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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了利用净现值法和内含报酬率法进行林业投资决策的不足,根据伐木决策的特点,假设在持续经营的前提下方案以同规模在可预见的未来重复进行,推导出新的评价伐木决策的公式,该公式可以在较长时间内为投资决策提供更为可靠的评价。
一般在进行长期投资决策时,广泛应用净现值法(NPV)和内含报酬率法(IRR)进行评价,但他们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在评价时只考虑方案一个经营周期内的情况,而对于持续经营条件下不断进行投资的情况下,评价则束手无策。怎样站在战略高度对长期投资决策做出正确评价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以下通过林业投资的一个案例来说明如何调整思路进行长期投资决策。
林业投资不同于一般的经营投资,其投资金额较大,周期长,见效慢,所以投资于林业的风险比较大。一旦开始投资,经营者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何时在成材树区域伐木,由于伐木的时间是互斥的选择,所以只有一个最佳伐木时间将使投资者的利益最大。
举例如下:某人承包荒山植树造林,于第一年年初一次性投资100,000元,有4个互斥方案可供选择,可以在3年末,4年末,6年末,8年末伐木取得现金收入,各方案的现金流量和各自的净现值和内含报酬率计算如下表(假设现金流出量发生于年初,现金流入量发生于年末,资金的成本为5%)。
通过计算,在净现值法下,根据净现值判定法则,因为8年后伐木的净现值为116,588.60元,在各方案中最大,所以选择8年后伐木为最佳方案。内含报酬率法计算的结果是4年后伐木的报酬率最大,所以选择4年后伐木为最佳方案。笔者发现两种方法作出的决策是不同的。由于4个方案的寿命不同,所以无论作出哪种决策其说服力都不是很强。
在以上计算过程中,笔者观察到无论是净现值法还是内含报酬率法只考虑了各方案在一个周期内的效果,没有考虑伐木决策的重要含义是方案可以在可预见的未来重复进行。如果决定4年后伐木,那么就可以在相同的亩数上重新植树来重复该项目,然后再等待4年伐木。结果是4年后伐木的决策实际上变成了长期战略决策。所以在较长时期内持续经营的条件下,伐木决策在土地承包期内一般都可以重复进行再投资,因此完全可以假定方案重复进行(为便于计算,假设方案以同规模重复进行)。
为使各方案具有可比性,笔者用各方案的公倍数即24年为伐木决策总有效期,在这段时期内3年伐木方案共重复进行8次,以此类推其他方案分别重复6次、4次、3次。用净现值法计算24年内各方案的总现值如下:
3年末伐木方案:
上式含义为:8年为一周期的方案在24年内重复3次的总净现值是248910.93元。
虽然可以借助计算机,但上述计算过程仍很繁琐。如果比较多个方案,并且其周期各不相同,则必须以它们的公倍数作为计算、比较的基础年数,那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计算过程。由于伐木方案有可持续重复进行的特性,完全可以假定每个方案在可预见的未来以同样规模重复进行,使每个方案有相同(无穷大)的寿命,该假设也符合财务管理中持续经营前提假设。笔者之所以仍利用净现值法进行评价是因为决策方法要尽可能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理财目标相匹配。在方案持续重复进行假设下的伐木决策的总净现值公式推导如下:(设i是资金成本,n为方案周期,k为重复次数)
该公式是一个n年期方案按相同规模重复进行无穷大次数的净现值,可以用它来比较不同周期的可重复进行的方案。对于表1中各方案应用此公式进行计算如下:
记得在十多年前,我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位美国老太太在55岁退休时,拿着5000美元买了3只股票,老太太一直没卖,到80岁老太太离世时,家人一清算吓了一跳,这3个股票的净值已经达到了1000多万美元。25年时间,5000美元像“爆米花”似的变成了1000多万美元,这个结果足以让人仰慕。
