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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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对我的影响范文第1篇

关键词：儒家思想 学校体育 教育

中图分类号：C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643（ 2015 ）01-0085-03儒家思想形成于春秋末期，它在整个封建社会中逐步发展并不断加以完善。孑L子的教育思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夏、商和西周时期以来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文武兼备的教育理念，并以此来开展教育实践活动，而“六艺”当中的“射”和“御”是孔子进行体育教育的重要内容。孔子日：“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在《论语》中提到“勇”字有九处之多，它既包含了勇敢的思想品格，义指勇猛果断的行为和技能。因此，孔子说的“仁”、“知”、“勇”，大抵相当于萌芽时期的德育、智育、体育这一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这和现代教育所倡导的全面发展培养人才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见，儒家对人才的全面发展相当重视。1 儒家思想对学校体育教育的积极影响1.1注重“礼”和“乐”以及“仁”的教育思想1.1.1“礼”和“仁”对体育教育思想的影响“礼”包含了自远古以来对人的行为的各种社会性的规范。就其本质而言，“礼”不是别的东西，它就是人的存在和活动的社会性形式。因此，“礼”成为主体内部所固有的质，没有“礼”就不成其为人。孔子继承和发展了周代礼的制度，“礼”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但在礼制的教育中，也有丰富的体育内涵，这充分显示了孔子的体育道德观。孑L子不但讲“礼”，他还极为重视“仁”。在他看来，“礼”是人的社会性的外部形式，“仁”则是人的社会性的内在根基。他在《论语》中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失去了仁的“礼”是没有意义、价值的，它会成为一种空洞的甚至是虚伪的形式。那么，如何来提高人的内在本质的修养，孔子认为应加强对人的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这其中也谈到对体育道德的重视。只有将两者紧密结合，加强对学生道德礼仪的教育，才能更好地发展和培养更高素质、更全面的人才。1.1.2“乐”和“仁”对体育教育思想的影响“乐”在孔子的思想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孔子以行“仁”为个体所能有的最大的快乐，因行“仁”而体验到这种快乐，获得这种快乐，这也就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同时也就是个体存在的终极的意义与价值的实现。在《里仁》篇中，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这是孔子对“仁”与个体存在意义与价值的实现的关系最为明确的说明。孔子认为，把这种“乐”和“仁”的思想应用于教育活动当中最能体现其价值所在。学生在学习过程当中学累了，可以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体育活动项目，不仅可以锻炼身心、增强体质、陶冶情操，还可以有效地提高学习效率，促进学习共同进步，培养团结互助、高尚的道德品质，使其充分享受体育活动的乐趣。这种“寓乐于教”“劳逸结合”的思想对我国几千年来甚至是当今社会学校体育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1.1.3“礼”和“乐”对体育教育思想的影响

孔子“六艺”教育中的礼和乐，既包含了道德礼仪的教育，也有体育和美育的成分。而礼中的礼射，乐中的乐舞，则是更接近于体育。孔子教育实践中的礼、乐、射、御诸教，往往是相互渗透、一起进行的。《礼记・学记》中说“大学之教也……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此处的艺，是指“六艺”；所谓“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是说如果不提倡含有文体娱乐活动的“六艺”，就不能让学生感受到学习中的乐趣，以致不能胜任学习而获得较好的学习效果。在学习中，除“藏”、“修”之外，还得“息”、“游”，即学习生活要有张有弛。《论语・述而》亦说：“子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也就是说，学习的目标在道，根据在德，依靠在仁，而游息于六艺之中。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礼乐教化”，就是凭借礼乐对人们从思想品德到身体技能进行全面的培养和训练。它既能让人健身习武，陶冶心情，愉悦身心，又重在练习，使人在练习中掌握技能而达到休养身心的目的。这就是孔子以“六艺”为教的意义所在。总之，孔子的“礼”“乐”“仁”思想对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乃至当今社会的学校体育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培养全面人才方面，影响非常之显著。1.2重视“成人”之教育“成人”是孔子教育实践中的一个新概念。当他的学生问起怎样才算“成人”时，孔子说：“藏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孔子概况性地列举了藏武仲的智慧，孟公绰的高尚品德，卞庄子的勇猛果敢和冉求之艺，认为兼备了这四个人的长处，就算得上是“成人”了。“知”“不欲”“勇”“艺”即“成人”必备的条件和素质，其关系是相辅相成的。而“成人”教育中的勇和艺，就与体育密切相关了。“文之以礼乐”是这四种素质要受礼乐的规范。孔子说的“仁”“知”“勇”，大抵相当于萌芽时期的德育、智育、体育这一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他认为准备去从政或做官的知识分子应该“君子不器”，也就是说，做人不能像有专门用途的器物，只具备某种单一的品格或技能，而应是多才多艺，全面发展。1.3注重“以人为本”、“有教无类”的体育教育思想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在西周民本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肯定了人的价值和人的作用。孔子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的观点，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人能够客观认识世界，并在此基础上去“修身治国平天下”，担当起社会的责任。儒家思想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价值，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以人为本、仁者爱人的理念。儒家思想中的“有教无类”的教学理念也就是教育的全面普及性，是指无论学生的贫富贵贱，聪明或者愚笨，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有教无类”的教学理念来源于“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论。教育应当尊重每一个人的受教育的权利，给予每个人成才的机会。“有教无类”的教学理念增加了受教育的群体和知识的传播，有利于更多人素质的提高。这两大思想同样在现代体育教育当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体育教学过程当中，主要以学生为主，结合他们的运动兴趣爱好进行教学。他们当中无论是富二代还是家里比较贫困，聪明或愚钝，都应当一视同仁，同等对待。这样对于很好的培养学生的素质、锻炼他们的意志品质具有积极的意义。1.4儒家思想能够为学生创设和谐、良好的体育教学环境

