究者都应保持科学理性的精神和严谨求实的态度。”第三，学术评价。“应尽快建立学术共同体公认的符合学术发展规律和特点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价标准和体系。”第四，学术批评。“学术研究应进一步发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大力开展严肃公正的学术批评，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第五，学术自律。“应共同倡导优良的学风，坚决反对学术腐败，坚决杜绝假冒伪劣……关注学术单位和个人的学术信用记录，建立学术信用评估体系。” (详见《当代学术史研究》第336-337页)
社会科学研究导论范文第4篇
另一方面，绝大多数本科教材都是由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人员编写的。作者能深入浅出地讲解深奥的理论，但他们所了解的东西往往流于过时。因此，单是一个优秀的教学人员，也不能写出一本优秀的教材。
本书作者伍德里奇（Wooldridge）既是一位公认的顶尖级研究专家，也是一位优秀的教师。他师从计量经济学界权威Hal White教授，并得到如下评价：“他是我指导过的最优秀的学生。” 作者没有辜负导师的期望，在微观计量经济学和时间序列的研究都走在世界前列。同时，作者授课清晰、简洁、易懂，曾三次被学生选为优秀的年度教授。同样获此殊荣的还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和麦克法登。
市面上计量经济学教科书都只介绍统计方法而忽略了经济学的内容，而且和一些统计学教材并无二样。非常多的学生在学完计量经济学课程后，不知道如何把所学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和经济学理论联系起来，也不知道如何运用所学去做实证研究。
本书和其他教材之间最大的差别也许在于，它是以经济学为背景的。除了介绍计量的方法和模型外，还介绍了这些模型及其假设的经济含义，并指导如何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解释所估计的模型。计量经济学不再是一门乏味的统计学，而是一门生动活泼并具有朝气的学科。它不仅向学生讲授必要的工具和模型，而且告知他们如何做实证研究工作。对从事经济学实证研究和诸如金融学、会计学、市场学、管理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而言，这也是一本难得的必备教材。本书创新、直观、易懂、非同寻常，一如其作者。在美国有50多所著名大学都采用这本书作为教材。
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对本书的一些相关的人员非常了解和信任。本书作者是我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时的指导教授之一；本书的校者和译者之一林少宫教授，早年留学美国并取得计量经济学方面的博士学位，尔后在美国执教多年。林老师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当然，这些连带关系可能引起人们对我的书评的客观和公正性的怀疑，为了避免这一点，我引用一些美国读者对此书的评论来佐证我的观点。
――在初级计量经济学教科书中，只有本书对时间序列的计量分析进行了认真而又圆满的讨论……它无须过分严密的推导而对复杂的计量经济思想进行了清晰而又直观的表述。
――一件出色的工作。许多基本计量经济学概念和问题时常都迷失在错综复杂的数学公式之中，但本书总能给出非常直观的解释。
――让第一学期的计量经济学课程就与实证研究齐头并进的时刻到了，我完全同意，不用微积分和太多的数学，也能培养出一流的实证计量经济学家。本书与我过去几年在哈佛大学曾讲授的一门深受学生喜欢的课程十分相似。
――本书使我讲授和应用计量经济学的努力减到最小。我很喜欢它提供的数据可直接利用，体系自圆其说。这本书能为我处理许多学生的“刁难”，所以使我给本科生和低年级研究生讲课不再那么困难。
――此书为计量经济分析工具提供了很好的直觉。对计量经济学而言，本书是简明地包含如此丰富内容、解释如此广泛内容的最简单教材。
――只须具备初级统计学知识，就能享受这本书。就我所看过的书来看，这是最好的一本，这一本书就能让你学会初级计量经济学。而且，它还讨论了许多最新的专题（如联立方程、综列数据和时间序列等）。综观全书，作者十分强调经济直觉，而不是过多地强调数学证明。作者深知读者需求，坚决避免使用技术性的计量经济语言和矩阵表述。这种品质使此书成为经济学家最好的计量经济学教材。
――本书对我们所做的假定及其原因和我们试图解决的问题及解决方法给出了精辟的直观解释。它使现实世界中的数据与如何从中得到解释建立了必要的联系。对计量经济分析感兴趣的人一定要拥有这本书。我认为作者为许多计量经济学教材所缺少的东西架起了一座桥梁。
社会科学研究导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公共政策学；课堂教学；四步案例教学法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5-0077-02
公共政策学是教育部公共管理教学指导委员会要求开设的所有公共管理类本科专业的四大平台课程之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类本科专业在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开设，现有行政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城市管理等四个专业，且公共政策课程均已在上述四个专业开设。因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是我校唯一拥有经济学和管理学两大学科交叉优势的学院，教学研究覆盖区域经济和公共管理两大学科，因此本文拟在此学科交叉背景下，针对《公共政策学》的课堂教学思路进行探讨，以期为公共政策课程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提供参考。
