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投资和外部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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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投资和外部投资范文第1篇
中图分类号：F27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6116(2012)01―0070―07
一、引言
内部控制产生的本源是委托问题，信息不对称是内部控制要解决的关键问题。问题及由之引起的信息不对称正是投资者保护的核心所在，因此，内部控制在投资者保护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
由于投资者保护目标的实现最终要依赖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的协同效应，而现有内部控制的研究忽视了内部控制与外在治理机制动态关系(替代或是补充)，从而未能构建内部控制对投资者保护的框架体系。目前国内关于内部控制的研究主要侧重于静态研究，无论是关于内部控制本质的探讨(林钟高、郑军，2007；李志斌，2009)，还是内部控制评价的研究(张颖、郑洪涛，2010)，都将内部控制研究的重心置于内部控制本身，而忽略了内部控制与外部治理机制相互作用的关系。即使部分学者在研究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时，分析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内部控制运行质量的关系(蔡吉甫，2005；殷枫，2006)，也仅限于静态的局部相关性分析，未能将内部控制运行纳入外部治理框架进行分析。
内部控制投资者保护路径的研究拓展了内部控制研究的思路，将内部控制的外部治理机制纳入内部控制路径研究框架中，动态地体现了内部控制对投资者保护的过程。本文拟在分析内部控制投资者保护实现路径的基础上，完成内部控制投资者保护框架体系的构建。
二、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分析及投资者保护的实现路径
内部控制对投资者保护的实现路径研究，实质上是基于投资者保护的视角，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
(一)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现有内部控制有效性多基于其目标的实现来进行评价。1992年，美国科索委员会(COSO)《内部控制――整体框架》(Internal Control―Integrated Framework)将内部控制定义为：内部控制是由企业董事会、管理层和其他员工实施的，为营运的效率效果、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相关法律法规的遵循性等目标的实现而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可见，COSO框架认为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源于内部控制目标的实现。所以，有效性不同的内部控制可以提供不同程度的保证，其变动范围应当是从0到100％(陈汉文、张宜霞，2008)。国内现有的研究也多是从内部控制的目标出发去构建指标，作为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变量(张颖、郑洪涛，2010)。该类研究的局限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COSO框架本身不是严格理论研究的结果，更多的是实践做法感悟的一种总结(杨雄胜，2011)。COSO框架概括了内部控制涵盖的范围，但却没有赋予内部控制明确的边界。COSO框架所总结的内部控制目标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反映内部控制的本质和内涵尚未有明确的理论与经验研究证据。
第二，COSO框架所定义的内部控制有着隐含的利益冲突。企业董事会、管理层和其他员工是内部控制制度的供给者及执行者，但受益者则是企业(或隐含的利益相关方)。制度的供给者、执行者及受益者之间存在着天然利益冲突，没有外部机制的介入，很难设想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所以，在评价内部控制有效性时，应将外部机制纳入有效性评价框架，而不仅仅是将目标的实现归功于公司内部控制运行本身。
第三，即使我们认可COSO框架所界定的关于内部控制的目标，但由于内部控制对这些目标仅是合理保证，而非绝对保证，所以，内部控制有效并不代表目标一定实现，目标实现也并不意味着内部控制一定有效。以目标的实现程度去评价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存在逻辑与计量上的偏差。
综合上述分析，在分析内部控制有效性的作用机制时，需要关注以下三点。
第一，明确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受益主体。当分别基于投资者或债权人，抑或是现有投资者或潜在投资者的视角去研究内部控制有效性时，得出的结论可能是有所不同的。例如，债权人关注内部控制对投入资源安全性的保护。投资者同时关注内部控制对投入资源的安全性和收益性的保护。潜在投资者可能并不在乎内部控制是不是有缺陷，他们关注的是如果内部控制有缺陷，是否可以及时、可靠地获知这一信息。本研究基于资本市场的视角，将投资者界定为现有投资者与潜在投资者。
第二，在研究内部控制有效性的作用机制时，应将外部治理机制(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外部监督)与内部控制运行本身一并纳入内部控制有效性分析框架。
第三，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体现在其降低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的过程中，所以对其有效性的评价是一个期间而非时点的概念，过程评价也更加契合内部控制的本质。内部控制对投资者保护的路径研究就是对内部控制保护投资者的整个过程进行研究。
(二)内部控制对投资者保护的实现路径
委托问题的存在，产生了对内部控制最原始与最根本的需求。投资者保护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也是源于问题的存在，致使投资者与经营者之间出现了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包括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正是内部控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谢志华，2009)。所以，内部控制具有保护投资者的天然优势。
投资者保护主要是对投资者知情权、决策权和收益权的保护。知情权是投资者最基本的权利，所谓决策权包括投资者通过股东大会行使的表决权和买卖股票的抉择权两方面内容。投资者保护的最终目标是保障投资者收益权的实现，但投资者收益权的实现，要以投资者的知情权和决策权为基础。虽然对投资者收益权的保护是投资者保护的终极目标，但由于投资者收益权的实现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内部控制对投资者的保护更侧重于对投资者知情权与决策权的保护。
基于内部控制是直接还是间接作用于投资者保护目标，内部控制对投资者的保护被划分为直接和间接两大实现路径，如图1所示。路径“a―c”是内部控制对投资者保护的直接实现路径，这是因为内部控制对投资者保护的效应是直接的，没有通过任何中介变量；路径“a_b―c”之所以是间接实现路径，是因为内部控制通过影响会计质量，进而作用于投资者保护目标的实现，其对投资者保护的效应是间接的。
内部控制通过“内部控制运行一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一内部控制外部监督”三个层面直接实现对投资者的保护。直接路径“a―c”体现了内部控制对投资者的过程保护。内部控制融会贯通于企业运营过程中，过程保护也更加契合内部控制特点。
