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理论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理论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理论范文第1篇

    国外投资经营是当今高度社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经营的必然趋势,是国际产业分工与合作、国际技术与资本流动的需要,它代表着现代企业的发展方向。我国入世以后,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同时也面临着许多问题,如国内市场遭遇抢滩,“走出去”的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等等。面对这样的现实,我国企业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国际定位,只有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制定新的国际战略,并有效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迅速提升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才能走得更快更稳。本文以国外直接投资理论为指导,对我国外向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实基础与可行性进行了详细地阐述,在对我国外向型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具体提出了我国外向型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地区战略选择、行业战略选择、资金筹措与运用及风险控制等战略。本文的实践意义在于,为我国外向型企业如何运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特别是在境外投资战略方面提出了参考性意见。

    【关键词】:外向型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投资战略

    【正文】:

    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国际分工日益深化。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任何一个国家的生产活动与资本运动都在依靠本国资源、资金、技术、人才、信息和市场的基础上,跨越了国域疆界,实现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随着世界经济国际化的不断深入,国际直接投资发展迅速,并成为世界经济生活和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作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和主要承担者,它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全球性经营战略对世界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我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相比较来说,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和更具有代表性的实践经验。因此,本人认为,在具体分析我国企业境外投资战略之前,有必要深入分析国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过程,并对各种国外直接投资理论和方法进行比较和分析。只有在了解和掌握了国外直接投资的一般规律和国际投资惯例的基础上,再结合我国的实际和企业的特点,才能探索出具有我国特点的外向型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和方法,并制定出有利于我国外向型企业发展的境外直接投资经营发展战略。

    一、关于国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理论

    国外直接投资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又称国际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或对外直接投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国外直接投资的定义是:“在投资者以外的国家(经济)所经营的企业中拥有持续利益的一种投资,其目的在于对该企业的经营管理具有有效的发言权。”①《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国外直接投资的解释是:“涉及到工厂和土地等生产资料所有权”或“股票所有权使股东控制了厂商的经营活动的投资。”②简言之,国外直接投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投资者将资财用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生产或经营,并掌握一定经营控制权的投资行为。它包括在东道国设厂创立新企业和收购东道国已经存在的企业两种基本形式。根据投资者对外投资的参与方式不同,国外直接投资又可以分为独资经营、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和BOT(英文Build Operate Transfer的字头缩写,中文意思为“建设—经营—移交”)投资方式,我们通常把前三者统称为“三资企业”。

    国外直接投资融人、财、物、技术、信息等因素为一体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因此,具有多方面的国际开发能力。不仅能拓宽国际劳动力市场,开发新的就业途径,而且能够培养一大批从事国际合作的高级人才;不仅能够充分利用国际资源,而且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市场。③

    (一)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弗农于1966年提出的,他主要从产品和技术垄断的角度分析了产生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认为产品生命周期的发展规律决定了企业必须为占领国外市场而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产品生命周期可分为三个阶段:创新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在产品创新阶段,国外直接投资应首先在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进行,因为这些国家在开发新产品、采用新技术以及国内市场容量上都具有优势地位;在产品成熟阶段,随着仿制品的出现,国外直接投资就应转移到较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如欧洲各国、日本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因为西欧经济、技术水平和消费需求与美国比较相似,而生产成本低于美国,所以美国的企业首先投资于西欧;在产品标准化阶段,随着创新企业的垄断优势逐渐消失,国外直接投资也伴随着生产相对优势转移而转移到生产成本较低和劳动密集型经济模式的国家和地区,一般为发展中国家。

    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贡献,在于从动态区位条件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并说明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外部环境条件,进而发展了以新技术为特征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该理论认为,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演进,比较优势是一个动态转移的过程;随着这种演进,贸易格局和产品流向将发生逆向变化;每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资源条件,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一定生命周期阶段上的产品,然后通过交换获取利益。这在相当程度上为投资企业进行区位和市场选择提供了分析框架。

    生命周期理论对于初次进行国外投资,特别是主要涉及最终产品市场的企业比较适用。对于已经建成的国外企业实行国际生产和投资的全球战略行为,则不具备强大的说明力。总之,世界经济发展至今,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日益显示出其局限性,最为典型的是它无法解释如石油生产部门等非标准化产业的对外投资。不仅如此,国际投资格局也并非如弗农认为的只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投资,而更多的是表现为发达国家之间的双向投资。特别是如上面所分析的那样,当前没有什么企业是按产品生命周期模式来进行国际生产和直接投资的,它们完全可以在新产品时期组织国外生产,甚至通过其子公司在东道国研制开发新产品。

    (二)厂商垄断优势理论

    厂商垄断优势理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海默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后来被金德尔伯格予以发展和完善。垄断优势理论的核心是市场不完善性。

