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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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的标准范文第1篇

一、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性质

笔者认为，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性质应由法律援助的性质决定。法律援助最初由宗教团体或慈善机构等基于道义或者良心为穷人提供法律帮助，再到律师自发地根据职业道德要求加入其中，最后由国家责任取代了个人责任。因此，法律援助发展史其实就是国家责任回归史。通过法律援助，为公民提供诉诸法律、寻求救济并获得公正审判机会，被视为国家职能重要内容之一。由国家为弱势群体提供免费法律帮助，这是现代法律援助制度一项标志性特征。许多国家通过立法明确获得法律援助是公民一项法定权利，这也被《世界人权宣言》等联合国有关文件所认可。因此，法律援质就是政府责任，这是包括民主制度确立、经济水平提高、社会思潮影响与法律制度完善等多方面因素所决定的。《法律援助条例》第3条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作为政府，承担法律援助责任主要体现在设置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律援助经费支持和监督管理法律援助工作上。具体到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在我国主要集中在两类群体上：一类是公职人员，包括法律援助机构人员和具有公职身份的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是应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另一类是非公职人员，主要是不具公职身份的社会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是应法律援助机构代表国家实施政府购买服务。法律服务是专业人员利用专门知识为当事人等提供的一种技能。作为非公职的法律服务人员，其提供法律服务是以预期获得报酬为前提；而公民获得法律服务，就如同获得实物商品，也理应支付相应对价。这类法律服务应该遵循的是有偿原则。而作为公职人员，承担法律援助是职务行为，其提供法律服务就不应该遵循有偿原则。因此，作为为法律援助承办人员提供报酬的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其性质应根据提供人员的身份来决定，作为公职人员的办案补贴，是法律援助人员的办案费用支出补贴，只包括付出成本，不含智力服务费用；作为非公职人员的办案补贴，是政府付给法律服务人员的服务薪酬，包括办案费用支出和智力服务费用。认为法律援助办案补贴不应包含智力服务费用的理由是：《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标准参考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的平均成本等因素核定。但是该规定并不排除智力服务费用。因此，对于非公职法律服务人员来说，其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是基于与政府之间的法律服务合同，应遵循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既然市场法律服务包含了智力服务费用，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补贴也应包含智力服务费用。同时笔者认为，法律援助不应该是律师的义务。理由是：一是社会律师是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核心是等价有偿。社会律师不属于财政供养人员，他们是以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而获取报酬，从而获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作为民事主体，其行为具有一个本质特征——对价性，即以自己的劳动或服务在市场中进行等价交换，以换取劳动报酬③。就此而言，国家要求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是不适合的，超出了其作为市场主体应承担的义务范畴。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由律师承担法律援助义务，是国家在目前人力、物力、财力等稀缺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权宜之举，充分考虑到律师可以利用法律专业知识和技能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具有相对优势④。目前，我国财力、物力和人力已今非昔比，已经具备了对法律援助义务重新合理分配的条件。二是责任义务不可转移性。任何一个主体都不能任意转移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社会律师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并非完全出自其自愿，因此出现律师法律援助积极性不高和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不高的现象。三是以职业特性或职业伦理作为律师承担法律援助的义务比较牵强。虽然律师的社会公共责任是律师安身立命的根本之一，不能放弃对社会公共责任的追求，但是不能以公共责任这一职业伦理而要求律师承担过多社会责任，就像医生没有为穷人免费提供医疗的义务，教师没有为贫困学生免费提供教育的义务。

二、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在司法实践中，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在制定标准、制定主体及发放方面均存在一些问题。

