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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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的本质范文第1篇

自然科学概念是自然科学现象、过程的概括化和抽象化的思维形式，是自然科学学习和自然科学思维的基本单位，是自然科学知识最重要的内容。那么如何在自然科学教学中形成自然科学概念呢？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是简单地把知识传递给学生，而是学生自己建构知识的过程，学生不是简单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主动地建构知识的过程。因此，正如一个学习过程，一个完整的自然科学概念的形成也要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通过观察，运用比较、分析、综合、判断、推理、想象等科学思维方法，排除各种非本质的干扰，掌握自然科学现象和过程的本质特征，并在此过程中，经历基本的科学探究过程，受到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的熏陶。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创始人皮亚杰认为：概念不是按照感觉知觉表象概念而建立起来的，而是根据下图中的结构（2）产生的。

因此，自然科学概念并不是由自然科学知觉、自然科学表象产生的，而是由学生的观察活动建构起来的认识图式产生的。一般情况下要经历以下三个阶段：

1、认知经历阶段

这个阶段的活动是让学生初步形成概念，其次，要求学生明确这些知识的物理含义，知道它们的来龙去脉，例如，理解自然科学术语的含义，了解自然科学概念的引入、原因和方式。再次，还要求学生能运用所学知识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这一阶段，通常由以下几个环节构成：

1.1 动机激发：学习动机是推动学生学习的心理动因，激发动机是通过教师创造的情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让学生的意向心理处于活跃状态。如在教学《声音的发生和传播》时，可以这样安排，分别播放小溪的流淌声、鸟儿的叫声、风吹过树梢的声音，大家听到了什么声音？那么，大家能否借助手头现有的一些物品发出声音吗？于是学生异常踊跃，纷纷借助物品发出声音。通过学生听声音、动手发出声音，然后引入，大家想知道声音是怎样发生和传播的吗？把学生的积极思维意向领入新课的探索之中。

1.2 全面感知：既然感性认识是形成概念的基础，在学生学习概念时，就要让他们全面感知，做好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过渡的充分准备。又以《声音的发生和传播》为例，可以这样安排，每桌同学中，一位拉长橡皮筋，一位试着让橡皮筋发出声音，并观察橡皮筋发声时有什么特点？让学生初步了解音叉发声时的特点。在通过乒乓球靠近发声的音叉和不发生的音叉的情况的比较，来验证音叉发生时在振动。又如在教学《电磁感应》时，为了有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观念，以便为建立正确的概念作准备，在这个实验中，通过闭合电路的一部分导体在磁场中的多种方向的运动是否会产生电流的比较，突出了“切割磁感线”才会产生电流的本质。

1.3 科学思维：输入大脑的信息要想储存下来，必须经过登记、分类，必须将旧信息加以调整，组成新的认知结构，以便进行检索，因此，要在学生已有正确观念的基础上，引导他们进行科学的思维，即运用比较、分析、综合、判断、推理、想象等方法，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排除那些非本质的东西。又如教学《声音的发生和传播》为例，可以通过靠在发声音叉和不发声音叉旁的乒乓球运动情况的观察，推测如果音叉是静止的，乒乓球会弹起来吗？那么发生音叉旁的乒乓球弹了起来，说明了什么问题？

2、巩固完善阶段

学生一般只重视概念的定义，但定义往往是仅从某个主要方面来揭示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除此之外，概念还有其他侧面的表现。所以只有掌握了概念的各个侧面，对概念的认识才比较完善，才可能对概念灵活运用，而这个完善过程必须在应用概念去解决具体问题的实践中去完成。

用来完善和巩固对概念认识的自然科学问题，要典型和灵活。

2.1 典型：所谓典型就是要抓住概念的本质特征进行考察。如在教学了种群的概念后，可以引入以下题目。下列属于一个种群的是（ ）

A、在一起饲养的马、骡和驴

B、一块水稻田里的全部青蛙和蝌蚪

C、生活在一个池塘里的鱼

D、人体内的全部细菌

如果学生掌握了“同种生物个体的总和为一个种群”这个概念的本质，那么该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如在学习了相对原子质量的概念后，可引入下题：某一种相对原子质量为12的碳原子的实际质量为m克，则实际质量为n克的另一种原子的相对原子质量为

。学生如果知道计算某种原子相对原子量时，标准为某种碳原子的1/12，其它原子的质量与这个标准的比值，就是这个原子的相对原子质量。这个题目就很容易了。

2.2 灵活：所谓灵活，就是从概念的各个侧面提出问题进行考察。例如对于沸腾的概念的教学，可以创设这样的情境：一只杯子放在开水锅中，使杯底不触及锅底，当锅中的水继续用火加热时，问杯子里的水能否沸腾。学生由于对沸腾概念没有完全掌握，往往错误的认为只要不断用火烧，杯子中的水肯定是要沸腾的。这样的回答就暴露了学生对沸腾概念还掌握得不确切、不完善。又如在学习功的概念时，引导学生分析这种或那种力有没有做功的情况下，通过讨论，学生对功的概念就掌握得更全面，更巩固。

3、深化扩展阶段

自然科学的本质范文第2篇

一、心理学自然科学模式产生与发展的背景

主流心理学(MainstreamPsychology)与科学心理学(ScientificPsychology)同义，即心理学的主流是一种采用了自然科学模式的科学心理学。诸多知识本身与知识之外的原因使得自然科学模式成为心理学研究一直以来的主流。

