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研究的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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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研究的哲学基础范文第1篇

【内容提要】本文针对我国当前教育量化研究（包括教育量化研究方法的研究和教育量化研究方法的应用两个方面）中存在的问题，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和教育的内在特点出发，提出了解决问题的5项措施：

1.把“方法与问题相适应”作为从事方法研究及应用的基本指导原则；2.加强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3.积极开展对教育量化研究的合理评价；4.加强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应用范围的研究；5.积极构建研究人员综合的知识结构。

一、把“方法与问题相适应”作为教育量化方法研究和应用的基本指导原则

本世纪初，在科学实证主义哲学观、自然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技术的合力作用下，教育量化研究范式得以形成，改变了教育科学史上纯粹哲学思辩式的研究传统，从而提高了教育学的“科学化”程度。正是由于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对教育科学发展具有重大贡献，一些研究者不顾一切条件，无限夸大量化方法的作用，甚至到了迷信的地步。于是，有人把方法专著中列出的量化方法规则当作“灵丹妙药”应用于自己的研究中。这种现象就是“方法中心倾向”，其实质是方法与研究问题相脱离。

具体地讲，“方法中心倾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分教育科研方法专业研究人员工作集中在总结别人的研究方法上，并以此为基础创造、发明新的方法与技术，或是以某一哲学思想为基础推导演绎教育科研方法。在他们的研究中，往往将方法固定化、形式化，形成一套非常规范的方法体系，这种研究若不紧紧结合教育研究的具体实践，就有可能使研究创造的方法体系成为一具空架子。比如，本世纪初，一批教育科学工作者研究量化方法时，不考虑教育现象的特点，把重心放在数学方法的引进和一些严格实证性控制手段的创新上，结果把方法搞得相当精密，貌似科学。可是，一旦用于研究实践时，缺陷即刻暴露出来。“方法中心倾向”还表现在方法应用者身上，一些研究人员因为认识到方法的重要性以致偏爱某种方法，总是用现有的固定模式化的方法支配自己的研究活动。这样做，且不说所用方法本身可能有缺陷而给研究带来危害，即使所用方法本身合理，方法与研究对象之间还有一个“适切性”的问题，研究者若不考虑研究对象的特点而盲目遵循方法所规定的程序进行研究，同样会给研究带来不良后果。

总之，单从哲学原理推演方法，不联系研究实践移植创造方法，不结合研究问题应用方法都是错误的。我们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应坚决摈弃这种做法，把“方法与问题相适应”作为方法研究和应用的基本指导原则，要坚持这一原则，必须做到：

首先，不能受某一哲学思潮的严重束缚。以哲学思想为指导从事教育科学研究，可以深化研究的层次，形成抽象化程度较高的教育理论。这无疑对教育科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盲目迷信一种哲学思想、坚守一种特定的哲学观不放，就会束缚研究者的思想，从而按照该种哲学思想支配下的方法、技术和研究程序去从事教育领域内各种问题的研究。在30年代，教育量化研究达到完全机械化的程度，一些方法几乎被研究者当作僵化的教条用于教育科研中。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就是实证主义的影响。当时的研究者固守科学主义的思想，不能理智地结合教育的特点去分析这种思想观点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而是一味地用这种思想统摄教育研究，结果严重违背了教育的真实。事实上，每一种哲学思潮的出现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到了新的时代就会表现出历史局限性和现实制约性，有其合理的因素和不合理的因素。教育科学研究者对历史上出现的每一种哲学思想都应做深入研究、剔除不合时代要求和具体研究对象要求的因素，吸收不同哲学思想的合理成分来指导教育研究实践，这一点在处理哲学与教育研究之间的关系时显得非常重要。爱因斯坦在论述哲学与科学研究的关系时曾说过：“从一个有体系的认识论者看来，他必定象一个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就他力求描述独立于知觉作用以外的世界而论，他象一个实在论者；就他把概念和理论看成是人的精神的自由发明（不能从经验所给的东西中逻辑地推导出来）而论，他象一个唯心主义者；就他认为他的概念和理论只有在它们对感觉经验之间的关系提供出逻辑表示的限度内才能站住脚而论，他象一个实证论者。就他认为逻辑简单性的观点是他的研究工作不可缺少的一个有效工具而论，他甚至还可以象一个柏拉图主义者和毕达哥拉斯主义者。”（注：张来举：《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的哲学家》，《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1期。）这一段关于科学家研究特征的论述同样也适用于教育科学研究者，即不能固守一种哲学观点，而要结合教育研究的具体实践接受不同哲学思想的合理成分。

