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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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问题范文第1篇
从国民经济行业的角度看，在陕西进行投资的外商主要青睐与制造业与房地产开发业，从2008―2014年，投资总额达到了625838.9万美元和325389.4万美元，分别占据了投资总额的55.3%和26%；批发零售行业和餐饮业紧随其后；而对于农业的投资总额仅有3000余万美元。
对于陕西省而言，吸引外商投资的重要地区始终为亚洲地区，其次为是欧洲和南美洲。其中，韩国是在西安投资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而近些年英国和美国对西安的投资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出现下降的趋势。
（2）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及投资领域的变化
陕西外商直接投资中占第一位的为第二产业，而其中制造业为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陕西逐渐引进品牌知名度高且企业生产良好的外商投资企业，如：日立集团、比亚迪汽车等。与此同时陕西服务业中外商投资的比重也出现了加速增长的趋势，近几年中，陕西省批准的企业项目和外商投资额等方面，第三产业的规模与日俱增，同时，第三产业中房地产开发项目占据主要地位。
二、陕西吸引外商投资存在的问题
（1）对外开放水平低，引资力度小
对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而言，投资地区的国际化程度也是吸引外资非常重要的因素。国际航线、国外商协会数、进出口的总额、外资银行、国际学校、国际会议、外商投资总额、外国游客、外国领事馆等等因素均可以体现一个地区的国际化程度。
（2）外商投资企业经营不佳，亏损程度大
在陕投资企业有超过半数企业亏损，企业亏损情况较为普遍。外商投资企业的总体盈利得水平主要依靠少数的大型优势企业利润创造，依赖性较强，其他企业并没有显著的效益贡献。盈利水平较高的企业主要集中于水电供应、交通运输等行业。而房地产业和小商品业亏损的情况较为普遍，利润较低。
（3）投资规模与投资结构不平衡
陕西受地理环境、生产运输成本较高等因素的影响，并不利于外商扩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投向不合理及投资领域狭窄。从工业行业的结构来看，以2015年为例，商品制造业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项目，投资面较窄，投资领域不够合理。目前在陕外资企业的规模普遍较小，在陕西投资的大型外商投资企业数量较少，资本和技术的溢出效果不明显，外商投资产业链的效应不明显，无法形成有效的产业带动效应。我国东中部地区的利用外资规模的差距与陕西逐渐拉大。
（4）投资环境有待于完善
外商投资环境的制约因素较为突出。客观环境：陕西地区由于地理位置限制，经济基础较薄弱，市场潜力较中东部地区有明显不足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在西部地区还是比较落后，制约了生产正常运行和经济舒畅发展。这对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具有一定规模的不利影响。
三、扩大外商直接投资的对策
（1）以西安为中心，加大引资力度
以西安建设国际化的投资环境要素作为主要的核心，由各部门通力协作，加强各省市区间的合作，积极创造有利于国外企业的投资环境国际化的投资环境，如：引进具有外资背景贸易企业、设立相应外商机构等方式。创建良好的的社会环境，引进大型文化商业场所、加强国际学校的教学质量等等。
（2）处理好吸引外资与吸引内资的关系
外商直接投资有着国际知名度高、引进国际资本、产品便于出口、带动效应大、有利于开展国际间经济合作的优势。内资企业具有企业规模大小不一、市场开发、生产经营灵活等优势，同时也是目前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主体。虽然陕西吸引外商投资的难度系数较大，但我们更应该迎难而上，采取以吸引外资为核心同时兼顾内资相结合的政策，将主要引资目标集中于品牌知名度较高企业和项目，对于中小型企业则要以其发展产业方向和引导进入市场机制为主。从而有利于发展陕西的对外开放程度及市场化进程。
（3）完善投资结构，增加投资规模
具有产业规模大、企业经营稳定等特点的国外内大型企业，应该作为陕西吸引投资的重点。但中小型企业也具有：产品数量较多，经营成本低等特点，因此中小型企业为国内外大型企业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产业配套活动，同时也弥补各产业之间的发展空隙，所以吸引中小企业在陕西境内的投资也是非常必要的。在采用“一企一策”等地方性优惠政策吸引大企业的同时，还应利用宏观性政策的引导，扶持中小企业茁壮发展。这样才能形成一个“以大带小”的完整引资格局。
（4）完善外商直接投资环境
外商直接投资问题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升级；自由贸易园区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6）06-0054-05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取得巨大成功，在资金、技术和现代管理等方面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特别是加入WTO后，我国开始深度融入快速发展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提升开放水平，持续放宽外商直接投资准入条件和加大吸引外资力度，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额快速增长，2015年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达1360亿美元。
国内一些文献也给出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结论。沈坤荣和耿强（2001）通过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具有技术外溢效应与学习效应，提高了国民经济的综合要素生产率，促进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增长[1]；郭克莎（1995）认为外资的大量进入增加了国内企业提高生产水平、转变经营方式的压力和紧迫感，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了资金和技术基础[2]；裴长洪（2006）研究认为，随着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所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知识以及产生的溢出效应，促进了我国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直接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成为我国产业结构转变的重要影响因素[3]。
当前我国经济逐步进入新常态，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充分把握外商直接投资新变化，积极应对外商直接投资新问题，对促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经济新常态下外商直接投资的新变化
（一）外商直接投资增速稳中放缓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在国内经济下行和经济要素价格上升以及印度、美国等国竞争压力增大的影响下，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仍然保持稳健增长（见图1）。相比2001―2011年我国利用外资增速的大幅波动，2012年以来进入相对稳定状态，外商直接投资增速稳步增长，2013―2015年分别增长234%、370%和583%。但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比较均呈现增速放缓态势。从纵向看，在我国加入WTO后的2002―2011年十年间，平均利用外资增速为1021%，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2012―2015年四年中，我国平均利用外资增速相对较低。从横向看，将金砖五国之一、人口与我国相近以及领土与我国相邻的印度作为比较对象，据联合国贸发会数据显示：2012―2015年印度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分别为242亿美元、282亿美元、344亿美元和590亿美元，三年间增长了一倍多，年均增速高达3459%，远远高于同期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速。