1．知识背景

哲学和生理学是心理学产生19世纪末的双重知识来源。“心理学虽有一长期的过去，但仅有一短暂的历史”［2］(P2)，在冯特之前的几千年间，心理学长期作为哲学的一个知识门类而没有独立的地位，但哲学却为整个心理学提供了认识－欲求的基本概念体系;笛卡尔以来的近代二元论传统以及实证主义精神同时也为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化做了哲学铺垫。19世纪中期，赫尔姆霍茨、韦伯与费希纳等生理学家首开通过实验和测量研究人类心理的先河，证明了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心理过程的可能性。生理学家的心理研究为心理学的先行者提供了方法－技术模板，直接促进了(实验)心理学的建立。自然科学模式心理学“诞生”以及此后发展的宏观知识氛围是启蒙以降科学理性思维方式的主导地位，即研究主体与客体的本质二分，对客观、一元真理在场的形而上学预设，对研究主题的对象化、客观化处理等。这种思维方式甚至渗透到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经典的社会科学之中，心理学也不能避免。在这种知识氛围和相应的评价标准下，人文科学知识在价值序列上自然处于低位，这也解释了人文科学取向心理学在心理学学科内部的边缘地位。

2．知识社会学因素

知识社会学关注知识的社会性维度，致力于考察知识与学科中的社会、文化、心理、利益等非真理性因素。心理学从整体上采用自然科学模式并非纯粹出于学术理性的考虑，而是在学科内外有着诸多知识社会学因素的参与。从心理学外部的社会背景来讲。社会公众对(自然)科学及科学专家的信奉使得自然科学模式心理学的存在与发展有了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其次，资本主义的兴起即与自然科学在技术领域的应用有关，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对工具、实效知识的普遍高扬使得易于应用的自然科学模式心理学有了较大的发展空间。

至于心理学内部，建制化、专业化、职业化后的学科，会相应产生出相应的科学共同体，科学共同体作为一个权力－利益系统必然寻求扩张垄断与自我辩解，这使得其信念与利益时常高于真理本身:人的心理行为并不等同于客观自然物但却套用了研究客观自然物的研究方式，如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言，“这一错误发端于心理学家们对曾给自然科学带来辉煌成就的机械主义方法论的崇拜”［3］，即非学理的自然科学崇拜与科学共同体的群体协商、默认是自然科学模式在心理学研究中长期合法的保证。二、自然科学模式心理学的理论特征心理学在知识上的最高追求是达到客观普适的、价值中立的真理。而其对真理的理解则攀附了自然科学的标准，因此其效仿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物的主客分离的研究范式来研究人及其心理与行为，这深刻贯穿到了心理学的方方面面。

1．强调研究对象的可观察性

实证主义哲学本身承接了近代经验哲学的传统，与这一经验传统相对应，从早期的内容－构造心理学到随后的行为主义心理学至今日的认知心理学，皆主张研究对象的可观察性，往往为可直接观察性。冯特和铁钦纳强调心理学研究的对象为可内省的内部经验;行为主义心理学则认为心理学应排除无法直接观察的内在意识，而应代以可直接观察的外显行为;当今的认知心理学也保留了行为主义的这一主张，并进一步通过外部行为反应推论内部的认知过程规律。必须提及的是，强调研究对象的可观察性不仅仅关联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与取舍，同时也是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与建构。这一建构在本体层面将人视作动物或机器，将人的心理与行为视作客体、对象甚至是物理事实的存在;在技术实施层面，这一建构直接导致了心理学中的还原主义与元素主义，“心理学研究的根本途径在于将心理分解为一些基本的元素，或将心理、行为归结为低级运动形式如物理、化学、生物过程，然后以元素说明整体的性质，或以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规律说明人及其心理、行为的规律。”［4］

2．实验室实验法及方法中心

自然科学的研究目标通常为对研究对象进行本质观察或发现研究对象间的因果关联，同时这些研究应是可重复、可验证的。为此，诸自然科学在研究方法上需要在实验室中即控制条件下对研究对象进行数量化观察和相应的数学分析。现代心理学“诞生”的标志即是冯特等人采用了这种自然学科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人类心理。自冯特以后，虽然心理学中实验、问卷－测量和观察等方法并存，但实验法(主要为定量的实验室实验法)一直是心理学方法的主流和心理学知识的主要来源。心理学中实验室实验法的要义在于通过脱离日常生活情景，在实验室中对变量进行精心控制，对心理的外部结果———生理和行为进行数学统计分析，以达到因果关系的解释。对科学方法的过度强调也使心理学陷入了方法中心的误区:首先，以方法作为评价心理学科学性和心理学知识客观性的唯一标准，正如卡特尔所言:“心理学除非建立在实验和测量的基础上，否则就不能达到自然科学那样的明确和精密。”［2］(P173)其次，方法的意义高于问题本身的价值，对程序和技术的关注优于对问题价值的关注，除却规定研究对象的可观察性之外，能否对对象施以科学研究也决定了心理学对研究问题的取舍。