其次，在研究和应用具体的方法技术时，要做到“随机应变”，不把方法当教条。对方法研究者来说，不论是移植其他学科的方法，还是基于已有教育科研方法进行创新，都要结合“问题”进行，根据研究情景的变化而重新设计方法程序，而不能把创新、移植的方法搞成一套游离于教育问题之外的纯粹形式化的规则；对方法应用者来说，在研究中应从问题出发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并结合问题灵活运用，在应用过程中一旦发现方法与问题不符，应马上放弃该种方法而寻找其他更合适的方法。由于教育现象具有复杂性的特点，在研究中，也可以灵活地将多种方法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方法组合，使各种方法相互配合，共同发挥作用。可以说，研究者的每一项教育研究不但是一次理论的探索，更是一次方法的再创造。方法的进步正是在无数次教育研究实践中逐步取得的，任何从哲学或其他学科强行输入的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中都不可能站住脚。

二、加强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

教育量化方法的一般理论与技术，如统计模型、测验理论、实验设计等大都产生于西方各国。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是借鉴和应用，且借鉴后的改造工作做得也并不理想，这就阻碍了我国教育量化研究的发展。对于方法本身的研究是方法应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缺乏对方法的研究会影响教育研究和教育科学的进步。我国教育研究实践中量化方法的滥用、误用和教育科学的滞后与方法本身研究的落后有极大的关系。所以，在我国，加强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尤为重要。

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是定性方法与数学方法的统一。因此，对教育量化方法本身进行研究时，应从“定性方法”和“数学方法”两方面入手，并探索它们的结合点。关于第一方面，二三十年代的实证主义者做得很差。他们没有按照教育的本来面目去定性认识，将人“非人”化，结果在定性把握上走向岐途，从而导致他们建立科学教育学之理想的破灭。而在第二方面，他们做得颇为出色，发明创造了许多高超、精密的方法技术，堪与医学、农学、经济学领域内的数学方法相媲美。但由于第一方面的偏废，使这些数学方法成了孤立的东西。

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中“定性”的研究，应把握“真实性”原则，即创造的方法技术应符合教育现象的“真实”。按此原则去探索不同领域内不同情况下的定性方法才不致于走入岐途。应注意的是不能受某一哲学思潮（科学主义或人本主义等）的影响而偏执一种方法，而应以开放的态度去研究一切适应于教育规律的定性认识方法。如采用隔离观察、自我内省、人种志研究的现场研究法，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法，甚至现象学的理解法等一系列方法去达到对教育现象的定性认识。定性认识越深刻，量化研究就越顺利。对于教育量化研究方法中“数学方法”的研究同样也应坚持“真实性”原则。这里的数学方法不再是只研究抽象的形式、数量及其关系的方法，而是与具体的教育现象结合起来的方法，其中每一个数学符号、表达式和推理都具有教育方面的实际意义。“数学方法符合教育现象的真实”是基于对教育现象正确定性认识的基础上的，研究中应用的数学方法应与定性方法有机结合。在研究中，应注意从教育研究的需要出发去选择和创造数学方法，而不能拿着数学方法去寻找应用的对象，将数学方法强行输入到教育量化研究中。

三、积极开展对教育量化研究的合理评价

任何一种教育量化方法都带有时代的特征，受时空的限制，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暴露出各种问题，况且我国现在应用的诸多方法技术多译介于西方。地域之差、国情之别，必然会在我国的教育研究中出现许多的问题。如一些测量量表、统计模型、控制技术都可能会在新的情景中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这就要有一个对其进行改造、创新的过程。而改造的效果如何，就须用评价的手段加以衡量。所以开展评价研究是开展教育量化研究方法理论与技术的重要手段。当前在我国教育研究界有一种心理倾向，认为只要借助于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其研究就是科学的，其结论就是正确无误的。于是就出现了对研究对象不加分析就盲目使用教育量化方法的现象。如在一般的调查研究中，本来通过数据描述就能说明问题，却还要再进行一次诸如χ[2]分析的推断分析。这种做法反映出研究者既没有考虑χ[2]分析的条件，又没有把握自己研究的目的和研究对象，只想运用一种推理统计方法提高一下研究的“科学水平”，赶一下时髦而已。当然，有些失误是探索中的失误，是不可避免的。不管哪一种原因造成的失误，要尽量克服改正它。开展评价研究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历史也已证明：不断地进行反思和评价是保证教育量化方法发展和正确应用的重要措施，如30年代，美国和我国对教育测量的反思和批判，都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教育测量；又如正态分布在教育中的应用也是在不断反思中改进和提高的。

开展对教育量化研究的评价，要求评价者抱着对科学负责，对同仁负责的态度，勇敢地指出别人的失误。只要批之有据，评之有理，且态度诚恳，对方定会接受。同时评价者还要坚信：在科学研究中只有真理而没有权威。有了研究者这种内在的精神和信念，再加上当前我国浓厚的学术民主气氛，关于教育量化方法的评价研究一定能很好地开展起来。