    海默认为,以不完全竞争为前提的市场不完善性为国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前提,这种不完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的不完全,即有少数卖主或买主能够凭借控制产量或购买量来影响市场价格的决定;二是由规模经济引起的市场不完全;三是由于政府的介入而产生某些市场障碍;四是由关税引起的市场不完全。

    海默认为,在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国外直接投资企业对投资经营过程的控制不仅是出于经营管理的需要,更可能是因为寡占竞争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海默将国外直接投资企业看作是垄断者或寡占者,指出对外直接投资是在厂商具有垄断或寡占优势的条件下形成的。①

    以市场不完善为核心的厂商垄断优势理论,不仅可以解释发达国家企业在国外的水平式对外投资,即在各国设厂生产同样的产品,而且可以解释垂直式对外投资,即把一种产品生产的不同工序分布到多国进行,如在石油工业中,少数跨国公司在长期内支配着世界石油市场,就是典型的垂直式对外投资。

    (三)内部化理论

    内部化理论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巴克莱和卡森于1976年首先提出的,后来经济学家罗格曼和吉狄等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该理论。

    内部化是指在企业内部建立市场的过程中,以企业的内部市场替代外部市场,从而解决市场不完整而带来的供需交换不能保证进行的问题。该理论首先指出市场的不完整性是市场内部化的原因,并认为决定市场内部化有四个主要因素,即,产业特定因素、区域因素、国别因素和企业因素。区域因素和国别因素决定投资的方向,即投资的地理分布。产业特定因素和企业因素是投资的前提条件。

    内部化理论探讨的主要是中间产品市场,而不是最终产品市场;重点研究的是厂商扩大直接投资的动机,而不是如何利用外部市场。它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企业通过直接投资可以取得内部化优势,并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提出了一种综合性的解释,但是它没有能够考虑到世界经济现实结构中制约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众多因素,尤其是非生产要素或经济要素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和发展的影响。

    (四)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英国经济学家邓宁于1977年提出的。其核心思想继承了海默为代表的垄断优势论,吸收了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优势说,借用了俄林的区位优势理论研究方法。邓宁在《国际生产与跨国公司》一书中,将上述优势命名为“所有权特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认为企业只有在同时具备这三种优势的情况下,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才会发生。

    “所有权特定优势”,是指企业拥有或掌握某种财产权和无形资产的优势,即一国企业拥有或能够获得的国外企业所没有或无法获得的资产及其所有权,包括对无形资产的独占和企业经济规模两方面所产生的优势,或泛指任何能够不断带来未来收益的东西。“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有能力将所有权优势在企业内部配置、转让和有效利用。“区位特定优势”是指特定国家或地区存在的阻碍出口而不得不选择直接投资,或者选择直接投资比出口更有利的各种因素。“所有权特定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是决定企业是否对外投资的因素,即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它们可以通过企业自身的发展得以具备;“区位特定优势”则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引力,它是一个动态的外生变量,只能通过投资主体在外界寻求,无法通过企业自身来创造。

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理论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FDI，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经济增长

 

一、引言

对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问题的研究是国际经济学和国际贸易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FDI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作用已日益为国内外研究者所关注。随着FDI进入国民经济的大部分领域，FDI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对我国经济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产生了重要作用。但在引进外资和利用外资的实践过程中也还存在着许多实际问题，且FDI对经济增长也可能产生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关于FDI与我国经济增长的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也作了有益的探讨。Sun and Parik (2001) 运用中国1985―1995年间29个省的聚合数据，基于Feder 的模型，进行分析，认为一国出口占GDP比重的提高及国内投资和国外投资的增加会促进经济的增长，此外还得出在我国不同地区出口和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同。沈坤荣、耿强（2001）通过构建内生增长模型，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内生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检验。萧政、沈艳（2002）从中国和其他23个发展中国家总量时间序列资料分析得出：除经济因素外，稳定可靠的组织机构和城市化的发展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协整检验，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魏后凯（2002）利用1985―1999年时间序列和横断面数据，对外商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间GDP增长率的差异，大约有90%是由外商投资引起的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康赞亮，张必松（2006）采用我国1983-2004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说明外国直接投资、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且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与外国直接投资有双向因果关系,但相互影响的程度不同。从以上文献概述我们可以看出，关于我国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是从整体上去考察，针对某一地区的研究上不多见，尤其缺乏有深度的研究。

总之，由于样本期间选取、方法使用、数据选取密度等的不同，得出了不尽相同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两者相互关系的不同结论将引出不同的政策建议，与我国未来对外经贸战略密切相关。况且，我国幅员辽阔，不同省市之间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在不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可能不同。因此，针对不同区域实际发展状况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通过应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分析归纳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作用的传导机制，找出河南省利用外资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提出有效的建议，从而使河南省在新的形势和环境下、在全方位开放的格局中加快经济的发展。

