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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探讨外商直接投资与内源型产业集群的互动关系。样本数据选自浙江纺织业产业集群,分析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与浙江纺织业产业集群二者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纺织业产业集群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是浙江纺织业产业集群发展的格兰杰原因;而浙江纺织业产业集群的发展对吸引外资并未起到显著作用。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内源型产业集群 互动关系
问题提出
所谓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s)是在某一特定领域中(通常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上集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波特,1998)。经济地理对经济活动区位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空间邻近性带来的外部经济对企业区位具有重要影响。
当前,集聚经济成为许多国家本土企业工厂选址考虑的重要因素。同一产业内相关企业倾向于选择相同的区位(Marshall,1898),这种集聚经济是产业特定的,给定区域内某个产业规模越大,这种集聚经济越显著,被称做本地化经济(Localization Economies)。这种本地化经济的集聚模式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如我国浙江出现的纺织业集群、鞋业集群、电器集群等。此类集群最初从当地自发集聚产生,被称为内源型产业集群。不过,在该类产业集群内部也出现了外商直接投资渗透的现象。外商直接投资对内源型产业集群的发展能否起到促进作用?内源型产业集群是否能够起到吸引外资的作用?这是一个值得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作为中国沿海的重要省份,浙江省利用外资的水平及产业集群的发展在全国均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自1980年第一家外资企业―合资西湖藤器有限公司的成立,浙江省利用外资已有三十多年时间,在1984-2008年的25年里,浙江省实际利用外资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9.34%,远远高于全国的18.75%平均水平。虽然期间也经历过回落调整阶段,但2009年1-12月,浙江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新签协议金额达160.1785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仍达99.3974亿美元。浙江能够从一个无资源优势、无国家扶持、无政策优惠的“三无小省”发展到现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跃居全国前列的“经济大省”,占据了浙江经济半壁江山的产业集群在其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浙江省88个县市区中,有85个形成产业集群。年产值超亿元的区块有519个,产业集群总产值5993亿元,约占当年浙江省工业总产值的49%分布于175个行业,涉及工业企业23.7万家,吸纳就业人员390.1万人,这些产业集群的经济增长速度比浙江省的平均水平快3-5个百分点。产业集群经济增长的快速发展与外商直接投资有效地推动了浙江经济发展。
本文以浙江省产业集群为例,通过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内源型产业集群间的互动关系。
浙江产业集群的测度
关于产业集群的测度,即通过某一产业的区位集中程度来识别产业集群是否存在,学术界普遍采用区位商系数LQ或者空间基尼系数G方法。区位商指数和空间基尼系数的性质一样,只是前者从地区角度来分析,而后者则是从行业角度来分析,但是由于基尼系数计算量过大,需要的数据也很难找齐,因而本文选用区位商这一灵活有效的指数来衡量浙江地区产业集聚程度。
区位商又称专门化率,由哈盖(P.Hagget)首先提出并用于区位分析中,用来衡量某一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以及反映某一产业部门的专业化程度。
区位商的函数表达式为:
其中:qij表示地区j的行业i的增加值,qj是地区j的全部行业增加值,qi是产业i的全国增加值,q是全国全部行业增加值,亦可将上面的产值用销售收入或产值来代替。β指数的分子是地区j行业i的产值占该地区工业的份额,分母是产业i占全国工业的份额,它能够测度该地区的生产结构与全国平均水平之间的差异,借此可以评价一个地区的专业化水平,如某地区某产业在全国市场占有率较小,但该产业在该地区制造业中所占份额很大,则这个产业在该地区还是有比较优势的,可以将其称之为地方化优势;反之,如果某地区制造业在全国制造业中所占份额很大,而某产业在该地区制造业中所占份额很小,那么即使该产业市场占有率很大,也未必是该地区的地方化产业。
一般说来,β>1,表明i产业在该地区专业化程度超过全国,属于地区专业化行业,该行业具有比较优势,该产业或其产品可以对外扩张或者输出,β值越大,专业化水平越高。β=1时,表明该地区 产业的专业化水平与全国相当。β
从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中可以看出,制造业是浙江省吸引外资最多的一个行业,近年来,每年有六成左右的外资进入该产业。因此本文从制造业中选取了吸引外资最多的6个行业,对它们的区位商进行比较。这6个行业分别是纺织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计算得出的区位商结果如表1所示。表1中的数据反映了2003-2007年间制造业中6个行业区位商的变动趋势。2007年,纺织业、医药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区位商均大于1,表明这些行业为浙江省的“地方化优势产业”,也就是说这些行业形成了一定的空间集中,有了一定的规模,具有地方专业化优势。其中,纺织业的区位商一直保持在2以上,具有较高的专业化水平。为此,文章选取浙江纺织业产业集群进行计量分析,验证该行业产业集群与FDI的互动关系是否存在。
FDI与浙江省纺织业产业集群互动关系的计量分析
(一)样本数据选取和介绍
本文选择1996-2009年浙江省制造业中集聚程度最高的纺织业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区位商(β)的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分析。由于2000年以前的纺织业的FDI数据不易得到,又因2000年以前 FDI的90%均流入制造业,故本文用当年相应行业产值占工业产值的比例乘以浙江省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加以代替。其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汇率中间价换算为以人民币(亿元)为单位的数据,同时为消除异方差,对各变量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LNFDI、LNLQ分别代表浙江省纺织业外商直接投资和区位商的对数值,D表示相应变量的一阶差分。文中所有的计量分析,均使用Eviewss5.0计量软件进行。
(二)样本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及模型建立
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的前提条件是时间序列具有平稳性,由于不平稳数据的随机过程会导致“伪回归问题”。所以在进一步分析以前要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即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 ADF方法进行检验。各变量及其一阶差分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通过表2可以得知,LNFDI与LNLQ的一阶差分平稳,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可以据此进行下面的协整分析。为了研究外商直接投资与内源型产业集群的互动关系,以外商直接投资为自变量,区位商为因变量,建立如下经济模型:
LNLQ=α+βLNFDI
(三)协整检验