3．个体主义

通常认为心理学的分析水平多在微观的个体层面，在个体之外往往最多延伸至家庭，这种角度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心理学在其自然科学模式下却普遍存在着将个体视角走向极端个体主义的误区，即使心理学中的社会心理学也秉持个体主义。所谓个体主义是“强调个体心理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否认或忽视个体心理与社会文化的内在联系，把个体研究同社会文化孤立开来而从个体内部寻求心理或行为的解释。”［5］在心理学中，个体主义和自然科学模式内在契合，造成这种个体主义的直接原因仍然要归结于心理学的自然科学模式，正如叶浩生教授所言:“文化因素、社会影响在实验室中则无法控制和操纵，更无法操作化和量化，为了维护科学研究的可信度和效率，只能弃之不顾。”［6］

4．价值中立的知识立场

价值中立立场的背后是一种客观主义的认识论，其要求在研究中排除所有成见，保持“不偏不倚的中性态度”，如实地观察和描述事物以发现客观普适的真理。不过即使在自然科学中，是否存在着价值中立的客观真理，也成为了一个引起广泛争论的学术议题:库恩范式论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皆怀疑自然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不过心理学科学共同体通常信任自然科学知识的价值中立性，同时认定在心理－行为领域也存在着类似自然科学的不牵涉主观因素的普遍知识或规律。如若采用自然科学式的客观方法来研究人及其心理与行为，并基于数学方式来呈现、分析研究结论，将会避免价值涉入，从而达到希求中的普适真理。即心理学家认定，在自然科学模式指导下其自身的科学活动以及科学活动的结果都因科学方法的带入而得到了价值中立性的保证。

三、单一自然科学模式下心理学的困境与出路

作为心理学主流样态的自然科学模式心理学，对心理学的产生、发展与实际应用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其对科学的信奉优先于对人的关切，不顾人不等同于动物或机器的独特本质，执着于套用上述研究自然物的立场去研究人及其心理与行为，使得心理学成为了一门充满了困境与危机的科学。

1．困境

首先，心理学是研究人自身的一门科学，但人在心理学中的形象至今仍是还原式的动物或机器，“科学心理学将人性降格为单一的自然物的存在，消解了人的独特本质，使得人在心理学中被遗落或消解。”［7］学术界作为一个精英系统，其观点本身就需要超群出众，而心理学研究往往通过复杂的技术程序来验证一个生活智慧中早已存在的观点;执着于方法－技术的心理学用力于枝节、琐碎的问题而没有兴趣也无力建构出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具有真正影响力的理论，在科学心理学100多年的传统中，尚未产生出可以广泛影响周边学术领域的学者和理论。其次，从学科的最高追求———科学性上来讲，心理学并不成功。著名理论心理学家SigmundKoch曾指出，“心理学自一百多年前脱离哲学以来，一直未能成为独立科学，且因受其本身条件限制，心理学将来也永远不可能发展成为独立科学。”［8］最后，心理学过度张扬了科学性，采用缺乏生态效度的实验室实验法而导致了与真实人性和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正如英国心理学家P．凯林在《心理学大曝光———皇帝的新装》中指出的，“科学心理学已经避免去研究那些人类存在的真正问题。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选择了一个自然科学的方法，而这种方法是不能很好地胜任调查这么一种问题的，同时也因为许多实验心理学家通过求助于不人道的客观科学以避免他们的个人冲突。”［9］

同时与科学模式相关联的个体主义立场也无力面对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活现实，有学者对实验社会心理学做出了批评，认为这种实验室实验是“真空中的实验，宏大的社会现实被弯曲为人为的实验室中漠不相关的个体之间虚假的社会互动”。［10］面对六七十年代席卷欧美的学生运动、女权运动和黑人运动，科学心理学家束手无策。此外还需指出的是，学科建制化也给心理学带来了负向的后果。后果之一即是学科封闭，对生活世界和周边学术领域中优质、精彩的心理学资源视而不见。甚至在心理学内部，各分支领域也往往秉持专业化态度，这造成了心理学在内部的分裂。后果之二在政治－伦理层面:正如爱德华•萨义德(EdwardSaid)所言，持专业态度、职业态度的知识分子，将会“无可避免地流向权力和权威，流向权力的要求和特权，流向被权力直接雇佣。”［11］

自然科学的本质范文第3篇

关键词：诠释学；自然科学；诠释学解读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3-0030-02

科学观察的中立性、科学事实的客观性是自然科学自我认识所奉行的基本准则。可是，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中，人们发现科学家的知识背景、思想习惯以及社会文化因素对于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对于科学发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观察渗透理论、科学事实的价值负载成为科学哲学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由此促成了人们从诠释学、知识社会学等角度理解和认识自然科学的思潮。本文将从分析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将诠释学理解为与经验自然科学对立的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观点入手，通过解析当代美国学者克里斯和科克尔曼斯对自然科学的方法与本质层面的双重解读，阐释自然科学自我理解形成的基本逻辑。

一、诠释学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

诠释学最早的形式是对神圣文本的解释，最早的诠释学可称为圣经注释理论的诠释学，指的是研究圣经的解释原则。19世纪中叶，狄尔泰将诠释改造为与自然科学方法论相对的、普遍的人文科学的方法论。狄尔泰认为，自然科学同人文科学同样都是真正的科学。只不过，自然科学是从外说明世界的可实证的和可认识的，人文科学则是从内理解世界的精神生命。因而，说明和理解分别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各自的独特方法。

