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对外投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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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对外投资理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评述；启示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1-0004-03

1 传统跨国公司理论

1.1 垄断优势理论

美国学者斯蒂芬•海默1960年在其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运用关于厂商垄断竞争的原理说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

主要观点：（1）市场的不完全性是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和基础，认为完全竞争不仅是一种纯粹的理论假设，并且在完全竞争下对外直接投资也并不会发生，现实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是各种不同类型的不完全竞争市场，包括：商品市场的不完全、要素市场的不完全、规模经济造成的市场不完全以及由于政府干预形成的市场不完全。（2）市场的不完全性使得跨国公司能够拥有垄断优势，而这种垄断优势正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评述：垄断优势理论是最早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独立的理论，奠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基础，指出培养和提升各自的垄断优势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前提条件。但是垄断理论的产生背景是对具有明显垄断优势的美国跨国公司的研究，因而没有垄断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兴起解释乏力，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也不能解释有垄断优势的企业放弃出口和技术许可证的转让而直接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

启示：企业的垄断优势固然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前提，但也应该认识到，企业优势的形成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我国具有一定实力的企业也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逐步培养和不断提升自己的垄断优势。

1.2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维农，于1966年5月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和国家贸易》一文，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主要观点：将企业的垄断优势、产品生命周期以及区位因素结合起来，动态的调整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行为：（1）产品的创新阶段：创新国企业率先进行新产品的开发与生产，由于新产品的特异性而具有较低的需求价格弹性和较高的收入弹性，企业能获得垄断优势，产品倾向在国内生产；（2）产品成熟阶段：由于产品需求价格弹性的日益增大、技术的扩散以及贸易壁垒的影响，创新国企业始到次发达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在当地进行生产与销售；（3）产品标准化阶段：当非技术型熟练劳动成为产品成本的主要部分，企业的竞争将主要表现为价格竞争，这时企业倾向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将生产转移到劳动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产品出口将出现逆流现象。

评述：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动态解释了发达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时机与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也从一个侧面阐述了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动机，并且从内外因两个方面论证了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但该理论主要针对最终产品市场，而对于资源、技术开发型的对外投资现象解释乏力。并且，该理论难以解释非代替出口投资的增加以及跨国公司海外生产非标准化产品的现象。

启示：（1）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之前，分析产品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首先，对产品的生产技术的性质、类型以及其扩散性和转移性进行分析；其次，对产品本身进行swot分析，确定产品的竞争优势、劣势、机会以及威胁；最后，对产品的国内销售、国外出口以及国内外市场情况进行分析。根据以上分析，最终确定产品所处的生命周期，以指导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市场进入决策。（2）将进入成熟期的产品的生产地点转移到生产要素价格低且靠近市场的地区。我国的家电、轻纺、机械、电子等行业由于生产能力过剩，产品严重供大于求，已进入产品的成熟期，再加上国际上反倾销、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我们只能改变以往单纯依靠出口的策略，而选择将这些产业的生产设备和能力向合适的地区转移出去，在国外进行生产制造。

1.3 内部化理论

1976年，英国里丁大学经济学家巴克莱和卡森以及加拿大经济学家拉格曼，以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以市场的不完全性为起点，提出了内部化理论，强调企业将垄断优势保留在企业内部，并通过内部使用而取得优势的过程。

主要观点：由于外部市场失效，中间产品（除了通常意义上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外，更重要的是指专有技术、专利、管理及销售技术等“知识中间产品”）价格难以确认而使交易成本过高，公司为了克服各种经营障碍、保证企业获得最大利润，就有动力形成一个内部化市场，不仅使资源和产品在各子公司之间进行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还可以有效地防止技术扩散，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

评述：内部化理论从企业间产品的交换形式与生产的组织形式分析了跨国公司的性质与起源，对跨国公司的内在形成机理有比较普遍的解释力，适用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并且以交易成本最小化为目的，论证了内部化的必要性和优越性。但内部化理论仅从跨国公司的主观方面探寻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和基础等内部因素，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考虑不够，对跨国公司的国际分工、生产、经营的布局以及区位选择也缺乏总体认识。

启示：（1）实现规模经济优势，扩大内部市场。如果企业自身规模较小，企业的内部市场也小，这样企业的外部交易成本就会很高，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企业之间的强强联合、兼并、垂直、横向或纵向一体化或政府的扶植实现企业的规模经济优势，扩大企业的内部市场，增加其内部化优势；也可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组建大型企业集团，做到产权明晰，管理协同，充分发挥内部化市场的作用。（2）实现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增强内部市场的融资能力。企业应该建立自身的财务金融子公司，通过内部市场灵活调资，缩短融资时间，提高融资速度，降低融资成本，以扩大企业经营规模；（3）注重培育企业知识、技术的专业性与独特性。加强企业对技术创新的重视，加大对科技部门的资源投入，并加强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间的合作，促使企业不断的进行技术创新，并重视度新技术的专利申请保护，通过组织系统和信息网络将信息与技术等知识产品内部一体化，为企业赢得利润。

1.4 比较优势理论（也叫边际产业转移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学者小岛清运用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差异导致比较优势原理，把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结合起来，以20世纪50年代-70年代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为考察对象，着重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果，提出了具有本国特色的“比较优势理论”。

主要观点：（1）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投资国比较成本已经处于劣势或即将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边际产业”开始，将其投向东道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同类产业。由于投资与贸易之间是互补关系而非彼此替代关系，这样能更好的促进双方贸易的发展；（2）中小企业应走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前列。因为：①同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中小企业相对于大企业更容易成为“边际企业”；②具有边际效率的中小企业与东道国相应工业的技术差距更小，更适合于当地的生产条件。

