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基本问题和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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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基本问题和派别范文第1篇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首次明确提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1]以此为依据，我国现行教科书将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具体内容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何者是本原，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哲学派别的根本标准；另一方面是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划分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标准。可见，在哲学的理论体系中，哲学基本问题具有硬性的规范性作用，它是划分哲学派别的重要标准，影响着哲学其他问题的解决方向和方法。鉴于如此重要的地位，哲学基本问题一直是我国哲学界争论的重要问题。
一、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争论及其理由
哲学不是教条，需要不断的丰富和完善，所以对哲学要采取既坚持又发展的态度。但是。改革和发展哲学绝不是将其正确的、本质的东西抛弃，而是在结合实践的基础上辨明是非、修正错误、不断完善。
近年来，我国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出现了不少争论，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有几个方面的问题。传统观点认为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包含两个方面，即思维与存在何者为第一性问题和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哲学界对传统僵化的教科书体系批判的深入，有些学者认为原有哲学基本问题两个方面的内容没有充分的反映哲学能动性和革命性特点。因此。哲学基本问题的这两个方面不够全面，还应包含其他方面的内容。例如有学者提出“思维对存在的反作用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三个方面[2]其理由是：其一，如果哲学基本问题中不加上思维对存在的反作用，只坚持存在对思维的制约作用，不承认人在客观世界面前的能动作用，也就是只坚持人能认识客观世界，而不承认人在认识的指导下，通过实践能动的改造世界，这就使哲学基本问题无法体现辩证法思想，必然陷入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其二，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本体论、认识论讲的都是怎样认识世界的问题，都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因此，原有的两个方面没有强调改造世界，突出实践的作用；其三，将思维对存在的反作用，即实践论方面，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三个方面能为认识提供手段，从而提高主体的认识能力和思维能力，使我们能更好的认识世界。在此基础上，有人提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之一。
第二种观点是思维与存在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但其具体形式会不断变化。面对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质疑，有学者提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3]因为，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具有的“唯一性”是由它的对象决定的，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哲学存在于多种多样的具体理论中，但这些具体的哲学理论是在“统一性”基础上表现出“多样性”。哲学的对象决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哲学不是“超越”、“批判”了哲学基本问题，而是合理的解决了这一问题；也有学者提出，要用“历史的观点”[4]对待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即在总体上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全部哲学史的基本问题”，但在不同历史时期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即在远古时代表现为灵魂与肉体的关系问题、在古代哲学中表现为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在中世纪表现为神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在近代哲学中表现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第三种观点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不是永恒的哲学基本问题，只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因为哲学从属于现代哲学，因此，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例如，有学者提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实践问题”。[5]认为我们必须把哲学与哲学的具体类型区分开来，哲学是唯一的，与它对应的问题是哲学的元问题，即什么是哲学的问题。哲学有许许多多的具体类型，所谓“哲学基本问题”不是对应哲学而言的，而是对应于具体的哲学类型而言，有一种哲学类型，就有一个哲学基本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黑格尔等为代表的知识论哲学类型的基本问题，现代哲学从根本上超越了知识论哲学传统，马克思哲学从属于现代西方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所以它的哲学基本问题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实践问题。此外，也有些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将“实践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合规律性与和目的性的关系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和“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
