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内直接投资定义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境内直接投资定义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境内直接投资定义范文第1篇

对流入我国境内的“热钱”估算一直众说纷纭。2月17日，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了一份《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报告》，首度披露了官方对“热钱”的估算数据：2010年“热钱”净流入355亿美元，占外汇储备增量的7.6％，占当年GDP的0.6％。并且在过去十年中，“热钱”年均流入中国近250亿美元，占同期外储增量的9％。2003年至2010年，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强化，“热钱”合计净流入近3000亿美元。

民间算法严重高估

报告称，由于在实践中难以准确掌握国际资本流动的真实动机和存续期限，因此在“热钱”规模测算上没有严格的定义和标准。目前国际上较流行的分析思路主要有二：一是直接测算法，将直接投资以外的资本和金融项目，以及误差与遗漏项目加总(也称非直接投资形式的资本流动净额)。二是间接测算法或称残差法，使用外汇储备增量减去贸易顺差和直接投资净流入。但前者涵盖口径偏窄，而后者打击面过大，可能高估“热钱”规模，并且外汇储备中还存在估值因素。

以往民间计算热钱的方法是外汇储备增加额减去贸易顺差和FDI(外商直接投资)。2010年中国外汇储备余额增加额为4481亿美元，贸易顺差为1831亿美元，FDI为1057.40亿美元，按上述计算方法，热钱约为1593亿美元。

就官方披露的355亿美元的“热钱”规模数据，外管局有关负责人2月17日阐释说，该数据是参照国际收支平衡表，并兼顾中国特点的跨境收付、银行结售汇等数据作出估算的，但该数据中还包括了部分非套利项目，故355亿美元的“热钱”规模仍可能是高估的。按此推算，热钱规模至少被民间高估了近4倍。

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分析小组负责人表示，中国大规模跨境资金净流入与实体经济活动基本相符。资金流入是中国国内经济不平衡的表现，储蓄大于投资，导致经常项目大额顺差，国内金融服务滞后，导致对外资过度依赖。但过去十年，中国外储大幅增加，主要来自进出口顺差等合法合规经济活动，投机套利资金占比较小。

“因近年中国经济实力提高及对外开放扩大，‘热钱’流动对储备积累及经济的影响愈来愈小。由于中国总体经济规模较大，外储充裕，承受跨境资金流动的能力亦在增强。”该负责人坦承，任何开放经济体都有资本跨境流动的问题，中国经济处于上升周期，国际资本流动具有顺周期性，这确实加大了中国跨境资金流动的压力。他指出，尽管汇率差、利率差都是“热钱”流入中国套利的动机，但中国经济向好才是国际资金大量流入的主要原因。

热钱流向逆转

“故事不能代替数据。”外管局相关负责人认为，虽然流传着很多“热钱”大规模进入境内的故事，但从数据监测来看，并没有发现大规模的异常资金跨境流动。

《报告》中，外管局指出近年来发现的“热钱”违规流入典型案例和渠道有，加工贸易中通过高报工缴费等方式多收汇、转口贸易企业利用收付汇时间差扩大外汇净流入、空壳公司虚假利用外资、外汇资本金违规结汇、个人分拆结汇、银行突破短期外债指标融入资金等。但是，检查中发现的案件大都以境内机构、个人和海外华人华侨为主，通常以“蚂蚁搬家”的方式渗透，尚未发现国际“金融大鳄”大规模流人的情况。

外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在金融稳步开放进程中始终注意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控，国际性“大炒家”以违法违规形式进入中国存在法律风险，同时我国金融产品较少，对擅长杠杆交易、套利交易的对冲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吸引力有限。

事实上，自2011年以来，新兴市场资金逆流之势进一步加剧。与去年担忧“热钱”流入形成对照的是，新兴经济体今年对资金流向逆转的忧虑日渐增多。

外资亲睐房地产业

《报告》中指出，外商来华直接投资行业主要集中于制造业与房地产业，尤其是近年来房地产行业外资流入增速较快。“外资流入对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的影响需密切关注。”

外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外管局主要是配合住建部的工作，并曾在2007年过对外资投资房地产行业的限制性规定，在2010年也文件，强调对非境内个人投资房地产的限制规定。

国际收支分析小组负责人进一步表示，外商来华投资房地产开发主要由商务部监管，外管局可以检测房地产企业结汇兑换人民币的情况。外资进入房地产销售领域，是由住建部管理，外管局可以监测到非居民个人购房结汇的情况，但这个规模是非常小的。

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房地产行业的来华直接投资占外资流入总量的比例在2010年达到23％，其投资以现汇为主并基本结成人民币使用。

境内直接投资定义范文第2篇

关键词：资本外逃规模测算重复统计正常资本流出进出口伪报

一、资本外逃的界定

目前，在学术界，资本外逃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有一点基本得到认同，即把资本外逃视为由于本国资产的实际收益率较低，或是为了逃避税收或政治风险等原因而导致该国资本账户的“非正常”流出。然而，在对非正常的理解上，国际经济学界也有不同的解释：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37）在其经典著作（博士论文）《国际短期资本流动》中提出资本外逃动因论；英格・沃尔特（Ingo Walter，1985）提出：资本外逃是私人部门对一种隐含的社会契约的违背；卡丁顿（Cuddington，1986）是在严格假设前提下进行国民效用损失论的逻辑推导。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定义，我们认为，资本外逃是指未经批准的、违法违规的资本外流，是超出政府实际控制范围的资本流出。