评述：比较优势理论从宏观角度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具有开创性，并且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作了有机结合的统一解释。但是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理论，只能解释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以垂直分工为基础的投资。最后比较优势理论低估了发展中国家接受高新技术的能力，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能接受发达国家的边际产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启示：（1）从转移边际产业开始，逐步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将我国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生产能力过剩的轻纺、家电、电子等行业转移出去，在获得由于技术优势而产生的超额利润、保障国内经济发展的资源需求的同时，还能通过技术的传递和市场的拓展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并逐步实现产业递进，最终向高附加值产业延伸。（2）中小企业由于其小批量生产，经营灵活，适应性强等特点，更容易在海外市场找到立足点并迅速占领当地市场，所以我国应大力鼓励中小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3、在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上，选择在经济发展程度、技术发展水平上和中国差距较小的国家和地区，积极关注和投资开拓这些地区相对落后的产业，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

1.5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英国著名的跨国公司问题专家、里丁大学国际投资和国际企业教授约翰•邓宁在借鉴了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并结合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资源禀赋学说的基础上，采用折衷的方法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主要观点：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是保证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区位优势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充分条件，只有三种优势同时存在，国际直接投资才会成功，而这三个方面的优势决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投资决策和投资方向。（如表1所示）。

评述：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借鉴和综合了以往跨国公司理论的精华，最为完整的解决了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的动因和决定因素，被誉为解释跨国公司行为的“通论”。它的形成，标志着跨国公司理论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和稳定的阶段。但是折衷理论所提出的对外直接投资条件过于绝对化，并将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区位优势3种因素等量齐观，缺乏主次之分且对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缺乏动态的分析。

启示：（1）充分认识和利用企业已具备的所有权优势，将其作为今后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国家研究并制订促进这些优势发展的鼓励政策，企业建立产品创新和更新管理的机制，不断形成新的所有权优势。（2）发挥我国企业内部化优势的潜力。我国部分企业在引进、生产产品并使之适应东道国市场方面具备了一定的技术优势，同时也具有使这类技术优势内部化的动机。企业通过申请专利保护、严格限制技术的使用范围、期限和条件来确保技术等无形资产的内部化，并利用跨国公司内部的母公司与各子公司之间的转移价格确保外部贸易内部化。（3）重视区位优势。不仅要重视风俗、消费习惯、市场距离等区位因素较优越的亚太地区，还要对发达国家的技术领域进行有选择的直接投资来获得高新技术以及大容量市场等。

2 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理论

2.1 小规模技术理论

美国哈佛大学研究跨国公司的著名教授刘易斯•威尔斯在1977年发表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化”一文中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并在1983年出版的《第三世纪跨国公司》专著中对该理论作了较系统的阐述。

主要观点：（1）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生产制造技术正好为低收入国家的小市场需要服务；②发展中国家在服务于海外同一种族产品需要而建立的海外生产中颇具优势；③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具有大型跨国公司所无法比拟的低价产品营销优势。（2）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走出国门的动因主要有：保护出口市场；突破配额限制；寻求低成本；种族纽带；分散资产；本国、东道国政府或国际机构的倡议和帮助；企业主为亲朋好友寻找职业，以及在海外培训人才等。

评述：小规模技术理论把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产生与这些国家自身的市场特征结合起来，被学术界认为是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开创性成果，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十分积极的指导意义。但是，威尔斯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仅仅局限于小规模生产技术的继承和使用上，可能会导致这些国家在国际生产体系中的位置永远处于边缘地带和产品生命周期的末端，也很难解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和竞争力产品的行为。

启示：鼓励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虽然我国的中小企业技术不够先进、经营范围和生产规模不够庞大，实力相对较弱，但是中小企业可以利用低成本、适当规模和适应技术优势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2.2 技术地方化理论

英国学者拉奥在1983年出版了《新跨国公司：第三世界企业的发展》一书，对印度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和投资动机进行了深入研究后，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

主要观点：（1）强调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不是被动的模仿和复制，而是对引进的技术加以消化、改进和创新的再生过程。（2）发展中国家形成自己的独特优势主要有四个因素：①发展中国家技术知识的当地化往往与一国的要素价格及其质量相联系；②发展中国家通过对进口的技术和产品进行某些改造，使其生产和产品与当地的供需紧密结合；③创新活动中所产生的技术在小规模生产条件下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④发展中国家企业生产的产品能够适应相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消费需求。启示：（1）积极引进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同时加强这些技术在国内的再生过程和自身技术的改造和创新能力，努力形成自己的差异优势；（2）对投资国市场进行深入的研究，了解当地的生产供需状况、市场特征和企业条件，开发不同的产品，培育我国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3）以民族文化为纽带，加强民族产品的优势。加强我国部分产品（如中药、丝绸）的民族特色和不可模仿、不可替代性，以民族文化为纽带，拓展生存空间。

2.3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坎特威尔和托兰提诺针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出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主要观点：（1）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一个不断积累的结果，并最终导致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2）发展中国家现有的技术能力水平是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决定因素，影响着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和增长速度。（3）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化：在产业分布上，从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的纵向一体化生产活动向以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为主的横向一体化生产活动转化；在地理分布上，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发展轨迹。评述：该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提供了思路，并且为不具备绝对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技术积累的路径。但该理论认为，发达国家企业的技术创新表现在大量的研发投入上，而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创新则没有很强的研发能力，其主要是利用特有的“学习经验”与组织能力来掌握与开发现有的生产技术。启示：（1）在区位选择上，遵循渐进发展轨迹，首先利用种族联系在周边国家进行直接投资，随着经验的积累再逐步向其它发展中国家扩展，最后，为获得更为先进、高级的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2）以技术积累为内在动力，以投资区位拓展为基础，不断推动对外投资的发展和本国产业的调整和升级。