其实,这个过程并不复杂,每年的递增率也就是35%左右,如果您现在有5000元人民币,如果您能做到每年35%的收益,25年之后,您就是千万富翁!在投资理财上要做到一年赚35%并不难,难的是年年在以往的基础上赚35%。结果是人人仰慕的,可过程却是极其痛苦的,因为在25年中要遇到多少个牛市、熊市,经历多少个突发事件啊。特别是碰到像坐过山车般的暴跌,人们一旦将手中资金的市值与日常消费联系起来,一个正常思维的人很难无动于衷,就像咱们现在的股市,今年一季度就不多不少正好抹去35%那般,如果股票还拿在手中的人,要说不痛苦那就是说瞎话了,尽管还是长期投资的信奉者、也尽管自己还行进在未来25年的征途上,只要您天天与市场亲密接触,任何人都难沉得住气。而那些人们仰慕的成功者,要么是大智若愚、要么就大愚若智,才能走向成功的彼岸。
在股市低迷之时,长期投资永远是被别人安抚和安抚别人最好的说辞。长期投资有多长?有句著名的教导说得在理:“就长期而言,我们都会死去”。财富永远是人生的伴随物,在人的一生中用不完的钱叫遗产,过早用完而欠下的钱叫债务。像本文开头那个例子中的美国老太太,留下的遗产让子女幸福,而她的财富却未必使她幸福,这样的理财观在21世纪的今天未必理性,如果长期投资都是买了股票放到死,那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那么现在的股市就是“铁打的股市、流水的股民”,此话怎讲?股市是一个永远的市场,从1990年末100点起步之后展开了一场只有开始永远没有结束的博弈,而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只能陪着市场玩一段,很羡慕现在的年轻人,25岁开始介入股市就可跟随市场博弈50年,像我这样的已到知天命年龄的人,尽管有幸在市场的萌芽时期一直玩到今日,未来也只有25年与市场同行,我所考虑的是在25年中怎样使自己的投资得到最佳并且最安全的组合,并尽情地分享投资带来的快乐。长期投资有多长?实际上是一个因每个人的年龄而定的一件事,对每个人而言,答案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尽管没有规定长期投资的年限,但就活在当下的每个人而言,最长也就是50年左右,与房产所有权的期限相差不多,至于离开了这个世界,股市还将经历暴涨、暴跌,但与逝去的人无关了,也正因为如此每个人应该有自己风险控制的底线。
如今中国股市进入了令人心灵震颤的宽幅震荡,如果您是一个短线博弈者,面对这样的行情,看着自己的个人财产流失会寝食不安,但如果您是一个以20年、30年、50年为单位的长期投资者,那么您当下经历的只是在股市历史长河中的一段小行情而已,您完全可以泰然处之。
长期收益可能低于中短期
看看几只长期中的绩优股吧。如果你在1998年1月以市价21.10元买入四川长虹,长期持有7年到2005年3月,你将亏损80%以上,因为当时的市价已经跌到3元以下;如果持有接近10年到2007年8月22日,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你仍将亏损50%以上,因为当时的市价也只涨到10.13元。即使你很幸运,能在1994年3月以发行价3.31元买入四川长虹,那么你持有10年至2005年3月的结果仍然是亏损。而如果你持有近4年至1998年1月,反而可获得5倍以上的收益。
再看看长期作为基金重仓股的陆家嘴吧。如果你在1997年5月以市价21.38元买入陆家嘴,长期持有8年到2005年7月,你将亏损80%以上,因为当时的市价也是跌到3元以下;如果持有接近10年到2007年8月22日,你的总收益率为33%左右,因为当时的市价涨到28.62元。但这实在不是个值得欣喜的成绩,你的年收益率不到3%,只相当于定期存款。如果你能在1994年3月以发行价3.85元买人陆家嘴,那么你持有11至2005年7月的结果仍然是亏损。而如果你持有3年至1997年5月,也可获得5倍以上的收益。
个股很难独善其身
有人会问,你为什么只举那些与股市齐涨齐跌的个股呢?贵州茅台、万科不是在大熊市中逆势而上吗?茅台和万科确实有其特殊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完全游离于规律之外。茅台2001年8月以5.2元的发行价上市,到2005年6月能逆市涨到17.09元,固然离不开其垄断资源、独有品牌和出色业绩,但也与新股效应不无相关。如四川长虹、陆家嘴,在上市初期的3-4年内都实现了5倍以上的上涨,茅台实现2倍多的上涨不足为奇。
万科1991年发行上市时才0.2元,2005年6月涨到1.89元,14年成长了8倍,虽然从走势图上看像蜗牛一样爬行,但确实是一个极为罕有的长期稳定增长的特例。不过这一涨幅相对2005年6月至2007年8月23日两年中的18倍涨幅,还是让人有“长期投资不如中短线操作”之叹。这样一只大牛股到14年后才一飞冲天,实在让人感叹,中国股市这14年究竟是投资还是投机?
