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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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案例范文第1篇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Magnus　Blomstrom教授是目前国际上该领域最著名的研究者之一，根据他在1996年与其同事Ari　Kokko教授对溢出效应的描述，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是指，由于国际企业的进入或参与，东道国本地企业所获得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实际上，国际上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研究在60年代就已经开始起步，正是由于这一问题本质地涉及到在一个开放的经济环境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几十年来该领域的研究越来越热烈，并且也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溢出效应产生的机制，即当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以后，是通过怎样的微观机制和过程对东道国本地企?I的劳动生产率产生促进作用的。对这一问题的透彻理解无疑将有助于东道国的政府和企业采取相应的措施，以达到更有效地利用外资、促成溢出效应产生的目的。

认识演进：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和作用

回顾历史，人们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态度经历了从最初的抵触到审慎开放，进而主动吸引的过程。

50年代后期，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有限，学者们也只是把它当作国家间的资本流动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加以讨论；到了60年代后期，随着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学者们开始着力研究它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冲击和影响。主流的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是由发起国本国市场的寡头垄断特征引起的，研究者们担心外商直接投资会将这种本国市场的不完善性扩散到其他国家。与此同时，对国际企业转移价格问题的研究以及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均衡发展的研究都加强了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抵触情绪，因而60年代各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都持有拒绝或严格限制的政策。

70年代，国际借贷资本强有力地支持了亚洲新兴国家外向型经济以及拉美国家进口替代型经济的蓬勃发展；然而，80年代以政府借贷为核心融资方式的亚洲新兴国家的发展受到了挫折；而以墨西哥为代表的一些拉美国家又陷入了债务危机；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对以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引进国际资本不得不进行重新的思考。与此同时，学者们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深入研究也得出了一些积极的结果。多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具有多方面的溢出效应，特别在国际技术转让方面的作用受到了特别的关注。由此，东道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无论是被动地吸引国际资本还是主动地创造国际技术转移的机会，多数国家开始倾向于部分开放和有目的的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

进入90年代以来，人们对外商直接投资有了更进一步的积极认识。相对于其他国际技术转移的方式，人们发现，越是最新的技术和最具获利性的技术，国际企业越倾向于通过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式在东道国使用。原因在于，从国际企业的角度考虑，采用这种形式会把这类技术法律上的控制权留在国际企业内部。从希望获取先进技术的东道国的角度考虑，由于上述原因，东道国的企业所需要的先进技术并不一定总能从市场上购买到。在这种状况下，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东道国本地企业的特殊意义在于，当国际企业在本地投资并采用先进技术进行生产活动的时候，本地企业可以就近通过观察、模仿、反向工程以及雇用曾经被国际企业雇用的人员等渠道取得相应的技术与管理的有益信息，从而也可以造成其技术信息的外溢。此外，除了外商直接投资可能造成的技术外溢效应，哈佛大学的Caves教授还发现，如果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了东道国的垄断性市场，会打破市场中原有的垄断平衡，本地企业则会在外资企业的竞争压力下提高效率。这也是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一种体现。事实上，90年代各国的外资政策相对80年代来说更加开放，相邻的各国之间吸引甚至争取外资的意图都更加明显。可以认为，开放和吸引外资已成为不少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上述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认识显然是这种政策实施的重要依据。

机制探索：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产生

尽管人们对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着上述比较普遍的积极认识，并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确实采取了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但根据不同国家制造业数据所进行的经验研究的结果却并不乐观。由哈佛大学的Caves教授、纽约大学的Globerman教授以及斯德哥尔摩大学的Magnus　Blomstrom教授分别主导的对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墨西哥制造业的研究都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确实在东道国产生了溢出效应；但世界银行的研究人员Haddad&Harrison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Aitken&.Harri-SOll分别对摩洛哥和委内瑞拉制造业的研究却显示溢出效应并没有产生；而由意大利的研究人员Mariotti主持的研究发现，在专业型行业（Specialist　sectors）和规模型行业（Scale　intensive　sectors）中产生了溢出效应；而在科学型行业（Science-based　sectors）和传统行业（Tranditional　sectors）中却没有产生溢出效应。基于上述不同的研究结果，国际上的学者们得出了一个共识：即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并不是自动产生的。也就是说，各国的开放政策本身并不能够保证进入本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会在本国产生溢出效应，因此，深入探索溢出效应产生的条件和机制，成为了各国在现实中能否有效引导溢出效应产生的关键。

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国际上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发生机制归纳为“行业内溢出效应”、“行业间溢出效应”以及“由于人员流动造成的溢出效应”三种形式。

1.行业内溢出效应。

行业内的溢出效应也被称为“示范与竞争效应（Demonstration　and　Competition　effects）”，这种溢出效应的机制体现为，当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了东道国的特定的行业后，一方面，由于外资企业采用的现代的商业模式和先进的生产与管理技术为外资企业创造了高额利润的机会，从而为在同一行业中的本地企业产生了示范效应；而本地企业对外资企业的观摩与模仿行为最终使本地企业达到了提高自身劳动效率的结果，获得了溢出效应。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和对本地市场的争夺，对在同一行业中运作的本地企业造成了竞争的压力；为了保持原有市场并且争取生存和发展的机会，本地企业会竭尽全力地采取各种可能的措施提高经营效率。这种在竞争环境下促成的效率提高也是溢出效应的表现形式。针对这种机制描述，Riedel和Lake曾经分别对欧洲半导体业进行了两项案例研究。案例研究的结果表明，美国跨国公司的进入确实为欧洲该行业带去了新的技术，这种示范效应对欧洲整个行业的崛起作用显著；Langdon在对肯尼亚肥皂业进行的案例研究中发现，由于进入肯尼亚的国际肥皂制造企业将机器制造的肥皂引入了市场，本地企业原有的手工制造的肥皂失去了销路，本地肥皂制造厂商也不得不去引进相应的肥皂制造技术，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