内部控制通过保障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性及盈余质量，使会计实现治理和定价功能，间接实现
对投资者的保护。间接路径“a-b―c”体现了内部控制对投资者的结果保护：一方面，财务报告的可靠性是内部控制要实现的重要目标之一；另一方面，会计信息质量及盈余质量是内部控制及其他运营体系、制度体系综合运行的成果体现。所以，内部控制可以通过提高会计质量水平，改进投资者保护水平，实现对投资者的间接保护。
三、内部控制对投资者保护的直接路径
内部控制以投资者保护目标为导向，基于内部控制运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内部控制外部监督三个层面，构建投资者保护的直接路径体系。内部控制与投资者保护三个层面的核心目标都在于保障投资者知情权、决策权和收益权的实现，但又各有侧重。
(一)直接路径构建基础――内部控制治理功能的实现
内部控制是基于公司内部治理的视角去实现投资者保护，法律等则是基于外部治理的视角实现投资者保护。市场机制、法律体系和管制制度都是在证券市场发展中发挥了作用的投资者保护制度。只有公司治理(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的功能均得以有效实现，投资者的权益才能得到真正保护。所以，内部控制对投资者保护的直接路径必须基于治理功能的实现而进行构建。
如图2所示，内部控制运行属于内部治理机制，对内部控制的外部监督属于外部治理机制。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无论是自愿披露还是强制披露，均是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共同控制的结果。
一方面，内部控制治理功能的有效实现是投资者保护的根本所在。外部治理制度的外生性，决定了其最终要依靠内部控制制度的安排才能切实实现对投资者的过程保护。因为如果公司内部人无视外部法律等制度安排，侵吞投资者利益，见外部制度安排的事前震慑作用无效，只能依靠事后的惩罚，而此时投资者的利益已经受到侵犯。事后的惩罚不仅滞后，而且会消耗大量的社会成本，诸如诉讼、信息甄别成本等。所以，相比于外部治理机制而言，内部控制治理效率相对较高。另一方面，内部控制制度投资者保护作用的发挥，也会受到外部制度安排的影响和制约。由于公司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的作用难以截然分开，所以。在构建内部控制对投资者保护框架时，应将内部控制的信息披露与外部监督纳入框架内去分析和评价。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是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共同博弈的结果。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包括披露行为的选择及披露内容的确定。在强制披露的情形下，披露行为是外部法律法规的要求，但法律法规本身就是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方博弈的成果。自愿披露的信息，其披露行为虽然不受外部法律法规约束，但是如果这一信息不能为市场所识别，则公司不会选择披露，所以披露行为虽由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决定，但却受外部治理机制(例如，市场参与者认知程度等)的制约。同时，自愿披露也会受到法律法规指导性意见或预期的影响。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内容是公司治理机制(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督)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自愿披露的制度环境下，虽然披露内容主要由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决定，但是外部治理机制的存在，使得公司在确定哪些内容可以披露时更加审慎。即使在强制披露的制度环境下，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仍然拥有较大程度的自由裁量权。这主要是因为由于内部控制信息的复杂性，法规关于披露相关规定基本是原则导向，而非规则导向，所以公司在披露信息时就具有较大的自由度；同时，公司与监管机构的信息不对称仍然存在，管理层掌握的大量信息不为监管机构所知，这部分信息的披露决策取决于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对管理层决策的影响。
(二)直接路径实现机制
内部控制运行是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和内部控制外部监督的基础，没有内部控制运行，就没有信息披露和监督。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和内部控制外部监督是对内部控制运行的外在制约和监督机制。外在制约和监督机制的存在，可以保障内部控制运行的良好有序。内部控制对投资者保护的直接路径分析。
路径“e―o”、“f―o”、“g―o”分别体现了内部控制运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内部控制外部监督各自对投资者保护的过程。内部控制运行主要通过合理授权，实现企业内部权力的制衡与监督(谢志华，2009)，保障股东拥有与其投入企业资源相对称的决策权及收益权；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主要通过对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保障股东有充分的知情权，并可利用其进行决策；内部控制外部监督主要通过会计师事务所、政府部门等机构的监督，增进信息披露的可靠性，重点在于保障股东知情权的可靠行使。
路径“e―f―g―o”、“e―f―o”、“e―g―o”和“f―g―o”描述了内部控制运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内部控制外部监督三个层面逐级顺序完成内部控制对投资者保护运行的整个过程。内部控制的运行会影响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质量(路径“e―f―o”)。例如，杨德明等(2009)认为不健全的内控-系统往往与不充分的披露存在必然的联系。内部控制的运行也会影响到外部监督的需求与选择(路径“e g―o”)，例如，拥有股权的董事会成员-和较强势的少数股东为了保护自己的投资利益会寻求更严格的外部监督，如更严格的外部审计。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尤其是在强制披露的情形下)也会影响到外部监督机构对于内部控制的评价(路径“f g―o”)。对于投资者而言，可以通过验证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内部控制监督之间的一致性来增强(或减弱)关于内部控制的信赖程度。
路径“g―f―e―o”、“g―f―o”、“g―e―o”和“f―e―o”描述了内部控制外部监督反馈影响内部控制的运行和信息披露，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亦会影响内部控制在企业内部的运行机制的整个过程。内部控制运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和内部控制外部监督对于投资者保护的作用是互相促进的关系。后一环节又对前一环节起到事前制约和事后监督的作用。外部监督会影响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路径“g―f―o”)，例如，很多研究认为产品市场的竞争会影响自愿披露(Berger等，2011)。外部监督会影响内部控制的运行(路径“g―e―o”)，例如，收到会计师事务所不利内部控制报告意见的公司，更倾向于解雇审计人员，雇佣质量更高的会计师事务所，这被视作公司改进财务报告质量的努力(Ettredge等，2011)。内部控制审计不仅能发现公司未能发现和披露的内部控制缺陷，而且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内部控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缺陷对应计项目质量的影响(Lu等，2011)，还可以降低市场对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不良反应(Beneish等，2008)。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亦可以将内部控制运行的优劣区分开来(路径“f―e―o”)，例如，Wang等(2010)认为在SOX下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可把好的CFO和不好的CF0区分开来。由于Berger et al_(2011)认为强制披露对某一行为的计量与披露会改变这一行为，所以我们认为内部控制信息的强制披露可以