第四种观点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已经过时了。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随着马克思实现哲学的伟大变革和哲学的产生，哲学基本问题被终结了或被超越了，马克思哲学不再是什么思维存在何为第一性，有无同一性、主客体之间的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例如有学者提出“人的实践和人道评价的关系问题或实践和人道的双向批判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6]
可见，上述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这些观点大多是针对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针对教科书中传统的解释模式以或明或暗的方式提出。笔者认为对待哲学基本问题，不仅要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发展它，而且要回到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那里，去挖掘马克思本人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一些思想，特别是其思考哲学基本问题时的思维方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继承和发展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
二、我国哲学界在解决哲学基本问题时思维方式的缺失
哲学是从总体上研究人与世界的关系，而人与世界最本质的关系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因此，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它存在于一切时代的哲学之中。因为，人作为实践的存在物，一方面，面对的是外在客观的世界，这就促使人从自己的需要出发，按照某种思维方式认识客观世界及其规律。另一方面人有把自己的精神属性赋予客观世界以改变世界，这就必然发生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所以正确的回答两者的关系是人在处理人与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它不是任何哲学家臆造出来的，也不是任何哲学家可以回避和否定的。所 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贯穿全部哲学史的一条线，它规定和制约着解决其他一切哲学问题的基本方向。虽然，有人认为哲学研究不能采取帖标签的方式，不能把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即哲学阵营的划分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唯一活动内容，但是我们不能否认面对如此繁杂的古今中外的哲学思想，抓住哲学基本问题这条线索有利于考察其发展轨迹和脉络。
马克思能够实现哲学的伟大变革，并不在于它超越或终结了哲学基本问题．而是从实践出发科学的、合理的解决了这一问题。在传统观点看来，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来看，一是思维与存在何者是世界本原的问题，二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但仅有这两个方面还不足于体现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特性。因为马克思的哲学不是要去引导人们从事抽象的理论研究，而是要以改造世界为己任，“哲学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因此，思维对存在的反作用应该成为哲学基本问题内容的第三个方面。此外，将思维对存在的反作用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三个方面，还能够揭示思维与存在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即它们的辩证关系，这就科学的回答了世界是怎样存在的问题。因此，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也是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之一。但是，哲学基本问题要体现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本性，就不能将视野仅仅局限在抽象的层面来探讨思维与存在的一般关系及其所包含的内容。因为，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类实践活动，随着人类实践活动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及哲学研究的深入，我们还可以在抽象的层面上揭示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所包含的更多的内容，会出现哲学基本问题内容的第四个方面，第五个方面甚至更多，这就会使我们在抽象层面上就哲学基本问题一般的关系及其内容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之中，不能真正的引导人们改变世界。因此，我们不应该将视野局限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一般层面上来探讨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包含多少方面，而是应该由抽象上升到具体，返回到马克思哲学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去，依据马克思哲学的内在规定，去寻找哲学基本问题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具体的存在形式或表现形态。
随着近年来我国哲学界对现代西方哲学了解和研究的深入，有些人从现代西方哲学的视角来重新阐释哲学基本问题，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不再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似乎这样哲学基本问题就不会“过时”或“落伍”。实质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是恩格斯在总结全部哲学史的基础上提出．它只是一般的结果。这也就是说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哲学基本问题具有永恒性，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形态或形式。在这不同的具体形态或形式下面。思维与存在关系的一般性仍然保持着。在当前的一些学者看来，恩格斯或传统教科书体系中的哲学基本问题不能够体现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批判性，忽视现实的、具体的人，进而从现代西方哲学的视角出发，在早期的马克思哲学著作中寻找理论支撑来建立哲学基本问题的新形态或形式。我认为这一做法值得商榷，因为，马克思能够实现哲学的伟大变革。在于科学合理的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更重要的在于他也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因此，把握马克思的哲学思维方式是我们全面合理的理解哲学基本问题的重要前提。