在上述案例研究的基础上，1992年Wang&Blomstrom建立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将这种行业内溢出效应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模型将外资企业引进先进技术的决策与本地企业对学习过程进行投资的决策相互联系，探讨了两类企业在相互竞争中的决策机制。他们认为，对于本地企业而言，在外资企业的竞争压力下不得不投资于学习过程，而学习过程的投资越大，本地企业的技术能力越强，越能够获取高额的利润，从而表现为本地企业因为外资的进入而获得了溢出效应；与此同时，由此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的缩小，又进而会促使外资企业不得不越多越快地向东道国子公司转移技术，以提高相应的竞争能力和保持原有的利润空间；这就体现为由于内资企业竞争能力的增强导致了对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而可喜的是，外资企业的提高又反过来为本地企业进一步获取溢出效应拓展了新的空间。于是，我们理解，至此，Wang&Blomstrom把行业内溢出效应的机制阐述为了一种可能“螺旋式上升”的拓展机制。Kokko在1994年的一项针对墨西哥制造业的经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Wang&Blomstrom的研究结论。

然而，在取得了上述正面的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清醒的意识到，以“示范和竞争效应”为机理的溢出效应并不是唯一的结果。无论研究中还是现实中都存在着与模仿和竞争相关的反例。例如，巴西纺织业的案例研究发现，一个跨国公司在当地建立了分支机构并带来了新产品——“人造纤维”，使得本地企业生产的棉织物无人问津，最终导致了大批的本地企业破产。因而到目前为止，一个比较普遍的共识是：“示范和竞争效应”确实是溢出效应产生的有效机制；而“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促使积极的示范效应与竞争效应的产生”仍然是困扰东道国政府和企业的一个现实问题。

2.行业间溢出效应。

行业间的溢出效应又被称为“上下游关联效应”。这种溢出效应是通过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与当地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联系产生的。劳尔1980年选取了两家印度的大型卡车制造商AL（外资占主要股份）和TELCO（合资企业），考察了两家企业以及他们的36家供应商在建立、信息技术、财务、原材料采购以及管理和分销渠道等方面的情况。根据这份案例研究，Lall总结了可能导致“上游”溢出外溢效应的互补行为，他认为跨国公司可能通过下述方式提高当地供应商的生产效率：第一，帮助有潜力的供应商建设生产设施；第二，为提高供应商的产品质量和创新能力提供技术协助或相关信息；第三，提供或帮助供应商购买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第四，为供应商的管理和组织提供培训和帮助；第五，帮助供应商寻找更多的客户。继劳尔之后，Linda&Pang选取新加坡的3家出口导向型电子企业又进行一次案例研究。Linda&Pang选取的3家电子企业都是世界领先的电子企业（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跨国公司）在新加坡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并且3家公司在新加坡都已经经营了8-13年，他们的产品中90%以上出口海外。通过对3家公司的管理层的访问，Lim&Pang发现，这3家企业都很愿意与当地的供应商建立联系，并且从财务、技术、管理等方面为供应商提供帮助。在此基础是Lim&Pang认为，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销售产品，市场力量使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寻求长期的高效率，而本地企业（供应商）的有利条件在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外资企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他们提出，东道国政府通过严格的政策限制来增加对于本地产品的购买是没有必要的，政府只需要加强本地企业和那些出口导向型跨国公司的关联，跨过企业就可以通过后向联系对本地企业产生溢出效应。

与行业内溢出效应的研究相类似，在外资企业与东道国本地企业发生关联的研究中也有不乐观的情况存在。一份针对墨西哥的研究发现，在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以后，有大量的美国企业将其产业链中需要利用廉价劳动力的部分转移到了墨西哥的边界。这一产业的转移确实使美国企业从中获得了降低成本的好处，但并没有起到帮助墨西哥的相关产业提升效率的作用。由此看来，要切实有效地获取行业间的溢出效应，也还需要更加深入和更具针对性的研究。

3.由于人员流动造成的溢出效应。

由于人员流动引起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有时也被称为劳动力溢出效应，它主要表现为，跨国公司对其当地雇员一般都会给予多方面、多层次的培训，一旦这些员工离开跨国企业去其他公司就职或开设自己的公司，他们在跨国公司学习的技术就会受益于本地企业。对这种溢出效应机制的描述是Irving　Gershenberg通过对肯尼亚的案例研究得出的。Irving　Gershenberg选取了肯尼亚41家制造业企业的72名中、高层管理人员作为研究对象，对比研究了跨国公司和非跨国公司对于管理人员培训的方式、时间以及各种不同类型企业管理人员的流动情况。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管理技术的提高是有贡献的。这种贡献主要体现在：跨国公司十分擅长培养和发展管理人员的管理技能，经过一段时间后，部分经过培训的管理人员加入其他类型的企业工作从而将使这种技能得以扩散，体现为对本地企业产生了溢出效应。此外，Irving　Gershenberg还发现，合资企业对于技术溢出的贡献最大。Irving　Gershenberg的案例研究为从事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学者们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考察现实：看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产生溢出效应的潜力

近5年来，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问题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高度重视。但由于受行业和企业数据的限制，多数对溢出效应的研究停留在宏观层面。因此，对于在行业及企业层面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微观机制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1.获取溢出效应已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重要目标。

