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范文第1篇
一、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分析
1.入世后政策环境的优化
世界各国政府都把支持和引导企业的跨国经营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重要方面。我国政府也积极研究制定境外投资发展规划和指导政策，以加强对境外投资的总体规划、政策导向。尤其是2002年10月1日起浙江省率先实施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取消了境外投资的购汇限制，取消了境外投资外汇风险审查。新的外汇管理政策，一方面大大简化了外汇资金审查环节，另一方面，不再交纳汇回利润保证金，允许境外企业赚的钱用于境外再投资，企业有了更大自主经营权和经营余地，也减轻了企业负担。今后，企业无论大小，“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的大门将更宽畅。如浙江省民营企业众多，资金充盈，这项改革措施的正式出台，将对鼓励浙江企业“走出去”产生重大影响。
2.小规模制造产品优势
英国经济学家拉奥（LaU）的技术地方化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竞争优势还来自创新活动所产生的技术在规模生产条件下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特别是国内市场较大，消费者购买能力有很大差别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仍有一定的竞争能力。目前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正在朝大型、特大型的方向发展，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投资环境差，市场范围小，限制了国际上大型跨国公司的进入。中国的民营企业总体上尚处于小规模阶段，大多产权明确，规模相对较小，善于在海外市场中寻找缝隙生存，恰恰可避免与大型跨国公司的同一层次竞争。中国民营企业可以利用东道国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资源输出本国的设备，建立小规模劳动密集型的公司，使生产成本相对低廉。同时不必像大型跨国公司那样付出昂贵的广告费和庞大的管理费用，以减少支出、降低成本，再加上中国民营企业派出人员的费用和出口设备、零部件相对便宜，使企业的产品能以低价进入国际市场，获得丰厚的利润。所以，这种小规模制造产品是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竞争优势。
3.小规模技术优势
美国经济学家威尔斯（Wells）的小规模技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拥有为小市场提供服务的规模生产技术的优势。尽管中国民营企业不能向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那样，利用垄断技术，获取高额利润，但是我国企业却能在需求多元化、多层次化的市场结构中，拥有大公司无法替代的技术优势。即使是那些技术不够先进，经营和生产规模不够大的民营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仍有很强的经济动力。中国民营企业生产的很多产品既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又是高技术密集型产品。这种复合型新产品，工业发达国家劳动力太贵，不愿意做；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低，又做不了。这是中国民营企业的特殊优势。特别在许多民用技术方面，经过近 “& 年积累，我国民营企业已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优势。
4.产业优势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民营企业虽然受“市场准入”条件的约束，在一些行业和领域，特别是金融、电信等服务产业的发展受到限制，但是在一些竞争性领域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服装、家电等行业，民营企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具备较强的竞争实力，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的对外投资项目将在WTO多个成员国和地区中享受多边的永久的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因此，对于处于具有比较优势产业中的民营企业，加入世贸组织，无疑为其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5.经营机制灵活，市场应变的优势
民营企业的经营机制比较灵活，较少受到产权问题的困扰，运作比较严谨，市场触觉也非常灵敏，习惯了在市场上摸爬滚打。民营企业风险意识较强，市场竞争经验丰富，且可以采用有效的激励创新机制，在跨国经营时，可采用分成、入股等方式强化企业内部的利益共享机制，稳定人才队伍，也可高薪聘用当地人才为我所用，主动适应国外的市场环境，在资金、人才、网络建设、营销等方面全面实行“本土化”经营。
二、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劣势分析
1.国外市场信息不足
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接触较少，而中国的公共信息服务体系有待健全，民营企业缺乏获取国际市场信息的规范、快捷、有效渠道，即使企业想对外投资，但是苦于信息不灵，不知道应向哪里发展。由于信息不全面而导致项目不理想的情况时有发生，也使一些企业望而却步，成为跨国经营的一个制约因素。
2.产品的开发力不足、附加值不高
产业层次低，品牌意识弱，相互压价竞销等现象，在民营企业中仍然较为普遍。如浙江省个私企业主要以居民日用消费品、纺织品和普通的五金、电器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投资数额不大，技术含量不高，产品的附加值不高，重视抢占，而忽视产品质量。
3.缺乏了解国外市场的人才
涉外经营人才匮乏是制约民营企业海外拓展的一大瓶颈。当今社会是“知识爆炸”时代，西方发达国家不少大公司为尽快获取和掌握最有价值的知识，专门设立了一批新式高级经济职务即“知识主管”或“智力资本主管”。这些人给公司提供智力资本，使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研究开发、分析、决策、管理、企业策划、形象设计，软组织功能得以充分发挥。而我国民营企业恰恰缺乏一批熟悉国际经贸规则和企业经营管理的外语、外经贸、金融、营销、企管、财务、技术等方面的专业人才。人才的匮乏，不仅严重制约着企业内在素质的提高，而且不能满足境外投资的需要。
4.经营跨国业务的管理经验不足
对外直接投资是一种管理密集型的投资。民营企业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不适应新经济和高新技术迅速发展的现实，多为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民营企业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企业家凭借胆识，创业起家，既拥有企业，又管理企业，既要事无巨细地管理企业的日常运作，又要对企业的重大问题作出决策。这使得企业家经常日常事务缠身，难以腾出充足的时间了解、分析新的发展机遇，同时，民营企业家还缺乏经营跨国业务的管理经验。另外，我国的民营企业表现出家族控制的特点，不利于决策信息的正常传递，不利于先进管理模式的引进，难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需要。
三、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
1.在区位选择上发挥比较优势
对外投资区位选择时，应该把多数发展中国家作为投资的主要区位，因为多数发展中国家对我国企业来说具有相对区位优势。比如，非洲和东南亚国家应成为我国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首选地区。如埃及、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尼亚等国与我国关系一向良好，始终保持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密切合作。阿尔及尼亚与中国的友谊更是源远流长。且这些国家社会总体来说比较稳定，经济有一定的基础，各国政府都制定了宏伟的经济发展计划，大力吸引外国投资，因而充满了商机，投资机会很多。
2.在行业选择上发挥比较优势
相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目前民营企业占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主要有纺织服装、家电、玩具、轻工和部分机电行业。如我国纺织与服装业生产能力较大，许多企业设备水平高，产品质量好，在国际市场上颇具竞争力。目前纺织、服装业的主要困难之一，是生产能力大于国内需求。到国外投资，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生产能力，开拓当地市场。所以，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行业选择上，应以在设备、技术上有较强比较优势的轻工、纺织、家用电器、机械电子以及服装加工等行业为重点到境外投资办厂，进行产品的组装和加工生产。
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范文第2篇
《担保法》第七十五条规定：依法可以转让的股份、股票可以质押。
《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以股权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以基金份额、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权出质的，质权自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以其他股权出质的，质权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股权出质后，不得转让，但经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的除外。出质人转让股权所得的价款，应当向质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关于上市公司国有股质押有关问题的通知（财企〔2001〕651号）规定：一、国有股东授权代表单位将其持有的国有股用于银行贷款和发行企业债券质押，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有关国有股权管理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制定严格的内部管理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二、公司发起人持有的国有股，在法律限制转让期限内不得用于质押。三、国有股东授权代表单位持有的国有股只限于为本单位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质押。四、国有股东授权代表单位用于质押的国有股数量不得超过其所持该上市公司国有股总额的50%。五、国有股东授权代表单位以国有股进行质押，必须事先进行充分的可行性论证，明确资金用途，制订还款计划，并经董事会（不设董事会的由总经理办公会）审议决定。六、国有股东授权代表单位以国有股质押所获贷款资金，应当按照规定的用途使用，不得用于买卖股票。七、以国有股质押的，国有股东授权代表单位在质押协议签订后，按照财务隶属关系报省级以上主管财政机关备案，并根据省级以上主管财政机关出具的《上市公司国有股质押备案表》，按照规定到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办理国有股质押登记手续。（一）国有股东授权代表单位办理国有股质押备案应当向省级以上主管财政机关提交如下文件：1.国有股东授权代表单位持有上市公司国有股证明文件；2.质押的可行性报告及公司董事会（或总经理办公会）决议；3.质押协议副本；4.资金使用及还款计划；5.关于国有股质押的法律意见书。（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应于每年1月31日前，将本地区上年度上市公司国有股质押情况上报财政部。具体内容包括：1.国有股质押总量；2.各国有股东授权代表单位国有股质押情况；3.各国有股东授权代表单位国有股解除质押情况；4.各国有股东授权代表单位国有股因质押被人民法院冻结、拍卖情况。八、国有股东授权代表单位将其持有的国有股用于银行贷款和发行企业债权质押，应当按照证券市场监管和国有股权管理的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九、国有股用于质押后，国有股东授权代表单位应当按时清偿债务。若国有股东授权代表单位不能按时清偿债务的，应当通过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和程序将国有股变现后清偿，不得将国有股直接过户到债权人名下。十、国有股变现清偿时，涉及国有股协议转让的，应按规定报财政部核准；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的，质押权人应当同时遵循有关上市公司收购的规定。
二、关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内部决策程序的理解
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范文第3篇
