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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

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范文第1篇

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也不断在扩大。然而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企业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甚至少数发展中国家的先进跨国企业之间的差距,既不是生产成本的差距,也不是市场占有率不足,而是我国企业整体技术水准低,缺乏核心竞争力。中国企业要成长为具备真正竞争实力的跨国公司,关键就是要与国外领先产业领域内的先进技术要素接轨。对中国企业而言,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企业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促进产业升级,成长为全球先进跨国公司的有效且快速的途径。

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是国际投资领域内的新现象。所谓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Technology sourcing FDI,简称TSFDI),是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着眼的,是一种“逆向型”的对外投资,目的在于汲取国外更为先进的产业技术、管理经验、信息资源,提升企业技术竞争力,从而产生辐射效用,带动国内产业升级,创造新的比较优势。技术获取型FDI的产生和发展预示发展中国家企业在经济全球化大发展的新思路。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及特点

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2001年3月15日,我国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中》正式把“走出去”列入国家发展计划纲要。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普遍低迷的2001年和2002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屡创新高。截至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以及达到600亿美元以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已经达到3000多亿美元,成为世界投资流量第五大国。但仍不到全球总存量的2%;中国2011年600亿美元的对外投资流量,仅占当年全球总流量15000亿美元的4%,与传统的欧美资本输出大国相比,尚有较大差距。

2.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

第一,投资流量再创新高,跃居全球第五。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流量)为688.1亿美元,同比增长21.7%,连续九年保持增长势头,年均增速为49.9%。其中,非金融类601.8亿美元,同比增长25.9%;金融类86.3亿美元。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当年流量的5.2%,位居全球第五,首次超过日本(562.6亿美元)、英国(110.2亿美元)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

第二,投资覆盖率进一步扩大,行业多元而聚集度较高。至2010年末,中国在全球178个国家(地区)共有1.6万家境外企业,投资覆盖率达到72.7%,其中对亚洲、非洲地区投资覆盖率分别达90%和85%。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绝大部分投资流向商务服务、金融、批发和零售、采矿、交通运输和制造六大行业,上述行业累计投资存量2801.6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88.3%。

第三,并购比重超四成,再投资比重上升。2010年,中国企业以并购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297亿美元,同比增长54.7%,占流量总额的43.2%。并购领域涉及釆矿、制造、电力生产和供应、专业技术服务和金融等行业。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当期利润再投资24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48.9%,所占流量比重由上年的28.5%上升到34.9%。

三、对比技术获取型OFDI与资源获取型O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1.资源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关键动机是国内对于自然资源需求的上升,这一点可以由它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投资项目体现出来。中国经济发展需要自然资源,但是和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国内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很少,耕地和水、石油和天然气、森林、橡胶、铜矿、铁矿等重要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尤其需要利用国际市场来满足自身的资源需求。

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得资源的控制权,可以确保资源的安全稳定供给,保证我国重要资源的长期供给安全性。国际研究也表明,获得自然资源的严峻状态和不安全感的越强烈,通过境外投资获得自然资源而不是在世界市场上购买自然资源的冲动就越强烈。近些年,中国增加了在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委内瑞拉、苏丹、西非、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加拿大等地的投资。中海油、中石油、五矿、宝钢、沙钢等企业,通过海外并购和战略联盟等形式,逐步获得海外自然资源的掌握和使用权利。

这种自然资源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母国的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是显而易见的。产业结构的欧化离不开相关产业的发展,但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关键性资源的瓶颈,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获得稳定的关键性资源供给,这样就会消除关键性资源的瓶颈,促进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产业发展。

2.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

我国企业在近些年加大了技术投资的力度,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量上来看,流入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明显提高,在发达国家创立的研发中心数量显著增加,跨国并购数目逐年增长。

比利时安特卫普管理学院欧中中心发表的研究报告称,截至2010年底,中国在全球的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为3170亿美元,从2008年起,欧洲已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速最快的目的地。2010年中国对欧直接投资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0%。活跃在欧洲市场的有约715家中国大型国企的分支机构,以及3800余家民营企业。中国企业目前在欧洲投资的主要目标是:往中国引进新技术和新产品,以确保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成长。

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三个途径来提高投资国的技术水平:一是通过收购先进企业进行技术回流;二是借助合作研发分摊研发费用,获取对方核心技术;三是建立研发中心吸收东道国的先进人才,提升我国总体研发能力。具体见下图:

四、关于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先进技术,是一种付学费型的投资方式,可以极大地提升我国的产业竞争力和增进国民福利,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意义。而在收获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信息之前要付出巨大的成本,这种先期的沉没成本会使企业举步维艰,大大减弱企业的投资热情。因此,政府应该在制定技术获取型FDI的总体战略的基础上,在融资、税收、信息等各方面对这类战略性投资给与支持和引导,以推动技术获取型FDI的增长。

1.企业融资方面的支持

技术获取型FDI的前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为了缓解企业技术寻求型FDI的资金压力和降低投资风险,政府要降低海外投资贷款融资利率和保险费率,减轻企业财务负担;适时建立中国的海外投资风险基金和成立海外风险投资公司,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贷款贴息、信用担保和投资支持;积极推进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为企业的技术寻求型FDI提供有力的资金后盾。同时下放资本项目外汇管理审批权限并简化审批程序,并适当放宽境外投资购汇管理,满足试点企业更灵活地在全球调配资金的要求。

