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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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的概念范文第1篇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既关系到一国对外经济活动的宏观经济效益,也关系到投资者的微观经济收益。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现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将不断扩大。制定合理的产业选择方案,是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提高中国对外经济活动质量的必要理论前提。从深远意义说,中国FDI产业选择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将直接决定着中国对外开放总体发展战略的政策绩效,决定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时期参与国际分工的利益分配。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如江小涓(2005)指出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行业是中档加工组装制造业、纺织与服装业、研究与开发机构和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油田和其他重要资源开发;聂名华(2001)总结了我国境外投资产业选择的决定因素,并提出应将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列为境外投资重点,同时要有选择地投资进口替代型的资源开发业;宋伟良(2005)在分析与产业选择相关理论后认为,中国应该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重点支持资源开发业、服务业、高科技产业、劳动密集型和成熟适用技术产业的境外投资。另外赵春明(2002)、邢建国(2003)等学者也对该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是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来看,大多数研究成果偏重于理论研究和定性研究,对于产业选择的依据和基准也只停留在理论表述,没有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提供可参考的指标体系,对于产业选择的实证研究也较少见到。
鉴于此,本文将以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产业静态集聚指数和产业动态集聚指数等指标实证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空间,深入探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潜力。
一、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
1、投资竞争力与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的提出
卢进勇(2003)在研究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时,首次提到投资竞争力的概念。他认为,目前存在的一些企业竞争力或企业国际竞争力概念基本上都没有考虑投资或对外投资问题,所下定义仅仅顾及了贸易或对外贸易方面,应当说,在当今国与国之间经济交往方式日趋多样化,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这样的定义是不全面的。
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将企业国际竞争力划分为国际贸易竞争力和国际投资竞争力两个方面,正式提出企业国际投资竞争力的概念。国际贸易竞争力类似于已有的关于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国际投资竞争力是指企业开展对外投资过程中较其他投资者更强的投资决策、项目运作和企业管理能力。国际贸易竞争力与国际投资竞争力的侧重点不同,前者的侧重点是产品、价格、质量、服务、营销和品牌等方面的竞争力,后者则侧重在项目投融资、技术、管理和品牌竞争力等方面。但是卢进勇在界定概念后,没有在文章中对于国际投资竞争力进行进一步分析和使用,无法领略到它更深层次的意义。
由于国际投资竞争力与国际贸易竞争力有相似之处,只是侧重点不同,笔者认为可以模仿现有国际竞争力分析的指标,创造出国际投资竞争力的分析指标,对中国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状况进行定量分析,更好地指导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为了方便进行产业选择,也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模仿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创设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Revealed Investment Advantage,RIA)进行分析,即:
RIAia=(Xia/Xit)/(Xwa/Xwt)
式中,Xia是国家i在a产业上的对外直接投资额,Xwa是a产业在世界市场上的对外直接投资额,Xit是国家i在t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Xwt是世界市场上t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
这一指标反映了一国某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世界平均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相比而言的相对优势。它剔除了国家总量波动和世界总量波动的影响,较好地反映了不同产业投资的相对[！]优势。一般而言,若RIAia<1,则该国在该产业上处于比较劣势;若RIAia>1,则处于比较优势,取值越大比较优势越大。
2、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分析
(1)数据选取。中国各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来自于2003—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03年关于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的数据是目前能够查到的最早数据,使用的是各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比例。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和各产业数据使用的是《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并购(M&A)的销售总额和各产业的并购额,选择流量进行计算。由于中国产业统计口径在2006年以后基本一致,而这之前的数据产业划分不尽相同,本文进行了适当的整理,但仍有部分数据缺失。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分产业数据是在原数据基础上根据中国公布的产业分类进行了合并整理所得。另外世界投资报告中没有公布批发零售业的并购数据,虽然中国该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所占比重较大,但无法计算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所以无法用该指标界定中国某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力。
(2)指标分析。表1对数据基本齐全并且有实际意义的若干产业的RIA指数进行了具体分析。
从各年度的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可以看出,在以上的各
产业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优势的产业是农林渔业,RIA值基本在12以上;具有一定优势产业的是商业服务业、建筑与房地产业,RIA值在3—8之间;只具有微弱优势的产业是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业的RIA值波动较大,投资竞争力不稳定;其他产业的投资竞争力不明显。 从各产业的年度变动来看,商业服务业和农林渔业的投资竞争力处于增长状态,采矿业和制造业有所下降,交通运输仓储业虽然指标值有波动,但总体呈上涨的趋势,建筑与房地产业以及电力煤水生产和供应业指标值跨度大,趋势不明显,但也有下降的变动。
因此从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标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竞争力总体不强,优势产业仍集中在农林渔业和商业服务业,采矿业的优势也存在,但2007—2008年的产业投资竞争力与前几年比较起来已经明显下降,这与现实情况基本符合。制造业对外投资比例不高,只占总额的10%。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静态集聚指数