二、国内外现有主要测算法

根据国外现有文献对资本外逃的测量方法，可以将其归为三类，即直接测量方法、间接测量方法和混合测量方法。直接测算法中卡丁顿（Cuddington，1986）测算公式为：资本外逃=误差与遗漏+非银行私人部门短期资本流出。间接测算法用公式表示为：资本外逃=对外债务增加+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官方储备增加-经常项目赤字。混合测算法的计算公式为：资本外逃（即未申报的对外债权存量）=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记录的所有资产-外商直接投资+误差与遗漏+未记录的债权的调整（向世界银行申报的外债存量-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负债）+已申报非 FDI 收入的资本（其他投资收入流量/一年期国际平均利率）

国内现有的测算方法主要有：1、李庆云和田晓霞（2000）的测算方法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世界银行的间接测算方法所进行的相关调整，具体测算公式：资本外逃=[（外债年增加额+外债低报）+（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外商直接投资高报额）+经常账户盈余-国家外汇储备增加额] -银行国外资产增量-长期资本项下的延期收款净额-长期资本项下的对外证券投资额和对外贷款净额-居民境内外币资产增加额+进出口伪报。2、李晓峰（2000）采用的修正后的间接测量法为：资本外逃=对外债务增加+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外国证券投资净流入+外国其他投资净流入+经常项目变动+储备资产变动+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对外证券投资净流出+对外其他投资净流出。

三、本文测算模型的构建及对调整项的说明

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中国资本外逃的主要方式和渠道，以及余额法本身存在的缺陷，本文将对余额法的估算值进行几项调整，调整后公式为：

资本外逃（CF）=资金来源（A） -资金来源项目调整（B）-正常资金运用项目调整（C）-居民境内外币资产（D）+漏记的资本外逃（E）-错误与遗漏正常统计误差（F）=外债年增加额（A1）+FDI净流入（A2）+经常账户盈余（A3）+外资股发行（A4）-国家储备年增加额（A5）-FDI与外债重复部分（B1）+外债低报额（B2）-FDI流入中的水分（B3）-对外证券投资额（C1）-对外贷款净额（C2）-正常贸易信贷（C3）-（存款货币银行国外资产年增加额（C4）-中行外汇结存增量（C4.1）-存款与货币（C4.2））-居民境内外币存款（D1）-居民境内其他外币资产（D2）+进出口高低伪报外逃资本（E）-错误与遗漏正常统计误差（F）对部分调整项及数据计算的说明：

1、外债年增加额

由于“隐性外债”与“变相外债”普遍存在（李庆云，田晓霞，2000），我国官方

统计的外债数据并不十分精确。中国统计的外债年增加额（A1）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而得，同时进行外债低报额的调整。具体来讲，本文将采用杜利（Dooley，1986）介绍的方法进行估算，即：将世界银行提供的中国外债年增加额与中国统计的相应数据进行比较，如前者大于后者，则外债低报额为它们的差额；如前者小于后者，则外债低报额为0。其中外债低报额以B2表示 。

2、FDI净流入

FDI 净流入（A2）是指境外（包含外国与港、澳、台）资金在大陆直接投资和大陆资金在境外进行直接投资之间的差额。数据根据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得到。

考虑到外债与直接投资存在重叠部分，根据我国外商来华投资的有关规定，结合田晓霞（2000）的估算，将以历年FDI的23%加以剔除。FDI与外债重复部分以B1表示。

其次，外商直接投资FDI中的资本品含有很大的水分，即外商作为投资品等设备的进口报价常常高于其实际价格。计算方法为：FDI虚报 = FDI贷方发生额×（投资品所占比例×投资品价格高报比例）。FDI贷方发生额数据来源于《国际收支平衡表》（1987-2012），投资品所占比例按照宋文兵（1999）的方法采用对外经贸部（现商务部）的估算数据，即55%，投资品价格高报比例按照1995年国家商检局检验的结果数据，即32%。该项调整我们记为B3。

3、外资股发行

外资股指的是我国上市公司发行的 B，N，H 股，其中，B 股指境内发行的外资股，N、H 股指在美国（包括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和香港发行的股票。另外，红筹股已成为除B股、H股之外，内地企业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筹资的一条重要渠道，因此，经由它筹得的其中一部分资本应计入中国的外债当中。本文假定这些筹资额中平均每年有大约 50%的资金流入了中国境内。

4、正常资本流出的剔除

中国政府对居民境外证券投资的管理非常严格，BOP中的对外证券投资额都是经过严格审核批准、并在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局备案的投资额，它们处于政府部门的监测范围之内，应该属于正常的资本流出范畴，因此，本文对这部分的流出额（C1）作了剃除。

BOP中长期资本项下的“对外贷款”部分外流资本是处在政府部门的严密监测之下的，而且同样属于必要的资金运用，本文对该项的净额（C2）也作了进一步的剃除。

正常贸易信贷（C3）：对1997年前国际收支平衡表长期资本项下的“延期收款”进行剔除。1997年后我国按国际收支手册编制国际收支平衡表，不再区分长期和短期资本流动，