纵观我国吸引外资几十年的历史，我们也走过了从严格限制到有限度开放，直至加入WTO后逐步走向全面开放的过程。由于相对于国际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国民经济在这十几年中一直保持高速而稳健的增长，从而使我国在吸引外资方面的国际地位一路显著攀升，目前已无可争议地成为对外资最具吸引力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外资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与日俱增。在这样的环境下，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核心问题已不再是“量”，即“如何吸引更多外资”的问题了，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质”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外资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则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其中，如何利用外资带动我国企业的成长，即如何促使外资在行业和企业层面产生溢出效应成为了目前被各界瞩目的核心问题之一。

2.我国的国际化商务环境为溢出效应的产生提供了基础条件。

借鉴国际上关于溢出效应的研究，我们认为，我国日前的国际化商务环境已经为溢出效应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首先，如前所述，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我国已经吸引了丰富的外商直接投资。这种：丰富程度不仅仅是从总量上来衡量的，它还显著地体现在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了广泛的行业范围和地域范围；与此同时，从外资来源的角度看，外资不仅仅来源于周边文化与语言相近的国家和地区，而且我们还吸引厂众多的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著名跨国企业少。于是，这就为我国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以及不同层次和水平的企业都创造了吸收外商投资溢出效应的机会。

其次，从行业内溢出效应的机制考虑，在我国国内市场上，外资企业与本地企业的竞争是广泛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我国内需市场的蓬勃发展，进人中国市场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首要目的之一。外资的进入必然地冲击国内企业原有的市场份额，使本地企业切实地感受到面对面的竞争压力。与此同时，外资企业的进入，也将先进的科学与管理技术带进了市场，从而为本地企业的就近观摩和模仿提供了条件。

再次，从行业间溢出效应的机制考虑，由于我国在劳动力成本低廉方面具有显著的全球性竞争优势，于使吸引了大量的以整合全球价值链为目标的外资的进入。这就为我国企业与外资企业形成前后向的供应链合作关系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最后，由于外资在中国扩大经营的需要，近些年来外资企业培训本土地员工的规模不断扩大，将本地员工送到国外培训的机会也不断增加；而受到外资企业内部的上升空间的限制，从外资企业到内资企业的人才流动将是不可避免的。为此，争取由于人才流动而产生的溢出效应也具有很广阔的前景。

3.对溢出效应微观机制的深入研究将更有效地促使溢出效应的产生。

外商直接投资案例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绿色发展；外商直接投资（FDI）；产业结构；污染密集行业

中图分类号X1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

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2012年，在我国十报告首次单篇论述“生态文明”，全国党代会报告第一次提出“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将经济绿色发展――即发展仍是首要，不过是要求在发展的过程中尽量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朝着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约的方向前进[1]――设定成实现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终极目标的过程。然而，随着在华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我国环境也有恶化的趋势。针对外商直接投资是否是造成东道国污染主要原因这一问题，目前已有研究尚无定论。现有的研究多以实证或案例分析为主，尚缺乏贸易理论角度的分析。为探究“污染天堂”是否存在于我国，本文创新的将FDI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相结合，理论分析“污染天堂”存在的可能，进而使用我国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确实以污染密集型行业为主，但其影响的还不严重，即便如此，为实现绿色发展，我国应从宏观战略层面上引导外商在华直接投资。

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引进国的同时，我国环境污染问题呈现恶化趋势。在过去的三十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以货币度量）年均增长率约为16.3%，至2011其总量达到1 160.1亿美元；从合同利用外资项目数分析，1979年至2011年累计达65.98万项，其中，2011年为2.75万项[2]。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FDI 流入的大背景下，不容忽视的一个现实是我国的环境状况也呈现逐渐恶化的趋势，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工业废水、工业废气以及工业SO2）从1992年至今各项指标基本上呈逐年增加的态势（图1）。其中，工业废气持续增长，在1992-2010年间增长高达479%；工业SO2排放在1992-2006年间快速提高，增幅达到69%，随后出现缓慢下降，相对于1992年依然增长41%；工业废水在有效控制之后，排放基本保

持不变，这凸显了政策选择对污染排放的有效性和重要性。

国内外不乏就FDI的流入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直接或间接作用机理的研究，但是相关研究竟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污染天堂”假说认为FDI的流入会对东道国的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其假说检验表明，由于发展中国家具有较低的减排成本以及松弛的环境规制，发达国家往往会选择这些国家进行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直接投资。当环境政策规定的环境边际成本很低时，会由于某些策略性原因出现环境倾销现象[3-4]。另外，经济一体化会带来更多的污染避难所，出现所谓“向（环境标准）底线赛跑”，经济一体化会带来更多污染避难所的出现[5-6]。然而，基于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的环境业绩比较研究，现有部分文献认为“污染天堂”假说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些研究认为东道国环境恶化并不是跨国公司造成的，因为跨国公司的环境业绩一般比本土企业做得更好。通过对马来群岛的研究，Jenkins表明外资或是外资控股的企业会更多的使用环保技术，环境业绩比本土企业要好[7]。利用国有企业、私有企业和跨国公司的环境治理水平数据，Wang和Jin实证研究表明在中国环境业绩最好的是国外的跨国公司，其环境治理水平优于我国国有或私人企业并在统计上显著[8]。上述研究都仅是从实证角度出发，尚缺乏从贸易理论角度进行分析。为填补这一空白，本文首先构造贸易理论模型，进而将FDI区位选择模型引入其中，建立FDI污染转移模型，分析“污染天堂”存在的可能性；其次，运用我国的工业行业分布数据，我们将实证检验FDI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集中于我国污染密集程度较高的工业行业。

杨博琼等：中国绿色发展和外商直接投资政策选择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10期1在华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分布基本情况

本文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产业结构依据国家统计局2003年第14 号文件《关于印发〈三次产业划分规定〉的通知》的标准。其中，第一产业指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指工业和建筑业；而第三产业为除第一、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例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等。图2FDI在各个产业分布图

