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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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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的好处

对外直接投资的好处范文第1篇

随着当前社会不断发展中,各种管理制度的日益完善,经济体制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各个因素的影响,各种经济危机不断的涌现而出。国际直接投资的地区流向、产业流向、投资方式等将会如何变化是当前人们探究的重点,更是当前社会高速发展过程中其主要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方向所在。其在发展中是利用当前科学管理措施和技术方法对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的处理,提高我国的外汇储备资源真正走出国门进行跨国投资和发展的主要方式和措施是当前社会发展的关键。

1. 国际直接投资新趋势本文由收集整理

近几年来,受世界经济持续繁荣,跨国企业和公司迅速的发展,是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影响和制约因素,跨国公司迅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程度继续加深使得当前各个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新的发展局势。

1.1国际直接投资总量和主体持续增长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报告—《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采掘业与发展》指出,200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连续第三年呈现增长趋势,达到13060亿美元,增长38%。这一数字接近2000年创造的14110亿美元的历史纪录。可见,国际直接投资总量持续增长,投资主体也不断增长,只是增长速度有所放缓。

1.2以发达国家为主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将继续增长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快速增长,当前世界各种发展数据和发展形势飞速应用是当前社会发展的关键,更是发展中国家企业进行发展的良好契约和机会。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都出现增长。其中当前发达国家企业增长在过去各个时代中都要快,而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各种发展模式和管理控制措施的不断应用是当前发展的前提和关键。

1.3发展中经济体和经济转型体发展为国际直接投资来源地

《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的相关数据报告表明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企业越来越在国际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为母公司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另外,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促进了大规模的南-南直接投资流量,从而促进了南南国家在投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1.4全球当地化

经济全球化和激烈的国际竞争,促进了国际产业转移,跨国公司为提高全球竞争力,纷纷对外投资。而进入21 世纪,当地化和全球化一样变得越来越重要 。跨国资本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一体化的生产活动,而且还要认识东道国的具体特征 ,要考虑当地的供给能力、当地消费者的偏好、政府规章制度等。跨国资本在当地化和全球化之间不断地寻求平衡。

2. 我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概述

2.1我国国际直接投资所取得的成就

我国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30年,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企业实力的增强,我国企业跨国投资也蓬勃开展起来,成为主动参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有关人士在“第二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新闻会上指出,截至2007年底,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累计达920.5亿美元。如今,我国繁荣的经济和庞大的外汇储备使得来自我国的资本正成为全球市场上的重要投资者,此前,我国资本已经进入了多个世界级的公司。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国在多元化投资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收购了摩根士丹利、黑石集团等金融巨头的部分股权。

2.2我国国际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问题

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仍是我国参与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在我国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国际经济联系日益增强的大背景下,积极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将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起到更为深远的促进作用。从根本上说,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决定于其经济发展水平。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论对此做出了科学的解释。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可能很大。除此之外,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稳定低水平。另外,在国际直接投资问题上,我国仍然存在着体制上和资金上的障碍。

2.3适合我国国情的国际直接投资策略

政府的政策支持。这是一个资本高速流动、跨国公司竞争异常激烈的时代,面对这样的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我国政府在政策上对跨国企业的支持对我国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至关重要。

企业的开拓进取。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我国企业不可避免地将会遇到一系列的策略选择问题,如投资国别的选择、投资所有权

形式的选择等。许多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在这些策略选择上出现了失误。因此,必须特别注意对外直接投资策略的选择,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3. 对我国国际直接投资的展望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新世纪我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十年,2008-2010这三年更是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决定性意义。今后一段时间,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呈现以下趋势:

3.1行业选择上将突出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行业

首先,今后将加大对发达国家前瞻性高科技产业的学习型投资,这既是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调整对先进技术的现实需求,又是我国获取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最有效途径。其次,对外投资于成熟技术的过剩产业,扩大出口贸易量。

3.2地区分布日益多极化

发达国家仍是投资的重点地区,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由于其经济的普遍转好、市场潜力巨大、优惠的政策以及为我国企业相对优势的发挥提供了便利条件等因素,而被我国企业所看好。

3.3投资方式灵活多样

随着更多的企业走出国门,企业对投资方式的选择将更加灵活多样。除了继续采取并购方式,缩短进入进程,尽快得到技术和市场。在投资于发达国家高新技术领域的大型企业时,我们更可能会尝试以战略联盟的方式进入,充分享用战略联盟形式带来的好处

对外直接投资的好处范文第2篇

关键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风险 分析

中国自1979年开始对外直接投资以来,经过20多年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取得明显提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2005年对外直接投资额(非金融部分)达6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5.8%。然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经营绩效却不容乐观。世界银行认为,中国对外投资的许多资金被浪费到不适当的项目上。据世界银行估算,中国对外投资的三分之一是亏损的,三分之一盈利,三分之一持平。在2002年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国际竞争力评价报告中,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比较低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提供的调查显示,中资企业境外投资不盈利甚至亏损的,约占67%。有关调查显示,沿海地区过半数的企业海外投资是不成功的,真正成功的企业仅占10%左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海外投资风险太高。事实上,在任何投资活动中,风险问题都是每一个决策者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正确识别、评估一项投资所面临的各种风险是投资决策的核心问题。本文就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进行理论分析,然后提出相应的风险规避措施。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内涵

