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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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基础知识范文第1篇

    关键词:国际金融 世界元 欧元 主权 社会契约论

    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发表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提议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这一想法引发了世界各国的热烈讨论,周小川本人也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被誉为“世界元先生”。周小川认为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存在着系统性的风险: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很难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这是由于主权货币的币值必然受到该主权国国内经济状况和汇率政策的影响,而将其作为国际储蓄货币,就必然会因为一国经济的微小变化而引发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微小变化,也会给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这就类似于动力系统中的蝴蝶效应,将微小的变化成百上千倍地放大。在世界经济正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今天,这样的蝴蝶效应正在越演越烈。基于上述理解,周小川提议,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由全球性机构来管理的、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减少主权国汇率政策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使全球流动性的调控相对稳定。周小川还特别指出,这一建立“世界元”的思想,并不是自己首创,早在上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得到实施。

    毋庸置疑,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有太多“一直没有得到实施的理想”:从柏拉图“共产共妻”的“理想国”到隐藏在大洋深处的“乌托邦”;从但丁“一统天下”的“世界帝国”到康德由“自由的共和制国家联盟”而达成的全人类“永久和平”;还有罗尔斯为世界各“国民”所订立的“万民法”……数不胜数的思想家为人类的美好未来构筑了形形的“理想”。这些“理想”正因为从未在人间实现过,所以仍然如太阳、月亮、星辰一样挂在天上,关照着人们现实的生活。“世界元”或许也正是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然而,它绝不应该是一个“空想”。“理想”与“空想”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理想”是得到系统论证的想法,人们应用自己的理性在现实的基础上为“理想”构筑了上升的阶梯,而“空想”则仿佛是悬在空气中的浮尘,是人们随意说出,没有经过论证和辨析的想法。我们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哲学王”是人类的理想而不是空想,那是因为柏拉图在自己所创立的理念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善的理念”作为城邦的根基;康德的“永久和平”是一个理想而不是空想,因为,康德系统地论证了人们达到永久和平的“先决条款”和“正式条款”。与此类似,我们如何才能使“世界元”成为一个“理想”,而不是仅仅沦为“空想”呢?我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给出系统的、符合逻辑的理由。而本文正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尝试。

    一、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我们首先应该从更基础的概念“货币”开始分析,弄清楚“货币”是什么,以及构成“货币”的基础是什么。“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76)在其开创性的着作《国富论》中详细讨论了货币的起源。斯密认为,由于社会的分工人们为了获得生活的必需品,不得不进行货物交换,而货币正是人们进行交换的通用媒介。斯密论述道,“(货币)成为一切文明国商业上的通用媒介。通过这媒介,一切货物都能进行买卖,都能相互交换”。可见,货币就是人们进行货物交换的媒介,它可能是牛马、可能是盐、贝壳、烟草、干鱼丁、兽皮等等,当然人们最后还是选择了金属作为货物交换的媒介,这是因为金属不易磨损、可任意分割等等优越的特性。斯密虽然在《国富论》中给出了货币的定义,但是却没有说明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是什么。所谓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指的是,在进行货物交换的过程中,人们凭着什么对某种“通用媒介”保持信心。也就是说,人们为什么愿意将手中的货物换成货币,又为什么这一货币可以与任何货物相交换呢?每一个人都对这一“通用媒介”毫不怀疑,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这一问题。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讨论了正义理论当中的“交换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只要有交换的地方就需要进行比较,而所谓交换正义就是“价值同等”的交换。货币是作为比较的中间物被发明的。亚里士多德论述道,“这种使用的交换在习惯上就发明了货币,它的名字叫法币,因为它不是由于自然而存在,而是依据法律而存在,可以由我们来改变或废除。”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明确指出了货币存在的基础,货币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为的创造,货币得以产生以及发挥作用的基础在于人们所订立的法律。

    如果我们还不满足于亚里士多德所给出的答案,继续追寻货币得以通行的基础,那就触及到法律的基础是什么的问题。对于社会制度的根本性的问题,在人类思想的发展史上有着各种各样的答案。社会契约论者对这一问题也给出了系统的论证。17世纪中叶,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完成了他的政治哲学巨着《利维坦》,也由此开创了社会契约论的传统。此后,经过洛克、卢梭、康德等启蒙思想家的发展和完善,社会契约论成为了为国家、政府、法律进行正当性证明(justification)的经典论证。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撰写《正义论》,对经典的社会契约论进行抽象,并用其论证社会正义的两个原则,使这一古老的理论重新焕发了青春,推动了政治哲学的复兴。