Fig.2Distribution of FDI in three sectors图2表明，从流入中国的FDI在三大产业内的分布看，FDI在三大产业是非均衡分布，第二产业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中占主导地位[9]。在2010年，实际投向第二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占中国同期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66.2%，从投资绝对值角度看，从1995至2010年，2001年的第二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的绝对金额是这一时期最高的，达534.48亿美元；1999年最低，为283.85亿美元。与第二产业占比相比，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的金额、比重很小。

然而，FDI在第二产业中的比重在2006年出现了结构性变化。1995-2005年间，我国第二产业中的外资流入平稳增长，从1995年的69.6%增长到2005年的74%。其中，2001年第二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最高，一度达到77.2%。从2006年开始，在我国产业政策调整的多方驱动下，FDI在第二产业中的比重逐渐降低，2006年降为67.4%，2007一年之间下降了10个百分点为57.3%。从此，FDI在第二产业中的份额一直停滞。

尽管从基本的产业分布来看，FDI还是主要分布于污染较为密集的第二产业，但是FDI集中于制造业主要是因为产品更接近国内消费市场和追逐低劳动力成本，因此简单的产业分布及其趋势分析不足以证明我国存在“污染天堂”现象。

2FDI污染密集程度理论研究

关于FDI区位选择问题，现有文献表明税收、市场的其他要素以及政府的功能是影响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企业税及税收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FDI的流动方向和速率[10]。另外，税收的量能、方式和政策的稳定性是影响FDI区位选择的重要要素[11]。还有，经济的集聚作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吸引FDI[12]。对于在华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论述较为完全的是Leonard和Yum，他们认为对于在中国的FDI区位选择比较有影响的是市场的大小、基础设施完善程度、政府政策以及劳动力的价格，也就是预期收入和成本因素[13]。

针对环境污染与环境税收即有理论也有实证分析。Markusen理论推导出税收对跨国公司去留存在负向作用机理，即税收过高跨国公司则被驱走，反之亦然[14]。Murat，Emmanuel和Anastasios都认为环境税对跨国公司区位选择有影响，与Markusen不同的是，这两篇文章主要研究的是税收政策的确定性问题而非程度问题[14-16]。前者分析了在环境政策不确定的情况下，竞争性企业区位选择的最优解[15]，后者分析了环境政策的时间连续性与企业区位选择的关系，例如获得专利的企业倾向于环境政策稳定的政府[16]。值得注意的是，环境税收问题的研究对象均为污染企业，如果从行业角度来看，这些企业均属于工业行业。这也暗示非工业企业的污染是相对轻微，对于污染税或环境规制也不会特别敏感。

基于贸易理论，有关学者从全球分工的角度就这个问题作了比较系统地分析[17-18]。前者对于全球贸易分工理论分析认为，由于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相对污染比例较高，所以发达国家的污染税征收较高，因此会迫使产业链上污染密集的部分转移到发展中国家[17]。Dean和Lovely拓展了Copeland和 Taylor的模型，对于中国的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作了详尽的研究[18-19]。其理论贡献是将加工贸易从普通贸易中单列出来，对于以利用东道国低要素成本为目的FDI生产（即垂直型FDI）生产进行了分析[12]。该文也同样认为产业链中的污染密集部分会被世界分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尽管这两篇文章都是以工业为研究对象，但是仅考虑了垂直型FDI，缺乏对以进入东道国市场为目的FDI（水平型FDI）区位选择的分析。为填补这一真空，本文将综合考虑水平型和垂直型FDI的区位选择，对工业部门的FDI区位选择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

2.1污染的供给函数

污染作为公共物品，由社会上所有的消费者提供。假定全社会有N个消费者，所有消费者的偏好是类似的，每个消费者的效用由普通效用和污染损失所组成，且两种效用是可以分离的，则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表示为：

U（x，y，z）=u（x，y）-h（z）（1）

其中，u（x，y）是同阶单调递增的凹函数，函数h是单调递增的凸函数。

于是，当产品价格人均收入和污染量给定时，消费者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其间接效用函数为：

V=u（I）-γZ（2）

其中，I是居民的收入，等于全社会产出G的人均值，即I=G（P，τ，Z，K，L）5N。

遵从Copeland和Taylor假定产品价格不会变化[12]。由此，代表性消费者的间接效用函数由收入所带来的效用减去污染所带来的效应组成。根据萨缪尔森公共物品的需求定理：如果全社会污染总排放为Z，政府的污染税为τ，为了使其效用最大化，公共物品的税收等于所有人的边际成本之和。政府的税收由代表性消费者的利润最大化来决定，其表达式为：

τ=-NVZ/VI=Nγ5u’（I）（3）

外商直接投资案例范文第3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产业集聚 杭州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杭州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2010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5945.82亿元，比上年增长12.0%，连续20年保持两位数增长。近年来，杭州地区的标志性产业集聚不断崛起，如电子信息、现代医药、服装业、食品饮料等。同时，杭州吸引外资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10年批准外商直接投资545项，合同利用外资77.0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0.7%；实际到位外资43.56亿美元，增长8.5%。在长三角经济圈内，大量的FDI主要集聚于上海和苏州、南京、无锡等城市，而流向杭州的外资却相形见绌。同样在杭州内部，FDI在其各地区的分布亦是极不均衡。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主要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来研究杭州产业集群与FDI之间的关系，进而对杭州政府制定吸引FDI的政策以及产业集群发展策略提出建议。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上世纪80年代以来，FDI成为主要的资本流动方式，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同时，FDI区位流向的决定因素越来越受到众多因素的综合影响。