二、FDI对河南省经济增长作用的传导机制

在经济学理论当中，经济增长是受到众多变量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就业人数的增多，资本存量的增加和广义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三个源泉，FDI就是通过影响这些变量而直接或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从FDI的角度来说，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缺陷是长期的经济增长只能通过被认为是外生变量的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的增长产生，FDI只能在短期内影响增长协整检验，成功推进FDI的政策效应是短暂的。而在长期内，在传统资本要素递减报酬的假设下，引资国的经济将收敛于稳定状态，就好像FDI从来没有发生过，对产出没有持续的影响，如果要FDI促进长期增长，必须通过持久的外部技术冲击。而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增长的决定因素被认为是内生的，FDI被看作是资本存量，技术诀窍和相关技术的组合。因此，在理论上讲FDI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影响经济增长。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作用机制可以表示如下图。

新古典增长模型不能解释决定长期增长的技术进步是如何产生的，也就不能真正解决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将外部性纳入到经济增长过程之中，不同类型外部性的存在阻止了资本边际生产率的持续的下降。换句话说，外部性解决了促进长期增长所需要的非递减报酬率问题。随之有关FDI通过其外溢效应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实证研究也蓬勃发展起来。所谓溢出效应是指，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或发展能力发生无意识影响的间接作用。在此意义上，资本将突破新古典理论边际收益递减的经典假设，产生不变甚至递增的收益，从而影响长期增长。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可以提高东道国的生产率并且认为是东道国技术进步的催化剂论文开题报告范文。由于FDI潜在外部性效应大于FDI作为一种新的要素投入，因此，外溢效应被认为是FDI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机制。FDI通过其外溢效应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微观层面上可以影响东道国企业人力资本水平，管理效率和技术水平；在宏观层面上可以影响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及东道国的对外贸易，从而间接的推动东道国的经济增长。由图可以看出，FDI可以通过资本形成效应以及劳动投入效应从“量”上来直接推动经济增长；也可以从“质”上来影响东道国的技术水平、人力资本、对外开放程度及产业结构，从而提高生产率即广义的技术进步而间接的推动东道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早期关于FDI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研究，尤其是有关流向发展中国家的FDI的研究主要是基于钱纳里的“双缺口模型”协整检验，验证FDI的流入是否能够通过资本积累效应来弥补东道国的“资本缺口”，是东道国引资的基本理论。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不断发展，内生增长理论已经成为研究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影响作用的主要理论，以该理论为基础，本文构建了FDI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传到机制：一方面FDI可以通过影响物质投入要素（资本和劳动力）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FDI通过其“溢出效应”间接的作用于经济增长。

三、实证检验

1、变量定义及数据选择

用于分析的数据来自《河南省统计年鉴》的相关各期，样本数据为1985-2008年的年度数据。

GDP：消除价格因素的国内生产总值，考虑到消除价格因素变量的连续性和可比性，本文中国内生产总值用GDP平减指数（1985＝100）来剔除物价上涨因素的影响，并取自然对数。

FDI:消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原始数据是以美元标价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首先采用美元对人民币年平均汇率折算成以人民币标价的外商直接投资数据,然后使用GDP平减指数(1985=100)来消除价格因素,并取自然对数。

2、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首先对所选变量数据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采用ADF(AugmentedDickey-Fuller)单位根检验方法，分别就每个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的水平和一阶差分形式进行检验。ADF检验是基于以下方程：

误差项是序列上独立的，虚拟假设是=0，既有一个单位根。方程包含常数项和趋势项。

表1：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序列

趋势类型

（C T K）

ADF统计量

临界值(5%)

FDI

0 0 1

0.2391

-1.9642

FDI

C 0 1

-1.6910

-3.0659

FDI

C T 1

-2.9679

-3.7374

ΔFDI

0 0 1

-3.6951

-1.9658

ΔFDI

C 0 1

-3.8235

-3.0818

ΔFDI

C T 1

-3.9679

-3.7347

GDP

0 0 1

1.7007

-1.9699

GDP

C 0 1

-2.1901

-3.1222

GDP

C T 1

-1.9457

-3.8288

ΔGDP

0 0 1

-1.9027

-1.9725

ΔGDP

C 0 1

-3.4483

-3.1483

ΔGDP

C T 1

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理论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 外国直接投资 发展中国家 跨国公司 经济发展

一、全球投资趋势和发展中国家现状

201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小幅涨至12.4万亿美元。这种温和的增长，主要归功于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提升。包括市场拓展在内的强健经济基础，稳定的盈利增长和对公司资产的乐观估值，使在发展中经济体进行跨国并购的价值翻倍。外国子公司，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其利润的增加提高了再投资收益。随着更多的国际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在这些国家的投资以维持成本效益，力图保持在全球生产网络的竞争力。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之间的区域FDI一直在快速增长，到2010年首次吸收了一半以上的FDI流量。在主要新兴地区，如东亚、东南亚和拉丁美洲，都可以看到FDI的强劲攀升。同年，有赖于国际资本市场的改善，盈利能力的提高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健康增长，FDI内流量增长了7%，高达19万亿美元。发展中经济体由于相对快速的经济复苏和较为旺盛的内需，FDI内流量增长了12个百分点，为574亿美元。