即使如此,茅台和万科的当前市值仅0.17万亿元,而A股流通市值高达10万亿元,投资者不可能都去买茅台和万科,而在A股市场中像茅台、万科这样逆市而行的股票能有几只?在市场崩盘、系统性风险释放之时,绝大多数绩优股都将在劫难逃,很难有独舞的空间。新兴市场是如此,成熟市场也是如此。1973~1974年道琼斯指数于1年内被腰斩时,美国漂亮50就经历了30%-50%的暴跌,直到20年后才收复失地。
不宜长期投资事出有因
如果你仔细研究沪深300成分股,你会发现个股不具备长期投资价值的现象十分普遍。为何过去18年中很多个股的长期投资收益,反而可能低于短期投资?
股市仍处婴儿期
过去的18年中国股市几乎都处于婴儿期,涨跌也像婴儿的脸般忽睛忽阴。股市市值占GDP不足50%,如果说它和宏观经济的关系应该像狗和主人,那么18年中这条狗还像是未驯化的狼;政策层对股市像是还未熟悉婴儿习性的父母,经常该让股市笑却弄得股市哭;业绩不像是投资的依据,而更像是被某些大势力操纵坐庄的工具;投资者像是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有利益时一轰而上,落难时树倒猢狲散,导致股市的系统性风险很高;流动性是政策面使唤的仆人,见风使舵,忽进忽出。在这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主宰下,中国股市暴涨暴跌,而且总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被炒作得很高,一旦崩盘常常突破前期的支撑位,暴跌不起,并使中国股市呈现显著的牛短熊长特征。
股改难改积习
有人说股改等一系列制度性变革将使中国股市脱胎换骨。不可否认股改可能使中国股市摆脱历史的窠臼,但它本质上只是对过去所犯的股权分置错误的一个修正。一个人即使改正了过去犯的错误,他也有更长的路要走。
中国无论股市整体,还是个股股价,都远未达到长期稳定攀升的境界。经济周期与股市的相关性在增强,但还远远不够强,不足以支撑股市随宏观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政策面的透明化和可预期性还很差,随时可能刺激股价暴涨暴跌。上市公司业绩与股价表现相关度仍不强,国有上市公司的治理不可能因股改而脱胎换骨,业绩可持续性难以预期,中国也还没有涌现真正屹立于世界之巅的大公司。牛市使机构确实越来越重要,但散户也越来越多,一旦市场到高位,散户的恐慌性杀跌就成为悬于市场咽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股市的财富效应让人们认为钱永远不会少,股市和房市会一直涨下去,当年的日本也是这样的,而当前的中国股市也流传着同样的传言。
前车之鉴
正可谓历史是不可以跨越的,时间和阶段也是不可以跨越的,投资者境界的提升也是不可以跨越的。美国股市一开始就是全流通的,应该说起点很高,但早期腐败是家常便饭,贿赂收买司空见惯,操纵做假无所不在,杜尔投机案、伊利股票逼空案、1869黄金投机案、北太平洋公司争夺战等均引发过市场暴涨暴跌。直到1929年史无前例地一次崩盘后才痛思悔改,逐步展现出到现在的面貌,但也还没有完全改掉,2000--2002年科技股泡沫破灭,就让很多长期投资者血本无归。
成立于1878年的日本股市,被很多人认为对中国股市最具参考意义,但20世纪80年代也被炒作到39000点,然后在接下来的14年中节节下跌7600点,长期投资者亏损严重。中国股市的18年,就能够跨越美国的200年、日本的100年吗?