本文参照杜玉兰、刘韬（2002）的方法，将总贸易信贷额的70%作为正常贸易额加以剔除。

同时，根据摩根担保信托公司的研究，整个银行体系（应当包括货币当局与存款货币银行）的国外资产一般都是用于国际结算，属于正常的资本流出范围，而间接测算法中剔除的只是货币当局的国外资产增量，因此，本文将进一步剔除存款货币银行的外国资产年增加额（C4）。

为了避免重复统计，结合“对外贷款”的统计口径的变化本文分两时间段对之剔除：1997年前采用IMF《国际金融统计年鉴》我国存款货币银行海外资产增量，并将1992年前中国银行每年的外汇结存增量（C4.1）从银行体系总的国外资产增量中扣除。1997年以后，扣除BOP中的“存款与货币”项下的资产项目（C4.2）。

5、居民境内外币资产

D3数据来自历年《中国金融年鉴》资金流量表。这里我们主要是借用了李庆云和田晓霞（2000）的数据和方法：通过估算中国居民个人外币存款的年增加额分别占到居民外币存款的年增加额的比例的平均值，来估计居民（包括居民企业和个人）外币存款的年增加额（D1）。居民境内其他外币资产（D2）也沿用李田的方法，结合外汇黑市溢价，1988、1989年以居民境内外币存款增量的0.7比例来估算，1990-1993年以居民境内外币存款增量的0.515的比例来估算，1994年以后以0.45的比例来估算。

6、漏记的资本外逃

本部分主要是估算通过采取进口高报出口低报的方式实现的资本外逃（E）。进出口伪报的基本计算公式为：

进出口伪报额=出口低报额（EX）+进口高报额（IM）

EX=（Mw -Xh -Xre）/SHR

IM=（Md -Xw-Mre）/SHR'

其中：Mw 一一伙伴国统计的从中国进口额

Xh――中国海关统计的对伙伴国的出口额

Xre――中国商品经香港转口出口至伙伴国的金额

SHR――中国商品经香港转出口至上述四个样本国的金额占经香港再出口总额的比例

Md――中国海关统计的从伙伴国进口额

Xw――伙伴国统计的对中国出口额

Mre――伙伴国商品经香港转口出口至中国的金额

SHR'――四个样本国的商品经香港转出口至中国的金额占经香港再出口总额的比例

7、错误与遗漏正常统计误差（F）

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错误与遗漏项，至少有一部分可归因于资本非法外逃（胡祖六，1998）。在处理中，本文参考美国和日本等国际收支统计制度较为发达和完善的国家，计算出其“净误差与遗漏”占贸易总额的比例，并以此作为我国正常的统计误差标准。剔除统计误差后的“净误差与遗漏”即为资本外逃额。

四、测算结果与简要分析

依据上述测算模型，本文对1987-2011年的资本外逃规模估计见下表：

（注：数据的计算方法见各部分考虑项的说明，数据来源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历年《中国金融年鉴》、WTO官网、世界银行官网、IMF官网、香港交易所官网、《香港商品贸易统计》、《香港对外商品贸易回顾》）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到，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至今，中国的资本外逃一直呈恶化趋势。国内资本从 1997 年开始加速外逃，主要可能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引起的恐慌性出逃。进入 12 世纪后，随着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不断加大、投资者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不断增强，中国的资本外逃规模一度走低。2005 年人民币正式步入升值通道后，获利游资迅速撤离，同时逐步放松的外汇管制使资本外逃更方便，导致 2005 年的资本外逃金额激增。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导致西方金融动荡，中国资本外逃额在 2007-2009 年间显著下降，但在 2010 年又强劲反弹。

同时我们注意到1999、2009年的资本外逃额为负值，虽然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两年不存在任何隐性的资本流出、反而存在有隐性的资本流入，但至少我们可以初步判定这两年的资本外逃额很小，导致1999年这种局面的首先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渐消退；其次，该年度的资金来源比上一年度有了明显下降。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过后，国际投资环境恶化，资本逃离中国风险加大，2009年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逐渐消退，这些可能均对资本外逃规模产生了影响，其次，危机前后资本外逃规模波动十分明显。

五、总结与本文的不足

本文的进步之处在于比较全面的从资金来源、正常资本流出、居民外币资产、重复统计、错误与遗漏项下的正常统计误差及进出口高报、低报所产生的资本外逃进行了估测。结合以往的估测方法，尽可能的修正了余额法，使之更能适应中国的情况。

但是也存在许多不足：一是事实上中国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类型的资本外逃，即被政府错误“记录”的资本流出部分，我们可以称其为“另一种意义上的资本外逃”，如一些非法所得和资本项下的外汇支付混入经常项下流出等。由于这部分外逃资本隐蔽很深，所以很难将其从经常项目下很清楚地剥离开来，尽管中国对资本账户实行非常严格的外汇管制，然而仍有一些外逃资本是混入资本账户流出去的，这部分外逃资本更加难以剥离，遗憾的是目前我们没有找到关于这部分资本外逃规模的测算方法，数据也具有一定的不可获得性。二是虽然考虑到了重复计算的问题，但是并没有完全的避免，如银行国外资产变动额与对外证券投资净额、对外贷款净额、居民境内银行存款之间就有较大的重复。三是最后，经常项目下的旅游收入、侨汇收入，通过子女留学汇款等途径进行的资本外逃，由于数据的难以获得也没用进行计算。

因此，由于这些原因可能导致规模的高估和低估，模型还有待进一步的细化和修正，尽管如此测算结果本来就是一个估计值，可以较为准确的显示出资本外逃情况，对于后续的研究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Kindleberger，C，1937， InternationalShort-term Capital Movement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Ingo Walter，1986，The Mechanisms of Capital Flight，Paper presented at a conference in Capital Flight and Third World Debt，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Oc-tober2-4.

