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资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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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资的特征范文第1篇
一、GE中国的发展历程
GE公司的对华投资始于1910年的电厂投资。1925年，GE公司买下丹麦人于19世纪初在中国创办的慎昌洋行，创办了中国电气工业的第一家制造厂。1929年，GE公司投资创办了上海电力公司，该公司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外资企业。1979年，GE公司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从此大规模进军中国市场。后来又在上海和广州设立办事处，逐步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经营网络。
迄今为止，GE的所有工业产品集团均已在中国开展业务，总投资超过15亿美元。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后各要素市场的逐步开放，GE的金融业务也正积极寻求在中国发展的机会。
截至2008年底，GE公司在华销售额为46.4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了近80％。尽管受金融危机冲击而业绩下滑，GE公司并没有放慢在华投资的步伐。2008年，GE旗下的通用汽车(GM)在前三季度亏损数百亿美元的状况下，仍坚持每年在华投入10亿美元不变，于当年年底在上海投资2.5亿美元建立中国园区，用作亚太中国总部，并设立通用汽车前瞻性科研中心。GE公司全球副总裁兼亚太区总裁罗瑞立于2009年年初表示，在GE的亚太区几个市场中，韩国和泰国市场状况都比较弱，而印度的发展也在减缓，GE在一些地区的发展确会暂缓，但绝不是在中国。
GE中国的产品和服务涵盖家电、航空、消费类电子产品、配电产品、能源、金融、医疗、照明、媒体与娱乐、油气、轨道交通、安防、水处理等诸多领域，是跨国投资中多元化经营屈指可数的成功案例。GE对华直接投资的成功，是对一系列跨国投资理论的极好的诠释。
(一)GE公司具有特定的垄断优势
垄断优势理论也称为特定优势论，是美国经济学家海默(S，HHymer)于1960年在其博士论文《一国企业的国际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研究》中首次提出的。海默认为，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是跨国公司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而跨国公司持有的垄断或寡占优势是其实现对外直接投资利益的条件。GE在中国提供的产品基本上都是高科技产品，所提供的服务中，对商业和消费者的金融服务占有极大的比例，这充分体现了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
GE进入中国存在以下两个要素：一是GE公司具有企业特定优势，即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垄断优势，主要体现在其技术优势、先进的管理经验、雄厚的资金实力、规模经济优势和完备的信息销售网络上。二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个不完全的国内市场。在中国的要素市场中，由于技术和知识市场的不完全性，GE公司面临着知识外溢的损失，而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以及对相关产业高关税的设置，也成为GE选择在华直接投资的重要动因。
此外，根据凯夫斯(R，E，Caves)1971年对垄断优势的发展，产品的差异能力是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优势。GE公司在中国注重本土化策略，充分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对原有产品或服务进行革新改造，使其与中国当地其他生产者的产品或者服务有所差异，与在美国的GM产品相比也更加中低端化，以此来适应不同层次和不同地区消费者的偏好，吸引更多的消费群体，从而扩大产品的销量，为其带来优势的维护和强化。此外，通用独特的商标品牌也是一种无形资产，能够吸引国内的消费者，有助于其业绩的增加。
根据美国学者尼克博克(F，T，Knickerbocker)1973年对垄断优势理论的发展，GE公司对华直接投资是一种防御性的投资，是由寡占反应引起的。以GM的对华投资为例，全球汽车行业是由几家大公司占统治地位的行业，每一家大公司对其他大公司的行动都十分敏感，紧盯竞争对手，一旦其采取对外直接投资，就紧随其后实行跟进战略，以维护自己的相对市场份额。GM资本进入中国，就是对德国大众的一种跟进，其目的在于抵消对方率先行动所带来的好处，避免给自己带来风险。
(二)GE公司的产品生命周期进入直接投资阶段
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弗农(R，Vernon)认为，在开发新产品和技术的优势当中，主动的直接投资的出现将是不可避免的阶段，因为厂商为国外提供最好的服务要比谋求利润的最大化更重要。因此，当厂商出口产品在东道国市场达到一定份额水平时，对东道国直接投资就是必然的结果。这一阶段的投资在弗农看来是一种被动的市场竞争方式。当GE公司的产品对中国的出口面l临威胁时，GE就立即做出强烈的反映而直接在华设厂生产，这是对预期利润的考虑，不仅仅是传统的销售收益与总成本之差，还包括因市场份额下降所导致的收入减少部分。
(三)GE公司对华投资是一种边际产业的扩张
比较优势投资论，也被称为边际产业扩张论或边际比较优势论，是由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小岛清(K，Kojima)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根据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成本理论提出的，其主要核心就是，“一国应该从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并依此进行”。GE公司在中国投资的很多领域如家电、消费类电子产品、配电产品等都是其国内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符合小岛清理论的核心内容。这种直接投资实现了双方贸易的互补和扩大，是一种顺贸易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
(四)GE公司对华投资寻求内部市场 根据拉格曼(A，Rugman)的内部化理论认为，由于国际市场的不完全性，以及某些产品(如知识产品)的特殊性质或垄断优势的存在，导致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的交易成本的增加，而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将外部市场内部化，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