（二）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发生显著变化
12012―2015年香港地区对大陆地区直接投资快速增长（见图2），2012年直接投资额为7129亿美元，2015年快速增长到9267亿美元，直接投资绝对额增加了2138亿美元，仍然保持了913%的年均增速，远远高出同期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速，香港地区直接投资占我国利用外资比重从2012年的623%上升到2015年的734%，三年内投资占比提高了111个百分点，我国利用外资更加依赖香港地区。
2台湾地区对大陆投资、日本和美国等对华投资规模不升反降，而且下降幅度较大。台湾地区：2011年对大陆直接投资6727亿美元，2015年下降到441亿美元，绝对额减少了2317亿美元，年均降幅10%。日本：2012年对华直接投资高达738亿美元，为当年第二大对华直接投资国，随后几年直接投资额迅速下降，2015年仅为321亿美元，下降了一倍多，年均降幅45%。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也呈现下降趋势，2012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313亿美元，2015年下降到259亿美元。
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的经贸关系进一步加强，对华直接投资呈上升趋势。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2164家，同比增长183%，实际投资846亿美元，同比增长238%，其中，东盟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1154家，同比增长52%，实际投资786亿美元，同比增长206%。
（三）外商直接投资结构不断优化，质量不断提升
1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额快速上升，高端制造业引资能力逐步加强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放宽服务业准入条件，简化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手续，优化国内软环境，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业外包，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快速上升。2011年我国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比首次超过制造业，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5524亿美元，制造业利用外资521亿美元。2012―2015年，服务业与制造业利用外资绝对额差距不断拉大。
2012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455%，跃升为第一大产业。2013―201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1%，比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高出08个百分点。201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为341567亿元，占GDP比重进一步上升至505%，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扩大了服务市场需求，提升了服务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2015年我国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达7718亿美元，占我国利用外资总额的611%，其中，高新技术服务业利用外资快速增长，2015年前11个月实际利用外资723亿美元，同比增长517%，数字内容及相关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增幅较大，同比分别增长859%、551%和297%，计算机应用服务、综合技术服务、建筑、金融、卫生、文化艺术等成为外资流入的热点领域[4]。
2011―2015年，我国制造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下降幅度较大。2015年利用外资额创5年来新低，仅为3954亿美元，比2005年的4245亿美元减少了近30亿美元，所占比重由近70%下降为31%，在制造业整体利用外资走弱的同时，高新技术制造业利用外资却呈现另外一番景象。2015年的前11个月，我国高新技术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854亿美元，同比增长117%，占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总量的238%，其中，生物药品制造、通信设备制造、电子元件制造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3663%、1426%和186%。反映出中低端制造业产能过剩，市场需求减少，同时，劳动力成本、资源要素成本和环境破坏成本快速上升，中低端制造业对外资的吸引力不断减弱，我国中低端制造业正处于去产能、结构优化的艰难转型期。而我国高端制造业拥有越来越广阔的市场前景，对外商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制造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制造业正在从中低端逐步向中高端发展。
2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产业链中的位置上移，利用外资质量不断提升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产能过剩、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等问题凸显。国家引资政策也出现了新变化。由过去利用外资的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2010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要严格限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以及低水平、过剩产能扩张类项目外商直接投资，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等产业链上游行业。2015年，我国在钢铁、水泥、电解铝、造船、平板玻璃等国内市场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基本未批准新设外资企业，严格控制产业链低端产能过剩型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同时，鼓励外资投向产业链上游行业，2015年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在汽车、生物、医药、通信、金融、软件服务等行业中新设企业或追加在华直接投资。德国奥迪、大众、戴姆勒、汉莎航空，意大利菲亚特，瑞典沃尔沃，韩国现代、起亚汽车、三星电子，日本电气硝子、普利司通、伊藤忠商事，美国英特尔、克莱斯勒、空气产品、礼来等跨国公司都在上述领域新投资或增资，单项金额均超过1亿美元。此外，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消费层次上移，对高端产品与服务的需求不断扩大。跨国公司为进一步扩大我国市场，抓住我国高端产品与服务需求快速增长的机会，在转移了产业链下游环节以后，逐渐向产业链的上游延伸，纷纷在我国设立研发中心、设计创新中心、物流配送中心、结算中心、财务中心和跨国公司总部等。2015年，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设立的地区总部、研发机构等高端功能性机构快速集聚，设立研发机构超过2400家，比2010年的1400家增长了近一倍。同时，我国在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快速增长，从2010年的196亿美元迅速增长到2014年的325亿美元。
（四）进一步扩大对外改革开放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取得新成效