[3].Cuddington，D.，1986，Capital Flight： Estimate， Issues and Explanation， Princeton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No.58.

[4].Dooley， Michael P.、Helkie， William、Tryon， Ralph and Underwood， John. 1986.“An Analysis of External Debt Positions of Eight Developing Countries Through 1990.”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May，21（8）：283-318

[5].Tornell， A.，1992，“The Tragedy of Commons and Economic Growth：Why Does capital Flow from Poor to Rich Countri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00，no.6：1208-1231.

[8].李庆云、田晓霞，2000：《中国资本外逃规模的重新估算：1982-1999》，《金融研究》第8期

[9].宋文兵，1999，《中国的资本外逃问题研究：1987-1997》，《经济研究》第5期

[10].任 惠， 2001，《中国资本外逃的规模测算和对策分析》， 《经济研究》第11期

[11].杨胜刚，田冬炜，2003，《中国资本外逃规模估测的实证研究》，《湖南大学学报》第六期

境内直接投资定义范文第3篇

【关键词】资本项目 跨境资金 监测预警

一、资本项目跨境资金流动主要渠道

（一）直接投资项下

直接投资项下跨境资金流动一般有真实的交易背景支持，资金流动的敏感性与灵活性相对较低，对经济金融形势的巨变有一定的反应时滞。该项下跨境资金流动主要包括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

1.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一是外国直接来华投资流入。该渠道是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入项，包括外国投资者通过新设（增资）外资企业、并购内资企业和其他投资等形式的资金流入，其中新设（增资）外资企业是主要途径。二是外资撤资清算等流出。该渠道是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出项，包括外资企业以清算、转股、减资、先行回收投资等形式的资金流出，其中清算和转股是主要途径。

2.对外直接投资。一是我国直接对外投资流出。该渠道是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出项，包括境内非金融部门和金融部门以新设境外企业、实施海外并购与兼并等形式的资金流出，其中非金融机构境外投资是主要途径。二是对外直接投资撤资清算等流入。该渠道是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入项，包括境外投资企业转股、清算、减资等所得款项的流入。

（二）证券投资项下

证券投资项下跨境资金流动由于主要受短期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和境内外证券市场中长期走势的影响，且资金流动的敏感性与趋利性极强，因此资金的流出入波动程度剧烈、波动频率较高。主要包括我国对外证券投资净流入和境外对我国证券投资净流入。我国对外证券投资，目前主要是指境内合格机构投资者对外证券投资。境外对我国证券投资，目前主要是指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对境内证券投资。

（三）外债项下

外债项下跨境资金流动主要用途在于缓解我国外资企业生产经营初期的融资困难和对进出口提供贸易信贷支持，该渠道的资金流动敏感性较为一般，基本随着国内外经济大环境的变化而正向波动。该渠道主要指外商投资企业登记外债和金融机构自身外债。

（四）其他

除上述项目外，还存在一些资本项下的跨境资金通过其他非资本项下渠道进行流动，其具体显现在某些经常项下和净误差与遗漏项目，或是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根本就体现不出来，具体包括货物贸易的价格虚报、经常性转移、净误差与遗漏和地下金融等，且相应的数据估计具有相当的难度。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净误差与遗漏项，该项目作为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线下项目（即平衡项目），相应的数据并非是统计得来的，包括一定的统计误差，但更多的是非法资本流动状况。

二、跨境资金流动监测预警指标的构建

（一）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动渠道的指标选取

本文的综合性指标即为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动状况监测指标。在综合性指标之下逐级设立两类指标：先行指标和一致指标，前者主要反映被监测指标的未来走势，而后者主要反映被监测指标的现实状况。所有指标均有针对性地设置为相对数，以便于最后的加权平均估算。而在先行指标和一直指标的构成中，其具体指标分别为宏观经济指标、资本流动总量类指标和结构类指标。

1.衡量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动的宏观经济指标B1。该监测指标为被监测指标的先行指标，主要包含以下子指标：

2.衡量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动的总量类指标B2。一是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量/国内生产总值（设为B12）。该指标作为跨境资金流动的承载度指标，主要反映在同一时间段内一国经济增量所对应承受的跨境资金流量状况，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所对应的跨境资本流动数额。二是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量/一国进出口总额（设为B22），该指标作为跨境资金流动的权重类指标，主要反映在同一时间段内一国进出口总额与跨境资金流量之间的比值关系，即单位进出口数额所对应的跨境资金流动数额。三是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量/一国国际收支总额（设为B23），该指标作为跨境资金流动的权重类指标，主要反映在同一时间段内一国国际收支总额与跨境资金流量之间的比值关系，即单位国际收支数额所对应的跨境资金流动数额。其中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量是指流入流出量之和，即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和其他项下所有资金流入量与流出量的总和。