四、加强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应用范围的研究

目前，对教育量化方法的应用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泛化”倾向，即试图将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应用于一切教育现象中去，企图改变整个教育学，使教育科学数学化。我们知道，进行教育量化研究的基础是对教育现象加以量化，转变成量化数据，再进行数学推理以获得结论。而这一研究模式必须依赖于对教育现象深刻的定性认识和数学工具的相应完备，这两个条件，并不是所有教育现象都已具备。因此，对一切教育现象进行量化研究并不现实。从另一方面说，一些教育现象根本不必用量化方法。在教育研究中，有些教育现象只借助于定性的方法，在思维中利用概念、判断和推理即可达到对教育现象的本质的认识。一些教育现象完全可以利用这一途径达到研究的目的。即使在自然科学中也同样存在利用定性方法达到对自然现象本质认识的例子。如在物理学中，弗·培根在了解大量有关热现象实例的基础上，运用定性归纳，得出了关于热的本质是运动这一正确的结论。因此，对教育现象不加考虑而盲目追求定量研究是不可取的。另一种倾向是对教育量化研究的排斥，认为精神现象不可能用定量的方法来研究，即使对某些教育现象勉强使用了量化方法，也只能是过于简化、形式化，而无助于揭示教育现象的本质。这种倾向完全忽视了教育现象中量的存在，且有些教育现象的量还是相当易于描述的。同时这种倾向还完全忽视了教育量化研究发展的历史，对由教育量化研究而带来的科学的进步缺乏基本的评价。以上两种倾向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都没有从教育现象与量化方法的适切性方面去考虑。我们认为，鉴于对教育现象的定性认识和数学发展的现状，在应用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时，应对教育现象进行具体的分类，区别出哪些适合于定量研究，哪些不适合定量研究。

从哲学上讲，任何事物都存在量的方面。但每种事物的量的“显易”程度不同，有些事物的量“外显”程度大而易于描述，而另一些事物的量不“外显”而不易于描述。量易于描述的事物适合于用量化方法去研究。一般来说，物质现象的量“外显”易于描述，而精神现象的量不“外显”而不易描述。这是社会科学的数学化程度低于自然科学数学化程度的根本原因。在教育领域内，既有物质现象，又有精神现象，既有“物——物”关系、“人——物”关系又有“人——人”关系。在研究时，就应该按以上标准将它们划归某一范围。属于“物质”现象、“物——物”关系和“人——物”关系的如教育投资、教育规模、教材与教学质量的关系等，一般来说可尝试采用教育量化方法进行研究。而属于“精神”现象和“人——人”关系的，如教育的本质、学生的品德发展等，使用定量研究方法应慎重。这样，在教育科学中将出现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计量性的，一部分是规范性的，而不是象有人提出的将整个教育科学变成一门“计量教育学”或一门“实验教育学”。

五、积极构建研究人员综合的知识结构

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是数学方法和定性方法综合起来而形成的更高层次的系统方法。不管是研究它，还是应用它，都离不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求研究者必须具有自觉综合运用这两方面知识的能力和意识。西方教育量化研究的兴起归功于一大批倾向自然科学的科学家和教育研究者，如高尔顿、桑代克等。但也正是由于他们强烈的“科学”取向，使教育量化研究向“科学”一方走过了头，从而不得不冷静下来去审思人文科学方法的有效性。我国三四十年代量化研究运动的兴起，除了社会因素外，与当时研究人员宽泛的知识结构不无关系。因此，构建研究者合理的适合于教育量化研究的知识结构极为重要。

我国由于高中阶段的文理分科造成了大学生知识结构单一化。当前的中青年教育研究者绝大多数是出身文科的本科生或研究生，自然科学和数学知识相对贫乏，甚至有些研究者在观念上排斥自然科学方法，从而把教育研究封闭在狭小的圈子内。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培养单位必须加强跨学科知识的教学，研究者自身也应打破固有封闭心理，主动学习跨学科知识，构建自身综合的知识结构。唯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教育量化研究的要求。

合理的知识结构除了在个体身上反映外，也反映在一个研究群体中。因为一个人所学的知识毕竟有限，不可能要求一个学教育专业的研究者与一个学数学的人有同等的数学水平。反之亦然。因此，在一个研究群体中，应吸收各专业出身的研究人员参与教育研究，建立研究群体的合理知识结构以弥补个体知识结构之不足。在一个群体，各类人员应互取所长，而不能隔行相轻。教育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大系统，是大教育，而教育研究也应是大教育研究，复杂性、综合性是其明显的特征。因此，各类人员共同参与，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互相配合，不懈进取才是教育量化研究发展和教育科学进步的一项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1.叶佩华、张敏强：《利用现代数学研究教育科学的探索》，《教育研究》1984年第8期。

2.金观涛、刘青峰：《探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统一的方法》，《哲学研究》1985年第2期。

量化研究的哲学基础范文第2篇

关键词：量化；数学建模；善；不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1-0045-02

什么是善？善就是好的，对我们有利的事物、方式或者选择。善具有明显的主体性，善与社会，关注的是社会的善，是对社会好的，在谋求社会发展与进化中对社会好的有利的事物、方式或者选择。那么什么是社会？社会是人和人赖以生存共同发展的集合形式。