东亚、南亚、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投资者，同样也是FDI外流量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中国香港和中国大陆，作为FDI的首要来源，资本流出增量均超过十亿美元，分别达76亿和68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中国企业在广泛行业和多个国家，积极收购海外资产，持续他们的抢购风潮，对外总投资量已超过日本。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跨国公司，涉足于其他复苏势头强劲、经济前景上佳的新兴市场的投资。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在《2011年至2013年世界投资前景调查》（WIPS）中声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正成为举足轻重的投资者，而且这种趋势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继续保持。

二、外国直接投资的定义

“投资”作为国际投资法的基本要素，尽管在以《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公约》（ICSID Convention）为代表的国际投资条约等国际投资法律渊源中，没有得到详细准确地界定，但是学者们一般认为，任何金钱或具有经济价值的其他形式资产的投入，长达不固定期限或五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就是投资。外国投资，狭义来说，则是指在一个国家以外获取资产的行为。这些资产可以是金融资产，如债券，银行存款及股票，也可以是所谓的直接投资，涉及生产资料所有权，如工厂和土地。 拥有控制企业运营的股权，也被视为FDI。

三、发展中经济体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依据

发展中经济体将引进FDI作为发展的一项重点战略，既有宏观经济层面的考量，也有微观经济和管理方面的因素。

（一）弥补国内低值储蓄

生产率和生产力低下，反映在国内储蓄上，就是资金匮乏，实际收入水平低，形成“贫穷的恶性循环”。这也是储蓄不足，回流至低实际收入的投资量小的结果。FDI能够提供额外资源，补足国内资金缺口。本国资源与外部资源相结合，可以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促进发展，提高实际收入和就业率，有利于全社会收入的合理分配。因此，FDI在补充国内资源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解决外汇缺乏

不利的贸易条件，支出与经常账户的逆差，出口能力下降，是导致外汇不足的一部分原因。这些原因又都可能源于长时期过低的资本投资。在此种情况下，民众的购买力过小，投资的动机便不复存在。这是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的第二个层面。在这个阶段，通过贸易和资本流动，可以使在发展中经济体投资的微弱诱惑，和在发达经济体中投资的强诱因得到平衡，有助于发展中经济体超负荷增长。这也是国家依靠出口创汇和资金流动，特别是FDI，通过进口以积累资金的一种方式。

（三）顺应社会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发展的需要

社会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的发展，是管理和社会的需求，在短期内不会刺激经济，却有利于经济的长期运行。事实上，社会的基金应该着力刺激经济有创造性的部分。除了增加生产要素的数量，有必要提高作为经济主体的人的质能，并持续推进生产性活动。

（四）满足不同产业的选择偏好和宗旨

鉴于其在GDP中的大比重，须大力支持重要的传统经济部门并予以改造。政府加大对传统经济领域的投资力度，也往往由此背负起沉重包袱。发展中国家的石油工业、原材料、农业和采矿业皆隶于此列。困难时期，这些国家必须从质与量方面维持或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以保障或扩大其市场份额。例如，2005-2007年，因为石油需求的增加，竞争日趋激烈，石油出口国不断扩大投资，与其过去在石油市场预定份额的一贯行径背道而驰。市场的快速变化引致的迫切投资需求，往往要通过国内渠道解决。如果工业部门的需求和产量增加，直接或间接地给原材料生产商造成扩资压力，投资融资导致债务增加，为保证国内储蓄，国内或国外市场销售再添负担，而进口增多引发新的外向型依赖。同时，由于竞争激烈，没有足够的利润支持投资，又令债务上涨。在这种情况下，FDI是唯一的出路。

综上，低国内储蓄，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整体失衡，社会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开发，具有特定需求和社会政治目标的部门，是吸引FDI的四个主要出发点。从更笼统的角度来说，外债也依赖于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而特定行业需要大量的资金以缩小落后差距，降低利率，减少经常账户赤字，抑制国民产值低增长率，降低失业率，改变消极影响购买力、有效需求和产量的收入分配不均，提高资本效率。从新古典主义的角度看，所有这些因素共同造成资本稀缺而亟需FDI的表征。

四、FDI作为发展中国家外部资金来源带来的负面影响

经济复苏倚仗的是结构性（长期）和周期性（短期）相结合的拉动与推动因素。在发展中国家，GDP高增长预示着利润丰厚的投资机会（周期性拉动），而政策框架则被认为应对未来冲击的韧性更强（结构性拉动），特别是在亚洲地区。量化宽松和利率降低造成发达国家的流动性过剩，驱使其在发展中国家以相对较高的利率和回报率展开投资（周期性推动）。虽然FDI引致外部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复苏方兴未艾，鉴于FDI的波动性与可持续发展原则相悖离，国家必须慎之又慎。