中短期操作更务实
如果说一定要理出中国股市最根本的脉络的话,那一定是股市总是呈现周期性涨跌,涨到远离基本面时就进入最后的晚餐,晚餐何时结束没有人知道,而一旦暴跌就可能深深击破基本面,步入漫漫长夜,跌到价值投资点才能见到曙光,然后开始新一轮的涨跌。涨跌总是围绕合理的市盈率水平进行,周而复始,无穷无尽。对这种涨跌,政策的话语权正越来越弱,越来越趋向导火索和信号的作用。
牛市也有期限
同样重要的是了解这种涨跌周期的长短。目前中国股市广泛流传着“2006年以来的这轮牛市会持续10年以上”的观点,然而在曾经沧海难为水、已经实现熊短牛长的美国股市,牛市周期也才延长至7~8年,熊市周期才缩短至2~3年左右。在建立股市比中国早100年、但与中国具有较好可比性的日本,牛市周期约为4~5年,而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熊市长达10年以上。在中国股市18年中,显著的牛市周期仅为2~3年,熊市周期则长达4-5年。本币升值各国在崛起时都经历过,不能因此而将中国牛市的周期无限夸大。
长线选股中短线操作
18年股史证明,在作为新兴市场、投机性强、牛短熊长的中国股市,由于股市本身不具备长期投资价值,学究式地奉行“长期投资”很可能血本无归。进行中短期操作是更务实的选择。股市上涨可能在价值投资范畴内,但违背价值投资的时间可能更长。此处推崇的投资理念是“长线选股,中短线操作,顺势而为,适可而止”。为了不至于一蹶不振,一定要买有投资价值的股票,但不必持有5~10年;如果市场流行投机,投资者更要学会做短线。
可能更应该重视趋势而不是周期,要学习趋势投资,重视选时,按照股市的运行周期,在相对的低点去买,相对的高点去卖。而在熊市大多数股票都维持持续下跌格局时,要控制住自己不要染指。
中长期反向投资更有效
与长期投资策略相关的另一问题,是不同期限的投资应采用动量策略还是反向策略之争。动量策略,指购入过去表现良好的个股,并卖出表现不佳的个股;反向策略则刚好相反,指购入过去表现不佳的个股,同时卖出表现良好的个股。
SMEIF:2011年,外资在中国医药流通业的动作频频,尤其是全球医药商业巨头英国联合博姿和南京医药将成立合资公司一事备受业内关注。您是如何看待这类问题的?
付明仲: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我国医药流通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和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外资公司进来势必会对国内企业带来一定的冲击;但是另一方面,有竞争才能够有发展,国内企业可以从竞争对手身上学到先进的管理经验或者服务理念,从而使行业实现加速发展。这就像家乐福和沃尔玛初入国内的百货业一样,实际上对行业整体发展来说是一项促进因素。
SMEIF:他们对行业发展会产生哪些影响?
付明仲:影响是多方面的,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外资公司进来以后会改变企业竞争的形态。我们说企业竞争有三种形态,第一种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第二种是集团与集团之间的竞争,第三种则是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目前,我国医药流通业既有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又有集团与集团之间的竞争,还没有到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但这是一个趋势。而外资公司进来之后就会进行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整合,加快这种趋势。国内企业要看清这一点。现在,国内已经有了外资的供应链集成商,他们可以对行业内所有的流通资源、供应商资源、医药资源进行整合,整合后就会出现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
SMEIF:国内企业该如何应对这种变化?
付明仲:这要求我们国内的企业必须做好转型的准备。现在国外的医药流通企业也在转型,向服务转型,具体体现在对上游客户和下游客户提供了哪些服务,从而提升其在供应链上的服务价值。我们国内的企业需要对此深入研究,快步跟上。这方面的一个利好的因素是,《全国药品流通业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年)》提出了“提高行业集中度,调整行业结构”的任务,相关政策措施有助于企业搞转型,相关企业要把握好机会。
SMEIF:目前医药流通业的投资价值如何?
