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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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范文第1篇

越

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多种形式的境外经济合作取得一定进展，均始于2001年“十五”计划提出的“走出去”战略。

根据商务部统计，2012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的442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772.2亿美元，同比增长28.6%。按照最新数据，截至2011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位居全球第13位，较前一年提升4位。

很多研究机构预测，如果按照这一趋势发展，未来的数年内，中国将出现对外投资高峰，从而可能成为全球的投资大国。

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主动参与全球化、建立新型开放经济的重要方式。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贸易大国，目前出口量居于世界首位，但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出口导向型经济面临更严峻的外部环境。中国的出口越来越受到外需萎缩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

从中长期来看，全球经济复苏基础脆弱，进程缓慢，将处于低速增长的时期，必将使贸易伙伴的进口需求明显减少。因此，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思路需要予以调整。而且，出口将面临更严峻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

多年来，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中国一方面扮演“世界工厂”角色，一方面又要遭受因产业冲突增多而导致的贸易摩擦。据WTO统计，2001?2010年，中国共遭受574起反倾销，占世界反倾销总数的27%；受到贸易救济调查共692起，涉及总额约400亿美元。促进对外贸易投资不仅会克服不利的国际形势外部经济环境，而且还能够促进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分流外汇储备资产，提高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性。

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并不是无风险选择，企业对外投资往往面临多重风险。投资风险首先来自企业自身，即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普遍不足、国际化人才的短缺、企业经营层对国外法律环境及经营环境不熟悉等；其次，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带来的风险，在未来十年的世界经济衰退期内，债务危机和恶性通货膨胀有可能在更多国家爆发，使东道国出现投资环境的巨大变化，政治风险、金融风险和经济风险都有可能给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经营构成威胁。

此外，中国企业目前对外投资的产业分布集中在污染较重行业，各国环保意识的觉醒和强化将使中资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环境风险。从2004年至2011年，中国在石油、天然气、矿产、钢铁和电力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和流量皆呈快速上升趋势，这些投资面临的环境问题无疑比在其它种类的投资活动中更显突出。

从对外投资的地理分布来看，中国对外投资的目的地分散在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等资源丰富但环境脆弱的地区。如果对外投资中环境保护问题得不到妥善处理，就会引发海外投资者和当地居民关系的紧张和冲突，并可能进而迫使东道国政府采取环境规制措施。

例如在柬埔寨，当地政府曾以环境问题为由收回了中国投资者的森林采伐权；在加蓬、喀麦隆、赤道几内亚、刚果共和国和莫桑比克等一些非洲国家，中国的投资也被认为是破坏其森林资源的主要力量。当前，各国在国际投资政策上取得共识，提出外资应支持可持续发展及平衡投资者与东道国利益，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当今全球企业的共同行动。

对外直接投资范文第2篇

关键词：台湾;对外直接投资

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5-0118-05

对外直接投资(简称FDI)是指一国的投资者将资本用于他国的生产或经营，并掌握一定的经营控制权的投资行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两次石油危机的影响，国际经济陷入长期低迷不振，为保护本国产业和就业，各国纷纷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为开拓国际市场，国际直接投资借着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策略，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然而这其中绝大多数的投资活动是由发达国家进行的。但近年来，作为海外投资新的供应国，新兴工业化国家在世界海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性也急剧增大，而台湾对外投资的迅速成长尤为引人注目。目前研究对外投资的文献虽然较多，但大多以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企业为研究对象，而台湾作为新兴工业化地区，又属典型的海岛型经济，其对外投资中有相当部分是中小企业，因此其投资活动更多地具有它的特殊性。本文试图首先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理论的基础上，来分析台湾海外投资的特点及其特殊性的根源。

1.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理论

20世纪50年代以后，跨国投资活动逐渐增多，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和模型已经无法解释为何有些厂商要跨出国界到他国生产，而不采用传统的进出口方式进行贸易。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仅就进出口等贸易现象进行分析，而对于厂商为何要继续拥有所有权从事直接对外投资等问题，无法做出完整的解释。1960年以后兴起许多新的理论，试图去解释直接对外投资的行为，其中以垄断优势理论、产品生命循环理论、内部化理论、折衷理论与网络理论较具代表性。

1.1 垄断优势理论

垄断优势理论是产业组织理论的一部分，美国学者海默（Hymer,1960）首先提出。该理论认为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的动机在于比东道国同类企业有利的垄断优势，可使其在东道国生产获得更多的利润。而企业之所以能够拥有和保持垄断优势是因为市场的不完全性，由此可使企业拥有四种垄断优势即：产品市场优势、要素市场优势、规模经济优势、政府管理行为带来的优势。

1.2 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为Vernon于1966年提出。该理论以动态的比较利益观点，说明产品会随着本身的发展阶段而改变生产地点，即随着原产地比较利益的改变，而开创新的生产地点，并借此说明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相结合的情形。此演变过程可分为以下四阶段，即新产品阶段、成熟产品阶段、产品标准化阶段、产品衰退期。

1.3 内部化理论

内部化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巴克利（P.J.Buckley）和卡森(M.C.Casson)最早提出。其主要论点是一些难以取得或是成本极为昂贵的产品，如专业知识、特殊技能、产销管道以及人力资源等无形资产，无法利用买卖或是技术授权达到最大利益。于是厂商便将其市场机能内部化，成为公司本身内部运作的一环。只要内部化的利益大于经市场交易的利益，厂商便会不断地采取内部化的措施，而当市场内部化发生在国与国之间的时候，就会形成对外直接投资。

1.4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英国经济学家邓宁(Dunning)于1976年提出。邓宁认为一个好的国际企业理论必须同时解决三个问题Who(具有什么能力的厂商才能国际化)，Where（应该到什么地区进行国际化）， Why（为什么要进行国际化）。该理论的核心是OLI模式，即企业跨国投资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所有权优势、区位专属优势及市场内部化优势，当企业具有这三个优势时才会决定至国外生产。因此，折衷理论亦被称为“OLI”（即此三优势的缩写）。