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静态集聚度可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得出:
其中Si表示投资国在i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静态集聚指数,ai表示对外投资国在i产业上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ai表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总体规模,i=1,2,…n表示n个产业部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该静态指数反映的是投资国在一个产业部门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其全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地位和比重,是衡量目前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产业分布的存量指标。其数值等于各产业投资额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率。
根据这个计算公式,笔者依然选取2003—2008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作为计算对象(数据选取来源同上),得出中国近6年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静态集聚指数水平,如表2所示。
根据各年的产业静态集聚指数情况看出,商业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值最高,两者之和在50%左右,这种趋势在5年内都没有改变,因此,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商业服务业和零售业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优势产业,虽然2007年两者所占的比例小于50%,但主要是因为有部分数据被分离出去单独计算,因此并不影响它的总体趋势变化。另外,近两年制造业的投资比例已经远低于10%,总体水平连年下降,可以看出制造业优势产业的地位逐渐消失。制造业对外投资平均比例不高,只占总额的8.1%,而出口贸易的90%是工业制成品,其中近60%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产品,可见我国贸易投资行业一体化程度较低。这可能是因为相对于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而言,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需要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做后盾,如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制造业就占有很大比重。与制造业相对比,最近几年交通运输与仓储业、采矿业和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逐渐增加,都超过10%。
三、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动态集聚指数
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动态集聚度表示为:
其中Di(0-t)为时间段(0-t)内在i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态聚集指数。bi(0-t)为时间段(0-t)内投资国在i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bi(0-t)为投资国在时间段(0-t)内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增长速度。
若bi(0-t)>0,则表明时间段(0-t)内投资国对i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在不断扩大,该产业为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性产业,若bi(0-t)<0则表明时间段(0-t)内投资国在i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在不断减少,该产业为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缩性产业。
当i(0-t)>0,若Di(0-t)>1,则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向i产业集聚,若Di(0-t)<0,则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从i产业向其他产业转移;若0
当bi(0-t)<0时,若Di(0-t)>0,则bi(0-t)<0,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从i产业向其他产业转移;Di(0-t)<0,则bi(0-t)>0,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向i产业集聚。
与静态的集聚指数不同,动态的集聚指数是反映在一定时间内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集聚和转移的流量指标,体现了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间转移方向和速度。使用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动态集聚指数可以在静态分析的基础上更准确地测量产业的集聚趋势和转移方向,体现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方面的潜力。
根据计算公式,笔者依然选取2003—2008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作为计算对象(数据选取来源同上),在表2数据的基础上,求出2004—2008年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与产业平均增长速度,最后得出15个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动态集聚指数,如表3所示。
对计算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动态集聚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中国各产业多年来基本保持增长的趋势,连续四年产业平均增长速度都在10%以上,2004年的平均增长率甚至高达46.7%;第二,从单个产业来说,每一年都基本体现出正的动态集聚指数,可以看出每个产业都能连续保持增长的势头,只是增长的速度有所不同,只有采矿业在2007年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负增长,表明了明显的发散趋势;第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在2007—2008年向商业服务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科研技术服务地质勘探业以及农林渔业聚集,从纵向比较看,交通运输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科研技术服务地质勘探业以及农林渔业四大产业基本一直保持Di(0-t)>1,出现明显的产业集聚;第四,在采矿业出现转移的同时,制造业的Di(0-t)由大于1转为小于1,这表明制造业的集聚趋势不再明显,增速减缓,已经低于各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出现发散的迹象;第五,金融业的增长从无到有,虽然与数据统计有关,但也可以看出金融业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逐渐占有一定位置,增长的势头逐渐显现出来。
四、实证分析的结论总结
对于上述三个指标的计算结果,本文对于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情况和产业选择方向进行了总结,如表4所示。
第一,具有投资竞争力、在投资总额中占有较大份额并且具有一定产业集聚趋势的产业有商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它们是中国较早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保持了较高的投资优势,对中国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的外向型发展思路的实施起了很大作用,符合我国总体的发展战略方向,因此应当继续重点扶持和发展。