狄尔泰的观点代表了人们当时对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关系的基本共识，即“在经验的自然科学和理解的人文科学之间存在着以下的几种差别：第一，自然对于对象的经验材料或对所有科学家都相同，或是所有科学家共同约定而毫无争议的。无论哪一种情况，它们都是客观的、确定的，任何分歧都能通过经验检验来解决。人文科学很难有这种无可争辩的经验材料。它们只涉及意义的对象，这些对象的解释建立在解释者不同的旨趣、状况和先验信念的基础上，因而总是易于受到质疑。第二，自然科学的理论是通过观察、陈述、归纳和演绎形成的说明性的思维产物。而人文科学只限于重新描述材料，以一种更清晰、更一致的方式重现材料的意义，它们力图理解而不是说明。第三，自然科学所使用的语言很大一部分可以公理化，形成一个形式语言系统。它的语言具有直白性、单一性、确定性。相反，人文科学不能避免使用日常语言，它的语言带有隐喻性、模糊性和歧义性。第四，自然科学的成果能够得到没有理论负荷的材料的证实或证伪，理论和材料之间唯一重要的关系是所属关系。在人文科学中，材料只能在某些解释里表现出来，不同的解释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显示材料，人文科学的材料是不断地被诠释和被塑造的。第五，自然科学的概念力图消除拟人的指称或内涵，即自然科学的概念是不被人的任何主观的或非理性因素所污染的，而人文科学的概念不可避免地受到人类的各种主观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的影响。第六，自然科学理论只有具有概括性和普适性时才有意义，而人文科学并不避免概括性，同时，它们也关注特殊性。自然科学家追求普遍性的知识，人文科学家还追求局部性的知识。第七，自然科学原则上是无个人专断特征的，断言的可靠性可辩明性与本人身份无关。人文科学却带有权威的痕迹，人文科学家的一系列个人非科学背景总是为它的解释提供辩护。第八，自然科学是一种缺乏终极基础的科学，它切断了与日常生活的利益关系和实践联系，而诠释人文科学本身就沉浸在日常生活之中，它与日常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35

狄尔泰的观点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自然科学的探讨上，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并没有对自然科学理论作诠释学的解读。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20世纪中期，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对立集中表现为诠释学与实证主义的对立，美国学者D·伊德（DON IHDE）在文章中把这种情形描述为“实证主义解释学（H/P）的二元复合体”。克里斯（ROBERT P.CREASE）则认为，在这个复合体中，似乎每一方都向另一方让予领土，几乎没有人尝试使这个二元复合体的一方参与到另一方之中，特别是在自然科学的探讨中，人们一直把解释学作为一种潜在的资源放在一边不予追究，当受实证主义影响的对科学的理解暴露出弱点时，这些弱点并没有因为通过对整个自然科学的解释学范围作更为深刻的评价而得到应有的弥补。

二、诠释学作为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

自觉地对自然科学进行诠释学解读开始于20世纪晚期。按照克里斯的观点，大致有三类学者率先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一是少数受过大陆哲学训练的专业哲学家，如希兰（PATRICK A.HEELAN）、伊德、基西尔（THEODORE J.KISIEL）、科克尔曼斯（JOSEPH J.KOCKELMANS）；二是具有现象学、解释学哲学的背景的科学哲学家，象M·埃杰（Martain Eger）；第三类学者克里斯称他们为更具主流特点的科学哲学家，象J·罗斯（Joseph Rouse）和受分析哲学影响的社会学者。

克里斯认为，到目前为止，还不能把对科学的解释学的解读看做是对科学研究的解释学纲领的构建。但是，对科学的解释学的解读，他提出了一组富有启发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可称之为意义先于技术。这是对实证主义和主流哲学家科学观的无意义前提的批判。实证主义和主流科学家虽然给予科学发现、科学理论的形成一个理性的理由或非理性的范式，但是，他们没有追问科学发现和科学理论构建的意义前提，他们把科学描述为只是由实践、由技术或计算方法的运用构成的，这是一种错误的定性。因为，数据、结果及实验室的活动都是由解释而形成的。如果人们作出蹩脚的解释，那么就将得到错误的描述。在解释学看来，意义的产生在科学中如同在其他人类活动中一样，不仅仅依据从部分到整体的运动，而且要借助于这样一个过程，即把现象置于现有的意义框架之中。当这种意义的假设部分地引起了疑问的时候，则通过进一步的探究在持续进行的解释活动中做进一步的考察和改进。

第二种观点，可以称之为实践比理论更重要，这个观点既对第一种观点作了解说又将人类应对世界的认识活动，建基于实践活动之上，突出了人类活动的合理性、合历史性特征。第一种观点认为在科学活动中，意义先于技术，就第二种观点来说，据以解释现象的意义框架，并不仅仅包括工具、文本和观点。而且涉及主体和客体分离之前，由文化与历史所决定的人与世界的冲突。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试图进行解释时，他会受到历史与文化方面的历史传统的影响；尤其当一个人试图发现一种深刻而丰富的与世界的联系时，更是如此。因此，这种解释学实践的本质和范围就是科学中解释学研究的主题。