付明仲:有些投资者认为这个行业利润率比较低,投资回报率比较低,实际上这个行业主要依靠的是规模效益。举个例子,美国医药流通行业的平均净利润率还达不到1%,但是美国前三大医药批发商的年销售额可以占到全美医药市场年销售总额的95%。美国药厂共有100多家,他们的年销售额基本都保持在2000亿美元以上。而我国的药厂有4000多家,年销售额在1亿元以下的有很多。不过,这涉及到一个战略定位的问题,美国药厂定位在全球市场,而我国的药厂定位在国内市场和区域市场,所以两者还不能简单地拿来作对比。
单说国内,我认为这个行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为医药流通行业的覆盖人群广,加上人们对健康越来越重视以及老龄化的到来,这个行业今后还会持续增长。不过,由于药价存在下降趋势,行业增速不会太快,所以这个行业更适合长期投资,投资的是这个行业的未来,而不宜追求短期收益。对于投资者,我还有一个提醒:医药流通行业现处于结构调整和转型的关键点,投资者对此要有深刻的认识,在此前提下再决定投资方向。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panel data of China's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7 to 2015, to carry on the empirical test of the long-term investment policy and its impact factors.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main business income growth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non-current assets growth rate, productive investment proportion and productive investment turnover of three species long-term investment policy; Tobin Q valu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non-current assets growth rate and productive investment turnover, and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productive investment proportion; compensation incentiv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non-current assets growth rate and productive investment turnover.
关键词: 长期投资政策;影响因素;实证检验
Key words: long-term investment policy;the influencing factors;the empirical test
中图分类号:F275;F83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7)15-0003-05
0 引言
长期投资决策是公司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关系到公司的长远发展和可持续增长,直接影响公司的经营风险、盈利水平以及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的表现。长期投资决策与“三去一降一补”中的“去产能”直接相关,同时也会影响“降成本”和“补短板”,是供给侧改革、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中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
本文选择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三个行业为研究对象,对2007-2015年上市公司长期投资政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分析和实证检验。
1 研究设计
1.1 变量选择
本文分别用长期投资规模、长期投资结构和长期投资周转率来反映长期投资政策,其中长期投资规模用非流动资产增长率来表示,长期投资结构用生产性投资比例来表示,长期投资周转率用生产性投资周转率来表示。将长期投资政策的影响因素分为两大类,即成长机会变量和激励机制变量。其中,成长机会变量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托宾Q值和市净率;激励机制变量包括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各变量的类型、名称和量方法等见表1。
1.2 回归模型
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OLS)研究长期投资政策的影响因素,回归模型见式(1)。
在模型1中,CQTZ是被解释变量,包括非流资产增长率(NLA)、生产性投资比例(SCBL)和生产性投资周转率(SCZZ)。
解释变量包括成长机会变量和激励机制变量以及两者之间的交叉项。YSZZ、TBQ和PB是成长机会变量,分别表示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托宾Q值和市净率;XCJL和GQJL是激励机制变量,分别表示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
控制变量包括治理结构变量、经营环境变量和公司规模变量。GSXZ、ECR、ECR2、ERR、ERR2是治理结构变量,分别表示股权集中度、股权集中度的二次项、股权制衡度、股权制衡度的二次项;SCZY、SCDW、DFL和DOL是经营环境变量,分别表示市场占有率、市场地位、财务活动不确定性和经营活动不确定性;年末资产总额(SIZE)是公司规模变量。
1.3 样本时限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7-2015年沪市和深市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等三个行业研究对象,利用国泰安(CSMAR)数据库进行样本公司的筛选和原始数据搜集。初选样本公司同时满足以下条件:①“行业分类标准”选择“证监会2012年行业分类”;②“股票市场分类”选择“上证A股”和“深圳A股”;③“ST&非ST”选择“非ST股票”,即不包括ST股票;④在“证监会2012年行业分类”中分别选择“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4 数据处理
先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导出非流动资产总额、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工程物资、年末资产总额、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托宾Q值、市净率、报告年末薪酬总额、净利润、高管持股数、年末收盘价和净利润等原始数据,然后利用EXCEL计算“(本年非流动资产总额-上一年非流动资产总额)/本年非流动资产总额”、“(年末固定资产增加额+年末在建工程增加额+年末工程物资增加额)/年末资产总额”、“(第T年的营业收入总额/第T年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工程物资)”、“高管薪酬总额/净利润”、“高管持股市值总额/净利润”等变量。