    社会契约论不仅是一种关于社会制度的理论,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它为社会制度之成立的论证提供了方法。下面我就以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为例,简要叙述社会契约论为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以及法律提供的论证。

    霍布斯首先构建了一个原始的“自然状态”,在这一状态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抢占任意一片土地、任意一件财物,甚至可以任意地侵犯他人的身体;人们天然地对一切事物拥有权利,这被称作是自然权利。与此同时,在理性的指引下,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尽力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人们逐步发现,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然权利,使得人们的安全和利益无时无刻处在被他人侵犯的危险之中。所以人们相互约定,各自让渡出一部分权利,并将让渡出来的共同权力委托给一个人(受委托者也可能是政治精英的团体或者是所有人的代表),这一受委托者就是主权者,而在主权的基础上就形成了国家。

    霍布斯与其他所有的社会契约论者一样,强调在订立契约的过程中所有参与订约的成员必须是全体一致同意,契约才能生效。关于缔结契约的方式,霍布斯论述到:“其方式就好像是人人都向每一个其他的人说:我承认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并放弃我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予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这一点办到之后,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在拉丁文中称为城邦。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社会契约论者所强调的在缔结契约时,“全体一致同意”的要求,既保证了国家主权的基础是所有组成国家的成员的一致同意,也保证了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例如法律)的成立也来自于全体成员的同意。因为,法律之所以得以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这一“共同权力”就是主权,而主权是来自于全体成员所订立的契约。正像霍布斯所论述的,“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总之,从霍布斯所阐发的契约论思想中,我们可以寻出如下的逻辑:全体成员的同意是形成“共同权力”的基础,共同权力又为法律的订立和执行提供了保障。

    现在让我们回到货币之基础的问题上来,如果我们赞同社会契约论所给出的主权成立的论证和亚里士多德对货币成立之基础的解释,那我们就得出如下的推论:货币的基础是人们所订立的法律,法律得以订立和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就是主权;所以在国家的范围内,任何一种货币成立的基础也应该是国家主权。这样的结论并不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当今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通行货币无不是以该国的主权为基础的。这里涉及到一国之政治与经济间关系的问题:当然,者认为经济是一国之基础,政治制度是国家的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任何一国的经济运行都是以其强有力的政权为保障的。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稳定的政局,没有完整统一的主权,社会的经济活动将处于混乱和动荡之中,而货币也会出现大幅贬值、或废弃不用等等不稳定的情况。因此,政治权力永远是法律和经济制度强有力的保障,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动摇了,其法律的施行将变得越来越没有效力,与之相应,货币被人们承认和相信的程度也会降低。总之,在政治权力受到威胁和动摇的情况下,社会中人心惶惶,人们一心自保,货物的交易量缩减,人们对信用货币丧失信心,转向储存金银等金属。这也是和平时期黄金贬值,而战争期间黄金升值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超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以上讨论了一国之货币和主权间的紧密联系,那回到“世界元”的问题上,我们有没有可能构建一种“超主权”的货币呢?按照社会契约论的推理,这样的设想似乎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任何一种货币都必须以主权这种国家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为基础。然而现实中却又似乎存在着某种“超主权”货币的身影。1865年,在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倡议下,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四国签订了实行统一货币的协议,成立了拉丁货币同盟。根据协议,该同盟成员国采用统一的面值和成色价值标准铸造货币,只是保留本国的货币徽记。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拉丁货币同盟于1928年解体。现行的欧洲货币联盟的欧元则直接继承了拉丁货币同盟的这一先例。那当今的“欧元”是否是一种“超主权”的货币呢?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欧元的货币性质及其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哲学的基础知识范文第2篇

论文简介：本文系作者于2007年8月发表的“英语中主谓一致问题研究述评”（四川教育学院学报）的后继研究。

摘要：本研究旨在教学语法视角下分析初中高三组水平学生语法测试结果，来探讨中国英语学习者主谓一致习得状况。结果发现：1.中国英语学习者并未完全习得主谓一致，水平越高不意味着习得越好；2.中国英语学习者在习得过程中出现形式和意义分离现象。