（一）产业集聚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影响

关于产业集聚对FDI区位影响的研究文献众多。Guimaraer（2000）对1982-1992年葡萄牙FDI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集聚经济是影响FDI在葡萄牙区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Frank Barry(2001)通过对美国跨国公司在爱尔兰的FDI区位选择的实证考察，结果表明集聚效应是影响美国厂商进入爱尔兰市场的重要决定因素。肖文、林高榜（2008）通过理论推演了FDI和产业集聚的互动机制，并计算了长三角地区12个城市的外国直接投资和34个两位数工业行业总产值之间的相关系数，论证了产业集聚水平对FDI 区位选择有着显著的影响作用，外商更倾向于在集聚水平高的地区进行投资。

上述文献都是侧重于从集聚经济或产业集群作为FDI区位决定因素之一所起作用的角度来论述的。这些研究一般认为，产业集群是东道国吸引FDI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集聚的形成 及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在FDI对产业集群的影响论证中，Enright（2000）利用香港金融案例，提出FDI可以与当地集群形成相互依赖关系，并创造工作机会，贡献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集群中的知识外溢，完善了当地产业链。Hood（2001）通过实证也说明跨国公司对产业集聚的发展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王焕祥、陆妙燕(2005)提出并论证了东道国凭借基础性优势和集聚性优势吸引FDI。随着竞争的日趋激烈，相比基础性优势，集聚性优势吸引FDI的竞争力日益强化，同时集聚性优势是基础性优势的显化和强化。东道国吸引FDI最优的状态是两种优势较好的结合。在积极发展基础性区位优势的基础上，东道国更要注重促进集聚性区位优势增长。

可见，引进外资可以促进当地产业集群形成，而该地区的集聚经济也会进一步吸引外资进入，共同推进产业集群的规模经济效应、创新系统的完善，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经济发展。

（三）浙江产业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

国内外众多学者也关注了FDI对浙江经济的发展的影响。张志纲、徐维祥（2009）指出，产业集聚与FDI已成为浙江促进地方产业发展与升级、拉动经济增长的两个重要因素。潘天芹、白莉莉（2007）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FDI对浙江产业集群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资本集聚、技术外溢和市场需求三个影响途径来实现，由此产生了产业集群效应。骆烨等（2004）用主成分回归分析方法对浙江FDI的区位选择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浙江各地区的集聚经济和信息成本是影响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关键性因素。唐根年（2003）采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结构数量分析方法研究浙江省FDI区位选择特征，说明了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影响FDI区位选择。因此，产业集聚有利于浙江省进一步吸引FDI，从而有利于增强浙江经济增长的后劲。

总体上，大多数研究都是从我国的整体层面出发分析产业集聚的形成发展及集聚经济优势对吸引FDI的重要影响，对于省市等区域性的产业集聚和FDI之间的研究较少，特别是针对杭州的研究。

三、外商直接投资对杭州产业集聚形成作用的实证研究

（一）衡量指标的选取

在研究杭州市产业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之前，首先要选取衡量产业集聚的指标。产业集聚是指在一个适当大的区域范围内，生产某种产品的若干个不同类企业，以及为这些企业配套的上下游企业、相关服务业，高度密集地聚集在一起，其最主要的特征是在一定区域内工业产值巨大。由此，我们用单位面积上的工业总产值(单位：万元/平方公里)来度量地区产业集聚程度，即：Ki=Yi/S，其中，Yi表示i年的工业总产值，S表示地区的区域面积。显然，Ki指标值越大，表示产业集聚程度越高。本文进一步计算了产业集聚的相对水平指数，将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除以浙江省的平均水平，并记作KKi。若KK的数值大于1，则表示地区的产业集聚程度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KKi的值越大，表示产业集聚程度越高。

（二）解释变量

为了解释产业集聚的形成与发展，本文选择了以下两个变量：

PFDI——单位面积实际利用FDI(单位：万美元/平方公里)。本文选择该指标来衡量地区实际利用FDI的情况，主要是为了增强各地区间的可比性，消除各地区行政区域面积大小不同对分析的影响。

PGDP——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单位：元/人)。本文选择该指标来反映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区位条件和市场潜力。一般而言，产业集聚形成的重要因素包含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区位条件以及市场潜力。

计量模型初步选择取各个变量的对数来进行回归分析：

LnKi=λ0+λ1PFDIi+λ2PGDDPi+εi(1)

LnKKi=θ0+θ1PFDIi+θ2PGDDPi+εi (2)

其中，回归系数λ1和θ1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集聚的弹性系数，如果系数为正，则表明外资的进入的确促进了特定地域的产业集聚的形成。同样，λ2和θ2为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区位条件和市场潜力对产业集聚的弹性系数，如果系数为正，则表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区位条件和市场潜力也能够促进特定地域的产业集聚的形成。

（三）回归结果及分析 　 本文对杭州地区1996-2010的数据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了分析，得出以下结果：

LnKi=2.310015+0.58414PFDIi+0.477412PGDDPi (3)

(5.074846)(40.45121)(9.87332)

R2=0.999999F=685521.8DW=1.611620

LnKKi=-5.265543+0.584143PFDIi+0.477411PGDDPi (4)

(-12.81495)(40.45261)(9.87366)

R2=O.999998F=685520.5DW=1.611631

从上述两式可以看出：两个模型的拟合效果都非常好，各变量前的系数都非常显著并且系数均为正，符合预期。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区位条件和市场潜力确实是促成产业集聚的主要因素。

四、产业集聚对杭州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作用的实证研究

（一）指标选取

根据FDI区域投资环境领域研究的现有成果，除了产业集聚的指标Ki外，本文还选择了6个指标来衡量产业集聚对杭州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作用。