一方面，由于中国要素市场的不完全性，GE公司中间产品的进入面临着一系列的壁垒；另一方面，由于GE投资中国的相当多的一部分领域都是中国技术比较落后的领域，为避免其核心技术在外部市场上转让可能发生的产品外溢，GE选择在华直接投资设厂。GE将中间产品(主要是核心技术)在其相关行业的企
业内部转让，以内部市场来代替外部市场，以避免外部市场不完全造成的损失，谋求企业整体利润的最大化。
(五)GE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看重区位优势
邓宁(J，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由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三个核心理论组成的。GE选择中国进行直接投资，就是综合考虑了中国经济增长迅速，国内市场广阔，外资政策优惠等区位优势而最终做出的选择。在GE中国的多领域经营中，对华直接投资的选址仍然集中在上海、北京、广州三个城市，体现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区位选择。三个地区繁荣的经济水平，发达的金融市场，较高的消费者购买力，广阔的市场容量，沪宁杭、京津唐、珠江三角洲发达的工业基地体系，都成为GE投资的重要动因。
通用汽车(GM)在华设立的七家合资企业和两家独资子公司都位于上海，是源于上海固有的、不可移动的要素禀赋优势。上海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的中心位置，交通便利、基础设施齐全、金融发达、开放程度极高，沪宁杭的重工业基地也为汽车制造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资源，上海发达的经济和高消费水平、长江流域的广阔腹地也为通用汽车的销售提供了潜在的市场容量。此外，还有中国低价格的劳动力，中国政府对幼稚产业的优惠和扶持，都成就了GM对华投资的重要战略选择。
(六)GE中国实行多元化经营
GE公司近百年来在华进行直接投资，而且经营领域涉及金融、工业、医疗、基础设施等较多方面，这样有利于降低对外直接投资的经营风险。我们可以看到，GE中国的很多业务领域都是有相关性的，或者存在着上下游产业链的关系，这样有利于公司低成本高效率的运作和规模效益的实现，为其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其全球业务的夸张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三、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启示
(一)注重垄断优势的培养
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是其对外投资获利的根本条件，也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必须注重核心技术研发，采用与国际接轨的先进的管理经验，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实现规模经济优势，并加强完善的信息销售网络的建设，建立有效的营销渠道。此外，中国企业也应当在国际经营中注重本土化战略，使产品或者服务贴近东道国消费者的需求，并尽可能的与当地品牌形成差异化，实现企业特定优势。
(二)实现边际产业的转移
纺织、轻工、家电一直是我国的支柱产业。这类产业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企业不断壮大，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也不断增强，但是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利润增长率也呈现下降的趋势。为延长其生命力，将其有选择地转移到该产业成本相对较低、正处于成长中的地区，不仅可以为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条件，而且可以充分利用东道国的比较优势，重新发挥对国内经济的积极作用。因此，我国的边际产业可以到亚非拉国家和地区进行直接投资，得到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三)建立国际化内部市场
当今的国际市场是不完全的，存在着市场交易费用，而我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又过多地采用绿地投资的新建方式，与内部化方式相比有明显的局限性，也存在着更大的风险。因此，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应该更多地采用并购的方式，建立国际化的内部市场，实现跨国流动要素在企业内部的转移，来防止技术知识外溢，降低交易成本，并最终提高国际竞争力。
(四)注重区位选择
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瞄准发达国家市场的同时，也应该积极进军发展中国家和一些不发达国家。区位的选择与产业的选择是相互关联的，我国的产业对一些国家的地区具有潜在的优势，而这些国家和地区就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潜在市场。因此，东盟国家和其他周边国家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首选，其次独联体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非洲和拉美发展中国家也是我们对外投资的重要市场。在一国国内投资地点的选择上，对外投资的中国企业应该选址在经济繁荣、市场广阔、交通便利、政策优惠的大中城市，以尽可能控制成本、降低风险，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
(五)实行多元化经营
跨国企业实现多元化经营可以有效地降低风险，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同样可以选择相关性强的产业链进行联合投资，从持续经营的战略角度来构思业务组合，强化资源的关联管理，并不断进行优化。同时，在跨国多元化经营的过程中，中国企业也应当考虑到因为跨国管理而带来的组织和管理成本，并尽可能减少资源配置的低效化和浪费。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张纪康：《跨国公司与直接投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王海平：OLI范式与跨国并购之动因，《国际经济合作》，2002年第5期，
彭秀文：从战略角度分析造成通用汽车公司现状的原因，《改革与开放》，2009年第5期。
直接投资的特征范文第2篇
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理论