改变内部控制运行本身(路径“f―e―o”)。
(三)直接路径研究对于制度选择的现实意义
SOX法案在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制度选择上，采取了强制披露的方式。但是，关于内部控制审计，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2010)最终免除了规模较小的公司提供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责任。SOX法案在强制与自愿的选择及制度遵循进程上，以企业规模大小作为所遵循制度的选择标准，这是否科学?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配套指引的颁布，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自2011年1月1日起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公司则于2012年1月1日执行该规定。可见，我国是以上市地点作为是否遵循及何时遵循制度的标准。SOX法案提供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的高昂成本使得是否强制要求和对谁强制要求成为制度选择时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是，即使在SOX法案颁布执行将近十年之后，这些问题仍未有完美答案。
内部控制的直接路径研究可以为内部控制制度的选择提供理论依据。例如，如果通过直接路径研究证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内部控制审计彼此之间的替代效果显著，则在强制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强制提供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之间，二者择一即可。至于制度规定是强制披露内部控制信息还是强制内部控制审计，则要均衡二者的成本与收益。如果替代效果具有显著的行业(规模)或其他特征，则只对具备这些显著特征的企业适用如上制度规定。但是，如果通过路径研究证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内部控制审计之间是互补关系，则只有在互补效果显著时，强制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同时强制要求提供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才有必要。同样，如果互补效果具有显著的行业(规模)或其他特征，制度的适用范围也仅限于具备这些显著特征的企业。
同时，直接路径也拓展了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评价的思路。在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进行评价，构建内部控制指数时，由于内部控制运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内部控制外部监督的相互作用与不可分割性，应将三者一并纳入内部控制评价框架，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四、内部控制对投资者保护的间接路径
内部控制通过保障会计信息质量，使会计实现治理和定价功能，间接实现对投资者的保护。
(一)间接路径运行机制分析
内部控制对会计质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内部控制会影响法律法规对会计质量的作用。例如，内部控制环境会影响企业对会计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理解。Goh et a1，(2011)认为公司较好的内部控制环境使之更能理解会计谨慎性原则降低冲突的作用，从而倾向于选择谨慎性政策。
第二，良好的内部控制可以为会计核算处理过程提供更可靠的信息，反之亦然。例如，Goh etal_(2011)认为良好的内部控制可以为会计谨慎原则应用提供更可靠的信息。
第三，内部控制质量水平可以影响市场对会计信息的反应。例如，Asare(2011)认为投资者对财务报表审计报告的信心由他们对基于财务报告的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所传递信息一致性的评价所决定。即使审计人员对财务报表发表了元保留审计意见，但如果基于财务报告的内部控制审计意见是有保留的，报告使用者的信心也会受到损害。所以，报表使用者会用基于财务报告的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信息去评价财务报表存在错报的潜在的可能和审计人员审计实质性缺陷的能力。
(二)间接路径的局限性
虽然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都能最终实现对投资者的保护，但是，内部控制投资者保护机理的研究基于直接路径，而非间接路径，原因在于以间接路径实现剖析内部控制投资者保护机理的局限性有如下表现。
首先，无论是我国的《企业内部控制规范》还是美国的SOX法案，均将财务报告目标作为内部控制要实现的目标之一。除了财务报告目标之外，内部控制还应合理保证企业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提高经营效率与效果，从而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因此，如果单纯从财务报告和会计盈余质量的角度去阐述内部控制对投资者的保护，无疑弱化了内部控制对投资者保护的力度，缩小了内部控制对投资者保护的范围。
其次，会计信息质量与内部控制对投资者保护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会计信息质量与内部控制质量彼此验证，互为前提。如果简单地将会计质量作为研究内部控制投资者保护的路径，则弱化了二者在投资者保护过程中的异质性和互补关系。
二者的异质性在于内部控制侧重于对投资者的过程保护，而会计信息由于是对企业运营活动的结果反映，从而更加侧重于对投资者的结果保护。而且，内部控制的质量反映的是公司整体运营的质量，内部控制的信息会反映公司整个信息生产系统的质量，其信息含量不仅比财务报告质量更丰富，而且直接决定和影响着财务报告质量。
二者的互补性在于内部控制与会计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彼此影响、互相作用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内部控制质量会影响会计信息质量。一般而言，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会计信息质量越高。比如，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公司的盈余质量越高。例如，Doyle等(2007)和Ashbaugh-Skaife等(2008)认为内部控制质量与盈余质量正相关，他们将应计项目转为现金流量的程度作为盈余质量的变量。Gob等(2011)发现，未披露缺陷的公司相对披露缺陷的公司会计政策更加保守和谨慎。需要注意的是，内部控制质量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并不总是简单的正向关系。内部控制会改变企业盈余管理的方式，例如Bartov和Cohen(2011)发现在SOX法案颁布后，真正的盈余管理操纵增加了。