第二,具有一定的投资竞争力、明显的产业集聚趋势,目前在投资总额中占有份额较小的产业有农林渔业和建筑及房地产业。它们有非常强的产业组合区位优势,有极好的发展势头,但目前还没有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主流地位,因此国家应加大在农林渔业等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上的支持力度,加快这些产业的跨国经营,更好地显现出它们所蕴含的竞争优势。
对外直接投资的概念范文第2篇
关键词：国际对外投资；全球投资治理；双边投资协定；中美BIT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急速变化，国际体系正处于转型期，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遭受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经济领域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开始凸显并越来越严重。就投资领域而言，国际投资迅猛发展，发展中国家国际投资增速超过发达国家，国家投资格局发生变革，这种变革对传统国际投资规则体系带来冲击，传统国际投资规则促进国际投资的功能越来越弱。在国际投资格局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改革传统国际投资规则体系，构建新型国际投资规则体系成为世界各国的强烈呼声，全球投资治理已逐渐成为当今国际投资事务治理的新方式和构建国际投资秩序的新途径。作为国际投资大国，中国是全球投资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全球投资治理必须拥有中国元素。
一、全球投资治理的概念
自从1989年世界银行在其报告中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后，“治理”（governance）一词在世界上被广泛使用，并应用于解决国际间的重大问题。在冷战即将全面终结之际，即20世纪90年代初，德国政治家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最早提出全球治理的概念；几乎与此同时，全球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美国著名学者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Rosenau）首次从学术上提炼和建立了全球治理的概念和理论框架，他提出全球治理是“没有政府的治理”，强调全球治理是“通过运用控制手段追求具有跨国影响之目标的所有人类活动层面――从家庭到国际组织――的规则体系”。正如全球化扩展到经济领域演变成经济全球化，全球治理扩展到经济领域则演变成全球经济治理。与全球治理体系一样，全球经济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网络治理体系，是多元多层的治理体系，包括民族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企业、跨国公司、全球公民社会等共同组成的多元治理主体，超国家层次、国家层次、次国家层次等多层治理体系。
全球投资治理是全球经济治理在投资领域的具体表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全球投资治理是一个新的概念，何为全球投资治理呢？参照全球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概念，笔者认为，全球投资治理是指各国以非歧视原则为核心原则，以实现国际投资规则化、自由化和公平性为目标，通过协商谈判制定一套具有约束力的全面覆盖投资促进、保护、便利和自由化的国际投资规则，从而促进国际投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全球投资治理框架下的对外直接投资
自19世纪中后期起源至今，国际直接投资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国际直接投资总体规模日益壮大。根据《2014年世界投资报告》数据显示，截止2013年，全球FDI存量达到25.5万亿美元，2013年全球FDI流出量达到1.411万亿美元。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全球FDI流量2014年达到1.6万亿美元，2015年1.75万亿美元，2016年增长到1.85万亿美元。
长期以来，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一直是以发达国家为中心而展开的，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已经将发展中国家远远的甩在身后，但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正在逐步扩大，其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的地位正在稳步提升。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经过30多年的发展，经历了起步探索、稳步发展、加速发展和高速发展四个阶段。目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初具规模，并且呈现出持续的快速增长的态势。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创下1078.4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中国直接对外投资规模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截止2013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6604.8亿美元。随着中国对外投资额近几年的迅猛增长，从世界看，2012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2014年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三大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国。从国内看，中国吸收投资和对外投资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结构性转变。据统计，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总量超过吸引外资总量，中国正在成为净资本输出国。
三、传统全球投资治理体系及其评价
国际社会为建立国际投资体系进行了不懈努力，例如双边投资治理协定、世界银行下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和多边担保机构、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和《服务贸易总协定》。然而，当前的国际投资规则覆盖区域小、涉及内容窄，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和滞后性，国际投资领域体制建构明显落后，既没有一个综合性全球多边投资协定，又没有一个统一的国际监管机构。
双边投资协定（简称BITs）是两国在互惠的基础上签订的旨在鼓励、促进和保护签约国之间投资活动专门性投资条约。双边投资协定（BITs）含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仅指促进和保护投资双边协定，也即双边投资协定（BITs）；广义的通常还包括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和双边投资保证协定。由于当前缺乏一个综合性全球多边投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成为国际上最重要的投资管理机制，也是最重要的传统全球投资治理体系。
世界银行多边投资治理框架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成立于1966年，它是根据1965年《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议公约》（《华盛公约》）设立的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关于直接投资引发投资争端的国际中心。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简称“MIGA”）是1988年基于《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也称《汉城公约》）成立的、具有完全法人资格的国家组织。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是世界银行集团的第5个新增成员，其目标是鼓励成员国之间，尤其是向发展中会员国进行生产性投资。世界贸易组织多边投资治理框架下的是1991年1月关贸总协定（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所达成的与贸易相关的投资措施的多边投资协议，是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在国际投资领域所达成的唯一一个全球性、实体性的多边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简称“GATS”）也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的重要成果之一，它首次将服务贸易纳入世界多边贸易体制中，是第一个关于服务贸易的全球性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协议。