并利用Stata13.0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①缺失值的处理。把含有缺失值的样本,从初选样本中删除。②异常值的处理。通过winsor命令进行5%的缩尾处理。
2 长期投资政策及其影响因素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长期投资政策变量、成长机会变量、激励机制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发现:①在长期投资政策变量中,非流动资产增长率(NLA)的均值为0.1488,标准差为0.2299;生产性投资比例(SCBL)的均值为0.0245,标准差为0.0522;生产性投资周转率(SCZZ)的均值为3.7668,标准差为3.8779。②在成长机会变量中,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YSZZ)的均值为0.1289,标准差为0.2341;托宾Q值(TBQ)的均值为1.7174,标准差为1.2845;市净率(PB)的均值为3.5512,标准差为2.3257。③在激励机制变量中,薪酬激励(XCJL)的均值为0.0288,标准差为0.0450;股权激励(GQJL)的均值为0.0563,标准差为0.1622。④在控制变量中,治理结构变量公司性质(GSXZ)、股权集中度(ECR)、股权集中度的二次项(ECR2)、股权制衡度(ERR)和股权制衡度的二次项(ERR2)的均值分别为0.4022、0.3471、0.1394、0.3854和0.2786,标准差分别为0.4904、0.1378、0.1031、0.3607和0.4093;营环境变量市场占有率(SCZY)、市场地位(SCDW)、财务活动不确定性(DFL)和经营活动不确定性(DOL)的均值分别为0.0022、0.1796、1.5285和1.5032,标准差分别为0.0036、0.1173、0.9459和0.5246;公司规模变量年末资产总额(SIZE)的均值为22.1165,标准差为1.0866。
其中,非流动资产增长率、生产性投资比例、生产性投资周转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公司性质、股权制衡度的二次项和市场占有率的标准差比均值大,标准差分别是均值的1.5450、2.1306、1.0295、1.8161、1.5625、2.8810、1.2193、1.4691和1.6364倍,说明公司之间的非流动资产增长率、生产性投资比例、生产性投资周转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薪酬激励、股权激励等差别较大。
3 长期投资政策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分析
长期投资政策变量、成长机会变量、激励机制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见表3。
从表3中可以发现:①与非流动资产增长率(NLA)显著正相关的变量有生产性投资比例(SCBL)、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YSZZ)、股权激励(GQJL)、公司性质(GSXZ)、股权集中度(ECR)、股权集中度的二次项(ECR2)、股权制衡度(ERR)、股权制衡度的二次项(ERR2)、市场占有率(SCZY)、年末资产总额(SIZE)。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644、0.303、0.078、0.035、0.044、0.048、0.057、0.048、0.062、0.161,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000、0.0000、0.0000、0.0118、0.0019、0.0006、0.0001、0.0006、0.0000、0.0000;与非流动资产增长率(NLA)显著负相关的变量有薪酬激励(XCJL)、财务活动不确定性(DFL)、经营活动不确定性(DOL)。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106、-0.085、-0.103,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000、0.0000、0.0000;与非流动资产增长率(NLA)没有显著相关关系的变量有生产性投资周转率(SCZZ)、托宾Q值(TBQ)、市净率(PB)、市场地位(SCDW)。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0060、0.0190、0.0190、0.0160,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6470、0.1840、0.1770、0.2630。②与生产性投资比例(SCBL)显著正相关的变量有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YSZZ)、股权激励(GQJL)、股权集中度(ECR)、股权集中度的二次项(ECR2)、股权制衡度(ERR)、股权制衡度的二次项(ERR2)、市场占有率(SCZY)、年末资产总额(SIZE)。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254、0.027、0.062、0.067、0.053、0.050、0.091、0.240,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000、0.0529、0.0000、0.0000、0.0001、0.0003、0.0000、0.0000;与生产性投资比例(SCBL)显著负相关的变量有生产性投资周转率(SCZZ)、托宾Q值(TBQ)、市净率(PB)、市场地位(SCDW)、薪酬激励(XCJL)、公司性质(GSXZ)。其相关系数分别-0.220、-0.113、-0.091、-0.082、-0.037、-0.068,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000、0.0000、0.0000、0.0000、0.0075、0.0000;与生产性投资比例(SCBL)没有显著相关关系的变量有财务活动不确定性(DFL)、经营活动不确定性(DOL)。其相关系数分别为