人类的发展不是个人的发展，人类个体不能不依靠他人而独立存在，人类只能以社会作为人类集合体的存在方式发展前进。社会是人的集合，也包括人的全部社会关系以及法律、政治等等上层建筑。社会是人赖以生存的他性依赖，人需要其他人提供的生产产品，人需要和其他人的精神关怀和沟通，人需要他人的帮助协作。人类的生存不能离开社会这一组织形式，社会是人类生存、进化、繁衍的存在形式。看待社会的善有两个方向，一个是社会内部的善；另一个是社会整体的善。社会内部用量化的方法处理社会内部发展变化问题，社会整体的量化方法，处理社会整体的发展变化问题。不管是处理社会内部的发展变化问题还是处理社会整体的发展变化问题，都需要依赖数学量化的方法。社会的量化是社会对善追求的必然选择，但也要注意，社会追求善的过程是曲折的螺旋的不断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一、古代社会用简单的量化追求善

1.古希腊用简单的量化追求善

最早开化的四大古代文明中，都拥有着比较成熟的社会，他们的社会拥有分工和阶级。哲学家们对世界本原和人类生存探求的过程也是对社会善的不断追求过程。对善的追求过程表现在，如何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如何处理人和人的关系，如何使人类存在能够循序、稳定、发展、持续下去。

古希腊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极大，西方文明对于善的思考和追求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的。现代社会的量化思想起源于古希腊对数学的重视，在古希腊时代毕达哥拉斯学派已经开始用简单的数学的量化方法来追求社会的善，表现在：“他们注意世界上形式和关系的事实，他们发现量度、秩序、比例和始终一直的循环，可以用数表示。他们论断，没有数就不会有这样的关系和一致性就没有秩序和规律……物质世界也有数的性质，以单元为基础。点是一元，线是二元，面是三元，立体是四元。土是立方体，火是四面体，气是八面体，水是十二面体，如此等等。这就是说，物体的线与面被认为是有独立存在的实体，因为没有线与面就不会有物体，而没有物体，却可以设想有线和面。这些空间的形式是物体的原因，因为这些形式可以用数来表示，数就是终极的原因。对非物质的事物可以做同样的推论：爱情、友谊、正义、德性、健康等等是建立在数之上的。”[1]

2.古代中国用简单的量化追求善

在东方，古代中国发展出辉煌灿烂的独特文化，同样是构建在对社会生存、发展不断探索的基础上，也就是对社会善的不断追求。古代中国人在对善的追求过程中，就已经开始使用简单的数学模型的量化方法。《易经》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在将近三千年的古代史中，几乎一直居于“六经”或“十三经”之首的地位。虽然它的本质是一本卜筮用书，但从这部书中演化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古代中国社会对善追求的指导核心，它的具体方法是通过在《周易》与现实社会生活之间建立量化模型。

《周易》由六十四卦构成，分成两部分，从第一卦到第三十卦成为上经，从第三十一卦到第六十四卦称为下经。因周易是由八卦推演出来的，八卦称为经卦，六十四卦称为别卦[2]。《周易》的基本构成单位是“卦”，卦是由爻组成，爻分阳爻和阴爻。八卦中的每一卦都是由三个爻以不同的种类和顺序互相组合而成，刚好八卦。六十四卦中，每卦都有六个爻组成，这是由每个八卦具有的三个爻为一个单位，两两组合而成，刚好六十四卦。八卦指：乾、坤、震、艮、坎、离、兑、巽。分别对应天、地、雷、山、水、火、泽、风。八卦因其内部阴爻、阳爻的量和位置的不同而不同。这是古人对于事物是由阴阳组成观点的体现，一个事物保持其不变的质是由事物内部所具有的阴、阳的量和量所处的时序的不同决定的。六十四卦也是同理，每卦对应一个具体的世界、事物或者人的发展状态。六十四种状态几乎涵盖了古代社会生活和人与自然交往的各种事物或状态。再由一套具体的我们现代称之为“算法”的量化规则相辅，在每次卜筮之时得到一种事物或状态，即卦的对应以此进行占卜。用马克思的观点来看，虽然卜筮属于迷信，古代人的做法也不尽科学，但是这种量化建模的做法却内涵深刻的哲学和科学知识。首先他必须是认识到并肯定事物之间普遍存在着联系，普遍联系意味着，事物之间的普遍的同一性和相对性，意味着事物之间普遍的矛盾和事物内部的普遍矛盾，矛盾和矛盾之间互相斗争发展，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矛盾的非主要方面之间斗争发展，相互斗争影响曲折螺旋的前进。用世界具有普遍联系性质的潜在意识，把自然与人发生物质关系推演的状态概括为六十四种，并用数学方法建立六十四种状态的相互联系，并能在联系之中找到与现实的对应状态。

《周易》作为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建立的量化关系指导古代中国社会对战争抉择、农业的生产、祖先的缅怀、自我精神慰藉，处处体现着对社会善的追求指导；但古人低估了世界的复杂性、深刻性，也不具备能够量化世界的数学能力。古人最初概括自然与人发生各种关系的状态并不是现今所看到的六十四卦，现今的六十四卦是古人在长期生活实践中总结的经常发生的大概率事件，而并非是运用精确地量化方法推演出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周易》卜筮方法在古代社会生活中与现实的巧合概率较大，但并不是客观世界发展的真实反映，导致古人的盲目迷信。