三、马克思以实践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哲学基本问题
首先应当明确，马克思在论哲学基本问题时，是以实践的思维方式来人思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的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8]
从马克思的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以往的哲学家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解决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上的不同缺点。黑格尔强调思维对存在的能动性、主观对客观的改造。以此强调思维与存在的辨证关系。但是“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世界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9]从对思维内容的理解上看，马克思和黑格尔正好相反，在马克思看来思维内容是移人人的头脑而被改造过的感性的东西，即物质的东西。所以马克思说他只是“抽象的发展了”思维的能动性。费尔巴哈反对黑格尔抽象的思辨，推崇感性直观，反映在哲学基本问题中也就是强调思维要通过“直观”的方式认识存在，但是“在对感性世界的直观中，他不可避免的碰到与他的意识和他的感觉相矛盾的东西，这些东西扰乱了他所假定的感性世界的一切部分的和谐，特别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其原因就在于费尔巴哈仅将理论活动看作实践活动，将真正的人的活动，即物质实践活动，看作是“卑污的犹太人活动”，所以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1]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因此，单纯的通过依靠感觉的直观方式虽然突出了“存在”的感性特征，即客观现实性，但却抹煞了思维的能动性。可见，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哲学的问题在于思维与存在的能动性与感性基础统一不起来。在此问题根源在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处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时所采取的思维方式就是从思维和存在的两极对立出发，用一极去统一另一极的思维方式，没能很好的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哲学的基本问题和派别范文第2篇
关键词：哲学 中国传统哲学 兼容性
每一种文化都各有其特色，作为文化精髓的哲学也就自有其个性。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既异且同，构成了某种程度的互补。哲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它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每一个民族的具体特点和发展道路。就中国而言，必须把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使及其哲学取得民族形式，同时就是把及其哲学同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相结合的过程，就是及其哲学中国化的过程。
从理论上讲，哲学之所以能够中国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哲学是辨证唯物主义，而中国哲学中存在着悠久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辨证法传统;更重要的是，这种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辨证法达到了统一，形成了一种朴素的辨证唯物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哲学与哲学具有着一致性。
一、中国传统哲学在本体论上与哲学基本问题的相通
哲学回答哲学基本问题，因为它是贯穿各类哲学问题之中，决定着整个哲学体系的性质，并对解决各类哲学问题具有支配作用。哲学对哲学基本问题不是抽象地、直观地理解，而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恩格斯在概括和总结哲学发展史上哲学基本问题的演化过程中，提出哲学基本问题这一著名论段：“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围绕这一哲学基本问题，不仅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斗争和对立，而且也存在着辨证法和型而上学的矛盾。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唯物主义也是在回答哲学基本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尽管中国传统哲学有其思考的特殊问题，但以“究天人之际，同古今之变”为己任的中国传统哲学，也必须要探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讨论的是不同的问题，按其历史进程来说，主要问题是：先秦两汉的天人之辩和名实之辩；魏晋至隋唐的有无之辩和形神之辩；宋元至明清的理气之辩和心物之辩。这六个主要问题实际上就是哲学基本问题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特殊表现形式。正是在探讨这些基本问题的过程中，中国传统哲学也产生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基本派别，形成了独特的朴素辨证唯物主义。
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围绕“天人”“名学”之辩来探讨哲学基本问题。管子以“水”为万物之本原，荀子认为“气”是一切“有生”“有知”“有义”的事物赖以生存的基本或本原等，先秦至两汉的唯物主义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原初物质”。魏晋之后，裴顾主张“崇有”论，认为万物都是“自生”“自生而必体有”，这就是说，“自生”的万物以“有”即客观存在为本体。王安石以自然之气为“本”“体”，以形器之冲气为“未”“用”，认为“道有体有用，体者，元气之不动，用者，冲气运行于天地之间。”张载提出“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即：“太虚”，“无形”的“气”是“有形”之气的“本体”。换言之，客观存在是世界的本体。王夫之则概括出“实有”这个哲学最普遍、最基本的范畴。认为“实有”即客观实在，是宇宙万物共同具有的本原、本质。宋元至明清时期的理气之辩和心物之辩，这些论辩几乎涉及哲学的各个方面，如：本体论、方法论、发展观、历史观等以及哲学的各个分支领域，具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其中都蕴含着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和讨论。当然，中国传统哲学在这些论辩中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无论是使用概念还是表达方式都与西方哲学有所不同，表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想传统和理论创造。