首先，资本的激增使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面临的不稳定性更高，直接对本国货币汇率升值形成压力。发达经济体的低利率环境不能无限期维持。2009年以来，FDI作为资金流入的主要来源，对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不可不谓是一个昭示着稳定性和对生产性投资长期回报信心的积极信号。不甚乐观的是，本阶段发达经济体对波动性组合和特别像银行贷款这样的其他资本要素风险敞口极大，FDI作用相对不大显著，全球经济复苏因而可能更加脆弱。

其次，近年来FDI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中愈发不稳定，尽管它较之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如商业贷款和贸易信贷），波动性比仍然少得多。有人认为，这是其成分更易的反映，例如，从股票转换到债务，其对美国货币政策变化更加敏感，由此引发了危机。所以，涉及其他类型资本的FDI稳定性假设，需谨慎处理，尤其是对新兴经济体而言。诸如巴西、韩国和南非等国，都经历了FDI流入量的飙升和狂跌。FDI也很可能包含某些短期剧烈变化的资金流，或称“热钱”。当下，资本流动的稳定性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无论是组合投资，银行贷款，还是FDI，所有外国私人资本流动，都对经济发展大有裨益。因此，考虑到几年前的危机，危机后的经济回升的特质和其固有的脆弱性，应成为发展中国家密切关注的两个议题，政府开发援助（ODA）的意义便由此凸显。ODA不容易受到震荡波及，但是，发达国家未能实现设定的满足受惠国核心发展需要的目标，ODA的有效性亦已受到质疑。

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理论范文第4篇

一、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理论基础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理论框架是以三个基本理论为支柱构建而成的,即财政联邦主义的财政分权理论、公共选择学派的非市场决策理论和演进主义的制度竞争理论。这三个理论从各自的角度解释了税收竞争存在的原因。

1、财政联邦主义的财政分权理论在联邦体制国家中,多级政府形成多级财政体制,同级政府拥有同等权利且具有各自独立的经济利益。如前所述,基于自身利益的驱使,地方政府会凭借自己的权利争夺经济资源和税收资源,从而在联邦体制国家中产生了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财政分权理论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即税收竞争是地方政府作为“经济人”的自利行为。

2、公共选择学派的市场决策理论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出现了公共选择学派,它把主流经济学对市场竞争中人类行为的分析范式引入到政治制度中对政府行为进行分析,说明在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地方政府间竞争类似于市场竞争。在这个“准市场”的作用机制下,人们可以通过“以足投票”来选择能够满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居住,因此,地方政府必须具有竞争意识,谋求本地区经济发展,满足本地区居民的需求,从而得到选民的支持。税收竞争作为地方政府间竞争的主要手段,在提高地方政府竞争力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人们都会选择交最少的税,而享受最好的公共产品的地方居住。

3、演进主义的制度竞争理论演进主义认为,竞争可以实现变化、进步和创新,社会活动主体间不断的相互竞争产生了各种活动规则。哈耶克曾提出“竞争有利于制度创新”的观点。而政府间竞争主要表现为制度竞争。所以,政府间的税收竞争是高效率税收制度的发现者和维护者,它构成了诱致性制度变迁或中间扩散性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因,可以更容易的实现转型期的制度选择,从而构成财政分权制度完善的外在条件。

二、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理论研究的发展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理论在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其经济效应作了深入地研究。但是,理论界对他的态度仍不一致,有人认为适度的税收竞争可以带来正效应;但也有人认为税收竞争的存在就会影响经济的正常发展,损失社会福利。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外理论界广泛运用实证方法,对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效应进行了分析。国内学者在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也对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进行了一定的论述,并针对中国实际进行了一些实证分析。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理论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

1、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与公共品的提供国际上,一般认为对国内税收竞争问题的研究始于蒂布特的政府间税收竞争模型。他在1956年发表的《地方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明确提出“财政分权下的地方辖区政府间竞争有利于地方公共产品提供效率”这一观点。他在新古典框架下证明了:如果存在足够多的地方政府,均衡时公共产品的提供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这是一种“类市场的理论”,他运用市场竞争理论分析联邦制下地方辖区政府间税收竞争具有效率。但是由于蒂布特的国内税收竞争有效理论存在很多太过理想化的假设条件,所以遭到了很多学者的质疑,但是它开辟了国内税收竞争问题研究的先河。目前,西方学者在“税收竞争会导致公共支出水平下降,尤其是主要服务于劳动力的公共产品提供不足”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基本一致。Oates(1972)指出由于各地政府为了吸引资本,竞相降低相应的税收,使得地方支出处于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最优水平之下,从而政府无法为最优的公共服务产出筹集足够的资金。