（一）办案补贴标准整体偏低。从全国来看，2013年平均办案补贴为479元／案⑤。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认为法律援助是律师义务。有些地方法律援助管理人员认为，既然《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律师义务，因此，律师承办法律援助案件应该是无偿的，法律援助机构无须支付任何费用。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承担法律援助责任的主体——国家，很大程度上只是扮演一个管理者、监督者的角色。结果导致一些承担法律援助的律师或律师事务所敷衍了事。一些律师事务所委派执业年限较短、资历较浅的律师从事刑事法律援助。他们在经验、能力方面的欠缺决定了援助的质量不高。另一方面，即使律师愿意承担法律援助义务，费用的严重不足也制约了律师的办案质量。二是办案补贴仅仅是办案成本的补助。认为只须对案件承办人员因为办理案件所支付费用的补偿，不包含承办人员为之所付出的劳务和智力服务费用。即使是也仅仅考虑成本，按照最低标准计算。目前的律师管理体制，社会律师成为市场化竞争主体，不仅国家没有为其支付任何工资和补贴，而且在执业中要向国家缴纳税收，同时，还要自行承担各项费用。有些律师为了将自己“损失”最小化，只能尽量减少援助工作的步骤和时间，其结果只能是牺牲了援助案件的质量与效果。另外，还要承担与其收益完全不对等的风险，导致一些律师不愿意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营利合法化的具体规范起源于天职的“职业”义务观⑥。社会律师从事刑事法律援助需要时间、精力、物质、专业等成本的大量付出，没有基本对价的回报，仅仅靠道德和责任的支撑，法律援助事业很难获得长足发展。三是法律援助经费不足。从全国来看，2013年法律援助经费才16亿⑦，人均不足1.3元。因此，法律援助经费仍然存在较大缺口。

（二）办案补贴制定不规范。一是制定主体不规范。按照《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由各省司法厅和财政厅联合制定。但在实际操作中，有的是由地市或者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制定办案补贴标准，甚至有的由法律援助机构自行制定补贴标准。而有些司法行政部门由于经费紧张，就尽可能压低办案补贴标准。二是制定程序不规范。《法律援助条例》要求结合当地经济水平，参考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法律援助成本确定补贴标准。但很多地方在制定办案补贴标准时，并没有认真核算当地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成本，仅仅是参考其他财力相当地区的补贴标准，或者在往年的基础上适当提高。造成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与办案成本严重背离。三是调整不及时。有些地方的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从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来就没有调整过，因为地方财政核拨的法律援助经费也从来没有调整过。

（三）办案补贴支付不规范。一是发放不及时。办案补贴不能及时足额发放已是公认的问题。根据司法部《法律援助办案规程》的要求，承办人员在结案时，法律援助机构应支付办案补贴，但是实践中，经常存在拖欠办案补贴的现象。有的是因为经费紧张，等到财政经费到位后统一发放；也有的是法律援助管理人员图方便，一定时间才统一发一次办案补贴。二是法律援助机构人员不能领取补贴。工资改革以后，对发放津补贴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人事、审计部门认为法律援助办案补贴也属于津补贴，因此法律援助机构对公职承办人员发放办案补贴被认定为违规发放，轻则退款，重则党纪、政纪处分。因此，公职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所产生的费用只能用票据报销，但有部分费用无法获取票据，如通讯费、餐费等，造成他们倒贴成本办理案件。以致法律援助机构人员不愿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而是将案件指派给社会律师或者基层法律服务人员办理。由于律师资源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县域律师较为匮乏，大量的法律援助案件只能由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承办，导致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不尽如人意。三是办案补贴政策简单僵化。目前采取低标准包干补贴的现象非常普遍，且常常不能及时兑现，四是发放审核标准缺失。办案补贴的发放是基于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提供了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但由于目前没有一个可操作性的法律援助服务标准，审核人员要认定一项法律服务是否符合标准难度较大。结果只能是承办人员按规定提交了案件卷宗，法律援助机构就必须支付办案补贴。这也是造成部分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

三、完善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制度的对策

针对以上问题，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完善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制度。

(一)确定法律援助国家责任。一是加快《法律援助法》立法进程。在《法律援助法》中明确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按照等价有偿、公平竞争的原则，通过公开招标，吸引鼓励社会律师积极参与到法律援助活动。以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同类法律援助案件的成本为依据，结合当地经济状况，适当确定律师智力服务费用，科学合理制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二是完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制度。政府财政拨款是法律援助经费的主要来源，中央要明文各地建立起法律援助经费最低保障机制，即规定省、设区市、县（市、区）三级法律援助机构经费保障标准，并形成自然增长制度，逐年提高法律援助保障水平。建立严格的监督机制，要求专款专用，并建立有效的监督和审计机制。同时，积极鼓励社会捐赠，建立和完善社会捐赠法律援助经费补充渠道。将社团组织、行业协会的法律援助经费纳入统一的法律援助经费体系，由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统一支配，将分散的法律援助经费统一起来。允许和鼓励设区市设立法律援助专项基金，鼓励企业为法律援助基金捐款，并对捐款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拓宽社会捐资来源。