虽然在中国哲学史上，哲学家并非每个人对哲学基本问题在主观上都那么明确，也并非每个人都曾使用“物质”，“意识”这样的概念，但这并不表明他们回避这个问题，只不过是以不同的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哲学基本问题在中国传统哲学上主要问题的讨论中越来越完全地被揭示出来。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哲学在不同时期思考与讨论的基本问题与哲学的基本问题的概念大致是相同的，这是马克思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结合的契合点。
二、中国传统哲学中唯物主义同辩证法密切统一
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内容上看，哲学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有机统一，这种统一是自觉的，是建立在科学实践的基础之上，是经过科学的概括和论证的，这种统一是内在、有机的统一，这种统一贯穿于马克思哲学的每一个原理、每一个命题之中。的唯物主义是辨证的唯物主义，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的辨证法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是彻底的辩证法。
纵观中国哲学史，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哲学有着悠久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统一。中国传统哲学关于变易发展、对立统一、相反相成、整体联系、生化日新等问题，都有相当精彩的论述，形成了较为发达的辨证思想。这种朴素辩证法和朴素唯物主义在荀子、张载和王夫之那里达到了统一，形成中国哲学的朴素的辨证唯物主义的传统。
中国传统哲学一向重视“和而不同”，西周末年史伯就提出“和”的观点，并区别了“和”与“同”，后被儒家发展为“中和”的思想，这里“中”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和”则是使不同、差别、对立相结合，使之合乎节度。这无疑包含着辩证法的智慧，它同时表明，同西方辩证法相比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法更为关注中庸和谐、有机整体，充分肯定宇宙是一个和谐有序相关的整体。
中国传统中学的辩证法关注生生不已、变化日新，认为变化的本质就是创新，宇宙是一个不断创新进化的过程。《易经》就已经精湛地接触到对立面的统一是事物发展规律的思想。认为“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荀子对先秦哲学作了总结，不仅认为“天“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而且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因此，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事在人为。同时，只有通过人的作为，才能“制天命而用之”，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在荀子这里达到了统一。韩非也是一位拥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哲学家，他认为“道”“是万物之所然、万理之所稷”。其朴素辩证法思想明显地表现在“矛盾之说”上。一方面，他肯定了斗争在摧毁旧事物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他对矛盾双方的同一性并非完全否定，并明确提出了矛盾双方转化的条件性。汉代的王充创造性地发展了先秦以来的“元气”学说和“天道自然无为”的学说，坚持唯物主义的宇宙观，提出了物钟之间的联系呈现出“同气相成，殊气相革”的普遍规律。宋代的张载系统地阐述了“太虚即气”的唯物主义本体论，在辩证法方面特别提出了“一物两体”的命题，认为气是一种连续的物质，内部包含着阴阳两个对立面。正是由于这种本性，气具有不断产生出天地万物并形成了万物运动的规律性。按照张载的观点，“两不立则不可见，不可见则两之用息”。就是说，凡观物要察其一中之两，以及两体之一，于一观其两，于两观其一。可以看出，这种思维方式把差异和矛盾当作统一体的固有内容来把握，无疑是一种辨证的思维方式。王夫之总结并综合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不仅辨证地分析了理与气、道于器、无与有、动与静、知与行以及“合二为一”与“分一为二”等等的关系。而且探讨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不论自然还是社会阴阳对立统一是事物中普遍存在的规律。而各类事物各有自己特殊的规律，人们只有认识了这些特殊的规律，才能知道如何处理各类事物，即：一般存在于特殊之中。王夫之的辩证法思想是丰富而深遂的，他完成了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统一的气一元论体系，把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辨证唯物主义发展到了顶峰。
三、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与主、客体辨证关系的契合
哲学关注的是人与世界的关系，注目于现实的人极其发展，探究人极其活动与世界的关系，以此启迪，教导人们用更高的智慧、更好地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在西方思想史上，最早提出并探讨“人类同自然界的和解”以及“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问题的，当推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并不主张“对自然的崇拜”，而是主张征服自然。但哲学同时认为，人们并不是在自然之外，而是在自然之中去征服自然，这种征服意味着在更高阶段上回归人与自然的统一。所以，应在最识合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更换。恩格斯警告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之中，因为“对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应该说，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超前性，更何况哲学为解决这一历史问题指出了必由之路，即：按照自然规律和人的内在需要这两种尺度去改造世界。
与哲学相似，中国传统哲学在“究天地之际”时，更为关注人与自然的统一。认为“天道”与“人道”不是两个道，而是一个道，认识世界与认识人本身具有一致性。孟子的“天人相通”、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张载、王夫之的“天人一气”都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和辩证法的色彩。因此，“天人合一”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共识和主导原则，虽然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它包含着合理因素。它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注重价值理性的特点，对于纠正那种把人与自然截然对立起来，片面强调征服自然的观点，无疑具有启示和制衡的作用。