特别是对于那些对当地经济无法提供直接收益的投资项目上。所以,他担心税收竞争会使地方公共服务的产出达不到最优水平。另外,他还提出了国内横向税收竞争的“外部性”,即一地方政府采取的公共政策会影响另一或另几个地方政府管辖的居民的福利水平以及其税收收入。在前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Keen和Marchand(1997)提出了另外一种公共产品提供的无效理论:地方政府吸引资本流入的竞争,将驱使地方政府更为关注公共投入,从而导致公共投入提供过度,而过度的公共投入必然会挤占为本地居民提供服务的公共产品数量,从而使供公共产品数量过低,过度的公共投入和不足的公共产品都是缺乏效率的。后来Matsumoto又假设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并且资本和劳动力在生产中是互补的,得到的结论是,增加公共产品的投入将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尤其是有技能劳动力的流入,劳动力的增加可以鼓励投资。这种效应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弱地方政府提供过度公共投入而偏向使资本获利的动机,但税收竞争下公共支出的总体水平依然是处于缺乏效率的低水平状态。Huber(1999)的分析则表明,如果税收竞争扣动政府间机动税“竞争到底”的扳机,会降低税收收入,当税收下降,政府被迫或者减少支出,或者提高其他税收。如果政府支出对居民产生效用或产品收益,或替代税收不好寻找,那么财政偿付能力的下降会导致地区福利的降低。

2、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与经济增长德国学者何梦笔(1999)把西方政府竞争理论运用到中国,他在《政府竞争:大国体制转型理论的分析范式》一文中,着重分析了俄罗斯和中国两个国家的经济政治转型过程,强调政府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竞争或体制竞争。他认为: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在中国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周业安(2003)通过博弈的方法研究了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经济分权导致地方政府围绕经济资源展开竞争,但这种竞争受到政治体制的限制,导致地方政府在选择竞争策略上的扭曲,(进取,进取)的均衡策略组合实际上无法实现,而得到其他策略组合,导致经济资源的浪费。

3、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与要素流动税收竞争就是要争夺经济资源或扩大税收资源,所以很多学者致力于研究税收如何影响FDI。Dunning(1981)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被广泛接受。他认为,作为寻求最大化收益的跨国公司,如果其拥有所有权特定优势、区位特定优势和内部化优势,那么该跨国公司就会愿意并有能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

其中,区位优势又包括自然禀赋优势和投资环境优势,税收制度属于投资环境优势的一个组成部分。ZodrowandMiesz-kowski(1986)通过四个假设分析认为,资本的流动性导致对资本的低税率;资本流动性与资本课税税率负相关;如果资本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对资本税率做微小的下调能导致帕累托改进。Wei(1997)发现税率和和外资流入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Hines(1997,1999)研究认为:调高l个百分点的税率会引致0.5至0.6个百分点的FDI内流的下降,税率已经对跨国公司的决策行为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JanK.Brueckner在《政府是否加入了不动产税的战略竞争?》一文中以财产税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滞后经济模型(spatiallageconomicmodel),收集了美国波士顿主要地区的截面数据,建立当地

财产税率与竞争地区不动产税率的函数关系,证明财产的流动与税率之间存在非零的斜率关系,即投资选择对税率具有应变能力。而且这一斜率的正负还取决于其他参数。阳举谋、曾令鹤(2005)运用MacDougall———Kemp模型,采用Janeba(1995)的分析框架,结合我国税制特点,分析地区间税收竞争对资本流动的影响。

通过他们分析表明,我国地区间的税收竞争是基于有效税率的竞争,竞争会导致有效税率降低和资本的非效率配置;如果地区间能够进行合作,资本可以实现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

4、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与政府策略选择Wildasin(1988)认为,当参与税收竞争的政府个数比较少时,以公共产品的水平作为决策变量得到的均衡解不同于以税率作为决策变量时的均衡解。它证明了当各地方具有相同的偏好和技术水平时,用前者作为决策变量时得到的均衡税和均衡公共产品投入水平要低于后者作为决策变量时的均衡水平。Bucovetsky和wilson(1991)分析了“大地区”和“小地区”之间“不对称资本税税收竞争”情况。结果是:大地区的税率相对较高,小地区的税率则较低。所以,在地区大不对称的情况下发生的不完全资本税竞争中,小地区占据一定的优势。DepaterandMyers(1994)发现,地区间在规模、生产技术以及消费者偏好上的差异有可能会得一地区把资本输出到其他地区,资本输入地区就会具有这些输入的动机,从而得规定的资本税后利润率下降。这些地区具有提高税率以获得有利的“贸易条件效应”的额外激励。他们称这些贸易条件效应为金融外部性,正是这种金融外部性存在导致了资本输入地区的公共产品过度提供,同时又使得资本输出地区公共产提供严重不足。