（二）完善公职法律援助律师制度。在现有法律援助机构人员的基础上，建立一支素质高、业务精、战斗力强的公职法律援助律师队伍。一是明确公职法律援助律师职责。应包括：承担法律咨询；法律援助事项的审核；收集、反馈法律援助工作中的情况，针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二是提高公职法律援助律师待遇，提高公职法律援助律师队伍素质，从而提高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增强法律援助服务能力。对于诉讼中的权利与义务，公职法律援助律师应当与一般律师相同。鉴于公职法律援助律师是国家工职人员，其行使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应当具有自己的独特性。三是明确公职法律援助律师办案补贴。应当明确公职法律援助律师能够领取办案补贴，但由于公职法律援助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属于职务行为，因此，办案补贴只能是办案支出成本的补偿。考虑到有些成本很难用票据报销，可以沿用之前采用的办案成本包干制，由管理机关按照当地办理法律援助的平均成本，确定办案补贴标准。

（三）完善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制定程序。一是规范制定主体。《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核定。也就是说地市和县级财政部门、司法行政部门和法律援助机构是无权制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的。由省级司法行政部门和财政部门联合制定标准，有助于提高标准的权威性和科学性，有利于标准的执行。二是建立科学的成本调查制度。《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要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参考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的平均成本等因素核定。因此，在制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时，应该掌握不同地区的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的平均成本。为了确保数据的科学性和真实性，应当建立法律援助办案成本调查制度，由办案补贴制定机关定期委托统计调查机构进行统计，在此基础上，科学制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同时制定不同区域标准。由于办案补贴标准由省司法行政部门会同财政部门联合制定，往往同一省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办案成本也是千差万别，因此，应当科学划分区域标准。三是定期调整。《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办案成本都是在不断变化的，应定期对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进行科学的调整，使其不断适应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办案成本，以保持办案补贴标准的科学性。

（四）加强法律援助质量控制。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是法律援助制度成败的关键，是法律援助制度的生命线。因此，建立完善的质量监控体系，加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督应是当前法律援助工作的重中之重。一要加强监管。完善法律援助质量标准体系、加强日常监督和开展集中质量检查。二要强化监督。设立法律援助监督员，邀请部分受援人、社会团体、社会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作为志愿者，对法律援助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提出建设性意见建议，对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过程进行监督。三要建立奖惩机制。建立投诉查处制度，法律援助机构对投诉进行认真查处，对查证属实的，依照《法律援助条例》及相关规定进行惩处。建立案件质量奖惩体系，让优秀案件承办人员得到褒奖，对于不称职的律师进行相应的惩处。四要建立民事赔偿制度。从民法的角度来说，辩护律师的不称职行为是一种失职行为。对于因这种失职行为造成的损害，被告有权主张民事损害赔偿⑧。一方面是对受援人的损失进行弥补，另一方面也是对律师的一个惩戒，有助于督促辩护律师在参与法律援助活动中尽职尽责。

法律援助的标准范文第2篇

一、 受援人的经济困难不应确定为一个固定不变的标准

法律援助的对象是经济困难的公民。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规定，刑事案件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外，其他任何案件，公民(法定人或者近亲属)申请法律援助要获得批准，都必须符合经济困难的标准。

目前，我国大多数地方条例和政府规章，都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事业的需要，制定了公民经济困难的标准。从己颁布的地方条例和规章看，公民经济困难标准，有的地方规定为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有的为最低工资标准，有的为月薪千元，但大多数都是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目前，江苏省正在修改地方法律援助条例。江苏苏南、苏中、苏北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立法调研时，围绕经济困难标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分歧较大，就是各地法律援助机构也各执一词。有的坚持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有的坚持最低工资标准；有人认为公民经济困难不应固定为一个标准，因为各种各样的案件，其难易程度和诉讼标的金额各不相同，法律服务费用悬殊很大，应将受援人的经济困难状况作弹性的界定，即“无能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还有人认为，“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标准，参照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同时“申请人因遭遇突发性事件提出无能力承担法律服务费用的，由法律援助机构根据申请人家庭经济状况结合申请事项的复杂程度等因素审查认定”，作为经济困难固定标准的例外。