1自由贸易试验区吸引外资聚集效应凸显。2015年1―11月，广东、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共设立外商投资企业6040家，合同外资额44581亿元人民币，其中，通过备案新设外商投资企业5088家，合同外资额33266亿元人民币，占比分别为842%和746%。扩展区域后的上海自贸试验区吸收外商投资占全市的一半。融资租赁、科技研发、创业投资、电子商务和现代物流等高端产业向自贸试验区集聚的态势明显。
2北京市扩大服务业开放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效果初显。2015年北京市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率先推动科学技术服务、互联网和信息服务、文化教育服务、金融服务、商务和旅游服务、健康医疗服务六大重点领域扩大开放。这六大重点领域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068家，实际利用外资955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102%和625%，占全市吸收外资总量的735%；其中，金融、科技领域实际利用外资额分别占全市564%和76%，增速分别为157倍和14%。
3广东省借力自贸试验区和《在广东省对港澳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议》，利用外资额大幅回升。2015年广东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同比增长157%，实际利用外资额同比增长427%，超过217亿美元，其中，吸收港资同比增长483%，吸收澳门投资同比增长2222%。
二、我国利用外资出现的新问题
（一）利用外资额占全球比重快速下降，引资压力加大
联合国贸发会2016年1月份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控》显示：2015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跳跃式增长365%，全球对外投资金额达到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高值17万亿美元，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5%，达到5480亿美元。同期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仅增长58%，远远低于全球同期的365%以及亚洲发展中国家的15%，根据联合国贸发会数据计算，2015年我国利用外资额占全球比重从2014年的105%迅速下降到80%，2016年我国引资压力增大。首先，中国经济逐步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换挡，2015年我国经济增速破“7”，全年经济增长69%，这是近年来经济增长的新低，2016年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全年设定经济增长目标在65%―69%之间，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整体吸引力下降。同时，美国的“再工业化”政策、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和加息，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深化对外开放、加大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度，进一步增加了我国吸引外资的竞争压力。美国2015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迅速从2014年的924亿美元增长到3840亿美元，增长了4倍多，为我国的近3倍。同时，印度2015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到590亿美元，是2014年344亿美元的近2倍。美国和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快速增长挤压了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空间。由于全球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市场波动、总需求疲软、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减速以及地缘政治风险升高和地区局势紧张，预计2016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额将会下降。2016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不升反降，进一步增加了我国引资压力。2016年1月份，全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08家，同比下降114%。2016年1―2月份，全国实际利用外资额2252亿美元，增速迅速下降到27%，而2015年同期增速为17%。2016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开局艰难，全年引资压力巨大。
（二）外资来源地“香大”，但技术外溢效应不断减弱
近年来，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几乎全部来源于香港地区，“一地独大”（见图2）。
其他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无论是绝对金额还是占比均快速下降，绝对金额从2012年的419亿美元下降到2015年的336亿美元，占比从2012年的37%下降到2015年的27%，增加了我国利用外资波动的风险。随着香港地区对大陆投资趋向谨慎，港商撤资风波不断，进一步加大了我国利用外资波动风险。另外，香港地区发展以贸易与金融业为主，跨国高新技术大公司很少，不同于美、日等发达国家主要以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的模式[5]，随着我国与香港地区经济水平差距的不断缩小，香港地区对大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不断减弱。
（三）外商投资逐步“去工业化”
图42009―2014年房地产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近年来，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出“去工业化”倾向。服务业利用外资额快速上升， 主要表现在房地产业利用外资快速增长，从2009年的168亿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3462亿美元，增长了2倍多，房地产业占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比重从2009年的44%上升到2014年的52%，助推了我国房价的快速上升，增加了房地产行业的泡沫。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逐步“去工业化”和向房地产业集中，从长期来看，不利于我国经济长远健康发展。
（四）外资在我国区域分布呈两极分化态势
从近年来外资在我国区域分布情况看，东部地区仍然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绝对主体，历年利用外资占比均近80%，截至2014年，东部地区累计利用外资占比8056%；西部地区利用外资额从2011年的11571亿美元下降到2015年的10779亿美元，占比从933%下降到839%，东西部差距进一步拉大。
随着服务业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产业，制造业利用外资额下降，东部地区在市场环境、产业配套能力、高端人才储备上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增强，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减弱。此外，随着自贸区的相继设立，进一步放开外商投资准入，东部地区再次占据我国吸引外资的政策先机，未来一个阶段内，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可能进一步两极化。2015年1―11月，东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9742亿美元，占同期全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854%。
（五）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出口贸易促进作用减弱