另一方面，会计信息质量及盈余质量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内部控制质量水平。例如，一般认为，公司财务状况越好，内部控制质量水平越高(Ashbaugh等，2007；Doyle等，2007)。这可能是因为公司盈利水平越高，对内部控制的资源投入就会更多，从而促进了内部控制质量水平的提高。再如，会计信息质量也会影响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审计准则第2号(PCAOB 2004)认为财务报告的重述是内部控制缺陷存在的重要信号。Ge等(2005)也认为以往财务报告重述的存在会影响本期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Leone(2007)选取2002年9月至2004年11月的128家报表重述样本进行研究后，发现在报表重述后，114(89％)家报告了内部控制缺陷，14(11％)家样本没有报告内部控制缺陷。
(三)间接路径研究对于制度选择的现实意义
如前所述，通过间接路径研究内部控制对投资者保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间接路径的研究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在缺少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时，尤其在我国目前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信息含量不高的情况下，会
计信息质量是反映内部控制质量水平的一个重要信号。即使在内部控制信息强制披露的情况下，由于内部控制信息可能会蕴涵公司运营管理、产品竞争等需要相对保密的信息，所以公司在披露内部控制信息及自我评价报告时，必然更加审慎和保守，这无疑也会降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含量。会计信息与内部控制信息互补作用可以帮助提高内部信息披露对投资者的信息含量。
更为重要的是，会计信息相比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具有增量成本低及社会认同度高的优势。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披露及内部控制审计的成本之高，已为国外诸多实证研究所证实。会计信息和内部控制信息的异质性，决定了二者的不可替代性。但是，如果会计信息质量水平可以反应内部控制的缺陷信号，那么内部控制信息的强制披露与审计可能就不是必需的。另外，在权衡成本收益的情形下，可否考虑对一些会计质量较高水平的公司免除强制进行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披露及内部控制审计的责任，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五、研究前景展望
内部控制投资者保护路径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首先，基于直接路径研究，构建了内部控制投资者保护整体框架，从而拓展了内部控制有效性研究的思路；其次，通过路径研究，厘清内部控制运行、信息披露及外部监督关系的关系(替代或是补充)，从而为制度选择提供理论依据。
内部控制路径研究思路的提出，不仅拓展了现有内部控制理论研究的视野，也进一步拓展了国内内部控制实证研究的前景与方向。今后的实证研究可以围绕以下两方面展开。
第一，基于直接路径，将内部控制审计与内部控制运行纳入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框架，研究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自愿披露动因。
第二，将直接路径与间接路径纳入投资者保护框架，实证检验内部控制直接路径及间接路径对投资者保护的贡献度。如果结果表明间接路径的贡献系数大于直接路径，则会计信息质量对于投资者保护已经具备相应的信息含量，可以不必强制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及审计。反之亦然。
此外，鉴于国外SOX法案302条和404条的执行，已经证实了强制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审计的成本巨大，如果能有其他成本相对较低的预测模型或信号能够反映内部控制的质量水平，则无疑也可以降低企业的制度遵循成本。
参考文献：
[1]蔡吉甫，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实证研究[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5(3)：85―88.
[2]陈汉文，张宜霞，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及其评价方法[J]，审计研究，2008(3)：48―54.
[3]林钟高，郑军，C-I-契约视角的企业内部控制研究[J]，会计研究，2007(10)：53―61.
内部投资和外部投资范文第2篇
在我国现阶段中，电力工程项目经济在进行评价的过程中通常以内部收益率作为评价指标，内部收益率的利用充分的反映了整个电力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可能收到的最大利益，对实现电力工程质量的提升以及企业经济效益都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影响。电力工程项目经济中的内部收益率主要受内生的现金流量特征所决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准确的反映一个电力工程项目本身的盈利能力，但是内部收益率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计算过程比较繁琐，在某些特殊的项目中难以得到合理的应用，因此人们开始趋向于利用外部收益率来代替内部收益率，这种现象的产生直接导致了电力工程项目经济在评价的过程中走进误区，“再投资学说”以及“计算复杂程度及解的存在性和唯一性”是最为普遍的两个误区，因此，本文通过对上述两个误区的辨析分析了电力工程项目经济评价方法存在的弊端。
一、“再投资学说”的误区
“再投资学说”在现阶段是经济学家支持在电力工程项目经济评价中采用外部收益率代替内部收益率的主要原因，是当下电力工程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中的一个主要误区。对于“再投资学说”而言，传统的观点认为内部收益率在进行计算的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再投资学说”难以符合客观实际的要求，电力工程项目经济评价过程中的“再投资学说”主要是指在整个电力工程项目建设的过程中，所涉及到的资金都是动态的，电力工程项目每一期投资获得的收益都可以作为下一期的资金进行投资利用，所形成的再投资利率就是所谓的内部收益率，经过多次重复投资逐步实现投资成本的增值。但是在实际的电力工程项目施工的过程中，每一期工程建成后所获得的经济效益或者是净现金流量已经很难再完全投入到原有的电力工程项目建设中去，也就是说这一部分的经济效益不能计算在电力工程项目的收益率水平之中，造成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电力工程项目每年回收的资金一般都比初始资金少，并且回收的资金在后期的使用过程中时间也比较短暂，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再投资不仅难以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并且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还会出现收益率低于基准收益率的现象。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利用基准折现率来作为真正的再投资利率，然后在实际的投资过程中综合考虑社会利润率、行业投资报酬率等外部因素计算出现的收益率更能够符合实际的要求，这里所形成的收益率我们称之为外部收益率。但是基准折现率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并不是通过科学严谨的计算得来的，而是通过对市场的考察与分析，然后再由相应的投资部门采取决策形成一系列参数，所以基准折现率在很大程度上受主观因素以及客观因素的影响，以基准折现率作为再投资利率将会严重影响外部收益率的准确性，最终造成电力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各年现金流量终值之和不准确现象的出现，所以说“再投资学说”是电力工程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中的一大误区。