笔者认为，第四种意见比较切合实际，给法律援助人员留下了一定的据实裁量空间。法律服务是按照诉讼标的和案件难易程度收费的，一件案件少则几十，多则上万，甚至几十万。以江苏为例，公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在130元至280元之间，一个三口之家，夫妻月薪为1200元，远远超过了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以至超过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但是，遇到突发事件要支付数万元服务费，实在无能为力。一个享受低保待遇的人，交几十元法律服务费，咬咬牙也是可以做到的。公民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急需法律服务，没有委托人，其根本问题就是因为经济困难交不起法律服务费。就个案而言，是否有能力支付法律服务费，是衡量申请人经济困难的标准。申请事项只要符合法律援助范围，其经济状况就是超过了低保待遇乃至最低工资标准，只要法律服务费用数额巨大，都可认定为经济困难，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在社会生活中，申请人有完全不能承担法律服务费用的，有能承担一部分，但要全部承担有困难的。经济困难标准是法律援助的一道门坎，高了受援人进不来，低了受援人过多，僧多粥少无力应对。经济困难设定一个固定的标准只能为完全不能承担费用的申请人提供法律援助，而将有一部分承担能力的人排除在外。法律援助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法律保障制度，其目的是保障公民不因经济困难而得不到法律服务，丧失对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经济困难固定为一个标准，作为一项制度设计是有缺陷的，其公平性值得商榷。合理分担费用是西方国家上百年法律援助工作的经验总结，是比较科学的。我国如能参照西方国家的做法，申请人收入设定上下限，由受援人按比例分担费用。这样的规定就更加完善了，可以将只能承担一部分法律服务费用的申请人纳入法律援助的范围。当然分担费用制度的实施，有可能滋生乱收费的弊端。笔者认为，任何事物的出现，利弊都是共生共存的。

分担费用可以弥补法律援助资金的不足，使那些不能支付或者不能完全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公民，纳入法律援助的范围，尽量扩大贫弱群体的受益人群。分担费用是调动社会一切积极力量的重要举措，对法律援助工作来说利大于弊。因噎废食，不利于法律援助事业的长远发展。

二、 政府为主导，全社会参与的原则，弱化了政府的责任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确立了国家保障公民不分地位高低和财产多寡，都可平等享有法律赋予的一切权利。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是实现公民权利的根本保证。法律援助是程序公正的一个重要方面。政府作为国家权力的执行机构，义不容辞的承担着公民的法律援助责任。《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应当依法设立法律援助机构，配备一定数量合格的人员，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经费，保证法律援助工作的正常进行。否则，就是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完全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就是没有尽责。

政府责任并不是说，法律援助经费、人员，以及办公用房和办公设备，法律援助工作需要多少，政府就能满足多少。由于各种因素，西方较多国家也不尽如人意，何况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作为法律援助资源体系的基本架构设置，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切实可行的。目前我国地方法律援助条例立法中，有几个省(江苏为首家)将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作为原则写进去，而没有明确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这一根本的原则。笔者认为，国务院条例的最成功之处，是规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的原则，对法律援助的责任作了三七开，弱化了政府的责任。对待法律援助工作，政府应当保障经济困难群体的权利，体现的是责任；社会组织和公民奉献慈爱之心、伸出援助之手，体现的是慈善义举。两者具有本质的区别。

法律援助作为一项社会保障制度，实现的是公民政治上的平等。保证公民之间在政治上的平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相对于社会制度的建立是滞后的。经济落后是一个方面的原因，根本原因还是认识问题。有人认为，一级地方领导的工作重心，“生产、生活是第一位的，公正、公平是第二位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法律援助经费数目不算大，分摊到各个市、县，是完全有能力来解决的。即使是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也不是很重的负担，关键是党委、政府对这项工作重视，就能够解决。作为一级政府

财政，各行各业，各个部门都向他伸手要钱，不叫困难不现实。就是经济发达地区财政，同样喊困难。我国不可能短期内消除贫富悬殊的问题，保证经济困难公民政治上的平等，与解决他们的吃饭、穿衣问题一样重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是利用我国公民政治权利保护方面的问题，小题大做，借题发挥，大做文章，恶意攻击。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这个责任是完全的，百分之百的。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作为原则，对于法律援助这个新兴的朝阳事业来说，有害无益。三、 法律援助诉讼案件应是可能胜诉的案件