截至2015年外商投资企业创造了我国近1/4的工业产值、1/7的城镇就业和1/5的税收，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近年来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的出口贸易促进作用逐步减弱，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增速快速下降，从2010年的2828%下降到2015年的-65%，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增速低于同期全国出口增速。此外，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也不断下降，从2010年的5465%下降到2015年的4410%，2015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10047亿美元，低于2012年的10227亿美元，2016年1月，出口711亿美元，同比下降168%，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的出口促进作用减弱（见图5）。
三、经济新常态下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一）大力推动外商直接投资由“量”到“质”的战略转变
经济新常态下，在努力保持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量”稳定前提下，要积极实施利用外资向“质”的战略转变。根据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三缺口”模型（发展中国家对外资需求的原因，除了储蓄不足和外汇储备缺乏，更重要的是技术落后），在当前我国国内储蓄与外汇储备充足但缺乏高新技术的情况下，要将重点放在引进高新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和高端人才[6]。要积极落实“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战略措施，实现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新跨越。
（二）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吸引外资优惠政策
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紧密结合，对不同产业实施差异化优惠政策，积极推动外商投资企业向产品的价值链上游转移。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财务管理中心、结算中心以及成本和利润核算中心等功能性机构。鼓励中外企业加强技术研发合作，扩大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支持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对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上述行业的要放宽投资准入条件和加大优惠力度。此外，为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去产能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对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产能过剩、高污染、高消耗和资源型出口行业要采取更加谨慎的措施，进一步减少外资进入这些行业。
将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区域均衡协调发展相结合，因地制宜对不同地区实施差异化优惠政策。对东部地区，要利用好当地的人才优势、市场环境优势、产业配套优势，促进外资投向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等行业，加大对外资投向战略性新兴行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加快高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部地区的产业聚集。对中西部地区，要加强与东部省份的战略合作，推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外商投资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形成优势互补的双赢局面[7]。此外，要积极利用好中西部工业园区与经济开发区，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利用外资的政策优惠力度，放大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优势，促进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中西部地区形成制造业的集群效应，推动当地工业化进程。
（三）深化自由贸易区与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改革
根据世界银行的各国外商直接投资“容易指数（0―100）”显示：我国得分637，远远低于美国的80、日本的816，甚至与印度的763还有较大差距。同时数据显示：外商在中国投资建立一个企业要花费65天，走18道程序，高于印度的46天和16道程序。此外，据经合组织的各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指数（0―1）”数据显示：我国是0418，远高于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值的0068，比印度的0263还高出很多。表明我国在外商直接投资放宽准入条件、简化手续、优化服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深化自由贸易区与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的改革，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和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大力推进外资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简化审批手续，提高服务质量。对条件成熟的改革措施要加快在全国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推广。
（四）加快我国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当前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单一化、欧美等发达国家对我国直接投资止步不前甚至有所下降的前提下，我国要加快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特别是要积极推动中美、中欧投资协定的实质性进程，有序推进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开展谈判，改善引资环境，促进投资的自由化与便利化，加大我国对欧美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
（五）加强招商引资人才队伍建设，提升招商引资管理水平
加强招商引资的人才队伍建设，善于利用社会力量和培养一支专业化的招商引资队伍，推动招商引资工作科学化和合理化。提升招商引资管理水平，摒弃过去单纯的以招商数量和引资额来评价招商引资成绩的考核标准，从长期的经济社会效益出发，持续跟踪外商直接投资对当地的经济社会效益影响。
[参考文献]
[1]沈坤荣，耿强外国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内生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1（5）：82-93.
[2]郭克莎加快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J]管理世界，1995（5）：31-40.
[3]裴长洪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J]中国工业经济，2006（1）：33-39.
[4]王晓红，沈家文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与趋势展望[J]国际贸易，2015（3）：41-48.
[5]姚国利香港企业对内地的直接投资与日本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比较[J]国际金融研究，1995（8）：38-41.