（1）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培养，为学生实现自我的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营造和谐的教学环境，是彰显人性化管理的重要手段。人文化管理的核心在于尊重学生的发展要求，解放其个性，促进其人格的完善。学生在和谐的教学环境当中，能够有效地摆脱传统教学思想对其学习行为的禁铜，能够根据自身的发展需求，进行有选择性的自主学习，使学生的自主思维与自我意识得到有效的发展。而这种有指定性的自主选择的学习行为，能够有效地修正与填充学生自身素质体系的建构，为实现其全面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2）净化教学环境，推进和谐校同建设的进程。在传统教学思想影响下的课堂教学氛围，凸显出强制与无奈，对于学生的身心造成极大的损害，导致学生的学习兴趣下降，不仅引发了学生对于体育学习的抵触情绪，更容易导致学生不良学习行为的产生。因此，营造和谐良好的体育教学环境，能够有效净化教学环境，使得传统的教学思想消极因素得以消除，为学生创设和提供宽松和谐的学习环境。而这种净化的教学环境不仅能够提高教学的实际效果，同时，更有利于和谐校园的建设与发展。（3）增进师生问的相互尊重、信任与理解，构建师生友好关系。和谐是建立在双方之间彼此相互尊重、理解和信任的基础之上。和谐教学的环境，能够消除学生的心理压力，使之体验与感悟来自于教师真挚的情感付出，进而对教师产生尊重与信任，促进师生之间关系的改善。和谐教学环境的营造，一方面能够彰显师生地位的平等，另一方面，能够消除师生问的芥蒂，达成彼此问的心灵交融与情感互动。全新的师生问关系的建立，能够有效烘托和谐的教学氛围，为教学整体目标的实现提高保障。2 儒家思想对学校体育教育的消极影响2.1重文轻武的思想制约着体育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体格注重文教的国家。儒家主张礼仪修身，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制于人。”文人的地位很高，加上科举选士，强调文章、品德和门第出身，重权术轻武备，视武学为下品。这种固定的价值观念作为文化的深层意识积淀下来，具有很大的稳定性，支配着人们的言行和思潮。体育教育是教育的组成部分，是通过身体活动和其他一些辅手段进行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过程，其最突出的特征是教育性和教学性，体育教育是以体育教学为主要途径。而体育教学则是体育教师根据社会的需要和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有组织、有计划地指导学生主动积极地学习体育知识，掌握技术和锻炼身体的双边活动。它强调的是一种“双边活动”的过程。在体育教学过程中，学生处于主体地位，其思想和行动决定着教师教学质量的好坏。由于受到“重文轻武”思想的影响，学校领导者对体育课不重视，体育教师也得不到重用，极大地削弱了体育教师的积极性，使学校的体育教学质量大大降低。2.2男尊女卑思想制约着女学生参与体育教学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儒家思想对女性是比较轻视的。《礼仪》中有“妇女有三仪”“三从四德”的枷锁完全束缚着女性的言行举止，女性和男性一样参加体育活动的权利被剥夺，稍有越轨，就会遭到谴责。宋明理学片面提倡“存天理，灭人欲”，鼓吹“三纲五常”大肆宣扬妇女的“三从、四德、七出”的条律，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在实际的体育教学活动当中，女生这一弱势群体往往不备受教师的关注，常常被忽视。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认为女生没必要运动这是符合常规的，更不要说要采取什么教学方法去教授学生，这就极大的削减了女生对体育课的兴趣，甚至对体育课产生抵制的情绪，逃课的现象时有发生。2.3“礼”作为行为规范约束学生的个性发展“道之道，齐之以礼”，“寓德于体，以礼行体”把道德教化置于首位，把德、礼的观念植于体育伦理之中，这就决定了中国人的体育思想历来注重人伦道德的培养，其发展无疑会相对的集中于道德的方向。如果我们从整个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来看，重德轻体的观念是基本准则，重视身体方面的修行往往是一种思想的潜能，只能流行于形式上的提倡。学校体育教学就是要让每个参与其中的学生充分展示自己，养成自己独立的人格，培养和促进个性的发展，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2.4“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儒家思想把“中庸”上升为方法论这样的思想不利于培养人们的敢闯敢于冒险、改革创新以及对于理论的创新。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教育改革都不是很成功，每当提出一个新的教学改革方案，总是尝试在几个点，而且实施不了一段时问就停止，这与儒家思想中庸之道思想紧密联系，它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同，用它来解决一切当前面临的所有困难与挫折，应是最佳的方法了，所以说我们现代的教育存在很大的问题。学校是学生学习和受教育的良好场所，学生是学校的主体，我们应尽量为学生提供优质教学服务，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提高综合素质。3 结语儒家思想是我国悠久传统文化的主体和灵魂，对我国乃至当今世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对当今学校教育的发展，当然包括学校体育教育在内，它影响着一代义一代学生的思想变化。我们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搞“一刀切”，结合我们现阶段在体育教育这一领域内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并运用恰当的方法和理性思维去加以改革创新，相信我们的教育会有所成功的。参考文献：[1]许嘉璐.弘扬儒学精华发展先进文化――在“儒家思想在世界的传播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J].探索与争鸣，2005（1）.[2]谭华.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体育的影响[J].四川体育科学，2000（ 12）.[3]毛振明.体育教学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4]潘绍伟，于可红.学校体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5]崔乐泉.中国体育通史第一卷[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7.[6]刘纲纪.传统文化、哲学与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7]谢学.基于儒家文化的中华民族特色体育教学体系构建[J].曲阜师范大学学报，2007（4）.[8]张晓红.论当代体育文化与儒家哲学之整合[J].辽宁体育科技，2003（4）.[9]杨丽娜.论儒家思想对当代体育教学的影响[J].体育世界，2012（9）.[10]刘怀志.孔子体育思想极其现实意义之探究[J].职大学报，2009（3）.[11]杨威.孔子“仁”的思想对现代学校管理的启示[J].成人教育，2013（5）.[12]张京国.儒家思想对当代高校成人教育管理的启示[J].中国成人教育，2012（5）.[13]冯文全.传统道德教育的儒道融合对我国当代教育改革的启示[J].河南大学学报，2012（2）.[14]王凤杰.试论我国古代学校体育的演变历程及现实意义[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2（ 11）.[15]万树超.荀子教育思想及其对学校工作的启示[J].教学与管理，2011（ 30）.[16]毛丽红.儒家教育思想与当今校同文化建设[J].二十一世纪教育思想文献，2007（1）.[17]俞世兰.当代大学生处世教育的路劲分析――基于对儒家“忠恕之道”的合理借鉴[J].贵州师范学报，2012（5）.[18]张宏敏.传统儒家教育哲学的当代审思――基于刘基教育思想的思考[J].教育文化论坛，2010（6）.

Impact of Confucian Thoughts on Modern School

儒家思想对我的影响范文第2篇

摘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武术与宗教有着不解之缘。如我国最古老的拳种之一的少林派拳术就曾与佛门发生过密切的关系。驰名中外的少林寺在佛教鼎盛的隋唐时期以“武”名扬天下。“内家拳”的产生与发展，同道教的神仙方术理论及其在“养生术”方面的尝试有着很大的关系。而后来的“太极拳”、“八卦掌”等以柔为主的拳种，则是把拳术动作与道家的“导引”、“吐纳”相结合创造出来的。

关键词宗教武术技法

一、前言

宗教与武术同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华武术博大精深、流派众多，其发展历史多有着深厚的宗教背景。主要的代表门派有传承于河南嵩山佛教名刹的少林派；传承于湖北道教圣地武当山的武当派；以及传承于西蜀峨眉山的峨眉派等等。尤其以少林武功和武当武功为代表，民间素有“北崇少林，南尊武当”之说。在中华武术史上，宗教对武术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既有对技术层面的武功招式和武功套路的影响，更有对理论层面的武术文化和武术精神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化一直有一种“和合”的精神贯穿其间，在这种“和合”精神的熏陶与规范下，古代宗教形成了独特的平和的宽容精神。这种宽容精神集中体现在儒、道、佛的三教合一上。此三教在历史上通过既相互斗争又融合的方式，至明清时期，形成了以儒教为主导，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宗教大环境。另一方面，受早期宗法性宗教表现出来的政教不分、祭祀和行政合一特征的影响，形成了政教一体的独具特色的结构。因此，中国的宗教严格说来是一个复合体，是各种文化观念、伦理观念、社会观念的综合物。中国宗教的这种特征在历史上对武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其中对武术影响最大的当属儒、道、佛三大宗教。

本文旨在通过对宗教文化与武术技法特点的分析对比研究，阐述宗教对武术技法特点的影响，希望能为我们从文化层面理解武术的拳理技法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文献资料法

本人收集和查阅了成都体育学院资料室和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知网、中国万方数据库及部分武术网站中关于宗教及武术技法的相关论文和文章二十余篇，借此了解和掌握宗教和武术的相关资料。通过对这些著作、论文和文章的分析，从中发现问题，提取创新点，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并进行进一步的整理和研究。

（二）综合比较分析法

通过查阅武术技法的资料和听取我院武术名家的见解，运用系统的观点对武术技法中的宗教因素进行整理和分析，发表自己的见解。

（三）归纳推理法

根据广泛收集的有关宗教与武术技法方面的资料，对其进行归纳总结，推理论证，发表自己的见解，做出合理的结论和建议。

三、研究内容

（一）佛教对武术技法的影响

1．佛教与武术的结合

佛教文化对中华武术的发展影响深远。佛教以缘起论为指导，吸收了古印度瑜伽禅定的修行方法，形成了以戒、定、慧三学为内容的体系。佛教既要人以“静心为本”、“慈悲为怀”、“忍辱无争”、“度人为善”，但也要人“禁人为恶”。要“治恶人”，要“护法”，要“护众生”，自可练武强身，以避邪降魔。佛法不仅为僧人习武提供了“律法”保障，也为武术在寺庙中的生存、保留与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它对中华武术的最大、最显著的贡献是形成了独特的“寺庙武术”，其典型的代表为少林武术[6]。

少林武功发端于少林寺建寺之初，长期以寺院为中心，以僧人为主体而传习，在发展中吸收了中国传统武术及民间武技、气功、养生等内容，以后逐步形成为以佛教禅学为核心，以“禅武归一”为特点的武术流派。除少林功夫外，由南宋末年峨眉山白云禅师开创的峨眉派综合佛、道两家及中国传统武术、养生术之精华，形成了养生与武术相结合的修炼体系。

2．佛教对少林武术的影响

少林武术的最大特点，就是禅武合一。禅武合一，即是把武术作为佛道，以武术训练为佛教修行，在武术训练中贯穿佛教修行的基本原则，并以佛教修行的思想理论来指导武术训练的具体实施。这实际上是一个以武术运动为形式的禅修，即武术之禅修[2]。其中佛教的禅定方法被运用到武功基础的训练上。佛教禅定不局限与静坐壁观的修炼形式，认为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修心见性”就能“顿悟成佛”。佛教禅定修行讲究内功和外功，俗话说：“打拳不练功，到老一场空。”这里所说的“功”指的就是内功。内功炼气炼柔劲，于外可力抵千钧，于内可祛病健身，属武术气功，与禅定关系密切。而气功有炼气、养气两说。

