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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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范文第1篇
关键词：社会科学 人文学科 关系
一、人文社会科学内涵与分类
（一）人文社会科学内涵
人文社会科学是以人、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它具有典型的人文特质和社会品性：既具有客观性又具有主观性，既具有事实性又具有价值性，既具有真理性又具有功利性（或者说既具有认识世界的功能又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个殊性，既具有必然性又具有偶然性，既具有理论性又具有规范性，既具有基础性又具有应用性，既具有实证性又具有实地性，等等。可以说，综合性是其作为科学之最根本的特性。
（二）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
人文社会科学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称。人文社会科学可以分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而且两者甚至在内涵上有时很难加以区分，所以内涵上有所重叠，交叉。
广义的“社会科学”，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称。狭义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是指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其任务是研究并阐述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社会科学所涵盖的学科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人类学、民俗学、新闻学、传播学等。
《辞海》对人文学科的解释为“人文科学源出拉丁文humanitas，意即人性、教养。欧洲15、16世纪时开始使用这一名词。原指同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以别于在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神学。后含义几经演变。狭义指拉丁文、希腊文、古典文学的研究；广义一般指对社会现象和文化艺术的研究，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法学、文艺学、伦理学、语言学等。”
人文科学与人文学科尽管在西方翻译中没有区别，但在汉语言中，在汉语言中，“人文学科”与“人文科学”的词源意义是有区别的，前者直接就是人类精神文化活动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如音乐、美术、戏剧、宗教、诗歌、神话、语言等作品以及创作规范与技能等方面的知识。后者则是关于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体验与思考，是对人类精神文化现象的本质、内在联系、社会功能、发展规律等方面的认识成果的系统化、理论化，如音乐学、美术学、戏剧学、宗教学、文学、神话学、语言学等。实际上，前者（人文学科）形成于先，后者（人文科学）发展在后；前者是后者展开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深化，二者虽各有侧重，但也很难截然区分。
二、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别与联系
（一）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别
1.形成时间不同
社会科学是在18-19世纪形成的。其形成的直接原因是欧洲社会大变革的结果，是工业革命和城市化进程的产物，也是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技术革命发展的产物。在社会革命过程中，人们需要对社会发展规律作出解释，而自然科学的发展又直接促使人们对社会的研究采取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最终引起社会科学的产生。而人文学科是一门很古老的学问，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社会最早的科学就是人文科学。人文科学研究的对象以人的精神活动为核心，指向的是对人类自身生存价值和意义的探寻。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人文科学很难与社会科学加以严格区分。
2.研究对象不同
从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来看，人文科学研究的是人类的观念、精神、情感和价值，是为人类生存意义作出说明和解释。社会科学则主要研究现实的社会生活，并提出一整套安排社会生活的理论。但这种区分只是相对的，因为我们无法严格区分与人类相关的社会现象哪些属于人文科学研究的范畴，哪些不是。正如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1896―1980）指出的那样：“在人们通常所称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不可能作出任何本质上的区别，因为显而易见，社会现象取决于人的一切特征，其中包括心理生理过程。反过来说，人文科学在这方面或那方面也都是社会性的。只有当人们能够在人的身上分别出哪些是属于他生活的特定社会的东西，哪些是构成普遍人性的东西时，这种区分才有意义（这一假设正是这一区分的根源）。”这说明社会性和人性是很难截然区分的，所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也难以得到严格的区分。对于哪些学科属于人文科学，哪些属于社会科学，一直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如《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社会科学条目中列举了八个学科，即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地理学、教育学、历史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社会及人文科学研究中的主流》中则列举了十一个学科，即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经济学、人口学、语言学、人类学、史学、艺术及艺术科学、法学、哲学，并认为前五种属于社会科学，后六种属于人文科学。
3.研究方法不同
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在社会的延伸和发展，因此，侧重于实证研究，通过大量社会时间和现象来求证事件背后的社会规律；而人文科学不同，研究的是人类的观念、精神、情感和价值，因此侧重于为人类生存意义作出说明和解释。所以，两者研究的方式方法不同。
（二）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联系
无法把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截然分开。人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人，人类精神文化活动就是在社会场景中展开的，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社会现象又源于人类精神活动的创造。人文现象与社会现象都是由人、人的活动以及活动的产物构成的，这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内在统一性。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同一个社会生活整体，它们从不同的侧面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反映同一社会生活，因而，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正是这种水融的紧密联系，构成了二者内在的亲缘性与统一性，成为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一体化的客观基础。