风险是在未来可能发生的一些不确定性事件对资产及其收益造成损失或增进额外收益的可能性。风险实际上具有获益与损失的双重可能性。作为一般的风险厌恶者而言,在进行风险分析时更看重的是风险带来损失的可能性。在任何投资活动中,风险都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风险又是可以控制的,人们可以通过正确地认识风险并采取相应防范和管理措施,使风险降到较小的程度。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事件会更多。这些不确定性事件的发生将对对外直接投资的预期收益产生影响。一般将对外直接投资中由于不确定性事件的发生引致资本或收益损失的可能性叫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与国内投资相比,进行跨国直接投资活动,由于受到各国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不同,各国经济政策的不同,各国货币在投资和经营过程中出现的利率和汇率波动、投资项目的选择偏误,投资管理的复杂性等因素的影响,国际直接投资风险远远大于国内投资。与间接投资相比,直接投资所形成的资产成为土地、房屋、机器、设备等有形资产和技术、商标等无形资产,其中大部分资产流动性较差。根据不可逆性投资理论,由于直接投资含有沉淀性成本;而不象金融投资等间接投资那样容易进行资产转移,直接投资者日后改变计划或决定,这部分成本将无法挽回。因此,对外直接投资比间接投资风险更大。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类型

(一)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指由于东道国政局的变化,导致投资环境的变化,从而给国外投资者的投资活动造成损失的可能性。一般来讲,政治风险主要由东道国政局的变动与战争、东道国保护主义政策以及东道国的国有化风险引起。当东道国政局变动或发生战争时,会直接影响一国的社会状况和经济发展速度,对企业的销售或利润水平产生冲击,甚至危及到企业的生存;东道国政策变动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的利润水平及发展空间;或者由于东道国的法律缺乏对外国投资者的保护,从而使企业的财产安全受到损失的可能性加大;当外国企业危及到本国民族企业时,东道国政府可能对外商投资企业设置各种障碍,施加各种压力,导致外商投资企业亏损或破产。

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面临东道国的国有化风险。所谓国有化是指一个主权国家依据其本国法律将原属于外国直接投资者所有财产的全部或部分采取征用或类似的措施,使其转移到本国政府手中的强制性行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就出现了国有化的。据统计,从50年代到70年代,10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有半数以上的国家对外资实行了国有化,共发生了1954件国有化案件,其中50年生国有化412件,60年代为406件,70年代约1136件,可见国有化的步伐一再加快。从地区分布来看,亚洲为219件,中东为464件,非洲为826件,拉美为454件。从行业分布来看,国有化的行业有半数以上集中在采矿、冶炼、石油、农业等部门。国际评估机构对政治风险的测算主要有三种方式:欧洲货币法,它征求政治风险分析员、保险商、银行信贷官员等专家对风险测定指标体系的各项指标的意见并计算得分;丹·亨德尔设计的“政治制度稳定指数”。它设计了一套指标并将其量化,再依据政治稳定程度将各国排序;哈拉尔德·克努森的方法,他认为一旦外国资本相当程度地控制了东道国利益,就可能引发东道国对外国资本的征用、没收甚至破坏,这时的政治风险最大。

(二)经济风险

每个国家都有其经济周期,在经济发展高涨时期,产品销售顺畅,工厂满负荷生产,利润增加。一旦进入低潮时期,产品销售不畅,工厂开工不足,但固定成本是不会减少的。销售收入减少和单位产品成本的上升使企业净收入减少。如果跨国企业所选择的项目对经济周期的变化极为敏感,其净现金流量也会随经济情况的变化而出现较大变动,从而使跨国企业面临的风险增大。在跨国企业面临的经济风险中,还有一种常见的风险是汇率风险。因汇率的变化常常导致对外投资者设在东道国子公司的资产价值变得不确定。

就汇率风险的形成而言,主要有交易汇率风险、折算汇率风险、经济汇率风险三类。交易汇率风险是指汇率的变动对跨国公司债权和债务价值影响的不确定性。折算汇率风险是指反映在跨国公司总公司汇总报表上的、因汇率变动而使其国外子公司产生收益或损失的可能性。经济汇率风险是指未能预测的汇率变化导致跨国公司设在国外的子公司的现金流量的净现值变化的可能性。汇率变动会导致生产成本升高,降低企业的获利能力。造成对外投资企业的现金流折算成本币后,投资收益率多变,投资者难以对企业形成正确预期,影响投资者的信心及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经营风险

经营风险是指海外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由于决策上的失误而使投资者不能从企业获得正常收益的可能性。由于文化环境、风俗习惯、交流语言等的差异,海外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在决策中信息往往不充分,甚至会将一些错误信息引入决策过程,从而造成决策失误,给经营带来损失。另外多数发展中国家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往往融资存在较大困难,营销网络又很难打开,购销渠道不畅,很容易将企业带入绝境,这样会增加企业的破产成本降低经营收益。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因素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直接关系到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成败。投资风险控制是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中的重要工作。而要进行风险控制,首先必须要对决定与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各种因素进行充分把握。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主要因素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信息的充分程度

风险实际上是由不确定性事件带来的。在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本来的确定性事件也会变成不确定性事件,这样就会增加决策的风险。在跨国直接投资中,当企业管理人员对东道国经营环境、人文地理、风土人情、消费习惯等不熟悉时,就无法收集到充分的、有价值的决策信息,在决策时面临的不确定性事项就会增加投资风险。尤其是跨国企业在与东道国企业展开竞争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往往在竞争中处于劣势,造成较大的经营风险。