国内生产总值GDP：各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代表了该地区的综合经济实力，体现该地区市场规模的大小。市场规模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有极大影响，以往投资环境研究中的多项实证分析都显示了它是决定直接投资流向与分布的最显著的因素之一。本文利用了人均GDP的数值来衡量该指标。

平均工资WAG：劳动成本应该是外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利用各地区非公有制经济职工的平均工资，表示外资企业的劳动力成本。

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TER：表明了该地区的产业结构的高度，也标志着金融、信息、交通等服务行业的发展水平。而相关产业的发展程度与外资企业的投资盈利程度是息息相关的。没有好的金融环境，良好的通讯设施，便捷的运输业，是不可能有企业生产经营的良好的环境。

基础设施INF：反映该地区与生产相配套的基础设施水平的高低。发达的基础系统是实现投资过程中人、财、物顺利、高效流动的基本前提。我们选用固定资产投资余额来衡量这个指标。

在业人员中大专以上人员比率HUC：反映各地人力资源的丰富程度和存量。很多文献指出外商投资企业在区位选择上受人才素质的影响，甚至将一定的就业人员素质、同一定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水平列为外资投资的前提条件。只有实现了这些前提，外企到此投资才有可能实现经济效益。它不但为外商投资办厂提供可靠的技术保证，也为跨国公司提供了充裕的低成本、高素质的人才资源。

外资存量PFDI：反映是否存在外企聚集效应。当代区位理论发现聚集效应的重要影响，该地外资存量的多少对于新进入的外商可以提供很多信息，并会产生正的外部性。

（二）模型分析及结果

实证模型设计为：

LnFDIi=θ+λ1lnGDPi+λ2lnWAGi+λ3lnTERi+λ4lnINFi+λ5lnHUCi+λ6lnPFDIi+λ7lnKi+εi

其中，i表示年份， ，λ1，λ2，λ3，λ4，λ5，λ6，λ7表示回归参数，εi是随机项。采用EVIEW5.0对变量进行回归，得到的回归结果为：

回归结果表明，外商存量，产业集聚，基础设施，在业人员大专以上人员比率，平均工资，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以及国内生产总值均在1%或5%水平上显著。其中，外商存量，产业集聚，基础设施以及在业人员大专以上人员比率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显著，且影响为正。平均工资，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以及国内生产总值虽然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也为正，但是影响不显著。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集聚是良性循环的，地区吸引外资的增加会促进区域产业集聚的形成，从而吸引更多的外资，两者相辅相成。第二，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以及产业集聚的形成都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

在杭州市进一步吸引外资，加快产业集群发展时，应注意：第一，提高引入外资的质量，吸引大型跨国公司及其分支机构或者在行业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入驻，加大外资对产业集群形成的促进作用：第二，对于已有的产业集群，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来促进本土企业提高自身技术创新的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从而提升产业集群的对外资的吸引力；第三，对劳动密集型行业，政府应加强引入全球性的领导企业，以此来带动初级产业集群的良性升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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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rank Barry.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gglomerations and Demonstration Effect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2003， 139(4)．

[3]肖文，林高榜.产业集聚和外国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 于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视角[J].国际贸易问题，2008(7)．

[4]刘文秀、刘丽琴.产业集聚和中国FDI分布的地区差异研

[5]Girma， S.， Gong Y. and H. G．Can You Teach Old Dragons New Tricks? FDI and Innovation Activity in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J].GEP Research Paper， 2005(3)．

[6]陈羽、邝国良.FDI、技术差距与本土企业的研发投入—— 理论及中国的经验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9(7)．

[7]唐根年.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地理区位选择特征及其启示 [J].经济师，2003(3)．

外商直接投资案例范文第4篇

在这个早来的冬季，发达国家市场的频频凋零，却正在为中国企业带来机遇。在第八届北京金博会上，央行副行长易纲表示，从价格来看，目前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良机。

“走出去”三部曲

如果把“走出去”看成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2001年为第一阶段，2001年到2008年为第二阶段，2008年以后为第三阶段。改革开放后中国是以外商直接投资作为非常明显的特征标志出来的。期间，制订的第一部法律就是《中外合资企业法》。在1979年期间，中国非常重视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就是外国人、港澳台厂商在中国直接投资，资金的流向是从国外到国内，建厂生产。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非常成功，30多年来积累了近1万亿美元的资产。

每年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1000亿美金左右，经过三十多年，虽然有利润汇出与撤资，但总体来讲，经过多年的积累，中国目前有一万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这还是投入额的累计，外商投入的资产已远远高于1万亿美元的价值，厂房、不动产、研发中心这些年都增值了。

近年来，中国向海外投资逐年增多，2008年以后到了一个高台，达到600亿-700亿美元。在全世界的布局中，中国还是一个“走出去”、向外投资的后起国家。从流量上看我们国家每年是700亿美元，美国每年向外投资超过3000亿美元。

易纲表示，从存量看，中国这些年在外投资累计达到3000多亿美元，美国的存量大概有4万亿美元。英国经济学家邓宁认为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以后，一个国家的对外投资会快速增加，现在这条规律是适用中国的，正好中国2011年人均是5400美元，2012年有可能过6000美元，所以，从中国人均GDP的发展阶段来看，中国对外投资开始起步，开始发展。

历史良机

目前是否是对外走出去相对好的时机呢？易纲认为，从价格来看，是的。“走出去”我们有相对好的价格。英国、美国PE比都处于合理区间。上世纪90年代初，发达国家市场的PE达到四、五十倍，现在也只有11倍至15倍之间，是估值相对合理的价格。