二、“计算复杂程度及解的存在性和唯一性”的误区
电力工程项目经济在利用评价方法进行评价的过程中需要经过科学严谨的计算，内部收益率在计算的过程中更要涉及到高阶方程，整个计算的过程中需要人们准确计算出使净现金现值和等于0的折现率，而这种折现率一次性计算出来是不现实的，这需要人们在计算的过程中通过试算逐渐缩小计算的范围，从而最终得到使净现金现值和等于0的折现率。这种计算方法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繁琐，并且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甚至会出现无解以及多个内部收益率的现象，而多个内部收益率出现的情况下人们又很难准确的判断出哪一个是真实的内部收益率。陷入“计算复杂程度及解的存在性和唯一性”误区的人们普遍认为外部收益率在计算的过程中所使用的计算方法比较简便，并且还可以避免计算结果出现无解甚至是多解的现象，对外部收益率进行计算所获得解始终是唯一的，因此可以在电力工程项目经济评价中采用外部收益率作为评价指标。然而在对电力工程项目经济的外部投资率进行实际计算的过程中，如果是在电力工程项目多次分期分批等额投资的前提下进行外部收益率的计算，那么计算过程中所涉及到的现金流量就比较简单，但是计算过程中所涉及到的高阶方程同样会使外部收益率出现无解或多解的现象。而如果电力工程项目多次分期分批不等额投资，那么计算过程中涉及到的现金流量就会比较复杂，在高阶方程的影响下同样会使外部收益率并非始终存在唯一解。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在电力工程项目多次分期分批等额投资还是在多次分期分批不等额投资的现象下，通过现金流量对外部收益率进行计算的过程中都涉及到高阶方程，所发生改变的仅仅是现金流量的简单与复杂，整个计算结果依然存在着无解或者是多解的现象。
内部投资和外部投资范文第3篇
关键词 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资本配置；融资约束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434（2013）01-0165-04
一、企业内部资本市场的形成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资本的扩张，规模经济应运而生。在市场机制的影响下企业也形成了内部的集团组织，这种企业集团覆盖大于单个企业但是远不及市场的范畴。Khanna和Palepu（1997）指出，较之于单个企业这种存在规模效应的企业集团将创造更大的价值。
内部资本市场就是源于企业集团之中，一个集团企业是由一批多元化和多部门的各个独立经营单位组成。集团运作以追求最大利益为目的的，因此面对不同的投资机会，集团总部需要对所拥有的资金进行统一配置以求资金效应的最大化。这会引起集团内部的各单个企业为争取总部的资金而展开激烈的争夺，进而形成了类似于外部市场的竞争机制。而这个市场被称之为内部资本市场。集团总部通过内部资本市场对资金融通与资金配置。使得内部市场较之于外部资本市场在解决企业资金融通问题、减轻融资约束问题、资本成本低配置方面更加优化。集团总部可以利用其可避免集团内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更好地监管企业投资方案与企业战略规划。
中国把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看作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当外部资本市场表现得缺乏效率的时候，内部资本市场就会发挥其作用，在资金的筹集能力和资本分配的有效性方面。它的表现对企业集团经济的发展更具有重大意义。由于外部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的长期存在，以及中间人的存在，致使外部资本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效率低下。在这样的大前提下，企业转向集团内部的融资以求弥补外部资本市场的不足，从这个角度来看，内部资本市场在融资问题上是对外部市场起到功能的替代。
二、企业内部资本市场的特点
（一）强化总部监督作用
集团成员资产的所有权属于企业集团总部，因此总部对各个项目的资产拥有监督权，总部集团会付出更大的努力去监督资本的利用进而从中获得最大的收益。如此来看，即使出资者是内部与外部的集合，但内部的监督会更有效和及时，并且内部的监督也会更加严格。内部的监督会产生相应的成本，因此，集团总部需要考虑寻求最优的监督方案；相对于外部市场的投资者而言，其利益的获取水平仅仅与订立的合约相关规定有关。额外的监督不能为其带来收益，所以，监督行为对于内部市场更有执行力和操作动力。另外，集团总部的监督对于部门经理来讲，少了很多的控制权，对于他们的行为也就缺乏了激励。他们的利益会直接受到公司总部投资决定的影响。
（二）降低信息处理成本，提高信息质量
集团总部是资金的最高所有者，对资金使用部门拥有剩余控制权，并对各投资项目有充分的信息来源，因此，集团对于下属的单位企业具有绝对权威，对他们的财务可以直接参与和进入，可随时查阅其账面记录和各种会计信息资料。因而集团内部对于财务甚至下属单位企业的全部信息更透明并且准确。与外部投资相比，集团企业内部可以最少的成本来获取相对更真实更全面的企业信息。
（三）提高企业资产再配置效率
当企业集团拥有多个不同行业的经营单位或者是多个竞争项目的时候。集团内部资源在有效配置方面就表现出其根本优势。总部集团会对一定数量的资源通过内部竞争加以分配，其分配的依据是权衡众多具有竞争性的项目中最为优化的几个项目，将有限的资本分配到最具效率的项目或使用部门，资源利用的最大化，以求企业价值最大化。
一项投资其投资收益率是判断是否进行投资的主要因素，然而在企业集团决定是否投资时还需要从财务的角度衡量该项目于其他项目相比在整体的投资组合中所具备的优势，也就是说要以整体效益为判断标准。相反，外部资本的出资者收益是在合约中规定的，不存在组合的灵活调整性，所以，外部投资者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只能采取减少投资策略以求收益的稳定，这就影响的外部融资的水平。
（四）促进集团内部的产业整合
我国企业内部资本市场的另一方面特点就是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融合。在企业内部市场中企业的决策者可以有效地控制剩余资产的分配，择优选择最能为集团创造价值的优胜项目配置内部资源。目前，我国市场上产业和产品的结构整合一直都是困扰企业的重大问题，为了实现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产业结构的调整，企业的兼并与重组已经证实为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因为内部资本市场完整准确的信息优势，与那些外部资本市场相比集团可以有效利用内部的信息，用较低的信息成本去推动资本市场进行产业、产品结构重整，在集团内剥离那些非优势、非核心的业务，把剩余的资本投入到集团真正的核心优势产业上。
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对融资的影响
广义的融资是指资金在持有者之间流动，以余补缺的一种经济行为，这是资金双向互动的过程包括资金的融入（资金的来源）和融出（资金的运用）。融资约束，就是指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受到了约束，这主要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及人问题，而且资金成本与信贷配给也影响了企业对外的融资水平。