中国传统哲学把认识世界同认识人本身统一起来的哲学思维方式与哲学有相通处。哲学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辨证统一的关系，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是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逐步加深的，反过来说，人类对自身认识的不断加深又促使其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能力的提高。
总之，从理论上看，哲学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同中国哲学中的朴素的辨证唯物主义传统密切相关。正因为如此，中国早期的者在引介哲学的时候，就注意的发掘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辨证唯物主义。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辨证唯物主义既构成了哲学得以产生的重要的历史文化基础，又构成了中国人接受哲学以及哲学中国化便利的思想桥梁。
参考文献：
[1]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79。
[2]杨 耕、陈志良、马俊峰著：《哲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3]郅 锦：《与儒学关系的思考》，《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6.2。
[4]黄琳庆：《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契合点》，《贺州学院学报》，2007.3。
哲学的基本问题和派别范文第3篇
[关键词]：《基本原理概论》 自学考试应试方法
一、图表关键词记忆法
图表关键词记忆法主要针对答案条目清晰的简答题，通过摘取每一条目的关键词，组合成图表的方法，对该简答题给予串联记忆。以题目“的理论特征”为例，该题目的答案为“的根本理论特征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第一，的革命性，集中表现为它的彻底的批判精神。第二，的革命性，还表现在它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上。第三，的科学性，首先表现在它不带任何偏见，其次还在于它的理论是深刻的，再次不仅在于它提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还在于它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经过总结与提炼，该题目的关键词分别为“实践、科学性、革命性”，其中“科学性”又包含“客^性”、“深刻性”和“发展性”；“革命性”又包含“批判性”和“政治性”。用图表可表示为：
二、谐音记忆法
谐音记忆法主要是通过寻找题目答案中的关键词，通过谐音的方法把关键词编成一个完整的、容易记忆的句子，从而使得自考学生能够较快、较长时间的实现对题目的良好记忆。以“学习的目的”一题为例，该题目的答案是“第一，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第二，掌握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工具；第三，全面提高人的素质；第四，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从四条答案中提炼出关键词，分别是：“观、工具、素质、实践”，然后采取谐音记忆“关（观念）公（工具）素（素质）来使（实践）大刀”。
三、类比记忆法
类比记忆法是通过在课本内容的理解上，对知识点加以对比，以加深对抽象词语的理解与记忆。以“哲学的基本问题”为例，该题目的答案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物质与意识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教师在讲解时，对这个抽象的词语必须加以通俗化的讲述，然后上升为理论知识。从主客观的角度，我们可以把世界分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用哲学的语言表述，主观世界即思维或意识，客观世界即存在或物质。哲学作为一门人类对世界展开思考的科学，它是从人类自身的存在和发展这个基本点出发去认识客观世界的，所以主客观世界的关系问题即思维和存在或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是自古至今任何哲学派别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四、反义词记忆法
反义词记忆法主要是针对考试中比较类题目的解答，通过比较，记忆反义词的方法，达到对题目的深刻理解与记忆。以“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区别”为例，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或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主要回答的是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以及世界可不可以认识的问题。与之相关的还有世界是什么样的问题，即世界是以怎么样的状态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同样有两个相反的答案，一是辩证法，二是形而上学。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是联系的、发展的，事物发展的原因是事物的内部矛盾，形而上学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是孤立的、静止的，事物发展的原因不是事物的内部矛盾。
五、联系实际记忆法
联系实际记忆法主要是把抽象的理论表述转化为实际生活中常见的活动，通过实际场景记忆抽象理论知识点。以“实践的含义及其特点为例”，实践是一种人类特有的活动。从实践的构成要素看，首先必须有实践活动的主体，也就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其次必须有实践活动的客体，也就是实践活动所指向的对象；最后主体客体之间必须发生了联系，也就是改造和探索的活动。从实践活动的特性看，首先实践活动是人类活动，带有人类的主观目的，所以它是自觉能动的；其次实践的主体、客体、工具都是客观的，所以它具有客观性；最后人类活动是以社会为单位展开的，是一代一代人不断积累的过程，所以它具有社会历史性。以“考试”这项实践活动为例，进行理解记忆。考生是实践的主体，考卷是实践的客体，考生埋头思考答卷是改造和探索的过程。考生在考试前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的准备工作，这是实践的自觉能动性；考生、考卷、考试用的笔都是客观的，这是实践活动客观性；考试是经过各级部门的组织进行的，考的是前人的理论总结，这是实践活动的社会历史性。
六、时间次序记忆法