总体来看，传统的全球投资治理体系以双边投资治理协定为主，双边投资治理协定具有保护投资和促进投资的两大功能。当前，全球性的与投资相关的公约或协定局限于国际投资规则的某一领域，并不是一般性的、全方面地处理投资问题的多边投资协定。当前世界缺乏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全面覆盖投资促进、保护、便利和自由化的综合性的、全球性的国际投资规则。
四、全球性新型全球投资治理体系构建：中国的参与战略
当前，国际投资规则进入重塑期，世界缺乏一个全球性的国际投资规则，这给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提供了挑战和机遇。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世界对外投资大国，中国的国际投资地位与经济实力不符，中国一直受发达国家制定的国际投资规则约束，国际投资话语权不足。美国等发达国家呈现“进攻”态势，企图利用TPP和TTIP等限制中国的国际投资地位，谋取国际投资规则制定的主导权，从而维护发达国家对外投资权益，巩固发达国家国家投资的主导地位。但是，中国不应该放弃参与权，中国必须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投资治理，中国有意愿和能力参与重塑国际投资规则。中国需要从一开始就参与到全球投资治理体系的构建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和利益诉求。而最佳路径是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推动其成为构建多边投资框架的范本和平台，从而撬动多边投资体系的建立。
事实上，中国已经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签订了BIT，但这些BIT普遍对投资的保护程度和自由化水平不高。自1982年与瑞典签署第一个BIT以来，截至2012年底，中国已与131个国家签订了此类协议，其中与100个国家签署的BIT已经生效。但是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并没有签订BIT，这不利于中美两国之间的相互投资。中美BIT谈判始于2008年6月，因美国对BIT（2004）范本的修订，谈判曾一度搁浅。美国BIT（2012）范本公布后，中美双方重启谈判。2014年，中美双方就备受关注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达成“时间表”，同意争取2014年就BIT文本的核心问题和主要条款达成一致，承诺2015年早期启动负面清单谈判。目前中美BIT谈判已经进入文本谈判阶段。
在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中，谈判内容涉及“国民待遇”、资本自由转移、征收与补偿、国际争端解决等多项核心议题，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不过中美双方已经就这一问题达成了共识，双方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模式为基础进行BIT谈判。为了有效应对中美BIT谈判，中国需要全面改革外资管理体制，将“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模式引入我国的外资管理办法，合理处理和监管国有企业海外投资问题，还有实现市场的对等开放，中国在海外投资寻求更大的市场开放和更多的投资保护时，也需要给对方提供更大的市场准入和投资者保护。（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参考文献：
[1] 王碧B：《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的机遇与挑战》，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1期.
[2] 李玉梅、桑百川：《国际投资规则比较、趋势与中国对策》，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年第1期.
对外直接投资的概念范文第3篇
一、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概念和特征
所谓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是指在政府主动引导下，通过资金补贴、进出口银行政策性长期低息贷款的方式支持相关联的产业或者一条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鼓励这些企业在海外建立经贸合作区，以避免企业单打独斗，恶性竞争，形成规范的产业环境来吸引国内企业集体海外投资的一种投资方式。这种聚集，形成了一种介于纯市场与层级两种组织间的结构，可有效克服市场失灵和内部组织失灵。
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1)通过中国有关政府部门跟东道国政府谈判、协商给中国的海外经贸合作区内的企业多的优惠条件和政策，降低园区内企业的进入成本和政治风险。(2)通过相关的经济政策和手段支持一条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或相关产业走出去，这样有利于园区内的企业分工协作，提高效率，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并且能避免企业单打独斗和恶性竞争。(3)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主要是“夕阳产业”或其它产业的“夕阳技术”。企业在对外投资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国内过剩产能转移、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等宏观经济目标。(4)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地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这样既有利于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又能有利于东道国经济的发展，实现互利互惠。(5)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是中小企业，但必须是相互关联的产业或者一条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群。
二、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基准
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和动机不同，遵循的规律方面存在差异，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要从我国国情出发根据不同的区位来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或潜在比较优势来获取竞争优势，有利于投资国和东道国双方。依照这个思路，笔者以为应该遵循如下四个基准。
(一)选择与中国经贸关系密切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经贸关系是否密切在本文中主要是从吸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大小方面来衡量，一方面，投资存量大，表明该国的市场需求比较大，国内供不应求，中国产品在该市场有竞争力，多年的积累形成了自己的营销网络，树立了自己的品牌。另一方面，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前都会去东道国考察、调研，了解该国的具体市场、经济、政策、社会环境等各个方面，存量大说明了该国的市场环境适合中国企业的发展，有进一步投资的前景。另外，两国之间经贸关系密切也会促进两国政府直接的了解，增强信任，这有利于在当地建立经贸合作区争取更多的优惠政策，为进入园区的企业提供一个好的平台。
据200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披露，截至2005年底，吸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有哈萨克斯坦(2.45亿美元)、越南(2.29亿美元)、泰国(2.19亿美元)、巴基斯坦(1.89亿美元)、马来西亚(1.87亿美元)、阿尔及利亚(1.71亿美元)、赞比亚(1.60亿美元)，分别排第13、14、15、16、17、18、19名。根据这条原则，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首先应该选择在这些发展中国家。
(二)产业内垂直贸易量基准
产业内贸易量指某一产业内部的各生产阶段、生产环节之间的商品交换规模，也即产业内部初级产品、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之间的交易额度。本文所讲的“产业内垂直贸易量”是指某产业对外直接投资所能形成的与母国相关生产环节的交易份额，交易份额越大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产业结构推动作用越大。通常情况下，产业内各个生产阶段的关联度决定了产业内垂直贸易量，而产业内垂直贸易既有利于产业组合优势形成，也有利于产业优势的内部化。