炼气讲究的是姿势、调息、运气，是在佛教禅功基础上吸收道教及民间气功而形成的武术内劲气功。《少林内功绝技》一书介绍的内功，即是打坐，坐定排浊之后，意守丹田，或数息调息，摄心入定。这是佛教一般的禅定法。另外，少林诸派拳法的内功，均以马步站桩为先，以四肢运动为次。站桩时身体摆成固定姿势，气沉丹田，调息运气，精神专注不散，这也是一种站式的、以练筋力为主要目标的禅定[1]。

养气属心意的锻炼。少林拳十分重视心意的锻炼，以禅的调心法为炼心法则。佛门武僧教人修炼内功，注重养气调心，以心意的持守为要诀。尤其强调锻炼心意、参透禅机。据《少林拳术秘诀》记载，清末南方武术名家李镜源曾记录寺僧传授学习技击的心要：（l）欲学技击先学不动心。（2）欲学技击先学调息（数息），即不动心之道。（3）欲学技击先学勘破生死，证悟本心。这就是禅定的精髓。

（二）道教对武术技法的影响

道教奉先秦道家创始人老子为教祖，以《道德经》为首要经典，在以“道”为核心的基础上，道教建构了其基本理论体系的框架，将道家的各种思想转化为其宗教精神和原则，提出了自己的道教哲学及行为准则。其主要内容包括：以“道”和“德”作为和行为实践的总原则，以清静为宗，以虚无为体，以柔弱为用，提倡无为、主静、抱一、守朴、寡欲、贵柔、尚雌、崇阴及炼精、炼气、炼神等等。后代道教武术大师们将这些道教哲学思想和准则融于武术，使中华武术蕴含了深刻的哲学思想，进一步增强了武术的独特魅力。

1．道教对武术思想的影响

老子在《老子》中说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表明天即是道，就是自然。自古练武之人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本质上与道并没有区别。武术是人体的运动，只有恪守自然的法则，顺应自然变化，遵循自然的规律，才能达到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流传于广东的“少林八卦五行功”，就是根据不同季节和人体内五脏的变化，分别进行卧功、坐功、站功、行功的各种练习。另外，武术练习讲究方向性，一般都面朝南而立，也是为了达到人体生物磁场与天地磁场的和谐统一，这都是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武术中的具体运用[3]。

武术在技击战略上主要吸收了道家的“反者道之动”的思想，构成武术战略的基本原则“彼不动，己不动：彼微动，己先动”。“后之以发，先之以至”使敌人由主动变为被动而招致失败。老子的“反者道之动”运用了事物转化的必然规律，因而成为中华武术技击论的重要原则。而道教武术的代表武当拳就是以“反道之动”的原则构筑了自己“守柔雌”不敢为天下先的战略思想[5]。

2．道教与“内家拳”体系

在道家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区别于少林和其他“外家”拳种的先有拳理、而后才有拳技的武术技术体系―――内家拳。武术对道教文化的吸收，除了表现为概念上的移植与借用，更以之指导武术的动作、招式、步法、套路和技术应用。如“形意拳位于八卦图之中宫，直线练习，直贯阴阳”；八卦掌的“有阳手，上下翻”及“踏八卦走圈”以及“五行步法”、“五行合一”等，都深深打着道教文化的烙印。而这各种拳法中，又以太极拳最为集中体现了道教的哲理精神，太极拳吸收了许多道教的修行功法，强调以道御气，以德养性；以柔克刚、以静制动。这些口诀的理论依据即是道教哲学提倡的无为、主静、抱一、守朴。

（三）儒教对武术技法的影响

儒教对中国文化影响是最为深刻和久远的。儒家思想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对我国历史的各个方面都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武术也不例外，对于武术技术风格形成的影响尤为深刻。

1．儒教对武术技术风格的影响

儒家文化思想的创立与传播，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武术的内涵，给武术的技术风格注入新的内容，逐渐形成了现代武术的技术风格。所谓技术风格，是指动作技术中独有的基本定型化的特征。技术风格蕴涵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具有独有的民族气质，是运动技术的“灵魂”，在当代竞技体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现代武术的技术风格一般包括动作中具有攻防含义，“内外合一、形神兼备”，“运气调息、气势连贯”，“以柔克刚、刚柔相济”等[4]。

孔子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不教民战,是为弃之”，把“武备”与“教民习战”定为维护封建秩序的必要手段。显然，他所说的“武”，主要是指军事中的技击技巧，因为“武备”思想对统治者有利，以后的各朝各代便把它列人“讲武之礼”、“军礼”的范畴。

现代武术项目作为体育运动，技术上仍具有攻防技击的特性，是将攻防动作寓于武术套路与武术散打运动之中。武术套路作为中华武术特有的表现形式，其内容丰富，动作各异，有的还具有地方特色，但无论何种武术套路，其共同点都是动作中含有踢、打、摔、拿、击、刺等攻防含义的技术风格；武术散打则集中体现了武术攻防格斗的特点，在技术上与实用技击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说儒家文化的“武备”思想对于武术动作中具有攻防含义的技术风格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决定作用。

2．“天人一体”思想对武术的影响

在中华武术技术风格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儒家文化“天人一体”的思维方式，得到了全面的贯彻，对于武术内外合一、形神兼备技术风格的形成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各门各派以及各种拳种的运动模式，都融入了“天、地、人”三者统合一体的思维方式。

比如“内外合一”的技术风格。所谓“内”，指的是心、神、意等内在的心志活动和气息的运行；所谓“外”，指的是手、眼、身、步等外在的形体活动，内与外、形与神的相互联系统一是武术运动独特的技术风格。如少林拳要求“精、力、神”内外兼修，形意拳讲究“内三合,外三合”，太极拳主张身心合修，要求“以心行气，以气运身”，“以意志引导动作”等等。可以看出，中华武术在套路技术上要求把内在精气神与外部形体的动作紧密配合，完整一气，做到“心动形随”、“形断意连”、“势断气连”，以“手眼身法步”和“精神气力功”的高度和谐来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使内与外、形与神构成一个互相联系的统一整体，这一“内外合一”的技术风格，正是“天人一体”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

四、结论

中国宗教对中国武术的精神价值取向、思想理论文化以及连续传播上产生了重要的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儒、道、佛三家对武术的影响，中国武术和中国宗教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宗教应该是中华武术赖以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就像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样，宗教对武术也有消极阻碍其发展或将其引入歧途的一面，如在宗派门户的影响下，出现了为争“正宗”、“真传”而假托、附会“神仙”、“佛祖”的现象，这种封建思想对武术的健康发展是起阻碍作用的，这里就不赘述了。我们应该注重儒、道、佛对武术积极的影响，希望本文的理论能为我们理解武术中的宗教文化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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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对我的影响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先秦德治 内在价值 分析

先秦德治思想认为，入世有为是处世的最佳态度，正是担当价值决定了这种积极的处世态度；爱人、民本的为人待民之道，体现着先秦德治思想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自我与超我价值的追求引导人们正身律己、内圣外王；而先秦德治思想尽心竭力恢复与重构的“礼”，亦体现的是对秩序价值不懈地追求。

回顾先秦以降两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先秦德治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和社会的发展。先秦德治思想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乃在其自身所蕴含的丰富而又深刻的，充满活力与张力的智慧之光。如果将先秦德治思想对我们这个民族和社会的影响与作用归纳为外在价值，那么其数千年与我们这个民族和社会的紧密结合必然也取决于先秦德治思想内在价值所体现出来的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深刻理解与洞察。内在价值决定外在价值，外在价值印证、巩固着内在价值。先秦德治思想相对自洽的内在价值体系，亦使得德治思想得以在其后漫长的社会变迁中不断焕发出生机与活力。那么先秦思想都有哪些内在价值呢？

一、担当价值

何为担当，《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解释为：“接受并负起责任。”体现在价值观上，即要求积极面对社会现实，勇于承担社会责任。而2只有“入世”，方能实现这一价值。所谓“入世”，简而言之，即对社会有为，体现的是一种积极的社会观。任何一种具有生命力的理论和思想，均基于对某些现实社会问题的回应而产生。处于“礼崩乐坏”时期的各派思想家，面对传统社会结构解体而新的社会秩序尚未形的现状，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特征即是“入世”，试图通过建构一种学说以实现社会秩序的恢复与重建。这种积极的社会观促进了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与此同时，儒家学派亦强调身体力行将自己的学说参与和贯彻到社会实践当中。与老庄学派讲求出世无为不同，儒家学派主张入世有为。尽管生不逢时，但因先秦儒家学派秉持入世有为的积极态度，仍得以发展壮大，并逐渐获得主流思想的地位。