3.衡量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动的结构类指标B3。一是资本与金融项下最大子项的占比（设为B31），以我国2011年状况为例，即其他投资项下资金流动数额/资本与金融项下资金流动金额，该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跨境资金流动在各项目之间的集中度。二是直接投资项下流入流出比率（设为B32），即直接投资项下资金流入量/资金流出量，该指标反映了直接投资项下资金的净流入（出）比率。三是证券投资项下流入流出比率（设为B33），即证券投资项下资金流入量/资金流出量，该指标反映了证券投资项下资金的净流入（出）比率。四是其他投资项下流入流出比率（设为B34），即其他投资项下资金流入量/资金流出量，该指标反映了其他投资项下资金的净流入（出）比率。五是其他项下流入流出比率（设为B35），即其他项下资金流入量/资金流出量，该指标反映了其他项下资金的净流入（出）比率。

（二）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动渠道相应指标的权重设置

1.权重设置的方法确定与条件设定。基于上述三类指标的具体设定，本文拟运用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以下简称AHP）进行递阶层次与判断矩阵的构造。具体而言，AHP评价技术是将复杂问题分解为多个组成因素，并将这些因素按支配关系进一步分解，使之按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排列起来，形成一个多目标、多层次的有序、递阶层次结构，其基本思想就是通过对组成复杂问题的多个元素权重的整体判断，转变为对这些元素进行“两两比较”，然后在此基础上，这些元素的整体权重进行排序判断，确定各元素的权重。依据上述要求，本文将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动状况A设为目标层，将衡量资本项下资金跨境流动的宏观经济指标B1、总量类指标B2和结构类指标B3设为准则层，剩余的各分类子指标设为指标层。具体如下图所示：

2.各指标的权重设定。（1）建立判断矩阵。显然，目标层对各准则层而言有被分解的隶属关系，可以构建各准则层指标B1、B2、B3之间相对于目标层的两两判断矩阵，同理也可以构建各指标层之间相对于准则层的两两判断矩阵。下文的求解以准则层指标B1、B2、B3的权重设定为例。需要说明的是，在计算准则层指标权重之前，本文运用相关专家的经验数据进行了指标之间的两两比较，以定性的手段判定各准则层指标B1、B2、B3的相对重要程度，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设立比较标度，实现定量描述。

比较标度用自然数1-9表示，其中1、3、5、7、9分别表示“同等重要、稍微重要、重要、明显重要、绝对重要”，而2、4、6、8作为四个亚等级，用来表示上述相邻两个重要性标度之间的重要性程度。判断矩阵计为P，准则层和指标层具体两两比较的判断矩阵取值如下所示：

（2）求解取值。权重（特征向量）与最大特征值的求解。本文拟运用方根法求解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与最大特征值，根据线性代数的相关定义可知：PW=λBW，其中P为判断矩阵，W为P所对应的特征向量，λ0为相应的最大特征值。具体求解过程与结果如下表所示：

根据上述公式可得λB、λ1、λ2、λ3所对应的CR取值分别为0.0133、0.0434、0.0403和0.0546，均小于0.1，因此相应的特征向量与最大特征值可以通过一致性检验。

（三）指标体系的构建

三、预警水平的设定

至于各指标层具体数值的代入，鉴于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动状况变化的短期性，基本的思路是以近N年的我国相应数据为参照系，在数据的正态归一化的基础上换算成100点上下波动的指数值之后再进行比率数据的计算[1]，再运用移动加权的方式确定某一年份的具体指标层数值。最后，综合性指标A的取值等于各指标层数值的加权平均之和，取值在[0，1]之间，且越接近于0则说明越安全，数值越大则说明危险程度的加剧。在此基础上，可以分别计算前三年的综合性指数进行比对分析，进一步判断危险程度。

对于预警水平的设置，可初步判定综合指标A的取值在[0，0.1]，[0.1，0.3]，[0.3，0.6]，[0.6，1]四个区间，分别对应正常、关注、可疑和预警，其中对于预警指数A位于后三个区间的情况，可进一步按照季度取得相关数据进行判定。

四、当前资本项目跨境资金流动须重点加强监管的地方

（一）特殊类资本交易——完善对隐性流动、或有交易和金融衍生交易的管理和监测

隐性流动、或有交易以及金融衍生交易所涉及到的跨境资金流动大多具有不确定性，统计也不够全面准确。而不确定性即意味着风险的存在，因此必须加强和完善对上述交易的管理和统计监测，提高对其的分析预判能力。

（二）虚假交易——加强对常规性业务的真实性核查

常规性业务是指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中经常发生的外汇业务，该类业务操作明确，办理快捷，但也往往成为部分企业利用进行掩盖真实目的交易途径。例如利用经常项下交易变相达到资本交易的目的、利用股权并购实现“热钱”的快速流入等。

（三）热钱的涌入和逃逸——加强对违规交易、外汇黑市的打击

对境内私下交割、利用外汇黑市实现资金转移和跨境流动的行为必须加大打击力度，维护外汇管理的威严，开正道、堵邪道，减少灰色、黑色交易，降低在正规监测渠道之外的资金交易。

上述三个方面将会从外部影响资本项目交易数据的全面性、真实性，最终将影响资本项目跨境资金流动监测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境内直接投资定义范文第4篇