近二十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期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现出较为强势的增长，并且在全球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与流出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截止到2008年底，世界主要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约占全球FDI流出总量的18.91%，总规模约为3512.06亿美元。从2003年至2008 年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44.07%，比同期发达国家 FDI 流出的年平均增长率高出约18.93个百分点。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FDI流出的规模也显著提高。据商务部统计，2010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312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下同)590亿美元，同比增长36.3%。显然，传统的FDI理论无法有效解释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兴起，缺乏经济竞争力的经济体为什么会更愿意将资本投资于海外市场？宏观视角下决定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或条件究竟该如何甄别？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FDI流出的决定因素的影响机制是什么？从2002年到2010年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稳步发展阶段。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机来说，本阶段中国市场化经济体制的改革已经步入正轨，经济快速发展，国内企业逐步成熟、壮大起来，同时大量外资的涌入，导致国内市场的竞争加剧，从而导致对外直接投资逐渐成为中国企业长期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开放、透明的国际环境。另外，中国实施的“走出去”战略与政策措施也对本时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和持续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其独特的发展“路径”，图1描述了1982年到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演变趋势和发展历程，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2年到1991年，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规模很小，平均值仅为5.38亿美元，绝大多数属于政府投资，企业所有权优势有限。第二阶段从1992年到2001年，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波动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迅速增加，但也呈现出不稳定发展的态势，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仍然受到偶然因素和短期利益目标的驱动，政府也没有完善的引导或管制的政策与措施。第三阶段从2002年开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强劲而持续，迅速增加到500亿美元以上，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另外，通过整理商务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告》（2004-2009）的资料，我们还发现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些基本特点。第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增长强劲，2004年至2010年七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40%。第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主要分布在周边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拉美国家或经济体以及经济水平相对较弱的非洲经济体。2004年至2009年六年间，中国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比重基本超过90%。该统计结果支持英国学者拉奥的“技术地方化”投资理论，即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更倾向于发展水平相当国家或地区（Lall，1983）。第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加大。从2004年到2009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从48.2%上升到68.6%，总体呈现逐步上升趋势。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符合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对外直接投资必将是中国未来对外经济活动的主要力量。首先，从战略角度看，世界上的经济大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都十分庞大，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是衡量一国经济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出“走出去”战略以鼓励本国企业投资海外市场，正是通过政策推动本国企业去更多地开拓国外市场，在国际商业活动中占据有利地位，同时为避免中国重要能源和资源的国际市场价格剧烈波动，开展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以逐步增强对能源和资源的生产控制和国际价格的话语权。其次，从投资角度来看，中国快速扩大的经济规模和庞大的外汇储备与目前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并不相符，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伴随着中国出口的不断扩大，中国将遭受到更为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与反倾销。对外直接投资则是一种有效地绕开贸易壁垒而进入东道国市场的手段。再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强劲增长优化了中国的产业结构，转移了中国制造业的剩余生产能力，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取得外国公司的技术、品牌或市场渠道，并将其与中国本土企业的生产能力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产业结构。当然，充足的外汇储备、坚挺的人民币币值和稳健的银行体系，也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宽松的金融环境。
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约束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传统的FDI理论，使之能够有效解释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从而为提出更加广泛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提供依据。针对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这一问题，西方学者已经做过比较深入的实证分析，但是绝大多数的研究对象都是西方发达国家。涉及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研究这几年才刚刚兴起。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问题，因此对该领域进行研究十分必要和紧迫。国内学者对于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实证研究较少，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较难捕获。《中国统计年鉴》2003版才在“对外经济贸易（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章节下增设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数据，中国商务部也是2003年才出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告》。以实证的方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研究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二、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理论框架
（一）改进的邓宁折衷范式
英国经济学家邓宁提出的OLI折衷范式不失为研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最广泛的理论模型。尤其是针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该理论模型能够给予较为全面和有力的解释，即当企业具备所有权优势O（Ownership），区位优势L（Location）以及内部化优势（IInternalization）时，其对外经济活动的表现方式一般为对外直接投资。“邓宁折衷范式”不仅是目前基于公司层面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给予的最全面的解释，并且在该模型中还引入了对东道国宏观经济因素的分析，较为广泛的解释了跨国公司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进行国际活动的动因和条件。但“邓宁折衷范式”依然无法有效合理地解释在发展中和经济转型国家中那些不具备OLI优势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因此在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前，有必要对OLI模型进行一些改进，然后从微观层面的OLI模型推导出宏观经济层面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型，以适应中国独特的国际投资发展路径。
1.内部化变量的重新归属
OLI 模型中三种优势变量在逻辑和内涵方面存在一定的冲突，即三种优势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先后关系或因果关系，这在一定程度对实证分析增加一定的困难。首先，OLI模型中三种优势变量确定和衡量的方式是不同的。在邓宁折衷范式中，所有权优势O和区位优势L都是以静态的指标来测度的，即某一个时间点以特定的变量来衡量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而内部化优势I体现的是企业通过使外部市场内部化后，整个动态过程所带给企业的内部化收益，即该变量是以动态的过程来测度的。其次，三种优势变量是有先后次序的，或者说，可能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总体上来说，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是相互依赖的，两者共同决定了企业是否应该将外部市场内部化。美国学者Hyme（r1960）就曾指出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变量是相对而言的，一国企业只有在确定的东道国的区位，才能确定其所有权优势的参照系。在邓宁折衷范式中，企业是否以内部化市场来取代外部市场主要取决于三种优势变量的相互作用（Cantwell& Narula, 2001; Dunning, 2001）。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内部化优势变量作为所有权优势变量的内生变量。首先，企业以内部化市场来取代外部市场是一种旨在减低风险，提升自身所有权优势的对外经济活动。在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必然会面对东道国不同的文化，政策和制度环境。因此对东道国FDI的流出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东道国市场带给企业的不确定性，也有利于企业在东道国市场上的融资、营销和管理，从而提升了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其次，企业以内部交易机制来取代市场机制本身可以看作是一种制度上的创新。如果这种制度上的创新可以为企业的运作带来内部化优势，即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内部化收益超过外部市场的交易成本和企业跨国经营的内部化成本，该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会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反之亦然。
2.改进的OL-FDI模型