先秦思想家入世有为的担当情怀，强调由己及人，由个人至家庭、至国家、至天下。《礼记.大学》载：“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即从对自身心智的“担当”出发，而后家族的“担当”，再到对国家的“担当”，直至对天下的 “担当”。所以，先秦儒家将修身视为担当价值实现的起点，之后扩大至家庭、国家、社会，即实现政治的担当。先秦思想家对修身的认识并不是消极、静止、孤立、片面的，而是积极、动态、联系、全面的，体现出修身对担当价值实现的深远影响，这充分体现了先秦德治思想的政治伦理化色彩，强调政治担当是担当价值的最终目标。

政治担当，指特定社会主体面对社会政治现实产生的政治敏锐性与政治责任感，以及将这种责任意识付诸政治实践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奉献精神。担当价值体系中，政治担当不仅是担当价值的最终目标，更是检验和评价其他担当价值的标准。只有实现政治担当，才是实现个人价值。孔子认为“士而环居，不足以为士矣”，意指若不理世事，即使学富五车，道行高深，那也仅是个人的才与德，并未给他人、国家以及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在政治担当主体方面，孔子主张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通过从读书人中选拔为政者来实现其德治纲领。孔子年轻时即入仕，常年周游列国，其目的就是为施展政治抱负，实现其政治担当。孟子则以“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气概，怀抱“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也，舍我其谁”的雄心壮志，仿效孔子周游列国，意图一展抱负。

因此，先秦德治思想认为理想的人生是将个人道德修为与“济世”结合起来，实现个人政治担当，通过“修身”、“齐家”达至“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模式。入世有为体现的是一种积极的社会观，其政治担当更是激发着后人对国家、民族兴衰存亡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二、人本价值

先秦德治思想为人待民的价值取向是以人为本。人本价值在政治领域体现为以民为本，在社会领域则体现为爱人。

首先，民本构成对为政者权力的限制。先秦思想家从夏商周二代的兴亡中总结出民意与民心是对为政者权力的重要制约，如孟子认为：“柴封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民意归属、民心向背决定权力变更的历史告诫为政者应当敬民、保民、利民、富民，民本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为政者权力的无形制约。

其次，民本决定民贵君轻。孟子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他将“民贵君轻”作为其民本思想的总纲，认为:“民为贵，社翟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还主张为政者应与民同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荀子则以船与水的关系来比喻君与民，“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最后，民本是评判仁政的标准。先秦思想家在对尧舜禹时期的圣人之治以及夏商周二代兴亡的考察中发现民意、民心决定为政者命运，而实行民本之治则是获取民意和民心的重要途径。孔子虽未明确提出民本思想，但他的“仁政”观念却散发着人本主义的气息。而人本主义正是民本思想的价值基础，民本思想是人本主义在政治实践中的体现。人本主义反映在“仁政”中就是爱人，这在《论语》中也得到乐充分体现。

需要指出的是，先秦德治思想中的人本思想并不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人本主义。现代意义上的人本主义强调爱、创造性、自我表现、自主性、责任心，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倡导人的潜能的实现。而先秦德治思想的人本思想并没有真正肯认到人或民的价值，反映在政治实践中更多的是为维护为政者的统治。但不可否认的是，先秦德治思想中的人本价值毕竟散发着博爱主义的芳香，其民本思想的提出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众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三、自我、超我价值

自我和超我本是弗洛伊德对于人格结构进行分析时所提出的概念，他在《自我与本我》一书中提出人格结构由三个“我”构成，即本我、自我、超我。本我包含要求得到眼前满足的一切本能的驱动力，就像一口沸腾着本能和欲望的大锅。它按照快乐原则行事，急切地寻找发泄口，一味追求满足。本我中的一切，永远都是无意识的。自我则处于本我和超我之间，代表理性和机智，具有防卫和中介职能，它按照现实原则来行事，充当仲裁者，监督本我的动静，给予适当满足。自我的心理能量大部分消耗在对本我的控制和压制上。任何能成为意识的东西都在自我之中，但在自我中也许还有仍处于无意识状态的东西。对于本我和自我的关系，弗洛伊德有这样一个比喻：本我是马，自我是马车夫。马是驱动力，马车夫给马指方向。自我要驾御本我，但马可能不听话，二者就会僵持不下，直到一方屈服。

对此弗洛伊德有一句名言：“本我过去在哪里，自我即应在哪里。”自我又像一个受气包，处在“二个暴君”的火缝里：外部世界、超我和本我，努力调节二者之间相互冲突的要求。超我代表良心、社会准则和自我理想，是人格的高层领导，它按照至善原则行事，指导自我，限制本我，就像一位严厉正经的大家长。弗洛伊德认为，只有二个“我”和睦相处、保持平衡，人才能健康发展；而当二者吵架的时候，人有时会怀疑“这一个我是不是我”?或者内心有不同的声音在对话：“做得？做不得？”或者内心因为欲望和道德的冲突而痛苦不堪，或者为自己某个突出其来的丑恶念头而嗅恐。

人要达到超我，就要限制本我，指导自我。先秦德治思想正身律己的要求正蕴含着自我与超我价值。德治的前提需要人充分发挥道德对自身的约束作用，即正身律己，才能实现自我，通向超我。先秦德治思想的担当价值实现的第一步即是正身律己。在先秦德治思想体系中，正身律己不仅具有实现政治担当的价值，其本身亦具有增进学识、修身养性的价值。先秦德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极其重视通过道德教化实现个人道德水准的提升。先秦儒家除了重视礼制的作用，更强调正身律己。周室衰微，“礼崩乐坏”，而各诸侯国也无意恢复儒家尊崇的礼制，失去政治权力支持的礼在现实社会中的作用微不足道，儒家思想家只能寄希一望于通过正身律己达到教化的实现与礼制的恢复。

如何正身律己，对不同的人要求也不同。对于君主而言，正身律己就是内省，而内省的标准则是尊五美，屏四恶，即孔子所言：“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五美”是：“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四恶”是“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君主正身律己才能发挥表率作用，才能得到民众拥护。对于官员而言，正身律己的标准是：“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对于处于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之间的士人阶层，因为在儒家的德治思想体系中，士亦是政治担当的主体，因此对士的道德要求与对官员的道德要求基本相近。

至于广大劳动者，由于社会地位低微，缺乏话语权，通常被纳入与君子对应的“小人”范畴。正因为如此，君子与小人有着严格的分工与对立，即君子谋道，小人谋食；君子取义，小人取利。

四、秩序价值

秩序是人类社会一切活动的基本前提，亦是人类社会一重要目标。任何一种政治理想都有其对秩序价值的追求，秩序价值蕴涵了社会各阶层对自身利益诉求的争一斗与妥协。先秦德治思想所追求的秩序价值体现为礼制。礼在儒家德治体系中是一最终的也是最高的社会理想，儒家提倡克己复礼亦是试图实现这样一种秩序。如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施行类似周朝制度的社会：“周监十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孟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则是士治：“谨序序之教，中之以孝梯仁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事者，未之有也。”荀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可以称之为“政教之极”：“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修己而后敢安正，诚能而后敢受职。百姓易俗，小人变心，奸怪之属，莫不反态。夫是之谓政教之极。”

因此，先秦德治思想家都反对战争，主张德教为先。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并进一步指出：“一但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礼与仁具有内在统一性，仁是礼的内核，礼是仁的外在表现与制度保障。而要实现仁或礼，又需“克己”，即以道德自律克制自己的私欲。孟子则以性善论为基础，进一步提高和强化了为政者在道德教化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因而对为政者亦提出了更高道德标准，并要求为政者行仁政，广施富民、惠民之策，为礼的实现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荀子面对战国末年兼并统一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积极吸取法家强国富民思想，提出隆礼重法，借助法律的外在强制力推进与巩固礼制社会的实现。