2.4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邓宁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基础上，采取实证分析的方法，将67个国家1967-1978年间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经济发展的阶段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提出了投资发展周期论，从动态角度描述了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地位的辩证关系。

主要观点：邓宁用人均GNP代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用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外国对本国的直接投资流量的差额代表该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区分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四个经济发展阶段：（见表2）第一阶段（400美元以下）、第二阶段（400-2500美元）、第三阶段（2500-4000美元）、第四阶段（4000美元以上）。评述：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为发展中国家投资地位的变迁描述了一个大概轮廓。但该理论只强调了事物发展的普遍性而忽略了特殊性，没有认识到大多数国家的经济结构迥然不同，而且经济结构也存在不平衡性，仅用人均GNP单一指标来划分经济发展阶段和对外直接投资水平，难免带有片面性和局限性。

启示：（1）根据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我国基本处于第二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所有权、内部化以及区位优势仍较微弱，所以，应以我国的具体国情和企业的自身实力为基础，谨慎决策，而不应盲目的追风，一味进行对外直接投资。（2）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结构的不平衡性，我国个别发展程度较高的产业和企业可以将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其发展壮大的一种方式，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3）企业可以通过对国外技术和经验的消化、吸收和改造，增强自身的实力，培养自身的竞争优势，为大规模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早日进入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三阶段打下基础。

3 结束语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企业必须增强国际竞争意识,积极“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利用国外资源,在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中国企业只要充分认清国际竞争特点，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就能取得成功。最后，祝愿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健康、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郭文强,张泽文，张少杰，李燕.对外资金投资理论研究综述［J］.科技管理研究，2006，(5).

［2］齐晓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及其在国内的研究［J］.经济经纬，2004，（1）.

［3］李洪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直接对外投资理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 跨国公司 对外直接投资 区位选择

一、国外研究成果及评价

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发展于70到90年代，其理论重点

是投资动机、投资决策和投资流向三个问题，其中，投资流向就是区位（投资地点）选择问题。考察所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区位选择问题。

1.以区位经济学为基础的理论，以成本学派和市场学派为代表。杜能（J.H.Thunen）等成本学派认为跨国公司进行区位选择的目标是成本最小化，由于各国的劳动力成本和技术水平不同，运输和通讯费用不同，相关产业发展水平也不同，使得在投资国选择时成本因素至关重要。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和勒施（A.Lorsh）的市场学派认为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运输成本已不再是决定选址的主要因素，产品的销售才是中心问题，因此，关税、自然资源、风险、行政手续都需考虑。

2.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理论，以内部化理论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代表。海默（S.Hymer，1960）认为企业到海外进行直接投资的原因在于拥有特定优势，力图借此牟取更大的利润。凯夫斯（R.Caves，1974）、约翰逊（Johnson，1970）和巴克利（P.Buckley，1976）等对去进行补充，认为中间产品市场是不完全的，必须通过内部化来达到节约交易成本的目的。因此，那些造成市场不完全的国家正是对外直接投资应选择的投资区位。

真正将区位因素和对外直接投资结合，并明确提出来的学者首推英国里丁大学教授邓宁（J.Dunning，1977）。他认为，区位因素是决定对外投资的充分条件，它不仅决定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而且也决定了它们对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和国际生产的类型。

3.以国际贸易学说为基础的理论，以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为代表。小岛清（Kojima K）提出的该理论的基本内容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己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依次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在母国属于边际产业，居于比较劣势，而在东道国却拥有潜在的比较优势。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必然按照母国的边际产业顺序进行，投向在这些产业拥有潜在比较优势的国家。

通过比较以上理论，我们发现区位理论以东道国区位优势为出发点决定企业的投资地点，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以企业的自身优势为出发点，附带推导出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但这些理论都是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因此在指导沈阳市的对外直接投资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一些复杂的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及流向仍然无法做出合理地解释和说明。

二、国内研究成果及评价

我国学者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发展的特殊性出发，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与产业选择有着密切的相关性。而从FDI区位选择本身来看，中国理论界提出的主要观点如下。

1.就近基准。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初期的区位选择应遵循地理上的“就近原则”。“就近原则”，也就是考虑到东道国区位和投资国的地理距离因素。这一基准的本意是通过对邻近地区的投资降低经营风险。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地理位置因素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作用正在逐步弱化。因此，地理相近将不再成为对外经济活动关系的主要依据。

2.“慢半拍”基准，或称“地区渐进原则”。该基准强调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应当首先从那些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相近或稍微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开始，随着投资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技术水平的提高、对外直接投资能力的扩张，投资区位逐步向发达国家扩展。应当承认，这种按照东道国经济发展阶段确定区位的思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慢半拍”是一个仅仅适用于部分产业的区位选择思路，它将中国企业的FDI限制在有限的国际空间内，不利于架构多元化的FDI格局，不能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普遍的区位选择基准。

3.多层次或多元化区位选择思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FDI区位选择的研究，一个基本的结论是架构一个多元化或多层次的FDI区位格局。可以说，实现FDI多元化或多层次化的区位格局，已经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FDI区位战略的基本出发点。问题在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不在于要不要实现投资区位的多元化，而在于如何形成多元化的投资格局。多元化区位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基本战略，是以合理区位选择为前提的，或者说是合理化区位选择的结果。

4.有效资本型FDI的区位选择。武汉大学的邢建国教授在其专著《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抉择》中，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提出“有效资本型FDI ”理论模型（如下图所示），更加适合指导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直接对外投资理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地方政府；理论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6-0-02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