1.5 投资发展阶段论①

邓宁对直接投资量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关系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该理论认为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其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是不同的。一个国家投资动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生产总值的高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高低不同，这些国家对外投资的动力（资本输出额）以及本国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资本流入额）均不同，并且两者均为正方向变化。

1.6 边际产业扩张论

日本小岛清(Kojima，1978)教授通过研究60～70年代日本厂商的对外投资行为，发现日本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并非因为扩张厂商的独占性竞争优势，反而是厂商为了求生存而不得不做的防御。他认为当一国的生产环境恶化（如：工资上涨、外汇升值）以至于厂商失去国际竞争力时，厂商便会向外寻求发展，利用海外较便宜的生产要素来提升厂商竞争力。

1.7 产业网络理论(Industry Network Theory)

社会学最早注意到网络现象，其后经济学、组织理论等领域也开始关注并对网络现象进行研究。网络组织强调的是企业与企业间的互补性、重视互惠的共同利益、促进各企业发挥规模经济与弹性的优势②。近年来，产业网络对于厂商的对外投资影响已日益受到学者的关注，而以网络的观点诠释企业的对外投资已经成为该研究领域的新动向。传统对外投资理论认为大型企业企图在海外发挥其专属优势的行为，网络理论则认为对外投资是厂商企图建立网络联结和依靠网络关系，提高竞争力的行为。

1.8 对外投资动机论

该理论主要从对外投资动机的角度解释对外投资行为。经济学者将海外投资的因素归成“市场”、“资源”、“生产成本”、“技术”及“环保”等因素。而管理学者基于竞争策略的考虑，认为厂商之所以进行国际化的动机可归纳为四种类型：“追求市场”(Market-Seeking)厂商基于产品在某地有潜在的销售市场，而到该地区设厂生产；“追随客户”型即随着客户的移动而转向，如上下游厂商已赴其他国家设厂，中游厂商也必须跟着转移，否则对方可能会在当地另寻其他合作对象；“资源基础型”即地主国拥有关键的资源，而该资源不具有跨国流动性，因而必须前往该国投资；“策略性考虑”如寡占产业中对手厂商如果到海外设厂，其他厂商也会紧随着进入该国市场，寡占厂商因害怕先进入的厂商取得优势以补贴其他市场。其他对外投资的动机还包括分散经营风险，以及由于当地市场国际化程度特别高，可以利用该市场进入全球市场等。

2.台湾对外投资历程分析

台湾经济发展历经恢复期、进口替代期、出口扩张期、结构调整期和经济低迷期，台湾的比较利益也随着国际经济形势和国内经营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厂商也因此纷纷采取对外投资的方式调整其发展战略，使其对外投资随着岛内经济环境的变迁而发展。现将台湾对外投资的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加以分析：

2.1 萌芽期（1959年至1969年）

台湾虽在1959年即开始核准对外投资，并于1962年公布“对外投资办法”，但由于这一阶段是台湾经济的起飞阶段，台湾需要大量的资金发展以劳动力为密集型为主的制造业，因此台湾当局对本地资本对外投资严加控制，并于1962年颁布了“对外投资办法”(即对外投资条例)，规定海外投资的方针政策是“管理为主，指导为辅”，对海外投资采取逐案严格审核方式，主要是制定鼓励投资条例，积极吸引侨外资本到台湾投资。

2.2 渐增期（1970年至1979年）

台湾自1971年起，进出口开始从逆差转为顺差，外汇存底逐渐增加，在面临第一次及第二次石油危机所引发的世界不景气以及亚洲新兴国家的强劲竞争之下，产品外销面临国际市场强大的竞争压力，厂商到海外设立销售据点的需求因而大增。为配合此趋势，台湾当局在1972年将“对外投资办法”修正为“对外投资审核处理办法”，将投资范围扩大，并明确规定对外投资的标准，以配合企业到海外设立据点。

2.3 成长期（1980年至1986年）

20世纪 80年代再次世界经济遭受石油危机，为突破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拓展海外市场，私人资本强烈要求到海外投资。再加上1986年以后台币对美元汇率不断升值，迫使台湾中小企业向亚洲一些劳动力价格比较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因此台湾当局在1980年、1985年再度修正“对外投资审核处理办法”，除将对外投资厂商应的财务标准由1亿元台币降为1980年的5000万元，1985年又降为2000万之外，并针对开发天然资源或加工者给予租税奖励。但由于外汇管制未配合，审批制度仍然繁琐，对外投资虽有所增加但仍有限。

2.4 快速扩张期（1987年迄今）

此阶段对外投资之所以迅速发展，主要是因为台湾投资环境急剧恶化，台商在台湾出现生存危机，因此劳动力密集型厂商纷纷转移到海外为企业寻找生存空间。台湾当局于1989年大幅修正“对外投资及技术合作审核办法”，将投资方式、种类、范围的规定大幅改变，并简化审核流程，因而使得1987年之后，对外投资的金额及件数都有大幅的增长。1991年台湾又颁布了“对大陆地区从事间接投资或技术合作管理办法”，开始开放对大陆间接投资，于是掀起了一股赴大陆投资的热潮。

从总的情况来看，台湾的对外投资从1959－1986年的投资金额都非常有限，这34年的投资总额仅占全部对外投资的0.59%，而从1987年起，对外投资增幅巨大。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对外投资更显示出强劲的势头。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自从开放对大陆投资以来，大陆市场就吸引了台湾相当部分的对外投资，1993、1997以及2002~2006年甚至超过了对外投资的总和。（见表1）