外商直接投资问题范文第3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相对生产率，比较优势，经济发展
一、现有文献概述与批评
现有的研究文献绝大多数遵循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不同程度上，它们接受这样的假定，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意义，是代表了接受体的资金和技术资源的一种“净增加”。这种分析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总量的主要指标的比率简单标示出来，然后“读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由此得出判断，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和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之比，在1980年代相对较小，进入1990年代以后就开始大幅度上升。这些研究同时发现，在日益扩张的中国外贸出口中，外资企业所占份额也在急剧上升。这两项指标，对于迅猛发展的沿海地区省市表现得尤为显著(Chen et al. 1995; Kaiser et al. 1996; Lardy 1995; Whalley and Xin 2006; Zhang and Song 2000)。
第二种方法，可以说是第一种方法的补充，主要专注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各项指标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这种分析意在检测外商直接投资对可观测的指标，如GDP增长等的间接影响，这种影响在在第一种分析中不能够显示出来。另外也试图想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那些不可观测的指标，如全要素生产率等的影响。这些分析发现对于各种不同的回归模型结果各异，但总体结论是，相关性都表现为正，而且在统计上显著。其中最乐观的发现是，在199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年增长达2.5%，加上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形成使GDP增长0.4个百分点，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贡献在1990年代年平均达3%，也就是占整体经济增长的近1/3(Tseng and Zebregs 2002)。另外，其他同类研究还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与国内总投资增长也是显著的正相关。他们将这个结果视作是投资“挤入效应”的证据(Kueh 1992；Zhan 1993)。
在较为近期的研究中，上述第二种方法的应用较为普遍，主要应用于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即进行个别区域分析或跨区域比较。很明显，吸引较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或省份普遍都表现出较快的经济增长。这些分析的典型结论，都是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说明外商直接投资透过各种直接或间接影响，包括地方资本形成、地方投资的“挤入效应”、地方生产技术或知识使用效益的提高等，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由此得出的推论是，外商直接投资解释了不同地区或省份的不同经济增长表现，对总体中国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政策含义(Berthélemy and Démurger 2000; Mody and Wang 1997; Wei 1994; Wei et al. 2001; Zhang and Felmingham 2002)。
现存这些文献研究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在它们的分析中，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很难区分开来(Li et al. 2002)。这个问题可以说贯穿所有的现存文献，但在区域和跨区域回归分析中尤其严重，因为所分析的这些区域与其他区域毕竟属于同一国家、同一种体制(即相同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使用同一货币。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存在着众多的机会，可以透过创造租金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尤其是在各地区间市场化程度差别很大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因此，即使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正相关，也难于判断地方经济增长到底是来自生产率的改进还是来自其他地区的租金转移，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极端情形是，租金创造效果如果超过生产率的改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效应，对中国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有可能为负而非正。
从上文的讨论可以得出一个普遍论断，即，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现有的文献中，有关外资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究竟主要是透过促进生产率进步抑或是创造租金的问题，往往会在回归分析中被忽略掉。即使那些联立方程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测也是如此，问题不在于到底是外商直接投资引起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促成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问题是，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创造租金还是通过生产率改进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因此，关键是要将有关两者的相关性的分析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定路径相联系，在这个特定路径中，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影响的机制必须要能够准确地识别和评估。
要将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分析与中国特定发展路径联系起来，逻辑上就必须超越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唯一指引的视野，诉诸更宽泛的理论框架。在相关理论文献中，与新古典传统相对，还有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和激进政治经济学，它们并不否认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体现为额外的金融和技术资源，然而它们更加强调外资的其他特性，这包括外商进入国内市场的模式、技术转移的类型、塑造国内市场竞争模式的制度和结构环境，等等，认为这才是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后进发展的最关键因素，而且其影响往往是负面的(Lo 1995；UNCTAD 1995)。在相关的中国研究文献中，这些因素基本上都被忽略掉，这就使得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尽全面、合理。
二、宏观指标的直观判断
从宏观指标的直接观测结果看，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中国总体经济发展一个重要因素的观点，并没有得到经验支持。作为固定资本形成的一个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在1979-1991年期间的年流入量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相比还是极其微小的，只有从1992年开始才大幅度增加。从1992年至2006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之比年均约为12%，从国际背景来看，大约是同期所有发展中国家平均值的两倍。尽管如此，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同样很有限，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就只能更加有限了。可以断言，从1990年至2006年各年，外商直接投资透过资本形成来促进GDP增长，其贡献每年应该不超过一个百分点。