一件民事或行政诉讼案件有两种结果：要么胜诉，要么败诉。综观世界各国法律援助法律，有些国家在法律援助立法中，规定法律援助案件应当是可能胜诉的案件。《韩国法律援助案件管理条例》就把“胜诉的可能性”，作为受援审查的条件之一，“当认为不可能胜诉时”，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决定不提供援助”；一般来说，要成为法律援助案件，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其一、有合理的请求及事实依据；其二、请求事项属于法律援助范围；其三、确需法律服务而无力承担法律服务费用。我国《法律援助条例》并没有“胜诉的可能性”的审查规定。但是，第十七条将“与所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案件材料”，规定为公民申请法律援助应当提交的证明材料。

谁主张，谁举证。没有证据进不了诉讼程序，更不可能胜诉。公民申请法律援助，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供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相应证据。当然，要每一个申请人都提供证明案件事实的足够证据，是不可能的。但要提供初步的证据或证据线索，以便法律援助人员据此进行调查取证。

《法律援助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法律援助机构收到法律援助申请后，应当进行审查；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不齐全的，可以要求申请人做出必要的补充或者说明，申请人未按要求做出补充或者说明的，视为撤销申请；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需要查证的，由法律援助机构向有关机关、单位查证。”如果没有任何证据，法律援助机构就不会批准提供法律援助，申请人的案件，也不可能成为法律援助案件。例如，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应当提供具有赡养、抚养、扶养亲属关系的证明材料，如户口本、公安派出所证明或有说服力的相关材料；申请执行或要求增加数额的，要有生效的判决书或调解书等裁判文书。当然，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给付方的实际经济能力也要有证明材料。又如，一个农民工，申请追索劳动报酬的，应当提供劳动合同；如未签劳动合同，则要提供劳动地点、劳动时间、什么工作和薪酬标准的相关证据，或者证据线索。没有这些起码和必要的证明材料，就视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法律援助机构就可以依法作出不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既然有证据证明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这样的案件在诉讼中就基本不会败诉。

综上所述，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我国法律援助案件也是应为可能胜诉的案件。据部中心对法律援助数据统计分析，我国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败诉率为10％左右，行政法律援助案件败诉率为20％左右。笔者武断地认为，出现这种情况，不是计算错误，就是受理审查不严。

四、 受援人可获得的预期利益明显小于法律援助成本的案件，可以不提供诉讼的援助

在法律援助实践中，受援人通过法律援助获得的利益，一般来说，都远远高于法律援助的成本。但也有为了一、二百元，甚至二、三十元钱，申请法律援助的。受援人的预期利益明显小于法律援助成本，是否提供诉讼援助，由于法律没有规定，这个问题认识不同，各地做法不一。

法律援助的标准范文第3篇

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到1994年初，司法部才正式提出探索建立和实施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援助制度，并在北京、广州、上海、郑州、武汉等地开展法律援助的试点工作。1996年12月，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成立，担负起对全国法律援助工作的管理和监督。1997年5月，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经民政部批准成立。此后，司法部就刑事、民事、行政等法律援助工作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了多个联合通知。广东、山东、江苏、重庆等省市也出台了地方性的法律援助法规。所有这一切为法律援助的全国性立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03年7月16日国务院第15次常务会议通过的《法律援助条例》，标志了我国法律援助工作从制度创立进入到了加快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

法律援助制度是由国家设立专门机构，为经济困难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减免费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制度，是一项造福社会、造福人民的崇高事业，其实质是法律扶贫、扶弱，它使每个人都能平等地站在法律面前，维护自己的法定权益。主要的服务形式有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提供刑事辩护，刑事、民事、行政诉讼，非诉讼法律事务和公证等。

了解法律援助，必先搞清何为“经济困难”、有那些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可以申请法律援助、那些机构提供法律援助、由谁来提供服务、怎样减免费用……

一、“经济困难”没有全国统一标准

《法律援助条例》旨在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但如何界定“经济困难”，并没有一个全国统一标准。条例规定，公民经济困难的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事业的需要规定。申请人住所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与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不一致的，按照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执行。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各地在制定经济困难标准时，要本着“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既要考虑贫困群众的实际需求，同时要兼顾地方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制定科学合理的经济困难标准，并随着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不断调整，以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但是，各地经济困难标准至少要保证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公民能得到法律援助。有条件的地方，应当高于这一标准，尽量降低门槛，使更多的人受益于法律援助制度。