克里斯所讲的第三种观点，称之为境遇先于抽象的形式化。这种观点认为，真理只是涉及特殊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中向某人揭示某事，甚至科学知识，也绝不可能完全超越这些文化和历史所决定的复杂情况，即绝不能把它们撇开，仿佛科学知识是从无有中抽象出来。科学所揭示的这种现象的特殊性，往往被这样一种事实所掩盖，即如果科学的（实验室）环境无误，这些现象就可以在许多的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中自己说明自己。这种概括可能使人们对脱离实际的知识产生错觉，因为科学工作始于与某种具体情境现有的关联及对这种情境的理解，科学绝不会把具体情境抛在一边，理解决不会超出解释学的范围。在模糊的、高深莫测的、自相矛盾的情境中，意义的获得并非是超越个人与世界的关系，或是从这种关系中抽象出来的，而是对这种关系的深化和扩展 [2]4-5 。

三、诠释学作为科学研究的纲领

克里斯虽然承认解释学对科学的看法是必要的，但是他反对把从诠释学的角度解读科学看做是对科学研究的诠释学纲领的构建。其他学者希兰、科克尔曼斯等人则明确地提出了构建一种对科学做诠释学解读的研究纲领的必要性。希兰指出：“如果哲学想要找一个良好机会来完成它对自然科学和一切科学的普遍反思的作用，那么通过诠释学的探讨，在科学哲学中恢复那些要素却是必不可少的” [2]10 。科克尔曼斯是科学的诠释学—现象学的创始人之一。他提出：“自然科学生来就是诠释学的事业，自始至终就是彻头彻尾的诠释学事业，也就是说，在每一方面它都具有诠释学的成分” [2]41。

科克尔曼斯认为，自然科学诠释学的现象学（他基本上关注的是本体论问题）应当在具体的历史境况中和历史条件下研究团体和科学家个人所从事的科学事业，应该把注意力放在作为整体而持续发展的科学上。他认为，自然科学作为一个整体科学过程，是一项不断发展的科学事业，他具有彻头彻尾的诠释学本质。说明、发现、实验、观察以及寻求所观察到的事物的诠释总是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个整体，科学实践生来就具有诠释学的成分，它的所有组成部分也是如此。

科克尔曼斯的贡献在于他指出了现代科学的诠释学特征的最具重要的方面：首先，科学的所有形式的描述、说明和理解都是诠释学的高级形式。科学家并不说明某物是什么，而只说明在一定数量的假设下，它将有什么表现。因此，科学家的工作总是从典型的预先把握、预先洞察和预先构想等诠释学方面着手。其次，无论科学家怎样观察、测量、描述，从经验概括中进行归纳、推理，并阐明所谓的“自然规律”，他们总是依据一个意义框架来阐明他们所探讨的现象。而且，从一定程度上讲，这种框架与所观察到的现象不是无关的，经过考察可知，即便这些有独创性的世界图景，也是以一些源于以前的理论或构想的要素为基础才得以构成的。再次，所有科学工作都是在诠释学的范围内进行的，没有哪一门科学能超越这一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家无法对那是什么作出真实的描述；也并不意味着这些陈述中没有一个是绝对的或永恒的，没有一个是决定性的或全面的；应该说，它们穷尽了一些真的东西，但是并没有一劳永逸地穷尽关于“那是什么”的真理。

四、结语

施莱尔马赫将诠释学看做神圣经典的理解技术，狄尔泰将其看做是与自然科学无涉的人文科学研究方法论，伽达默尔则在既遵循又超越狄尔泰的意义上将诠释学阐释为一种人文科学的本体论。克里斯与科克尔曼斯在汲取上述观点的基础上从方法和本体角度依据诠释学对自然科学的双重解读则真正地实现了诠释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即揭示了自然科学研究的诠释学条件，又使诠释学成为自然科学自我理解的本体论，最终促进了科学诠释学的出现。

参考文献：

[1]黄小寒.“自然之书”读解—科学诠释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自然科学的本质范文第4篇

对经济学的科学性质的争论从经济学的出现至今就没有停止过。罗森伯格指出,经济学是一门“处于纯公理系统与应用几何学的交叉点上、类似于数学的一个分支”的科学;米塞斯(L.V.Mises)认为:“经济学不是来自经验,它先于经验,是行动和事实的逻辑”,“经济学的定理不是来自于事实的观察,而是从行动的基本范畴中演绎出来的”。按照米塞斯的这段话,其认为经济学因为无法进行精确可控的实验,所以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瑞典经济学家谬尔达尔在获奖后批判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因其认为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

2波普尔的科学划界标准

在批判逻辑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基础上,波普尔在其自传中简单明确地提出了自己对科学的划分标准:可证伪性。从逻辑上来说,每次的实证描述都只是单称描述,而一个全称陈述的理论是不可能被一个个的单称陈述所证实的。经济学的三大基本假定之一:资源是稀缺的,我们可以从对某种资源的观察得出结论来证实“资源是稀缺的”这一假定。但是我们是不可能穷尽世界所有种类的资源是否稀缺来证明这个假定的。因此它是不可证实的。但它却有被证伪的可能性。我们或许可以找到这个假设的反例,从而推倒这个假设。但是人类发展至今,还未能找到什么资源不是稀缺的,因此这个假设暂时未被证伪。但是它有被证伪的可能性。这就是命题的可证伪性。可证伪性正说明了科学的科学性。波普尔从这个角度说明,科学的分界应该是可证伪性。此外,对科学性质无任何争议的物理学,有存在无法实证的假定,例如物理学中的随机性假定。