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这种关系可以看出，人文科学在人类文化发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社会科学的发展离不开人文科学所积累下来的人文知识，同时人文科学发展的内在精神为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根本的动力。从这个角度说，社会科学是以人类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为基础的，这是社会科学的又一个基本特征。而社会科学的发展与研究为人文科学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科学手段和方式方法，从而使部分人文科学初步从解释和说明发展成为以实证为主要手段的社会科学。
总之，对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内涵进行厘清，进而对其作用加以明确，进而能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和研究，指明道路。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范文第2篇
关键词 人文社会科学 科学数据使用特征
1 引言
在大数据时代，以科学数据为主要学术资源的数据密集型科学正改变着当前的科学研究模式。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科学数据的作用和价值，定量研究也越来越得到重视。在一些数据科学的国际会议上，人文社科的数据管理也成为研究者讨论的重点之一。
各种翔实、可靠的数据为以各种社会对象为研究主体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支撑，推动了社会调查方法、计量学方法、可视化方法等研究方法的应用和发展。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理事长李京文院士在2013年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年会暨第十一届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论坛上指出，必须不断研究大数据的形态变化规律，利用大数据来研究、认识和预测客观世界及人类自身的发展变化趋势。同时，科学数据也影响着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转型与创新。复杂的经济统计模型、大规模的社会调查、丰富的科研数据处理和分析工具等，都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创新提供了条件。科学数据的使用使得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显著增强。
虽然科学数据推动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新发展，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科学数据并未与人文科学结合起来，比如一些学者在从事人文研究时，常使用“绝大多数”等空泛概念的名词。在数据密集型研究模式的背景下，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者对科学数据的使用习惯是怎样的呢？哪些人文社科学科的研究者更擅长利用数据？他们获取数据的来源、处理数据的类型和方法以及数据表现形式如何？研究者是不是由于缺乏对科学数据的使用而增加了“绝大多数”等空泛概念名词的使用呢？
本文围绕以上问题，对《中国社会科学》期刊的全文论文进行内容分析，探讨我国部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在科学数据使用上的特征。重点分析研究者获取实证数据的主要来源，所要分析的数据类型，处理数据的常用方法，以及数据分析完成后的表现形式。另外，针对学者提出“绝大多数”等空泛概念的名词在人文社科学科中使用的问题，本文将分析研究者在这些名词使用等方面的习惯。最后，根据人文社科研究者在科学数据使用上的特点，为图书馆提供科学数据服务给出建议。
2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调查法采集论文资料，用内容分析方法统计论文中所用到的数据、中文数词，分析其中的问题。人文社科数据主要指调查数据、网络公开数据、政府统计数据和指标等，本文研究的数据对象除以上这些外，还包括实验数据、文献数据和图片数据。文中讨论的实证研究数据是指狭义实证研究所需要分析的数据。狭义实证研究是指仅依靠统计分析法的研究。另外，本文把“绝大多数”、“差不多”、“若干”、“大量”、“无数”、“少量”等词语定义为模糊数词。
本文的数据来源是《中国社会科学》的全文论文。《中国社会科学》是综合性社会科学期刊，所刊登的论文代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也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风向标。选用该期刊的全文进行分析，不仅可以了解我国最高水平人文社科学术成果在科学数据使用上的特点，而且也可以了解人文社科不同学科的学者在科学数据处理上所采用的最新方法。笔者于2014年12月通过CNKI数据库收集该期刊2010年1月至2014年6月的全部期刊论文522篇，剔除其中“编者按”之类的7篇文章后，最终得到全文数据515篇。
3数据分析
3.1 总体概况
笔者对2010年1月到2014年6月的《中国社会科学》进行分析，共有全文数据515篇，把它们按研究内容分成、哲学、社会学、管理学、人口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传播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这12个学科。但由于人口学和传播学的样本数都小于5，统计的数据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失真，因而本文不统计这两个学科的数据。
首先对论文的引用数据和实证数据进行分析。除去人口学和传播学的论文，在剩余的论文中，仅引用数据而未进一步统计分析的论文168篇，占总数的33%，进行实证研究统计分析的论文113篇，占总数的22%。统计发现（见图1）：除了哲学学科的论文没有引用数据外，其余学科的论文都或多或少地引用了数据。而实证数据主要集中在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几个学科上，其中社会学和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比例分别达到67%和73%。这里政治学的数据值得注意，虽然该学科的论文没有实证研究的数据，但引用数据的比例却较高，达到53%，显示了该学科数据使用的特点。
3.2 实证数据情况分析
本节主要对社会学、管理学、法学、经济学、语言学和历史学这六个有实证数据的学科进行分析，分别调查其使用数据的类型、来源、处理方法及其表现形式。这里，语言学和历史学的实证数据由于是小样本（样本数小于5），因而需辩证看待这两个学科的数据。
（1）数据类型
从使用数据的类型上看，这六个学科使用的数据基本上是数值型数据，经济学还使用了部分图片数据（表1）。
（2）数据来源
本文根据数据来源把实证数据分为一手数据和二手数据，其中一手数据是指研究者通过访谈、直接观察、间接观察等方式首次亲自收集并经过加工处理的数据，二手数据是指来源于他人调查和科学实验的数据。本文中，把一手数据分为调查数据、实验数据和文献资料数据；二手数据分为政府公开数据（如全国普查数据、各类统计年鉴）和数据管理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等）的数据。