二、六大民事、行政事项可请求援助

《法律援助条例》规定，公民对下列6种需要的民事、行政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这6大事项是：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条例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还可以对此六项以外的法律援助事项做出补充规定。

条例还规定，请求国家赔偿的，向赔偿义务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向提供或发放义务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向给付义务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向支付义务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向被请求人住所地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三、到何处申请法律援助

国家设立的县级以上法律援助机构，向符合法律规定资格的申请人提供法律援助；各地的社会团体对其所属成员符合条件的提供法律援助；法学院校自发开展的为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

四、法律援助由谁来提供

现实生活中，有不少人错误地认为只有律师才能提供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条例》第21条规定，“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指派律师事务所安排律师或者安排本机构的工作人员办理援助案件；也可根据其他社会组织的要求，安排其所属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可见，律师可以提供法律援助，法律工作人员也可以提供法律援助。

五、怎样减免费用

“减免费用”顾名思义是减少和免除费用的意思，这里的“减少费用”很好理解，关键是“免除费用”，“免除费用”不等同于“免费”，通常情况下，受援人不用支付律师的费，但须承担一定的必要费用。如诉讼费、鉴定费等。

人民法院对于法律援助机构决定减免费提供法律援助民事诉讼的，经审查认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应当先行对受援人做出缓收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的决定，待案件审结后根据具体情况决定诉讼费的支付。

经人民法院调解达成协议的案件，诉讼费由诉讼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诉讼双方具体情况做出决定。

经人民法院审结的案件，胜诉方为受援人，诉讼费由对方当事人承担；败诉方为受援人，由于其缴纳诉讼费确有困难，人民法院应当减免诉讼费；双方都有责任的，由双方分担诉讼费，如果受援人缴纳诉讼费确有困难，人民法院应当减免其应承担的部分。

六、法律援助是否一助到底

《法律援助条例》第6条对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的质量作了明确规定，“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并且《法律援助条例》第28条规定，“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擅自终止法律援助案件的，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停止执业的处罚。”但是，这并不表明法律援助中途不能停止。

法律援助的标准范文第4篇

一、扎实抓好法律援助民生工程有效实施

1、做好困难群众及特殊群体的法律援助工作。针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等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实际，尽力降低法律援助门槛，要在去年将当事人经济状况高于当地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低于当地城镇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列为法律援助对象的基础上，今年把当事人突发性因素导致经济困难（如疾病、各种事故等导致）纳入法律援助对象。加大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力度，依法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被害人等提供辩护和，维护他们的诉讼权利，促进司法公正。

2、努力多办案办好案。既注重法律援助案件办理数量，保持一定的案件数量基数，让困难群众感受党和政府的温暖，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更注重提高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质量，多办有影响力的“精品案件”，切实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

3、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中的作用。加强法律援助与、人民调解工作的有效衔接，积极开展“援调结合”，即对经人民调解委员会或相关调解组织、部门协商不成的案件，实行无缝对接快速受理，提供法律援助。着眼于预防社会矛盾纠纷，积极做好预警预案，认真做好舆情分析工作，为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评估社会稳定风险和制定政策提供参考依据，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二、加强法律援助基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1、确保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规范化建设顺利开展。今年是全市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规范化建设达标任务的启动年，各乡（镇）法律援助工作站力争用三年时间完成达标。各工作站要严格按照《市法律援助工作站规范化建设达标细则》的要求，进一步健全完善。县法律援助中心将组织人员检查，对符合规范化建设达标条件的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报市局验收，经验收合格，市局颁发规范化建设达标单位牌匾和证书。

2、启动法律援助示范服务窗口建设。各乡（镇）要及时启动法律援助示范服务窗口建设。从今年开始，各乡（镇）法律援助工作站要结合基层法律援助规范化建设达标活动，打造1至2个有基础、有条件、有潜力的法律援助机构建立示范服务窗口，做到有看点、有亮点、有特点，树品牌、展形象、见实效。

三、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站管理和服务水平

1、完善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督机制。明确标准、责任到人、全程管理、奖惩结合，抓好对法律援助案件办案过程的督办。畅通法律援助机构与受援人、办案机构之间的情况反馈渠道。规范运行法律援助案件受理、审查、决定程序。加强法律援助业务立卷归档工作；加强法律援助评价制度、案件质量评估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强化工作检查督导，加强信息沟通，真正做到管理工作与案件办理两不误、双提升。