易纲说，联想收购IBM的PC，吉利汽车收购沃尔沃都是中国“走出去”相对成功的经验。1999年福特收购沃尔沃价钱是65亿美元，2008年福特卖出时报价60亿美元，最后吉利以15亿美元成交，吉利汽车也做了比较好的融资安排，交易结构是13亿美元现金加2亿美元票据。吉利与大庆国有资产局及上海三家联合作出这样一个融资安排。联想收购的时间是2005年5月，交易金额12.5亿美元，交易结构是6.5亿美元现金加6.5亿美元联想股票，这个安排也不错。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比较优势在于，廉价劳动力与相对充足的资本，同时中国有非常有竞争力的工程队伍。尤其是在许多基础设施的建设上，无论是修桥、铺路、建铁路、打隧道、建地铁、建公寓房，中国的设计队伍和施工队伍都是非常成熟的经验与较高的技术水平。

易纲表示，中国这么多年一直在做基础设施建设，所以造就了一批非常有一竞争力的设计人员。而国外这些年建得比较少，经验比较少，原来有经验的人已经快退休了，存在这人才队伍断层。比如美国的建设高峰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当时美国也有很多很好的工程师，但那批工程师已经太老了，而中国这批宝贵人才非常有竞争力。

比较优势

中国的弱势在于资源缺乏，国际销售网络不够。比如买铁矿，对当地法律研究不够，对环保要求、当地职工劳动成本以及码头到矿修路的艰难性没有认真分析，以为投20亿美元可以成矿，事实是投到90亿美元铁矿还没能正式运行。

因此，“走出去”需要发挥比较优势，弥补比较弱势，使中国和海外国家双赢。

在“走出去”方面，日本、美国、德国都有很多的经验，我们平时在报纸上可以看出日本“走出去”的失败经验，为外界熟知的失败案例是三菱集团收购美国曼哈顿洛克菲勒中心，收购后长期亏损，三菱不得不以半价卖回给原持有人。但实际从总体而言，日本“走出去”也有很多成功的经验，比如日本三井集团收购海外资源企业，几十年完善产业布局。

美国企业海外收购注重企业发展战略，开拓国际市场不计短期利益，特别强调知识产权的保护，美国的银行也给予了相当的支持。德国对外收购主要是以自有资本为主，他们对项目要求控股的程度比较高，另外德国走出去的特点是大企业大项目占绝对优势。

易纲强调，中国企业需要加强“走出去”体制和机制建设。走出去一定要遵循市场规律，走出去确实是国家战略，但是国家战略是一个笼统的，对每一单走出去商业行为必须遵循市场规定，降本求利，特别对企业来说资产负债率非常重要，如果资产负债率太高，面临还本付息的压力太大，可能导致失败。

吉利和联想，这两个成功案例在融资的过程中非常困难，比如找银团贷款，向大型股权基金发可转股优先认股权证，联想卖给IBM19%的联想股票，这是一种互相参股的安排。在合并以后，联想和IBM成为一条船上互相参股的股东，所以在融资安排艰难时候犯错误的机会比较少，因为投资银行、商业银行、私募和投资对象都在限制、制约企业的风险行为。一些失败的案例恰恰是因为资金成本低，不用融资安排，直接用现金收购。比如我们一个集团收购欧洲一家银行，完全是自有现金，没有融资安排，就没有这些非常强的制约和质疑，反而失败。

外商直接投资案例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后金融危机时代；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影响因素

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是指国外跨国公司通过投入资金或技术，在我国境内设立和经营公司，并通过直接控制或参与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来获取利润的活动。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项重要政策，吸引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为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金融危机对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金融危机对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影响

（一）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出现下降趋势

跨国公司作为实体经济的中坚力量，在金融危机中受到了很大冲击，其中一个主要表现就是跨国公司持有的金融资产市值缩水，导致巨额亏损，盈利状况恶化，大量跨国公司不得不减少或暂停海外投资，致使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尤其是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出现下滑。据《中国外商投资环境研究报告》显示，2008年与2003年相比，欧盟对中国的实际投资占中国当年实际外资总额比重从7.35%下降到3.37%，同期美国对华投资占比从7.85%下降到2.72%，日本对华投资占比从9.45%下降到3.37%。2009年，欧美日等主要外资流出国对中国的投资虽然出现了小幅增长，但从总体情况看，发达国家对华投资出现了下降趋势。

（二）金融危机使中国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环境优势更加明显

为了尽快摆脱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跨国公司不得不针对面临的实际情况，客观审视金融危机给自身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并且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积极寻求危机中的发展机遇。由于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经济率先复苏。一些跨国公司认为，他们在中国的投资是盈利的，同时，考虑到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优势和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与原材料价格优势，因此，这些跨国公司逆势加大了对华投资。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持续吸引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意义

（一）跨国公司的资金投入是促进我国经济复苏的重要手段

金融危机对我国企业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使企业原本资金不足的状况变得更加恶劣，尤其对广大中小企业的影响更为严重。尽管我国为促使经济尽快复苏采取了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并进行了大规模的货币投放，但资金的投向并不均衡。而且，有相当一部分资金流入了股市和楼市，实体经济资金仍然十分匮乏。尽管跨国公司在金融危机中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仍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其资金实力远非一般企业可比，抵御危机的能力也远远强于一般企业。因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持续吸引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无疑会给我国企业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急需的动力。

（二）跨国公司的发展模式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有益借鉴

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角，跨国公司以其全球化的经营战略、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先进的科学技术、雄厚的人才储备，牢牢占据着国际市场，在世界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对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判断、对经营发展战略的确定、对新技术和新能源的应用等，无疑对我国企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吸引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有助于我国企业借鉴跨国公司的发展模式，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三）跨国公司的跨国经营是我国产品突破贸易壁垒的有效途径