二、现代社会通过量化方法追求善

现代社会建构在发达的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社会的发展依赖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的发展依赖科学定量的发展。恩格斯说过还没有用数学量化的科学是不成熟的科学。自然世界是一个整体，我们人为地将其割裂为便于我们认识、研究、掌握的各门学科，在各门学科中，我们首先认识事物的各方面性质，也就是定性的研究，大多学科在这一阶段还都属于哲学的范畴尚未分化，还处于摸索阶段。当人类的认识逐渐积累，对事物性质有较为全面的把握时候，就开始对其进行定量的、精确地研究。当然，定量研究的同时也伴随着对事物新性质的认识。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提出的原子测不准原理：“任何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动量不可能同时准确测量，要准确测量一个，另一个就完全测不准。”[3]可以被看作一个由定量研究得到的一个定性理论。可见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是相互促进发展的，而一门基础科学的成熟是以是否量化为标准的。量化是每一门成熟科学应该做的，也是对每一门科学的善。

量化是现代社会达到具体的善的方式，是具体的善的集合，通过量化得到具体的善，或者说具体的善包含在量化关系之中，而具体的善对于社会方方面面也有各种不同的表现，量化是社会的发展趋势，也是人们所能得到的最精确、最可靠的方法。贯穿于社会具体的善的方方面面表现之中。

自然科学内部因为贯穿各个学科之间量化关系的共同性，世界本身普遍联系性，虽然被割裂为具体的学科，尤其近来交叉学科的兴起，在本不明晰的学科界限上从其实用价值上大概可以分为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

现代社会的量化，就是数学建模，比如简单的一元一次方程，也有复杂的多元高次方程组。微积分本身就是为了量化不断变化的物理量而创造出来的，在牛顿的经典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称其为“流数术”。“杜威说到数学：‘我们借助于符号，或者是姿态，或者是文字’——注意，语言和文字，都是符号‘……或者更精巧的构造’——我们借助于符号，好处就是可以想象动作，‘可以不动作而动作’。这是概念的唯一的用途：‘借助符号进行实验’。所以，‘专门符号的发明，标志着思维有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从常识的层次发展到科学的层次’，从现实的层次进入到可能的层次。这是杜威对数学符号的最重要的一种洞见，根据这一洞见，数学让我们把实践的过程变成符号运算的过程。”[4]现代社会所运用的是维度衡量所承载我们存在的物质广延；一维是线，二维是面，三维是体，四维是时间。恩格斯认为“空间是指运动的广延性、伸张性，时间是指物质运动的持续性、间隔性、顺序性。”[5]空间是事物存在的广延，时间是事物发展的广延；时空本身就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连续的过程，因而事物的存在和发展是连续的不可分割的。我们用数建立起点、线、面、体、时间之间的关系，甚至是不同次元的多重维度，就把我们所存在的广延量化了，世界普遍联系，物与物之间相互影响跨越空间，跨越时间，相互交织、作用、交换、演变。单纯的经验观察犹如管中窥豹，只见一斑，将世界量化之后犹如结了一张开放性的大网，虽然仍不能窥其全貌，但将已知事物的联系脉络梳理清晰。配以系统数学工具，既能做到对世界的精密把握，找寻社会之“善”所在的普遍联系网络之中的节点。

参考文献：

[1]梯利.西方哲学史[M].葛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17-18.

[2]朱伯■.易学基础教程[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13.

[3]吴国盛.科学的历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445.

量化研究的哲学基础范文第3篇

集中在自然语料与诱发式语料两类，同时我们认为在具体的研究中，语料的效度、信度、适切性与可行性都应纳入考虑的范围。

关键词：实验语用学 实证哲学 研究方法 语料收集

一.引言

实验语用学这一术语最早出现于1999年Cognition杂志上[1]。它主要是指使用实证主义方法，对语用课题进行研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言语行为、含义解读与推导、发话人意义等的认知基础;同时在人们的真实交际中，如何根据语言学知识、语境因素等去消解歧义，获取话语的明示与隐含信息，最终理解发话人的交际意图，或者理解隐喻、反语、借代等非字面信息[2]。实验语用学认为，我们只有将语用语言学与心理语言学等相邻学科的研究方法整合起来，才能对语用学本身的理论建构作出最好的诠释[3]。他们指出话语理解等信息中的推理与心理学、心理语言学密切相关，但基于心理语言学所提出的与言语相关的实验方法并未系统地检测现有的语用理论，所以实验语用学就倡导将实验法推广到语用学的各个研究领域[4]。

二.实验语用学的理论建构

语用学在建立之初就与哲学、认知科学、心理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哲学思想的介入为语用学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哲学基础，认知科学的研究手段为该领域提供了更好的科学方法。此学科虽与其它多种学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本文只讨论其中几门特别重要的学科。