冼国明与杨锐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分为两类：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即学习型投资，和发展中国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即竞争策略型投资。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逆向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某种先进技术或管理技能以加速技术积累的速度。从短期看这种投资有可能亏损，但从长期看这种学习型投资加快了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积累过程，当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技术与同期发达国家所拥有的技术之间的差距小于某个特定值时，学习型投资才能向竞争策略型投资转换。杨青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探讨了FDI理论，可以看作是对邓宁的国际直接投资阶段论的补充和发展。邓宁曾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将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与对外直接投资联系起来考察。但实际上对外直接投资往往与一国经济发展的联系更为密切。一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很高，但对外投资却并不多，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对外大量投资。因此要研究一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重要的是研究经济发展。具体说要研究国家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市场结构以及一系列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与直接投资的关系。这一研究视角对处于改革开放和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尤为重要。
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国综合优势理论
欧阳蛲提出了大国综合优势理论，认为中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这是大国的基本特征；发展不平衡，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征。两个方面的结合，构成了发展中大国的基本特征。中国是一个大国，资源分布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在某些方面具有发达国家的优势，在有些方面又具有发展中国家的优势，概括起来叫“大国综合优势”。基于“大国综合优势”的对外直接投资必然会形成优势多元化、动机多元化、主体多元化、产业多元化和区域多元化的特征。整合这种多元化的资源，就会获得对外直接投资的更大利益。
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理论
程惠芳提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理论，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是指一国投资者在跨国投资活动中，在生产要素配置能力、产品生产与销售的效率与效益、投资产业和区位选择、国际市场进入与退出能力，以及从本国政府及宏观经济环境中所能获得支持等方面与国内外其他投资者进行综合比较所反映出来的相对优势。比较优势只有在竞争过程中转化为国际竞争力或竞争优势才能有效实现比较利益。聂名华指出必须把比较优势理论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应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同时必须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人力资本投入和技术投入，使其由简单劳动密集型转化为智力劳动密集型。对外直接投资与宏观经济的内外均衡理论
程惠芳把对外直接投资纳入宏观经济的内外均衡分析，认为国内外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大多侧重微观分析，由于缺乏与宏观经济运行的联系，无法了解一国宏观经济均衡发展对海外直接投资比较优势的影响，也不能揭示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对宏观经济均衡的影响和作用。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趋增强。
毛中根、段军山基于外汇储备的角度探讨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收支的关系，认为一国国际收支发展到成熟阶段，应该以经常项目顺差而不是以资本项目顺差为主，而且资本项目应更多地表现为资本输出。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国际收支有积极的调节作用，其中对本国经常项目的积极作用表现在：对外直接投资选择的产业如果是贸易互补型的，那么投资会促进本国商品的出口，这对贸易收支平衡产生了正面影响；如果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正确，产生了较高的收益率，这对经常项目的平衡也是有利的；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子公司支付母公司的专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等增加了本国的收入，对经常项目产生了积极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对资本项目的积极作用表现在：如果海外投资企业是在东道国或国际金融市场上贷款筹资进行直接投资的，那么这些贷款就属于本国的长期资本输入，对国际收支平衡有利；直接投资的增加也有利于改善国际资本结构，从而保证资本项目收支相对稳定性。对于中国由于外贸顺差和外资大量进入而带来的外汇储备增加所导致的本币升值压力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发展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积极主动地“走出去”，通过大力推进对外直接投资实现中国经济的外部平衡。
跨国直接投资门槛论
楚建波、胡罡提出了一个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即跨国投资门槛论。该理论认为，垄断优势并非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和决定因素，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是由企业的投资能力和对外投资“门槛”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企业在母国积累起来的资金、技术、人才和国际经验，是决定这些企业是否能够跨越对外直接投资“门槛”的内在条件。当扩张的需要使企业产生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冲动，而且其投资能力又能够跨越对外直接投资“门槛”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就可能发生。该理论进一步指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跨越的门槛高度与投资动机有关。
对外直接投资的综合理论