3.台湾对外投资结构分析

3.1 台湾对外投资的地区结构分析

3.1.1 台湾从1959~1985年间，其投资的主要地区是美国，占此期间对外投资总额的52.9%，其次是东南亚占29.5%。其实在这个阶段台湾的对外投资又可分成两个小的阶段：60年代到70年代的海外投资规模极小，主要集中在以东南亚地区为中心的亚洲区，1959~1979年的20年期间内，台湾资本在亚洲地区的海外投资比重中占72.7%。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增强，对台湾出口产品实施进口限额，为了回避贸易保护壁垒和为了取得技术转移，1980~1985年期间台湾资本的海外投资重点地区从东南亚地区转向美国，其投资额为1.08亿美元，占这段期间台湾的对外投资总额(1.58亿美元)的69.6%。

3.1.2 1986年后直到金融危机爆发前，台湾的对外投资结构从美国转向亚洲。1986年以后，台湾中小企业大量向海外进行面向出口工业生产基地的转移投资，投资的方向主要是劳动力比较低廉的其他亚洲发展中地区(主要是东盟四国和中国内地)。为此1986~1991年期间，亚洲地区在台湾对外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从80年上半期的29.5%提高到58.9%(东南亚的52.8%+大陆的6.1%)，而美国所占的比重则从52.9%下降到31.9%，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

3.1.3 金融危机爆发后，台湾的海外投资由亚洲流向美洲（包括美国和英属中南美地区）。由表2可知，台湾对美国的投资已由前一阶段的6.4%上升到14.33%，而东南亚却由14.3%下降到12.0%。

3.1.4 进入21世纪以来，大陆、台湾先后加入WTO组织，正式成为其会员之一，两岸的经贸互动进入又一新阶段。随着中国内地在金融、保险、电讯等众多领域的逐步开放，台商投资内地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同时，由于东南亚一些国家因泡沫经济造成房地产价格飙涨，厂商投资成本也跟着上扬，以及劳工不足、工资上涨、政局动荡等原因，导致投资环境欠佳。只有越南由于工资便宜、生产成本低廉成为在台商投资的后起之秀。

3.2 对外投资的产业分析

自1952年截至1997年底为止，台湾对外投资仍以制造业为主，然而占其对外投资比重有逐年下降的趋势，由表3可知，初期(1952-1979)制造业赴海外投资的占比高达84.02%，其中以化学品制造业的比例最高，达24.49%，其次为食品及饮料制造业与非金属及矿产物制品制造业，分别占了13.04%、12.26%③。然而到了台湾对外投资快速扩展时(1987~1997)，制造业所占比例反而下降到44%，取而代之的为金融保险业与商业等服务业为主的产业，各占32.84%与11.86%④。在制造业中，电子电器产品制造业取代化学品制造业，成为制造业中最主要的对外投资产业，占对外投资的15.5%，其次才是化学品制造业，占对外投资的7.57%。而再从2002年（见表4）的统计情况来看，第三产业的对外投资已成为台湾对外投资的主流，在对外投资的前五大产业中，第三产业就占了四位，共达73.49%，而且仅金融保险业就高达52.89%，第二产业对外投资的比例明显下降，只有电子电器制造业进入台湾对外投资的前五大产业，而且所占比重比以前明显下降，只有15.88%。

台湾对外投资的产业变化过程正好说明台湾产业结构调整与对外投资之间的关系。台湾原本为发达国家的出口加工区，在工资与土地价格等生产成本逐渐高涨的情况下，原本以劳力密集为主的出口加工产品已无法生存，因而转往东南亚等工资、土地相对便宜的地方进行投资，因此第一波对外投资会以劳力密集型制造业为主。

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出走，使得岛内产业结构顺利调整，制造业逐渐向高技术、资本型产业发展，信息电子工业迅速兴起。为降低生产成本，这些产业也将劳力密集部分转向东南亚等国制造，因此第二波的对外投资开始转为与电子产品有关的产业。

1987年新台币升值之后，出口竞争力面临极大的考验，因而促使岛内厂商积极向外投资。随着台湾的产业结构，逐渐从以制造业为主转为以服务业为主之后，金融服务业逐渐兴起。由于台湾对东南亚投资金额愈来愈多，对金融服务业的需求与日俱增，因此开拓金融服务业在东南亚地区的市场，金融服务业于是逐渐成为第三波对外投资的主力。

4.以对外投资理论分析台湾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

从前面的分析看出，西方学者创立的跨国投资理论，是为垄断资本和西方跨国公司服务的，而对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动的借鉴意义较少。台湾作为新兴工业化地区，对外投资理论中也并不是所有的理论都能说明台湾的海外投资，笔者认为“垄断优势理论”和“内部化理论”更多地适用于国际跨国大公司的对外投资，而台湾是以中小企业为主，大多数企业并不具有“垄断优势”，其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也并不是为了“把外部交易费用内部化”。当然并不排除台湾的一些知名大企业的对外投资与一些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有相同的动机，这些对外投资理论对他们同样具有适用性。从总的情况来看，其中的“对外投资阶段论”和“产品生命周期论”、“网络理论”以及“投资动机理论”，能较好地说明台湾的对外投资。

4.1 台湾对外投资速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且与“对外投资阶段论”有一致性

邓宁的投资阶段论将一国的人均GNP与对外直接投资联系起来，总结出了一国对外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的一般规律。他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一国的人均资本流出额和人均资本流入额都将增加。其关系如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对外投资的速度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有密切的联系。对外投资只有在人均GNP突破2500美元时，才会形成较大的规模。从台湾的情况来看，从1959~1979年期间，台湾的人均GNP虽从131美元上升到1920美元，但对外投资的金额较少，总共只有0.59亿美元，以1979年的人口数来计算，人均对外投资额为3.375美元，这仅仅是台湾对外投资的萌芽阶段。而1980~1985年期间，人均GNP由2344美元上升到3297美元，人均对外投资额上升到11.27美元。总的情况来看，台湾的对外投资速度与邓宁的对外投资阶段论虽不完全重合，但趋势是一致的。即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的外移速度增加。截至2002年，台湾的对外投资金额已达347.18亿美元，人均资本流出量已累计达1542美元⑤。我们还可以另外一组数据对此问题加以说明：1952~1987年的36年间，台湾产业资本外移只有2.96亿美元，而1988~1997年的10年间，台湾产业资本外移累计达148.68亿美元，后10年是前36年的50倍以上⑥。因此可以预言，台湾资本外移的趋势还将继续，若当局仅靠采取种种措施加以控制，将难以奏效。