关键词：教学语法；主谓一致；形态；意念；话题突出

中图分类号：H3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3）07—0111—03

一、研究背景

主谓一致，即主语和谓语动词在“数”的观念上协调一致的语法形态关系。主语所体现的“数”有形式、意义两层次，其源于主语缺乏表示“数”的语法标记和NP短语体现“数”的观念多样性。教学语法中主谓一致实质是协调性一致，只有协调才能解决“形式”和“意义”的矛盾。虽能提供解决矛盾的理论框架，却不足以解释主谓在“数”的匹配中所呈现的特殊性，只有将普遍原则和特殊规则结合才可能较好地促进习得。

Bock & Miller和Bock发现了局部名词诱使受试对谓动“数”的匹配发生误判的“吸引效应”，一些学者在此效应下发现受试理解、产出受句法和短语线性次序影响，局部名词能造成语义和句法操作冲突，复数形式标记更易激活并影响一致的产出。国内学者对三原则进行了理论探讨，有研究发现汉语处理经验能够影响英语处理过程。国内研究多偏重理论，虽有学者采用了实证方法考查主谓一致，但仍未从教学实践中通过测试手段探究主谓一致习得总体状况，而这恰是本研究聚焦点。

二、研究方法

1.研究问题

（1）中国学生主谓一致习得状况上有什么特征？

（2）造成这些特征的原因是什么？

2.受试

受试分初级（初二）、中级（高二）和高级（大二）。三组以自然班形式参加调查，每组均为50人。

3.工具

工具是语法测试卷。第一部分考语法一致、意义一致、就近和不干涉原则，每题1分，满分42分。第二部分考特殊规则，每题2分（1’-判断+1’-改错），满分24分。调查在2005年上旬进行，回收120份有效试卷。测试项目内在一致性较好（α系数为0.7785）。

三、数据分析结果

1.普遍原则上总趋势

表1（略）显示三组在语法一致和不干涉原则上差距不大；在意义一致上有显著差异，初、高中和大学组有随水平增长而提高的趋势；在就近原则上，最低、最高分持平，大学组平均分最高，高中组其次，初中组最低。

2.普遍原则上组间差异

从表2看出，在意义一致和不干涉原则上组间差异明显，显著性水平都达到了0.000。对照表3发现，初中与高中、大学平均值差异十分明显，概率均达到了0.000。但是，高中和大学组相比，置信区间含零，概率分别为0.238、0.961，差异不显著。三组在就近原则上显著性水平为0.175>0.05，差异不明显，通过表3发现三组间概率均大于0.05，任意两组置信区间含零，组间差别不大。在语法一致上，组间差异显著性水平为.051≈0.05，较为明显。高中组最高，大学组其次，初中组最低。

3.特殊规则上的差异

一、二题考主语为none of +n.（pl），初中生多做对第一题，高中和大学生多做对第二题；三、四题考only one of 和the only one of 在定语从句中搭配，初、高中生多做对第四题，而大学生多做对第三题；五、六题考存现句，三组中多做对第五题；七、八题考算术表达式，初中生半数以上、高中、大学生绝大多数两题全对；九、十题考主语为a/the majority of +n.（pl），大多数初中生、超半数高中生做对第十题，大学生两题全错较多；十一题考主语为分数表达式+of+n.，十二题考it is强调句，初中生大多数两题全错，高中生大多数两题全对，大学生在十一题上错误率高，在十二题上对错刚半。

四、讨论

在教学语法中，形式、意义和用法是三个主要层面。三者各自独立但又相互联系，形式与意义层面发生互动，形式和意义层面又分别与用法层面产生互动关系，三层次间紧密联系使得任何一个层次变化也会引起整体变化。但不管变化如何产生或发展，形式层次着眼于准确性，意义层面在于意义化，用法层面在于得体性，三者统一于语言交际中。从三者所形成的连续体来看，教学目的是运用语法完成语言交际任务，互动是推动三层面发生关系的助推力。因此，任何两个层面的关系都会影响到三者形成的循环机制。如果某两层面未形成接口，互动关系就不能产生，从而影响到体系运行。就主谓一致而言，虽然规则追求形式和意念统一，实践中却是形式和意念的主次问题。形式占据支配下，意念就退居次要；意念掌握支配时，形式就退居次要。因此，主谓一致实质是形式和意念妥协性一致，两者接口呈弱性。这使形式和意义只发生有限互动，影响到形式、意义和用法整体互动，进而对循环产生不利影响，学习者很难将规则运用到交际中。