近年来，不少中国学者基于现有FDI理论的缺陷和中国的现实，在对FDI理论进行综合的方面做了大胆的尝试，取得了一些成果。毛蕴诗提出了FDI四维分析模型，并尝试运用此模型对海外直接投资行为进行解释。他把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基本内容分为产业选择、技术选择、区位选择、时机选择和方式选择五个要素。该项决策受到来自左右上下四个方向的力量作用，即模型中的四维，而每个方向又包含了多种因素。模型中的四维分别是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目标、投资主体内部要素与能力、投资目标国环境因素、投资流出国环境因素。作者将对外投资行为分为主动型、诱发型和迫动型三种，在此划分的基础上，可采用矩阵方式对不同类型的对外投资行为进行组合(作者组合出51种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以解释更为复杂的投资行为。
邢建国在对马克思FDI理论范式和西方FDI理论范式进行综合的基础上提出了有效资本型FDI理论模型。以马克思范式来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会得出“乐观”的判断，而以OIL范式对中国进行分析又会得出“悲观”的判断。邢建国认为，以过剩资本和垄断优势资本为核心的理论范式对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缺乏全面的解释力，通过对两大FDI理论范式的综合提出了“有效资本”概念。要素的整合能力、跨国性产业增殖链的进入能力以及灵活的适应能力，是有效资本的核心能力或竞争优势。有效资本注重的不是资本的数量规模和垄断性优势的大小，而是资本的特定功能。有效资本型FDI理念反映了当代国际经济合作的基本特征，是发展中国家后起跨国公司扩张的重要途径。增强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要素跨国整合能力，以产业增殖链为纽带，充分利用东道国资源优势，是我国企业开展跨国直接投资的有效战略选择。
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整体评价
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主流FDI理论是把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其特定研究对象的，但随着后起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崛起，西方学者已意识到FDI主流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扩张缺乏“普适性”，因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发展中国家FDI理论研究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主要有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坎特威尔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直接投资的特征范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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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勤跃.金砖四国：经济转型与持续增长.经济学动态，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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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资的特征范文第4篇
传统的理论认为只有拥有巨额的资本和高科技才能在海外进行投资，而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却提出具有本国特色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比较优势，该理论认为日本应该把失去成本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具有比较优势的同类产业的东道国。但要记住三点原则：（1）根据投资国的具体情况进行对外投资政策的制定。（2）在遵守比较优势的原则上，要维护国际贸易分工。（3）提出贸易创造发展理论。这个理论有他独到之处，无疑是对传统理论的冲击，日本正是基于这个理论为指导，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对我国的启示
1.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特征
随着日本不同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不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也在发生变化，但从总体来看，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到现在，主要投资区域在北美、欧洲、亚洲。战后初步阶段，由于日美的特殊关系，加之美国有日本所需要的广阔的市场和先进的技术，因此日本商业和服务业投资主要集中于美国，当然也有部分自然资源的投资在中东地区和非洲地区。进入到70年代以后，为了获取大量劳动力资源，日本把投资目光对准了亚洲地区，向这些亚洲地区输出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到80年代以后，为了缓解贸易摩擦，日本放缓了对亚洲的投资，改向对欧洲、北美、大洋洲等发达国家的投资。后来，进入90年代以后虽然投资重点仍在北美，但由于欧洲统一市场，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日本在西方的投资收益出现亏损，不得不把目光再次投向亚洲区域，尤其是加大了对东亚的投资力度，此时也加强了对拉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进入21世纪以来，为了在亚洲寻求区域联盟，增强对亚洲的投资，尤其是2005年以后，日本对亚洲的投资规模超过北美。
2.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特征
1951年-2006年度，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9610亿美元，其中制造业占比35.3%，非制造业占比64.7%，后者占比接近前者的二倍，可见战后，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集中于非制造业。从产业内部来看，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从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方向转变为资本密集型、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得产业转变。