沈坤荣和付文林(2006)通过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对我国省际间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激发了地方政府推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但不恰当的分权路径也加剧了地区间的税收竞争。省际间税收竞争反应函数斜率为负,说明省际间在税收竞争中采取的是差异化竞争策略;同时也意味着地方政府目前对公共产品的偏好较低。而对省际间税收竞争增长绩效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则显示,公共服务水平对地区经济增长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地方政府的征税努力与其财政充裕状况直接相关。殷华方和鲁明泓(2004)将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分为中央政府政策和地方政府政策,运用1979—2000年的资料,研究和分析了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有效性。得出了中央政府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影响力,而地方政府政策则较少或没有影响。超级秘书网

因此,地方政府之间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竞相提出过于优惠的条件是无效的。因而,地方政府没必要在政策优惠上相互恶性竞争,真正要做的是大力发展当地经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企业经营环境。综上所述,不同学派从各自的角度对税收竞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理论学者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融入了自身的理解,从而推动了税收竞争理论的不断前行。关于税收竞争的利弊,学者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这一形式与效率间的关系。我国国内横向税收竞争研究中观点认为:税收竞争可以形成强有力的约束机制,借助这一形式,可以实现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的帕累托最优,而无需政府对经济的强制性干预。对企业而言,政府间良性的税收竞争带来最直接的收益就是税收负担的减轻作为该地区的成员之一,企业同时可以享受那些提高了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最后,还可以借助经济力量维护自身的权利,如用资本、人员的自由流动迫使当地政府做出有利于企业生产的一些决策。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制定过低的税率,可能会吸引更多的投资,但政府收入水平与支出水平之间的差距会进一步加大,使得政府“吝啬”于公共支出项目,从而降低了公共产品的总体支出,降低了公共产品的水平。一方面,损害了国家利益,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应有的提高;另一方面,投资企业可能获得了暂时的经济利益,但从长期看,投资“硬”环境的制约必将最终影响到整个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是一种效率的损失。无论谁是谁非,税收竞争的范围从最初的一国内部延伸到了全球,本身就说明其强大的生命力。从最初的税率减低,到避税港的出现,税收竞争的手段可谓层出不穷。人们之所以不遗余力地致力于税收竞争的沿用,事实上正是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政府工具的实用性。那么对于税收竞争的运用,我们只能更多地本着趋利避害的原则,创建一个公平的竞争秩序,在这样一种秩序下寻求获得制度收益。

参考文献

[1]陈晓,肖星,王永胜.税收竞争及其在我国资本市场中的表现.税务研究,2003(6),18一23

[2]周业安.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增长.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l),97一102

[3]阳举谋,曾令鹤.地区写作论文间税收竞争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分析.涉外税务,2005(l),14一18

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理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纺织业 出口因素 发展对策

一、我国纺织业出口现状及出口影响因素分析

纺织业为我国传统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纺织生产大国。同时，我国纺织品和服装出口量居世界第一，在全球纺织品服装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据海关统计，2007年全国纺织品服装进出口总额达到1898.4亿美元，占全国货物贸易总额的8.7%。其中，出口1712.1亿美元，占全国货物贸易出口的14.1%；全年实现顺差1525.7亿美元，增长21.2%，占全国货物贸易总顺差的58.2%。我国纺织品出口地区多达二百多个国家，其中大部分输往欧美市场。进口中国纺织品服装金额最多的五大国家和地区是：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和香港，经过2005年的高速增长和2006年的平稳过渡后，2007年我国对欧盟和美国的出口增长速度逐步放缓（数据来源: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

根据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影响一个国家出口需求的因素很多，但就某一行业的出口影响因素而言，主要包括输入国的收入、汇率变动、出口退税和外商投资情况，还有其它包括当地的物价指数等因素。王晓红等认为汇率是影响出口重要的因素之一，它通过相对价格影响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当商品的国内价格与国外价格不变时，汇率变动对该商品的相对价格和竞争能力就有重要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能够使得国内各经济部门，因外资流入而产生国内经济实力的变动，并由此而促进出口增长。李波在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数据进行相关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尤其是工业制成品出口有重要的作用。兰宜生对中国东、中、西部的外贸依存度及进出口与GDP做了回归分析，认为外贸依存度越高，进出口增长受GDP的影响越大。另外，我国于1985年开始对出口贸易实行退税优惠，这对我国纺织品的出口产生了影响。许多学者，如隆国强认为，出口退税作为一项调节和促进出口的政策措施来说，起到扩大出口规模的作用，并由此来增加外汇收入和国民经济的增长。