这种影响集中体现在错误上，它与中介语发展紧密关联，具备系统性、可渗透性和动态性的特点。系统性是指中介语系统整体结构是有秩序的，中介语出现的错误也有规律可循，体现在大部分学生在规则或不规则动词第三人称单数变化上出现了系统性错误，并因水平不同而呈现不同特征。可渗透性是指随着输入在“量”和“质”上增加和提升，学习者不断地修正原有规则，增添新规则，或是重建整个系统；动态性则指全过程是随认知能力提高而不断向前发展的。三组学生在习得上更灵活地运用新规则修正并更新头脑中的旧规则，使其不断接近目标语规则体系；但对比后发现大学生虽然在知识掌握上不如高中生，但从总体上认知过程仍然在发展。

中国学生在主谓一致习得上仍保持了中介语发展的普遍特征，但也存在滞后现象，这是内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认知因素和心理机制是内因，而外因的母语因素通过认知因素和心理机制产生干扰。认知因素主要是头脑的知识系统，头脑中存在隐性和显性知识系统，隐性知识是学习者在无意识习得中构建的体系，显性知识是学习者在有意识学习中构建的体系，显性知识可以部分、有条件地转化为隐性知识。只有当学生处于能够吸收的发展准备阶段时，显性知识才可能经现存知识系统过滤后融入中介语转化为隐性知识。这一过程也易引起过度泛化，高阶学习者常通过扩大目标语规则使用范围建构起对中介语的认知模型。其本质是相似类比，利用使用对象相似处，依照目标语规则展开混合形成新结构，学习者可能构建出部分甚至全体相似性的错误认知结构，将导致经历“平台期”，伴随通过心理机制产生暂时性梗阻的“稳定化”现象。它在大本二年级容易产生，也被称作“二年级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语言能力出现全面退步，局部停滞不能否认整体进步。

“稳定化”如果不能被克服就会导致僵化，原因在于语言习得机制和普遍语法中参数设定。语言习得机制可以将输入规则通过普遍语法内化为语言能力，进入关键期后所构建的中介语在未达到目标语设定前发生僵化，但成年人的“潜在语言结构”可被激活并使普遍语法转化为目标语语法结构。但激活也可能无法完成，这是因为参量设定中规则标记性的作用。学习者较容易认知非标记性语言材料，如果在习得时呈现出有标记性特征，学生错误就会出现，此外母语干扰不容忽视。因为汉语的“话题突出”结构中的话题和谓语很少存在一致关系，话语决定着句子成分间语法联系，不需动词与主语在性数上配合。英语是主语优先式语言，要求动词与主语在性数上保持一致。虽然汉语“话题”和英语“主语”常位于句首，但汉语“话题”相当于英语“简单话题主位”，更强调客观信息。中国学生使用英语有限且缺乏语境，大脑就会使用母语配套知识帮助形成目标语结构信息，迁移就发生了，对习得产生了干扰，其集中体现在对输入信息处理上。汉语注重“意合”，由于缺乏标志一致形态句法提示，学生会忽略与其相关提示的低突显性信息，这种经验很容易迁移至英语中。而外显信息程序化在工作记忆中进行，学生一次只能聚焦结构里不同提示（如主谓一致）中高突显性提示作为解读信息，低突显性提示（如单数第三人称）被忽视，这样导致显性记忆模块中陈述性知识未被“程序化”，外显记忆中陈述性信息就不能转换成程序性信息存于内隐记忆，学生难察觉到单数第三人称信息，失误就出现了。

[参考文献]

[1]Anderson， J. R. Cognitive Psychology and Its Implications[M].Freeman： W. H. Freeman and Company，1990.

[2]Biber et al. Longman Grammar of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M].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

[3]Bock， K. & C. A. Miller Broken Agreement[J].Cognitive Psychology，1991（23）.