(二)本国政府的政治经济地位

在企业进行跨国直接投资时,也经常面临政治风险。而政治风险的大小与本国政府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地位是密切相关的。另外,本国政府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也对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治风险产生较大影响。如果东道国与本国具有睦邻友好关系,则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要小一些,反之将面临较大的政治风险。

(三)东道国经济政治制度

如果东道国经济政治制度比较健全,法律法规比较完善,在世界上的经济政法地位也比较高,则跨国企业的权益保障程度也会提高。反之,如果东道国政治法律制度不完善,经济运行机制也不健全,则跨国企业的权益保障程度就会降低。另外,东道国的社会稳定状况、与他国的政治经济关系融洽情况也对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产生重要影响。一般而言,到相对发达的东道国在这方面的投资风险要小一些。而如果是到发展中国家,则风险要大一些。

(四)企业的风险管理制度

企业的风险管理制度是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内生性影响因素。如果企业有比较强的风险识别能力、风险预见能力和风险的管理与控制能力,并建立起规范的风险管理体系,则会降低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而这些能力的取得与制度健全的程度是与对外直接投资管理经验相联系。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企业而言,由于缺少这方面管理经验,对风险的认识不够,缺乏对风险的预见及管理能力,从而企业面临投资风险。

防范与化解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政策建议

(一)建立企业融资风险管理机制

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要灵活运用各种融资渠道和金融工具,降低融资风险。尽量在东道国融资,尤其是境外企业所需短期流动资金,应尽可能争取在东道国当地解决。当地融资,当地使用,当地偿付本息,使用同一币种,可以回避汇率变动的影响。另外,坚持借硬币、还软币和软、硬货币合理搭配的原则,即尽量选择在借款和用款期内币值坚挺、而在还款期币值疲软的货币,减少乃至避免外汇风险损失。跨国企业应善于利用国际金融界所提供的各种创新工具,对境外融资风险进行积极的防范。利用远期外汇或外汇期货交易;利用外汇期权交易;利用互换交易,包括利率互换、货币互换等,通过互换交易增强跨国企业金融资产的流动性,改善和重构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以便消除、减少或预防境外融资风险。

还可以推广运用国际项目融资和国际租赁融资来降低融资风险。国际项目融资是依靠项目自身的投资价值进行的国际融资,它以项目投产后的收益偿还贷款本息,以项目本身的资产作为抵押物。它是一种有限追索权的融资方式,由于贷款抵押物仅限于项目本身的资产,因而能减少项目举办国政府的直接债务或担保义务,降低筹资风险。因此,应该尽快推广运用这种国际融资方式。 国际租赁融资是现代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在信贷领域相互渗透和结合的产物,它有许多优点:融资期限可达几十年,租金通常按租赁物品的原值计算,且在租赁期内固定不变,可避免货币贬值、利率和汇率波动的影响,无需财产抵押,融资手续比较简便等(谢绵陛,2003),因此可以降低融资风险。

(二)建立完备的监管组织体系

一方面针对目前管理混乱的局面,建议建立专门的海外投资管理机构,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管理。海外投资机构总部可以设在国内,在其它国家依托驻外国的中国大使馆,设立相应的分支机构。海外投资管理机构可以集规划、立项、审批、协调、管理、咨询、服务于一体,其具体功能可以包括:制定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战略及长短具体计划;设立海外投资咨询机构,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风俗等进行系统研究,总结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和教训,收集处理国际市场的各种信息,并定期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指导性的信息;设立海外投资项目评估中心,预测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投资成本、收益和风险,对对外直接投资项目进行科学评估;建立常规项目审批中心,精减当前多部门联合审批的繁杂程序,除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能源投资应由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和商务部联合审批外,其余的项目可由海外投资管理机构直接审批。

另一方面建立海外投资审计与绩效评估机构。建立单独的审计与绩效评估机构的目的在于,可以使审批和审计职能分开,以利于相互制约;中国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是国有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很容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必须加强对这些国有企业的监督。此外,通过建立相应的绩效评估机构,可以随时掌握投资的绩效,以利于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制定。将审计职能与绩效评估职能放在一起的好处在于,借用审计信息,可以对对外直接投资绩效进行更真实的评估。