参考文献

[1] 刘泽华《 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

儒家思想对我的影响范文第4篇

关键词：儒家德性伦理;文化内涵;现代价值

《中庸》曰：“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1]由此，儒家先贤们注重于把“仁爱礼义”的情感关怀与“礼乐教化”道德教育建构结合起来，倾向于在人的内在德性情感关怀中确立外在的思想道德教育价值理念，在外在的道德教育建构中体现人内在的德性伦理情感需求，以凸显出人内在德性伦理情感在人个体中的思想伦理道德体系建构中的地位与作用，这是儒家德性伦理理论基础的重要特性。儒家德性伦理的情感需求是建立在以宗族血缘关系为基础之上的，这是儒家在道德上对个人的理性精神关怀，这使儒家传统伦理思想有了生活的内在定义，为儒家士人、君子、圣人的安身立命奠定了思想基础。儒家很看重各种“教化”思想对社会和国家的影响和作用，倡导仁民、爱物、爱国，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情感，重视德育，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德治”，从先秦的孔孟荀到宋明的程朱陆王，无不蕴涵着儒家丰富的德性伦理和深刻的教育思想，儒家也切实重视基础理论和现实实践的结合和统一，极力化解现实社会中的外在道德规范与个人内在情感文化的自觉结合。这对于加强和提升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仁爱礼义”内在德性情感文化特性

儒家德性伦理的出发点是以古代封建宗法制度下的血缘关系为基准，儒家认为人的内在伦理建构过程基本上从血缘关系的情感体认开始阐发的。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是人类最原始、最基本关系的存在方式，由此而引发的宗族之间的血缘之情，自然是真实的、质朴的、稳定的、长久的，对它的深度体认事实上蕴涵着人类最高贵、最深沉的德性情感文化意识，很容易激发人在社会实践中的道德自觉性。儒家德性伦理的情感体现是一种稳定性很强的道德水平，对现实的个人而言，这种德性伦理特性自然延伸到社会中的各个方面。儒家有了这种高尚的德性伦理品质，在人的内心世界开始凝结成一种强有力的道德力量，逐步冲击到人的外在世界，并逐步化解人内心的德性伦理情感需求与外在实践道德要求之间的矛盾冲突，为国家和社会的道德规范建立、实施奠定其坚实的思想伦理基础，并为后世有志文人所尊崇、所执行，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积极进取的精神力量和动力源泉。先秦儒学、宋明理学及陆王心学一直积极的推行和倡导知行统一的伦理实践标准，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德性伦理，通过特有的教化过程，折射到一个人的现实实践，自然就有什么样的德性实践行为。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其自身对传统儒家德性伦理的汲取和吸收有着天然的优势，这种优势的转化必须要依靠广大人民内在德性情感文化的自我熏陶和教育意识的自觉遵守，显然，儒家德性伦理所展示出来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仁爱礼义”内在德性情感文化特性，为我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和广大公民思想政治教育的自觉性培育和实效性提升提供了有益因子及有利因素。

儒家认为，家庭及宗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古代封建社会最基本的人伦关系和人际关系，这种关系的维系需要德性伦理的情感理性来做基础和铺垫。“仁”是儒家德性伦理最原始的情感体现，也是儒家思想文化中最核心的内容之一。在孔子“仁”的道德理念和实践行为中，主要体现为孝悌。“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2]（《论语・泰伯》）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同[2]P4（《论语・学而》）在圣人孔子看来，血缘关系中所蕴涵的“仁爱”理念比较容易被人们在情感认同上达到共鸣，并且这种共鸣能超越时空的限制达到永恒。此种自然情感的体现应该在现实社会关系中得到认同，不然很难持久和稳定，也难以真正得到具体的实施和实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同[2]P14（《论语・为政》）孔子认为，作为孝子只有物质生理的孝顺，而没有真实情感的全心投入，是绝对不会达到“仁”的基本标准和最高境界。孔子由此深发，就出现了仁、义、礼、智、信等德性条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忠”“孝”“智”“仁”“勇”等德性伦理思想，为千古后世有志文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奠定了理论来源，这带有很强的个人情感价值和社会普世价值。孟子曰：“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3]（《孟子・尽心上》）“进而孟子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具体的伦理道德运作及实践模式，这是儒家“仁爱礼义”情感体认下文化内涵的生命张力，再加以扩展和延伸，逐步衍生出社会性的德性伦理准则和文化实践规则。

儒家的德性重建主要体现在“仁孝”思想的发挥和延伸上，“仁”是儒家德性的全部思想内涵和体现，“孝”是儒家“仁”德行为要求和伦理准则的最高标准。血缘情怀的自然体现是儒家德性伦理规范建构的基础和前提。《孝经》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4] “孝”贯穿于古代封建社会“上下无怨”的德性之大道，它统领着封建王朝统治者思想德的全部，血缘亲情是其为人处事最基本的伦理原则和现实出发点。在人与天地、人与社会、人我之间的伦理关系中，若个体之人能够尽己之性、尽人之本性、尽物之原性，在现实的社会人际关系的情感体验中达到“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人就可以使自我内在的喜怒哀乐等情感要素“发而皆中节”。《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同[1]P23以中至和是儒家德性伦理的实现路径和主要目的。《论语》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同[2]P7（《论语・学而》）中和礼用是儒家德性伦理思想的自然法则，它影响了中国传统礼仪文化几千年，稳定了国家政权，规范了社会秩序，造就了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世界美誉。

二、以人性向善为基础的“礼乐教化”外在德性伦理特性

在人们正常的现实社会生活的自然行为中，作为有德性的人来说，真正是否能做到“发而皆中节”，这与人的各种外在情绪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亚圣孟子是儒家德性伦理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他主张从人的自我本性出发，人的自我内在情感是本善的，是有善的自我要求和规定的。孟子的性善要求与人的外在世界的自我情感发挥和表现应该是相一致的，从而在这些途径中折射出人性为善的德性光辉。这是孟子对孔子“仁学礼义”的继承、发展、充实和完善，以自己独特的心性来体认和重建孟氏的“心善”之学。孟子在继承孔子“仁学”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具有善性的“四端说”，在孟子独特的视野里，“仁”、“义”、“礼”、“智”皆是从人性本善的德性伦理发展而来，是主张通过后天对人内在固有的“善心”有所发挥和体认，而最终得出的教化结果。紧接着孟子又阐释说，孟子注重自善正己，通过对人自我内在情感的提升和转化，经过“尽心”、“知性”、“知天”来逐步实现“向善”的德性发展和延伸。其实，人自我德性的实现是成己、成人的发展过程，每个人都拥有自我的本性，但其本性的自发与体认是需要用善心来逐步提升和铸就的，具体来讲，个人的德性主体是对自我善的本性的发挥和体认，并向外进行逐步的扩充和提升，进而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覆盖和折射。孟子用仁义礼智这些具体的德性因子来推广“人性善”的社会教化，通过社会的“礼乐教化”真正达到“仁”的至高境界和最高实践标准。

作为生活于战国末期的荀子，他不但继承孔子的“礼”，并创造性地发展了儒家德性伦理思想，提出了“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相得益彰。荀子认为，“人性恶”是个体人的自然属性，荀子对人性的阐发和体认是深刻的，也是有独到见解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5]（《荀子・性恶》）荀子认为的“今人之性”包括“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色生焉”。同[5]P434（《荀子・性恶》）人性之恶是基于人的生理本能而自然引发的，这种自然的引发是受到外在“礼乐”的德性控制，荀子主张可以“化性起伪”。其主要的教化方法就是通过礼乐的现实约束，再加以仁义德性伦理制度的约束，才能使社会和谐稳定、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同[5]P435（《荀子・性恶》）若不按照荀子的做法去实施，天下就会大乱、不稳定，人民就会生灵涂炭。儒家德性伦理的思想内核是“仁”，而“仁”的实现必须通过“克己复礼”，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同[2]P121（《论语・颜渊》）可以看出，礼乐教化是儒家德性伦理得以实现的主要手段与方法，从而达到社会的稳定和谐，国家的长治久安。荀子提出对于“性恶”者要“立君上之执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法以禁之。”同[5]P440（《荀子・性恶》）通过礼义之法、刑法制度来化解、控制人内在的“性恶”，从而进一步达到“性善”的最终目标。荀子就顺势提出“化性起伪”，追求善的至高境界。“故圣人要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仪，礼仪生而制法度。然而礼仪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同[5]P438（《荀子・性恶》）荀子认为的真正“圣人”是要用“礼”来“养欲安情”，来成就自我的。“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者。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同[5]P33（《荀子・修身》）荀子十分洞悉儒家德性伦理的情感实质，认为人内在的情和外在的礼是相互映衬和相互转化的，其具体的实现路径是以礼化情，礼然而然，情安于礼，追求的是“礼化”的人生轨迹和人生性情。