1.实验语用学与心理学

心理学，是社会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主要研究人的心理现象与行为规律，如条件作用、人格差异、人格异常、内心冲突等课题。心理学家只顾建构理论，却没有试图将自己建构的理论同其它学科联系。20世纪60年代，认知心理学取代了以往行为主义的主流地位，许多新的研究方法被用来研究心理以及活动背后的认知机制。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医学研究技术在认知心理学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常用的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正电子扫描技术（PRT）、脑电技术（EEG/ERP）等将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深度[5]。认知心理学也波及到了语用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关联论、顺应论等。值得指出的是研究技术和条件都处于基础阶段，尚未完成系统地科学验证，只是雏形而已[6]，但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思想早已渗透到实验语用学的研究领域了。

2.实验语用学与实证主义哲学

实验语用学的直接哲学基础是实证主义（positivism），最早由法国哲学家Auguste Comte提出。实证主义哲学广义上是指任何排斥先验或形而上学的思辨而基于经验材料的哲学体系;狭义的是指Comte关于这一认识论的观点[7]。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上主张研究对象不依赖于研究者而独立存在，事物本身具有内在的固有的、能重复发生的规律，同时事物的量化维度可以用来考查事物的本质。以巴赫主义为代表的是第二代实证主义与以维也纳学派代表的是第三代实证主义，即逻辑实证主义或称逻辑经验主义[8]。他们主要从事科学哲学的研究，以及相关语言哲学和逻辑哲学问题。语言世界也是可以被量化的，研究语言可以用实验的方法获取数据，依靠定量数据来解释语言。正是在此哲学观指导下，实验语用学应运而生。实验语用学认为：人类适切地使用语言以及理解语言的过程是有理据性的，我们可以凭借科学的手段进行测量，结合特定的文化社交语境进行阐释。

3.实验语用学与数理统计学

数理统计学是语言学研究中量化数据分析的重要工具，它可以使研究者运用一定的原理和公式描述量化数据，进而得出可靠的推论[9]。语用现象涉及社会、文化、语境、认知等随机变量，而统计学是研究随机变量的数学工具，因此统计学方法的应用可以更好地探索出大量复杂语用现象的本质。实验语用学将人类纷繁复杂的言语交际行为和认知过程看作自然现象，可以用客观化的自然方法来研究。特别是对庞大的语料进一步处理时，我们必须借助推断性统计分析方法把那些看似无意义的材料凸显出本身的价值。

三.研究中语料的搜集方法以及原则

研究是一个提出问题或假设、收集数据、阐述数据的过程[10]。对任何科学研究而言，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实验语用学也不例外。我们根据语料收集方法的性质不同将其分为两类：自然语料和诱发式语料，下面就从这两种类型予以展开。

（一）自然语料法

自然语料是受试人员作为交际一方参与其中的言语交际行为，是真实交际意愿的驱动。然而，我们所说的自然语料并非是受试者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受试，而是带有人为因素的尽量接近真实场景的自然语料。获取自然语料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借助现有语料库与自然观察。

1.语料库

有些言语行为，如告别、问候，表达感谢[11]，有其自身的固定程式，语言数量有限，结构单一，较易识别，因此比较适合用语料库。我们认为语料库的开发和使用对应用语言学，特别是对研究学生错误类型的标记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这一研究方法在实验语用学中能起多大的作用我们持保留态度。因为我们必须面临这样一个现实，即没有一个现成的可供使用的口语语料库，这样就无法涵盖不同的语体特征，那么目标语料的可比性在语料库研究方法中似乎不能作为理想的语料源头。

2.实录语料

实录语料是指研究人员在征得受试者同意的基础上，对自然发生的真实交际行为进行录像或录音，然后将资料转写。这种方法显然具有人类学研究的特征，同时可以最大限度地呈现交际在真实语境下的全貌。鉴于此，这种收集语料的方法是从理论层面公认的理想语料，但是实际采用这一研究方法的学者很少。首先，研究人员必须征得当事人的同意（西方国家特别注重研究道德问题）;同时如果受试者知道话语会被录音，其语体风格往往会被调整;况且真实的交际很难对交际双方的权势、地位、年龄等变量加以控制，不利于科学分析，因而实录语料的际操作显得困难重重。

（二）诱发式语料

诱发式语料是指研究对象并没有参与到真实的言语交际行为中，而是受研究人员的诱发和引导，从记忆中激活相关信息，报告表演或写出来，即受研究人员的目的驱动[12]。常见的收集形式有语篇完型任务、角色扮演、口头报告。