2.企业财税方面的支持

对进行技术获取型FDI的企业实行税收减免政策。这些企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以微观利益最大化为企业运作的根本目的,而是为了在发达国家获取我国产品所需要的核心技术,它是投资额大、投资回收期长、短期获利小的一种经济行为,国家应该在考虑避免双重征税的前提下,分别采取税收抵免(企业在东道国己缴纳的税款予以扣除)、税收饶让(承认东道国的征税权,我国放弃征税,是一种比税收抵免更为优惠的税收政策)、延期纳税(相当于从政府获得一笔无息贷款,可在一定时间内减轻企业的纳税负担)、免税等不同的财税政策,以引导企业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同时对设备的进出口免税,对这类企业在国外生产的产品进口时免进口税,以鼓励获得核心技术的产品能以最低成本转移至国内。

3.做好政府的信息服务工作

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初期,我国企业缺乏对东道国的政治、经济动向和金融、外汇、税收、行业信息等重要信息,而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适宜于由政府来提供。建立一个以各级外经贸主管部门及其驻外机构、各进出口商会、贸促会和企业为主体,以海外投资政策信息、商情信息、企业运行信息为核心,以互联网络、光盘、书籍等为传播媒介的,政府资助、市场化运作的信息服务系统。信息服务的主要措施有:完善区域、行业信息服务机构并配备必要的硬件设施;建立健全行业协会组织,淡化行业协会官办色彩,进一步充实管理、服务、规划、协调功能起到沟通政府、企业、市场的中介作用;建立健全信息网络体系,逐步发展成为我国在世界各地的海外投资的信息源。

参考文献:

[1]鲍洋.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9,47-50.

[2]党远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9.

[3]杜群阳.R&D全球化、反向外溢与技术获取型FDI[J].国际贸易问题,2006,12.

[4]刘浪.O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实证研究[D].中南人学,2009.

[5]茹玉骋.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及其对母国经济的影响[J].经济评论,2004,2.

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范文第2篇

内容摘要:经济的全球化带动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活跃。在当前外商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中,服务业利用外资的份额急剧增长。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扩大也带来了更深远的溢出效应。本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并进行了相关评价,以期对今后的研究有所助益。

关键词:服务业 外商直接投资 溢出效应

20世纪7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 (FDI)作为效率最高的生产要素发展迅猛,早期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服务业只是作为制造业的补充而转移海外。近几年服务业FDI持续增长,占全球FDI的2/3以上,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成为FDI高速发展的新动力。《2008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显示由于服务业母国和东道国服务部门的跨国程度,特别是以知识和技术传递为特点的知识型服务业的跨国程度,仍然落后于制造业,因此外资在将来还存在着进一步向服务业转移的空间。

目前,国内外关于制造业FDI的溢出效应的研究较多,但关于服务业FDI的研究文献较少。本文主要对服务业FDI的溢出效应研究进行相应的整理和评论。

国外关于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的研究

Stephen H.Hymer(1960)最早在他的博士论文“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中突破了传统国际资本流动理论的束缚,提出垄断优势理论,开创了以FDI为对象的新的研究领域。垄断优势理论以垄断优势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行为,指出企业之所以直接投资就在于具备当地竞争者所没有的某些优势,这是在国外竞争市场成功的条件。垄断优势的根本原因是市场不完全或不完全竞争市场,这些垄断优势的存在使得跨国公司不仅能抵消东道国的本土优势,还可以帮助跨国企业获得收益,这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力。此外Hymer还特别强调了技术与知识资产在垄断优势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J.Dunning(1986)在融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折衷理论(三优势理论),J.Dunning认为FDI的发生需要具备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决定跨国公司对外FDI的直接动力,但不足以解释FDI,必须引入区位优势的思路。跨国公司进行FDI必然要考虑承接国的区位因素,并且区位优势不仅决定东道国对FDI流向的吸引力还决定了FDI的产业结构和行业类型。三种优势结合在一起是FDI发生的充分必要条件。折衷理论最早在制造行业论述,1989年J.Dunning在《跨国企业和服务增长:一些概念和理论问题》中将折衷理论扩展到服务行业部门,认为折衷理论的模型基本适用于服务业,并进行了部分修正补充。这些补充增强了折衷理论对服务业的适用性。

前期关于FDI的基础研究一直在试图解释FDI的发生机理,决定因素等,为进一步研究FDI对东道国的影响及其溢出效应奠定了基础。基于东道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理论,最早是Rostow根据发展经济学提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利用外资改善经济起飞阶段的资本短缺约束。对于FDI与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研究,最著名的还是Chenery&Strout提出的两缺口模型,认为外资可以弥补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促进经济增长。