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产生于20世界60年代，在所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都或多或少地讨论到区位选择的问题，但迄今为止，还并未形成统一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理论。

1.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理论

1960年美国学者斯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1960）在麻省理工学院完成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率先对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首次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垄断优势理论是由麻省理工学院C・P・金德贝格在70年代对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进行的补充和发展。它是一种阐明当代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具有垄断优势的理论。此理论认为，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应从“垄断优势”着眼。巴克利、卡森（Buckley，Carson，1976）、拉格曼（Rugman，1976）的内部化理论，内部化理论强调企业通过内部组织体系以较低成本，在内部转移该优势的能力，并把这种能力当作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真正动因。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1966）在其《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一文中首次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product life cycle）理论认为：产品生命是指市上的营销生命，也就是要经历一个开发、引进、成长、成熟、衰退的阶段。而这个周期在不同的技术水平的国家里，发生的时间和过程是不一样的，期间存在一个较大的差距和时差，正是这一时差，表现为不同国家在技术上的差距，它反映了同一产品在不同国家市场上的竞争地位的差异，从而决定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变化。在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中占主流的仍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The 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1977年，英国瑞丁大学教授邓宁（J・H・Dunning）在《贸易，经济活动的区位和跨国企业：折衷理论方法探索》中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1981年，他在《国际生产和跨国企业》一书中对折衷理论又进行进一步阐述。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企业要进行国际投资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即所有权优势 、 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跨国公司的运作有其指导作用，它促使企业领导层形成更全面的决策思想，用整体观念去考察与所有权、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相联系的各种因素，以及其他诸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可以减少企业决策上的失误。

2.以区位经济学为基础的理论

以克拉维斯（Kravis）、弗里德曼（Friedman et al.）、及部分北欧学者为代表提出了市场学派理论。据克拉维斯（Kravis，1982）的研究，东道国劳动力成本对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出口有着负的影响，从而也影响其空间分布。凯夫斯（Caves）等人把试图把交易成本引入FDI的区位分析中，但由于概念过于抽象没有得到太有价值的东西。而北欧学者认为与实体距离对应的为心理距离（Psychic Distance），所谓心理距离是指“妨碍或干扰企业与市场之间信息流动的因素，包括语言、文化、政治体系、教育水平、经济发展阶段等”。心理距离的远近意味着企业克服障碍成本的高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一般遵循心理距离由近到远的原则。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等则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运输成本的影响作用下降，产品的销售才是关键的问题。

3.以制度经济学为基础的理论

安哥多（Agodo，1978）发现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与地方政府发展规划出来的有组织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贝尔德伯斯（Belderbos，2003）研究了东道国反倾销政策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影响，认为通过反倾销可以吸引更多的直接投资，但如果东道国取消了反倾销措施，直接投资中的成本因素又将上升。奥克荷姆等（Oxelheil，2001）强调了金融制度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影响，认为股票、债券的发行上市制度将影响到跨国公司在国外进行直接投资的公司的相关成本、资本收益等。鲁明泓（1999）则以114个国家和地区为样本，探讨了影响直接投资的四大类制度因素，即国际经济安排、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府廉洁程度，认为经济的开放度及对外资的欢迎态度最为重要。

4.以集聚经济为基础的理论

直接对外投资理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双向投资；投资绩效指数；投资发展周期；投资流量；投资存量

1 问题的引出

世界经济深度调整背景下，江苏以往依靠低端生产要素参与国际分工，粗放、低效和利益流动不合理的发展模式难以适应国际资源争控加剧、贸易摩擦日益频繁、区域合作竞争升级的新局面，也无法从全球价值链中的“被俘获”和“压榨”地位中突围，必须立即进行转型升级。考虑到江苏面临生产成本上升、资源和环境约束加剧、发达国家贸易保护政策打压、汇率和出口退税政策变动等一系列严峻挑战，需求及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受限，相关工作的重心应放在创新投资功能及投资自由化上。国际发展经验表明，开放型经济条件下的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应均衡发展。江苏当下迫切需要将战略性开发利用外部资源与合理开发有效利用国内资源相结合，从以往偏重出口和引进外资的单向开放向同时注重进出口和资本流出入的双向开放进行转变，最终实现内外融通的包容性增长，研究具有极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2 发展现状

2.1 投资存量现状

从投资存量来看，截至2013年年末，江苏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存量达3223.79亿美元，占全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存量的23.03%，是全国第二大外资流入存量大省；同期江苏省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111.63亿美元，占全国非金融类外商直接投资流出量存量的2.1%，是全国第五大对外投资存量大省。2013年江苏省对外投资存量与吸引外资存量之比为1：28.88，仅为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的5.5%；此外，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仅为1.17%，也大幅落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

2.2 投资流量现状

2013年，江苏省吸引外资流量及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分别占全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及流出量的28.29%及3.26%，是全国第一大外资流入省及第四大对外投资省。但从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的流量比值关系来看，江苏省双向投资存在较严重的非协调发展问题。2013年，江苏省对外投资与吸引外资的流量比值为1：11，处于沿海经济发达省市的最低水平，同时也大幅落后于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3 实证检验