4.2 台湾投资的阶段性特征与厂商的投资动机相联系，不同的投资动机决定了不同的投资区位

1959年到1979年，是台湾对外投的起步阶段。在这段时间，台湾资本的少量海外投资主要集中于东南亚地区的资源开发与加工，系“资源保证型投资”。1978年以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1980年代上半期，台湾资本海外投资主要集中于美国，甚至向日本、欧洲扩展。主要是企业为排除贸易障碍，或为取得先进国家的生产技术及资讯，属“回避贸易壁垒型”和“市场扩张型”投资。1986年以后，台币对美元的汇率不断升值，迫使台湾中小企业把“加工出口生产基地”向亚洲劳动力价格比较低廉的国家与地区转移。投资主要集中于东南亚和祖国大陆，这是厂商为维持出口市场的竞争优势而寻求低廉的生产成本，是为保护市场而采取的防御性投资。

“国际生产折衷论”中的“区位优势”认为，由于“天然资源分布不均匀，各国要素价格、效率的差异、心里距离、市场规模和潜力等都会影响区位优势”。而东南亚和大陆正是由于丰富的天然资源、劳动力要素价格低廉、文化差异小，并且大陆还与台湾同文同种，有着庞大的消费市场，所以在台湾的对外投资中有着强大的磁吸作用。从总体情况来看，台湾企业的海外投资还未达到全球化布局的地步，或在全球布局的角色上仅限于整合制造生产的角色，仅依据台湾的产业特性和地缘关系而大量地投资于东南亚和大陆，缺乏全球市场行销布局的动机，以至对欧美市场的投资较为不足。

4.3 台湾对外投资的产业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有一致性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的核心就是随着产品成本的变化而寻求不同的投资地点。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产业结构的演替顺序，主要是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再转向技术密集型。台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业化期间，承接了部分西方发达国家转移的淘汰产业，主要是劳力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传统产业。但自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传统产业的生存空间大幅缩减，部分中小企业被迫出走，以寻找产业发展的第二春。再加上由于产品性质与市场限制，中小企业难以在短期内调整生产技术来适应要素禀赋和成本的变动。于是纷纷到海外投资设厂，依靠海外接单贸易的形式得以延续。

4.4 台湾地区与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相比有自己的特殊性

首先，台湾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有利于技术取得。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常处于先进技术的制高点。整整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国家通过大量对外投资，把成熟的产业即小岛清(Kojima)认为的“边际产业”不断向外转移的同时，由于技术的外溢效应，使发展中国家也吸收了部分先进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技术外溢的受益者。但通过这种方式取得先进技术的周期太长，而且往往是淘汰的技术。台湾虽然是新兴工业化地区，但在技术水平方面远不能和美日相比，厂商因此每年要支付巨额从先进国家取得技术，而通过对这些国家的投资也同样可以获取当地的先进技术。因此与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投资以拓展市场的目的不同，台湾到这些发达国家投资不仅有排除贸易壁垒的因素，技术取得也是其投资的目的之一。

其次，台湾是国际著名的代工基地。代工外销(简称OEM)是制造业出口的主要方式，台湾厂商的对外投资理念和经营策略与对外投资的跨国企业迥然相异，他们主要选择台湾生产网络可以支持的投资地点。作为一个国际代工厂，台湾厂商的优势是成本低、交货迅速。当台湾的工资上涨以致成本竞争力消失时，厂商一方面必须找寻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或地区投资设立新的生产据点，但同时又不能影响迅速交货。在台湾交货迅速是基于一个广延绵密的生产网络，网络内的厂商规模可能不大，但十分专业化，他们彼此相互支持，生产具有高度的弹性。东南亚国家及大陆不仅工资便宜，而且与台湾距离不远，仍可依赖原来的生产网络的相互配合来维系生产的弹性。因此台商在生产地点的选择上会偏向邻近国家，而较少选择距离遥远的国家，除非当地有靠近市场之便。随着台商在当地投资的成熟和投资规模的扩大，便采取上下游产业共同进驻的方式，在当地形成新的产业网络。因此产业网络理论投对台商在大陆投资的区位偏好很有说服力，台商在长三角和珠三角集聚的内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生产链形成的网络关系。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5BJL074）“海峡两岸经济整合与中国统一”，主持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李非教授。

注 释：

①杨先明.发展阶段与国际直接投资［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8－69.

②朱文贤.以产业网络观点探讨台湾中小企业之国际化［M］.台湾：私立义守大学管理科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8.

③④谭瑾瑜.东南亚投资在台湾企业对外投资中所扮演的角色［J］.东南亚投资双月刊1998,(2).

⑤此处数据根据台湾“经济部投审会”：《“中华民国”华侨及外人投资、对外投资、对大陆间接投资统计年报》（2002）和《国民经济动向统计季报》2003年第5期第2页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⑥ 谢宽裕.台湾产业外移与产业空洞化之检验［J］.台湾：台湾经济金融月刊,1999,(8):40.

参考文献：

［1］李文瑞，曹为忠.台湾厂商海外直接投资分析［J］.台湾经济研究月刊，（第十九卷）1996，（7）.

［2］谢宽裕.台湾产业外移与产业空洞化之检验［J］.台湾经济金融月刊，1999，（8）.

［3］谭瑾瑜.东南亚投资在台湾企业对外投资中所扮演的角色［J］.东南亚投资双月刊，1998，（2）.

［4］吕慧敏.台商赴大陆投资的理论与实际［J］.经济前瞻，1997.