中期,在技术进步内生化的背景下,关于FDI影响的讨论日趋集中于探讨它的溢出效应。理论研究方面,Lall(1980)最早提出FDI的技术溢出渠道,认为跨国公司会对东道国的生产率和生产效率产生影响,可以通过技术的非自愿扩散而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Grossman,Helpman(1991)是最早在“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中提出知识溢出的见解,他们认为国家之间除了技术转移上相互依靠,还相互学习制造方法、组织模式、营销策略以及产品设计等,FDI会带来管理技术和知识的外溢,会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FDI溢出效应最著名的解释源自Magnus Blomstrom,Ari Kokko(1996)在“The impact of Foreign Investment on Host Countries: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Evidence”中所作的定义,它指出FDI资本内含的人力资本、投入等要素通过多种渠道而导致东道国技术或生产力的进步,而又无法获取全部收益的一种外部效应。

关于FDI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方面,最早是Caves(1974)选取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1966年制造业的横截面数据,发现两国制造业都存在着国内企业的生产率同外国分支机构的参与程度显著正相关的关系。在此之后Blomstrom,Wolff(1994)利用墨西哥的工业生产水平的时间序列数据,得出了外资企业的渗透正向影响东道国企业生产率的结论。Husian,June考察1970-1988年间的经济数据,应用时间序列和横截面序列相结合的回归方法分析出FDI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溢出效应。

随着研究的深入也有一些研究并不支持正向溢出效应。代表性的研究有:Haddad, Harrison(1993)选取了摩洛哥1985-1989年间制造业的企业和行业面板数据,考察后没有发现存在明显的正向溢出效应。Harris, Robinson(2001)选用1974-1995年间英国制造业的企业面板数据,对行业中存在外资、地域内存在外资和产业中下游存在外资的三种情况的溢出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相应的行业溢出效应、集聚导致的溢出效应、行业间溢出效应都不明显,比较而言行业间溢出效应较前两种相对明显。

关于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的研究相对较少。Goldsmith(1969)提出一国经济增长状况和本国服务业的开放程度与发展水平是正相关的。

Markusen(1989)研究发现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会对国内服务企业产生部分挤出效应,但由于服务行业的竞争又会导致国内对该服务更大的需求,替代效应小于规模效应,服务业的FDI有显著的正面溢出效应。Manuel R.Agosin, Ricardo Msyer(2000)考察了1970-1996年亚洲、拉丁美洲及非洲的数据,发现期间服务业FDI在亚洲各国有正向的挤入效应(互补效应),在拉丁美洲各国有负向的挤出效应(替代效应),在非洲各国没有显著的关联性。他们认为FDI的溢出效应是不确定的,主要受各国外资政策、国内总投资率等因素影响。

国内关于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的研究

国内关于FDI及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研究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且主要是借鉴国外研究的一些模型和理论来研究。

定性研究方面,薛求知、郑琴琴(2002)认为经典的FDI理论对制造业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但这些理论却不能很好的解释服务型跨国公司的出现。他们从需求、供给、竞争、壁垒以及声誉五个方面研究了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同制造业相比服务业FDI出现和扩张动因都不同,传统的折衷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服务业FDI中的新现象。李慧中(2004)通过比较服务业与制造业贸易与投资动因的差异,认为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产品差异与规模经济最能说明当前的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动因。

陈涛涛(2003)将“企业规模差距”、“资本密集度差距”以及“技术差距”一同作为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内溢出效应的行业要素进行了经验研究,得出当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较小时有助于溢出效应的结论。姚洋、章奇(2001)认为FDI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一省内部,行业内溢出效应并不明显,FDI的进入在传播先进技术方面作用不大,主要通过人员或其他信息流动等起到作用。何洁(2000)就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度、技术水平、基础设施建设、人口数量、产业结构、地理位置等变量对吸收FDI外溢效应的能力影响进行了分析。殷凤(2006)指出经济发展水平、服务业发展水平、开放程度、劳动力供给等是影响服务业利用外资的主要因素。

庄丽娟、贺梅英(2005)对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作用机理进行实证分析,认为服务业FDI对中国经济具有促进作用,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技术、就业、贸易效应显著,并且进一步地指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是中国服务业增长的原因,但是中国服务业增长却不仅是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原因。

陈浪南、陈景煌(2002)利用新古典增长模型选取1982-1998年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逐年增加,1982-1991年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年均不到0.1%,而1992年以后贡献率在0.4-0.6%之间,并且还可能被低估。薛敬孝、韩燕(2006)利用中国1999-2002年服务业9个部门的面板数据,对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生产率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外商投资在总行业总投资中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服务业的平均生产率就提高0.14个百分点。

查贵勇(2007)选取1997-2005年中国服务业的样本数据进行考察,得出中国服务业总体引入FDI具有较强的溢出效应,中国服务业吸引FDI每增加1%,会带动增加0.1757%的服务业产值。此外,服务业总体及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吸引FDI具有显著正溢出效应,而劳动力和物资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吸引FDI具有不显著的负溢出效应。查冬兰、吴晓兰(2006)通过对江苏省服务业1998-2003年间的行业数据,得出服务业主要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对行业经济增长有不同影响的结论,其中房地产行业引入外资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比较大,其次是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而社会服务业对地区生产总值无显著影响。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并不支持我国服务业FDI显著正向溢出效应的结论。马莉(2001)认为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在技术上和管理能力上的优势,在与我国本土企业的同业竞争中一般处于上风,但某些行业本土企业和外商企业技术差距较大,模仿学习效率不高,因此FDI在我国产业内产生负的溢出效应。潘文卿(2003)使用30个省市工业部门的面板数据发现,虽然外商直接投资在总体上外溢效应为正,但在分区域研究中发现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还未跨过外商直接投资起积极作用的门槛,外商投资对当地工业部门的外溢效应不明显甚至是负的,存在“门槛效应”。许和连(2007)利用中国1999-2003年35个工业行业的Panel数据和2002年的投入产出实证检验了中国FDI的水平链接溢出效应和后向链接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中国FDI企业主要通过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途径产生积极的水平链接溢出效应,而后向链接溢出效应并不明显。