哲学的基础知识范文第3篇

关键词 慢性乙型肝炎 替比夫定 肌酸激酶

中图分类号：R97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33（2013）11-0014-04

Changes and management of blood creatine kinase in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HBeAg-positive chronic hepatitis B treated with telbivudine for one year

ZHENG Jianming*， ZHANG Yongxin

（Depar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Hua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4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the safe use of telbivudine in clinical practice， the changes and management of blood creatine kinase （CK） in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hepatitis B e antigen （HBeAg）-positive chronic hepatitis B treated with telbivudine were investigated retrospectively. Methods： The index results of CK， hepatitis B virus （HBV） DNA， and HBV marker and others of 24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HBeAg-positive chronic hepatitis B treated with telbivudine of 600 mg daily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Results： Abnormal rates of CK level were 8.33%， 12.50%， 16.67%， 45.83% and 79.17% before and after 3， 6， 9 and 12 months treatment respectively. The maximum value of CK level was 2 007 U/L. Maximum value of CK of two patients reached in 9 months of treatment and declined in 12 months. The maximum value of CK of 17 patients reached in 12 months， accounting for 70.83%. The level of CK of two patients reached levels of 3～4， one of whom （4.17%） was observed in 9 months and the other （4.17%） in 12 months. After 12 months of treatment with telbivudine， the normalization rate of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was 91.67%， clearance rate of hepatitis B virus surface antigen 4.17%， clearance rate of HBeAg 16.67%， HBV DNA negative conversion rate 66.67%， and 12.5% of patients ultimately developed virological breakthrough. Conclusion： Treatment of telbivudine causing elevation of serum CK is very common， but its safety is well， which needs close follow-up and monitors clinical symptoms， CK level， renal function， myoglobin， and so on.

Key words chronic hepatitis B； telbivudine； creatine kinase

全球及我国的多中心临床试验结果均显示，替比夫定（telbivudine， LDT）的抗病毒活性和耐药发生率均优于拉米夫定[1-3]。我们在临床中观察到，LDT在治疗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 CHB）时易引起患者的血肌酸激酶（creatine kinase， CK）水平升高。为此，我们通过回顾性研究和文献分析，探讨CK水平升高时的处理方法，以期为临床安全用药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通过查阅病例，选取2009年9月-2011年8月在我院门诊就诊的乙型肝炎e抗原（hepatitis B e antigen， HBeAg）阳性CHB患者24例，其中男19例、女5例，平均年龄为32岁（19～57岁）。诊断标准参照《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0年版）》[4]，但排除合并丙型肝炎病毒、丁型肝炎病毒、人类获得性免疫缺陷病毒等病毒感染和自身免疫性肝炎或其他活动性肝病患者；排除有严重活动性疾病（心、脑、肾病和糖尿病、神经精神疾病等）患者；排除酗酒、吸毒、怀孕和药物滥用患者。使用过核苷（酸）类似物或12个月内使用过干扰素等免疫调节剂、细胞毒药物或免疫抑制剂者不纳入研究；已纳入研究的患者除因病毒学突破加用阿德福韦酯（adefovir dipivoxil， ADV）外，如合并使用其它药物的也不纳入统计。

1.2 治疗方法

患者口服LDT 600 mg、1次/d治疗，且未因CK水平升高而停用药物。如果出现病毒学突破，则按《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0年版）》要求检查依从性并复查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 HBV）DNA水平，确认存在病毒学突破后可加用ADV 10 mg、1次/d治疗。对患者每3个月随访1次，复查HBV DNA和CK水平以及肝、肾功能。

1.3 CK水平升高的定义

目前尚无统一的药物相关CK水平升高分级标准，但有些临床试验将LDT相关CK水平升高分为4个级别：1级为（3～5）×正常值上限（upper limit of normal， ULN），2级为（5～7）×ULN，3级为（7～10）×ULN，4级为≥10×ULN[1]。在本研究中，我们将CK水平升高>2×ULN定义为CK水平升高。但因CK水平受多种因素影响，故在对结果分析时仍将按上述临床试验的CK水平升高分级标准进行汇总和分析。对CK水平升高患者，要求其休息、避免剧烈运动，1～2周内予于复查；如此时已无明显升高，则延长随访CK水平的时间。

1.4 统计学处理

使用Stata统计软件7.0版本进行分析。检验结果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组间比较用配对t检验，P

2 结果

24例患者使用LDT 600 mg/d治疗前以及治疗3、6、9和12个月后的血清谷丙转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血肌酐（serum creatinine， SCr）、CK、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 HBsAg）、HBeAg和HBV DNA水平的化验结果如表1所示。