［5］周明伟.近年来台湾资本的流向剖析［J］.海南金融，1996.

［6］林俊国.台湾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及影响［J］.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3）.

［7］汪慕恒译.2000－2001台湾的外资投资与对外投资－日本贸易振兴会白皮书［J］.台湾研究辑刊，2002，（3）.

对外直接投资范文第3篇

多年以来，我国利用外资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截至2006年底，我国实际吸收利用外资累计达8776亿美元，其中2006年实际利用外资684亿美元，2007年1—10月实际利用外资539亿美元。外资的涌人大大推动了我国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使我国许多城市和地区真正实现“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宏伟发展目标。随着我国综合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对外资的吸引力越来越大，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和质量已经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关注的一片投资热土，越来越多的外商将中国列为其投资的首选地之一，现在已经有来自全球108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在我国累计设立了数十多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家著名跨国公司正不断地将其投资项目和地区总部放在中国大陆，中国正逐渐成为世界著名跨国公司的集聚地。

外资在我国的投资基本上涵盖了汽车、通信、钢铁、石化和精细化工、家电、电站设备等工业支柱产业和信息、生物制药、新材料三大高新技术产业领域，普遍具有投资规模大、科技含量高、产品市场竞争力强、出口能力强、经济效益好的特点。对我国的产业机构调整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也为我国的企业做大做强自身，走出中国，走向世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遇和挑战。

吸引和利用外资，是促进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的结构升级和国内企业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但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必然，“引进来”与“走出去”两者资金流向截然相反的经济发展，实际上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经济达到科学发展的具体表现。从相互促进关系、资源配置效率和适应国际发展新趋势等方面来看，吸引和利用外资和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即所谓“引进来”和“走出去”在深层次上具有本质上的统一性。近年来，我国企业逐步走向世界，实现对外投资，跨国经营。2006年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达161亿美元，2007年上半年对外投资达78亿美元。截至2006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金额累计达733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累计10000多家，投资目的地多达167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涉及海外的资源、能源、制造、家电、餐饮、酒店等多个领域。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积极地对外投资，积极地参与国际竞争，不断地做大做强了自己。例如：海尔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生产基地1999年4月30日奠基，2000年3月建成投产，设计年产能力为50万台，在美国冰箱企业中排名第六。由此，标志着海尔集团第一个“三位一体本土化”的海外海尔诞生。随后海尔在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伊朗等国家建厂，生产海尔冰箱、洗衣机等家电产品，目前，已建成的海外工厂有13个，贸易中心18个。海尔产品已达96大门类15100多个规格的产品群，并出口到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但是，根据商务部公开的统计资料，我们汇总比较后感觉到：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还有很多的路要走，发展空间还十分广阔。

国际经验表明：一个成熟的经济体，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其对外投资额与吸收外资额的规模一般应保持在1：1.1左右的水平。这样有利于国际资本的双向流动，有利于形成资本流入与流出的动态平衡，有利于经济体纳入资本全球化的潮流。

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有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企业对外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与我国的实际利用外资势头相比，特别是跨国公司在我国的投资规模，投资力度相比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

我国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存在的比较大的问题是：1.很少形成投资规模，投资力度不大。这与跨国公司在我国，在我国的投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缺乏具有技术创新、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项目，产品或行业多数仍处于初级业态或单纯。如贸易、建材、农牧、远洋捕捞、旅游、咨询服务等行业很难做大做强自身。

3.主流投资设立的生产加工型企业，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南亚一带。这直观反映出我们对东南亚、南亚在制造业企业上的设备、技术、管理等几个方面存在着比较优势。但是那里一些国家的劳动力素质较差，责任意识不强。例如在泰国和柬埔寨的工厂经常面临工人缺岗，直接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转。另外，一些国家假期时间过长。例如柬埔寨一年当中假期就占六、七十天，企业根本承担不起停工的成本损失。还有些国家政府腐败，官员贪污受贿盛行，导致境外企业经常要支付大量的关系疏通费，才能保证企业正常投资、运行。

4.生产等运转过程中缺乏复合型的涉外经济人才。境外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需要拥有通晓国际经济运行知识、懂技术、会外语、精管理的复合型人才，特别是那些对生产经营尤其是生产工艺、技术设施、质量控制等非常熟悉的，而外语基础又好的国内企业员工，但是由于国内企业复合型人才十分短缺，甚至根本无人可派，严重制约了境外企业的发展壮大。

此外，还有支持政策还不够完善，保障措施落实不够以及报批水平审批手续不及时等问题。

三、解决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思路

综观国际上在东道国具有投资力度，能够形成投资规模都是跨国公司所为。我国企业要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形成投资规模，就必须要有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我国有一些工业的传统的制造业发展基地，历史形成了其在我国工业发展中的不可动摇的地位。为此，我们应该在国家政策的积极扶持下，在外资积极引人的作用下，不断地调整其产业结构，提高技术和生产能力，在能源、汽车、通信、钢铁、石化和精细化工、家电、电站设备支柱产业内精心地培育一批跨国公司。具体做法可以是：首先，以行业内某一技术领先，效益良好的企业为龙头(最好是上市公司)，重组或整合行业内外其他或相关的公司(如：纵横向都能形成产业链的公司和一些关联公司)形成一定规模的集团公司。其次，集团可以从国内外引进投资和战略投资人(上市公司可以尽可能的实现整体上市)。这样既可以实现股权多元化(但必须自己控股)，减少风险，又能够融到投资所必须的资金。而一旦引人了国外的战略投资人，企业在资金有了一定的来源的同时，还会有一定的技术，管理的支持，还会有一定的拓展渠道的支持。企业的国际知名度也会提升。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国外的战略投资人的选择应该是谨慎认真的，应该是以降低企业生产发展的非系统风险为前提的。其三，投资目的历来是企业投资方向的主题。以制造业为基础的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技术，管理等方面应该说存在着比较优势的限制，因此在对外投资初期应该以境外的市场，以获得境外的资源能源、销售渠道为方向，以境外现有的市场资源，在时间上，空间上以最短的距离推广自己的品牌。收购和控股境外企业的方法是企业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有效途径。