企业集团总部作为内部资本市场资源配置中心，其在收益与成员企业产出关系上是正比例关系，因此，总部集团也希望对成员企业的投资水平越高越好。在内部资本市场，总部集团有着至高无尚的权力和权威，有着更准确的内部信息来进行资源配置机制。集团总部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内部价值信息采取战略及策略上的方案。可以把正的现金流的成员企业的资金转移到存在融资约束的其它成员企业，通过这样内部资源的重新配置来满足其它有较好投资机会的成员企业的融资需求。一般说来当成员企业在融资约束方面表现得越强烈时，集团总部通过内部资本市场采取资金配置可能产生的收益越有可能。
一般项目的净现值为正已具备了财务上的可行性，但对于存在融资约束的企业并非能够由此实现融资。相反，这在存在内部资本市场时融资约束问题将得到缓解。首先，在内部资本市场上，拥有资金使用权和所有权的集团总部在经过信息市场调查后，完全可以实现对融资约束成员企业的资金融资。其次，集团总部可以进行内部稀缺资源的配置与调整。也就是说通过集团总部的调度在内部成员企业存在融资约束的情况下，内部资金充足的成员企业可以与融资约束强的内部成员企业进行融资，整个集团创造价值。因此，对于集团企业，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内部资本市场具有放松融资约束的功能。
四、对内部资本市场的放松融资约束功能的分析
基于上述内容。本文所持的观点是内部资本市场具有放松融资约束的功能，下面进一步分析内部资本市场将如何去放松融资约束。
（一）基本假设
在整个的内部资本市场中，集团总部是最终对资金的调配者与控制者，因此，对集团总部做如下假设：
集团总部没有任何资金但对所有成员存在控制权，这种控制权保证了总部对各子企业资金的调度与配置，并且该控制权同步于总部获取收益的比率。即总部若对子企业存在a的控制权比率，那么总部可获取子企业比率为a的收益，（0
此外，我们还假设集团总部存在完善的监督能力，并可及时、准确的获取各子企业的信息，能做出合理的预测。
（二）放松融资约束效应的具体过程
内部资本市场缓解融资约束的表现主要有：首先，集团企业可以对内部资金进行有效的配置，当内部单个企业在数量固定时，总部通过资本运作一定会筹集到比单个企业单一相加更多的资源；其次，随着集团内部企业数量的增加这种筹资效益会进一步加强，总部会随着加强监督管理，这对缓解融资约束起到很大的作用。总部需要做的是对资源在各子企业间的配置要具有前瞻性与合理性。这不仅需要考虑单个子企业的期望收益还需要结合全体成员企业的期望平均值。
集团总部获取的收益总是与子企业的效益相关，所以总部很在乎每一项资金使用的水平，因此总部将形成很完备的监督体系，及时获取企业的各项信息，渐渐疏离了与外部市场沟通真实信息，致使总部存在了类似于成员企业经理直接和外部市场交易时完全一样的融资约束，所以总部筹集的资本将不会超过成员企业总数（I）个单位的外部资本。
假设集团总部包含两个相互独立的子企业：企业1和企业2，即i=1、2，他集团对成员企业的持股比例为ai，我们假设a1>a2，不管企业2收益是好是坏，企业1为好时的概率总是p，总部给子企业的投资为I。
对于企业1，当未来状态坏时，预期的收益为Q1，总部得到a1Q1，成员企业1得到（1-a1）Q1。当未来状态好时，预期的收益为cQ2，c提高因子（c>1），总部获取a1cQ2，成员企业1得到（1-a1）cQ2。
对于企业2，当未来状态坏时，预期的收益为Q1，总部得到的收益为a2Q1，成员企业得到的收益为（1-a2）Q1。当未来状态好时，预期的收益为cQ2，总部获取a1cQ2，成员企业得到（1-a2）cQ2。
在前面的假设中我们认为总部拥有完备的监督体系，因此在监督两个子企业时，总部可以获知子企业的各种情况。由前文也可知总部下存在两个子企业，所以不管总部如何去筹集最终从外部市场可融资量为2I。当融资量有限是，只有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来充分发挥有限资源的使用效率。当企业1处于好状态，成员企业2处于坏状态，总部将给企业1投资21个单位的资金，而不对成员企业2进行任何投资。因为投资于成员企业1的第二单位资金（I）的边际收益一定大于投资于成员企业2的第一单位资金的边际收益，用公式表示为：
cQ2-cQ1>Q1 （1）
满足上述假设时，集团总部就具备了可以准备优化企业内部资源的能力。又由于总部收益总是与其所有子企业收入相关，因此，在最大化企业集团收益这个过程中，集团总部会采用现金流量最大化的综合投资策略，也就是按照获取子企业的资金链信息来决定集团的资金配置方向。
若不存在内部市场，那么子企业间相互独立对外部融资，每个子企业总是恰好投资1个单位，则两个成员企业的总的期望净收益为M，用公式表示为：
M=2[PcQ2+（1-P）Q1-I] （2）
若存在内部资本市场，总部的控制权将会发挥效应。设总的期望收益为N，当两个子企业状态一好一坏时，则发生概率为2p（1-P）。总部只会将投资全部放在状态好的子企业。则期望收益为2P（1-P）cbQ2a1。当子企业同时处于坏状态时，其概率为（1-P）2，总部对两成员企业各投资1个单位资金，其期望产出为：（1-P）2bQ1a2；当子企业同时处于好状态时，其概率为P2，总部对两个成员企业各投1个单位资金，其期望产出为p2cbQ1a2。
通过上述各种对子企业好坏状态的分析，可推导出总期望收益N为：
N=（1-P）2ba2Q1+2P（1-P）bca1Q2+p2cba2Q2-2I （3）
前文的提到存在影响人员各种激情的努力的稀释因子b，当b1，则：
N=（1-P）2a2Q1+2P（1-P）ca1Q2+p2ba2Q2-2I （4）
细比较4，3式与4，2式。会得出相应结论：第一，在总部高度控制权威下，存在影响人员各种积极性的努力稀释因子b，这会致使在内部资本市场下集团总部的收益反而小于各子企业对外取得的收益；第二，当子企业处于一好一坏状态时，总部仅仅对好状态的企业投资，这将会使在内部资本市场存在下集团总收益大于各子企业对外取得的收益；第三，总部对子企业的控制会对内部资本市场存在情况下的收益有影响。从更有效实现资金配置的角度出发，总部愿意将坏状态子企业的资金取出转而投向状态好的企业。因此，子企业既定时，总部融资量要大于单个子企业融资之和。前文假设有两个子企业，每个子企业融资量为I，那么总部的融资量是xI（x>2）。伴随子企业数量的增加，总部的融资量将会增加，因此在内部资本市场的情况下就缓解了融资约束。
将前文的子企业由两个放大到n，那么总部可从外部市场获取的融资量是nI个单位的资金。在配置这nI个单位的资金时，按照前文总部对资金效应最大化要求看，其会选择不平等的分配策略，即配给其中的m（2m
nI×（1+P）=∑ai[2I×np+n（1-P）] （5）
投资将因为这种重新配置而收敛于最优水平，这就放松了融资约束。
内部投资和外部投资范文第4篇
关键词：高新技术上市公司；投资的非线性特征；PSTR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2. 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10005507
一、引 言
高新技术企业是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主力军，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2009年，全国开展研究与开发（R&D）活动的工业企业36 387个，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量的8. 5%。不仅如此，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速度也进入了空前提高的时代。以高新技术企业较密集的医药、计算机、通信和电子行业为例，截至2012年10月医药制造业增加值累计增长速度为14. 7%，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累计增长速度为11. 3%，均大幅超过行业的平均水平（9. 6%）[1]。
高新技术企业的飞速发展使其成为经济转型时期我国经济的新增长点。