3.1 理论模型

根据邓宁经典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IDP），伴随着一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其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态变化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人均GDP最低，其净对外投资为零或者负数；在第二阶段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吸引外资增加但对外投资仍然为零或很少，净对外投资为负数且其绝对值不断扩大；在第三阶段对外投资增长速度逐渐快于吸引外资增长速度，净对外投资为负数但其绝对值不断缩小；在第四阶段对外投资超越吸引外资，该国成为净对外投资国，净对外投资为正数且其绝对值不断扩大；在第五阶段该国仍是净对外投资国，净对外投资仍为正数但其绝对值不断缩小，对外投资的影响因素将不仅局限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Dunning，1981； Dunning，1988；详见图1左图）。邓宁的IDP理论以投资流量为基础，在实证检验中至少存在两个技术性问题：第一，第一阶段初期和第五阶段末期净对外投资均趋向于零，IDP理论尚没有对这两个阶段做应有的区分；第二，一国净对外投资的增加并不一定都是经济发展因素造成的。当一国投资环境恶化时，其区位优势下降，外资流入也会降低，在其对外投资不变时也能造成净对外投资的增加。

为弥补以上不足，Dúran和úbeda于2001年提出以投资存量为基础的新IDP理论框架。如图1右图所示，横轴为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存量，纵轴为外商直接投资流出存量，45度角射线为经济发展水平。当曲线沿横轴水平向右移动时，代表其区位优势增强，反之则为区位优势下降；当曲线沿纵轴垂直上升时，代表本地企业竞争力上升，反之则为本地企业竞争力下降。一般而言，发展中经济体的净对外投资为负值，对应五阶段论中的第一、二、三阶段，处于图形的左下角；发达经济体的净对外投资为正值，对应五阶段论中的第四、五阶段，处于图形的右上角，这样就能较好地把两者区分开来。考虑到新框架的这一特性，研究将综合运用这两个理论模型对江苏省双向投资的发展阶段进行研究，以期得出更科学的研究结论。

3.2 实证模型

对于具体投资发展周期的判定，邓宁曾给出了以下检验模型（Dunning and Narula，1996）：

NOI=α+β*PGDP+γ*PGDP2+ε （1）

公式（1）中，NOI为人均净对外投资，即人均对外投资额减去人均吸引外资。PGDP为经济发展水平，邓宁在其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中使用的是人均GNP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而本文研究采用的是“单个国家”的人均GDP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研究，类似做法在国内外研究中也被证明具有可行性（苑生龙，2013；朱华，2012）。除此之外，还有学者提出以下实证模型（Buckley and Castro， 1998）：

NOI=α+β*PGDP3+γ*PGDP5+ε （2）

为了方便起见，以下称公式（1）为二次方程，而称公式（2）为五次方程。鉴于国内已有不少学者结合运用二次方程和五次方程对我国的投资发展周期进行实证检验（姚永华等，2006；李辉，2007），本文也将结合这两种方法对江苏省的投资发展阶段进行分析。有鉴于前文分析中流量数据与存量数据各自所包含的经济学含义不尽相同，故需对二次方程和五次方程同时进行流量与存量的双重检验。

3.3 数据来源

实证数据的起讫时间为1985-2013年。其中，江苏省吸引外资的数据来自于《江苏统计年鉴》，以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表示；江苏省对外投资2003年以后的数据来自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以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表示，2003年以前的数据来自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以境外直接投资中方协议金额表示。由于实证检验中采用的均是人均量，所以以上两组数据还需除以总人口数，本文中以年末常住人口与年初常住人口的平均数表示。最后，人均GDP的数值来自于《江苏统计年鉴》，再除以各年的年平均汇率得到。

在进行实证检验前，还需要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别序列的平稳性，本文采用的是包含截距项和趋势项的ADF检验。根据检验结果，人均GDP、净对外投资的存量及净对外投资的流量的原始时间序列数据均不能通过单位根检验，即为非平稳的。但它们进行二阶差分后均可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这些变量都是二阶差分平稳的，即为二阶单整。根据协整理论，对于通过平稳性检验且为同阶单整的时间序列来说，可以进行协整检验，进而分析他们之间的协整关系。

3.4 结果分析

根据回归结果，二次方程的拟合度普遍高于五次方程。二次方程与五次方程的F统计量均在1%水平下显著，但五次方程的DW统计量均未超过0.5，表明其随机扰动项可能存在一阶自相关问题。（表2）

为了验证可能存在的自相关问题，对二次方程及五次方程的随机扰动项也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根据检验结果，二次方程的随机扰动项均通过了单位根检验，而五次方程的随机扰动项均未能通过了单位根检验，表明五次方程的随机扰动项非平稳，所以不能用该模型进行计量分析。

最后，根据二次方程的回归结果对比来看，流量模型与存量模型的回归系数中均小于0，而均大于0，表明两者均符合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的“U型”曲线特征。但从回归系数的显著程度、方程的拟合程度、F统计量及DW统计量等综合因素考虑，本文最终选择的是人均净投资存量的二次方程，即：

NOI=226.7-0.58*PGDP+2.0E-05*PGDP2 （3）

令公式（3）的一阶导为0，可以求得第二阶段转换为第三阶段的拐点；再令公式（3）等于0，可以求得第三阶段转换为第四阶段的临界点。出于对比的考虑，下表列出了所有情况下的阶段性拐点（详见表4）：

从计算结果来看，江苏省双向投资从第二阶段转换为第三阶段的拐点（拐点1）为人均GDP14180美元，而从第三阶段转换为第四阶段的拐点（拐点2）为人均GDP27961美元。依此为判断标准，江苏省2013年人均GDP为12047美元，尚处在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换的过程之中，即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较低层次。此外，考虑到利用以上方法对投资发展周期进行判定可能会造成一定偏误，具体判定时最好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高敏雪、李颖俊，2004）。因此，还需结合江苏省净对外投资的实际值与拟合值对其所处的发展阶段做进一步分析。