荀子在实现“化性向善”的同时，也明确加重了后天“心知”的分量。荀子以礼正身，以礼乐的儒家德性实践来修正人的性情操守和提升人的善性境界，从而达到儒家倡导的自我人格修为向善的至高境界。荀子综合了人的性、情、欲，并加以结合而明确阐释，并逐步建立起儒家德性伦理中安礼守法、积极向善的社会伦理法则。情是儒家德性伦理的原始内涵，情感是儒家德性伦理的内在深刻体验和主要精神动力，但理性的德性伦理制约也是必备的。情作为人类最原始的本能欲望，其内在的原始积累和理性深发是需要外在的影响和激发，一旦失去内在情感的合理集聚，人之礼乐教化将无从谈起。人的善性和情礼的合理统一和积极转化是儒家德性伦理的本质提升和外在转化。儒家德性伦理是以人性向善为基础的，这种外在的思想伦理情感是人性在现实社会中的德性体验，需要人积极的情感深度体察和理性体认，作为德性的文化主体在与他人获得情感上的认同与共鸣的同时，来结合自身成就自己独特的文化德性，来增强情感教育的实际效果，这与孟子主张 “存心”、“养性”，强化人格品性是有相通之处的。在儒家德的实践过程中，个人修养、社会教化、礼仪规范等伦理道德认知途径借助于人本身情感的需求和提升，使个人内心情感与外在需求之间达成平衡，并逐步的涵融与转换，使人的德性伦理价值在内修和外化的配合和统一下，使人的德性伦理自觉能充分展现。

三、以礼养情“中和”的情感文化归宿和德性伦理追求

儒家德性伦理的文化诉求主要关注于修己、仁爱、忠恕，以仁德之心来贯穿于或渗透于中华传统封建统治者的政治生活和布衣平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其主要的社会实践价值在于修身成己、推己及人、仁民爱物、治政用世，从而达到“天人合德”儒家至高的德性伦理境界，以至于影响了中华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儒家德性伦理的逻辑起点是关注于人性的发展和人文精神的终极实现，而人性的自然属性是人特有的情感理性生活，在人文德性伦理的文化支配下，儒家创造性的用“礼养情”的办法去合理化解现实伦理生活中遇到的诸多困难和问题。人对情感的体认和追求是有层次高低之分的，人的德性伦理内涵是对人性的合理把握和理性制约，情感的真正体验和德性伦理的认知掌握，是儒家道德生活的价值体现和生活呈现，亦是儒家倡导真正“安身立命”的最终归宿和伦理追求。儒家的仁爱之心有着深刻的感情意蕴，也有着高尚的正义追求，仁爱情感的“中和”之态是儒家德性伦理的普遍指向，具有无限的生命价值，儒家德性伦理的价值扩展越大，与社会的融合越紧，人的精神境界也就越高，普通人就会像尧舜一样成为仁德和圣德的道德模型。儒家德性伦理之所以生生不息，这主要得益于儒家具有汲取、吸收各家思想精华的同化及融合的再造能力，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同[2]P140（《论语・子路》）儒家以“和”的文化视野来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各种复杂关系，这是儒家关于处理社会关系及治国理政的德性原则和文化智慧，儒家德性伦理“中庸”的处事哲学在于执两用中，不偏不倚，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作为君子的标准，“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同[2]P60（《论语・雍也》）此种“中和”的思维模式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后世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于增进民族的团结与和谐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儒家德性伦理主要是把精神境界作为人性情感的最终归宿，主张在情、理、事的相互交融中深度体验和感受人生的活着的价值和意义，儒家君子的人格魅力及道德品性只有达到“中和”的文化境界，才能化解现实社会生活中所面对各种压力和困境。现实社会道德的实现路径主要是通过儒家礼乐的教化和礼仪的尊崇才能坚定人的道德意志、信念和追求。麦金太尔提出，“德性是一种获得性人类品质，这种德性的拥有和践行，使我们能够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缺乏这种德性，就无从获得这些利益。”[6]儒家德性伦理运用“礼“的教化将人的情感导向了和谐精神文化境界，肯定了理性化的情感需求来取代感性化的情绪体现，说明儒家德性伦理注重于对人的全面把握和深刻理解。人是一个复杂感情和情绪的综合体，同时具有理性和感性的双重心理体验，情与礼的交融与互补是儒家教化思想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这是人内在和外在情感统一体验生命的最终意义与最高价值。儒家德性伦理的思想主张用“礼”来安养人内在的独特性情，并逐步走向“和”的最高境界，儒家的圣人境界是天、地、人三者和谐统一的最高体现，这种体现需要用现实社会的“礼”来具体实现。儒家德性伦理的精髓在于“礼”的判断与实施，“礼”是源于对人性善恶的判断与甄别衍生而来的，其主要目的在于调节与中和人性与万物之间的各种矛盾。“礼”是儒家德性伦理的内在规定性，只有顺应人性的自我需要，发挥自在之心，注重于人性内在的自我调养，才能成就真正的“礼”。

儒家倡导的德性伦理主要是针对于人的内在心灵和独立人格的建构，同时要实现社会和国家的整体向善而趋向于和谐的理想社会状态，以人本的价值为最终指向，以中和的理性思维来充实自我德性的道德实践，把人与社会的和谐存在作为其逻辑起点和价值归宿。由上文可知，荀子积极倡导和呼吁上至君主、下至布衣百姓都应遵守礼义的道德规范，满足天下人对道德的生活需求和德性的自我完善。百姓看重修身是为了自己的行为举止合乎于社会各种各样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而君主修身则是为天下人树立道德之权威和模范，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自我的欲求和外在的理性约束，这是人类德性的本质属性。事实上，欲求是人性的本能使然，然而以礼来滋养人性的欲求，使其人性更加“人性化”，这是儒家礼乐教化思想的主要目标。人的心智性情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属性和现实规定，人后天的理性培育是以外在的礼来规范人内在的心智性情。荀子这种以乐教与礼教相结合的教化思想，其目的是让人们在典雅静穆的音乐声中，去体悟天地间的自然和社会秩序的庄严、天人一体、天下一家的和谐，加强群体的团结凝聚，并且，在不知不觉中把遵守社会伦理道德的行为内化为一种自觉的个体的道德情操和审美体验。[7]显然，儒家以礼养情的“中和”思维方式，折射到儒家现实个人的情感文化归宿和德性伦理追求中，主要是用“礼”调养人的欲望诉求，以礼乐养人心，教化及端正人心，是儒家对人之情感理性的提升的有效途径和实施办法，这对凝聚民族向心力和团结各种民族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金良年.中庸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3.

[2]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77.

[3]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2011.6重印）：284.

[4] 生，陈美兰.礼记・孝经[M].北京：中华书局，2007（2010.1重印）：221.

[5] 沈啸寰，王星贤.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2010.9重印）：434.

儒家思想对我的影响范文第5篇

陈嘉映：《西方大观念》是大英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的六十卷本丛书《西方世界的伟大著作》的头两卷。《西方世界的伟大著作》选了西方历史上文科的主要著作，包括少量自然科学著作，而头两卷是用其他58本书里所讨论的内容总结出的102个大观念。它和《不列颠百科全书》《人类思想的主要观点——形成世界的观念》在性质上的差别还是蛮大的。

在词条解释方面，《西方大观念》也有特点，比如解释因果性概念，就是讲因果性出现在西方伟大著作中都有哪些形式，前人都有哪些观点，是概述性的。这样能起两个作用，一是可以知道西方思想史主要观念，关于这些观念最基本的说法和角度。二是有索引功能，讲到某一个观念，后面列了非常详细的索引，几乎可以找到到西方重要著作中和这个观念有关的主要论述。

雷 天：有点像思想史的考察。

陈嘉映：对，是思想史的概述和索引。 哲学究竟反省什么

雷 天：因为去年读了您的《哲学 科学 常识》，所以我在查阅《西方大观念》的时候，还特意查找了这三个词条，“哲学”词条是您翻译的，“科学”词条是您和孙永平教授翻译的，没有“常识”这个词条。您在《哲学 科学 常识》开篇引用的老子“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意思是指母为常识，子为哲学－科学，还是指母为哲学，子为科学？