(三)进一步加强监管制度建设

对外直接投资的好处范文第3篇

当前,在人民币汇率面临外部升值压力的情况下,汇率升值可能产生的经济影响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这一问题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币汇率水平的高低。一些发达国家政府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主张主要基于人民汇率低估的判断,然而,如果人民币汇率水平不存在低估问题,那么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导致汇率高估,而人民币汇率高估将会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在探讨人民币汇率升值影响之前,首先应该对现有的人民汇率水平做出客观评价。本文认为当前的人民汇率水平不存在低估问题,该结论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事实:第一,从实际汇率的变化来看,从1994-2002年为止,人民币实际汇率一直处于升值状态,这一时期的实际汇率升值已经抵消了1994年由名义汇率调整引起的实际汇率贬值。第二,受实际汇率变化的影响,从1998-2001年为止,我国经常收支顺差的相对规模处于减少趋势,这一变化显示,人民币汇率升值有可能恶化我国对外经济状况。第三,我国贸易收支顺差主要出现在与美国的双边贸易中,如果不考虑中美贸易,那么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收支总体上是逆差。这意味着中美贸易顺差主要起因于美国的经济结构问题。第四,从贸易收支的结构来看,我国的贸易顺差主要发生在劳动密集型项目下,贸易逆差发生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项目下,这说明,我国的贸易收支顺差主要起因于低工资的比较优势。第五,就汇率与购买力平价的差距而言,由于发达国家非贸易商品的价格要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均衡汇率水平理应低于由购买力平价决定的汇率水平。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汇率与购买力平价的差距属于中等水平,因此,即使从购买力平价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同样不存在低估问题。第六,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主要来自大规模的资本流入,这一状况与我国鼓励资本流入、限制资本流出的资本项目管理内容有着密切联系,因此,适当限制资本流入、积极促进对外投资是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从以上几方面来看,人民币汇率不存在低估问题,因此,人为引导人民币汇率升值必然导致人民币汇率高估,而人民币汇率高估会对我国经济产生以下几方面的不利影响。

一、劣化我国利用外资的质量

引进外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因此,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是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回顾近几年,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主张人民币汇率升值和反对这一观点的学者都把吸引外资作为自己的重要理论依据。另外,以往的争论主要把焦点集中于汇率升值对引进外资数量变化的影响方面。本文认为,现阶段,我们很难确定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引进外资数量的影响,但升值趋势的形成会劣化我国引进外资的质量。因此,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引进外资的负面影响主要涉及质量问题,而非数量问题。其主要负面影响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在间接投资方面,人民币升值趋势会引起短期资本流入增加和助长外汇投机行为;第二、在直接投资方面,汇率升值趋势会抑制出口主导型投资和助长市场主导型投资。

人民币升值论者认为,人民币汇率升值和由此形成的人民币升值趋势能够促进来自国外的间接投资。如果人民币成为强势货币,持有人民币或人民币资产将有利可图,因此,人民币升值趋势将会促使海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和进行人民币资产投资。从理论上讲,当一种货币处于升值趋势时,升值本身可以给该货币资产持有人带来升值利益。但对海外投资者而言,获得升值好处的条件是不采取任何汇率风险保值措施。一旦采取了保值措施,投资者只能获得确定的利差收入。在采取汇率风险保值措施的情况下,投资者在回避汇率风险的同时将丧失获得货币升值好处的机会。虽然,有一些保值方法可以使投资者做出灵活的选择,但这些方法要求受益者支付昂贵的费用。

一般来说,重视长期投资的外国投资者会针对汇率变动风险采取保值措施,因此,对投资者来说,汇率是否升值不是决定投资的主要因素,因为投资的目的在于获取资产本身的稳定收入。在这种情况下,汇率升值趋势对促进投资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然而,与长期投资相比,汇率升值对短期投机资本的流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为了获得升值带来的好处,这些投机资本一般不采取保值措施,因此这类资金的流动对汇率风险非常敏感,在汇率处于升值趋势时,这类资金会在短期内流入本币升值国,在升值趋势发生变化时,为了避免汇率风险,这些资本会迅速撤离这些国家,从而对这些国家的金融稳定形成威胁。这正是亚洲金融危机留给我们的重要教训之一。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人民币升值确实可以起到促进间接投资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升值对促进长期投资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对升值较为敏感的是短期投机资本,因此人民币升值会引起大量短期投机资本的流入。短期投机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取决于金融市场的成熟程度,在发达和成熟的金融市场,投机资本可以强化和健全市场的功能,但在金融市场发展滞后的发展中国家,短期资本移动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从预防金融风险的角度出发,我国不宜过早实施人民币升值政策。

另外,一些人民币升值论者认为,人民币升值趋势不仅有助于促进国外对中国的间接投资,而且也有助于促进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对那些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来说,随着人民币的升值,以外币计算的资产价格将会上升,这对外资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因为公司的帐面价值发生了增值,另外,如果将来出现撤资,公司可以收回更多的资产。同样,在人民币出现升值的情况下,即使以人民币计算的利润不发生变化,外资企业汇回国内的利润会相应增加,即升值本身能够增加以外币计算的企业收益。一般而言,对于那些以中国为主要销售市场,而且原材料不依赖进口的直接投资来说,人民币升值确实可以带来明显的好处。

然而,对那些把中国作为生产基地,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进行出口生产的外资企业来说,人民币升值只能带来弊大于利的结果。这些企业在中国投资的目的主要是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然而,人民币升值无疑会增加劳动力成本和降低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魅力。发达国家的企业在选择投资地点时,将以本国货币或其他主要国际货币比较不同国家的工资水平,然后选择低工资的国家进行投资,而人民币升值将会增加以外币计算的、我国的工资水平,这意味着人民币升值会减少出口主导型对华直接投资。