1.语篇完型任务

语篇完型任务（Discourse Completion Task， DCT），是语用学研究中最常见的研究方法。它是一种基于格式塔心理学的理念，先是一段情景描述，然后是对话，其中一部分给出，要求受试者补全另外一部分，要研究的那一部分需要含有特定的言语行为[13]。DCT可以分为选择语篇完型（MDCT）和书面语篇完型（WDCT）。两者都给予受试者一些场景，但MDCT要求受试者从被给选项中选出答案，而WDCT是开放式的，要求参与者写下他们生成的语篇反应。有些学者[14/15]认为MDCT仅能够测试出受试者的某些语用理解能力，但是对于语用生成似乎WDCT有更高的信度和效度。因此，我们认为这种研究方法虽然没有面对面的互动交际那么真实，但从语料收集的数量上讲不失一种好的方法。

2.角色扮演

角色扮演（Role Play， RP）是一种情景模拟法，由研究人员设定交际场景，规定双方的角色关系，包括职业（如师生关系）、社会距离、相对权势等，并向被试者说明，要求他们在给定情境下实施某种言语行为，并以口头形式表演出来。根据交际互动的深广程度，角色扮演可以分为封闭式和开放式，前者一般是单话轮回应，而后者是一种不限数量、不预设交际的多话轮回应和交际双方意义协商的过程。我们认为，RP克服了收集实录语料不太可能的弊端，因为RP所获得的语料在复杂性、多样性、互动性、协商性等层面更接近于自然语料，但其交际语境是虚拟的，并且交际双方可能会因不熟悉其扮演的角色或本族语没有经历过类似情景，那么语料的信度和效度就值得质疑[12]。

3.口头报告

口头报告这一研究方法以多种形式丰富了研究人员对语料的识解。通过自我报告和自我观察，受试者要求说出他们在实施某一言语行为时的内心想法并对其特定语言行为进行自我心理剖析。这一方法可以用来验证获取语料的方法和过程是否具有效度和信度，同时有助于我们了解受试者在给定情境中的意识活动[16]。内省法的优势在于可以及时汇报，可以使得任务同时进行，但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任务的完成[17]。

四.结语

本文对实验语用学的学科基础进行了溯源。实验语用学是一个交叉学科，它是集语言学、哲学、心理学、数理统计学于一体，以实验为研究手段的一门学科。虽然实验语用学对于语用推理并未做出清楚的解释， 但它的学科价值在于它可以使语用学理论逐渐减少其心理学上的模糊性，同时为本学科以往的内部循环论证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就语用收集方法层面而言，这些方法本身并无优劣，但在做研究时，我们应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选择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最近几年研究者们为了提高语料的效度、信度、适切性与可行性，混合法似乎成了一种研究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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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Gass，S.M.&A.Mackey.Data Elicitation for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1.

量化研究的哲学基础范文第4篇

一、哲学心理学

人心思辨性考究以冯特1879年创立实验心理学作为科学心理学的标志，在这以前哲学家或思想家对人类心灵性质与活动的解说和阐释，都可称为哲学心理学，〔5〕也是当时占据主流地位的心理探索形式。尽管科学心理学诞生后一直试图斩断与哲学相连的血脉，但是，它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所暴露出的由于忽视理论建设和缺乏对自身理论基础的哲学反思而导致的学科根基虚弱性表明，科学心理学长足进展并不意味着心理学哲学探索终结。哲学心理学依然具有为心理学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基础前提或理论预设等功能，在心理学发展中，成为绝对不可或缺的范式。

严格说来，哲学心理学是由那些朴素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对人类的灵魂、人性以及精神等方面的思辨性推想、猜测或反思而构建的松散的、不成体系的知识形式。凭着对人类自身深切关怀与强烈好奇以及深邃的洞察力和通达的智慧，在各自不同的理智背景下，构造出带有明显形而上的抽象概念(如理智、灵魂、人性、欲望等)，以此阐发概念化或体系化的理论说明或是“人心”思辨性解说。它们既是一种哲学思想表现，也可理解为一种心理学知识体系。

他们的心理观在表现形式上尽管多种多样，例如，在人性的规定上，性善说、性恶说以及中性说各自据理力争;在身心关系问题上，身心平行论、身心交感论、身心双面体论各行其道，但是，多样化背后隐含着某种假定，即人的“心”是客观存在的，是可以理解的。缘于心理观表现形式的多样化，也就形成了不同特点的心理学理论派别。这些理论派别在彼此论战中，不自觉地实现思想沟通与理念对话，其目的殊途同归:通过思辨性推理，建立理论，从而达成人对自身尽可能的透彻理解。因此，该范式在实现对人性、身自关系、灵魂等方面的解释，的确发挥了一定知识功能。事实上，哲学心理学根据其不同的文化传统，可分为西方哲学心理学和中国哲学心理学。两种不同的文化样式的哲学心理学，因其方法论、心理观、世界观的不同进而建构出两种风格迥异的心理探索形式。

尽管哲学心理学在心理学发展中以其特有的理解方式而存在，但是，必须承认，哲学心理学只是建立在心理生活直观经验上的哲学探索，所以，其认识论、方法论、世界观以及理论上的偏狭也就成为其自身发展难以逾越的障碍。