陈嘉映：当然“母”是常识。我更愿意说是“自然理解”，就是我们自然而然理解一件事情。

雷 天：科学、哲学都是我们从自然理解生发出来的？

陈嘉映：对。

雷 天：“复守其母”是什么意思？

陈嘉映：我想，对当代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来说，不懂科学，既不可能也不应当，我们肯定在一定意义上知道科学。在这种情况下“复守其母”，是说科学在某种意义上是最先进的认知方式，虽然对我们非常重要，但它不是我们全部真理，甚至可以说不是根本的真理。我希望提醒读者警惕“唯科学主义”的倾向。

雷 天：您在《哲学 科学 常识》里认为，今天的哲学不可能以建立普适理论为目的，以建立普适理论为目的的哲学已经终结，现代哲学应回到出发点，以理性态度从事经验反省和概念考察，以期克服常识的片断零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更为连贯一致的理解。但您所说的哲学在经验反省方面的任务好像跟科学有一些重合。能否先请您解释一下，哲学反省什么样的经验，以及对何种概念进行反省？

陈嘉映：这个问题挺好，这本书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先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我相信我在用“经验”这个词的时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用法，我并不认为一般被称作自然科学研究的工作是对经验的反省。这一点是跟哲学不一样的，它不是对经验的反省，当然有人——哲学家们有时把自然科学叫做“经验科学”，但我在书里强烈表示经验是容易误导的，叫“实验科学”可以，叫“实证科学”也可以，虽然是一个名号，但叫“经验科学”误导得太厉害，最好不用。我举一个例子说明实证科学并不是对经验的反省。

比如说，在生活中会碰到很多义务和爱情发生冲突的时候，小说里描述得更多。讨论这些冲突怎么来的和怎么解决这些冲突，都属于经验反省的范围，不是科学处理的对象，而科学所处理的都带有普遍机制，并不反省我们的经验。

哲学是反省这些经验的。我说的概念考察就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经常讨论这样的问题：怎样生活得更快乐，怎样生活得更幸福。那么当然要问快乐和幸福是什么关系，以及什么才叫幸福，钱多是否一定幸福？这些问题基本就是哲学问题，只不过哲学可能更注重讨论其中带有普遍性的概念，比如说像“快乐”和“幸福”这些概念本身，而不是讨论个案。

雷 天：您在书上特别强调这一点：哲学不是从现象进步到现象背后的机制，而是从现象退回到关于现象的陈述，退回到我们的概念方式……哲学的任务并不是脱开我们的概念来揭示世界的“客观结构”。您能否把这个意思解释得更清晰一些？

陈嘉映：这些说法都是从维特根斯坦那里搬过来的。我再举个例子，还是刚才提到的快乐。关于快乐不快乐，快乐和幸福是什么关系？人能不能以苦为乐？吃喝玩乐的快乐和圣徒的快乐有没有共同点？我们能不能知道别人是否快乐，或鱼是否快乐？这些都是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回答这些问题时需要考察的是，我们在哪些情况下会说到快乐；我们能不能说、为什么说苦行僧也有他的快乐；如果我们说：他现在真快乐，那我们是怎么知道他快乐的呢？抑或我们永远只是在猜测他的心理？如果不可能有正确的答案，猜测还有什么意义呢？诸如此类的问题，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就是“退回到关于现象的陈述，退回到我们的概念方式”。但现在不少人会以为，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神经系统，研究内啡肽的分泌等等。我追随维特根斯坦，认为这些完全是另外一个层面的研究，无助于我们澄清概念。我说“无助于”，很多人会不同意，但这里无法更进一步讨论了。

雷 天：您能不能把哲学需要反省的概念归个类？

陈嘉映：这也是一个好问题。我们平常说话的时候是在描述这个世界，谈论这个世界，在我们的谈论中有一个特殊的部分，那就是讲述道理。比如说，我让你做一件什么事情，你不愿意做，我想办法说服你，就要讲个道理给你听。在讲道理的时候就会使用一些概念，像主观、客观、事实、真理、真、虚伪这些词。我把这些在讲述概念中最常用的词，叫做论理概念。

雷 天：您的意思是，这些概念构成了我们思考基础？

陈嘉映：构成我们思考的基础和论理的概念。说“思考的基础”可以更通俗一点，但我认为用“论理概念”更好一点。比如讲故事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思考，比较麻烦，不是那么清楚，而论理概念虽然听起来不是那么通俗，但比较清楚。我的意思是说，哲学所要反省的概念主要是这些论理概念，用你的话就是构成我们的思考基础的概念。 如何阅读古典哲学

雷 天：一般我们说起哲学的时候会想起哲学的本质是“爱智”，也会想起把哲学从天上请回人间的苏格拉底的名言：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得过。哲学家施特劳斯就特别强调苏格拉底的这次“政治哲学”转向，这种解读也影响了很多读哲学的年轻人。您比较强调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我想问，古典哲学对我们今天还有意义吗？您觉得该以何种角度来阅读和思考古典哲学。比方跟着柏拉图去思考正义、善，或者跟着奥古斯丁去思考和接近信仰。

陈嘉映：在苏格拉底之前，自然哲学是主流，到苏格拉底，他说自然哲学不是他的关心所在，他关心的是人的生活。一般希腊哲人谈到跟人相关的事情时，几乎都是和政治相关，当然这个词翻译成政治本身也会有问题，要回到希腊去看，因为希腊是一个男性公民的社会，个人跟城邦的关系非常密切，城邦在一定程度上规定着一个人之为人。既然从自然哲学转向对人的关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有政治哲学转向也可以。哲学中的语言转向，我倾向于把它翻译成为语言转向，而不是语言学转向。这和政治哲学转向没有可比性。我对20世纪西方哲学研究的多一点，我个人认为，语言转向有比较深刻的意义，在这本书里，我也试图把语言转向和西方哲学史、西方科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来看待。

雷 天：施特劳斯比较强调阅读古典哲学文本时要从文本的字里行间读出微言大义，强调哲人写作的隐微术。您在阅读这些古典哲学文本的时候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角度？

陈嘉映：隐微的读法，就像是古人用的春秋笔法。刘小枫主编的书里就有一本《修昔底德的春秋笔法》。现在有人提倡读中国古典，有人提倡读西方古典，各有各的读法。我不相信有唯一最好的读法。每个人的文化水平不同，要做的事情不同，怎么会一种读法适合所有人呢？于丹、易中天面对的是一种读者，刘小枫面对的是另外一种读者。但你说是不是一定就是刘小枫那个高呢？至于说隐微的读法，我个人不太相信，读出希腊语中的隐微不是我们的能力所在。虽然我不赞成隐微的读法，但并不是说不能有这种说法。其次，即使隐微的读法不是最好的，但我们对古典著作的读法不能只是通俗的，通俗是要有源头的，这个源头就在于一些肯下死功夫的学者。这些人做事情的面可能很窄，但是那么一点点研究他也下了很多功夫做。普通人了解古典就要读这些下功夫的人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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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 天：您自己会采取什么样的角度读类似《理想国》《忏悔录》这样的哲学书呢？

陈嘉映：虽然我的古文不好，但希腊文几乎不会，比较之下，我读中国古文的时候就好一点，还可以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看法。比如说读李零的《丧家狗》，虽然李零对古典比我熟很多，对某一个注释，我也会跟他有一争。但是如果希腊语有一个专家说话了，我即使不同意也得认错，没有办法争。我读希腊古典不大敢进入非常细微的文本阅读。这点我个人做不到。 我看中国“哲学”

雷 天：您的书里谈到了中国哲学，您认为中国哲学有理性，但缺乏对世界提供进行整体解释的理论兴趣。按您的说法，中国的确没有希腊意义上的哲学、科学。您认为中国哲学仅仅是一些修身、处世、治国的道理吗？

陈嘉映：这个事情说起来也平常，首先看你怎么界定哲学。我的意思是说，“哲学”跟“文化”一样，一百个人有一百个回答。我认为哲学是一个从西方翻译过来的词，既然如此，我们就只能以西方思想为典范。

从希腊到近代，西方思想特点有很多，可以从各种角度描述，从我这本书的志趣来说，强调西方哲学对整体理论有求真的精神。一般人都爱好整体理论，很多人都能讲一套东西，但对于它是不是真，就不是太感兴趣。实际上，在真和好玩两者之间经常有矛盾。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其实一般人在谈到整体理论宏大观念的时候都偏向于美的那一面，偏向于好玩的那一面，至于信不信，则不是特别在意。而西方理论传统有一个特点，有求真的劲儿。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精神。西方哲学和近代科学的发展是跟这种精神相联系的，中国传统的读书人不大会有这种精神。