根据前文的分析，当内部化优势变量被看作是所有权优势变量的内生变量时，邓宁的OLI折衷范式可以被简化为OL-FDI模型，如图2所示。横轴L表示跨国企业在东道国市场的区位优势变量，纵轴O表示跨国企业自身的所有权优势变量。我们假设跨国公司可以从其对外直接投资中获得收益，并且在东道国市场中可接受的最低收益为U0、U’、U分别表示该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不同的无差异收益曲线，其中U’>U>U0。根据简化的OL模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所有权优势变量O和区位优势变量L两方面共同决定的。即当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变量为O1，区位优势变量为L1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如图中箭线FDI所示。图中O0、L0两条垂直于横纵坐标轴的虚线表示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即当跨国企业的区位优势变量为L0时，我们不难发现，无论该企业的所有权优势O如何提升，由OL 决定的 FDI 规模都无法满足其在东道国市场上可接受的最低收益 U0。反之，当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变量确定为O0时，即使在东道国市场有着较好的区位优势，企业也不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在实际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在某一特定的时刻，企业所能投入的所有权优势O是有限的，因此企业更愿意投入较多的区位优势L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假设某跨国企业在某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变量L1。若单从该企业在东道国的收益来考虑，则箭线OA一定是企业最好的FDI选择。但该企业如果想得到处于U 水平的收益，就必须付出更多的所有权优势 O 来增加其 FDI 的流出，同时也浪费了其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L1。因此最好的选择应该是充分利用其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L1，同时在保证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变的前提下，付出最少的所有权优势O1（如图2中FDI位置所示）。通过以上对OL-FDI模型的经济学解释，不难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是由所有权优势变量和区位优势变量共同决定的，但OL-FDI模型更反映了区位优势变量的重要性。Dunning（1977）明确表示企业优势不但与母国有关，还与东道国有关。只有把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有机的相互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出所有权优势。Rugman（1981）也强调对外直接投资中区位因素的重要性。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在进行对外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其所能投入的所有权优势是有限的，因此企业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是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母国约束”机制
以邓宁折衷范式为代表的众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都侧重于研究企业FDI流出的两大影响因素，一是企业自身所具备的满足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与动因；二是与东道国相关的区位因子。在众多文献中，很少有学者从宏观视角出发研究“母国约束”对一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绝大多数对外直接投资的主流理论都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因此这些理论其实都具有一个隐含的假设条件：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充分自由的，母国的经济环境和政策对于FDI的流出既没有鼓励的作用，也不会产生约束，即对外直接投资只是一种企业行为，与母国政策和经济变量无关（王恕立，2003）。显然，这不符合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客观事实。至少在目前的世界对外经济活动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环境和政策都会对本国FDI的流出产生影响。例如，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在某些阶段会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来消除“资本外溢”的风险。诸如德国、日本、波兰和美国等自由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也对一些敏感投资领域设置“门槛”（IMF,2005A）。因此，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就必须考虑母国的约束条件。
本文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约束”是一个综合变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动因及条件，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外部联系以及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宏观视角下，母国的内在动因及条件是以资本输出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稳定程度来衡量的；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外部联系十分复杂，包括政治、文化、地理等许多不可测量的因素。本文仅从对外经济活动的角度来考察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外部联系；母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则主要是指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各种政策，包括一般性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和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措施。一般来说，对外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很少有针对性地制定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措施；随着对外经济活动的日益频繁，这些经济体才会从实施一般性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转变为更多地实施具体措施来引导本国FDI的流出。
约束机制1：母国经济发展水平对FDI流出的影响。
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稳定程度对决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所有权优势变量和区位优势变量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对所有权优势变量来说，母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稳定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企业在母国和东道国的比较优势。例如，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财政支出的增加，母国的生产要素价格相对于国际生产要素价格会发生显著的变化，从而导致企业的“比较成本”的升高或降低，影响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变量。这是因为一方面国民经济的发展拉动了国内对生产要素的需求，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促使企业向海外投资以谋求低成本战略；另一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刺激了国内消费，企业在本国有了更广泛的市场，更愿意选择在本国进行投资。考虑到海外投资的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会减小母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对区位优势变量来说，母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稳定程度主要是通过影响汇率水平，从而改变企业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一国经济发展的稳定程度的重要测度指标是通货膨胀率。较高的通货膨胀会导致一国的汇率下降，诱发资本从强势货币的国家流向弱势货币的国家。
约束机制2：母国对外经济活动对FDI流出的影响。
一般来说，对外经济活动主要包括国家或地区间的贸易活动和资本流动，而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则属于国家或地区间的资本流动。因此，其他对外经济活动对FDI流出的约束机制在于它们之间可以相互替代，相互补充，甚至可以说是一国对外经济行为的连续过程（Vernon , 1966；Johansson&Vahlne , 1997）。针对不同时期的特定国家或地区，这种约束的效力和方向都会产生较大的改变。
约束机制3：母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对FDI流出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对FDI流出的约束主要分为两类，一般性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影响和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措施的影响。一般性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主要指为控制对外直接投资而人为设定的障碍，如严格的外汇政策和审核程序等；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措施则主要是指政府针对企业的海外投资而提供的各种优惠。
下面简单分析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对母国FDI流出的约束机制。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母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都是独特的，即与母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地缘特色、产业结构以及经济战略目标相一致（World Invest-ment Report , 2006）。根据 OL-FDI 模型，母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通过影响企业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能适度地引导母国企业的国际直接投资。首先，特定的母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可以提高或削弱跨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例如，如果母国政策限制资本输出的规模，并实施先进技术输出管制，一个拥有雄厚的资产和技术优势的企业也无法发挥所有权优势进行有效的对外直接投资。其次，母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还会改变企业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比如有政府支持的FDI保险计划降低了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即FDI保险计划最大程度上削弱了区位因素中的国有化风险、战争损失以及无法将利润汇回母国的风险，从而提高了企业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另外，企业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并非完全取决于东道国的条件，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及相关政策协定程度也是衡量区位优势的重要因素。美国学者查尔斯•希尔（1999）在《今日全球商务》中就指出80年代日美的政治经济关系是日本放宽对美国FDI的限制的重要因素。因此，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约束机制可以用图3简化表示。在宏观视角下，来自母国的约束影响着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即沿着从母国向东道国这样的路径推动着国际间资本的流动，因此本文也形象地将“母国约束”称作对外直接投资的推动因素。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母国约束因素的检验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选取
在宏观层面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母国的推动因素，二是来自东道国的拉动作用。推动因素和拉动因素的相互博弈不仅仅是对邓宁折衷范式的一种理论上的延伸，并且丰富和改进了“投资发展路径学说”中单一解释变量的缺陷。沿着资本流动的方向，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路径，从母国和东道国两个不同的视角来考察影响FDI流出的经济变量，才能真正探究和验证中国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本文认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约束”机制主要是通过作用于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变量和区位变量，从而促进或抑制本国FDI的流出。本文我们把这种“母国约束”称为来自母国的推动作用进行分析。同理，“东道国约束”，即东道国的拉动作用，也是通过作用于改进的OL-FDI模型来影响母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值得注意的是，母国推动因素和东道国拉动因素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并且分属于母国和东道国的经济变量是基于“比较”而得来的。例如，中国制造企业的生产成本往往是与劳动力成本紧密相关的，如果中国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相较于潜在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偏高，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企业更倾向于对外直接投资。再如，人民币汇率不仅属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推动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衡量东道国的通货强势与否。因此，本文仅从母国的推动因素来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问题，旨在从中国的角度出发，分析FDI 流出的决定因素。本文从五个推动因素来考察中国资本流出的母国决定因素，构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框架，分别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环境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开放程度、货币因素以及政策因素，如表1。其中，先针对前四个推动因素进行实证的检验，其变量分别选择为人均GDP、教育费用、出口额和实际利用外资额、以及人民币外汇汇率。由于政策变量的无法测量以及其特殊性，将以“走出去”战略为例定性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因素。