关键词：房地产价格;热钱;VAR模型

1.引言

近十年来，热钱对我国证券市场和资产市场的冲击持续不断，其影响力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陈鹤，2012;王朝阳等，2011;张明等，2008）。热钱为什么会在当前呈现井喷？究竟如何看待热钱的影响方向和影响力？理论上的解释众说纷纭（，2011;董雨茵，2010;黎友焕，2008;刘刚等，2008），同时也莫衷一是，因此实证上的检验即显得尤其重要。已经有不少实证文献探讨了房地产价格与热线的关系问题（林晓燕，2012;董彦岭，2011;邓永亮，2010;宋勃等，2007），与该类文献相比，本文力图体现以下特征：第一，样本跨越金融危机（次贷危机、希腊金融危机）;第二，样本数据的处理更契合实际，同时更为简洁;第三，模型使用上更为深入，通过观察脉冲响应特征，获得更好的预测效果。

2.关于热钱的简单分析

2.1 什么是热钱？

热钱，又称为“逃避资本”、“国际游资”或者“国际短期投资资本”。《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对热钱的定义是：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资金持有者或者出于对货币预期贬值（或升值）的投机心理，或者受国际利率差收益明显高于外汇风险的刺激，在国际间掀起大规模的短期资本流动。

2.2 热钱的来源与运动特征

热钱通常通过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个人收汇三大渠道运行。

经常项目下的贸易、收益和经常转移都可能是热钱的运行渠道。其中通过贸易项目流入是当前热钱进入境内的最主要渠道。例如境内外贸企业通过低报进口，高报出口的形式引入热钱;通过预收货款或者延迟付款等方式将资金滞留在国内;还可以通过制定假合同来虚报商品贸易出口。

资本项目下的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外债等也都可以成为热钱的运行渠道。由于我国一直对外商直接投资采取鼓励与吸引政策，用于直接投资的外汇资金只需要办理登记，结汇由授权银行代办，手续十分简易，这就为热钱流入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外商以直接投资的名义入境，通过银行兑换成人民币，然后进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同时，外商还可以通过QFII渠道合法进入我国证券市场――比如通过购买具有QFII资格的海外金融机构未使用的投资额度进入中国市场。外债成为热钱流入中国境内的便捷渠道，主要来源包括：国外银行提供的贷款;国外出口商、国外企业和私人的贷款;在华外资银行的贷款。目前国内对国际商业贷款的指标没有明确的限制，因此热钱可以通过外债形式进入国内

由于外汇管理部门难以鉴别其真实性，，这就导致涉及个人账户的收汇成了国际热钱运行的一条非常重要的渠道。第一，个人项目下结汇。通过个人换汇机制可以把境外外币兑换成人民币存入国内的银行，从而进入中国境内，并享受汇率变动带来的利差收益。第二，以私人交易佣钱、薪金和赡养等名义流入国内。这类资本转移数额虽然相对较少，但如果以分散且多次的形式进行，也会对国内市场造成一定的冲击。另外，还有一些国际热钱通过地下钱庄注入，经境外货币兑换公司使其合法化。

3.测算方法、样本及模型

3.1 测算方法

不少文献采取直接测算法，直接测算法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统计数据的错误与遗漏，这在当前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基于该显示，本文对热钱的测算采取间接法，或称余额法、差额法、残差法。该法假定国际资本是以一国的国外负债和国外直接投资的形式流入的，用来弥补经常项目逆差或者转化为官方的外汇储备;它将一国外部资本来源与对外资本运用之间的差额视为该国资本外流额，一般用外汇储备增量减去贸易差额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方程表示资本外逃。这也是中国统计局认可粗略估算中国热钱流入的方法。

3.2 样本

本文的外汇储备数据来自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外商直接投资额来自商务部网站，出口额与进口额、商品房销售价格和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均来自国研网统计数据库。由于热钱规模（HM）数据存在负数，无法采用X12 季节调整法，本文统一采用移动平均差分法对热钱规模、房地产价格和房地产投资额这三个变量进行了季节调整，分别标记为M、P和I。房地产价格指数用房屋销售价格指数（IDX）表示。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与统一口径的问题，文中选用商品住宅销售额与商品住宅销售面积的比值作为房地产价格。

3.3 模型简介

本文使用3个内生变量（M、P和I）的VAR模型，通过协整分析、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析探讨3者之间的关系。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Yt =Φ1Yt-1+…+ΦpYt-p +HPXt+εt

其中;Yt是k维内生变量;Xt 为d 维外生变量列向量;p为滞后阶数;t为样本个数;k×k维矩阵Φ1…Φp和k×d 维矩阵H 是带估计的系数矩阵;εt为k维扰动列向量。

4.实证过程及相关结论

4.1 协整检验

针对M、P和I的平稳性问题，通过ADF检验发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含有单位根，但其一阶差分数据平稳即序列是一阶单整，为此，采取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可以发现，由于迹统计量36.22315大于5%临界值28.65303，故拒绝第一个原假设;迹统计量15.01243小于5%临界值15.77291，故不能拒绝第二个原假设。因此，迹统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水平下存在一个协整关系。根据协整检验结果，得到协整方程，其中M和I所对应的t统计量分别为4.12和-5.68：