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对一母国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有多种表现形式，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母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及产业技术发展的波及效应，即只有对外直接投资形成了产业内部和产业间联系高度化，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才具有宏观效用，才能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因为是海外投资，对母国的波及效应将主要由海外子公司与母公司所发生的贸易量这一指标来衡量，这里的贸易量主要是指产业内垂直贸易量。由于产业内的垂直贸易属于互补贸易范畴，在垂直条件下，国外企业和国内企业任何一方生产规模的扩大，都会使另一方的生产发生起积极的作用。显而易见，产业内垂直贸易量的实质在于充分发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相关产业成长的波及效应。
根据企业生产环节的区位分布不同，可将这种连锁关系分为前向连锁和后向连锁两种形式。无论是前向连锁还是后向连锁，均会对相关产业的中间产品的生产起到带动作用，由此不难看出连锁度的大小主要取决于生产环节交易的频繁程度和额度。
据此，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选择产业内贸易量大、国内连锁效应强、产品供应链长的产业，加强家用电器、摩托车、小型农机具的组装、金属制品、家用器械等加工组装型制造业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对扩大出口有较好的带动作用。
(三)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同步基准
所谓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同步，是指对外直接投资所形成的产业传导机制能促进母国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一方面指通过淘汰技术落后、污染严重的企业或者转移技术成熟产业能力过剩的行业到次发展中国家来，使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更加协调，另一方面指的是增加三大产业的技术含量和科技水平，增强竞争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产业相对优势基准是为了发挥产业的“现有优势”，而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同步基准则力求培育产业的“潜在优势”。国际经验表明，对外直接投资能够通过比较优势转移“夕阳产业”或者有竞争优势产业的夕阳环节，来加快国内产业结构升级。
所以，生产能力过剩率超过40％的我国纺织、彩电、空调业，可以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实现产业国际转换、重新获得发展优势，为国内产业升级腾出空间，延长国内比较劣势的产业寿命，赢得利润，为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提供资金支持。
(四)产业组合区位比较优势基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者所拥有的市场竞争
力取决于其具有的比较优势，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进行的产业选择也是由其比较优势决定的。关键是在产业选择的框架内经济优势的获得有其特殊性，它不同于单个投资者的经济优势，即不同于单个厂商的经济优势。产业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产业的各种优势往往分散在不同的企业，或者说产业经济优势是该产业内各厂商单个优势的集合，产业优势的实质是一种“组合优势”。产业经济优势的这一本质表明，产业组合优势是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产业选择的重要因素。
企业组合虽能呈现产业的一定优势，但这种优势并非绝对优势。事实上，对外直接投资需要的不一定就是那种全球的绝对优势，而是需要相对特定区位的比较优势，即母国产业相对于东道国同类产业所具有的比较优势。这种产业在母国可以是边际产业，失去了竞争优势，但转移到东道国与当地的低廉的劳动力和丰富的特定资源结合，就可以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比较优势产生在一定的投资区位中，它是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经济依据，也是投资国与受资国共同获益的经济根源。这种相对意义上的产业比较优势，使对外直接投资在特定区域内，双方共赢，从而使跨国投资成为可能。
因此，我国拥有成熟标准化技术的加工组装型制造业，如自行车、摩托车、金属制品等产业，由于早期的技术引进及其后续的技术创新，技术性能好，产品质量有保证，并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阶梯度较小，易于为它们接受。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把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基准和对现实的启示用.
三、规范和促进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了吸引外资，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税收实行了广泛的优惠措施。首先是专门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对来华投资的外商的税收优惠做了明确而详细的规定和解释；而对于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中用一些零星条款进行了规定。而且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税收优惠，只是因为避免对企业双重征税和企业在国外遇到某些风险时给予一定保护才涉及，鼓励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的相关措施也较少，为了配合国内产业政策来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措施几乎就没有。为了促使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自主选择与国家产业政策趋于一致，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和措施，提出如下建议：
(一)商务部以一个省、市或行业内有影响力的企业为主进行招商管理，并和财政部协商对人选的企业进行直接的财政补贴。这是由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和产业选择基准的要求所决定的。在招商前应先向企业公布所鼓励的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产业和地区，为了达到规模经济和降低交易成本明确以一个地区或者大企业作为主要的招商对象。在入选的企业去海外直接投资，给予一个园区一定的财政补贴，具体数额根据经贸合作区内企业数量的多少而定。这样就能使企业的自主选择和产业政策相一致。
(二)实施优惠税率或税收减免优惠。目前我国对境外投资企业，在正式投产或开业5年之内，对中方从境外获得的应税利润一律免征所得税。但这不足以满足国家现阶段对产能过剩行业和“夕阳产业”转移到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来回避贸易壁垒和开拓市场的迫切要求，政府部门可以考虑在现行的免征5年所得税的基础之上，在随后的若干年内逐步下调免征比例，降低投资企业的税负来促进他们的投资和再投资，充分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促进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
(三)通过进出口银行给予海外投资信贷。为了鼓励投资者发展境外直接投资，政府应该对从事境外投资的企业在资金方面予以支持。一些发达国家设立了特别金融机构，主要负责对在境外投资建立的独资企业或合资企业，以出资或贷款的方式加以支持。目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大约有一半国家通过各种类型的发展援助机构为本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例如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等，都属于这类机构。中国进出口银行也可设立“中国海外投资基金”，一方面向境外投资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降低企业海外投资的成本，另一方面，切实解决中小企业海外投资的资金短缺问题，但贷款额为境外项目投资总额的一定比例，主要贷款对象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夕阳产业”的境外投资，符合经济增长转型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