2、创新服务方式。围绕便民利民惠民，继续推行援务公开、首问责任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畅通申请渠道。各级法援要积极发放“便民服务卡”、推广“点援制”，完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机制，简化受理审查程序，确保困难群众获得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优化网点布局，完善异地协作机制，打造“利民服务圈”，方便困难群众咨询、申请和获得法律援助。建立健全部门之间的联系会议制度，整合社会资源，开展专项行动，及时解决法律援助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四、加强法律援助信息化管理水平

使用好法律援助信息管理系统。及时将所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其他事项和相关信息登录管理系统，畅通法律援助机构之间信息互通渠道，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增强工作的指导性、时效性和针对性，提高决策的执行力、操作力。

五、加强法律援助人员队伍素质

1、积极开展法律援助“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通过开展争创群众满意单位、群众满意岗位和优秀服务标兵等活动引导广大法律援助人员履职尽责争先进，立足岗位创优秀，不断增长服务困难群众的业务才干，提高法律援助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

2、继续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教育活动。通过活动，提高法律援助人员的“三个意识”：即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努力打造一支作风过硬，工作扎实的法律援助专业化人才队伍。

3、继续开发社会法律援助人力资源。加强对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的规范管理，积极发挥志愿者的作用，着力解决不断上升的法律援助案件数量与法律援助人力不足的矛盾。

六、加强法律援助宣传力度,增强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力

法律援助的标准范文第5篇

【关键词】法律援助刑事诉讼司法公正

所谓法律援助，在实践当中又被称为司法援助、法律帮助或者说是法律扶助，在援助的范围上可以分为民事法律援助、刑事法律援助以及非诉讼性的法律援助，而在法律实践过程中被人们所广泛关注的还是刑事法律援助。从狭义上来说，刑事法律援助就是在刑事案件中针对贫困人员所提供的司法援助，而在广义上来说还包括国家对这些法律援助对象的扶助。

法律援助制度概述

就法律援助而言，具体可以将其定义为由政府所专门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为主导，充分组织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实现对某些特殊案件以及经济困难当事人所提供的廉价或者是免费的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制度是伴随着世界范围内对人权保护的客观要求而产生的，其主要的意义就在于实现人权的根本保障，而人权保障又是国家得以稳定发展的基础，因此很多国家都格外重视法律对人权的保护。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两种方式：一是在国家立法上明确规定了公民所享有的权利；二是利用法律来实现当事人利益受到侵害时的补救和保护。

法律援助是国家以法律规定的形式，旨在保护那些特殊案件以及经济困难案件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通过减费或者是免费的方式来实现法律帮助的一种法律行为，不仅实现了法律对弱者或者贫困者的保护，体现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重要法律原则，同时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手段，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法律意义。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必要性

推动法治进程。我国一直以来都是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依法治国作为新时期法制建设的发展目标，而法治基本的意义就是要实现合法性跟自由、人权、平等、民主、文明、效益等社会因素之间的完美结合。表现在具体的刑事诉讼过程中，其中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法律援助，让所有参加诉讼的当事人都可以得到拥有法律专业知识人员的帮助。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健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不仅可以从法律制度上保证对弱者和贫困人员的法律保障，实现法律救济机制和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同时也还能通过法律援助制度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实现对公民权利的平等保护，在最大限度上实现对法律尊严的维护，从而实现对法治进程的推动。

保障司法公正。我们通常所说的司法公正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司法程序公正和实体法律公正，而后者实体法律公正的实现往往必须要依靠程序上的公正。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如果在审判过程中没有律师的参与，一般都会被认为是程序上的不公正，因此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辩护律师的介入是体现程序公正的重要标准。因此如果想要保障司法上的公正就必须要保证刑事诉讼当事人在诉讼的各个阶段都能得到律师有效的帮助，这也是我国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意义所在，在为当事人实现法律援助的同时，实现对司法公正的保障。

实现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国最为重要的法律原则，其体现出来的内容不仅表现为法律形式上的平等，同时也表现为法律利益和结果上的平等。而在实践过程中，法律上的平等如果想要变为现实中的实质性平等，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必须要让所有的个体都能拥有寻求法律保护的机会。由于我国在诉讼法中规定公民在进行诉讼活动和请律师的过程中都必须要缴纳一定的费用，但是现实中确实存在有些公民无力承担诉讼费用的情况，如果没有法律援助制度，势必会让这类人群因为贫困或者其他方面的原因无法得到专业法律上的保护，其公民享有的法定权利就无法得以实现，在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过程中也无法得到有效的救济。