结论

综合以上文献,本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的研究进行了梳理,给出如下评价:

第一,大部分关于服务业FDI的研究,其研究路径和方法都沿用制造业FDI的分析理论。但是,服务业尤其是新兴的服务业,应有一套独立的,适合于无形产品的分析系统。

第二,目前关于服务业FDI的研究相对地集中于定量或定性研究,较少有全面地分析溢出效应的论证手段。

第三, 目前大部分研究关注的是产业内溢出效应,多角度地从产业内、产业间溢出效应来分析服务业FDI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第四, 近年来的研究集中于宏观、全行业的研究服务业FDI的溢出效应问题,缺乏具体行业的细化分析。

参考文献:

1.陈涛涛,狄瑞鹏.我国FDI行业内溢出效应阶段性特征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07.

2.沈坤荣.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1999

3.杨春妮.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中国区位比较优势的实证[J].国际贸易问题,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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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范文第3篇

一、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成因

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主要表现为母公司与国外子公司间及国外子公司间在产品、技术和服务等方面的交易活动,而这种交易行为主体属同一所有者。形成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种:

(一)灵活绕开外部市场的高成本和不确定性

公司内部贸易可大幅减少外部市场交易费用,增加利润。此外,内部贸易还可降低外部市场造成的经营不确定性,充分利用转移定价攫取高额利润。

(二)垄断技术优势,消除知识技术在市场转移中的不确定性

高科技产品交易存在“买方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会影响产品外部转让条件。跨国公司利用公司内贸易的差别定价来转移新技术和新产品可以补偿成本,保持垄断优势获取更多利润,防止公司技术流失。

(三)利用转移价格获取高额利润

跨国公司利用各国所得税税率不一、税则各异,通过转移价格来避税。高税率国的子公司向低税率国的子公司出口时压低价格,进口时抬高价格,将利润从高税率国转到低税率国,从总体上降低公司的税收负担。

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结构

(一)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测度

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以内部贸易比率测度。假定一家跨国公司生产n种最终产品,每种最终产品都需要投入m种中间品,因而该跨国公司的生产部门最多为n×m个,且分布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用j表示最终产品生产部门,j=1, 2,…n;i表示中间品生产部门,i=1, 2,…m。则该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总额最大为;公司内出口总额最大为,公司内进口总额最大为,从而公司内部贸易比率、公司内出口比率、公司内进口比率用下式计量:

;;

因此,当T=1时,该跨国公司的贸易全部为内部贸易;当TX=1时,公司内出口比率等于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比率;当TM=1时,公司内的进口比率等于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比率。

(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结构

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可以不同属性来衡量,主要有以下几种:内部贸易产品结构,行业结构和地区结构。

1、内部贸易的产品结构

衡量内部贸易产品结构的指标是跨国公司内部化率,它是指跨国公司内部成员间的贸易占其总贸易量的比率。贸易的内部化率与所在国宏观因素及所处行业有关,还与产品的加工经营深度有关。公司贸易的内部化率与产品加工深度成正比。

2、内部贸易的行业结构。衡量行业内部贸易程度的指标是行业内部化率,它是指一国某行业的内部贸易量占全行业对外贸易量的比率。影响跨国公司内部化率的因素主要有行业技术研究开发密度、行业要素密集度、行业三次产业属类等。

(1)行业技术研究开发密度越大,内部销售比率越高。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间内部贸易规模巨大且内部化产品多为使用核心技术、高度相关技术或者紧密互补技术生产的产品。

(2)行业的要素密集度。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贸易内部化率相对较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贸易内部化率相对较高,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次之。

(3)行业的三次产业属类。第二产业贸易内部化率相对较高,第一产业次之,第三产业最低。

3、内部贸易的地区结构。由于经济发达地区投资和贸易障碍较少、规模经济明显,能够降低子公司间专业化分工协作成本,因此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跨国公司贸易内部化率正相关。

三、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及原因

(一)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

国际收支反映一国在一定时期对外贸易状况,是制定经济和贸易政策的依据。近年来,我国国际收支规模不断扩大,其构成变化显著。我国国际收支平衡不仅追求短期平衡,更注重中长期平衡,但根据近年外管局的《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我国国际收支表现为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双顺差”,国际收支顺差失衡问题突出。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对我国国际收支产生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有利于进出口贸易额增加,但实际增加额远小于理论值。虽然大部分跨国公司为避税拒绝公布内部贸易数据,海关等部门的统计结果也无法分辨出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但可以肯定,以转移价格为代表的内部贸易每年都在增加,这无疑有利于我国进出口贸易增长,但由于转移定价往往低于市场价格,而中国是加工贸易基地,生产利益往往流入发达国家,因此实际增加的贸易额比正常价格交易增加的贸易额小得多。