从数据的来源分析，社会学中44%的论文采用的是一手数据，而在经济学中这一比例只有15%，经济学更多的是使用政府公开数据等二手数据（图2）。
在对一、二手数据的进一步分析后，可以看出社会学和法学的一手数据主要来自调查数据，经济学的一手数据主要来自实验数据；对于二手数据的来源，管理学、法学和经济学主要以政府公开数据为主，而社会学稍微偏向于管理机构的数据（表2）。
（3）处理方法
本文把数据处理方法分为初级方法、中级方法和高级方法。初级方法是指平均数、频数、方差、标准差等描述性统计方法；中级方法是指回归分析、参数估计、假设检验、相关分析等统计方法；高级方法则是指模型计算等高等数学方法。
从数据处理方法上看，这六个学科的大部分论文都使用了描述性统计方法之类的初级方法，社会学比较注重对回归分析、相关分析、假设检验等中级方法的运用，而经济学则更擅长运用高等数学方法（图3）。
（4）表现形式
本文把数据的表现形式分为统计表、统计图和特定软件绘制的图形这三类。
从数据的表现形式来看，比较常用的是统计表形式，折线图、柱状图和散点图之类的统计图在管理学、社会学和法学中的应用也比较广泛。除此之外，经济学和语言学还有一些利用特定软件绘制的图形（图4）。
3.3模糊数词使用情况分析
本节分析部分人文社科的论文使用“绝大多数”、“差不多”、“若干”、“大量”、“无数”、“少量”、“很多”和“很少”这八个模糊数词的习惯，以及这些模糊数词在部分人文社科学科论文中的使用情况。
首先统计以上这八个模糊数词在一些人文社科学科论文中使用的比例（图5）。笔者发现社会学、经济学和文学这三个学科使用到以上八个模糊数词的论文比例最高。相对来说，哲学的论文中出现这八个模糊数词的比例稍微小些。
在统计2010年到2014年模糊数词的篇均使用次数后发现，人文社科的学者在模糊数词的使用上趋于稳定，各年篇均使用次数基本在2.0到2.5的区间内，除2012年和2013年的数值波动相对较大外，其余各年篇均使用次数的数值趋于2.3（图6）。
随后统计这八个模糊数词的总使用次数及其篇均使用次数（图7）。笔者发现，“大量”这个词在论文中的总使用次数最多，而且篇均使用次数也最高（达3.14），这说明人文社科的研究者普遍喜欢使用这个词，使用范围也比较广。其次是“很多”这个词，研究者也比较喜欢使用。而“若干”这个词，虽然总使用次数不算很大，但其篇均使用次数却很高，这说明该词的使用范围比较集中。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绝大多数”这个词上。最后讨论一下“差不多”这个词。虽然，先生提出中国人是“差不多先生”，凡事马马虎虎，不求精确，但是这个词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论文中却很少使用，其总使用次数和篇均使用次数都是这八个词中最低的。
这八个模糊数词在部分人社科论文中使用分布情况见表3。表3中“一”表示该词未在该学科中使用，“√”表示该词在该学科中有使用，“”表示该词不但在该学科中使用，而且其使用的频率更高，即每一列的三个“”分别代表使用该词的论文比例最高的前三个学科。从表3可以看出，管理学的论文对模糊数词的使用频率较高，有“差不多”、“若干”、“大量”等六个数词在其学科论文中高频率使用，其次是社会学。相比之下，哲学和语言学的论文对模糊数词的使用频率相对低一点。
4结果讨论
本节依据以上数据分析我国部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学者在科学数据使用上的特点，为图书馆今后开展科学数据服务给出针对性的建议。
4.1人文社科学科对数据的使用主要由研究对象决定
我们知道，社会学和经济学是以社会现象或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是偏向量化的科学。从上一节图1的数据也可以看出，大多数论文（67%的社会学论文和73%的经济学论文）都使用了基于数据的实证研究方法。在这些学科里，研究者尊重数据，把数据当作研究的主要素材，通过调查统计和模型计算使数据和学科发展有效结合在一起，推动了新知识和新规律的发现。而且，这些学科研究者的数据意识也比较强，对数据需求也更为迫切，获取数据和处理数据的能力更强。比如经济学，这个学科的论文有较高的实证数据使用比例，也非常注重政府公开数据等二手数据的获取，二手数据的使用率比其他学科的使用率更高（图2）。这就是由于研究者数据意识强烈，数据需求迫切，从而使他们获取数据的渠道要比其他学科的研究者更广。
相比之下，、哲学和文学这些学科是依靠思维逻辑的研究学科，主要是对传统文献资料的探讨，很少讨论实证或经验现象，因而对实证数据的使用就不是很多，偶尔会引用一些数据，数据来源也只是依靠文献。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仍较为传统，主要以文献为主，对数据使用的需求不是很迫切。
科学数据服务作为图书馆的一项创新服务，首先应该明确服务的对象。诸如以上这些人文社科学科，如果图书馆对其全面铺开科学数据服务，那可能效果就并不是很理想，但如果图书馆首先对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者提供科学数据服务，为他们提供数据获取、处理、共享方面的服务，则可能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而，笔者建议，针对人文社科的科学数据管理服务，首先可以把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者作为主要服务对象，把政治学的研究者作为潜在服务对象，在服务得到一定认可后，逐步向其他学科展开。对于主要服务对象，图书馆可以提供常规的检索、收集、存储、分析等数据情报服务和数据技术服务；而对于潜在服务对象，则可先向研究者提供科学数据在该学科中创新应用的情报信息，待研究者对科学数据服务需求提高后，再提供常规数据服务。
4.2人文社科学科对实证数据的处理以初级方法为主
在人文社科类论文的实证研究中，为了让读者了解数据和研究对象的特征，进而更好地了解统计分析结果，研究者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会选取不同的数据处理方法。人文社科的研究者对数据处理采用的方法以描述性统计等初级方法为主，初级方法在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的实证数据研究中占了较大比例（图3）。
相对而言，一些实证研究比较多的学科在数据处理方法上则更为多样。比如社会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学科的研究者除了掌握描述性统计等初级方法外，对回归分析、参数估计、假设检验、相关分析等一些中级方法也运用自如，而经济学的研究者使用高等数学方法进行模型计算的能力更为突出，数据的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除了常用的统计图表外，还有由各种特定软件绘制的图形，这些都显示出他们优异的数据素养。
人文社科研究者在数据处理方法上的使用，一方面由论文的研究目的和对象决定，另一方面也由研究者的数据素养决定。对于前者，可能超出了图书馆的服务范围，但要改善研究者的数据素养，图书馆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笔者建议图书馆为研究者提供有针对性的数据处理方面的开放课程等信息，帮助研究者掌握更多关于数据处理的知识。除此之外，也可为研究者提供本学科在数据应用上创新研究的情报信息，让他们了解本学科最新的数据处理技术，并提供相应的数据分析工具，促进定量研究的深入。同时，图书馆也可以与数学、统计学等院系合作，为研究者提供数据处理方面的专业讲座，一方面增强对研究者数据素养的教育，另一方面也可为研究者跨学科合作提供平台。
4.3模糊数词的使用与研究对象和传统文化有关
模糊数词的使用在人文社科领域比较常见，并且各学科在使用上并没有体现出明显的差异。诸如在社会学和经济学这些数据使用比较广泛的学科里，研究者并没有因为使用了数据而减少对模糊数词的使用，反而模糊数词在这两个学科中的使用要比其他学科更多（图5），而且各年模糊数词的篇均使用次数也较稳定，没有很大波动（图6）。因而，模糊数词的使用并不能说明科学数据没有与人文科学的发展结合起来，这主要还是与研究者的研究对象和受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用语习惯有关。