概念上，上述指标存在着三方面的局限性，从而有可能低估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一，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并不反映资本形成中增加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因为对资本形成的贡献除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外，还有来自外商投资企业的净利润再投资。第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与资本形成的比率这个指标，本身并没有涵盖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投资“挤入效应”。第三，这个比率并没有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无法观测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问题范文第4篇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机理分析，分别从途径分析、影响形式分析和效应分析三方面进行描述。其中途径分析是从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两方面进行探讨；正面影响主要是从资本的形成、资源配置、产业结构的角度进行分析；负面影响是从国家经济发展和研发水平的角度进行分析。形式分析分别从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方面进行；直接影响体现在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投资形式本身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间接影响体现在是外商直接投资通过间接的溢出效应影响经济增长方式，最后效应分析通过技术转移和扩散效应、竞争效应、联系效应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方式；机理分析
0 引言
国际资本流动在全球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愈来愈重要，外国资本的流入是外商直接投资为东道国带来的最为表面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外商直接投资在进入东道国市场以后，能够间接引起国家或地区的资源再支配和进一步的优化配置、经济结构或产业结构发生改变。主要是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把较为先进的技术、管理技能以及市场销售能力等带入东道国市场。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方式，那么外商直接投资投资是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作用机理和途径是什么？本文将作出分析。
1 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途径分析
1.1 促使国内资本形成，填补资本缺口
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在突飞猛进的过程中，暴露的资源缺口，无法满足管理、经济等各种要求。如储蓄投资缺口、财政收支、外汇缺口等都需要迫切的解决。通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比较快的解决这种缺口问题，把发达国家的较占优势的生产要素带到东道国，从而缩小不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比较大的差距。
1.2 激活并充分利用国内闲置、浪费的生产要素，促使资源优化配置水平提高
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和吸收不单单促使国内生产要素在使用效率方面得到提高，运用东道国相对低级的生产要素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国家的高级生产要素，东道国闲置要素与外商直接投资国家的流动要素交换，这样就能够逐步改善国内经济结构、资源优化配置、产业升级、产品技术提高，至此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终促使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通过硬件、软件的引进，可以有效的改善和提高东道国本地企业在资源上的配置效率。
1.3 促进产业结构转换和升级
每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离不开技术支持，只能从劳动密集型或者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发展，才能有效转变产业结构，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在注入过程中，通过技术转移和溢出效应促使东道国的生产技术进步，产业结构的转变和优化离不开外商直接投资发挥的作用，产业结构的升级，就能促使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转变。
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对东道国在其经济增长上的影响并不全是正面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不但有时候没有实现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反而有可能造成本国的经济倒退、引发经济泡沫，更加大了东道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负面影响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不合理布局将导致东道国经济的不平衡发展。
通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而形成的东道国技术溢出受到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在引入发达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的时候，需要考虑到产业之间的平衡发展，避免不平衡发展所带来的后果。东道国呈现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状态，重要原因在于产业布局的不规范、不合理性导致的。
（2）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垄断阻碍东道国研发水平的提高。
很多跨国企业在进入比其发展水平低的国家时，对生产技术进行行业垄断，会直接影响东道国经济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投入国家和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差距会越来越大，技术水平的悬殊会越来越明显。
2 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形式分析
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方式受跨国公司的外资进入影响越来越深远。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是通过两种形式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通过上两条思路可以进行如下的概括：
一是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直接影响方式主要体现在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投资形式本身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东道国在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以后，外资企业所具备的技术水平高、管理经验先进的优势，随着对东道国的外资投入，渗透到东道国，缓解东道国优势行业垄断、劣势行业只能淘汰的现状，使得产业结构优化、资源合理整合。
二是外商直接投资通过间接的溢出效应影响经济增长方式，外商直接投资从表面上看仅仅有资本的流动功能，但是在资本输出的过程中管理经验、产品技术、销售技巧、网络覆盖等都随之输出。并能大大提高东道国的产业技术水平。而这些也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是一种相对表面和外部性的表现。
3 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效应分析
3.1 技术转移和扩散效应的影响
东道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机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转移与扩散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两个关键问题：第一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技术控制约束着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转移与扩散力度；第二是东道国自身的技术吸收能力制约着模仿学习能力。由于外商直接投资跨国公司企业便会对在东道国进行的技术研发实行垄断或技术控制。
3.2 竞争效应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其目的都有所不同，在东道国生产本地化的程度也会有所不同，在与其它国家竞争的过程中，在压力之下，东道国的企业就会采用模仿学习手段来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竞争效应和模仿学习效应之间就会逐向趋同，从而竞争效应就能提高东道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提高了经济增长质量，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3.3 联系效应的影响
发达国家的雇员不用通过流动而仅仅通过与东道国企业雇员之间的交流，就会将其熟悉掌握的知识传输给东道国的企业雇员。东道国企业的前向关联外资企业因为其在东道国的本地化程度提高而需要提供包含更高技术含量的中间产品；而后向关联的跨国公司企业随着在东道国本地化程度的提高，则需要更多的中间投入品，东道国的本地供应商因为跨国公司外资企业的技术帮助、培训以及质量控制标准化等而获取到更多的技术和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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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傅元海.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质量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20- 60.