因为以抽象的、不可捉摸的、难以理解的人的灵魂或心灵为考察对象，这样，在当时不能、也没有实验方法予以量化的条件下，观察、猜想、推论等方法就成为实现解释人心、构建人心理论的主要也是必需手段。思辨性是哲学心理学方法论的重要特征。客观地讲，这既是哲学心理学获得“哲学性”和智慧的标志性招牌，也由于其难以科学验证而授人以柄，成为它的致命伤。

二、科学心理学

心理规律客观性追求科学心理学是当今心理学研究的主流范式。它主要包括构造主义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机能主义心理学、认知主义心理学以及皮亚杰的认识论等。虽然这些心理学流派的研究方向、问题取向、研究旨趣还有一定差异，甚至是对立的，但是，就它们所持的心理观、方法论、所建构的理论解释框架，可谓异曲同工，并没有溢出科学主义边界。其典型特征为:

在实证主义观统摄下，预先假定人类心理机制，努力追求心理学方法的精确性，寻求并验证人类心理的客观性和规律性，淡化甚至排斥人类心理活动的价值负荷，探究心理知识的普适性，建构起以还原主义为基础的统一却缺乏生命力的人性。

量化研究的哲学基础范文第5篇

郑石桥教授，1964年9月出生于湖南耒阳，1982年毕业于湖南株洲冶金工业学校（现湖南工业大学），1988年毕业于新疆财经学院（现新疆财经大学）会计专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95年获财政部科研所经济学硕士学位，2001年获上海财经大学管理学（会计专业）博士学位，同年底进入复旦大学管理学博士后流动站，2005年在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的资助下又进入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管理学院做博士后研究，2009年1月获“全国先进会计工作者”荣誉称号，2009年2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郑教授现任新疆财经大学党委委员，会计学院院长，中央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兼任《财会学习》专家委员会委员。

郑教授的学术研究集中于管理控制与内部控制，在这些领域提出了不少原创性观点。在管理控制方面，率先提出了战略导向整合管理理论，以此观点为基础，郑教授出版了《战略导向整合管理》、《管理会计与管理统计研究整合研究》、《管理控制实证研究》等多部学术著作。企业管理有两个主题，一是“做正确的事”，二是“正确地做事”。企业战略解决“做正确的事”，管理机制解决“正确地做事”。郑教授指出，战略导向整合管理是以战略为核心来设计管理机制总体结构，使管理机制与战略相对接，战略规划统帅管理机制，管理机制支持战略规划；并在此基础上，对管理机制中的治理、组织、流程、岗位、业绩评价、激励机制等各要素分别进行研究，从相互关联的角度剖析战略规划和管理机制，同时实现它们之间的相互协调，最终形成以战略为导向的企业文化。战略导向整合管理理论，较好地解决将管理机制和内部控制融为一体的问题，为整合型管理机制设计奠定了基础，深受理论界与实务工作者的好评。

郑教授在企业量化管理研究方面也做了颇多有益探索，他重点研究管理责任数量化评价，为各层次管理主体的业绩评价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框架，先后出版了《管理业绩数量化评价》、《整合型量化管理》等著作。郑教授认为，管理工作必须要“胸中有数”，量化管理是对如何做到“胸中有数”的系统研究，它包括三个方面有内容，一是事项管理量化，即为重要的管理事项建立数学模式，通过数学模式对事项进行管理；二是管理结果量化，即以各管理主体的管理结果用量化指标反映出来，由指标体系和综合评价组成；三是管理过程量化，即以量化指标，将各管理主体的管理过程表现出来，由从抽象到具体的三个层次评价标准的相符情况来确定，这三个层次是管理概念结构、管理指南和管理制度。

在内部控制方面，郑教授提出了“融内部控制与管理体系于一体”的整合型内部控制。郑教授在仔细分析了内部控制概念发展后，认为只要不跳出以财务报告可靠性各个狭隘的圈子，就不可能得到能反映实践中已存内部控制的内部控制概念。郑教授给出内部控制的如下概念：内部控制是组织内部的主体为了实现其既定目标，以信息沟通为基础，采取一定的方法对影响其目标完成的可控因素所作出的一切努力。对于企业内部控制体系，郑教授认为，控制主体既是区分内部控制和外部控制的标志，也是构建内部控制内容体系的基础，企业由股东、经营者、管理者和普通员工四种经济主体组成，这四种经济主体都有各自的经济目标，并且都有各自的控制因素，内部控制体系也就由以四者为主体的四个控制层次组成。关于内部控制，郑教授独著、合著了《现代企业内部控制》、《内部控制基本原理》、《内部控制设计》、《管理制度设计理论与方法》、《会计控制原理与方法》、《内部控制实证研究》等多部学术著作。

郑教授的学术研究一般是管理前沿，但同时又能紧紧围绕管理领域中的热点与难点，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主持过《职务舞弊与内部控制失败关系研究》、《民营企业战略规划实证研究》等省级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目前正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工作相关文化价值观与管理控制偏好关系研究》，还曾先后为10多家企业提供战略导向整合管理和内部控制咨询，为我国管理理论的发展和管理实务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很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