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经历揭示工资变化对直接投资的影响。70年代和80年代,“四小龙”是发达国家投资的重点地区,80年代后期以后,随着“四小龙”工资水平的提高,外资企业开始把投资转向东盟国家,而此后东盟国家工资水平的上升又成为资本流向中国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受大量过剩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我国工资水平的上升速度要明显低于其他国家,这是我国吸引外资的重要优势之一。考虑到这一特点,日本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认为,相对稳定的廉价工资是促成日本企业向中国转移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现象加剧了日本产业的空心化趋势。他们认为短期内中国工资水平明显上升的可能性很小,在这种情况下,阻止日本产业向中国转移的唯一方法是要求人民币升值。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人民币汇率升值一方面会促进国内市场主导型的直接投资,另一方面会抑制出口主导型的直接投资。然而,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后者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要远远胜过前者。国内市场主导型直接投资会争夺国内企业的市场份额,在市场规模一定的情况下,这种投资不会明显增加就业机会。另外,这种投资没有创汇效益,因而容易恶化我国的经常收支状况。但出口主导型直接投资可以避免以上这些负面作用,这种投资不争夺国内市场,因此不会减少本国企业的就业机会,同时由于其产品销往国外,因而可以改善我国的对外经济状况。由此可见,人民币升值对直接投资的影响同样弊大于利。

从我国长期吸引外资的情况来看,我国外资政策偏重于鼓励来自国外的出口主导型直接投资,而且受政策和低工资水平的影响,这类直接投资一直是我国吸收外资的主流。近年来,外资企业实际使用资金额占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大约在10-20%,外资企业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率大约在20%-30%,而外资企业在全国进出口中所占的比重高达50%左右。这说明以利用廉价劳动力为目的、以出口为主导的直接投资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而人民币升值无疑会削弱我国经济发展的这一动力。

二、妨碍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人民币汇率升值对贸易的影响可以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当前学术界有关这方面的探讨,主要着眼于汇率升值对贸易的短期影响。就短期影响而言,汇率升值会引起进口增加和出口减少,一增一减,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确定汇率升值对贸易总量的影响。然而,从长期影响来看,由汇率升值引起的本币汇率高估会同时抑制出口和进口的发展,因而,人民币汇率高估会妨碍我国对外贸易的健全发展。

一国对外贸易可以分为进口和出口两个部分,因此汇率对贸易的影响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对进口和出口的影响。从宏观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来看,本币升值和由此引起的本币汇率高估会起到抑制出口和促进进口的作用,这意味着汇率变化对进口和出口的影响。方向是完全相反的。然而,值得强调的是,这只是本币升值的短期效果。发展经济学领域的许多研究显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出口能力是制约进口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出口较多的国家通常进口的规模较大,缺乏出口能力的国家同时也缺乏进口能力。因此,从中长期的视点来看,本币汇率高估会通过削弱一国的出口能力,最终削弱其进口能力。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不具备进行国际结算和支付的功能,因此,其进口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出口创汇能力的制约。在本币汇率高估的情况下,出口的下降会引起外汇收入的减少,而外汇收入的减少又会导致进口的下降,这意味着本币汇率升值和由此引起的本币汇率高估会妨碍贸易的发展。

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的经历显示了汇率对进出口的影响作用、及出口与进口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改革开放以前,人民币汇率一直处于高估状况,其结果,不仅我国出口产业的发展受到影响,而且有限的创汇能力成为扩大进口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瓶颈,在这种状况下,汇率高估成为妨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伴随着人民币汇率的下调,此后,避免人民币汇率高估的汇率政策为保持我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的出口和进口具有同步增长的趋势,二者的变化存在密切联系。这是因为出口的高速增长和外汇收入的增加为图1我国进出口规模的推移(亿美元)扩大进口创造了有利条件,而大量先进技术设备的进口又提高了我国的出口潜力。因此,维持合理的汇率水平、保持出口和进口的良性循环是推动我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通过以上分析,在人民币汇率升值对贸易的影响方面,我们不难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就短期而言,人民币汇率升值会抑制出口和降低外部需求,这意味着汇率升值会降低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加大财政、金融政策的负担。一国经济的总需求由消费、投资和外部需求所组成。外部需求的减少会引起总需求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扩张性财政政策弥补外部需求的减少,那么过度的财政支出将会导致财政状况的恶化。另外,汇率升值的另一短期效果是引起进口的一时性增加。进出口的以上短期变化将会引起我国失业人口的增加和农业经营状况的恶化。因此,人民币汇率升值不仅有可能降低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而且有可能影响到我国政治和经济的稳定。

对外直接投资的好处范文第4篇

(一)国际直接投资持续低迷,流入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继续续下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在2007年达到1.9万亿美元后逐步下降,2008年全球投资同比下降了14%,为1.7万亿美元;2009年全球投资仅为1.11万亿美元,比2008年大幅下降34%,其中流入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减少近60%。2010年,尽管全球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国际直接投资也只有1.12万亿美元,增加不到1%,仍远远低于危机前水平。其中,流入发达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萎缩,仅5270亿美元,再下降约7%。

(二)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显著增长,但分布不均衡。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继续成为最受欢迎的直接投资目的地,2010年流入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国际直接投资增加约10%,首度超过发达国家,占到当年国际直接投资总量的53%。其中,流入东亚、东南亚、南亚的国际直接投资比上年增长18%,占当年流入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国际直接投资总额的46.4%。流入中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和越南的直接投资大幅增长,而同期流入印度的直接投资下降32%。流入拉美地区的国际直接投资占23.8%,增长21%。东南欧和独联体吸收的国际直接投资增长1%,占11.9%,其中流入东南欧转型经济体的直接投资下降31%,独联体国家直接投资流入增加5%。流入西亚的国际直接投资下降16%,占9.6%。非洲吸收直接投资在2008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之后持续下降,降幅高达18%,仅占8.4%。