一个时期以来国际上企业并购之风风起云涌。不管这种并购出于何种目的，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并购可以使企业一定程度上降低交易风险和交易成本，可以变依赖市场为内部交易甚至控制，特别是在企业的资源利用上。如：作为中国第三大石油企业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海油)，近几年频频在国际市场实现成功收购，逐渐成为国际一流的综合型能源公司。自2001年上市以来，短短的二三年间，中海油海外油气产量的比重就从不足3%锐升至近25%，奠定了其国际能源公司的地位。2005年中海油斥资12.3亿美元成功地完成了三宗大的跨国油气并购，在海外与BP、壳牌等世界顶尖级石油公司一道成为资源国的油气开发者。目前，他们已同18个国家和地区的71家公司签订了160多个石油合同和协议。2006年其海外产量占总产量的比例已达1/5以上。

国有大型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资源企业是现行体制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是我国经济安全的重要保证。他们积极对外投资的经营战略，无疑对我国每年需要依赖大量进口的限制，对我国的能源工业资源工业的发展，对正在积极稳妥实施的战略储备工程，避免我国的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意义是深远的。

上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海默就提出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在于其比较优势。这种优势集中表现之一就是：企业拥有专利和专有技术等在产品或要素市场上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垄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提出以“市场换技术”，引进了大量的外资，外资进来以后获得了市场，但对他们自己的核心技术却保护的相当有效。我们的企业很难“换”得真正的技术，更不用谈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了。一些国企老总曾不无感慨地说：“事实证明：由外商控股的核心技术我们是学不到的。”因此，我国企业要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就必须拥有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必须指出：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是全面的，包括整个生产领域的，高科技领域的产品也是多样化的如信息技术、生物制药、新材料工艺等。我国企业的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形成优势，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采取的方法由：其一，企业要加大对科技的投入，加强与科技部门的协作，努力在产品、工艺上寻求创新，开发具有时代意义的新产品。例如：上世纪60年代后，世界能源危机日本开发了节能型汽车，树立起了日本汽车工业在世界的地位。当今环境保护问题日益突出，我们的汽车行业完全应该在这一方面加大投入，研发新型的环保节能型汽车，千万不要因小而不为，更不要因难而不为。产品、工艺上的寻求创新，本来就是长期而艰苦的工作。据悉，我国一些高校在环保节能型汽车的研发上已经有突破性成果。其二，我国企业应该发挥制造业的优势，打破地域界限，开展省市合作，将我国传统的，具有影响和比较优势的产品与先进的制造业技术和生物制药技术对接。形成批量的，规模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的生产。如中医药、保健品、瓷器工艺、园林建筑、生物酿造技术，生物制药技术等。这些产品在一些国家有着很深，很广的影响，一旦形成规模必定会使企业的投资扩大。其三，我国企业应该先将自己已经发展起来的，成熟的生产技术和产品如洗衣机、电视机、电冰箱等生产工艺与技术作为投资项目，利用WTO的规则，寻找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的产业结构“间隙”，大胆地在东道国进行风险投资(独资、合资、合作、并购等方式都可以)，站稳脚跟后再进行设计、生产、营销三位一体的本土化策略，开发地方元素、中国元素与东道国元素相结合的、具有我们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经营过程中，缺乏高素质的复合型的涉外经济人才几乎是所有企业的通病。这是我们几年来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法的失误。境外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需要拥有通晓国际经济运行知识、懂技术、会外语、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特别是那些对生产经营尤其是生产工艺、技术设施、质量控制等非常熟悉人才。这些实际上企业需要的能够直接面对生产的初、中级管理人员。对此我们可以学习国外的经验：由企业自己建立“企业大学”培养企业各个专业岗位需要的各类人才和熟练工人，也可以由企业与企业、企业与高校之间联合办学(不是实际由企业出钱冠名某个学校或学院的校企联合)，这样企业可以获得自己需要的人才，学校可以直接面临市场进行科技研发获得实际成果。欧洲的一些企业曾经投入500欧元实行这项培训计划，结果产生了5亿美元的利润。当然这是一个长远规划需要企业的智慧和决策，也需要有关部门的统一协调。短期内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需要上述的专门人才可以通过这样招聘方法解决急需：在我国一些地区，特别是大城市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曾经在企业里做过技术工人，有的甚至是企业的技术骨干，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国内曾经受高等教育。上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他们以留学等各种名义出国打工，现在多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们有国外生活经验，能吃苦，有文化(没有学历、没有学位)，有很好的外语交流能力，有的甚至在国外的大企业中工作过，而且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国内生活稳定，年龄大多都在45至52岁之间。这样的人才企业完全可以使用，而且是非常实用的。只要稍加以培训他们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适应对外投资企业的需要。

此外，政策上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加强决策的科学性，要为企业保证资金同时，要加强行业之间，行业内部的管理。反对地方保护，共同寻求发展，要对内形成面，理顺关系有序竞争，对外形成拳，把握机会联合竞争。使企业对外综合竞争能力和投资能力得到实质的加强。在国际市场上进行规模较大的投资和跨国经营。

要加强监管体系和保障体系，有效防止国有资产和外汇流失的同时，对财政、金融、外汇、税收等符合国际通行做法要深入了解。在境外资源开发方面，对企业的非经营性风险，要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投资风险补偿机制。要有充分的资金支持手段。对企业的外汇实行适度控制，允许企业适当独立在海外运作外汇资金。但是必须加强制度监管，以防止“中航油事件”的发生。

要建立建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力求在制度上保证和完善好企业的对外投资。最近，发改委会同商务部、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等部门联合起草了关于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指导意见并且正在形成过程中。其中包括一些扶持性的政策，比如说结合投资体制改革，将放宽企业走出去用汇的限制，放宽企业走出去的审批和简化程序等。同时，诸如《海外投资法》、《海外投资保险法》等相关法律也要尽快出台和完善。

参考文献：

[1]王志乐.2004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2]冯赫.中国各地区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业绩指数与潜力指数比较分析[J].国际贸易，2003，(11).