LDT治疗后血清ALT水平逐渐下降，在治疗3、6、9和12个月后的值均较治疗前有统计学差异（P分别=0.005 2、

LDT治疗后CK水平逐渐升高，但在治疗3和6个月后的值均较治疗前无统计学差异（P分别=0.077 3和=0.108 5）；在治疗9和12个月后均较治疗前有统计学差异（P分别=0.005 3和=0.000 3）。CK水平在治疗9个月后较治疗6个月时有统计学差异（P=0.006 9）；在治疗12个月后较治疗9个月时有统计学差异（P=0.021 9）。治疗前以及治疗3、6、9和12个月后的CK水平异常率分别为8.33%、12.50%、16.67%、45.83%和79.17%。CK水平最高值为2 007 U/L，其中2例患者的CK水平最高值出现在治疗9个月后，但在治疗12个月后较前有所下降；17例患者的CK水平最高值出现在治疗12个月后，占70.83%。CK水平升高达到3～4级的共有2例，治疗9和12个月后各有1例，均占4.17%；CK水平升高>5×ULN的有3例，多有劳累或剧烈运动的病史，有乏力感、无肌痛，肌力在4～5级，休息后复查CK水平有所下降。在不同随访时间，患者CK水平升高分级情况如表2所示。

LDT治疗后血清HBsAg水平较治疗前下降，在治疗6和12个月后均较治疗前有统计学差异（P分别=0.002 4和=0.004 0）。但HBsAg水平在治疗12个月后较治疗6个月时无统计学差异（P=0.128 8）。治疗6和12个月后的HBsAg转阴率均为4.17%。

LDT治疗后血清HBeAg水平逐渐下降，在治疗3、6、9和12个月后均较治疗前有统计学差异（P分别=0.003 5、=0.001 9、=0.002 1和=0.003 3）。HBeAg水平在治疗9和12个月后均较治疗3个月时有统计学差异（P分别=0.029 4和=0.0313），但在治疗9和12个月后均较治疗6个月时无统计学差异，在治疗12个月后较治疗9个月时也无统计学差异。治疗3、6、9和12个月后的HBeAg转阴率分别为0、8.33%、12.5%和16.67%。

LDT治疗后血清HBV DNA水平逐渐下降，在治疗3、6、9和12个月后均较治疗前有统计学差异（P分别

3 讨论

CK水平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故在药物的临床研究中其轻度升高（1～2级，即5×ULN者有3例，多有劳累或剧烈运动的病史，有乏力感、无肌痛，肌力在4～5级左右，休息后复查CK水平有所下降。这一现象提示，在LDT治疗期间，劳累或剧烈运动会导致CK水平显著升高。

本研究未发现CK水平升高会影响SCr水平，也未发现有刘春玉等[6]报道的LDT治疗引起横纹肌溶解症的少见严重不良反应。

不过，由于本研究纳入的样本数较少、1年的随访时间又较短，故对患者CK水平长期维持在升高状态下的远期不良后果还不清楚。高蕾等[7]报道，使用LDT治疗平均（10.9±5.2）个月后测得CK水平升高，但换用ADV或恩替卡韦继续治疗平均（3.9±3.1）个月后，CK水平可降至正常水平。换言之，如在使用LDT治疗期间出现肌炎或肌病等并发症时，换用ADV或恩替卡韦可能是合理的治疗选择。还有研究报道，在LDT治疗引起CK水平重度升高时，改用拉米夫定联合ADV治疗24周后CK水平会降至正常[8]。LDT治疗期间应加强对CK水平的监测，一旦确定肌病和LDT有关即应立即停药，必要时可用辅酶Q10治疗[9-10]。

总之，LDT治疗引起CK水平升高较常见，但发生严重不良事件的较少见，远期不良后果也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揭示。LDT治疗的安全性尚好，需密切随访及监测患者的临床症状、CK水平、肾功能和肌红蛋白水平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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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ai CL， Gane E， Liaw YF， et al. Telbivudine versus lamivudine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J]. N Engl J Med， 2007， 357（25）： 2576-2588.