(三)跨国并购明显上升,“绿地投资”继续下降。2010年,全球跨国并购较上年增长了37%,其中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并购额增加了一倍。“绿地投资”的金额及项目数继续下降。随着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出现增长,跨国公司的子公司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盈利不断增加,2010年跨国企业利润再投资较上年增长了近一倍。

(四)低碳投资显著增加。跨国公司既是主要的碳排放来源方,也是低碳投资和低碳技术的供应方。2009年仅流入可再生能源、循环再利用、环保技术和产品制造等三个主要低碳领域的国际直接投资就达到了900亿美元。尽管许多发展中国家并不是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但吸引外国低碳投资仍将为它们带来生产能力扩大、出口竞争力提高、加快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好处。

(五)各国有加强对国际直接投资监管的倾向。2010年,各国一方面继续推动外国投资自由化,促进外国投资,另一方面又强化其对外国投资的监管,设法调整国家与投资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2010年对外国投资产生影响的政策措施中有近三分之一属于更严格的监管,这是自1992年以来此类措施占比最高的一年。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再诉诸国际仲裁程序解决与投资者之间的争端,甚至退出《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公约》。

二、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

(一)国际直接投资将恢复增长。2010年大大改善的宏观经济环境增加了跨国企业的盈利,提高了股票市场的估值水平,将推动跨国公司利用其充裕的现金流进行海外投资。同时,跨国公司也需要通过战略性投资加强其在后危机时代的战略地位。预计2011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将增加到1.3万-1.5万亿美元, 增长约16%―34%,基本恢复到2008年危机前的水平,2012 年将向1.6-2 万亿美元挺进,有望创出新高。

(二)发展中经济体吸收国际直接投资份额仍将扩大。2010年,发展中经济体直接投资流入上升9.7%,而流入发达经济体的国际直接投资下降6.9%,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率先恢复和最为活跃的地区。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缓解了发展中经济体的资本短缺,更多的机会、更低的成本、更高的利润和不断改善的投资环境将吸引更多的国际直接投资。在中国,国际资本的流入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的迅猛增长,外国直接投资通过“外溢效应”与“学习效应”,使中国经济的技术水平、组织效率不断提升,从而提高了国民经济的综合要素生产率。

(三)中国吸收国际直接投资将继续保持增长。2010年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量达1057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国际直接投资流出约480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五。到2010年底,中国吸收外资存量5500多亿美元,海外投资存量约2300亿美元。统计显示,中国实际使用外资较快发展主要得益于服务业及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大幅增长。鉴于今后中国服务业将继续加快发展,以及随着中西部地区交通、教育等基础设施条件不断改善,这一诱因将得到强化,新一轮向服务业和中西部地区投资的热潮可期。

(四)跨国并购占比将继续提高。跨国并购通常能够对经济形势变化较快地作出反应。2009年全球跨国并购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比例为67%,2010年达到90%以上,2012年预期将进一步增加。

三、对做好利用国际直接投资工作的几点思考

世界直接投资逐步恢复增长,中国仍然是外商看好的重要目标区域,这将为招商引资工作带来良好机遇。

一要进一步扩大招商引资的力度。正确处理好质量和数量、眼前与长远的关系,以提高质量为中心,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线,正确把握投资导向,营造综合竞争优势,积极探索和拓展利用外资的新方式。

二要更加重视投资环境建设。随着优惠政策“洼地”逐步填平,服务已成为吸引客商的一块强劲的磁铁石。要充分正视当前利用外资工作面临的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国内其他省市的竞争,重视投资环境在吸引外商投资方面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要更加重视吸引低碳投资。有针对性地发掘筛选一批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方面合作项目,积极创造条件开展项目承接和运作,进一步扩大低碳领域的对外交流与合作。

对外直接投资的好处范文第5篇

一、以市场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及其经济效应

(一)对外直接投资以市场为动机的原因

1.对外直接投资以市场为动因受海外各国的区位优势所影响。

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对外直接投资常常以制造业或者贸易活动形式进入东道国(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因为跨国经营可以避开已有的或潜在的贸易壁垒,建立当地的市场,促进产品在当地销售和售后服务。例如:TCL于2002年下半年成功收购德国老牌家电企业施耐德集团,2001年,施耐德在欧洲市场有高达2亿欧元的销售额和多于41万台彩电的市场份额,超过了欧盟给予中国7家家电企业40万台配额的总和。显然,此次收购将帮助TCL绕过欧洲对中国彩电的贸易壁垒,同时施耐德的品牌效应及其遍布全世界的销售渠道和强大的技术力量,也将有助于TCL进一步开拓欧洲乃至世界市场的业务。

2.较低的市场开发成本吸引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有些跨国公司希望在东道国获得比他们在母国相对低的成本投资,不仅包括获得低价劳动力,而且包括有较好的基础设施、进口限制较少、行政管理好等硬软投资环境,更有利于进入市场。有些跨国公司则愿意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成立合资企业,这类情况现正在形成趋势,这种合资企业将会加强双方的力量。我国由此可利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先进技术和名牌的优势,着重参与生产和管理,共同参与占领当地的市场。