哲学的基本问题和派别范文第4篇
【关键词】语言学转向 发展 文学研究
20世纪以来，知识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无论在规模和效率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令人惊异的高度。“信息”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人类社会进入了名副其实的信息社会。而信息的运行和交流无论采用何种传播手段,都主要是以语言的形态呈现和存在的,因而又称这个时代为“语言的时代”。
一、产生
哲学在20世纪初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这是哲学史上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语言本身的一种理性知识提升到哲学基本问题的地位,哲学关注的主要对象由主客体关系或意识与存在的关系转向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语言问题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
语言学转向的出现带有浓厚的科学主义思潮的色彩,是在20世纪初期西方盛行的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作为20世纪主要思潮的科学主义的特点是要求排除不可实证的形而上学,追求研究的客观性、精确性和可靠性,尤其强调以数学和逻辑作为研究的基础与规范。
二、发展
从语言学转向的发展来看,有两个对西方当代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人物值得我们注意:一个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另一个则是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被称为西方语言学中的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他把语言学看成是一门科学,即结构语言学,并希望在此基础上创建符号学。他提出,符号(能指)与事物(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人为的、随意的(约定俗成),意义是由符号之间的关系来决定的。按照索绪尔的语言理论,语言是一种“先在”,是受语言符号的规则系统支配的,规则系统决定了所表达的意义。
可以说，结构主义的整个思想都植根于语言学中。其代表人物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尔特、a.j.格雷马斯、茨维坦·托多洛夫等认为，语言不仅是文学的媒介，而且是文学的生命，作家的写作相当于进行语言研究。不仅如此，他们还不把文学看成一个类似语言的有着自身结构的封闭的符号系统，把研究的目标从个别文本转向文学作品的构成因素、符号象征意义等。结构主义文艺学可以说是和语言学和文艺学结合最密切的产物。如拉康的精神分析藜芦，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都因吸收现代语言学的成果而有利于它们克服自己的一些弊病。
与此同时，过分地看重了语言因素机械地搬用语言学模式，这种做法也带来了很多弊病。由于它几乎在文学和语言学之间划了等号，在研究中直接套用语言学模式来分析文学现象，不顾文学的审美特性，把生动的文学作品及其创作过程化成了干巴巴的规则；把文学封闭成孤立的自足的现象，就语言本身来寻找其发生发展的动力，切断了它与现实作家和读者的联系，这就等于切断了文学的源泉和生产线，使他们无法克服自己的片面性。
海德格尔关于语言与存在密不可分的观点,在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后期的哲学探索主要集中在语言问题上,力图把语言同存在联系起来。与索绪尔所不同的是,海德格尔思想中所包含的人本主义思想的成分,使得语言学转向朝着人本主义的思潮靠近,因而比受科学主义思潮影响的语言学转向理论在更大的范围内引起了反响。海德格尔的语言论所标明的方向,在以科学主义为主的语言学转向中使人看到了一线人本主义思想的亮光,对20世纪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转折
1966年,德里达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宣读了他那篇引起轰动的《人文科学话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标志着结构主义在其走向之后开始走向瓦解。德里达破坏了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激烈地否定结构主义者苦苦追寻的元语言结构的存在,开创了全新的否定思维方式,他不仅将语言逐出了世界的中心,而且完全消解了中心的存在。解构主义的颠覆策略在知识界掀起根本性的思想方式革命,原先在结构主义阵营内徘徊的大师们一夕之间纷纷倒戈，罗兰·巴尔特就是典型的例子。
20世纪60年代末至今被成为“后‘语言论转向’时期”。当代文学研究在后“语言论转向”时期出现了四个特点:语言学模式、解构思维、跨学科实践和政治化倾向。解构主义思维方式成为各种批判性文学研究方法实践的思想基础,尤其是形成后现代主义文化不可缺少的因子,而解构方法在批判过程中的显著效果又使各理论批评派别对它情有独钟,受现代语言学革命的影响,广大人文学科纷纷用语言学研究模式来构建自己的新研究方法,探寻新的研究范围,均取得了巨大成果。以语言学为桥梁,各学科间的融合成为可能。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中,在一个交往对话的时代,文学研究日益要求扩展其视野,打破学科间的垄断状态,广泛借鉴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
四、阶段性
关于“语言论转向”,多数论者是从西方哲学的整个发展过程来解释的,认为从古希腊开始的西方哲学史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其间经历了两次转向。三个时期为：从古希腊到近代的本体论时期,从近代到现代的认识论时期,从现代开始的语言论时期。两次转向为：近代的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和现代的从认识论向语言论的转向。笛卡尔的怀疑论哲学揭开了第一次转向的序幕,现代分析哲学揭开了第二次转向的序幕。从第一次转向到第二次转向具有逻辑的必然性,因为从历史发生的角度看,先有世界,后有能思想、会讲话的人,与这个顺序相应的哲学过程就是本体论——认识论——语言论。
可“语言论转向”为什么偏偏在20世纪发生了? 20世纪的哲学之所以由认识论转向语言论,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语言的时代,语言问题成为这个时代最突出的、最急迫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语言论转向”体现了20世纪哲学对“语言”这个时代课题的积极的回应和主动的承担,标志着哲学在现时代的重大进展,尽管要解决的问题至今还远远没有解决。
既然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个语言的时代,既然在这个时代里,语言学以其划时代的空前进展而成为领先的学科,哲学中也发生了“语言论转向”,那么,受这一切的影响,在文艺学、美学领域里出现了对语言的前所未有的浓厚兴趣,当然也就出现了文学语言的研究热潮。
参考文献：
[1]万婕.后“语言论转向”中的文学研究趋势[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1）.