[3]王其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优势、特点与问题[J].国际经济合作，2004，(3).

对外直接投资范文第4篇

20世纪60年代后，各国对于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大量研究，西方经济学界主要理论有以下几条：

1.垄断优势理论

垄断优势理论是1960年由美国学者斯蒂芬?海默首次提出的理论，又称所有权优势理论或公司特有优势理论，海默认为，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的动机源于市场缺陷。垄断优势理论把跨国公司垄断优势归纳为：来自产品市场不完全的垄断优势；来自要素市场不完全的垄断优势；来自规模经济的垄断优势；来自政府干预的垄断优势。

2.内部化理论

该理论主要指企业用内部市场替换外部市场，以解决市场不完整带来的交换问题。其核心观点为，由于市场不完全，如果企业建立完善的内部市场，可以利用管理手段协调内部资源配置，避免市场不完全对于经营效率的影响。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质并不在于资本转移，而是利用企业内部管理机制降低成本，拥有内部化优势。

3.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劳动生产率不同的两个国家都应当集中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同时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从而节约资源，使得利益最大化。该理论由日本小岛清提出，他认为对外投资可以拉大两国比较成本的差距，创造新的格局。

4.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该理论又被称为国际生产综合理论，认为企业具有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三种优势时候才能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二、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理论分析

1.贸易替代论

贸易替代论认为，一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只有在严格的H-O假设条件下才能完全替代对外贸易，此时，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化的阻力障碍较小，对外直接投资成为理想的替代品，并且能够克服贸易保护下阻碍国际贸易往来的种种阻碍。企业在产品发展的不同时期可做不同战略结构调整以取得更大利益。

2.贸易相互融合论

目前，世界主要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已经与对外贸易往来变成了融合的两个部分。高度经济融合和细化的分工成为了经济全球化的具体体现，这使得企业在经营选择上变得更为多元，区位优势的重要性逐渐被技术优势取代。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政策的全面铺展，更多优势产业和过剩产能将向沿线国家转移，我国可以在投资的国家采用对外出口与对外投资相结合的办法，在适当的条件下采用兼并重组的方式进行海外投资，推动二者的融合发展。

三、中国对外贸易与直接对外投资现存问题

1.战略弊端

在我国，对外贸易与对外投资普遍存在着战略不足：企业大多认为，我国作为劳动力密集、原材料较为丰富的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投资没有必要，而更愿意投资占领发达国家高端市场，而我国作为技术相对较为落后、资本较为薄弱的发展中国家，通常在发达国家贸易中不占优势，这样一种贸易战略使得企业难以获得最大收益。

2.忽视贸易壁垒

贸易壁垒指的是对国外商品设置的人为限制，目的在于合法合理地保护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但一些发达国家会凭借技术、经济优势指定比国际标准更为苛刻的法规标准，实行贸易保护，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伤害。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由于发展时间较短，对于贸易壁垒规则知之甚少。同时，由于我国出口产品技术比较一般，普遍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因而容易受到贸易壁垒阻拦。

四、建议与对策

1.推动跨国公司的建设

跨国公司作为在国内外拥有较多分支的机构，其战略目标以国际市场为导向，通过控股的方式对国外的企业实行控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全面的资本、商品、人才、管理等交易活动，并进行高度统一的管理。

我国应当首先建立起一批大型跨国公司以提升国际竞争力，并加强拥有独立专利技术企业的对外扩张，从而使得对外投资与对外贸易同步发展，提升改善我国的贸易组成，以达到推动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

2.关税优惠及财政补贴

我国应对本国在外国投资建厂生产的产品进行进口关税优惠，一方面可以鼓励本国企业利用生产要素成本差异在国外生产取得更大的利润；另一方面也能增加进口利于抵消经常项目国际收支顺差。

同时，我国可以不仅应当鼓励大型企业进入欧美市场，也应当通过投资补贴的方式鼓励资金实力尚不雄厚的中小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关税优惠及财政补贴降低企业直接对外投资的风险，从而进一步推进二者共同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 母国 就业

就业是流出外国直接投资(FDI)的跨国公司与其母国政府产生利益冲突的主要领域之一。跨国公司一般考虑在全球性公司网络中如何最优地使用劳动和人力资源。而母国政府考虑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增加母国国内就业。严格来讲，因国外生产取代国内就业机会而引起的失业问题总是暂时性的。如果忽略调整过程和成本，实际工资下调就可以恢复充分就业。由于跨国公司的私人成本与母国的社会成本不同，跨国公司的个别行动不会顾及社会调整成本。

一、流出FDI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机制

具体来讲，跨国公司流出FDI对母国短期就业可能产生下面各种效应：

1.生产替代效应

跨国公司采用国外子公司生产，而不是采用母公司出口的办法来参与外国市场，会一定程度上造成就业机会的损失。

2.出口刺激效应

国外子公司对母国资本设备、中间产品和辅助产品需求，而产生增加母国国内就业的正效应。

3.就业结构优化效应

由于管理职能集中于母公司对母国非生产性就业的促进。流出FDI必然产生国外子公司经营，国外子公司经营业务也会导致母国法律和公共关系服务、管理和工程咨询等方面需求的增加。尽管上述两个领域受影响的就业人数并不多，它们所涉及的都是高度熟练的人员。对母国的就业效应不能只看它的就业水平，还要看它的就业结构的变动。