[3]张天阵，钟娟. 基于金融发展水平的 FDI 技术溢出效应分析[J].统计与决策， 2010（4）： 17-24
[4]包群，彭水军.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 基于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估计[J].世界经济，2010（ 11）：18-23
外商直接投资问题范文第5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佳通科技；经济增长。
一个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与高速涌入的外商直接投资有着密切关系。对无锡经济的发展来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本地企业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
但是，外商直接投资在给地方的企业带来巨大经济利益与先进生产技术先进管理模式的同时，也给当地企业的发展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
一、理论回顾。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含义。
外商直接投资是（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指一国的投资者将资本用于它国的生产或经营，并掌握一定经营控制权的投资行为。
也可以说是一国（地区）的居民实体（对外直接投资者或母公司）在其本国（地区）以外的另一国的企业（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分支企业或国外分支机构）中建立长期关系，享有持久利益并对之进行控制的投资，这种投资既涉及两个实体之间最初的交易，也涉及二者之间以及不论是联合的还是非联合的国外分支机构之间的所有后续交易。
（二）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
外商对企业直接投资的实践表明，外商对企业的投资是循序渐进、逐步推进的，而非一蹴而就。同时技术投入也一样，遵循着同样的原则，采取了十分谨慎保守的策略。到目前为止，外商直接投资方式进入我国市场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即是建立传统的投资方式，建立新企业或扩建原有的工厂规模，这一形式又被称为“绿地投资”（Greenfield Investment）；另外一种形式则是通过购买企业部分或全部股份，从而取得企业的经营控制权，又被称为“并购”（Merger &Acquisition）。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无锡企业发展的影响。
在无锡的高新区，很多企业都是由外商直接投资介入，因此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了不同的影响。
（一）正面影响。
1.
加速企业资本积累。
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各种途径促成了企业资本存量的增加，有利于弥补企业现实存在的资本缺口问题。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在扩大投资规模的同时直接形成生产能力，提高了企业的投资水平，直接加速了企业的资本积累；另一方面，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通过在产品市场或金融市场的竞争取代了本土企业，从而对本土企业资本也会造成“挤出效应”，间接加速了企业的资本积累。
2.
改变市场机会。
外商直接投资带动了东道主企业和国外其他企业的关联投资，新的市场机会促进了企业投资计划的实施。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更加了解国际市场，还常在国际贸易中具备良好的声誉、先进的营销手段和广泛的分销渠道，所以，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为东道主企业带来市场机会进入国际市场参与竞争。
3.提高企业员工的素质与生产技术水平。
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一旦建成，几乎所有跨国企业都尽可能地雇用当地人员。实际上，跨国公司正逐渐将曾经一度由总部人员担任的职务实现本地化。因此，跨国公司必定投入大量的资金，培训当地员工学习先进的管理技术与规章制度，为当地培养和训练了包括技术工人在内的大量的人才。对本地人力资源素质的系统性提高发挥着重要作用，直接提高了企业的员工素质。
4.提高企业内部管理水平。
外商直接投资在给企业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管理模式。外商直接投资使企业转变陈旧的经营方式，加快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如新区的佳通科技公司在未引进先进的生产管理模式之前，几乎一盘散沙。管理体制不健全不完善，管理力度不到位，导致公司业绩下滑，日益走下坡路。但是在引进先进的管理模式之后，公司状况有了明显改观。公司业绩一路攀升，各部门责任明确，公司运转井然有序，企业的内部管理水平有了大幅度提升。
5.提高企业的产品质量。
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往往更加注重产品的质量，这就迫使企业改变了传统“得过且过”的思想，“质量第一”重新引起了无锡企业人的重视。品管部门严把质量关，坚决不把有缺陷的产品流到下一站，这就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同时，提高了企业的信誉度。
（二）负面影响。
1.造成企业过度依赖外资。
外商直接投资尤其是并购这一方式会引起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下降，形成对外资的高度依赖。无锡企业虽然认识到了目前市场竞争的激烈性，也引进了一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模式。但是一个企业要做大做强，仅仅依靠外部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靠引进来壮大自身，对外商企业的依赖度太大。一旦外资撤出，企业将无法与本土企业相抗衡，会逐渐退出市场竞争的行列。
2.
外商直接投资给企业发展造成限制。
外商直接投资往往以技术、设备以及管理制度的形式出现，直接投入现金或银行存款却很谨慎。目前的引进固然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但是太缺乏灵活性。
企业本身资金回笼速度慢，加上没有足够的流动资金，导致企业运转有很大的困难，同时，企业要进行新项目的投资与技术的研发却没有可以自由。支配的资金。
3.带来一些滞后的技术设备。
有些技术设备在我国尚属先进但在国外可能只处于中端水平甚至已经淘汰。而引进这样的设备就使得企业吃了大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难以长久立足。
4.