P=1.537208・M-0.072145・I-4032.590

从上面的检验可以发现，境外热钱变动对房地产价格变动存在正向的影响，而房地产投资额变动对房地产价格存在负向的影响。从影响弹性的大小上看，热钱规模增加1%，我国房地产价指数也相应增加1.537%，房地产投资指数增加1%，房价指数相应地下降大约0.07%。

4.2 VAR模型估计

以下根据LR、FPE、AIC、SC和HQ的统计量确定VAR模型的滞后期。

从上面的检验可以发现VAR（4）应该是最准确的。

4.3 脉冲响应分析

图1和图2均为单位干扰下的脉冲反应。其中横轴表示滞后期数，纵轴表示变化率;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虚线表示95%置信度下的上下限。

从图1可以发现，热钱扰动项对房地产价格指数扰动项的冲击为正值，即境外热钱变动和房地产价格变动呈现同方向的变动趋势，并且在第二期达到最大值，随后正向变动趋势开始趋弱。说明短期内境外热钱流入中国会引起房价的剧烈波动，从长期来看看境外热钱的房价的影响会一直存在。从图2可以发现，我国房地产价格扰动项对境外热钱扰动项的冲击先是正值，在第三期降到负值，然后回升正值并在第四期达到最大值，随后在第五期又降为负值，第六期开始一直呈现正向冲击。这说明由于国内对房地产价格的宏观调控，导致热钱的流入会出现负值，但整体上看境外热钱会随着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升高而不断流入国内房地产市场。

5.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实证检验发现，热钱规模、房地产价格和房地产投资额的月度数据一阶差分平稳;房地产价格与热钱规模和房地产投资额存在协整方程关系，即境外热钱变动引起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变动，房地产投资额的变动也对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变动产生影响。热钱规模每增加1%，我国房地产价指数相应增加1.537%，房地产投资指数增加1%，房价指数相应地下降约0.07%。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发现，境外热钱的流入和房地产价格的上升是个双向影响关系，两者形成动态循环过程。如何打破两者之间的这种循环关系则是当局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在当前房地产市场被地产利益集团“绑架”的环境下，政府能够做的重要一环，也许是对热钱进行控制。比如加强对境内外企的进出口项目的检查，尽量减少境内外贸企业通过低报进口、高报出口的方式引入热钱;加大对企业制定假合同来虚报贸易出口的惩罚力度;提高对资本项目下外商直接投资的门槛，增加必要的登记手续等等。

参考文献：

[1] 陈鹤.热钱流入中国的规模测算：影响因素及对策[D].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2] 邓永亮.“热钱”对我国资产价格影响的实证研究 [J].当代经济科学，2010（4）：20-28.

[3] 董雨茵.热钱流入中国的渠道分析及防控对策[J].中国商界 （上半月），2010（8）.

[4] 董彦岭 朱兴婷 刘然.热钱流入对我国一、二线城市房价影响差异的实证分析[J].山东经济，2011 （4）：37-44.

[5] 林晓燕 胡明志.热钱流入对我国一二线城市房价指数的影响[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28（4）：66-73.

[6] 刘刚 白钦先.热钱流入、资产价格波动和我国金融安全[J].当代财经，2008 （11）：43-49.

[7] 宋勃 高波.国际资本流动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基于我国的实证检验 （1998-2006 年）[J].财经问题研究，2007（3）：55-61.

[8] 张明.当前热钱流入中国的规模与渠道[J].国际金融，2008，7：59-63.

境内直接投资定义范文第5篇

近期，外汇储备余额降幅、外汇占款降幅、银行代客结售汇逆差规模均告收窄，多项指标显示中国资本外流速度显著放缓。

其实，在人民币贬值压力显著释放的2016年，由偿还外债、热钱流出和企业推迟结汇引起的资本外流压力就已有降低的迹象。目前，人民币的贬值预期和资本外流压力的循环，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境内企业和个人的境外资产配置。

2017年，美元整体有望维持强势的背景下，从市场预期调控的角度出发，实现人民币对美元的大幅双向波动比单纯的贬值更有助于改变投资者一味看跌人民币的思维惯性。

资本外流压力整体减弱

首先，外汇储备余额降幅收窄。外储2015年月均下降427亿美元，2016年该数值为267亿美元，其中，3月、4月、6月还出现了小规模的外储增加。对比来看，2017年1月降幅仅123亿美元。2月，中国外储环比增加了69亿美元，为2016年6月以来首次回升。

近年来兴起的外汇储备量化标准既要考虑进口支付、短债偿还的需要，还要应付外来证券投资、外来直接投资的汇出需要，甚至还要兼顾境内主体资产多元化的需求。从这几方面来看，中国目前近3万亿美元的外储规模都十分充足。在人民币贬值预期仍存的环境下，市场情绪紧绷，对外汇储备跌破整数关口应是过虑了。

其次，外汇占款降幅收窄。2017年2月，央行外汇占款减少582亿元人民币至21.68万亿元人民币，下滑幅度为2016年5月以来最小。2016年同期下降2279亿元，2016年月均下降2426亿元。

银行结售汇逆差规模也在收窄。2017年2月银行代客结售汇逆差101亿美元，逆差规模同比缩窄71.2%。剔除远期结售汇履约情况的银行代客结售汇数据显示，2015年银行代客结售汇逆差4254亿美元，而2016年该指标收窄37.4%至2665亿美元。从月度均值来看，2015年银行代客结售汇逆差均值354亿美元，而2016年为222亿美元。2016年1-3月月均逆差408|美元，4-12月收窄至160亿美元。