从理论上讲，跨国公司流出FDI对母国就业带来的各种影响是同时发生的，对母国就业的综合影响取决于多种因素。首先，流出FDI的国外生产会替代国内投资和国内消费吗，或者会补充国内投资与消费吗？其次，流出FDI的影响取决于母国是否存在充分就业或不充分就业。第三，它也取决于与流出FDI相关的资金流出，是否被较高出口及较低进口造成的实际资源转移所抵消。为便于分析，我们假定两种极端的情形：完全转移，对外投资完全被出口增加及进口减少所抵消；零点转移，资金流出根本不影响出口和进口水平。实际情况可能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一点上，同样，对外投资也不会完全替代或补充国内投资。我们假定最初国内是不充分就业的，这样，流出FDI对母国就业的影响就如下表所示。

表 流出FDI对母国的影响

二、流出FDI对母国就业影响的经验证据

上述的理论分析表明，流出FDI对母国就业效应的净影响取决于具体情形。1980s晚期和1990s早期来自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据表明，流出FDI对母国就业的影响很小，或有很小的边际正影响，只对非熟练劳动力群体的就业会造成负面影响(WIR95,p.221)。只有在效率寻找型流出FDI中才会遇到重新布置工作的问题 (WIR2006，p.181)。

由于发展中国家流出FDI起步较晚，有关发展中国家流出FDI对母国就业影响的经验证据比较有限。但现有的证据表明，它们与发达国家的情形有较大差异。在人均收入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台湾地区)的案例中，这些发展中国家对所有国家流出FDI而创造的技术和管理岗位的工作超过了1993年～2000年技术和管理工作数量的总和。对非熟练劳动力的就业受到流向中国大陆的FDI的少量影响有所减小(Chen and Ku,2003,p.22)。但总体看来，流出FDI的就业创造效应超过了生产替代效应。在新加坡的案例中，1996年到2000年期间流出FDI在制造部门创造了33600个工作岗位(Wu et al,2003)，另有一个研究表明，没有发现流出FDI对新加坡劳动市场造成负面影响，尤其是不存在流出FDI替代母国出口的证据(Ellingsen et al.2006)。

对于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2000年对巴西工业企业的一项调查定性地分析了流出FDI对母国就业的影响。同某些国内企业相比，流出FDI的巴西跨国公司雇佣了受过更好教育的员工，并为这些员工提供了更稳定的就业，支付给他们几乎相当于国内企业三倍的工资(De Negri et al.2005)。也有研究表明，有些发展中国家流出FDI的跨国公司通过职业培训提高了人力资源的素质(Young et al.1996 for China)。

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流出FDI，由于母国的经济性质不同，对母国就业的影响不同于从新兴工业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流出FDI的情形。例如，它们的制造业跨国公司连续发现了国内最能节约成本的生产地点，其外国附属机构就专门从事销售或产品开发等活动。这种情形下，转移到国外的就业就非常有限。另一方面，这种情形下母国公司总部的管理工作也很有限，尤其是当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投资到发达国家市场时，它们更倾向于从发达的东道国雇佣经理。这些国家流出FDI对母国就业的影响非常少。

总之，现有的证据表明，在适当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流出FDI能创造需要高度熟练和管理技能的工作，减少非熟练工作，改善了母国的就业结构，就业总量没有减少。其对就业影响的大小它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母国的人力资源适应生产结构变化的能力。

三、流出FDI对我国就业影响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中国就业议程》预测，未来10年，中国劳动力将增加7000多万人，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趋势还将持续8―10年左右，我国就业严峻的形势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低成本劳动供给呈现长期化趋势，发展对外直接投资能有效扩大母国就业。

目前，国内存在大量闲置资金以及过剩劳动力，一方面国内许多产业产能明显过剩，另一方面国内存在大量的居民储蓄，国内的金融市场很不发达，因此它们在国内转移投资存在一定的障碍。如果这些国内储蓄能有效地转化为对外直接投资，寻求海外更高的投资收益率，那么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就不存在挤占或替代国内投资和消费的现象，短期内的出口刺激效应要大于生产替代效应。

跨国公司流出FDI对母国就业的影响取决于对外直接投资之前母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状况和对外直接投资之后对母国国内资本形成的影响等两方面的因素。在对外直接投资之前，如果在某些产业母国已经或即将丧失国际竞争力，而这些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之后，不仅没有影响国内的资本形成，反而促进了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那么，对外直接投资将在减少劣势产业就业的同时，大大增加国内新兴产业的就业机会。

2006年，我国企业“走出去”取得新成效，全年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部分)达16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1.6%。截至2006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达到733.3亿美元。随着国内外对外开放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方面将会迈出更大的步伐。这些企业的管理职能都集中在中国总部，为国内创造了许多非生产性的就业机会，如吸纳了大量的高科技人才从事科研开发活动，聘用了大量熟悉国际贸易业务的市场策划和营销人员，大量的具有国际管理水平的管理人员等。另一方面，这些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其子公司的国际经营业务会导致对中国法律、管理和工程咨询、国际金融等方面的需求，大大刺激了服务于这些领域的中介机构人员就业。据估计，沿海很大一批类似的中介机构在近年来的兴旺发达与这些“走出去”的企业的需求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创造或维持一部分母国就业，提高国内就业人员的熟练程度和技能水平，从而有助于国内就业结构的优化。总之，根据目前中国流出FDI的特点和国内经济发展状况，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就业是利大于弊的。

参考文献:

[1]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6: FDI from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pp.181-182, pp.198

[2]Chen, Tain-Jy and Ying-Hua Ku (2003). “The effects of overseas investment on domestic employment”, NBER Working Paper, No. 10156 (Cambridge, MA: NBER)

[3]Ellingsen, Gaute, Winfried Likumahuwa and Peter Nunnenkamp (2006). “Outward FDI by Singapore”,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15, 2, pp. 1-40

[4]Wu, Friedrich, Toh Mun Heng and Terence Ho (2003). “Outward FDI and its impact in the home economy: the case of Singapore”, Journal of Asian Business, 19, 3, pp. 2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