-0.0130、0.0180,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3620、0.1980。③与生产性投资周转率(SCZZ)显著正相关的变量有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YSZZ)、托宾Q值(TBQ)、市净率(PB)、股权集中度(ECR)、股权集中度的二次项(ECR2)、市场占有率(SCZY)、市场地位(SCDW)。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116、0.038、0.091、0.054、0.038、0.277、0.464,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000、0.0059、0.0000、0.0001、0.0068、0.0000、0.0000;生产性投资周转率(SCZZ)显著负相关的变量有公司性质(GSXZ)、股权制衡度(ERR)、股权制衡度的二次项(ERR2)、财务活动不确定性(DFL)、经营活动不确定性(DOL)。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069、-0.042、-0.052、-0.122、-0.223,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000、0.0027、0.0002、0.0000、0.0000;生产性投资周转率(SCZZ)没有显著相关关系的变量有薪酬激励(XCJL)、股权激励(GQJL)、年末资产总额(SIZE)。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0060、-0.0210、0.0050,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6890、0.1350、0.6950。
4 长期投资政策及其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长期投资政策及其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
从表4中可以看出,在模型1中:①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YSZZ)的回归系数为0.3297,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对非流动资产增长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②托宾Q值(TBQ)的回归系数为0.0096,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托宾Q值对非流动资产增长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③市净率(PB)的回归系数为-0.0027,但不显著,说明市净率对非流动资产增长率没有显著的影响;④薪酬激励(XCJL)的回归系数为0.2761,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薪酬激励对非流动资产增长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⑤股权激励(GQJL)的回归系数为0.0253,但不显著,说明股权激励对非流动资产增长率没有显著的影响;⑥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和薪酬激励的交叉项(YSZZ*XCJL)的回归系数为-1.9745,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和薪酬激励的交叉项对非流动资产增长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⑦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和股权激励的交叉项(YSZZ*GQJL)的回归系数为-0.1255,但不显著,说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和股权激励的交叉项对非流动资产增长率没有显著的影响;⑧托宾Q值和薪酬激励的交叉项(TBQ*XCJL)的回归系数为-0.2808,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托宾Q值和薪酬激励的交叉项对非流动资产增长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⑨托宾Q值和股权激励的交叉项(TBQ*GQJL)的回归系数为0.0564,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托宾Q值和股权激励的交叉项对非流动资产增长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⑩市净率和薪酬激励的交叉项(PB*XCJL)的回归系数为0.1062,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市净率和薪酬激励的交叉项对非流动资产增长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市净率和股权激励的交叉项(PB*GQJL)的回归系数为-0.0065,但不显著,说明市净率和股权激励的交叉项对非流动资产增长率没有显著的影响。
在模型2中:①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YSZZ)的回归系数为0.0666,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对生产性投资比例有显著的正面影响;②托宾Q值(TBQ)的回归系数为-0.0039,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托宾Q值对生产性投资比例有显著的负面影响;③市净率(PB)的回归系数为0.0002,但不显著,说明市净率对生产性投资比例没有显著的影响;④薪酬激励(XCJL)的回归系数为0.0423,但不显著,说明薪酬激励对生产性投资比例没有显著的影响;⑤股权激励(GQJL)的回归系数为-0.0028,但不显著,说明股权激励对生产性投资比例没有显著的影响;⑥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和薪酬激励的交叉项(YSZZ*XCJL)的回归系数为-0.2836,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和薪酬激励的交叉项对生产性投资比例有显著的负面影响;⑦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和股权激励的交叉项(YSZZ*GQJL)的回归系数为-0.0554,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和股权激励的交叉项对生产性投资比例有显著的负面影响;⑧托宾Q值和薪酬激励的交叉项(TBQ*XCJL)的回归系数为-0.0622,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托宾Q值和薪酬激励的交叉项对生产性投资比例有显著的负面影响;⑨托宾Q值和股权激励的交叉项(TBQ*GQJL)的回归系数为0.0153,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托宾Q值和股权激励的交叉项对生产性投资比例有显著的正面影响;⑩市净率和薪酬激励的交叉项(PB*XCJL)的回归系数为0.0289,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市净率和薪酬激励的交叉项对生产性投资比例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市净率和股权激励的交叉项(PB*GQJL)的回归系数为-0.0026,但不显著,说明市净率和股权激励的交叉项对生产性投资比例没有显著的影响。