(二)以市场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

由以上关于以市场为动机的直接投资的原因来看,绝大多数投资者都会考虑到东道国的市场,不管这个市场在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彭磊以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发展中国家为获取市场领先者地位而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型。方齐云、项本武(2005年)在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时把东道国的市场规模看作是第一位,由该动机的特点来看,它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主要是对母国GNP的贡献,同时对GDP也有一定贡献。

在东道国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实际上是一种出口替代行为,从而对出口的影响是负向的。因为目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获取资源型直接投资和学习技术型的直接投资,较少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市场型直接投资。所以我们在今后的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要大力推动那些对我国的产业关联比较大的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从而使得我国的直接投资不仅成为我国出口有益补充,还能够成为拉动我国出口的重要作用力。

我国流出FDI中制造业占29%,主要投资地区为亚洲和拉丁美洲(2005年占90%)。这类投资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为了绕过关税壁垒抢占市场份额等,因而往往能增加国外附属企业对国内资本设备、中间产品或辅助产品的需求,从而可以刺激国内的就业。

相对于我国吸引外资和出口的规模来说,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早期的、不成熟的阶段,但是在国际直接投资迅速、大规模发展的今天,我国的企业也要尽早的走出去到国际市场上去与世界各国的企业竞争。

二、以出口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及其经济效应

(一)对外直接投资以出口为动机的原因

(1)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获得低成本劳动的情况下,在东道国寻找经济的生产基地建立出口市场,有助于扩大中国产品向新的出口市场的渗透。

(2)我国大陆企业对于港澳地区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贸易、金融、运输等领域。这对带动我国产品出口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有相当一部分的产品出口是通过香港转口来完成的。

(3)在生产型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还能够带动中国的设备、原材料和总价产品的出口。例如:联想企业采用的是并购方式进行其出口投资战略。联想收购了IBM的个人电脑事业部,组建了世界第三大PC厂商,此次收购的交易总额约为17.5亿美元。收购完成后的新联想集团,全球总部设立在纽约,主要运营中心设立在北京和罗利(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实施投资战略两年后,联想已在全球60个国家设立了分支机构,遍及全球160个国家的销售网络。联想拥有了领先的商用笔记本产品、领先的研发和产品差异化能力,更强大的创新能力和更丰富的产品组合。联想和IBM结成长期战略联盟IBM成为联想的首选服务和客户融资提供商,联想成为IBM首选的PC供应商,这样IBM就可以为其企业客户提供各种个人电脑解决方案。在联想完成对IBM个人电脑部门的并购后,三家海外私人投资机构又以3.5亿美元投资入股新联想。至此,联想不仅在产品、营销网络等方面实现了出口战略,还在股权结构、融资渠道等方面实现了国际化战略。

(二) 以出口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

由上面分析可见,以出口为目标的对外直接投资多出口的效应是直接的并且影响也较大,并且进一步影响GDP总值。但是这种动机下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如果在东道国建立出口市场是以东道国的生产原材料来生产并采用国内的技术,这对于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是积极的,反之则是消极的。蔡锐和刘泉的研究也发现中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对进口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作用不大,与出口的关系则不显著;中国对非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累计对进口没有显著影响,而对出口有一定影响。

从短期来看,产出和就业是由总需求决定的,而总需求又是由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需求和外国需求来决定的。因此凡是能促进国内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出口的经济措施都有利于产出和就业的增长。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以出口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如果最终对总需求产生负面影响,那它会对国内的就业和产出产生一种生产替代效应,也就是说,流出FDI的收益比它的机会成本(即用于国内投资、消费、出El等而产生的对就业的影响)要小。如果以出口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会刺激国外对母国的产品出口需求,改善母国的就业结构,提高母国的劳动生产率,最终对总需求产生正面影响,那它就会对国内的就业和产出产生一种补充效应,也就是说以出口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比它的机会成本要大。实际的情况也可能是在以出口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替代国内投资或消费的条件下,以出口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相关资金流出被母国内出口增加和进口减小所抵消,流出FDI不会对母国带来国内就业的减小。因此,以出口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国内短期就业的实际影响是不确定的。

三、以资源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及其经济效应

(一)对外直接投资以资源为动机的原因

资源缺少的国家对获得自然资源首先从附近的原料丰富的邻国开始,其中一些国家已进入发达国家获得丰富的资源。另外,一些特种原料有需求的国家开始在其他国家投资,开设企业,利用当地特种原材料,并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管理经验。这种对外投资不受制于经济发展的某一阶段,即使处于发展阶段初期的国家,也可以向外投资,关键取决于能否在他国获得资源的竞争优势。我国对于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基本动机就是寻求资源开发,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将是一个严重制约。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中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例如:原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从1992年开始,先后在秘鲁、苏丹、泰国、加拿大进行小型油田开发试验项目,投资5000万美元,获得3084万吨石油可采储量,形成年产5万吨原油能力,完成协议投资后,可形成年产100万吨的生产能力。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能源企业负责海外投资的部门一直忙于收购合作的考察与谈判。目前中国几大石油巨头拥有的海外油气田多数在印尼、苏丹、哈萨克斯坦等发展中国家。如2002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年收购BP在印尼一家油田12.5%的股份,交易额为2.75亿美元;以5.85亿美元的资金收购西班牙雷普索尔公司在印尼5大油田的部分权益,并获得每年4000万桶的份额石油。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收购阿尔及利亚Zarzaitine油田75%的股份,交易额为3.94亿美元。