3经济学的客观性

3.1关于客观性

科学的客观性并“不是建立在脱离了科学家个人的价值判断采取超然态度的基础之上的”,这是波普尔的前提观点。由于科学的客观性在于科学方法的公共性质,所以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各种偏见的社会科学家们正是在充分彻底的讨论中产生出客观性。所以,相信自然科学家的态度比社会科学家的态度更客观,这是完全错误的。人们之所以认为社会科学不具有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是因为他们将以前自然科学的标准强加于社会科学的后果,是对客观性本身的误解。我们应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考察客观性问题,而不是去注意研究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有何不同的问题。“与此相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不是建立在科学家们的不带偏见的心境的基础上,……建立在科学事业的公众性和竞争性的事实……客观性建立在相互的理性批评,建立在批评的方法,批评传统的基础上。”从中可以看出,波普尔认为的客观性与一般意义上的理解不同。他认为科学的客观性是方法的客观性,而不是内容的客观性。

3.2关于经济学预测不准确

经济学家预测的不准确性是受人们诟病的一个方面。历史决定论者主张:在经济科学中不可能建立起客观性。其根据之一就是预测具有自我实现和自我毁灭的双重效果,波普尔把这两种效果总结为俄狄浦斯(Oedipus)效果。具体来说,这种效果也就是指预测既可以成为引起某事件的原因,也可以成为阻止该事件的原因。如果经济学家有意图的进行预测,那么,他就要按照自己的爱好和自身的利害关系来进行行动。这种价值判断就会影响预测本身的内容,给预测内容的客观性和研究成果的客观性造成各种各样的损害。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Hayek)曾经说过,在他认识的人里,很少有因为根据经济预测采取行动而赚钱的人,倒是有不少靠卖经济预测赚到了钱。

但是,波普尔认为俄狄浦斯效果属于科学的处理操作内部的事情,即预测的准确与否不能成为一种理论是否成为科学的衡量标准。乔治•荷曼斯(GC.Homens)也认为:有效性和精确解释等科学构成因素虽然说对一门科学而言极为重要,但它们只是社会科学的目标而不是科学研究的结果。乔治•荷曼斯(GC.Homens)举了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为例:虽说它并未精确地叙述进化的过程,也未从其理论中引申出有效的预测,但没有任何科学家会否认进化论在科学界中的地位以及它对现代遗传学的贡献。

3.3关于经济学受经济学家意识形态影响

人们普遍的看法是:在自然科学中,研究者比较容易保持“价值中立”,而在经济学中,研究者既是观众,又是演员,很难保持“价值中立”。经济科学中没有普遍的永久性的法则,而自然科学中却有。罗宾逊夫人坦言:经济学的著作中几乎找不到不包含自己主观性偏见的论述。

从波普尔对科学的客观性的看法可知,经济学常受到的关于阶级属性的质疑是无意义的。因为经济学的客观性在于其研究方法的客观性。经济学发展到今天,不管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其研究方法在任何制度、任何意识形态的国家里都是可以借鉴的。在经济学的方法上,是无阶级意识之分的。因此,对经济学的阶级属性的质疑是对经济学不公正的对待。至于部分经济学家的带有阶层性质的,“巧”借客观的经济学分析方法的为某个阶层服务的经济理论,那就是那些经济学家个人问题,而不能成为论证经济学不是科学的论据。

4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统一性

4.1研究对象

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上,普遍的看法是,社会情况比自然情况更加复杂——这在经济学科的研究中不胜枚举,计量经济学者更是常常为变量的选取与舍弃而大伤脑筋。也因此,认为经济学没有自然学科诸如物理学那样的客观性。波普尔认为这种偏见可能有两个来源。一是我们往往把不应比较的事情加以比较,即具体的社会情况和人工隔离实验的自然情况。二是一个古老的想法,认为社会情况的描述必须涉及有关的每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乃至生理状态。他认为,这种看法是一种曲解,是不加思考随波逐流的一种看法,“社会科学不但不如物理学那么复杂,而且具体的社会情况一般说也不如具体的自然情况那么复杂……”。波普尔的话可以这样理解,经济学中的经济现象分析,不必考虑进社会全部的因素,我们能够建立一些简单的模型来分析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而这种简化的模型与自然科学的模型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事实上,在自然科学的模型中,我们同样不可能完全的掌握所有的变量。而那些普遍的自然科学研究对象可以更简化,乃至可通过实验来模拟,由此认为自然科学更具客观性的看法只不过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更具深厚的传统罢了。经济学和自然科学进行模型分析和应用的困难只是程度问题而并不是性质问题。

4.2科学发现方法

除了提出理论的划界方法这一对经济学有利的论断之外,波普尔在理论发现的看法上也有力支持了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观点。在波普尔看来,科学发现的方法是试错法。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应该是坚持试错法