从图2来看，江苏省净对外投资从1985年开始出现负值，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江苏投资软环境的改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加速流入造成的。2001年以后，即入世之后，江苏净对外投资负值的增速表现出较明显的变缓趋势。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入世后我国在利用外资方面由差别性待遇转变为中性待遇，同时还实施了更为积极主动的对外投资政策，这造成了外资流入的速度相对变缓而对外投资的速度却迅速增加，最终的净对外投资虽然仍然还是负值，但已经开始出现减少的趋势。综合以上分析来看，确定江苏省投资发展周期处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转换过程中是没有问题的。

最后，结合江苏省13个地级市2013年人均GDP的实际数值，可以具体判定各地级市所处的投资发展周期（如表5所示）。从各地级市的投资发展周期来看，苏南五市均处于第三阶段，这五市的净对外投资虽然是负值但有逐渐缩小的趋势，并有可能在江苏省内率先步入第四阶段而成为“净对外投资市”，其区位优势和竞争力会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其余八市均处于第二阶段，其净对外投资是负值且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若不能尽早越过拐点1进入第三阶段，这八市的区位优势会恶化，其竞争力下降的结果有可能造成区域经济的“塌陷”。

4 政策建议

在对国内外及省内外双向投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以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为基础，采用1985年-2013年的具体数据对江苏省的双向投资进行了阶段性检验，具体结论及主要建议如下：

第一， 江苏省双向投资存在较严重的非协调发展问题。其中，吸引外资绩效指数显著大于1而对外投资绩效指数不足0.3，表明江苏省吸收了相对其GDP规模而言较多的外商直接投资而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相对于其GDP规模而言又相对较少。这表明，江苏省双向投资今后工作的重点要从以往“积极被动型”吸引外资转向“积极主动型”对外投资，经济发展的模式要从外向型转向内外融通一体化发展，资源配置方式要从国内配置转向全球配置，从而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提供基础。

第二，针对投资发展周期的实证研究表明，江苏省净对外投资的下行趋势已出现震荡筑底状态，正处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转换过程中，“十三五”期间将是通过“U型谷底”进入第三阶段的关键时期。江苏省企业将更多地“走出去”，其区位优势及竞争力将得到进一步的强化，这对于促进产业升级转型及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均具有重要意义。政府应在政策层面予以大力支持和鼓励，相关的配套机制建设如中介服务、人才吸引、信贷支持、营商环境等要逐步跟上，通过双向投资技术溢出的水平、前向及后向关联效应推动创新型经济的发展。

第三，研究结果还表明，存量数据比流量数据在对江苏省投资发展周期的阶段性判定上更具有优势，它不仅能更好地区分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一阶段和第五阶段，还能够体现“单个国家”的区位优势与竞争力，而不仅仅局限于对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因此，江苏双向投资协调发展应着重于通过制度创新带动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及市场机制创新，使竞争压力和创新动力通过产业链向上下游传导。对内培育自身制度质量、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外资进入服务业和高端产业，对外重视制度距离对对外投资产出效益的影响，避免陷入“制度陷阱”。

第四，由于在自然条件、经济结构、发展水平及整体战略等方面的不同，江苏省各地级市的投资发展周期存在较大差异。苏南五市已率先突破“U型谷底”进入第三阶段，并有可能进一步率先进入第四阶段而强化其区位优势与竞争力。其他八市均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二阶段，若该八市通过自身努力不能突破自身高度特殊化的限制，就需要中央及省级政府制定相应的差异化战略以避免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使经济发展的结果惠及全民。

参考文献：

[1]谢康.论国际双向投资[J].学术月刊，1998，08：42-48.

[2]苑生龙.中国参与FDI与ODI的发展周期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3，18：110-113.

[3]朱华.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与中国FDI发展阶段定位研究[J].经济学动态，2012，05：37-42.

[4]姚永华，苏佳丽，陈飞翔.我国对外投资发展阶段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6，10：96-101.

[5]李辉.经济增长与对外投资大国地位的形成[J].经济研究，2007，02：38-47.

[6]高敏雪，李颖俊. 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实证分析――国际经验与中国现状的探讨[J]. 管理世界，2004，01：55-61.

[7]Dunning， J. Explaining the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Position of Countries towards a Dynamic or Developed Approach[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1981， 117（1）： 30-64.

[8]Dunning， J. Explaining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M]， Unwin Hyman Press， 1988.

[9]Dúran， J. and úbeda F. Th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 A New Empirical Approach and Some Theoretical Issues[J]，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2001， 10（2）： 1-34.

[10]Dunning， J. and Narula R. Th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 Revisited： Some Emerging Issues， 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Governments： Catalysts for Economic Restructuring[M]， Routledge Press， 1996.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14EYC00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26120112011B11814）；河海大学高层次人才引进专项基金（XZX/10B007-06）。

直接对外投资理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区位选择；产业选择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3）02-0095-08

一、区位选择和产业选择的文献综述

（一）区位选择

早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暗含了跨国公司进行对外投资需要考虑区位的因素（海默，1976；巴克利和卡森，1975），首次以正式的说法提出区位选择的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他认为区位因素是跨国企业进行对外投资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在企业决定对外直接投资时必须对区位因素作出评价和分析，并把区位中生产要素资源和投资优惠政策等多种因素作为考虑区位要因的重要指标。即企业应该选择投向具有生产要素丰裕，价格低廉以及具有优惠投资政策的区位，拓展了过往理论按照单一要素选择区位的劣势（邓宁，1977）。后来有学者提出了国际化阶段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开始投资时，应选择心理距离较近的国家或地区进行，而后在投资心理距离较远的国家或地区，这里的心理距离主要指投资国和东道国在文化、风俗习惯、经济发展水平、法律体系等方面的差异程度，这些差异程度增加了投资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的风险和不确定性（Greffi，1999）。