高新技术企业投资的主要特点是高投入、高风险：一方面，大规模的投资需求通常难以依靠内部融资方式来满足；另一方面，高风险性使得高新技术企业投资较易受到外部融资约束的限制。因此，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不但取决于投资机会，而且还受制于企业内部现金流和外部融资状况。那么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是怎样受到以上因素的影响，又具有怎样的特征？这方面研究对制定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以及实现高新技术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通过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研究我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投资与其影响因素的非线性关系，从而揭示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投资的非线性特征。
二、文献综述
对于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投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研发投入方面。顾群等研究发现融资约束显著影响R&D投资效率，企业的融资约束上升会显著提高R&D投资效率[2]。潘立生和任雨纯研究了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效率和投资活动的影响因素，发现影响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投资规模的主要因素是融资约束、内部现金流量和投资机会，并且由于受到融资约束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投资不足[3]。王晨和王新红发现我国高科技企业的盈利能力与其研发投入呈正相关关系，说明高新技术企业盈利能力能够促进研发投入[4]。虽然研究和开发活动是高新技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并非唯一决定因素。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从新产品新技术的产业化及生产经营中获利。因此，与新产品新技术市场化相关联的一系列投资活动均决定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本文的研究重点是与高新技术企业生产经营相关的总体投资及其影响因素。
根据企业投资的研究文献，一般认为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主要因素是投资机会和企业财务状况（企业外部融资与内部融资状况）。首先，在有效市场假说成立的情况下，市场中不存在资本配给，即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与资本成本相等，此时企业投资决策只取决于投资机会[5]。当且仅当投资的收益率大于资本成本（净现值大于零）时，企业才会做出投资决策。其次，当信息不对称时，外部资金无法准确衡量企业资本成本从而要求较高的风险溢价，此时企业面临资本配给。因此，当市场非有效时，能否取得外部融资也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Lang等发现以财务杠杆表示的外部融资约束显著影响企业投资决策；对于低托宾Q的企业，其投资机会与财务杠杆呈负相关关系，较高的财务杠杆将减少企业投资机会[6]。赵山和黄运成通过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上市公司未来增长机会与企业财务杠杆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高成长的上市公司倾向于使用较少的负债（低的杠杆），低成长的上市公司倾向于使用较多的负债[7]。最后，当企业面临较强的信息不对称而受到融资约束时，外部融资成本将显著高于内部融资成本，企业将不得不利用内源融资进行投资。Fazzari等根据是否发放股利将样本公司分成融资约束组和非融资约束组，发现融资约束样本组现金流对投资的影响更大，因此可以认为当企业面临较强的融资约束时，企业内部融资状况将显著影响企业投资行为[8]。此后的多篇文献运用不同方法证实了以现金流表示的内部融资对投资的影响[9]-[11]。连玉君和程建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有效控制了托宾Q的衡量偏误，发现企业现金流显著影响投资支出[12]。
对企业投资及其影响因素的线性模型研究，通常以一定的外生变量为标准对样本分组，以验证不同样本组间的差异[13-14]。这种线性研究方法假设外生变量足够刻画样本间的异质性，并且组内样本具有同质性。Hsiao和Tahmiscioglu运用混合固定—随机系数模型验证了1971—1991年美国561家企业的面板数据，证明仅通过外生变量对样本分组难以捕捉到无法观测的组内异质性[15]。Hansen提出了非动态面板门限模型（Panel Threshold Regression，PTR），运用PTR模型对1973—1987年美国565家公司按照长期负债与资产比率（财务杠杆）进行内生性分组，发现财务杠杆最高的样本组现金流对投资回归系数最小，这意味着获得的外源融资越充分，投资对内源融资的依赖越小[16]。Gonzlez等对PTR模型进行了扩展，提出了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anel Smooth Transition Regression，PSTR），此模型有利于回归系数在样本组间平滑转换[17]。Gonzlez等应用PSTR模型检验了与Hansen相同的样本，发现杠杆率对投资的影响只发生在成长性不佳或不被市场认可的公司，而高成长公司现金流对投资的影响要小于低成长公司。国内文献主要将PSTR模型应用于高新技术产业规模与技术创新[18]、FDI与进出口贸易[19]、财务信息[20]等领域，而对于企业投资非线性性质的考察并不多见。本文主要通过PSTR模型，检验我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投资的非线性特征。
三、研究方法
面板平滑转换（PSTR）模型是在1999年Hansen提出的面板门限（PTR）模型的基础之上，由Gonzlez等扩展而成的。与PTR模型相比，PSTR模型能够更加有效地刻画面板数据的截面异质性。
（一）面板平滑转换（PSTR）模型
（二）面板平滑转换（PSTR）模型的检验和系数估计
四、实证检验
（一）样本及变量定义
本文数据取自CSMAR数据库，样本区间为2004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样本为年度数据。本文选择高新技术公司较为集中的电子、医药生物制品和信息技术行业，且仅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样本筛选原则为：（1）剔除样本区间内被ST或PT的公司。（2）为避免缺失数据过多，剔除2007年以后上市的公司。（3）剔除投资率大于99%或小于1%的样本，以避免离群值的影响[27]。
（二）实证检验结果
通过表3可以看到，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内部投资机会、债务负担和内部现金流与投资呈现非线性关系，这种非线性关系显著受到外部投资机会、盈利能力以及企业规模的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五、 结 论
本文以高新技术企业较集中的电子、医药生物制品、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为代表，
运用面板平滑转换（PSTR）模型，考察了高新技术上市公司投资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的非线性关系。结果显示：（1）内部投资机会方面：在转换变量分别为外部投资机会、盈利能力以及企业规模的三个模型中，内部投资机会均显著非线性影响投资。在高新技术上市公司外部投资机会和盈利能力普遍较低的情况下，增加内部投资机会有助于提高企业投资水平[29]。此外，存在高新技术企业的合理规模区间，在此区间内，内部投资机会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投资。（2）外部融资方面：仅在转换变量为盈利能力时，运用杠杆率衡量的外部融资对投资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影响。对于我国目前普遍盈利能力较低的高新技术上市公司来说，只有提高企业经营业绩，才能增加企业外部融资机会，从而促进企业投资。（3）内源融资方面：企业内部现金流对投资的非线性影响，体现在以外部投资机会和盈利能力为转换变量的两组模型中。我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普遍呈现负的投资现金流敏感，说明这类上市公司具有极高成长的机会，但内部资金水平较低，通常面临较高的融资约束。