（二）假设的提出及理论基础
假设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DP为变量）成正向关系。
理论基础：根据投资发展路径理论（Dunning,1981），一国对外投资净额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天然的联系。一般而言，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国家或地区，其对外投资净额为越大的正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其对外投资净额也会相对较低；而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其对外投资净额则为负数。因此，我们可以初步判断，以人均GDP来衡量的母国经济发展水平有可能会对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产生积极的影响。再者，本文认为母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该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动机。中国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经济规模庞大，因此对战略性能源和资源的需求日益加剧，对这些领域进行有效地对外直接投资是争夺国际话语权的最佳选择。因此本文假设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成一个正向的关系。本文使用人均GDP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
假设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生产成本（以教育费用为变量）成正相关。
理论基础：Dunning and Narul（a1996）认为由于每个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都具有独特性。母国的环境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也是衡量母国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因素。例如，环境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的国家的制造企业更愿意在海外建立自己的子公司，实现资本的对外流出。就中国而言，近年来国内的劳动力不再相对廉价，许多依靠低成本战略的中小企业面临着劳动力和环境成本的上升，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自身素质和修养以及对生活标准的提高要求企业支付更多的薪水，提供更多的福利保障。因此，本文使用教育费用来衡量中国的环境和劳动力成本，并假设随着教育费用的增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在增加。
假设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水平（以出口额为变量）成正相关。
理论基础：目前，学术界并没有就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关系达成统一共识。针对特定国家特定时期，两者的关系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一方面，许多学者认为对外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互补关系。邓宁（2001）认为对外出口贸易会帮助企业获得知识从而产生所有权优势，有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同时，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建立出口平台和生产设施又推动了对外贸易（UNCTAD，2003）。在中国，人民币升值将增加传统优势行业产品出口的比重，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可能是替代的（Vernon, 1966; Bellak, 2001）。这是由于潜在的出口商为了绕开出口贸易壁垒而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就中国而言，中国出口产品主要是技术含量不高的制成品，而海外投资在2008年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商务服务业，约占60.91%（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按行业分对外直接投资”计算得到），所以我们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对外贸易出口的延续，两者并不存在替代关系。在本文分析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母国约束”中，也认为一国对外贸易水平是衡量该国FDI流出的对外投资条件。因此，假设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水平成正向关系，用出口额作为对外贸易水平的变量。
假设4：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利用额越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量越大。
理论基础：Dunning（2001）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会把海外企业的所有权优势转移给国内企业，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是正向关系。以中国为例，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会带给中国企业以高效的管理模式、先进的技术水平以及更多的投资机会，形成持久的示范效应，从而提升中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促进中国企业主动进行更多的对外直接投资。关于这种外溢效应，Duran&Ubed（a2001）也曾指出。但是，本文认为直接使用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额作为衡量外商直接投资是不科学的，这是因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的前提是母国足够大程度地利用外国资本。只有母国企业充分利用外国进入的资本，其管理和技术水平以及投资机会的把握能力才会得到显著的提升。因此本文假设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成一个正向的关系，且使用实际利用外资额作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变量。
假设5：东道国货币相对于人民币的价值越低，中国对其直接投资量也越大。
理论基础：一般来说，汇率对于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难以估计。然而，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充足的外汇储备和坚挺的人民币币值的支持下强劲增长，这似乎映射出两者具有一定的关系，尤其在传统的优势行业。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近年来人民币的持续升值标志着中国已经逐渐成为货币相对强势国家。Alibe（r1970）认为，在购买力优势和资本成本优势的促使下，FDI会从货币相对强势国家流向货币相对弱势国家。若母国的货币处于强势地位，母国的资本成本也会较低，即母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就可以以较低的折现率来资本化其在东道国市场上的未来收益，这在理论上提高了母国企业未来现金流的净现值；同时，货币强势地位的国家的企业可以花费更少的钱购买东道国的生产要素，这也刺激了这些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因此，基于目前人民币汇率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以及理论，本文假设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人民币汇率成一个反向的关系。根据上述假设条件以及变量的设定，本文构建如下模型来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检验：其中，t表示年份，μ 表示白噪声，其零均值，且等方差。本模型对所有变量进行对数处理。OFDI表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GDPPC表示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SCHO表示中国的教育费用支出；EXPO 表示中国的对外贸易出口额；IFDI 表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实际利用额；EXCH 表示人民币汇率。各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预期影响见表2。
（三）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研究在验证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时，数据来源主要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库、《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告》、《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等相关材料。因变量和解释变量的样本选取年限为1985年至2008年。其中，2003-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9版，1985-200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来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库。在解释变量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教育费用支出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9版；实际利用外资额，出口额和人民币汇率的数据来自《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9版。汇率采用外汇汇率表示法，即用100美元作为标准，折算为一定数量的人民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单位是美元，其他经济变量的单位是亿美元。由于教育费用支出的数据是不完整的，即1985-1991年和2008年教育费用支出的数据是缺失值，因此有必要对这些缺失值进行有效地处理。本文的处理方法如下：根据中国教育费用原始数据作图4，发现1992-2007 年中国教育费用额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因此判定可以使用年平均增长率计算缺失年份的数据。中国教育费用支出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9.43%，然后运用该值计算1985-1991年和2008年的缺失数据。（四）数据处理及分析
1.数据相关及共线性
根据各变量1985-2008年的样本分析，显示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教育费用、实际利用外资额和出口额都随着时间呈上升趋势，因此需要对这些解释变量进行皮尔逊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在显著性水平为1%的情况下，所有变量间的相关都是显著的。在考察相关系数矩阵后，我们发现几乎除EXCH 的自变量之间都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比如 GDPPC 与 SCHO，SCHO 与 EXPO，EXPO 与 GDPPC 等等。由于多重共线性可能造成参数估计量的无效，所以需要对模型的设定进行处理。本文将采用差分法来改进模型的设定，实现多重共线性的消除。
2.平稳性检验
一般来说，现实经济生活中的时间序列数据通常是非平稳的，而且主要的经济变量如消费、收入、价格往往表现为一致的上升或下降。这样，从非平稳性的角度看，若仍通过经典的因果关系模型进行分析，则一般不会得到有意义的结果，因此必须首先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主要采用的是扩展的狄克—福勒检验法（ADF检验）。本文的时间序列数据呈现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且均值不为零，因此在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时，应选择包含常数和时间趋势项的检验方程，即：Δyt=c+δt+γyt-1+εt（2）表4给出了ADF单位根检验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变量LogOFDI、LogGDPPC、LogSCHO、LogEXPO、Lo-gIFDI 和 LogEXCH 的 ADF 统计量分别是-2.27、-1.22、-0.81、-2.72、-2.09 和-0.68，均不能拒绝置信水平为90%的原假设；但所有变量的时间序列在经过一次差分后都变成平稳的，因此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满足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协整检验的条件。同时，利用差分还有效消除了各变量间的多重共线问题。