3.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根据日本贸易机构统计，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从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急剧上升，成为举足轻重的世界贸易大国，1990年日本首次成为世界第一对外投资大国，投资累积额仅次于美国和英国。但随着九十年代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几经浮沉，同时也由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显得日本对外投资水平有所下降。但是2005年以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额大幅度上升，2012年达到3万亿美元的海外资产，日本仍然是当今世界位居前列的少数对外直接投资大国，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同时，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大规模对外投资中，相当部分是投资在了海外不动产领域。这是由于广场协议后，日元股价、地价暴涨形成泡沫经济，与之相比，海外地产相对便宜，于是海外不动产投资盛行。这个典型个案就是上世纪80年代日本三菱地产用13.7亿美元收购洛克菲勒中心，但是非常不幸，洛克菲勒中心不仅曾经为两家房地产公司出面担保融资13亿美元成为三菱地产一个沉重负担，并且低迷的美国经济让曼哈顿的房租水平一直在低位徘徊，实际租金水平只有三菱地产原先预计的一半。五年后洛克菲勒中心将出现3.62亿美元亏损。
4.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启示
如今，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进一步加大，我国企业正在加快海外扩张的步伐。但是我国的直接对外投资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例如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不合理、政府在政策方面对对外直接投资没有倾斜、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以国企央企等大企业为主，小微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却没有这样的机会。结合自身问题与日本发展多年的对外直接投资经验来看我国应关注获取资源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力发展跨国公司、大力培育企业的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明确全球产业链的价值方向、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政府完善对外投资的服务体系、以大企业为中心，发展群体力量等。
直接投资的特征范文第5篇
一、美国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总量特征分析
本文以美国1976—2010年的数据作为样本区间,以美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美国拥有所有权的国际直接投资衡量其对外直接投资,以美国人口普查局(U.S.CensusBureau)统计的美国货物进口额和出口额来衡量其对外贸易(如无特别说明下文提及进出口贸易均指货物贸易不含服务贸易)。为了消除非平稳时间序列的异方差性,在开始分析前,对上述数据均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因此在文中用Ln(FDI)、Ln(EXG)、Ln(IMG)分别表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出口额、进口额的对数。以下对美国1976—2010年的出口额、进口额和对外直接投资额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经济计量分析,以此检验美国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
(一)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在对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前,首先要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别序列的平稳性,避免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经常发生的伪回归现象。只有通过了平稳性检验的时间序列数据,才能进行回归分析。在此对序列平稳性采用ADF检验,根据检验结果,Ln(FDI)、Ln(EXG)、Ln(IMG)3个变量原序列的ADF检验值都大于1%的显着性水平下对应的临界值,而且概率p值也较大,因此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说明在1%的显着性水平下各变量对数都没有通过平稳性检验,即它们都是非平稳序列;而这些对数变量的一阶差分(分别用dLn(FDI)、dLn(EXG)、dLn(IMG)表示)在1%的显着水平下都通过了平稳性检验,说明这些变量具有一阶单整性。协整理论指出:如果变量都是单整变量而且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那么这几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表明这几个变量的某种线性组合可能是平稳的。因此,可以进一步对上述变量进行协整检验。
(二)协整性检验
协整检验的意义在于揭示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有些时间序列,虽然它们自身非平稳,但其某种线性组合却平稳,这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称为协整关系。对于经过平稳性检验后为非平稳的序列来说,需要进行协整检验以分析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本文采用乔纳森于1995年提出的基于VAR模型的协整检验方法。VAR模型通常用于相关时间序列系统变量相互关系的分析和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影响。鉴于文中重点研究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额之间的关系,不考虑其他因素,将一般的VAR模型的数学形式简化为仅含有以Ln(FDI)和Ln(EXG)、Ln(FDI)和Ln(IMG)为内生变量且不含外生变量的模型形式。为了确定上述模型的合适滞后长度p,在Eviews6.0计量软件中选择尽可能大的滞后阶数8进行滞后长度检验,并根据实际研究中比较常用的AIC和SC信息准则,可以确定模型合适的滞后期为1。当模型滞后阶数为1时,VAR模型中2/3以上的参数显着性通过了检验。模型中各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分别达到0.983516、0.816980、0.986733、0.820384,很高的拟合优度表明各个方程能够较好地描述相关经济现象。进一步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采用乔纳森协整检验法检验Ln(FDI)和Ln(EXG)、Ln(FDI)和Ln(IMG)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协整检验结果如表1、表2。从上述检验结果可以得出,在5%显着性水平下,美国进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迹统计量拒绝了不存在协整关系的虚拟假设,说明美国进出口与对外直接具有协整关系,标准化的协整关系式为:Ln(EXG)=-0.56Ln(FDI),Ln(IMG)=0.08Ln(FDI)。因此,美国进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存在负相关关系,与进口存在正相关关系。