比如“大量”这个词，该词使用总量和篇均使用量在这八个模糊数词中都是最高的，说明人文社科的研究者普遍习惯使用该词。然而进一步分析显示，该词在经济学中的使用频率最高。一方面，经济学论文中存在的各种数量关系需要用“大量”这个词来表述，另一方面，由于这个词所代表的数量本身较难考证，再加上力求精确的数据精神缺乏和大概而言的用词习惯，使得研究者摒弃了数据化表达而使用了这些模糊概念的词语。
模糊数词在人文社科领域的使用还是比较广泛的，这与其研究对象有一定联系，有些数量关系难以考证，无法精确量化。除此之外，研究者在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用词习惯也是模糊数词使用广泛的重要因素之一。笔者建议图书馆在为人文社科学者提供科学数据服务时，要考虑到不同学科研究对象的影响，既要提倡数据文化，又要遵循人文精神。平时要注重收集有学术价值的科学数据，并为研究者提供方便查询的数据平台。与此同时，也可以根据研究者的需求，帮助他们收集和统计相关研究所需要的特定数据，以尽量减少模糊数词的使用。但作为科学数据服务的提供方，图书馆也应尊重原有的人文社科研究方法，使科学数据作为一种补充材料，与现有的人文社科研究结合，相得益彰。
5 结语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范文第3篇
本文作者：银浩单位：四川大学文新学院
在西方19世纪中后期，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B•泰勒（1832~1917）提出了宽泛的“文化”定义。在他的影响下，人类学家弗雷泽（1854~1941）完成了长篇巨著《金枝》，使人类学对文学的研究得到了很大推进。接下来，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1908~2009）进一步发展了这种以神话为主要对象的人类学文学研究，缔造了一套影响深远的结构主义哲学。在文学方面，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对当代文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文学人类学”为题的学术研究不断面世。1978年美国学者伊瑟尔出版了题为《从读者反应到文学人类学》的文集，明确号召“走向文学人类学”。
从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发展也经历了自“西学东渐”到逐步本土化的过程。在早期的萌芽阶段中，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的方法论。茅盾、闻一多等借鉴西方的图腾和神话理论，对中国神话、图腾、仪式进行研究，建构著名的“龙图腾”等理论。由周作人、朱自清等倡导的“歌谣运动”开始了对中国口承传统的研究。林耀华的人类学报告《金翼》则开创了中国的“小说体民族志”。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中国学术界出现了明确以“文学人类学”为标志的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原型批评和文学的人类学批评成为新时期文学批评的潮流，并由此引发了寻根文学热。21世纪，中国文学人类学有了令人振奋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诸如萧兵、方可强、叶舒宪、徐新建、彭兆荣等为代表的致力于中西对话的优秀学人，使该学科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和重要的历史新阶段。随着学科发展的不断推进，传统的文学概念受到了新的挑战，文学研究的眼光也从原有的文字文本，扩展到文字之外的广阔世界，研究对象也从书写文本转向了民间的活态文本、口头传统、仪式展演等人类文化层面，这为人类学在文学中的“合理进入”提供了有利的契机。从本次中国文学人类学青年学术论坛的代表发言中，笔者发现了两大转向：第一，研究对象的转向。传统的文学研究者，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有所拘泥，他们很少关注文字文本之外的世界，造成了一种眼光的缺失。文学作为现实生活的反映，与其社会文化背景有着紧密联系，如果不关注文字文本之外的文化世界，那么任何一种文本的解读都是有失偏颇的。因此，在本次论坛的代表发言中，年轻的文学研究者们把目光更多地转向了文本之外的文化。从重庆文理学院教师王先胜对中国古代纹饰的历史解码，到四川大学梁昭老师对民族志小说的文本解读，研究的“触角”都已伸向了传统文学之外，他们将人类学的视野引入具体的个案研究中，为既有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第二，研究方法的转向。研究对象的拓宽，势必带来研究方法的延展。传统文学的研究方法，在资料的获取及整合方面，偏重于“务虚”。而人类学方法的进入，则弥补了这一方面的缺失。人类学作为一门“务实”的学科，在方法论上强调实证，将个案研究与具体史实相结合，把田野考察作为获取第一手材料的重要手段。因此，不论是厦门大学博士生张馨凌对鼓浪屿家庭旅馆的人类学阐释，还是四川大学博士生杨骊谈考古学方法论的启示等等，都自觉地将人类学的学科范式引入具体的个案研究中，从不同角度颠覆了传统文学研究的窠臼，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学与人类学两门学科联合起来所释放出来的理论魅力。所以，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并非偶然，它是学术发展历程中“破学科”探索的理论诉求，这一转变将对未来的学科发展带来划时代意义。其次，“人文社会科学怎么向人类学转向？”笔者认为这是两个向度的问题，即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并不是单维度的，两者不是孤立的对象，从学科发展史上看，两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渗透关系。人文社会科学在借鉴人类学的学科范式，对旧有理论进行补充的同时，也会将自身学科研究中的优秀方法提供给人类学，充实人类学的理论基础［2］。
在与会代表的发言中，笔者感受最深的是人类学方法论对文学研究的启示。从文学研究上升到文化研究开始，学者研究的对象势必要从书斋走向田野，接触的材料也从文本文字变成口头文本、古迹碑刻、仪式展演等等来自民间的活态资料。如何将纷繁复杂的文化事项收集整合起来，这是传统文学研究无法突破的瓶颈。但人类学方法的进入，使这类问题迎刃而解。结合笔者的田野经历，田野调查前的文献田野固然重要，但是田野调查中遇到情况是无法通过前期的文字准备所能预知的，这时就必须运用人类学的方法论进行指导。比如研究一个民族的神话，与之相关的民族文化背景、民族生活环境、民族社会的构成等等都是一个研究者必须关注的。说到细微处，假如我们对某一个碑刻进行文化解读，除了要对碑刻中的文字进行破译外，还需要保持碑刻原有的存在状态，通过考证其所处环境、风水朝向、实际用途、树碑年代等，还原一个“真实的存在”①，这些都是传统的文学研究无法处理的。因此，正如水涨船高的道理一样，随着文学研究对象的不断扩大，文学研究方法的理论创新，需要人类学方法论的进入，为学界提供新的思维方式。尽管如此，笔者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不是单向度的，人类学的方法论同样需要借鉴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优秀传统。本次中国文学人类学青年学术论坛还讨论了一个如何让学术研究“落地”的问题。人类学作为西方世界的“舶来品”，有着悠久的学术发展史，其学科范式自成体系。当用人类学的方法来处理中国具体的个案时，贴标签式的研究是行不通的。特别是中国的传统社会，任何一个文化事项，都有其固有的言说方式。而两套不同话语的碰撞，必然无法回避学术研究的“落地”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单纯的人类学研究如果脱离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支持，也无法为现实的社会所接受。在追求效率和功利的今天，尽管人类学是一门强调田野考察、实证的科学，但是如果不能很好地结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样是一纸空文。人类学的学科史上，本尼迪克特所写的《菊与刀》为何被奉为经典，除了著作本身对日本民族性格淋漓尽致地展示外，更重要是这本书受益于美国军方的支持，为战后美国管理日本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指标”，仅凭这一点，我们能分清其中人类学与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吗？“在地化”②是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术语，在此形容人文社会科学向人类学靠拢的过程再贴切不过。人文社会科学需要人类学的理论补充，用以处理具体的文化事项，人类学同样需要尊重人文社会科学在地方性叙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不是一个单纯的过程，它包含了两者不断融合、不断互动的历史。