3.格兰杰因果检验
在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基础上，为考察各变量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需要对一阶差分的各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是指各解释变量的前期变化可以有效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变量的变化，当两个变量在时间上有先导—滞后关系时，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是从统计上考察这种关系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即主要是一个变量过去的行为在影响另一个变量的当前行为？还是双方的过去行为在相互影响着对方的当前行为？在表5中给出了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共列出八个格兰杰因果检验。根据p值可知，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和出口额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即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利用额（MF-DI）和出口额（MEXPO）的前期变化可以有效地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变动。同时，我们也可以很快地判断，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MGDP），教育费用（MSCHO）以及人民币汇率（MEXCH）这三个解释变量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并不明确。然而，依据格兰杰因果检验6,7和8,这三个变量的变动却可以很有效地解释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利用额（MFDI）。因此本研究在方程（1）的基础上构建如下计量模型：假定在时间序列中的连续三期表示为T-2，T-1和T。在T-1时期，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和出口额的变动能够有效地解释T时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变动；在T-2时期，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教育费用以及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可以有效解释T-1时期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的变动，从而间接对T时期中国FDI流出的变动给予了解释。因此，方程（1）可以改进为如下形式：
4.协整检验及内生性检验
接下来，需要检验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有许多研究表明基于国内投资、海外投资和商业周期的宏观层面数据可能是协整的（King, Plosser, Stock&Watson, 1991;Love & Lage-Hidalgo, 2000），因此本文也将通过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以判断模型的长期均衡关系。本文的协整关系检验采用基于最大特征值检验的JJ检验。同时也进行内生性检验，用于检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其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表6显示各变量之间至少有三个协整向量，这六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关系。由于存在协整关系，本文将使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进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分析。另外，为更准确地估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还需要对所建立的模型进行内生性检验，以考察因变量LogOFDI和各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本研究采用VAR模型中的Wald－Granger检验，以检验内生变量是否可以被作为外生变量看待。VAR模型是自回归模型的联立形式，VAR模型的结构与两个参数有关：一个是所含变量个数N，一个是最大滞后阶数k。表7给出了内生性检验的结果。从结果可知，五个解释变量中只有LogEXPO在置信水平90%下拒绝了原假设，这表示中国出口受到中国FDI流出的影响，两者具有反向的因果关系，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变化会影响中国出口的变化。即得出中国出口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因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2004 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增长迅速，这也伴随着中国对外出口的增加。1985-2003 年中国对外出口额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7.07%，而2004-2008年出口的年均增长率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约为26.83%。可以说两者呈现出同向变动的趋势。
5.基于VEC模型的分析
由于各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本研究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进行分析，以考察因变量和解释变量间的长期关系和短期关系。首先，我们设定各变量的滞后阶数以及区分各变量是否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内生变量。因为变量观测值是年度数据，而鉴于本文的样本数据范围较小，因此，一般来说建立滞后2期足以消除随机误差项中存在的自相关。Sims提出的用似然比统计量来选择滞后项值，其判断标准是，如果似然比统计量的值小于临界值，则认为新增加的滞后变量对VEC模型毫无意义，本文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根据方程式（3）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可知，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教育费用以及人民币汇率无法直接有效地解释中国FDI流出的变动，因此本研究将这三个变量归为外生变量，在VEC模型中分别用LogGDPPC(-2)、LogSCHO(-2)和LogEXCH(-2)来表示。外资直接利用额和出口则作为内生变量考察，选取的滞后阶数为1。然后进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估计各变量的参数。表8给出了各参数的具体数值及t统计量。另外，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结果AIC值和SC值分别是-2.151591和-0.812585，相对较小，这说明本文构建的VEC模型是有效的。可决系数和调整后的可决系数分别是0.786860和0.680290，因此拟合程度可以接受。
（五）结果与讨论
表8的结果有效地检验了提出的五条假设。
假设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DP为变量）成正向关系。
从结果中可以看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中国FDI流出的最显著因素。其二阶滞后序列所对应的参数估计值显著，约为5.22，这说明t-2时期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t时期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也将有较大并且正向的变动。该结论与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理论相一致，有效地验证了描述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假设条件。
假设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生产成本（以教育费用为变量）成正相关。
教育费用的二阶滞后序列所对应的参数估计值显著，约为-4.46，这说明在t-2时期中国更高比重的教育费用支出会导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减小。更多的教育费用对FDI流出产生的效应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从短期来看，更多的教育费用导致母国环境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导致企业的竞争力严重下降，没有更多的资本进行海外投资。从长期来看，教育费用支出的不断加大会提高母国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增强跨国企业的人才储备，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另外，教育费用增加所带来的高成本还会促进低成本战略的企业不得不寻求海外投资。在VEC模型中，只有误差修正项的参数估计值表示的是一种长期关系，其他变量的参数估计值则表示一种短期关系。因此从短期来看，估计结果较为符合实际情况。因此关于描述对外直接投资和教育费用的假设条件未通过检验。
假设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水平（以出口额为变量）成正相关。
在VEC模型的估计中，出口的参数估计值虽然为正数，但并不明显显著。因此无法验证假设中两者的正向关系。然而，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内生性检验，两者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这里不再赘述。参数并不显著的原因则可能是由于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政策的影响和引导。例如，受政治影响，中国企业更偏重于投资于非洲和拉美国家或经济体，但是针对这两个地区的对外贸易出口总量却十分有限。
假设4：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利用额越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量越大。
根据表8，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利用额的参数估计值约为2.65，并且十分显著。这说明随着中国外资实际利用额的增长，中国企业将更多地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将从外商直接投资中“吸收”先进的技术、管理模式以及更广的营销平台，并转化为自身的竞争力，海外投资就成为了一种必然。因此通过了对该假设的检验。
假设5：东道国货币相对于人民币的价值越低，中国对其直接投资量也越大。
人民币汇率的二阶滞后序列所对应的参数估计值显著，约为2.27。这说明伴随着人民币汇率的升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也将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升高就意味着东道国货币相对于人民币的价值降低。该结论与美国金融学家阿利伯（Aliber, 1970）提出的“通货区域优势理论”相一致，即资本会从相对强势货币的国家流向相对弱势货币的国家。人民币汇率的升高意味着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资本成本降低，能以更少的钱购买东道国的生产要素，即中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得到了提升。这一检验结论也说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是一种提升企业效率的战略选择。因此本研究接受该假设。
（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因素