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蓬勃开展，中国政府开始把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促进国内产业升级的重要路径，中国学者也在关注和研究这个热点问题，较早提出对外投资的区位理论有“有效资本”模型（邢建国，2003）和“金字塔”模型（李媛、马维，2006）。“有效资本”模型把企业资本按照性质的不同分为“过剩资本”、“垄断优势资本”和“有效资本”，不同性质的资本区位选择是不同的，投资区位分为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三种，如“过剩资本”类型的对外投资应该投向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垄断优势资本”类型的对外投资应该投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效资本”类型的对外投资可以向三种类型的国家投资，不同区位选择可以发挥跨国企业和东道国的各自优势，并通过反向溢出效应促进投资国产业升级；“金字塔”模型认为区位选择应该按照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取分为四个层次：专业化生产要素的获取、有序竞争平台的提供、相关配套设施和支援性产业的支持以及适宜消费群需求的满足，这四个层次满足后这个区位的投资就可以增加企业的竞争优势，从而通过产业竞争、产业关联等效应带动投资国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升级。

在实践上，例如日本在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主要是转移国内具有比较劣势的产业，如服装、纺织和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区位选择上。主要是看重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是否具有优势以及东道国是否具有优惠的吸引外商投资政策，以此减少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成本，获取更高的利润空间，在20世纪50、60年代日本主要向中国香港、韩国转移，80年代向中国沿海地区、泰国转移，90年代后逐渐向中国内地、越南和印度尼西亚转移，就是因为这些国家或地区在劳动力成本上具有比较优势，同时也制定了优惠的吸引外商投资的政策。

（二）产业选择

产业选择主要考察的是一国或地区不同产业选择中的进入成本和预期收益的比较，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问题，西方经济学界研究的较少，主要是因为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在其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基础上开展的，产业的技术进步快，转换升级的能力强，同时发达国家市场化程度较高，经济资源通过市场能够得到合理配置，在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情况下，能够根据企业的发展需要决策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只要条件具备了，就可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而不太注重产业的选择。而中国对外投资并不是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基础上进行的，对外投资是为了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企业进行对外投资不仅仅关系的是企业微观经济方面的利益，而且也关系到国家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宏观经济效益，因此中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需要考虑产业选择的问题。

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比较明确提出产业选择理论的是“边际产业扩张论”（小岛清，1987），他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投资国已经或者行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进行，按照这个原则，投资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这样的投资可以释放投资国边际产业的生产要素，同时也可以获得较高的生产利润，有助于投资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在其他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也间接地提到了国际投资的产业选择问题，如“小规模技术理论”（威尔斯，1983），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上具有规模经济的优势，因此对外投资时应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对20世纪后期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现象的研究，坎特维尔和托兰惕诺（1991）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想摆脱国家投资中劣势的投资地位必须从资源密集型的对外投资向技术密集型的对外投资转型，以此促进投资国国内的产业升级。中国学者在对外投资的产业选择问题上，有两个方向：一是通过描述性统计和经济学分析的方法，分析和判断中国对外投资的产业选择方向（肖黎明，2007）；另一个思路是通过具体的案例研究，来考察中国对外投资的产业选择对于国内产业升级的作用（程如轩，2001），这两种方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的原因、基础和取向问题，但是在具体的定量研究却略显单薄。

二、统计方法的选择和计量结果

（一）灰色关联分析法

由于中国系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数据是从2003年才开始的，到目前只有2003～2010年的统计数据，因此如果使用时间序列回归分析作为计量方法的话，时间跨度短，自由度小，解释力不高，因此为了实现本节的统计目的，采用一种灰色关联分析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灰色关联分析是由邓聚龙首创的一种系统科学的分析方法，是对某一个系统变化情况作出定量描述和统计比较的方法，基本思路就是通过确定一个参考数列和需要进行比较的若干比较数列之间的几何形状的相关程度来判断它们之间的联系程度是否密切的方法，以及可以根据关联度的大小得出关联程度的排序，主要是反映了序列间曲线的相关程度。这种方法是一种对系统动态变化进行量化处理的方法，对数据的大小没有要求（最少为4个数据容量），对数据并不要求掌握完全的信息（处于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之间），因此本文将要实现的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和产业升级的相关性研究就可以采用灰色关联的方法进行处理。

灰色关联分析法是有绝对关联度、相对关联度和综合关联度之分，绝对关联度是把初始点作为零化法处理，如果序列间的分析因素差异比较大时，常会影响统计分析的结果，而相对关联度主要计算比较序列相对于初始点的变化速率，与各序列观测值的大小无关，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绝对关联的缺陷，综合关联度是取绝对关联度和相对关联度的均值。

具体的计算过程如下：

第一步，确定分析系统行为特征的行为序列，这个序列需要两种。一种是反映系统行为特征的序列，叫做参考序列，还有一种是影响系统行为的因素组成的序列，叫做比较序列。

第二步，进行无量纲化的处理，各经济变量都有各自的统计方法和计算单位，为了正确反映系统行为的影响因素，需要对各变量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以消除统计单位的不同造成的影响，加强了数据间的可对比性。

第三步，计算关联系数，关联系数反映序列的几何曲线的相关程度，假设参考序列为X0，比较序列有若干个分别为x1，x2，x3，……xn。比较序列和参考序列的几何形状的关联系数设为δi（k），则