综上所述，所谓“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并不是单一的过程。首先，人文社会科学与人类学不是两个孤立的存在，两者是交集关系。其次，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不是要废除某个学科的研究范式，教条地将某种理论强加于研究对象之上，而是充分地运用各学科在各自领域上的理论优势，完成既定学术目标。因此，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一种“破学科”的张力。学术研究不能拘泥于学科间的限制，不能闭门造车，而应该在尊重既有学科范型的基础上，打破成规，合理地将人文社会科学和人类学并置起来，才能找到未来学术发展的正确之路。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既不同于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作为一般哲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在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其核心是具体的社会实践观)为基础，通过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中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建构而成的。
作为总体上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在19世纪中期已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而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则至今尚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尽管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看法所存在的严重偏差无疑是主要原因。人们习惯认为，既然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社会历史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那么就没有必要研究和建构所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诚然，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以来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但它只是一种一般的哲学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问是一种一般和个别、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两种方法论，它们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只具有总体而间接的指导作用，而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则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笔者认为，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随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在19世纪中期的正式形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系统而全面地展开。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尽管韦伯将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作为其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但他也试图同时综合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作为其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补充。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的社会学定义就体现了他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倾向。他说：“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简言之，社会学或理解社会学就是一门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的科学。也就是说，理解社会学除了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之外，还要对社会行为进行因果性说明，即将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性理解通过与具体的事件进程相比较而证实主观的理解。因为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需要理解，但仅有理解还不够。因为无论理解有多高的明确性，它终究是一种主观形式，只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假设。因此，理解社会学就是要将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相结合。很显然，韦伯将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视为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结合，其中，解释性理解就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因果性说明则是一种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就是一种由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方法论。