,他们都是人类理性的产物,理性是可批判的,因而在可错性这一点上没有本质的差别。经济学中,从古典经济学派,到凯恩斯学派,再到新古典综合派,无不说明经济学是在问题的不断提出、解决过程中发展的。二战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正是为了解决当时经济中出现的问题而产生的。经历了约40年的统治时期,资本主义进入滞涨发展阶段,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也渐渐地失去其威力,于是新的学派出现。经济学在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发展流派恰好体现了经济学理论的发现遵循着波普尔的科学发现公式,这一点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异。

4.3经济学发展现状

波普尔指出:“所谓科学学科不过是以人工的方式划分的问题与尝试性解决方法的混合物,真正存在的是问题和科学传统”。由此我们甚至不应该太过注意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划分,这可能只是一种传统的偏见。确实这一看法也是符合社会科学发展现实,随着自然科学家的新论点和文化研究的兴起,“从根本上破除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两个超级领域之间的组织分界”。许多科学家都承认不仅两个领域的彻底区分是不可能的,就是对“对社会科学知识所作的鲜明制度性区别也具有相当大的人为性”。

自然科学的本质范文第5篇

关键词：历史方法；经济学；科学性

一、判断经济学是不是科学的标准

判断一门学科是否是科学，首先应确定一个“科学”的衡量标准。这种标准的依据不在于该学科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而应遵循以下三点原则：一是是否以揭示研究对象的内在规律性为目的。二是在研究的过程中，是否运用了一种合理有效的方法。熊彼特强调“一门科学是任何一种知识，它发展了寻找事实和解释或者推理(分析)的专门技巧”。三是是否有一种科学的理念和精神。显然，这种判断标准避免了由于选择尺度的狭隘而将诸多科学性的东西排斥在科学大门之外的尴尬。就经济学而言，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并且采用唯物辩证法、科学的抽象法、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等。在西方经济学看来，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对稀缺性的资源进行配置的学问，采用的方法有：经济模型、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静态及比较静态和动态的方法、边际分析的方法、均衡分析的方法及数学分析的方法等。

科学的判断一门学科是否科学，依据的重要判断标准是该学科的方法论必须科学。一般来讲，经济学的研究和认识过程是：先从实际出发，从经济史实和现实经济问题出发，在掌握大量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基础上抽象出概念和命题，然后再用范畴和概念去说明、解释和预测经济事实。这表明，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从特殊到一般再到特殊，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认识论方法贯穿了经济学确立的各方面。就此方法论而言，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同样符合科学标准。

二、为什么要强调历史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19世纪末，奥地利学派创始人门格尔和德国历史学派代表施莫勒进行了一场持久的经济学方法论之争。由于历史学派方法论的缺陷，以后的主流经济学在演绎主义方法论的影响下走上一条公理化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在经济学——这样一门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的学科的探讨上丢弃历史分析的方法。

(一)主流经济学过度演绎推理的做法不科学。在一些人看来，历史的东西往往存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尴尬局面，而基于公理推断的东西则存在逻辑上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客观地讲，经济学采用演绎推理的方法，并辅之以数学化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向自然科学的一种靠拢。但如果以为像自然科学一样在少数公理的基础上构建起逻辑大厦，就意味着经济学自动走向科学殿堂的想法未免太天真。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即公理本身是否就存在统一性或不存在认识和理解上的不同呢?按照尼采的看法，所谓的公理实质上是一种没有办法通过进一步推理证明的无条件的命令，公理本身也是一种信仰，即相信公理是“真”的。对信仰而言，在抽象的意义上，很难判断孰优孰劣、谁是谁非。既然公理本质上是一种信仰，而信仰显然会随时间、地点和任务不同而不同。因此，建立在公理即信仰基础上的经济学理论大厦就会表现出不同的外观和内在结构。在怀尔斯看来，“‘公理’成了‘神圣命题’的代名词。公理的存在可以使我们不顾事实建立起庞大的演绎结构，这已经成了经济学根深蒂固的传统”。事实上，脱离具体历史条件而抽象出来的经济学公理，如理性经济人等在现实环境中也遇到质疑。这种抽象演绎的结果不仅无助于经济学科学性形象的树立，相反还损害经济学的科学性。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对经济学基本理念的信仰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巨大差异。亚当·斯密教条地认为，在完全自由放任的政策下，经济生活会自动趋于最优状态，不会存在经济过剩和失业。而1929一1933年的经济危机彻底打碎了人们对市场机制的信仰，转而寻求政府干预。而凯恩斯以后的宏观经济学学派林立，或者说对同一经济现象有不同的理论学说，究其原因恐怕是其信仰“失之毫厘”所致。

(二)宏观经济学的诸多成果得益于历史分析的方法。宏观经济学的目标有四个：通货膨胀、就业或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显而易见，这四个方面的研究对象，如长期的经济波动，均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历史数据和历史事实。即使在微观经济学的问题中，同样也无法回避时间序列的探讨。由此可见，目前主流经济学中抽象演绎法所作的努力，即通过形式上的数理化来完成对经济学的科学化改造并不能摆脱历史数据的支撑。