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具有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提高高新技术企业盈利能力，确定合理的企业发展规模，以及改善企业融资环境均有利于促进高新技术企业投资[30]。当然，本文的重点集中在对投资规模方面的研究，后续研究可以扩展到高新技术企业投资效率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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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投资和外部投资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上市公司投资绩效；内部控制审计；相关性；文献综述
本文的研究旨在为内部控制审计对企业投资行为上的信息不对称的制约及改善机制得出理论证据，力求能够在信息披露机制与企业投资行为上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1.国外研究成果
Myers（1984）研究表明，当上市公司和外部投资者在公司管理能力、财务状况、发展前景和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信息不对称的时候，公司的投资项目融资将外部投资者高估或低估，从而导致投资过度或投资额度不足，企业面临的信息不符合是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因素。
Verrecchia（2001）研究表明会计信息是一种有效的制度来安排减少信息的不对称，可靠的会计信息将会减少企业与债权人之间的信息不符合，解决投资不足，从而提高投资效率。
Bushman和Smith（2001）初步构建了会计信息质量治理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理论框架，他们研究指出会计信息的使用在三个方面会影响企业投资效率和经济性能：首先，会计信息可以帮助决策者识别投资机会是好是坏，第二，会计信息披露的形成，有助于抑制管理者不道德的行为；第三，在资本市场会计信息的有效披露可以减少逆向选择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减轻企业的融资约束。
Biddle和Hilary（2006）指出，经理和外部资本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市场摩擦的存在，但是如果有完美的高标准的会计监督体系的话，那么问题将会得到解决，然后保证企业的投资效率。
Hart和Moore（1995）认为经理有建造“企业帝国”的强烈动机。Stein（2003）认为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企业的资本投资决策。Malmendier和Tate（2005）认为管理者过度自信会导致公司投资决策更加激进。Dow等人（2005）认为管理者存在过度投资的倾向，只要有多余的现金流，企业就会倾向于投资更多的项目。
2.国内研究现状
张川、沈洪波、高新梓（2009）以房地产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审计师对内部控制的评价相比企业对内部控制的自评，不仅具有替代作用，也有互补作用，即审计师的内控评价不仅包含了企业自身的内控自评，还包含有其他的信息；同时还发现，审计师还能够准确的识别企业内控的执行和实施程度。
孙继勋、周冉和孙鹏（2011）的研究指出，当投资者面对来自于上市公司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和注册会计师的内部控制审计意见时，投资者会更信任注册会计师独立的审计意见。其实验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内部控制审计意见类型传递了不同的重大错报风险的信号，并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吴益兵（2010）认为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情况没有单独的审计，企业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成本低，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内部控制报告充满了虚假信息。投资者很难区分不同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真假，有效的企业内部控制信息很难确定，因此容易导致逆向选择现象的发生
蒋瑜峰（2010）认为会计信息通过资本市场的有效性来缓解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准确性可靠的会计信息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在企业董事会、工人监督和激励，引导方作出正确的投资行为，防止企业投资的使用效率行为损坏主体的利益。
张纯、吕伟（2009）在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前提下，信息披露、信息的环境和过度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信息披露的参与和分析师将能够减少企业的信息不对称，提高外部企业投资者投资行为的监督，从而解决企业的过度投资。
3.国内外文献述评
研究成果的回顾首先是对于企业投资行为的研究，集中于从信息不对称角度的探讨。其次是对于内部控制与内部控制审计的相关研究，国外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多表现为2004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出台后对于企业影响的研究，我国学者在前几年内部控制信息自愿披露的背景下，对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动机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也有部分学者对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最后，对信息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进行了文献回顾，由于审计作为外部的独立监督者，可以起到信息传递并改善信息不对称现象的作用，因而对此部分内容进行回顾是十分必要的。
综上所述，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委托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也有很多学者对会计信息质量以及审计质量在改善信息不对称上的作用进行了研究，但对于内部控制审计是否能够起到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的作用，理论界并未获得相关的证据，因而，以首次参与到强制性披露内部控制审计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样本企业的投资绩效，将为企业投资行为以及会计信息质量方面的研究提供进一步的经验证据。（作者单位：江苏长顺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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