温奇对于韦伯的这种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在其名著《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中集中探讨了韦伯有关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即“获得对一个行为的意义的‘阐释性理解’，与提供了导致这个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然而．温奇对韦伯综合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统计学方案”，即“理解是一种在逻辑上不完全的东西，它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即统计学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温奇看来，“如果一种给定的阐释是错的，那么统计学——尽管能指出它是错的——也决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是评判社会学阐释之有效性的决定性的、终极的法庭。这时需要的是一种更好的阐释，而不是在类型上不同的东西。”网(P123)尽管如此，温奇仍然沿着韦伯的思路，尝试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只不过他不像韦伯那样仅仅局限于以方法论来谈方法论，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基础探讨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互综合的方案。
首先，他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做了“内”和“外”的区分。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是一种外部观察的方法论，而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则是一种内部的方法论，因而理解必须在内部关系中进行。其次，论述了说明和理解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理解是说明的目标和成功的说明的最终产物，但不能认为理解只有在已经存在说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种不是说明的结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则说明之类的东西就是不可能的。说明之所以被称之为说明，仅当存在着，或至少被认为存在着理解中的缺陷，而这样的标准只能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进而，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是表达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构成了我们所关心的题材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概念也表达了应用它们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总之，尽管温奇主张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即社会科学研究既要“说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温奇的此种‘说明’和‘理解’的结合仍然强调因果说明(逻辑)空间与理解(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存在边界，因此，在关于因果空间与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关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他说：“因果关系并非以永恒联系的‘规律’为前提(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间的必然联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观念为前提。行动是由能动者对他或她的意图的反思性监控所引发，这种意图不仅与需要有关，而且与对‘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评价有关，这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行动者自由的充足解释；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对因果关系，但更愿以‘能动者因果关系’反对‘事件因果关系’。由此，在社会科学中，‘决定论’涉及任何将人类行动完全还原为‘事件因果关系’的理论方案。”很显然，在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之间关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温奇，因为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无边界的。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这一点当然不妨碍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特征在时空向度上延伸开去，超出任何个体行为者的控制范围。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为者自己有关社会系统的理论会使这些系统物化，而这些社会系统的反复构成却正是得益于这些行为者自身的活动。”很显然，吉登斯将“行动者和结构”这一“二元论”化为“二重性”，尝试在具有反思性和连续性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中解决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具体化为“个人行为的自主性或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具体的对立关系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中得到了统一，其统一基础就是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
韦伯、温奇以及吉登斯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研究。韦伯强调综合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来开展社会学研究，但他认为因果性说明只是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因为他所主张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文科学方法论。温奇从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出发深刻阐释了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但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还是有边界的。温奇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找到综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的现实基础。吉登斯从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立场出发来综合或统一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并最终将它们的综合或统一建立在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论的漩涡里打转。