在模型3中:①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YSZZ)的回归系数为0.9222,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对生产性投资周转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②托宾Q值(TBQ)的回归系数为0.4645,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托宾Q值对生产性投资周转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③市净率(PB)的回归系数为-0.0579,但不显著,说明市净率对生产性投资周转率没有显著的影响;④薪酬激励(XCJL)的回归系数为13.2492,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薪酬激励对生产性投资周转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⑤股权激励(GQJL)的回归系数为0.1232,但不显著,说明股权激励对生产性投资周转率没有显著的影响;⑥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和薪酬激励的交叉项(YSZZ*XCJL)的回归系数为-5.1675,但不显著,说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和薪酬激励的交叉项对生产性投资周转率没有显著的影响;⑦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和股权激励的交叉项(YSZZ*GQJL)的回归系数为0.1720,但不显著,说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和股权激励的交叉项对生产性投资周转率没有显著的影响;⑧托宾Q值和薪酬激励的交叉项(TBQ*XCJL)的回归系数为0.2980,但不显著,说明托宾Q值和薪酬激励的交叉项对生产性投资周转率没有显著的影响;⑨托宾Q值和股嗉だ的交叉项(TBQ*GQJL)的回归系数为0.1907,但不显著,说明托宾Q值和股权激励的交叉项对生产性投资周转率没有显著的影响;⑩市净率和薪酬激励的交叉项(PB*XCJL)的回归系数为-1.8364,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市净率和薪酬激励的交叉项对生产性投资周转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市净率和股权激励的交叉项(PB*GQJL)的回归系数为-0.0594,但不显著,说明市净率和股权激励的交叉项对生产性投资周转率没有显著的影响。
5 研究结论
本文以2007-2015年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为研究对象,对上市公司长期投资政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
通过相关分析发现:①与非流动资产增长率显著正相关的变量有生产性投资比例、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股权激励、公司性质、股权集中度、股权集中度的二次项、股权制衡度、股权制衡度的二次项、市场占有率、年末资产总额;与非流动资产增长率显著负相关的变量有薪酬激励、财务活动不确定性、经营活动不确定性。②与生产性投资比例显著正相关的变量有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股权激励、股权集中度、股权集中度的二次项、股权制衡度、股权制衡度的二次项、市场占有率、年末资产总额;与生产性投资比例显著负相关的变量有生产性投资周转率、托宾Q值、市净率、市场地位、薪酬激励、公司性质。③与生产性投资周转率显著正相关的变量有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托宾Q值、市净率、股权集中度、股权集中度的二次项、市场占有率、市场地位;生产性投资周转率显著负相关的变量有公司性质、股权制衡度、股权制衡度的二次项、财务活动不确定性、经营活动不确定性。
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发现:①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对非流动资产增长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托宾Q值对非流动资产增长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薪酬激励对非流动资产增长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和薪酬激励的交叉项对非流动资产增长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托宾Q值和薪酬激励的交叉项对非流动资产增长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托宾Q值和股权激励的交叉项对非流动资产增长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市净率和薪酬激励的交叉项对非流动资产增长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②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对生产性投资比例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托宾Q值对生产性投资比例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和薪酬激励的交叉项对生产性投资比例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和股权激励的交叉项对生产性投资比例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托宾Q值和薪酬激励的交叉项对生产性投资比例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托宾Q值和股权激励的交叉项对生产性投资比例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市净率和薪酬激励的交叉项对生产性投资比例有显著的正面影响。③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对生产性投资周转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托宾Q值对生产性投资周转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薪酬激励对生产性投资周转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市净率和薪酬激励的交叉项对生产性投资周转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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