那么中国哲学和中国思想还剩下些什么呢？就是修身齐家，像黑格尔说的道德箴言或者道理？我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会思考论理方式。黑格尔认为它只不过是一种道德箴言，我认为含有批评在里面，主要批评它零零星星不成系统。

问题在于“系统”是怎样的一种系统性？《论语》东一句西一句，如果能编得系统点当然更好。但因此说孔夫子没有系统性就有点绝对。系统有表面的系统性、有内涵的系统性。我当然不认为孔夫子只有一些道德箴言，他当然是有一个吾道一以贯之的“道”。我们读《论语》，读跟孔子有关的记述，可以感觉到孔子是一个有思想系统的人，虽然他的表述非常不系统。庄子也是这样，庄子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但读下来，会感觉这个人几乎就在眼前，非常统一。

雷 天：您的意思是中国传统思想不能以西方“哲学”概念去定义。因为中国哲学是不一样的系统。像老子有老子的系统性，庄子有庄子的系统性。您的另外一个意思是说，中国的思想构成了我们今天的思维世界？

陈嘉映：中国的传统思想对我们读书人影响就更深一些，但话不可以说得太极端。首先我非常反对把中国思想仅仅归结为儒家。如果宋朝的学者这么说的话还有他的道理，但今天说中国思想就是儒家思想就太不能接受了。老子、庄子、墨子都是中国传统思想。第二，我们接受西方、印度的东西，把它视作传统的一部分没有什么奇怪的。我们老是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纯粹的中原人，实际上不一定。凭什么要广西人把儒家认作他的传统？如果他把儒家认作传统，多多少少相当于我把亚里士多德认为是我的源头一样，有点差别，但不是那么大。再比如说佛学，是中国的文化传统还是印度、西方的传统呢？宋明理学反对佛学，但也接受了很多它的影响。把传统分得一清二楚，像是要向什么东西效忠似的，我觉得荒唐。

雷 天：哲学家怀特海说西方哲学就是给柏拉图作注脚。孔夫子在中国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地位？

陈嘉映：怀特海的话很有意思，所以就比较容易流传。但我认为他并不是非常认真地说。我当然不认为西方哲学只是柏拉图的注脚。我也不认为中国哲学都是孔夫子的注脚。比如像庄子，应该把他看作孔夫子完全平等的对话者。整个中国传统，至少是士大夫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个人的对话——儒家和老庄集于一身的，以前叫出处，叫进退。这是对话的关系，不是注脚的关系。

雷 天：您是不是在中国思想上比较推崇诸子，对后面宋明的不太感兴趣？

陈嘉映：就我个人喜欢来说，我更喜欢诸子，但这不是我比较推崇诸子的主要原因。我觉得，源头的经典是最重要的经典，汉朝人读先秦有一套读法，宋朝人读先秦有一套读法，现代人学了西方的东西，生活在现代世界，读先秦典籍也有一套读法，肯定不可能跟汉朝人或者宋朝人一样，差别会非常大，但源头永远是源头。我认为每一朝每一代人都会对先秦感兴趣，宋朝人想越过汉学读源头，清朝的人也想越过宋朝的东西读源头，人人都一样，只是越往后就会越参照前面的读法。

雷 天：谈到参照前面的读法，我想到一个关于“解释”的问题。如果一个希腊文特别高明的学者跟你解读《理想国》，是这样说的，不是那样说的，你可能会更相信他的说法。这有点像戴震说的，训诂明而后义理明。

陈嘉映：对。像我们这种中层的读书人大概就是上传下达吧，我们注解不了什么书，对中国书、外国书写不出很好的注本来，我们要读这些书要靠前人。有时我出去，大家会把我当作某个小领域的专家，但我跟学生说，我不是专家，那种我们必须跟他们学的人是专家。我想用建筑来比喻专家，他们是挖地基的，辛苦的，没人知道的，我们知道建筑是贝聿铭设计的，但谁都不知道这个建筑的具体工程力学是谁做的，更不知道打地基或者打木桩的是谁做的。这就是专家干的活。 　以哲学为业意味着什么

雷 天：哲学家今天能做什么，以哲学为业意味着什么？在中国，是不是意味着三五好友讨论自己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为了生存写一些像天书一样的论文，针对公众也写一些哲普读物。您这本书作为哲普读物其实也不好读。

陈嘉映：我觉得哲学可以从好多角度来看。你可以从两个大的层面看，一个是观念批判，一个是概念考察。我们每个人脑子里就有一大堆的观念，比如说投资观念、就业观念、爱情观念、友谊观念。不但每个人有，电视、电台、报纸访谈都是在宣传观念，传播观念。

在这样的过程中，有混乱、扭曲，甚至有意欺骗的观念。比如说为了商业目的传播消费观念（可以说绝大多数的广告都是做一些带有欺骗性质的消费观念），就是让每个人觉得我还需要买很多很多这样的东西。观念满天飞，读书人的现实责任就是进行观念批判，因为你是干这个活的，应该比一般人，对哪些观念是虚伪的，是错误的或者是过时的要清楚一些。

雷 天：您说政治家讲谎言，政治学者会批判；广告欺骗了消费者，社会学学者会批判；爱情问题心理学家会从心理学的角度去解释，那什么是哲学的任务呢？

陈嘉映：一般来讲，我区分观念和概念两个词。在观念层面上，我觉得原则上不太需要专家去批评，比如说消费观念是错误的，难道要经济学家告诉我这个消费观念是错误的，做哲学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就不能说吗？作为知识分子批判观念就够了。但是到观念批判背后的概念性的东西，比如说到专家讨论中的“消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可能就不行了。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等的区别，我认为从观念批判到概念批判的时候就出现区别，到观念背后具体学科的概念和知识是专家掌握的，一般的论理概念是哲学家的工作，就是事实、真理、客观这些概念。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互相学习的，如果你从术业有专攻的角度，心理学家会向哲学家学习，哲学家会向心理学家学习。

雷 天：这样，哲学的地方还有多少？

陈嘉映：实际上地方还是非常大。哲学王的梦，我相信以后还有人会做，我个人觉得，如果再做这种梦的话，这个梦就有点深了。其实历史上，哲学家就没有怎么核心过。哲学家从来没有占据社会核心地位。哲学王这个梦最好不要去做，但哲学可以做的事非常之多，不占据核心地位和不做事情完全不同。

雷 天：照昆德拉的说法，很多人都喜欢简化了的哲学家的“响词儿”，比如把海德格尔简化为“人，诗意地栖居”，很多房地产广告上都能看到这样一句话；维特根斯坦简化为“对于不可说的一定要保持沉默”等等。我们的社会也充斥着贩卖哲学家格言警句的文人，和用似是而非的哲学概念来糊弄人的伪学者。您觉得这样的状况会不会对哲学造成损害？

陈嘉映：当然会有损害，这个问题不限于中国，不限于当代。当然，当代中国的情况糟一点，一个是因为我们特别没有文化秩序和学术秩序，我想多数人都会承认是这样。既然这是一个不可能完全改变的局面，总是有人一天皓首穷经的就读一点经典，而有些人学几句话就去卖弄，这是挡不住的。商品的评价虽然有虚伪宣传，有背后的暗箱操作，但终端商品要跟消费者见面的，像教育、文化的评价秩序需要的东西比较多，要靠文化人、读书人特别的努力。

雷 天：我想像编译《哲学大观念》这样的书就是哲学家的工作，把西方很多本原的概念翻译过来，告诉人们，权利、平等、自由这些概念是什么意思，在西方是怎样发展过来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陈嘉映：是，它是很重要的工作，但我也不大敢说它是特别重要的工作，有很多重要的工作在同时进行。这套书确实有刚开始我们说到的特点。就像你说的，西方思想现在是绕也绕不过去，在论理层面，用到的词我们讨论过，讲道理我们用过的词全是从西方翻译的词，这些词在我们脑子里已经有了，不光在书上。在日常生活中也许深处没有被西化，但一般我们的生活跟西方人没有太大的差别，特别是在城市里。当然这些绕不过去，当然正正经经的人拾一点牙慧就到处乱说，但读书人责任是要正本清源，认认真真做这些事情，就像唐三藏对佛教一样。这本书有一个好处，它既是一个客观概述，又是一个索引，直接通到西方传统大思想家、哲学家实际上是怎么说的，解释、诠释是一方面，他直接就把你带到这些观念的原始文本，某种意义上这是最可靠的。 什么是标准的哲学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