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或哲学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或哲学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人们对于社会所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社会哲学，以这一社会哲学指导去观察、研究、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现象就是所谓研究社会的方法论，即社会科学方法论。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社会哲学为基础的。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包括两对相互对立的科学方法论，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它们分别以两对对立的社会哲学为基础。首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社会独特论”和“社会类似论”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独特论”认为社会虽然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社会一旦产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从而与自然区别开来。社会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人文或文化现象，是人的主观活动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独特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独特的人文或文化现象。那么不应照搬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实证的方法)，而应运用人文科学方法(理解的方法)来研究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社会类似论”认为社会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会是一种“类自然现象”，具有类似于自然的客观特点和规律。因此，在“社会类似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与自然相类似的现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即实证的方法)对于研究社会现象也应是十分有效的。其次，“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唯名论认为个人对社会具有先在性，个人是先于社会的，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离开个人及其行为，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便不复存在，社会或集体仅是“个人的聚集”。因此，从社会唯名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个人主义”，即认为只有从个人行为角度，以个人为分析基点，才能对于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社会唯实论认为尽管个人是社会的主体，个人生活形成社会，但社会不是“个人的聚集”，而是“自成一类”的，它一旦形成便会产生新的特征，这些特征反过来塑造个人意识与个人行为。因而社会并不源于个人选择，相反，个人选择假定了社会的先在。因此，从社会唯实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整体主义”，即认为只有从社会环境角度，以群体、制度和社会为5J-"析基点，才能对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然而，无论是“社会独特论”、“社会类似论”，还是“社会唯名论”、“社会唯实论”，它们都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片面认识，因而都是一种片面的社会哲学。“社会独特论”只看到了社会不同于自然的独特性，即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人文科学方法论而忽视自然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反，“社会类似论”则看到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而忽视了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自然科学方法论而忽视人文科学方法论。“社会唯名论”只看到了社会中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及其客观性、物质性、整体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个人主义”而忽视“方法论整体主义”。“社会唯实论”则看到了社会及其客观性、整体性、物质性，而忽视了社会由以构成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整体主义”而忽视“方法论个人主义”。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范文第5篇
1人文社科的含义
人文社科，顾名思义即人文社会科学，它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合称。人文科学，相比于神学来说是有很大差异的。在以前相当一段时间里被指为与人类的利益息息相关的学问，后来经过时间的洗礼，在狭义上被定义为对拉丁文、希腊文、古典文学的研究，其中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语言学、民族学等等。社会科学，从字面上我们不难理解，它既是以社会现象为对象的科学研究，其中有政治学、经济学、史学、社会学等等。社会科学的最终目的是钻研和写述所有社会现象和其特有的发展规律。
就两者对比而言，从研究对象来看，人文科学是以人类的精神世界及其沉淀的精神文化为对象的科学；而社会科学是一种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从角度上划分，人文科学偏重于研究意识、观念、精神、情感的精神文化生化即主观的，其涵盖的学科有：文、史、哲及其衍生出来的美学、伦理学、文化学、艺术学等等；社会科学则重点在于具体个人及主观世界的客观认识，其涵属的科学主要有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等。总而言之，人文科学就是以精神层面以及其积淀的精神文化为对象的科学，它主要运用于以意义的分析和诠释的方式来证实人类的观念、精神、和价值；社会科学是以社会普遍客观存在的现象的事实为研究对象，主要运用于以科学逻辑的验证方法来证实研究人类社会以及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客观存在的事物，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是它的研究重点。但是，由于“人”与“社会”在本质上的一致性和不可分割性，也就有了瑞士学者让·皮亚杰所说的，尽管在理论上可以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区别开来，在实际中，“不可能对它们作出任何本质上的分别”，所谓的社会现象，主要“取决于人的一切特征”，而人文科学在这方面或那方面又都是社会性的，因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往往是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讨论的。
2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课程的特色