第五步，关联度排序，根据计算出的M的大小，排列出相关性的强弱，γi越大，说明比较序列和参考序列的关联程度越强。

（二）数据的处理和统计结果

1 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产业升级的区位选择。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改革开放后，就制定了“走出去”的对外发展战略，对外直接投资蓬勃开展起来，目前中国对外投资主要集中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区域。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产业升级的区位选择问题上，现有文献大部分是基于从理论框架上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区位选择的原因、标准以及机理等，在实证上，大多停留在表面的统计分析上，本文拟在以往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考察中国对外投资过程中在哪些区位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明显，哪些区位推动作用不显著。

本文用产业升级指标来反映经济发展和产业层次水平的高低，产业升级指标用第一、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各产业占GDP的比重乘积后的加权来表示，产业升级指标为参考序列，设为序列1，并按照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统计方法，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为六个区域，分别为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北美洲和大洋洲，中国对这六个区域2003～2010年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即为比较序列，分别为序列2，序列3，序列4，序列5，序列6和序列7。具体的比较序列和参考序列的指标值见表1。

根据上述的计算方法，利用灰色关联软件计算出的关联度排序情况如表2所示。

根据上表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综合绝对关联度、相对关联度和综合关联度的排名情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和产业升级关联度排名依次为亚洲、拉丁美洲、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也就是说从对外投资的区位看，对中国国内产业升级促进作用大小依次为：亚洲、拉丁美洲、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

2 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产业升级的产业选择。

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截至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覆盖了中国国民经济中所有的类别，从对外直接投资数额看，其中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批发零售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业、制造业占据了对外投资总额的90%。因此这里选择这六个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作为比较序列较有代表性，仍然采用产业升级指标作为参考序列。具体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的指标值见表3。

利用灰色关联软件计算绝对关联度、相对关联度和综合关联度的结果如表4。

根据上表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综合绝对关联度、相对关联度和综合关联度的排名情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和产业升级关联度排名依次为制造业、交通运输业、采矿业、金融业、批发零售业和商务服务业。也就是说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看，对产业升级促进作用最大的为制造业，接下来依次为交通运输业、采矿业、金融业、批发零售业和商务服务业。可见从产业归属看，第二产业在过往的统计年度中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要高于第三产业。

三、结论

第一，从上述灰色关联分析的结果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亚洲区域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国内产业升级的关联程度最高，也就是说亚洲区域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国内产业升级的效果比较显著，因为在这个区域的投资国家和中国地理上毗邻、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消费偏好都有非常相近或相似之处，心理距离和地理距离都比较近，而且这些国家对外开放程度较高，也有优惠的投资政策，因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往往会选择周边国家或地区的原因也在于此。进一步的分析，在亚洲区域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大部分属于资源寻求型（如投资东南亚）和市场寻求型（如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等），这类投资可以带动中国机器设备、技术的出口，资源密集型的对外投资可以解决中国某些产业资源瓶颈的问题，同时利用这个区域某些国家或地区享有的贸易优惠条件，与第三国进行贸易，扩大出口份额，所有的这些因素均可以不同程度地辐射到中国国内的产业和企业中来，促进产业优化和升级。

第二，欧洲和北美洲区域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的相关性处于中等水平，这两个区域属于发达国家的范畴，因此可以判断这两个区域的对外投资大部分属于技术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的对外投资。为什么其作用和相关度没有亚洲和拉丁美洲明显，究其原因有两个，中国企业和这两个区域的国家的地理距离和心理距离较远。国家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有差距，而且这些发达国家没有优惠的投资政策，因此中国企业投资这两个区域的资本额度较少，从而促进作用不明显；同时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的技术寻求型和战略资产获取型的对外投资收益并不显著，其反向溢出效应也因为各种原因并不能充分发挥，因此对于投资国国内产业升级的作用一般。

第三，非洲区域的对外投资虽然在企业数量和覆盖区域方面居于六个区域的前列。但是其对中国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较小。因为在非洲进行的对外投资大部分属于资源寻求型的，这种类型的对外投资可以获得国内瓶颈产业发展所需要的经济资源，但是这类产业的发展对于产业结构层次的提高，显著性不高，因此非洲区域的对外投资对于国内产业升级的效应相对于其他区域来说较小。

第四，对外投资中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效应最大。这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进了大量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并经过学习、模仿和创新，形成了一系列成熟和标准化的生产技术体系，很多行业的技术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利用这些成熟的技术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既可以利用东道国生产成本低廉的优势，又可以转移国内过剩产能，规避贸易壁垒的阻碍。同时由于制造业的门类较多。辐射面较大，产业关联程度高，因此对外直接投资的制造业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对国内产业升级产生影响，因此政府继续支持和鼓励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应，促进国内的产业调整和升级。

第五，采矿业的产业升级效应也较为明显。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对于资源类生产要素的供给要求越来越高，中国的铁、铜和石油等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单纯依靠国内供给，或者从国外高价进口都不能切实解决这种供需的矛盾，为了改善国内的资源供给，避免国内经济发展受到国际经济的影响，进行资源类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解决国内瓶颈产业发展遇到的供给矛盾。中国对外投资的实践也表明，中国重视资源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确实促进了中国国内瓶颈产业的发展，为产业调整和升级做出了贡献。因此必须从国家经济发展长远的战略目标出发，制定资源类的投资战略，在国外建立一批战略性资源的供应地，确保国内经济发展所需的经济资源供应充沛。

第六，金融类高附加值产业的对外投资的增加并没有显著地促进产业升级的变化。虽然中国近几年加大了金融领域的对外投资，但是由于起步晚，金融业的产品品种和服务水平和发达国家的金融业有很大差距，并不能很好地满足其他产业发展所需的金融服务。因此从2006年以来的数据可以看出其对于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不够明显。中国政府应该放宽金融领域的对外投资政策，鼓励金融机构走出国门，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企业和产业提供优质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从而带动国内金融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