19世纪80年代以前，西方的政策研究还只是附属于经济科学。以1887年伍德罗·威尔逊（Woddrow Wilson）提交关于行政研究的论文开始，美国公共行政学科方始建立。因此，公共政策学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还属于新兴学科，也是一门正在不断发展的学科。1951年美国政治学家勒纳和拉斯维尔共同主编《政策科学：视野与方法的近期发展》一书，该书第一次对政策科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内容等进行了论述，被人们认为是公共政策学诞生的标志。中国公共政策学科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引进西方政策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目前已成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一个极为重要且富有活力的部分。由于在我国发展较晚，还属于一门新兴学科。总的来看，公共政策教学的专业人才缺口较大，高校教师在公共政策学教学过程中偏重理论，在关注社会公共政策现实、提出政策解决方案等方面较为欠缺，从而使这门课一定程度上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在课堂教学上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案例教学和社会现实的结合不够紧密。由于选择合适的案例开展教学，有助于学生从“课堂学习”到“政策实践”的转变与体验，因此案例教学也是公共政策学发源地美国的MPA、MPP教育的基本工具和方法。
特别是，社会科学类课程需要把纸面研究和实践轨迹有机地结合起来，以便最大限度地逼近真实，案例教学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途径之一。作为一门应用性、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公共政策概论课程中的很多政策热点与问题均与实践紧密相关，其理论是基于实践基础之上而又广泛应用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选择合适的案例开展教学，有助于学生从“课堂学习”到“政策实践”的转变与体验。案例教学也是公共政策学发源地美国的MPA、MPP教育的基本工具和方法。
一、《公共政策学》案例教学创新原则
结合自己的公共政策学教学实践，笔者总结提出“摸底—点题—仿真—实践”的案例教学思路，经过课堂教学验证，效果良好。现叙述如下。
1.创新原则：以交叉学科为基础，做好顶层设计。一方面，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实行大类招生，学生入校后按照公共管理大类进行培养，第3学期实行专业分流，第4学期开始专业学习。公共政策学既是大类平台课，也是专业必修课，在授课时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层次和知识结构。另一方面，当前我国发生的诸多公共政策事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根据我国“稳增长、促发展”的指导思想，军事外交均为国家发展服务，总的来看近期出台的公共政策均可以归纳为经济管理领域。所以，以经济、管理两大交叉学科的背景知识为切入点，既要具有一定的经济学知识，也要具备相应的管理学原理，还要会基础的数据分析方法，从而做好课堂组织和教学环节的顶层设计，充分突出理论知识和社会现实的无缝对接，就显得非常重要。
2.创新流程：构建“摸底—点题—仿真—实践”四步案例教学法。基于上述考虑，在教学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了“摸底—点题—仿真—实践”四步教学法，凸显政策实践中的理论脉络，注重理论讲解中的实践能力，力图通过“实时新闻、现场分析、政策把关、实践验证”的教学思路来切实提高学生对于公共政策学理论的把握能力和现实问题的解决能力。
二、《公共政策学》案例教学创新分析
1.摸底学生情况，准备实施案例教学。公共政策具有强烈的个人理解倾向。不同的学生，对于同一政策理解的角度都大相径庭。为此，在公共政策学第一节课，应摸底学生情况。这里是课程摸底问题清单。
通过摸底，可以了解大家对于这门课程的熟悉情况、希望得到的知识和能力以及与学生交流的方式和应该注意的问题等。从摸底情况来看，绝大部分学生不接受照本宣科式的讲解方法，而希望代之以新鲜的案例分析。这就为顺利实施案例教学打下了坚实基础。鉴于公共政策学的社会属性，为启发锻炼公共政策课程必需的思辨能力、协调能力和团队精神，在摸底之后即对全班进行分组，要求同学们自由组队。如2012级行政管理班自由组合为“萝卜开会”、“未来组”、“请门安东回答”和“群英荟萃”四组，每组7人左右，增强了团队归属感，也融洽了班级气氛。
2.点题政策案例，进行理论分析讲解。课堂教学和社会现实结合，是吸引学生兴趣的第一步。在进行公共政策学授课时，应在总结上次授课和课后学生预习的基础上，简单讲授当天要讲述的内容，随即通过笔记本电脑上网，打开当天的新闻网页，浏览实时新闻，并要求学生各自选取热点问题进行小组讨论，准备发言。如2013年3月26日“公共政策导论”课程，2010级城市管理学生分别选取了中国当前三公经费消费、出访身穿中国造、农夫山泉丹江口水源地垃圾遍布、养老金并轨等政治、文化、经济、社会、国际方面的公共政策问题，由教师给出问题，小组讨论后解答，其他小组质疑或评点，教师最后点评，结合西方和我国的公共政策发展进程讲解了公共政策学的发展阶段、发展特征等内容。下一步，随着课程深入，教师应逐步将题目选择集中在单一焦点上，以便于学生深入对比分析理论知识和现实案例。
3.仿真现实场景，模拟政策实施情况。在学生逐步熟悉公共政策学的基本理论框架知识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课堂仿真模拟教学，通过当前我国现实政策问题的模拟和解决，充分发挥学生的创造力和主动性，模拟现场情况，进行实时点评。如2013年4月1日，2010级城市管理学生模拟“胜利村分地”的政策解决场景。全班同学分为胜利村五个组，由村长和书记主持分地。模拟了初次分地、村民闹事、重新投票等流程。虽然过程相对简单，但对于土地分配这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焦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分地过程中体现出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权威性、价值性、动态性等特征，加深了理解。通过教师点评，学生即对“三农”这一现实重大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也明白了简单分地过程的公共政策学含义。现实场景模拟极大地调动了课堂气氛，有利于锻炼学生的开拓性和解决临时问题的能力，对于政策实施的情况和流程也有很大帮助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