进入21世纪，中国政府不断制定鼓励和扶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和措施，如简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审批程序，放宽对外汇的管制，信息服务以及财政和资金上的支持，尤其是2000年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目前已是中国经济开放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1年“走出去”战略正式被写入“十五计划”，要求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金融、保险、外汇、财税、人才、法律、信息服务、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确保“走出去”战略的有效实施。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宗旨在于扶植有国际投资潜力的企业进行海外投资，以合理分配国内现有资源，提升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商务部和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要负责该战略的实施和协调工作。“走出去”战略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分别是对外直接投资、国际工程承包和国际劳务合作。其中，对外直接投资是“走出去”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的部分制度规定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该战略的有效性（World InvestmentReport, 2006）。比如说，中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审批程序过于复杂，对外汇使用的限制也过于严格（Yao & He, 2005）。而根据约束机制中关于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分类及描述，本文认为中国外资流入流出的审批程序和外汇政策可以看作是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人为障碍”，正是一般性对外直接投资政策，而中国“走出去”战略有效地鼓励和扶植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则是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措施的体现。因此，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因素需要分成两个步骤：先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再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性优惠。只有在良好的制度条件下，基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四、结论
本研究以宏观视角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以及政策制度的角度，系统地分析了影响中国FDI流出的母国决定因素。对于可以定量的决定因素，如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中国劳动力成本、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以及中国海外投资的货币因素，本研究采用变量的方法进行实证的检验。其中，以人均GDP来衡量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以教育费用来衡量中国劳动力成本，以出口额和外资实际利用额来衡量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以人民币汇率来衡量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货币因素。根据实证检验的结果，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结论1：以人均GDP来衡量的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最显著因素，并且伴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规模会继续扩大。
结论2：以教育费用来衡量的中国劳动力成本会显著地影响中国海外投资的规模，并且在短期内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会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减少。
结论3：以出口额和外资实际利用额来衡量的中国经济开放程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较为复杂。一方面，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是一种双向的因果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经济开放程度和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是相互影响的。另一方面，出口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而外资实际利用额是中国企业投资海外的显著的正的因素。若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是互补关系，则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开放，海外投资也将不断增加。若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是替代关系，则中国经济开放程度与海外投资的关系就取决于这种“替代效应”与外资实际利用额的正影响之间的博弈。
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范文第4篇
关键词：金融业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因素；效应
1970年代以来，随着跨国银行的迅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以银行、证券和保险为代表的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新生力量。金融机构对外直接投资不仅为它们在母国扩展国际业务提供了新的机会，而且为它们拓展海外市场提供了机会。金融机构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金融市场发展、金融体系稳定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随着金融自由化步伐的加快，银行、保险和证券业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全球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逐渐明显，考虑到金融业在一国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因此，有必要将包括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等领域的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纳入视野。
一、金融业跨国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
金融机构的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跨国公司的一种特殊形态，适应于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经营的需要、其母国和潜在东道国政策、制度的变化，为实现其整体战略而从事跨国投资经营。金融业跨国投资一般也是出于节约成本费用、分散经营风险、追逐更多的利润；同时还有为客户跨国经营服务、减少市场不完全的影响和对不完全市场结构的寡占反应等动机。
对外投资最具说服力的理论是英国经济学家邓宁(Dunning，1981)提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Eclectic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认为一国能跨国投资经营的关键，在于所有权优势(Ownership Advantages)、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 Advantages)和区位优势(Location Advantages)三种优势的综合作用。这一理论现已成为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并被誉为一个广泛接受的国际生产模式（裴长洪，1995）。其中所有权优势主要表现在企业所拥有的某些无形资产，特别是专利、专有技术和其他知识产权。内部化优势主要是指拥有无形资产所有权优势的企业，通过扩大自己的组织和经营活动，将这些优势的使用内部化的能力。区位优势是指潜在的东道国存在着阻碍出口而不得不选择直接投资或者使用直接投资比出口更有利的各种因素（前者如关税和非贸易壁垒，后者如劳动成本、吸引外资的政策等）。邓宁认为，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只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内部化优势是动力，而区位优势则决定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
金融机构也是一种特殊的企业，其跨国投资经营也符合这一理论。跨国金融机构的所有权优势与不完全的市场相联系，包括商标或品牌优势、技术优势、企业组织优势、管理与创新优势等产权或无形资产优势，货币资金、对国际市场信息来源及处理规模优势，提供灵活、方便、多样化的服务特征、差异性的服务质量与服务范围优势，技术性人才等人力资本优势。对金融业来说，由于套汇、分保、投资组合、证券、债券上市的复杂性、随机性和风险性，内部化将在实现跨国金融机构的全球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区位优势包括东道国不可移动的要素禀赋所形成的优势(如独特的地理位置所形成的时间区在金融活动尤其是证券和外汇交易中能体现出它的优越性。劳动力资源丰富为保险事业的拓展提供了便利等)以及东道国的体制、税收等政策优惠所形成的优势。对于以消费者的需求为首要原则的金融服务业来说，经济中心、贸易中心、商业中心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远较其他地区要多得多。
邓宁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银行业中的适用性被众多所验证(Fariborz Moshirian，2001；Dario Facarelli和Franco Pozzolo，2001)。根据对制造业和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该理论也能解释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有很多，上述分析并不能解释所有的金融机构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具体到每一家金融机构对外直接投资经营的原因甚至同一家金融机构在不同的时期、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行投资的原因及战略也会不同。依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不可能反映出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事实的全部，其他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或理论的一部分也可以用来解释金融机构跨国投资这种现象。
二、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来自美国的实践
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实践中，以国家来分析，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来看，美国都是站绝对优势地位。就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情况来说，美国也是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列。最近十多年来，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其中金融领域的直接投资比例逐步提高。1992年底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5020.63亿美元，其中金融领域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618.39亿美元，占32.23%；1994年底，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全球存量为6121.09亿美元，其中金融领域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2045.74亿美元，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全球存量的33.42%；2000年底，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全球存量为12556.54亿美元，其中金融领域对外直接投资为5344.22亿美元，占42.94%（王燕辉，王凯涛，陈金贤，2004）。可见，美国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全部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例逐渐提高。
依据邓宁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假定以以下经济指标来近似表示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1）在东道国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来度量金融机构在东道国所有权优势。可以预期，在一国的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越多，在该国金融业追加投资量越多，这项指标可以度量美国金融业在该东道国专有资产的所有权优势。（2）以非金融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和双边贸易额来衡量东道国对母国的开放程度和双边经济一体化程度。这两个指标可以度量美国金融业内部化优势的可利用程度。（3）以东道国GDP、金融发达水平（以银行信贷占GDP的比重来反映）、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DP来度量）等经济指标以及有无国际金融中心来反映金融机构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GDP总量越大意味着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和更多的市场机会；东道国金融越发达，表明该国对金融业的依赖程度越高，从而对其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有着更多的市场机会和更低的风险；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是跨国金融机构决定是否投资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东道国有无国际金融中心，国际金融中心良好的金融基础设施、便捷的同业市场和专业的金融人才都将吸引跨国金融机构的直接投资，众多跨国金融机构之间地域接近，彼此接触的机会很多，它们可以从国际金融中心的信息外溢(informational spillovers)所带来的正的外部性受益。东道国拥有国际金融中心将吸引更多的跨国金融机构直接投资。