2、有利于生产要素国际流动

(1)促进资本国际流动。若中国作为资本输出国对外直接投资会使我国外流资本收益增加,同时留在国内的资本相对稀缺,平均收益上升。而对于劳动者,就业机会减少,平均工资下降,利益会受损。但整体上,资本的收益大于劳动者的损失,整个社会获得净收益。若我国为资本输入国,子公司设在我国,资本和技术的流入使劳动生产率提高,我国劳动力得益。同时,外来资本流入会使国内原有资本收益率下降,若不考虑外部效应,引进外资给本国劳动力带来的收益也会超过本国资本的损失。

(2)促进技术国际转移

跨国公司往往在生产和组织技术性资源方面具有优势,内部贸易带来的技术直接转移对我国技术创新发展、生产水平提高贡献显著,同时带来技术外溢,表现为示范效应、联系效应、人力资本流动效应。

3、对国际收支平衡表各项目的影响

(1)经常项目:主要表现在对货物、专有权使用费和特许费以及投资收益三个账户的影响。从表1可知,近年来,随着跨国公司货物贸易顺差扩大,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大幅增加,跨国公司已成为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主力军。

单位:千美元

表1(资料来源:据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2006-2010年整理)

(2)资本项目:主要表现在直接投资项目上,贷方表示每年新增直接投资,借方表示跨国公司每年从中国撤资额。

单位:千美元

表2(资料来源:据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2006-2010年整理)

根据表2,中国FDI基本逐年递增,同时,多数年度,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差额占资本和金融项目总差额的比重超过100%,2006超过1000%。这表明外商直接投资账户不仅完全抵消了其他账户产生的逆差,而且还令整个资本和金融项目呈现大额顺差。因此,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是中国近年来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的主要来源,可见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对国际收支影响之大。

4、对国际收支变化的影响。国际收支反映的变化因内部贸易而仅反映出表象,要探究国际收支内在资本流动或贸易交易需要把一国国际收支状况与跨国公司内部交易结合起来衡量。

(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影响我国国际收支的原因

1、我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与引资的“双增长”促进了贸易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使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均上升。

2、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占跨国公司贸易总额比重持续走高。2003年安永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以转移价格为代表的内部贸易占跨国公司贸易比重升高至73%,可见内部贸易越来越成为跨国公司乃至全部经济贸易中的主要贸易种类。

3、内部贸易中多种贸易形式深入国际收支的构成中。内部贸易涵盖商品、劳务、技术等多种贸易形式,而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项目也包括货物、服务等,资本金融项目包括直接投资、其他投资等,可见内部贸易中的各种交易形式均在国际收支中充分体现。

4、我国的出口加工制造地位决定了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成为其在华贸易潜在主要形式,其变化与国际收支状况息息相关。跨国公司大多将子公司设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子公司相当于公司全球一体化生产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而中国正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加工初级制造基地,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内部贸易量无论从数量、规模、空间上看都极大,这与国际收支状况有密切的联系。

四、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在全球迅猛发展,对我国影响深远,对此,我们得出以下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1、一国国际收支顺差已不能反映该国在贸易中是否“绝对获利”。近年来,不少发达国家由于中国贸易长期顺差,不断对我国发起双反调查。但中国是否在贸易“顺差”中已经获利,或在频发的贸易争端中已失去优势,如何全面科学的衡量我国国际收支的真实情况值得我们深思。

2、内部贸易是跨国公司内部行为,外界无法得到准确的统计结果,但其存在与作用不容忽视,因此国家外汇管理局、税务总局、商务部等职能部门应加强对跨国公司的监管与审核,将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大致情况以适当的方式反映在国际收支平衡表或附表、附注中,以厘清我国国际收支顺差过大的原因,防止国际社会无端揣测。

3、内部贸易的转移价格往往低于市场价格,因此内部贸易的大规模存在会造成出口创汇率、出口盈亏率、贸易依存度等指标出现偏差,不利于战略决策,因此应尽量剔除内部贸易造成的非系统误差,完善新的贸易评价指标体系。

参考文献:

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范文第4篇

一、FDI与市场结构相互影响的理论回顾

(一)市场结构的决定理论

在产业经济理论中,一般将市场结构的决定因素概括为:规模经济、产品差异、进入壁垒、企业合并和市场集中度、政府政策等(杨沐,1989)。贝恩是产业组织理论的先驱者之一,1959年,他最早系统化地提出了进入壁垒的概念,并将进入壁垒的形式概括为三大类:绝对成本优势、产品差异优势、规模经济优势(Bain,1956)。斯蒂格勒认为,进入壁垒就是指在每一产量或部分产量中,必须由寻求进入的厂商承受而已有厂商不必承担的生产成本。即已有厂商相对于新进入厂商所拥有的优势(如在市场需求、成本条件等方面)就是进入壁垒的表现形式,且是已有厂商拥有长期垄断性收益的基础。所以,如果没有这种市场条件的不对称,已有厂商和新进入厂商所面临的需求和经营成本都相同,那么就也就不会存在行业的进入壁垒(Stigler,1968)。