二、纺织业出口因素影响的实证分析

1.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采用汇率（N）、外商直接投资（FDI）、输入国GDP和出口退税额（D）作为影响出口额（EX）的主要因素，搜集整理了2001年～2007年的相关数据（见表1）。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效益一般要到第二年才能显现出来，因此外商直接投资额选取的是提前一年的数据。日本、香港、美国、欧盟、韩国是我国纺织品出口主要国家和地区，但对香港主要是转口贸易，因此不考虑其GDP的影响。另外，由于纺织业出口中包含纺织产品和服装出口，并且退税率不同，因此分别计算纺织品和服装的退税额，然后合计为总的退税额。

数据来源：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商务部网站，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网站，中国第一纺织网。由作者整理。

2.模型的建立与分析结果

本文旨在研究纺织品出口的影响因素与出口额之间的关系，因此，构建如下出口模型:

EX= F (FDI,GDP,D,N)

根据数学原理，取对数后可消除指数影响，使变量之间保持线性关系，本文采用对数的形式作为具体的出口回归方程。

Ln(EX)=p+p1 Ln(FDI)+p2Ln(GDP)+p3 Ln(D)+ p4 Ln(N)+W

其中p是待估系数，W是随机干扰项，代表影响我国纺织品出口的其他因素，p1、p2、p3、p4为各影响因素的弹性系数。

采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第一步：变量间相关性分析，得到下表：

汇率（N）通过不了显著水平5%的检验，说明汇率变化对我国纺织品出口的影响不显著。分析其主要原因是：我国的汇率是相对美元而言，对其它各国货币的变化不是同向的，相对美元的汇率变化会导致对一国出口需求的变化，即对出口市场的重新选择，对美元升值，可能会导致对贬值地区的出口量的增加，因此对总出口量的变化影响不显著。

第二步：基于以上分析，剔除汇率变量，模型其它参数保持不变，得到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

(1)如外商直接投资FDI，国外收入GDP，出口退税D与我国纺织品出口同向变化。每个回归系数，包括常数项，都通过了5%水平的t检验，而且该方程的F=2040，这表明模型的线形关系较强。R=1且调整后的R2=0.999，也表明该模型具有相当高的拟合度。因此，该模型方程为：

Ln(EX)=0.105 Ln(FDI)+0.677Ln(GDP)+0.238 Ln(D)-15.914

(2)通过方程可以看出，输入国的GDP对纺织品出口的影响最为显著，通过了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弹性系数为0.677，表明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使我国纺织品出口额增加0.677个百分点。因此，出口地区的选择对我国纺织业出口影响很大。出口退税的影响较显著，弹性系数为0.238。说明出口退税越多，越能鼓励出口。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也较为显著，弹性系数为0.105。吸引更多的外资投入纺织业，将对我国纺织品出口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我国纺织业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1.积极开拓多元化市场

长期以来我国纺织品出口市场相对集中于美国、欧盟、日本等，这使我国纺织品出口依赖性和不稳定性增强。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美国从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的纺织品及服装的数量几乎翻了一番，而从中国及亚洲国家进口的此类产品却下降了一成。因此，我们只有在巩固原有欧美高端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大力发展与中亚、非洲、拉美及东欧国家的贸易往来，从而降低市场过度集中带来的风险，才能促进我国纺织品贸易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2.努力培育自主品牌

目前我国纺织品贸易中50%以上的服装出口为来料加工，30%左右由进口国提供商标、款式进行复样加工，自己的品牌仅占10%左右。出口的纺织品大多属于定牌生产或牌生贴牌生产，纺织品出口企业的竞争力较弱，盈利能力普遍较低。因此，我国企业必须改变以产能扩张为主的发展模式，大力培育和提升纺织品自主品牌，依靠技术和品牌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3.注重质量认证，突破贸易壁垒

近年来欧盟对纺织品实施了严格的保护措施，提出越来越严格的生态要求，陆续的包括禁用染料和其他化学品的法规已形成欧盟所有成员的统一行动。所以纺织企业一定要根据产品最终输出国的不同，适用不同的产品质量标准，在生产过程中把好质量关。纺织品出口企业应积极开展绿色纺织品、生态纺织品的生产和认证，以适应世界消费潮流和纺织品的发展趋势。

4.构建纺织业产业集群

纺织业是一个典型的规模经济的产业，只有实现了规模经济，才能真正实现低成本优势。我国的纺织品和服装企业数量众多，但是大多数纺织企业的规模和研发水平都比较落后。因此需要纺织品外贸企业和生产企业互相合作，通过跨行业、跨地区的兼并重组和优化组合，推动产业集群形成，形成规模效应。

四、总结

随着国际贸易市场的竞争加剧，我国纺织企业要积极面对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主动调整产品结构、市场结构、企业结构，使出口产品由传统的低附加值转为高科技、高附加值，由传统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综合竞争优势，借市场的力量培育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王晓辉叶培培:广州市出口的影响因素分析[J].江苏商论, 2005，（3）

[2]李 波:我国出口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贵州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