(二)以资源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

由此可见,以资源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充分的利用国外的有效资源,从一定意义上说可以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生产流程,从而间接的影响GDP。Blomstrom,Konan和Lipsey的研究发现,FDI流出对日本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Advincula对韩国的研究表明,FDI流出由于将低端生产移到海外,从而提高了国内生产活动的技术密集度。Ng和Tuan认为,对外直接投资调整了香港制造业的结构,直接影响了产业集聚,并通过集聚间接影响了生产力 。Barrios,Gorg和Strob通过研究爱尔兰的数据也发现,跨国公司对于中间投入物的需求,其中的一些会从母国国内市场上获得,会导致国内产业结构的改变和促进当地企业的发展 。而一般来说,以资源为目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是负向的,原因在于这种投资多数是在外生产且在外销售,从而有着一定的出口替代效应。

从中国流出FDI的行业构成来看,采矿业占了28.7%,这部分的流出FDI主要是缓解我国国内自然资源供给严重不足问题,如中国在澳大利亚、南非开铁矿是为了开发国外的生产资源,为中国钢铁生产提供可靠的原材料供应。这种投资与我国的国内投资具有明显的互补效应,促进了我国就业。

总之,能源安全是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因此,在我国国内资源日益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同时,积极投资于国外的资源开发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四、以技术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及其经济效应

(一)对外直接投资以技术为动机的原因

1.汲取先进技术,享受技术外溢

技术获取型海外投资是以获取东道国的智力资源、研发机构等技术要素为目标,以新建或并购海外R&D机构为手段,以提升企业技术竞争力为宗旨的跨境资本输出行为。对我国企业而言,开展以技术获取为目标的对外资本输出,其投资方向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集中于我国本身不具备比较优势的技术领域,是一种“逆向型投资”。马亚明和张岩贵认为,由于技术的扩散性,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可能是为了靠近先进技术的溢出源,以分享技术外溢的好处,进而积累优势。

2.追逐国际尖端技术,有助于国际化接轨

我国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一般较少考虑到追求技术,但从长期来看,在发达国家得到先进技术将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投资行业可以在制造业,房屋设计,研究和发展实验室、通讯设备等,主要集中在电子、生化等领域,也涉及其他如旅馆管理,石油勘探、零售等服务行业。若投资于最先进行业的话,他们将会得到处于世界顶峰的技术。例如TCL在美国洛杉矶独资设立研究机构;科龙在日本神户独资设立技术开发机构;小天鹅在美国和日本东京独资设立研究机构;海信在美国独资设立技术开发机构;上海贝尔与比利时合作。典型的例子就是深圳华为,深圳华为的国际化发展始于1996年。到目前为止,华为不仅与TI、摩托罗拉、IBM、英特尔、Agere、ATERA、SUN等世界一流企业成立联合实验室,广泛开展技术与市场方面的合作,而且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海外设立了美国硅谷研究所、美国达拉斯研究所、瑞典研究所、印度研究所和俄罗斯研究所等5个研究所。2001年华为印度研究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CMM 四级国际认证的研究开发机构,这标志着华为在软件开发过程管理和质量控制能力迈入了世界先进行列,是中国企业软件开发能力和标准化与国际化接轨的里程碑。

(二)以技术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

技术进步无论作为一种外生变量还是内生变量,对经济增长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已是当今国际经济竞争的核心。由于经济面临转轨,我国企业远未成为市场主体,市场风险机制也远未建立,因此我国企业研发水平低下,企业多年来的技术进步主要靠外资的技术扩散及对其学习与模仿来实现。以技术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的GDP的影响最大,但是这种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时滞。

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据表明,流出FDI对母国就业的影响很小,只有在技术寻找型流出FDI中才会遇到重新配置就业的问题(WIR2006,P.181)。流出FDI究竟是减小或增加母国就业取决于投资的种类,国外活动与母国活动是互补还是替代,互补或替代的程度如何。在四种类型投资动机中,技术寻找型FDI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最大。尤其是当它包含把价值链低端的生产活动安排到国外时,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更大。

除此之外,这种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也是潜在的,因为技术的获取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原因之一。发展中国家的许多案例表明,以技术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提高高科技产业的竞争力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从而带动了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如印度的IT服务和软件产业、中国的电信设备制造业、中国台湾的PC外设和半导体产业、新加坡的生物技术产业、中国香港的一系列制造业和服务业。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间相互投资比重加快,而对发展中国家投资逐渐减少,为我国进入这些国家的市场提供了机会。在我国国内经济技术水平向前发展的同时,应遵循国际产业转移的一般规律,把这些成熟技术和产品转移到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占领市场,使出口增多。

综上所述,我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各不相同,所带来的经济影响也有所差别。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走出去”的战略目标,应更多地注重战略资源、特别是技术创新资源的获取和积累。战略资源的获取和积累是一个动态的、长期的、具有路径依赖性的学习过程,但这并不排除国内一些企业在个别国家从事市场占领型投资,以充分利用我国企业在装配、制造方面的能力。目前,政府政策的缺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阻碍了国内企业的对外技术获取型直接投资,应转变政府目前仅将优惠政策集中于境外加工贸易上的作法,相反应将更多资源集中于支持国内各种所有制企业的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项目上,这种做法长远来讲更有利于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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