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最主要的影响是使国内产品出口下降，这是由于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作为中国商品主要进口国的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对中国商品的进口需求大幅度萎缩，从而使中国对外贸易额大幅减少。同时，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企业的利益、促进本国就业，采取了各种贸易壁垒和技术壁垒手段，也使得我国商品出口形势越发严峻。跨国公司的跨国经营则有利于消除贸易壁垒，打破关税、非关税壁垒，并通过跨国公司内部的交换，带动相关原材料、零部件、中间产品出口，进而扩大出口量，改变不利的出口条件。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影响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

（一）促进和吸引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有利因素

1.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

尽管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一系列不利影响，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并未改变，这无疑为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提供了可信的收益预期和可靠的投资保障。首先，在经济增长速度方面，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8年和2009年增长均达到9％，一般认为，一个国家的GDP年增长率超过7％，其持久性意味着25年以上。 其次，在国际收支方面，2008年下半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外部需求大幅萎缩，货物出口同比增长下降为14%，但在2009年，我国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国际收支状况有所改善，2010年，国内外经济环境总体趋向稳定，我国国际收支交易活动更加活跃，国际收支状况继续改善。再次，在就业形势方面，随着中央一系列稳定、扩大就业的措施的实施，目前中国就业形势基本稳定。

2. 应对金融危机的有效政策增强了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吸引力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政府有针对性地出台了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加大科技投入、改善民生、稳定出口等多项政策，中国政府的有效应对，遏制了经济快速下滑，稳定了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促进了经济稳定回升，保持了稳定的投资环境，为外资提供了相对安全的避风港。2010年，随着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力度不断加大，措施逐渐到位，中国经济发展趋势进一步好转，加上中国稳定而巨大的市场仍然保持着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大多数跨国公司都看好中国市场和投资前景。

3.新的投资需求为跨国公司提供了广阔的投资空间

首先，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为国际投资提供新的热点。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又将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动汽车、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和信息产业列为七大战略新兴产业，其中尤其欢迎跨国公司对节能减排、高新技术、清洁能源、环保低碳等项目进行投资。这种产业结构的调整将为外资提供新的投资热点。其次，中国西部开发为跨国公司投资提供了广阔空间。从目前状况来看，由于中国农村经济的落后不是短期内能改变的，西部的第一产业对外资的吸引力不会进一步增大，但第二产业会随着基础设施的改善进一步吸引外资，第三产业则会随着西部老百姓收入的提高，在吸引外资方面具有广阔的空间。

（二）影响和阻碍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不利因素

1.低成本劳动力优势的减少影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积极性

跨国公司积极对华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看重了中国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国内的劳动力成本逐年上升，中国提供廉价劳动力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劳动力成本上升最直接的影响是使得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不断上升，利润开始下降，从而使跨国公司对中国制造业的投资兴趣有所下降，有的跨国公司甚至开始减资或者撤资。

2.对外资优惠力度的减弱使跨国公司放缓了对华直接投资的步伐

随着中国市场机制与政策措施的日趋完善，中国调整了外资外贸政策，开始由招商引资转变为招商选资，只有符合中国产业政策、有利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外资才受欢迎，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的投资项目基本上不允许进入。此外，随着两税并轨和《反垄断法》的生效，外商投资在华的超国民待遇时代不复存在。优惠政策的消失必然促使跨国公司寻求利润更大的投资环境，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步伐在某些领域明显放缓。

3.政策的不稳定性影响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信心

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仍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市场建设尚不完善，各项政策、法规变更比较频繁，有时甚至出现前后期政策相悖的情况。有的地方政府为了地方利益和短期效益，擅自出台违背中央政策、法规的招商引资政策，单方面改变原有政策或征收名目繁多的税费，使外商对中国的政策和政府信誉产生怀疑，影响了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信心。

四、后金融危机时代持续促进和引导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措施

（一）不断建设和完善鼓励外商投资的政策与法律环境

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是稳定和提升跨国公司对华投资信心的重要保证。我国不但要认真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更要进一步完善吸收外商投资法律体系，维护外商投资法规在全国的统一性，增强透明度，使国外跨国公司对我国的投资环境感到放心和满意，进而敢于和愿意对华投资。

（二）努力建设有利于吸引外资的服务型政府

应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使政府的管理职能更多地向服务的方向转变。政府主要发挥对市场的培育、规范和监管功能，减少政府管理行为对跨国公司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坚决制止对外商投资企业乱收费、乱检查、乱摊派、乱罚款，以依法、廉洁、公正和高效的管理活动为外商投资提供方便、快捷、优质的服务。

（三）不断扩大和积极开辟新的投资领域

当前，作为外商投资热点领域的制造业，由于劳动力及环保等成本的上升，投资回报率有所降低，但这并不意味着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领域缩小了。随着中国市场对第三产业的需求大幅增加，跨国公司可以向金融、保险、物流、公共事业等多个领域深入；同时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基础产业和配套产业也欢迎外商投资。另外，我国中西部地区发展潜力巨大，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需求也十分强烈。这些都可为跨国公司开辟广阔的的投资领域。

（四）切实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最希望得到的是公正的待遇和公平竞争的机会，对于侵犯知识产权、地方保护主义以及行业垄断等行为非常反感。因此，我国必须进一步完善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和法律机制，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企业诉讼制度，依法保护外商的合法权益；努力创造一个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给外商投资企业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

总之，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都面临着新一轮调整。各国为了早日促成本国经济的复苏和发展，都在千方百计地吸收投资。我国必须顺应这一时代潮流，明确促进和吸引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有利因素，以及影响和阻碍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不利因素，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创造更加开放和优化的投资环境，促进和引导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让国外资本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Qingfen Ding， Chinese foreign investment surges despite slowdown， China Daily， 2010.7:Page3.

［2］ 梁玉芬.对金融危机暴露出的跨国公司大公司病的反思［J］.经济研究参考，2009（3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