德姆赛兹则将进入壁垒的存在与政府的行为、势力相联系。他认为,结果导致生产成本增加的政府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任何限制都会产生进入壁垒,或换句话说,凡不是由市场自然产生的政府限制活动所造成的经营成本的额外增加,就表明存在进入壁垒(Demsets,1982)。德姆赛兹还提出“所有权进入壁垒”的概念。按照这一概念,只要产权存在,壁垒就存在,壁垒的撤除有可能损害原有厂商,而这一损害并不是天然正当的,德姆赛兹认为“所有权进入壁垒”不是保护原有厂商,就是保护新进入厂商,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有这种保护,而在于以总效率提高为标准,判断给予哪一方以什么样的保护。以泰勒尔《产业组织理论》教科书的出版为标志,产业组织理论在方法上引入了博弈论(Tirole,1988)。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博弈论,尤其是非合作博弈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作为以相互独立但又相互依存的个体间竞争和冲突为基本分析对象的数学理论,博弈论为研究厂商的市场行为提供了良好的模型背景,特别对寡占行业尤为合适。近年来,博弈论模型已几乎触及到了市场研究的各个方面,如市场卡特尔和价格联盟、价格歧视、一体比、产品差异、不完全信息、技术创新竞争和市场出清机制等,并取得了实质性成果。

(二)FDI与市场结构相互关系

随着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FDI的发展,产业组织理论的应用研究领域更加广泛。以产业组织理论为指导,探索FDI和市场结构相互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加,相关研究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FDI与市场集中。普遍的实证研究发现,国外直接投资进入与东道国的目标产业市场集中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在发展中国家这种迹象更为明显。从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比较看,在同样的FDI进入下,发达国家市场集中度要略弱于发展中国家(张纪康,1998)。

2.直接投资与进入壁垒。进入壁垒在产业组织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FDI的进入壁垒方面研究还比较新。邓宁(J.Dunning)1975年首先将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进入效应分成了两个部分:直接投资进入对厂商数量、规模格局、进入壁垒的影响;进入之后导致的国际竞争对手的反应(包括在母国市场的反馈效应和东道国的前馈效应)。1993年,邓宁就直接投资与进入壁垒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归纳。

3.伴随FDI的市场结构跨国传导。凯夫斯认为,由于投资国与东道国通过投资而建立起来的双边相互依赖使投资国的寡头市场结构有向东道国传导的趋势(Caves,1974)。即高度集中市场中寡头间的相互依赖格局随着寡头们向相同行业对外直接投资而跨越了国界。

4.FDI进入后的东道国市场结构变迁。弗农按照其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提出了一个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产业市场结构动态转换模型(Vernon,1977)。即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后凭借各种优势建立起来的最初垄断地位,将随着跟随者的进入(包括其他国外厂商及较晚进入的当地厂商)而会转为寡头垄断或竞争;然后再随着当地厂商的工艺模仿、走向成熟而使东道国市场最后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

5.直接投资进入的阶段特征及其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的变化,在有国外直接投资的情况下主要取决于外资进入的方式和东道国原有的产业市场结构。外资进入方式包括新建投资或兼并收购进入、初次进入或第二阶段进入。就初次进入而言,弗农认为,东道国原有厂商的市场份额将随着来自国外的进入发生而下降,但劳尔却有不尽相同的观点。劳尔认为,跨国公司的进入,不管是初次进入还是第二阶段进入,都将因其拥有的更大规模、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技术、工艺、更多样化的产品及在融资、技术、营销等方面的优势使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市场占更高份额的可能性更大(Lall,1979)。

二、FDI对中国市场结构的影响

贝尔曼和邓宁等列举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四种目的:寻求自然资源、占领当地市场、寻求经营的高效率、竞争策略的考虑(Behrman,1972;Dunning,1993)。引进外资是中国开放经济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一国能否有效引进外资,除了取决于该国的政局稳定程度、资源丰裕程度、劳动力价格、市场规模等因素之外,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不可低估。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开放步伐的加快,以垄断为特征的FDI进入必然对我国相关行业的市场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一)FDI对规模经济的影响

达到有效的规模经济所要求的水平会推动市场集中,政策决策者的目标是既要利用规模经济,又要保持市场的充分竞争。

在市场需求规模不变的情况下,随着FDI的进入,行业内在位企业数量增加,平均的企业规模就有下降的可能。

然而,市场开放除了带来外来的直接投资之外,也带来了更新的技术和更大的市场需求。更新的技术使生产可能性曲线有了外移的可能、更大的需求则从需求方面为扩大规模提供了条件。因此,FDI对国内规模经济的影响可能是积极的。

关于FDI对规模经济影响的典型案例是汽车产业。据有关资料,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国内汽车制造企业达200多家,平均生产规模为二百多辆/年,最小企业的仅为年产十多辆,规模经济效应根本无法体现。随着德国大众、美国通用等跨国公司的进入,中国的汽车制造业发生了本质性变化。经过一段时期的竞争,国内汽车制造业优胜劣汰,存活企业的生产规模普遍扩大。如美国通用在上海的投资10多亿美元生产别克轿车,年设计生产能力15万辆,基本接近了最小有效规模。