产品生产过程中给环境造成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的生产技术有一些是在其本国对环境造成污染而被禁止使用，然后流入到我国的。
这样就会造成我国企业四周环境的污染。目前有些引进外资的企业对外排放的废水中含有重金属、放射性元素，对环境的污染极大。但是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企业存在侥幸心理，逃避检查，置电磁波辐射污染的危害于不顾，对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严重威胁。
三、无锡企业的未来展望。
（一）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外商直接投资固然可以使企业技术进步，但技术进步归根结底应该来源于企业自身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发挥。在科学、合理、高效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要避免对其过度的依赖，一方面继续积极引进外商投资，另一方面走自主研发创新之路。
创新才是企业发展壮大的不竭动力，是企业的生命源泉。在一些重要技术领域里需要有自己的东西，要具备自主创新的不竭源泉；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生产技术，不能过于依靠；战略性技术必须依靠自身力量进行研发。创新是企业进步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只有创新以更快的速度超前于经济发展，才能稳定支撑未来经济的持续发展，只有依靠创新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升级，受外商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才会更小，走出危机才会更快，危机之后的发展才能够更为迅速。企业必须具备勇于技术创新的的胆魄。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切实掌握更多的核心技术，创造更多自主知识产权，使企业始终处于发展前沿。
（二）适度引进外商直接投资。
首先，佳通科技在适度引进外商技术设备与管理模式的同时，应争取更多的资金。资金具有很强的灵活性，企业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合理分配，使资金更为有效的利用。如果企业拿外商直接投入的资金进行恰当的项目投资，会给企业带来更为可观的利润。
其次，企业在引进技术时，应慎重衡量，要选择那些真正处于世界前列的技术，而非国外已经淘汰的，要为企业的长期发展考虑。
最后，企业在接受投资时，应选择那些符合环保标准的生产方式，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眼前利益，引进有害于我国环境的生产技术。
企业一定要重视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坚决抵制有害于环境的生产方式。
（三）建立品牌经济，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
世界上极少量的知名品牌，占据了全球大约一半的市场，品牌经济已成为区域经济和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撑。
为了使企业跨越式发展，应利用各种优势特点出台一整套完整的政策措施，充分重视品牌的研制和开发，增强品牌意识，培育品牌精神，发展出国际知名的品牌。
这样一来，即使今后外商投资撤出了无锡的企业，但是由于品牌效应的作用，仍然具有强大的市场竞争力。
（四）减少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度，提高企业生存能力减少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度同时大力拓展国内市场是佳通科技得到的重要启示，也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但是这并不是说不重视国外市场，特别是我国经济发展还相对落后，即便是发达国家也要一定程度的依靠国外市场。
因此，要兼顾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减少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开发国内市场，拉动国内市场需求。在积极参与国际竟争的同时，也应注重发展国内市场，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企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五）根据自身特点调整发展战略。
企业发展战略具有前瞻性、全局性、方向性和长远性的特征，因而对企业的持续发展和做大做强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企业应当重新审视自己的发展战略，并根据自身特点调整发展战略。
1.要重新审视企业的发展战略。
企业发展战略的核心是市场定位。企业要实现持续发展，就必须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修正自己的发展战略，重新确定市场定位，并相应进行资源配置。并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修正企业的发展战略。
2.要不断提高主业的竞争能力。
主业是企业具有竞争优势的业务，是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和企业生存的基础。世界500强的发展，其主业都很清晰，并且大多集中在有限的几个主业，采用专业化的战略参与市场竞争。
3.
要慎重实施兼并收购。
企业规模是企业获取市场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方面。
企业要做大，一般会面临是依靠自我积累滚动发展，还是兼并收购的战略选择的问题。从国内外的经验看，兼并收购是一把双刃剑，成功的兼并收购有利于企业壮大实力，不成功的兼并收购则会成为企业的沉重包袱，甚至会拖垮企业。
（六）提高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
健全和有效的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和核心。
1.要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结构是用以处理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而产生的委托关系的制度安排，是公司制度发挥作用的基础。企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要按照《公司法》的要求，规范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职责，做到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
2.要不断提高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
仅仅建立公司治理结构的框架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保证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如果只是拥有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而没有有效的去贯彻执行，那么再完善的治理结构也是没有效果的。必须不断完善公司治理，切实贯彻公司治理办法，确保公司治理结构的顺利进行，提高治理结构的有效性。
综上所述，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是改进了无锡企业技术水平与管理模式从而推动企业经济发展的有效工具。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涌入，为知识和技术向企业迅速和有效转移提供了必要条件。面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应认真冷静的对待，不能盲目接受。在引进国外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模式的同时，自身也要不断的进步，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技术改革与创新，不能仅仅依靠引进来的东西，这样才能真正的把自身做大做强。
参考文献
[1]汪素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中的产业安全问题》《国际经贸探索》。200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