对美国1995年—2000年金融业对各东道国直接投资的投向的地域分布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美国金融业对各东道国投资流量流向与1994年美国在各东道国金融领域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995年—2000年美国对各东道国非金融领域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双边贸易水平、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有无国际金融中心等正相关，进而说明1995年—2000年美国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制造业跨国投资一样也符合邓宁提出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三、业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
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分析大多从制造业角度进行，很少有人从服务业角度来分析少。随着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日益增长，金融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分析显得日益重要。与制造业跨国公司一样，金融业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也具有的增长效应、就业创造效应、资源转移效应、技术转移与扩散效应、贸易增长效应、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等经济效应，在此不再一一赘述。与制造业相比，由于金融业在一国经济中居于核心的特殊地位，其效应也有自己的特性。
1、货币金融效应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通过货币资金的投入，可带来生产、管理技术的转移与扩散、创造就业、转移配置资源、促进贸易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等经济效应，给东道国带来经济增长与，这基本上已形成共识。但是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效果大小、效率高低以及如何才能更好实现这一经济效应等的不多。Laura Afaro、Areendam Chanda、Sebnem Kalemli-Ozcan和Selin Sayek(2002)算是在这方面作了开创性研究了。他们依据1975—1995年间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建立模型来验证有较完善金融市场的国家是否使对外直接投资高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考察了对包括发展家和发达国家71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贡献中金融市场作用的大小。结果表明，完善的金融市场可以明显改变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即具有完善金融市场的国家从对外直接投资中获益更多，而不具备完善金融市场的国家则不能从对外直接投资中获益，甚至会获得负效益。这里Laura Afaro等人是从一种静态的模型考虑，把金融市场视为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发生作用时的一种或粗或细的管道。他没有考察长期动态的效应会如何。任永菊和张岩贵（2003）根据中国1985-2001年的统计数据，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模型，验证了：外国直接投资和金融市场的信贷规模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和货币化程度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外国直接投资也是货币化程度的格兰杰原因。而金融业跨国对外直接投资直接作用东道国的金融市场，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主体、带来更为充分的竞争、先进的市场交易技术、分析，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完善。反过来，完善的金融市场有利于提高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效率。
2、市场结构效应
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所产生的市场结构效应较为复杂。从静态来看，由于金融业在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发展中国家对外来金融资本的进人十分敏感，总是尽可能地保护本国脆弱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这种保护实际上是对本国既有的政府垄断性市场结构的维护，这种状况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冲击是不容易改变的。因此，当这一垄断性的市场结构受到外来因素的终于被打破时，外资金融机构的进驻、市场竞争机制的引人在短期内会形成巨大的竞争压力，有利于打破东道国的市场垄断结构，产生正效应；在长期情况下，由于外资金融机构实力强劲，在他们站稳脚跟后会挤出东道国原有的弱小的金融机构，形成一种新的垄断或寡头垄断者，对后来者形成市场进人壁垒，产生一种负效应，从而部分甚至全部抵消原先的正效应。引人动态分析的话则情况又有所不同，面对竞争国内金融机构不可能坐以待毙，为了生存也会作出积极反映，而政府也会因为种种关系对国内金融机构提供有利的政策导向(比如制定较为严厉的反托拉斯法)，因此，实际情况往往是垄断或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让位于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发展中国家可获得部分的正效应。
3、人力资本形成效应
这一效应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尤为显著。因为作为经济核心的金融业是一项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业，发展金融业需要有先进的分析理论、精确熟练的操作技术和机的运用。因此，从普通交易员、行情分析师和精算师到金融业的高级管理人才都应掌握现代金融理论知识、操作技术，同时，也需要现代化的金融交易服务设施，这就需要安装、调试与维护这些设施的技术人员。而发展中国家在上的投资不足，各种金融设施的配套也比较落后，通过金融业跨国公司对其直接投资可一段室内改变这种局面。无论投资以独资、合资或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进入，大型跨国金融机构固有的对人力资源、人才资源的培训、可提供接触国际的机会和国际金融市场新信息的渠道都为当地人力资本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也吸引了大量外流人才的回流，遏制了长期以来的脑力外流，突破了发展经济学中关于发展中国家智力外流的“卢卡斯模式”，促进了东道国人力资本技术含量的提高，这是正效应。当然，本地的中高级人才在高薪高福利的影响下从本国金融机构向外资金融机构转移，这种人才的流失是负效应。一般来说，由于先进理论和技术分析手段的带入，这种效应总体上还是正的。
4、经济一体化效应
由于金融业自身的特点和对金融制度规范的要求。与制造业相比，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一体化效应较大。一方面，电子信息技术在金融业中的普及，使得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相互联接，全球范围内24小时的金融交易成为可能，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而金融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不仅通过各分支机构之间网络终端的联结，促进了同一金融机构之间的异地交易，还方便了不同金融机构之间资金的划转，使信息的传递几乎在瞬间完成，金融服务出现了根本性变化。如无纸化交易被券商广泛使用，一张信用卡可以在全球通存通兑，分保险和再保险通过计算机网络而简便易行。同时，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相互联接，不仅加强了同类市场之间的国际联系，而且强化了不同市场如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金融衍生市场之间的相互影响，增加了国际金融市场发生共振效应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证券交易所联合会、国际证券市场协会等国际金融组织的有关规定，《巴塞尔协议》和《金融服务协议》的签订，使得金融服务在统一规则下执行，这种制度的规范统一从更高层次上促进了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由此可见，一体化效应的形成既离不开金融机构的跨国化又反过来刺激了金融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这一效应直接给消费者得到了更高质量和更方便的服务，也会通过市场交投活跃而产生投资乘数效应进而带来的全球经济增长的正效应；但在经济一体化联动共振效应下，一旦出现金融危机则会带来外部的负效应了（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因此，这种化效应既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
5、东道国经济自主权与安全效应
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无论是制造业跨国公司还是与金融业跨国公司，由于跨国公司的决策中心在母国（多是发达国家），它本身是一个微观经济主体，但其背后有一个主权国家（发达国家），它有很高的自主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执行东道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而削弱东道国的自主权。同时因为它拥有资金、技术、品牌、信誉等有形的和无形的资产而在与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谈判中处于强势地位。因此，引进的外国跨国公司越多，东道国的主权和自主权就受到越多的限制，这是一个纯粹的负效应。就金融业投资而言，由于该行业直接掌握着资金融通这一国家的经济命脉，外资金融机构进人后可以通过银行信贷、证券承销和财产保险等投资渠道与东道国的各行各业发生联系，涉及行业的分布面厂，影响力强；而且外资金融机构实力雄厚，业务多样化程度高，分支机构遍及世界各地，不易进行金融监管，使东道国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大受影响，在国际金融市场联动与共振效应作用下，甚至会危及其经济和金融的安全。
总的来看，金融业跨国投资产生的效应很复杂，有正有负。总体效应是正是负取决于东道国的经济整体实力、调控能力和对外资吸收能力结构（Porter，1990），一国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一定要制定不同的吸引外资投入政策（杨先明，2000），对开放金融业更应如此。因此，发展中国家在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一定要慎之又慎。
四、结论与启示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与启示：
金融业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与制造业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在理论依据、影响因素和效应等方面多有雷同，但由于金融业的独特性质，居于现代经济的核心地位，在具体动因和效应方面有其特征。
根据对金融业对外投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对中国非金融领域直接投资规模及双边贸易的发展前景广阔，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增长必将吸引更多的资金直接投资于中国金融业。
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根据承诺，金融市场将逐步向外资开放，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等方面对外资机构进一步开放，更多的外资将对中国金融业直接投资。这被国外金融集团认为是打入中国金融市场的机会，金融和保险业现已成为国外跨国集团直接投资增加的重要领域。
金融业跨国公司进驻中国，尽管其银行业的存款利率将继续由我国当局确定，使他们不能在价格上削弱我国内资金融机构的能力，但我国银行业必将面临外国银行的竞争压力，因此，我们应对挑战必须实行银行再造。通过银行再造其管理模式和业务流程，提高中资商业银行经营的集约化程度，集中银行的核心力量，增强银行竞争力，使银行获得可持续竞争的优势。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企业树立了国际竞争意识，积极“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和利用国外资源，在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这也要求我国金融业相应跟进，因此研究金融业对外投资的动因、理论基础、影响因素和效应，对我们稳健地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和国内金融业“走出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Dunning， J.H.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London: Allen & Unwind，1981.