(二)FDI对市场集中度的影响

改革开放初期,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方式主要是新建投资。由于我国的经济结构完整、部门比较齐全,FDI进入之初一般都会使国内市场集中度降低,从而促进市场竞争。

同时,在我国有两种情况导致跨国公司在华新建投资提高了市场集中度:一是跨国公司的产量超过国内厂商所生产的数量,二是因为跨国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在国内是全新的产品。其中,后者更加普遍。以计算机产业为例,90年代初国内厂商还无力进行自主开发,结果国外产品迅速抢占了我国计算机市场,跨国公司大有垄断我国计算机市场的趋势。这种状况直到90年代中后期国内联想等厂商引进和自主开发之后才开始改观。另外,我国的汽车工业也是一个典型的幼稚行业,FDI所带来的产品一般都是国内空白的产品,如80年代德国大众进入我国汽车市场之时,基本上垄断了我国的中档轿车市场,90年代末,三资企业实现的销售收入约占整个行业的65%,创造的利润占整个汽车行业的80%以上(王洛林,2000)。

90年代中期以后,跨国公司以并购方式进入中国市场的案例增加,而且跨国公司把目标主要集中在处于困境中的国有企业。在外资并购过程中,这些企业大量让渡股权,低价甚至无偿出让品牌、商业信誉、原材料、供货渠道、产品销售网络等无形资产,大大降低了外商投资的进入门坎,在极短的时间内在同行业的国内其他企业面前树起了竞争巨人。如柯达进入中国市场时,对我国除乐凯之外的感光材料实行了全行业的兼并,从而很快占据了大量的市场份额,而且我国政府承诺在4年内不批准其他国外厂商在中国的投资。柯达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大幅度提高,1998年达到了37.4%,超过了富士(25.6%),整个行业的市场集中度也随之提高。

随着时间的推移,FDI对东道国市场集中度的影响还取决于一系列因素:跨国公司在当地的规模以及持续增长的能力、跨国公司的市场绩效以及对当地厂商长期的生存竞争能力的影响、是否有更多的FDI或贸易品的进入、东道国本地厂商对FDI的反应以及本地厂商的技术开发和模仿学习的能力、东道国市场其他竞争者的数量和规模。

由于中国市场的特殊重要性,往往是一家跨国公司来华投资之后,其他跨国公司也会采取跟进策略。因此,只要政府没有赋予跨国公司独占权,单一的跨国公司不可能长期控制我国的某一行业或产品的市场。如通讯行业,国际著名程控交换机厂商纷纷加盟中国市场的竞争,如AT&T、爱立信、北方电信、西门子、NEC、三星、阿尔卡特、诺基亚等国外厂商都在中国抢占滩头阵地,到1995年底这些企业的年生产能力占到了全国程控交换机生产能力的70%,市场占有率达到了90%以上。跨国公司在我国市场上竞争的同时,民族企业奋力抗争,积极利用跨国公司之间残酷竞争所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在政策的扶持下,我国的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实力不断增强。在程控交换机行业,国内技术最早实现突破,发展最为成熟。大唐、华为、金鹏、中兴、巨龙等公司具备了一定的自主开发能力,不断推出新产品。1998年以后,国内厂商不断从国外厂商手中攻城掠地,市场份额开始大幅提高,国外厂商垄断我国程控交换机市场的局面开始被突破。

在跨国公司刚刚开始进入,我国一个行业中只有一两家跨国投资企业时,的确存在跨国公司的市场集中度很高的问题。例如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在较长时间内几乎是我国中档轿车的唯一生产企业,产品价格也处于相对高位,但是随着众多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它们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一汽捷达、二汽富康都与上海桑塔纳展开竞争,桑塔纳的市场占有率开始下降。

从彩电业看,在大屏幕彩电上国外品牌市场占有率曾经达到60%以上。但是,以长虹为首的国内彩电厂商不断提高技术开发能力,努力推出新产品、提高质量、完善营销网络和售后服务体系,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夺回了市场。到1998年,我国彩电市场集中度CR4达到63.3%,国外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只有10.5%左右,而且前5位基本都由国产品牌占领。

(三)FDI对进入壁垒的影响

市场进入壁垒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政府的政策性壁垒,另一方面是来自在位企业的经济性壁垒。

随着FDI大量增加,来自各方的力量会促使我国不断地降低对外商的政策性壁垒,减少对外商进入的限制,从而大大促进市场的竞争程度。另一方面,市场进入壁垒也会同时随着FDI增加而提高。

1.FDI进入提高与成本有关的进入壁垒

先期进入的跨国公司凭借其庞大的自有资本优势和多渠道的融资渠道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提高了行业的平均必要资本规模,对于潜在的进入者要想达到在位厂商相同的成本,其资本必要规模至少要达到在位者的规模。这种大规模的投资对于国内厂商来说,如果没有其他渠道的支持几乎是不可能的,国内厂商要想进入高档轿车市场必须达到通用生产规模,否则会面临成本的竞争劣势。与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之前相比,这同样也提高了国外厂商进入我国高档轿车市场的进入壁垒,虽然相对于国内厂商来说,具有垄断优势和雄厚资金实力的跨国公司更易于跨越这些壁垒。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以及高度垂直一体化程度,可能掌握了某些关键的资源,可以利用跨国公司的内部分工优势在供应资源上享有价格优势,FDI可以提高绝对成本壁垒。如我国计算机产业关键部件长期依赖进口,而在我国进行生产的跨国公司几乎都在全球市场上进行电子产品的垂直一体化生产,因而在我国生产计算机的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公司内部的分工取得廉价的中间产品,对于在国际市场采购关键中间产品的国内厂商来说必然在这些中间产品上存在成本劣势。