(四)通过协商，与这些目标国修订或者签订税收协定。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与外国签订税收协定时，更多的考虑如何有利于引进外资，这是由当时我国的国情决定的。例如，在已执行的我国与82个国家的税收协定中，只有19个国家与我国相互给予饶让，有22个国家单方面给予我国饶让。这主要是考虑到当时我国对外商来华投资已经给予了很多的优惠政策，为了让投资企业切实地享受到我国税收政策优惠，我国政府在签对外税收协定时坚持单方面要求外国政府给予来华投资企业以饶让抵免。但是除了少数国家以外，我国对境内企业在境外投资享受税收优惠时，却不给予税收饶让抵免。这种做法体现了当时我国是重资本输入轻资本输出的。在党的“十五大”提出的“走出去”战略指引下，我国的对外开放由初期的“引进来”为主转为“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这就要求在修订和签订税收协定时，应奉行居住国和来源国并重的原则，在吸引外商来华投资的同时也有利于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
(五)建立海外投资风险准备金制度。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是中小型企业，流动资金少、抵御风险的能力也比较弱，建立海外投资风险准备金制度在于降低这些企业海外投资面对陌生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时的风险。具体做法可借鉴国际上通行的方法，准许企业在一定年限内，每年从应税收入中提取相当于一定比例投资额的资金作为风险准备金，积累年限内用于弥补风险损失，期满后准备金金额按比例逐年计入应税收入中纳税。
对外直接投资的概念范文第4篇
在世界经济中,国际直接投资是最能体现经济全球化概念的经济运作方式之一,且与国际贸易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从总体上看,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相互作用、相互促进,都在大幅度增加和日益扩大。但具体而言,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是具有互补性还是具有替代性?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还是相反?在加入WTO之后,我国政府和企业如何充分利用WTO的规则,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促进贸易出口的增长,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一分析。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①(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①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②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③。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④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①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本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②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③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①。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
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非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①(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①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②。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超级秘书网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对外直接投资的概念范文第5篇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1.1.1 选题背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在近 30 中对外投资的区域和范围逐渐扩大,遍布世界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在世界范围内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中国正成为全球瞩目的境外直接投资大国。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在《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指出,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年流量保持两位数的高增长,发展势头良好①;中国商务部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中国企业近年来在境外直接投资发展呈明显跃升趋势,2002-2006 年间,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流量以年均近 50%的速度增长;截至 2010 年底,中国境外投资覆盖率达 72.7%,共有 1.6 万多家境外投资企业遍布在世界 178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亚洲、非洲地区最高,分别达 90%和 85%。境外直接投资流量也创造了历史最高值,相当于“十五”时期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2.3 倍,达到了 688.1 亿美元;据中国商务部中国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司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至 2011 年底,中国企业共对 132 个国家和地区的 3391 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非金融类境外直接投资累计达到 600.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②。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顺利实施,中国境外企业项目和人员不断增加,我国企业持续增长的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己经成为“中国崛起”的新标志,对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日益提高以及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由于国际经营管理环境的错综复杂以及中国企业本身的管理能力水平的缺失,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活动面临着很多的风险,企业遭受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一方面,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利润率数据被不断爆出。2009 年,中国贸促会在第三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上了《2009 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指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盈利率、亏损率和盈亏平衡率相同,都各占 1/3。另据在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2011年度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报告会上,商务部合作司商务参赞石资明介绍,根据商务部统计,中国国有企业在海外设立的企业将近 2000 家,其中亏损的企业占三成,这一亏损率要明显高于世界投资亏损率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亏损的案例一次一次冲击着国人的眼球。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对境外直接投资进行了许多研究,加大了境外直接投资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并取得大量研究成果。