(三)Granger因果检验
即使一些经济变量显着相关,它们的相关关系未必是有意义的。如何分析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如何判断一个变量的变化是否是另一个变量变化的原因,是计量经济学中的常见问题。Granger(1969)提出一个判断因果关系的检验,这就是Granger因果检验。本文利用此方法检验美国进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因果关系,滞后期仍选择1,经计量软件运行后的结果如表3、表4。从表3、表4的结果可以看出:在5%的显着性水平下,检验拒绝Ln(FDI)不是Ln(EXG)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拒绝Ln(EXG)不是Ln(FDI)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在5%的显着性水平下,检验不能拒绝Ln(FDI)不是Ln(IMG)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拒绝Ln(IMG)不是Ln(FDI)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具有如下的因果关系:①美国FDI变动是影响出口变动的原因;②出口变动是影响美国FDI变动的原因;③进口变动是影响美国FDI变动的原因。
(四)计量分析中反映的总量特征及原因分析
1、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抑制美国出口贸易。从协整检验的结果可知,美国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反而引起出口贸易的减少。众所周知,跨国公司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之下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目前全球90%的跨国公司集中在发达国家,而美国更是拥有了具有突出竞争优势跨国公司的大多数,美国是资本输出的主要国家,美国的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利用他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并整合为自己的竞争优势。这些跨国公司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获取全球利润最大化,在产品增值链条中将制造业环节转移到发展中经济体,首先转移的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加工环节、工序或零部件,随后向高端加工延伸。转移的制造产品大多原地销售或出口到其他国家,还有部分返销回美国,这就导致原本由美国出口的部分产品不再经由美国出口,美国出口贸易额相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反而下降了。
2、美国出口贸易的增减会引起对外直接投资的反向变动。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主要发达国家之一,其国内的资源、土地、劳动力、环境等成本处于较高水平,在生产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一些本土产品的价格往往高于世界市场的平均价格,因此美国出口贸易减少,其跨国公司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在其他国家寻求最佳资源配置从而获得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这就表现出出口贸易减少而对外直接投资增加的现象。美国常年面临巨额贸易赤字,面对金融危机等恶劣经济环境时,政府和公众往往期望跨国企业抽回海外投资,增加本国工作岗位,缓解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压力,同时有利于增加出口减少贸易赤字,这就会表现出出口贸易增加而对外直接投资减少的现象,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此消彼长的关系。
3、美国进口贸易引起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同向变动。从协整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美国进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有着很强的促进作用,美国作为资本充裕技术领先的发达国家,其进口产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重要能源和资源占较大比重。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跨国公司通过生产环节全球布置的方式实现国外生产返销本土的生产贸易模式,在广大发展中经济体常见的加工贸易就是这种模式的产物,而这种贸易模式的规模经济效应十分显着,因此对美国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对于资源密集型产品,美国跨国公司为了抢占全球战略资源,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控制重要资源的开发经营权,此类产品进口需求的增加势必增加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
二、结论及建议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稳定的负相关关系,进口贸易引起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同向变动。总的来说,美国贸易投资一体化处于相关性强、相互作用大、不同区域或行业特征差异明显的高级阶段。结合美国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特征,我国在贸易投资一体化实践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自主创新,努力推动科技进步。科学技术水平是决定贸易投资一体化水平的重要因素,科技越发达对外投资与贸易一体化的水平越高,美国高水平的贸易投资一体化与其在科技领域的领先优势分不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