(三)任何学科成就的取得都是建立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经济学也不例外。在熊彼特看来，“不管哪个学术领域，任何时期存在的问题和使用的方法都包含过去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工作的成就，而且仍然带有当时留下的创痕。”“任何规定时间的任何科学状况都隐含它过去的历史背景，如果不把这个隐含的历史明摆出来，就不能圆满地表述这种科学的状况。”从目前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思路看，首先都是进行文献综述，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可以说，经济学中任何一个问题的提出与解决，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都不是哪一家一派可以独立完成的，而是一个不断的、连续的过程，也就是说是个历史过程。这一点在政治经济学的建立过程中体现的尤为充分。

(四)经济学中的许多概念、范畴和定理必须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才能加以正确的理解。恩格斯认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在《资本论》中，诸如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劳动力商品等概念，马克思都反复强调是个历史范畴，从而对庸俗政治经济学家进行批驳。同时，这些概念的许多规定性也只有放在历史的背景中才能加以理解。如，货币形式的发展、货币的本质及货币的功能等问题。

(五)在一定意义上看，历史的方法是经济学其他研究方法的基础。一是发展的观点认为事物总是处于运动的状态中，这与历史主义强调的原则是吻合的，即“一切事物都不是永恒、绝对的存在，而是历史的暂时产物，它在历史中产生、发展，也必将在历史中消亡。事物就是它的历史过程本身。”二是科学的抽象法认为，必须对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进行充分的考察才有可能把握住其中的规律。要做到这一点，除要求在一个时间截面上尽可能掌握事物不同的特征，更需要对事物的特征进行时间序列上的追踪考察。只有经过事物特征的反复显现，才有可能抓住背后隐藏的规律性。

虽然历史的方法在自然科学和经济学中都非常重要，但必须承认，由于学科的限制，历史方法发挥的作用在不同学科中存在较大差异。这导致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经济学的科学性似乎有所削弱。自然科学的成果经过历史的积累，很容易被后人认可和运用，因为自然过程是反复发生的。但经济学的历史发展却不具备完全可复制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充满了各种新的、不同的意见与观点。结果是，经济学无法以严格的累积的形态取得进展，经济学说史上就出现了形形的理论反复。一种理论和观念总是以真理或谬误的姿态在不同的时期交替出现，这在近代以来的宏观经济学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在当代尤其是中国，之所以很多人认为唯自然科学才是科学，是因为自然科学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是直接和明显的，相比较而言，社会科学的作用则是间接的、长期的。时间的跨度有时甚至要经过一两代人，所以经济学的成果不易为人所观察和掌握，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往往要在理论成果产生多年后才被授予。但经济学的科学性并不会因此而受到损害，相反说明经济学的特殊性更需要用历史的观点去考察。

三、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是一部借鉴自然科学方法与理念的历史

从对历史的回顾中发现，无论是有意借鉴还是异曲同工，自然科学的理念及有效的分析工具，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中都得到体现，这使经济学日益成为最接近于自然科学的“硬社会科学”。

在西方，经济学的出现以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的《经济论》为标志。为能把握住观察对象的规律，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发明了数，认为万物即数；万事万物的差别实质上是数排列组合的差别。在中世纪的欧洲，经济学一度成为封建神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并无科学性可言。随着文艺复兴和自然科学的兴起，经济学也迎来了科学的黎明。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②，即古典政治经济学才称得上是真正科学的经济学。从理论观点和贡献来看，古典经济学认为，商品经济是天生的平等派，不管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无论富商巨贾，抑或小商小贩，在进行商品交换时，都必须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没有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力存在。显然，这一商品经济的基本理念是受天文学革命的影响。在传统的封建等级制中，人有天生的高低贵贱之分，皇族乃上天的代表，即天子。但天文学革命却发现：整个自然界并非是上帝早已安排好的等级结构体，各天体之间是作用与被作用的关系。这一信号传递到人类社会，其含义就是：人与人之间不是生而不平等，而是生而平等的。进一步把该思想反映在经济生活中，就是等价交换的原则。当然，此时可能有来自传统的追问，即如果没有旧有封建等级制度的管理秩序，那么靠什么来维持社会生活尤其是经济生活的运转呢?在亚当·斯密看来，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会推动资本主义这架精巧的机器一直运转下去，永不停歇。这正如牛顿的力学所揭示的原理：万事万物为何运动有序?因为一切都是“力”的作用。将亚当·斯密以后的经济学与牛顿的物理学作比较，很多的地方都会发现对事物处理方法的相似性。

就当时化学取得的成果而言，主要集中在：表面上千差万别的物本质并无区别，都是原子所组成，差别惟一在于原子数量的不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及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劳动价值论都认为，不同的使用价值和商品表面上看起来各不一样，但却都是劳动的产物。在马克思看来，质上不同的使用价值在量上能够比较，是因为它们都凝结有抽象劳动，即价值。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生命体被当成一个系统来加以对待。而系统研究方法在经济学中早已被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从魁奈的经济表到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以及当代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产业结构、地区结构等问题，都把经济生活当成一个整体在进行研究。

现代主流经济学对数学的运用更是无处不在。马克思曾说过，只有当一门学科使用了数学时才成为真正的科学。数学使以往古典经济学带有哲学思辨式的思想通过数学方式的表达而显得更为精确，使经济政策的实施也更具可操作性。可以这样讲，正是对数学这顶自然科学皇冠的摘取，才使经济学取得了社会科学皇后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