1.2.1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1、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由于每个国家国情的不同,其进行境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也会存在差异。Wells(1983)认为发展中国家进行境外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并降低产品的运输成本。Lecraw(1993)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进行了研究,发现其对发达国家进行投资是为了获得技术和管理经验,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的目的在于占领市场。Stephen(1994)的研究发现:本国政治状况存在不足时,该国企业就会向具有完善政治体制的国家进行投资。Ozawa(1979)将境外直接投资看做是增强本国竞争实力的途径。另外,很多学者对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进行了研究。Deng(2004)认为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市场、技术和资源等。Morck 等(2008)分析了中国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指出企业的投资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国家政治目标及政府的影响。
2、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因素
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Thomas 和 Grosse(2001)利用实证分析研究了墨西哥的境外直接投资,发现自由贸易程度、区域差异性、经济水平、政治风险是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Buckley 等(2007),Bala Ramasamy 等(2010)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认为贸易联系、资源禀赋、文化等会对境外直接投资产生正向影响。
政治风险是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Agarwal(1980)很早就进行了政治风险对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他认为政治稳定性影响了境外直接投资活动。而 Dunning(1981)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并没有受到政治风险的影响。Oseghale(1993)将上述研究结论的不同归结于实证分析自身存在的缺陷。然而,在 2007 年,EIU 组织在其研究报告中明确提出政治风险是影响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最大威胁。Gatignon 和 Anderson(1986)进一步指出,企业采用合资的形式进行境外直接投资是将面临更高程度的政治风险。另外,Jinjarak(2007)研究了政策风险与水平型境外直接投资和垂直型境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的不同关系,并且 Jakobsen(2010)指出政策风险依旧是境外直接投资者面临的最大风险。Boddewyn 和 Brewer(1994)认为东道国政策愈加宽松,其境外投资也就愈多。
第 2 章 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理论概述
2.1 基本概念界定
2.1.1 境外直接投资
境外直接投资( Overseas/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作为国际投资的主要形式之一,也可称为海外(对外)直接投资。目前,对境外直接投资概念的界定,学术界相对来说比较认可的定义一般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四个权威机构。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界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简称 IMF)定义境外直接投资为:投资法人在非本国的国家或者地区所经营管理并持有控制权的投资。直接投资是跨境投资的一种,其特点是:一国家经济体的居民(直接投资者)对另一国家经济体的居民企业产生了重要影响或在管理上实施了控制。除了通过直接投资获得直接的外部股权控制或影响外,境外直接投资者也利用债务、合作控股或者逆向投资的方式获得间接的企业控制权①。直接投资者指这样的一个实体或一组关联实体他能够对另一经济体内的另一居民实体施加控制或重大影响。在有些情况下,就经济实体与其他企业的关系来说,一个实体可能既是直接投资者,又是直接投资企业和联属企业。因此,直接投资者可以是: (a)个人或住户;(b)企业——可以是公司型或非公司型,也可以是
公营或私营企业;(c)投资基金;(d)政府或国际组织。对于出于财政目的而拥有直接投资企业的政府的特别处理;(e)营利企业中的非营利机构,但两个非营利机构之间的关系不在直接投资之列;(f) 财产管理人、破产管理人或其他信托 ;(g) 或者以上任何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组合②。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7 年公布的《国际收支手册》,境外直接投资资产包括:如图 2-1。③
2.2 马克思的投资理论及风险防范思想
2.2.1 马克思的资本投资理论
(1)对投资动机的一般论述
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从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看主要来源于资本投资。企业和资本家追求的主要目的是利润,而要想使利润不断增加,单个资本家就要把所获得的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进行外部活动即投资。这种行为也符合资本主义运行的内部规律,即不断的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由于资本家求利的心态是一致的,在市场上,这种竞相投资的行为就形成了市场竞争,竞争摊薄了企业的利润率,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最终令企业的经济利润为零。在获利心态的强力推动和竞争规律作用下,资本家会不断地进行新的投资行为发展新的行业,以获得相比其他企业或资本家的额外的经济利润。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表现为资本的外部运动,……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发生作用,从而……成为单个资本家意识中的动机”①。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是资本家总在追求的,而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作为投资的资本又被投入到生产中,获得更大的剩余价值。在投资过程中,货币作为资本运动的起点,充当了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经过生产过程,生成增殖的货币,它是投资过程的终点和又成为投资过程的新起点。这一周而复始的运动过程便是投资。马克思在对于资本的论述中,认为投资是资本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货币资本被当做“是每个单个资本登上舞台,作为资本开始它的过程的形式。因此,它表现为发动整个过程的第一推动力”①。
与此同时,投资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过程,对利润率低的行业来说,意味着失业和资本存量的浪费,是经济萧条的源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论述了经济危机:“虽然资本投入的那段期间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②。在经济危机期间,商品积压、物价下跌和生产下降等现象变得普遍。为了避免经济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资本家要摒弃就得生产方式,引进效率更高的机器设备、新的生产工艺方式和新的企业管理理念,这引起了全社会范围内的固定资产的更新潮流,带动了与固定资产相关的行业的发展,扩大了生产部门的生产,引导了生产资料部门的部门内的投资,增加了生产资料部门的就业人数,促进了生产资料部门的就业人员素质升级,同时扩大了消费资料生产的市场与需求。这样,一环扣一环的经济性蝴蝶效应使得社会的生产摆脱了经济危机束缚,经济又进入一个新的循环周期,在新的经济周期中,资本的收益率要高于上一个周期,社会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最终必然导致社会的总供给要大于社会的支付能力下的总需求,资本家要摒弃旧的生产方式,从而形成一个循环。由此看来,资本投资活动与经济危机的发生都具有周期性,相辅相成。