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具体措施

增加法律援助的指定机关。我国目前在刑事诉讼法上对被告人接受法律援助的具体时间，都是在审判阶段，这就决定了法律援助的指定机关只能是法院。而最高检、最高法以及公安部和司法部在2005年9月针对刑事诉讼中的法律援助下发了相关文件，在文件中规定了法律援助的申请机关可以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所在的法律援助机构。当犯罪嫌疑人在被公安机关或者是人民检察院第一次讯问之后，或者是采取强制措施之后，必须要告知犯罪嫌疑人，如果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可以向当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除了一些涉及到国家秘密的案件，其他的在申请法律援助的过程中都不需要得到侦查机关的批准。

而在案件的审查阶段，人民检察院应该在收到移送审查案件三日内，在告知犯罪嫌疑人可以有权委托律师等辩护人的同时，如果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可以向当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申请；在对被害人、法定人以及近亲属告知可以委托律师等作为诉讼人的同时，也要告知如果存在经济困难可以申请当地的法律援助。而这些形式都是对于刑事诉讼法上关于法律援助的一种补充

适当扩大刑事法律援助的适用对象。由于我国目前自身发展程度并不高，其经济实力并不雄厚，这就决定了我国目前在法律援助上没有过多的财力可以覆盖到更多的人群，但是纵观法律援助在世界范围内的整体发展可以看出，刑事法律援助在适用对象上的扩大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在我国刑事诉讼法针对法律援助的相关规定中，对经济困难的被告人，法律条文上用的是“可以”为其申请法律援助，而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或者是可能会被依法判处死刑的被告人，用的则是“应当”为其申请法律援助，这体现了两者之间的差别，“可以”说明了对于经济困难的被告人而言还是存在不为其申请法律援助的可能性。笔者认为应该将两者统一起来，针对经济困难这一人群也应该使用“应当”，这才能更好地体现出法律援助的意义所在。

在刑事法律援助的适用对象上，跟国外的法律援助相比，我国目前的适用对象还比较的狭小。首先笔者认为，可以在法律援助的人群中适当增加妇女和老年人，体现出对特定人权的保护，同时在针对盲、聋、哑的残疾人进行保护的过程中，可以继续扩大为对所有残疾人；在经济困难的参考标准上，不能仅仅将贫困的标准限定为贫困线以下，而是需要针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而实行不同的参考标准。整体上来说，我国就是需要逐步将法律援助制度的适用人员扩大为国内所有在经济上无力承担法律服务的人群以及可能会受到监禁的所有特定人群，这是法律援助适用人群的最低标准，同时还要在国家经济能力可以承受的前提上，提高刑事法律援助的各项标准。

大力发展法律援助专职律师队伍。目前在法律援助机构中主要依靠的就是法律援助专职律师，实践中就是指在法律援助机构执业的律师。专职律师的主要职责就是在于接受援助机构的指派，为需要法律援助的人员进行无偿的法律服务。这些专职律师跟普通的社会律师不同，其收益并不是依靠具体办案中的收费，而是有其固定的工资收入，因此他们在日常工作中只能接法律援助的案件。目前在不少国家没有法律援助的专职律师，而一般的社会律师又不愿意接受，因此只能选择那些尚不成熟、专业能力不高的律师来进行，这样就无法很好地实现法律援助的根本意义。

规范社团组织参与刑事法律援助。社团组织是我国目前在法律援助过程中可以利用的比较主要的社会力量，但是由于社会团体自身的性质所决定，我国的社团组织在参与刑事法律援助的过程中必须进行更为严格的规范。首先是必须要对这些社团组织给予足够的定位，由于我国的法律援助都是以律师作为主体力量，并且需要有统一的工作程序、机构设置和服务对象，这些限制都决定了社团组织只能作为法律援助的辅助力量；第二就是需要对社团组织参与法律援助的范围进行界定，其界定的原则需要从受援助的最大可能性以及我国法律援助对象的分布情况来进行综合考虑；第三是要对社团组织设立法律援助机构的客观要求给予最为基本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