[3] Hou J， Yin YK， Xu D， et al. Telbivudine versus lamivudine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results at 1 year of a randomized， double-blind trial [J]. Hepatology， 2008， 47（2）： 447-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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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基础知识范文第4篇

关键字：现代语言基础知识；中学语文教学；对策研究

1我国语言基础知识发展状况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我语言学界开展一场关于语言和言语问题的讨论，通过讨论，大部分语言学家认为要区分语言和言语，它们都有各自的特点，人们在交际中不仅要遵循语言规律，也要遵循言语规律，但是在1984年提出的“语文教学语法提要”中，全部都是以语法知识为中心的静态语言基础知识体系，而忽视了言语活动及其规律的重要性，导致语文教学质量低下，难以培养学生们的动态言语能力，到了90年代，人们认识到了静态语言知识体系的缺点，其弊端日益显露，于是语法界又提出“淡化语法”的观点，人们逐渐淡化，排斥语言基础知识，使得语文教学与语言基础知识相隔越来越远，在语文教学的反复折腾中，语言学家终于认识到语言基础知识对中学语文教学的重要性，语文课不能没有语言基础知识，否则语文课的科学性就无从谈起，更别说培养学生的言语能力。

2 中学语文教学离不开现代语言基础知识的原因

2.1 言语与语言基础知识的关系。言语是一个人的听说读写活动，根据人不同和环境不同，言语表现出多样性，创造性等特点，而语言是社会成员共有的交际工具，是约定俗成的东西，具有社会性，规范性等特点，但是，纵使言语千变万化，都只是对语言系统中字，词，句的自由组合，必须要遵守语言的规范，虽然言语和语言是共同发展的，但是语言就像是如来佛祖的手，无论言语怎样变化，始终不能逃脱手掌，从这点看，语言包含言语，言语只是是语言的一个分支，语言基础知识作为语言系统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是言语不可分离的。

2.2 交际能力与语言基础知识关系。交际能力指的是一个人运用已掌握的语言资源来表达言语意义和理解真实含义的能力，主要由三部分构成：话语能力，语言能力以及社会语言能力，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不仅要教学生传统的语言基础知识，还要教现代语言基础知识，以现代语言基础知识作为指导，开展言语活动，科学的进行言语技能训练，逐渐培养学生的言语能力，若缺少现代语言基础知识教学，学生就只能漫无目的的进行言语活动，盲目感悟语言知识，不利于提高学生的交际能力，所以说现代语言基础知识教学是语文教学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2.3 言语认知和语言基础知识关系。言语认知是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受话者试图领会发话者的意图的能力，在真实的言语交际过程中，现代语言基础知识对提高学生言语认知水平，实现言语交际的顺利进行，提高学生的言语认知能力非常重要，所以必须加强现代语言基础知识的教学，一般语文学的好的同学，他们的语言基础知识都比较扎实，而语文学习后进生，他们的语言基础知识的掌握不够，因此，使学生掌握语言基础知识不仅是语文教学最基本的目标，也是培养学生言语能力的重要手段，落实现代语言基础知识教学，是中学语文教学质量的基本保证。

3 运用现代语言基础知识来提高中学语文教学质量的对策研究

3.1 改进传统语文教学方式，提高语文教学质量。传统的语文教学方式强调以言语习，通过对言语作品的朗读，背诵，逐渐自我领会，从而提高学生语言运用能力，但是这种方式依赖于学生个人的摸索，领悟，往往效率不高，而现代语言基础知识教学不仅吸取了传统语文教学的有益经验，同时将有意识的语言基础知识学习和内隐式的体验，领悟相互融合，提高语文教学效率，这种教学方式要求将显性的语言基础知识与隐形的无意识的语感知识相结合，将基础语言知识与学生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使得学生在语言基础知识的学习上改进言语习得，以学的促进习得，两者彼此为用，提高学生的言语能力。

3.2 提高学生规范使用语言文字的能力。现代语言基础知识的教学要求是，教会学生在语文学习的过程中能够做到发音标准，书写规范，标点符号使用正确等，切实提高学生规范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在进行现代语言基础知识教学时，要注意处理好学生个性化的言语活动与社会语言的矛盾，老师要鼓励，尊重学生独特的言语活动，也要及时帮助学生掌握正确的社会语言规范，修正学生错误的言语活动，提高学生规范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

4 总结

现代语言基础知识是整个中学语文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中学语文教育中，运用现代化的语言基础知识进行教学，改进传统教学方式，提高学生规范使用语言文字的能力，促进言语教育的有效实施， 提高中学语文教学质量，如此，语文教育的春天才会悄悄地向我们走来。

参考文献：

[1] 雷良启.论语文教育乃是言语交往教育[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

[2] 雷良启，余应源.吸收当代语言学的适用理论，构建语文教学科学化的言语知识体系[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

[3] 余应源.语文教育学[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

[4] 桑志军.语文教育与语言学的发展[J].广州大学学报（综合版），2001，（7）.