与此同时,投资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过程,对利润率低的行业来说,意味着失业和资本存量的浪费,是经济萧条的源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论述了经济危机:“虽然资本投入的那段期间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②。在经济危机期间,商品积压、物价下跌和生产下降等现象变得普遍。为了避免经济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资本家要摒弃就得生产方式,引进效率更高的机器设备、新的生产工艺方式和新的企业管理理念,这引起了全社会范围内的固定资产的更新潮流,带动了与固定资产相关的行业的发展,扩大了生产部门的生产,引导了生产资料部门的部门内的投资,增加了生产资料部门的就业人数,促进了生产资料部门的就业人员素质升级,同时扩大了消费资料生产的市场与需求。这样,一环扣一环的经济性蝴蝶效应使得社会的生产摆脱了经济危机束缚,经济又进入一个新的循环周期,在新的经济周期中,资本的收益率要高于上一个周期,社会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最终必然导致社会的总供给要大于社会的支付能力下的总需求,资本家要摒弃旧的生产方式,从而形成一个循环。由此看来,资本投资活动与经济危机的发生都具有周期性,相辅相成。
第 3 章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现状................38
3.1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38
3.1.1 探索起步阶段............................39
3.1.2 稳步调整阶段.........................41
3.1.3 迅速发展阶段.......................43
3.1.4 后危机时代.............................46
3.2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形式 ..........51
3.2.1 政治风险............................51
3.2.2 经济风险...........................56
3.2.3 文化风险............................61
3.2.4 法律风险.........................62
3.2.5 企业并购风险.........................63
3.3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致因分析 ...........65
3.3.1 宏观层面的环境性风险因素................65
3.3.2 中观层面的结构性风险因素................69
3.3.3 微观层面的操作性风险因素........................71
第 4 章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量化及案例分析..........76
4.1 模型构建 .......................76
4.1.1 构建指标体系..................................78
4.1.2 数据分析方法——F-AHP 模糊层次分析法 .............88
4.1.3 模型应用实例..........................91
4.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案例分析 ...................96
4.2.1 案例一:中国民生银行收购美国联合银行...............96
4.2.2 案例二: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的
石油期权交易............100 4.2.3 案例三: 利比亚局势对我国 企业直接投资的影响.......103
第 5 章 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的国际经验借鉴...........108
5.1 发达国家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策略 ...............108
5.1.1 美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风险规避经验..................108
5.1.2 日本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策略..................109
5.1.3 德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管理对策................112
第 6 章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机制建构
与企业国内投资的风险相比,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的范围更大、形式更多、产生的原因更复杂。因此,在积极促进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也应该有效地引导企业控制和防范对外投资风险,这需要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建设系统性的投资风险防范机制,从系统性的角度降低风险给对外投资企业造成的损失。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控机制的建设由两个层次组成,即宏观管理层次的风险控制机制和微观层面的风险管理机制。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的保障。
6.1 宏观层面的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机制
6.1.1 创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良好宏观环境
1.优化投资环境
无论是国内投资还是跨境投资,企业投资行为依赖于政府提供的良好商业环境。相较于国内投资,企业境外投资的不可控因素更多,维护商业环境是企业一己之力难以掌控的。为此,我国政府可以通过建立区域、双边或多边投资合作机制,为企业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快,且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些东道国对我国企业的境外投资及收购行为抱着敌视的态度。因此,中国政府在国家的层面上与各国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会极大地降低企业在境外投资与经营的风险。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既是企业自身获取利益最大化的自主经济活动,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施手段。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活动能充分地利用境外的资源和环境发展我国经济,同时也有利于引导和带动国内其他企业的发展。因此,基于宏观角度,政府除了应对企业境外直接投资过程给予积极鼓励和支持外,还应该创造多方面条件,为企业境外投资提供基础性公共产品。其中,风险防控机制的建设就属于涉外经济中的公共产品范畴,应当由政府提供最基础的风险管理机制。
结 语
一、本文的主要结论
境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中国企业加大境外直接投资力度,有助于充分利用国际经济资源,为中国进一步经济增长提供要素支持。同时也是中国当前缓解流动性过剩,减轻国内通胀压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然而,由于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起步晚,企业对国外的投资环境还不甚熟知,对国际经济形势的研判能力有限。因而面临的投资风险十分巨大而不可忽视,近年来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绩效仍不高,投资风险事件频发。中国企业在把握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和投资政策和限制方面的能力仍不足。同时,中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活动存在跟风现象。国内许多企业在选择投资目的国、投资项目和投资方式都存在相似性,这直接导致了国内企业在海外市场的恶性竞争情况。因此,如何借鉴经验,避免重复错误,选择一条更有效率的海外之路,是“走出去”的企业值得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