2.FDI提高了国内市场的产品差别化壁垒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跨国公司全产品系列化的投资在产品空间上构筑起了对潜在进入者的高进入壁垒。一是因为进入者进入时难以找到足够的产品空间,挤入已有的产品空间必须付出比在位厂商更高的成本;二是因为在位厂商的多样化产品可以进行风险成本的转移,在竞争对手进入之时可以采取灵活的竞争手段以阻止进入者的进入。比如汉高公司在华建立了11家企业生产金属化学品、民用粘合剂、家用洗涤品、化妆美容品和工业用油脂化学品,汉高的6大系列产品5个已来到中国。

(2)FDI进入我国市场之后实行多品牌的战略提高了产品差别化壁垒。以我国的洗发护发用品市场为例,自从美国宝洁公司在1988年进入我国市场之后,很长时期处于市场主导地位,占据了最大的市场份额。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宝洁公司利用多品牌的战略形成了产品差别化壁垒。“海飞丝”、“飘柔”、“潘婷”、“沙宣”等,这几大品牌占据了洗发护发用品一定的特性空间,品牌之间既有竞争又有自己的特色,并具有协同保护的功能。潜在进入者要想在这已有多种品牌占据的特性空间找到能获利的需求空间难度非常大,多品牌相互交织地对特性空间的占有使进入者的渗透成本很高。

(3)FDI因为消费者的偏好忠诚而提高了产品差别化壁垒,对于潜在进入者来说必然花费更多的广告推广费用才能把消费者从跨国公司吸引过来。如可口可乐进入我国之后的碳酸饮料市场。

3.FDI提高研发、广告上的进入壁垒

跨国公司研发的成果可以低成本地复制和在跨国公司内部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在国外子公司中可以共享,因而在研发上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在全球一体化生产、网络化销售中分散研发的成本。同样,在广告上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对于某些标准化的产品,广告可以向子公司的产品延伸。因此,跨国公司不仅本来在研发实力上强于国内厂商,而且进入我国市场时可以利用研发和广告上的规模经济在我国市场上构筑进入壁垒,在相同条件下,潜在进入者要以更高的研发和广告支出才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三、结论

已有的研究表明,市场结构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具有双重影响的关系。一方面,市场结构的构成要素(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度、交易成本等)是决定贸易流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另一方面,FDI的进入也对东道国市场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至于具体影响的程度,则有赖于进一步以数据来进行更深入的实证,限于篇幅本文未能作详细的研究。

现代产业组织理论十分注重其理论的政策含义的研究。宏观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维护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一方面,促进国内市场结构合理化,从而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国际直接投资;另一方面,由于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与本土企业的竞争条件(规模、技术、成本、信息、资本获得性等)不同,导致的福利效果也不一样。为了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条件,防止部分企业滥用垄断势力,必须设计一套适合WTO要求和中国国情的竞争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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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范文第5篇

2007年5月,北京某四星级饭店,一个衣着简朴的中年人带着几个随从入住这里。他们明天就要飞往俄罗斯。这位来自浙江的制药企业老板把两家公司分别交给他的儿子和女儿后,带着上千万人民币到俄罗斯赤塔州开发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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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位浙江企业家的低调不一样,河南商人庞玉良10亿元收购德国机场一事让很多中国人为之惊讶。截至2006年年底,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达733亿美元,分布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对外投资全球排名已由2005年第17位上升到2006年的第13位。

现在中国官方开始大刀阔斧地打开金融类境外投资的渠道。

7月25日,中国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局联合了《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允许保险机构运用自有外汇或购汇进行境外投资。

这个《办法》使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主体从人保、人寿、平安等少数几家机构拓展到全行业。还放宽了其投资比例,允许保险公司运用总资产15%的资金投资境外。

按2006年年末保险业总资产1.97万亿元测算,有近3000亿元保险资金可以成为中国送给世界人民的新热钱。但这只是一个理论数据。

安邦集团研究总部分析师张魏柏表示,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是一个趋势,但近期还不会有太大的动作。“我们的保险公司大部分都是在国内,国外投资的经验不多。”

这个消息对于已经在香港上市的平安保险和中国人寿都是重大利好。他们在H股市场融到了大笔资金,现在想的是怎么才能花出去。拥有最多自有外汇资金的中国人寿近日成立了境外投资管理部门,还与美国最大的上市资产管理公司富兰克林坦伯顿合作。

对于大部分只持有人民币的保险公司来说,把正在升值的人民币换成外币那是不明智的,更何况“在国外也很难找到比国内更好的投资机会。”张说。

所有这些都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国外热钱纷纷拥入国内,国内货币流动性过剩,房价、粮价都进入了通货膨胀的周期。通过打开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渠道,引导国内资金外流,尽一切可能去减轻国内通胀压力,这是决策者希望措施能带来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