[2]董希文.文学文本理论与语言学转向[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3]赵奎英.当代文艺学研究趋向与“语言学转向”的关系[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
[4]王汶成.西方20世纪文论中的文学语言研究述评[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
哲学的基本问题和派别范文第5篇
一、在教学设计中增强哲学学习的主动性和趣味性
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应注重引发学生的内在兴趣，通过精心设计教学过程、方式、材料等，增强学生学习的内部动力。在教学过程中，尽量少使用惩罚、奖励、竞争等方式，目的就是减少外部压力来督促学生学习。试想，如果学生过分担心受处罚或批评，过分渴望奖励和表扬，就会影响内心的自由，从而阻碍创造性的发展，忽视哲学学习过程本身所蕴含的智慧。
在教授生活与哲学第二课《百舸争流的思想》前，笔者就先布置学生搜集查阅王阳明的学术观点，并动手写出有自己鲜明观点的论文。在讲授哲学史上的两大主要流派（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时，让学生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并引导学生辩证地看待这两种哲学思想。学生经过了大量的查阅资料的过程，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维，在课堂上能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碰撞出了许多思维的火花。整个课堂充满活力，学生的语言非常精彩，他们的创造力得到彰显，活力竞相迸发，这正是哲学教学所期盼的。
二、在教学过程中加强思辨性教学活动
哲学思维方式的特性是思辨性。哲学的思辨性是哲学对无限事物本质的辩证理解，它是一切哲学派别的本质共性。哲学的思辨性是与实践性相统一的科学的思辨性。加强哲学思辨性的教学活动，能增强学生学习哲学的内在原动力。
在讲授《哲学的基本问题》时，关于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是一个难点，生搬硬套对学生没有任何帮助。为此，笔者在教学中增加了一个环节，请学生辩论历史上著名的“濠梁之辩”。庄子和朋友惠施在濠水的一座桥梁上散步。庄子看着水里的苍条鱼说：“苍条鱼在水里悠然自得，这是鱼的快乐啊。”惠子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呢？”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惠子说：“我不是你，固然不知道你；你不是鱼，无疑也没法儿知道鱼是不是快乐。”庄子说：“请回到我们开头的话题。你问‘你怎么知道鱼快乐’这句话，就表明你已经肯定了我知道鱼的快乐了。”他们的辩论究竟谁是谁非，谁输谁赢，历来智者见智，仁者见仁。通过开展这样一个辩论环节，增强了学生的思辨能力，提高了学习哲学的内部动力。
同样是和庄子有关的典故，讲到这里还可以引申讲解“庄周梦蝶”：“昔者庄周梦为胡（蝴）蝶，栩栩然胡（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蝴）蝶与？胡（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子以此说明物我为一，万物齐等的思想，从而进一步论证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摒弃消极避世、回避矛盾的思想。
三、在教学实践中联系中学生实际生活，教会学生学以致用
现实生活中蕴涵了丰富的哲学道理，同时哲学道理也无处不在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不仅要积极学习哲学，更要懂得学以致用，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学习哲学的内部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