哲学的基础知识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等职业学校；政治课教学；德育；实效性

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过程中，对职业教育特别是职业道德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新的要求。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的优势，关系21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新时代的职业教育，不仅要帮助学生掌握知识、技能，同时更重要的是使学生形成良好的品质。这样，如何通过有效的教育途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高素质的生产者和服务者，这是当前中等职业学校教育的重要任务。

中等职业学校德育是素质教育的基础和重要部分，教育部2004年10月25日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大纲》指出：“中等职业学校德育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道德、法律和心理健康的教育”，“中等职业学校必须把德育工作摆在素质教育的首要位置”。在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是各专业学生必修的基础课，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主渠道，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法制教育、职业道德和职业指导教育、创业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等的主阵地。德育课教学应贴近学生、贴近职业、贴近社会，注重实践教育、体验教育、养成教育，做到知识学习与能力培养和行为养成相统一，切实增强针对性、实效性和时代感，充分发挥德育课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综合职业能力形成中的重要作用。

作为一名职业学校政治教师，新形势下如何针对中职学生的思想特点，有针对性的进行中等职业学校的思想政治课教学，提高德育实效，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命题。我认为,中职政治课应该从实际出发，选择和生活实际相连的课程内容，以了解基本常识，提高能力和觉悟，让政治课“更有用”为主要目标原则，构建具有中职特色的学生的合理知识结构。

一、通过《法律基础知识》教学规范学生行为,帮助学生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首先我们要通过法律课的教学,给学生灌输诸如刑法、民法、经济法、治安处罚条例等国家基本法律法规知识,填补他们这方面知识的空缺,给他们塑造理想人格的模式,规范学生自身行为,纠正行为上的盲动性,帮助学生确立必要的惧怕心理,用理智战胜感情冲动;用法律意识拘束和规范自己的日常行为,使我们的学生在校时是个好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又是一个遵纪守法、自强不息的高素质劳动者。

其次让学生了解他们在民事、经济、劳动等方面具有哪些法律赋有的基本权益。例如在民事领域中公民应当享有哪些基本权利,在消费领域中作为一个消费者应当享有哪些基本权利。其次我们还要告知,当前经常出现哪些侵权行为。例如,中职学生面临着就业市场的双向选择,而目前劳动就业市场上陷阱又很多,一些企业和中介机构利用青年学生迫切就业的心理和法律知识的缺乏,与之签定显失公平和诱骗上当的劳动合同,因此我们的学生需要了解有关劳动就业方面的法律法规知识,怎样鉴别企业资质,如何签定规范化的劳动合同,如何识别劳动合同中的文字陷阱和注意劳资方的权利义务对等。遭到辞退时哪些情况可以依法获得赔偿,都应当向学生讲解清楚。当我们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应该通过哪些方法和途径来讨回公道获得补偿。帮助学生掌握这些知识,不仅在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到侵犯时,可以运用法律的护身符来寻求公道,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从事这些活动的开始,及时发现问题而决定自己行为的取舍。

二、通过《哲学基础知识》教学提帮助学生提高思想政治素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确立正确的职业理想，进行合理的职业生涯设计

中等职业学校哲学基础知识课的任务是：“通过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等多种形式，使学生了解和掌握与自己的社会实践、人生实践和职业实践密切相关的哲学基础知识；引导他们用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最常见的社会生活现象；初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将来从事社会实践和职业活动打下基础。”

中等职业教育主要培养的是应用型、实用型的人才，因此，哲学基础知识重在培养学生对哲学基本观点和方法的理解和运用。以正确的哲学观点为指导，解决好如何做事、如何做人的现实问题；帮助学生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确立正确的人生道路和人生目标。

通过学习坚持从实际出发的观点，引导学生在了解就业政策、就业机制、就业信息、就业渠道和用人单位需求的基础上，形成“先就业、后发展”的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就业观。通过学习用联系、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引导学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充满自信，既能坚定不移地为实现职业生涯发展目标付出努力，又能善于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客观条件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职业生涯发展目标。

通过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和在社会实践中实现人生理想，让学生明白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认真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和能力，积极去寻找机遇，把握机遇，而不能坐视等待。

总之，在政治课堂教学中，应回归学生生活、关注学生成长的需要，使学生自觉提高思想道德素质，自觉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从而发挥政治课在德育工作的中的主渠道作用，增强政治课的德育实效性，帮助学生健康成长，成为社会主义社会高素质的劳动者。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