当然，月度逆差规模收窄的部分原因来自于结售汇整体规模的下滑。2016年，银行代客即期结汇规模同比萎缩8.8%，售汇规模同比萎缩16%。为剔除规模效应的影响，可将银行结售汇差额的绝对数值与结售汇总规模进行对比。数据显示，2015年8月，结售汇逆差绝对值占结售汇总规模比重一度达到36%的高位。但进入2016年，结售汇逆差绝对值占比呈下滑趋势，12月为15.2%，反映出贬值预期下降。

负债端的压力已经基本释放

负债端调整驱动的资本外流压力减弱，首先缘于“热钱”流出减少。本世纪以来的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流动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0年至2014年，全球资本大量流入高收益、高风险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其中，2008年前主要是因为新兴市场经济增长强劲，投资回报率高；而2008年至2014年则是因为各主要央行纷纷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全球流动性充裕。第二阶段是2014年之后，以美联储为首的央行开始向市场传递其收紧货币政策的信号，加之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资本开始流出新兴市场。

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流动趋势转向，加之随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被打破，“热钱”外逃的压力逐渐显现。

国际上并没有关于“热钱”的统一定义，我们可以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证券投资”、“其他投资”以及“净误差与遗漏”三项的加总近似地作为“热钱”的口径。2014年二季度开始，“热钱”大幅流出。2014年“热钱”流出3046亿美元，2015年流出幅度更是达到7337亿美元。2016年情况出现改善，截至前三个季度，“热钱”流出3877亿美元。预计全年水平虽然仍高于2014年规模，但较2015年已有了明显下滑。

偿还外债也已经不是资本外流的主要来源。企业在人民币单边升值时积累了大量外债，单边升值预期被打破后，合理选择是将美元收入优先偿还外币负债。1998-2014年二季度，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贷款项目负债方累计净流入3877亿美元，其中2005-2014年二季度，人民币稳定升值期间该项目累计净流入3816亿美元，占比高达98.43%，套利倾向非常明显。而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被打破后，企业加速偿还外债，2014年三季度至2016年一季度，贷款项目负债方累计净流出3128亿美元。

负债的偿还不会没有限制，当企业认为外债结构已经到了合理水平，或是国家政策开始调整，利率水平发生变化，企业便会调整其负债结构。2016年二季度开始，企业重新对外融资，二季度和三季度贷款项目负债方分别增加31亿美元和54亿美元。

货物贸易顺差一直是中国结售汇顺差和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但2015年，在人民币贬值预期浓厚的背景下，5939亿美元的货物贸易顺差反映在银行结售汇项下却是379亿美元的货物贸易逆差。这主要是由于企业在人民币仍将继续贬值的预期下，优先偿还外债，并推迟结汇。

企业运营需要本币，企业的结售汇操作与其收支状况在长期必然是一致的。换句话说，货物贸易项下的高额顺差最终将反映在结售汇上。2016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5107亿美元，对应的银行结售汇项下货物贸易顺差1776亿美元。尽管仍然存在3331亿美元的差额，但结售汇项下货物贸易顺差的再现，无论对人民币汇率还是对外汇储备都将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当前境内资产的境外配置需求驱动资本外流

上述现象表明，现在来自负债端的资本外流压力已经基本释放，取而代之的是资产端调整，即企业和个人境内资产的境外配置需求。两项数据反映出目前中国的资本外流主要来自于国内企业和个人“蚂蚁搬家式”的资金流出。

一是对外直接投资。近年来，中国一直在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1998年至2014年一季度，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4355亿美元，每个季度平均流出67亿美元。而在人民币打破大幅单边升值预期后的2014年二季度至2015年二季度，对外直接投资流出1750亿美元，每个季度平均流出350亿美元。此后，这一进程进一步加快。2015年三季度至2016年年末，对外直接投资流出3282亿美元，每个季度平均流出547亿美元。

理论上，直接投资属于中长期资本流动，应该相对稳定。但是近两年来，其季度均值从350亿美元跳升至587亿美元，背后的原因已经不是能用企业的全球化布局来全部解释的了。一是可能存在部分企业盲目地海外并购，而没有经过审慎的市场分析和有效的业务整合；二是不排除部分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进行非正常的投资行为。

二是经常项目下的旅行项。由于中国并未公布个人结售汇的情况，我们用经常项目下旅行项作为替代指标来大致衡量个人层面的资本外流压力。2014年前，境外旅行支出相应稳步增长。但在2014年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被打破甚至出现贬值预期后，中国旅行项目对外支出反而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其增速已经超过了正常旅游发展所能解释的范围。2014年旅行项目对外支出同比增长82.5%至2347亿美元；此后两年同比增速有所放缓，但年均增幅仍保持在500亿美元左右。

价格信号是预期管理的重要手段

尽管中国的资本外流情况整体上有所改善，但并不是毫无隐忧。境内企业和个人的境外资本配置，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人民币的贬值预期。

2014-2016年的实践经验表明，贬值本身并不能有效扭转人民币的贬值预期。2017年1月的人民币波动情况则再次证明，释放合适的价格信号是预期管理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