人文社科类，其实狭义上说它的重点是人。它的一切研究都是围绕着人的。对于精神和观念领域的研究即人文科学研究具有很强烈的自主性、主观性、感受性、丰富多样性，而社会科学则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客观性、事实性、不可变形、单一性。例如说，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这些学科都是客观存在的，不因为个人的改变而改变，它是自然界中客观存在的，是大自然或者是古往今来先辈们约定俗成的客观真理，对于这样的科学而言除非理据够充分，必须得严格去遵守；例如美学、艺术学、伦理学等等这些学科更注重的是个人感受和认识，没有一定的定义和要求，主要是仁者见仁。这样的学科对于个人的感受、感觉、情感和精神要求比较高。不难看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各具特点而且占据的特色各有不同，正因为这样的不同特点才构成了人文社科类课程的特点。作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合体，人文社科类课程的最大特点在于融和了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所有的特点，包容万象、海纳百川，从逻辑到精神，从客观到主观，从自然到人文，人文社科包含了宇宙所有，它的最大特点是大。大到没有什么它不包括，不含有，不内括。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人文社科类又因为客观或者主观存在的，所以它的可感受性，可操作性也是很强的。人文科学，可以切实的感受到精神、感觉、情感的变化，社会科学，因为自古以来存在或者被总结，它也是可触摸，可验证，可实践的。所以，人文社科类更多的是可以在实践中感受。在实践中的人文社科类课程能发挥到它的最大效用，人文社科类更注重于个人感受和实践性。在学习美学的时候，个人对于一幅画的感受是最重要的，学习法学的时候，学习者对于法律在社会实际中的运用应该是最重要的。
二PPT多媒体课件教学的特色及缺陷
PPT是Power Point办公软件的缩写形式，它主要用于课件内容的制作和展示。传统的使用方法中基本上都带有文字说明解释的。文字教材与幻灯片也就是PPT文字内容相一致的来进行教学演说。这是电子时代带给人类的便捷。这不仅给教师提供了方便，而且给学生的学习过程带来了新意。作为新时代的产物PPT，字体一致，排版程序化，多彩丰富的内容和图片，原来定格的图片、声音、图形可以灵活的变化在可见之中；多种播放方式的使用，是传统教学中黑板粉笔所代替不了的。因为电脑的发展与普及，现如今的汉字不仅仅局限于笔上。PPT中的文字变化万千，颜色、大小、字体的随意转换，使得课程教学在一定程度上的质量有所提高。图片、声音等在PPT中的应用大大的提高了教学的质量，尤其是在美学教育中可以更直观更便捷的提供直接客观的观察与感受，这样做可以更形象生动。但是，正是因为功能多样化，使得教学与PPT之间存在了喧宾夺主的问题，因为图片的丰富，视频、音频的加入，学生们更加注重这些直观的多彩的内容而忽略了教学本身的一些知识层面的东西。对于一些比较严肃的课题和内容，如果使用PPT多媒体课件教学就会使得它的知识层面的获取率大大降低，内容和理论的传授率降低。
教学的过程重点在于师生的互动，PPT的出现虽然让学生们更直观生动的看到教学的流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少了互动。教师们只是在机器旁边操作着键盘鼠标，而学生们只是在看着大屏幕上显示的五彩缤纷的图文，省去了思考提问的时间。这样的结果背离了教学的目的。师生之间没有了交流，有的只是被人机交流所取代。老师念着课本，学生对一节课的内容印象不深刻，这样的效果使得教学过程的成果微乎甚微。PPT是教师课前准备好的，很少有教师考虑到授课过程中的实际情况，制约着教学过程的灵活性。如同放电影一般的课件流程，对于一些公式的推进以及运算过程的推导没有了生气，死气沉沉的放在一张张课件中，学生只是在看的过程中理解，课后往往会出现“一看就会，一做就错，一考就砸”的现象。有的教师为了追求把握学生的注意力，而不惜牺牲教学的真正目的，一味的只注重形式上的丰富性，忽略学生的自身情况和本学科应有的风格，使用夸张的不切合实际的甚至虚假的课件，这样的行为做法实在不是教学课件进入教育界的初衷。在教学过程中，因为多媒体课件的加入，教师节省了板书，画图的备课时间，其实在实际中也加大了教师的负担，为了能更全面更具体的让学生了解相关内容，教师准备了大量的课件插件，但是因为课时的限制，不得不加快课程教学的速度，而学生的接受能力差异很大，在短时间内传授如此之多的知识，难免会重蹈“填鸭式”教学的覆辙。
三PPT多媒体课件在人文社科类课程教学中的长处与不足
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于教育行业来说有着空前绝后的影响力。与先前的黑板粉笔式教学相比较，PPT多媒体课件教学节省了一些不必要的课时时间浪费，增加了教学的效率和质量。
人文科学，在意注重个人情感、精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科，在这样的学科教育中注重的是学生们个人的情感、感觉和精神世界的发掘和认识，而这些认识可以基于先哲们给予的指引。没有先哲们的指引，我们现如今不会有如此大的收获。但是先哲们的理论是丰富的大量的，如果仅靠教师的板书和教材是有限的，在这个时候PPT多媒体课件教学过程便提供了这么一个便捷的教学平台，信息包容量大，直观性和形象性大大的缩短了与先哲们的理论的距离感，不仅能在仅有的时间内了解到大量的思想和真理，而且能够更直观和形象，这样声情并茂的教学无疑给了师生们一个愉悦高效的学习氛围，使原来呆板、枯燥的教学变得生动、有趣，让学生有身临其境，充分发展了学生们的思维空间和想象空间。就语言学教学来看，单从教师教学方面来讲，因为环境文化的不相同以及个人的认识差异，添加了课程课件教学，音频视频的播放使得学生更直观的感受的异地文化和口音，有了更强的感官刺激，就能够更加详尽的进行语言的学习。如此这般，师生之间的互动加强，有利于教学过程的进行。有一项调查数据显示，以咸阳师院教学课堂为调查对象，在艺术专业的两个平行班中，对于同一节课程其中一个班采用PPT多媒体教学，另一班则采取传统教学方式，在实验进行7天之后对两个班进行试卷考查结果表明使用多媒体教学比传统教学的班级平均分多了13分，最高分相差5分，最低分相差20分之多。可见在教学中PPT多媒体教学明显优于传统教学方式。
然而，在多媒体教学过程中却或多或少存在不足，甚至阻碍和降低教学质量。强大的信息量可以让学生看到更多的知识，增加知识面。但是，因为信息量的巨大在仅有的课时中，学生们的接受容量有限，往往会出现“走马观花”的现象。教学质量不高，学生们无法记住课时中传授的所有的知识点。就像在看电影一样，做笔记的少之又少，师生之间的交流也越来愈少，没有了情感交流，没有了一问一答。比如说法学，法律的应用应该是最实际的，但是在多媒体教学下，似乎有了一纸空文的意思，学生们了解到了理论层面，对于每一条法律在现实中的利用却没有交流，使得法学的学习脱离了现实，这样的教学没有了它的最终目的。以上面相同的模式去在法学专业学生中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尽管最高分都相同，但是在接受PPT教学的学生的平均分比传统教学模式的班级学生的最低分中相差28分，平均分相差21分，这样的数据差距可见一斑。结果证明没有了互动，不了解讲台下学生的具体情况的教学是不切合实际的，是没有意义的。相当一部分教师把多媒体教学当成了一种教学的重心而不是一种手段，忽略了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互动，便会使教学效率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把老师备课、学生思考学习的积极性降低了。
科技的发展，推动着教育的改革与创新，但是在改革创新的同时不能将教学的本质和重心丢在一边，应该有的放矢把握轻重缓急，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将教学质量不断地提升。
参考文献
[1]蔡创.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应用的优势与不利因素[J].科技创新导报，2007（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