[2]裴长洪.当代外国直接投资的[J].，1995，(6)：54-59.
[3]Fariborz Moshirian.(2001)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n financial services.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5. pp 317-337.
[4]Focarelli Dario，Franco Pozzzolo. patterns of cross-border bank mergers and shareholdings in OECD countries.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2001，25. pp 2305-2337.
[5]王燕辉，王凯涛，陈金贤.美国业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的实证[J]. 经济经纬，2004，（1）：23-25.
[6]Afaro Laura，Areendam Chanda，Sebnem Kalemli-Ozcan，Selin Sayek，2002，“FD1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Role of Local Financial Markets，Macroeconomics，0212007，Economics Working Pacer Archive at WUSTL，econwpa.wustl.edu.
[7]任永菊，张岩贵.外国直接投资与金融深化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文汇，2003，(5)：24-33.
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范文第5篇
【关键词】直接对外投资 投资战略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截至2007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总额1，179.1亿美元。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发展速度超过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存量处于比较高的水平。而与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相比，中国对外投资的流量处于较低水平，中国开展海外直接投资的实力还比较薄弱，海外投资企业数量、每年海外投资的金额与海外直接投资的累计总额都还比较小。而且，中国的海外投资大多数为中小型项目。在《财富》杂志公布的2008年全球企业500强中，仅有35家中国企业，且排名大多数位于下游。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战略研究
1.以资源开发型产业作为突破口
我国现在还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并且大多数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从资源开发业—制造业—第三产业为主的发展过程。同时，由于国际投资环境日益改善，资源开采业对外投资的环境极为优越。对于一些行业，如采矿业、林业、石油开采业，世界上一些国家资源的供大于求，我国企业应该因地制宜的到国外去投资，开采、加工和运回国外的资源以满足国内需要。
2.以制造业和贸易替代为海外投资重点
对我国现阶段的优势型对外直接投资而言，投资重点应放在生产能力过剩、拥有成熟的适用技术或小规模生产技术的制造业上。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在纺织、食品、冶炼、化工、医药、电子等产业上形成了一定的比较优势。此外，我国还拥有大量成熟的适用技术，如家用电器、电子、轻型交通设备的制造技术、小规模生产技术，这些技术易于为他们所接受。
3.以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为未来的重点发展方向
根据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应与国内产业结构高级化相一致的标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应该是技术密集型产业。通过并购当地高新技术企业或与当地拥有高新技术的企业合资合作，可以直接获取一般技术贸易和引进外资所无法获得的先进技术，然后将技术传播回国内运用，从而加快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例如。联想集团收购IBM的PC事业部。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战略
1.以发展中国家作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区位选择
我国地处亚洲，良好的合作关系以及相似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需求偏好等使得进入障碍较小；中国的纺织、服装、家电、机械等技术成熟且竞争激烈的边际产业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市场容量大，投资机会较多；还可以利用东道国享有的优惠贸易条件，把产品销往第三国。
2.有选择地增加对发达国家的投资
美国、加拿大、西欧、澳大利亚及日本等发达国家是目前世界上对跨国投资者最具吸引力的地区。因为其拥有优良的投资环境：经济发展水平高，科技发达，基础设施完善，社会稳定，投资法律法规健全，金融市场发达，各类人才丰富，是对外直接投资的理想场所。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把掌握的高新技术反馈回国内。
3.积极谨慎地发展对独联体和东欧国家的投资
这些国家正处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急需外国在那里进行直接投资。这些国家拥有仅次于发达国家的工业基础、民众的教育和工人的技术水平，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市场，但是其产品出口能力较差，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而中国产品物美价廉，比欧美产品更适合于该地区的市场需求。
四、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选择战略
1.重点发展具有垄断优势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其直接的效果是创造经营的中间产品的内部市场，避免外部市场交易的风险；使资金的转移、税赋的合理避逃有了通畅的渠道；同时降低了谈判、询价等交易成本；保证本企业的技术、技能等不外泄，以持续获得利益。对资源寻求型的投资还可以保证母公司所需资源的稳定来源。
2.大力发展具有经营特色的中小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目前世界上的跨国公司大部分却是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主要原因就是中小企业由于其拥有独具特色的生产经营优势。我国许多中小型企业都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劳动力成本低，产业转移产品的原材料等要素价格也比较低廉；产权关系明晰的基础上形成了简明高效率的组织结构优势；拥有符合当地市场需要的实用技术。
3.促进企业集群的对外直接投资
根据迈克尔波特的竞争力理论，一个国家的成功是来自纵横交错的产业集群。国内有大量的企业集群地，如宁波的服装、北京中关村的电子产业等。充分利用“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选择的重要战略。从跨国公司成长的角度看，
企业集群可以作为一跨国公司成长发展过程中内部化优势的一种替代。
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战略
1.根据跨国公司的投资目的制定投资方式的选择战略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主要是寻求国外的自然资源和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自然寻求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应以合资为主，有利于冲破对于自然资源开发的控制以及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学习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应以并购、合资为主。这种进入方式能够直接获得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利用东道国的人才资源培养自己的人才，掌握先进技术，充分提高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
2.根据中国的行业特性制定投资方式的选择战略
一些中国有优势的行业在进行产业转移的时候，中国跨国公司应该以新建企业和合资进入方式为主要进入方式。现阶段，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制造业和机床、自行车、钟表等机械加工业是中国技术方面比较成熟的，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具有投资优势，这些行业投资市场主要是经济技术水平与中国接近的发展中国家和某些发达国家。
3.根据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制定投资方式的选择战略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应以新建、合资为主，有利于发挥这两种投资方式的优点，避免并购、独资的劣势。选择新建和合资方式可以节约外汇资金，有利于利用当地企业的市场开发优势尽快占领市场、弥补新建企业所需时间较长的不足，新建投资风险相对较小，而且许多发展中国家对新建合资企业比较欢迎。
参考文献
[1]江小娟，杜玲.对外投资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J].经济研究参考，2002，（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