协整是对非平稳经济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的统计描述。以上的单位根检验证明,FDI和区位商的对数序列数据都是一阶单整,这是协整检验的前提,即变量均为同阶单整。在这一前提下,检验其协整关系,当两个变量存在协整关系时,则它们之间有着一个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反之,当两个变量不是协整的,则它们之间就不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关系。下面用AEG两步法检验LNFDI与LNLQ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先对两变量进行普通回归,然后检验回归残差的平稳性。如果回归残差平稳,则变量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否则,不存在协整关系。
首先用Eviews 估计出回归方程如下:
LNLQ=0.0573LNFDI+0.7095
(22.435) (5.5827)
R2=0.722 F=31.1668 DW=1.2376
模型中各系数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可能由于缺省一些其它重要变量的原因,可决系数及自相关系数较低,但并不影响该模型的解释意义。从模型估计结果看,当年外商直接投资对纺织业产业集群的发展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接着,设et为该模型的残差,用Eviews 对其做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通过表3可知,模型残差为平稳序列,由此说明LNFDI与LNLQ间协整,即二者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四)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表明,在长期内,外商直接投资与浙江省纺织业区位商之间存在着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但它们彼此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的方向并不明确,这需要对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因果检验。选择滞后期为2,对样本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通过表4中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可以得知,在5%显著性水平下,外商直接投资是区位商的格兰杰原因,而区位商并不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即在浙江纺织行业中,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集群间仅具有单向的因果关系。该结论与我国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结论及启示
上述实证分析结果证实了浙江省纺织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内源型产业集群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外商直接投资对内源型产业集群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因此,要坚持鼓励外资进入的政策,提高外资的利用水平和技术含量,使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集聚效应、带动市场需求效应及技术外溢效应等得到充分发挥,竞争力较强的外资进入会进一步提升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从而为内源型产业集群的发展注入更强大的动力。
但计量分析结果也表明,纺织行业的产业集群对于流入本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作用并不明显,这与内源型产业集群本身的特点有关系。内源型产业集群起源于地方特色经济或地方具有传统优势的产业。最初由当地企业自发或由政府促进在某一特定区域聚集,该类产业集群在其形成和发展之初,主要依赖于乡镇企业、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的成长带动了整个产业的发展,民营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促进了集群竞争力的不断提高。随着集聚企业的增多,企业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业内分工愈加缜密、业间配套逐渐完善,外部规模经济不断显现。等到集群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开始有能力纳入国际生产、销售体系时,在集群内才有可能出现外商直接投资。而外商在考虑是否增加直接投资量时需要关注的因素很多,比如市场的真正开放度如何,进入壁垒与成本等等,由于内源型产业集群的本土化背景,市场份额基本为本地企业瓜分殆尽,使得外资进入成本较高。因此,现阶段内,浙江纺织行业的产业集群并未带动本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涌入,这也使得以浙江纺织行业为代表的产业集群面临着持续发展的瓶颈,由于自身存在着企业单体规模小、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地域色彩浓厚、技术管理水平低及创新能力弱等问题,该类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短,难以长久。伴随着集群本身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如果没有一些具有先进的技术管理水平和管理经验的外资大量涌入,该类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前景堪忧。
发达国家企业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建立全球性的生产体系。吸引跨国公司进入产业集群,则可以拓展地方经济的产业链以及弥补产业链上的薄弱环节,并利用引进项目在技术、机制、理念上的优势,刺激当地创新活动,提高当地产业链的集群式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当然,内源型产业集群应以更加务实的态度注重利用外资而非一味强调引进外资,人们常常提到的招商引资就是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即让跨国公司到本地投资。而利用外资是指促成本地企业与跨国公司建立更紧密的业务联系,如通过配套、贴牌、搭车、外包等方式进入跨国公司的产业链。
此外,要使内源型产业集群持续健康发展,并且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较强的吸引作用,除了政府发挥自身职能,从法律、融资及公共设施建设等方面为产业集群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外,还要努力改善产业配套环境,除了产品配套外,也包括人力资源配套、技术和政策的配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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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宏观经济 影响
如今我国在世界上发展中国家中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口总量都位居首位,在高速发展的经济环境中,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渠道,因此如何在高速发展的经济大潮下获得广泛的资金渠道就成为需要考虑的问题。上个世纪末期开始,来自国外商人的直接投资,简称FDI,开始迅速地进入到我国,这股资金力量给我国的经济带来了推波助澜的重要积极作用。这些国际资本的流入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帮助,从经济效益上来说,这样的投入可以显著地增加我国的经济输出,带动整个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张,因此如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是我国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最重要的因素。
一、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国内经济总值的影响
在此之前,已经有众多的实证分析研究,这些研究均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力量输入到发展中国家均对其有显著的帮助作用。从我国的角度来说,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详细的分析。外商投资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资本组成部分,对我国的阐述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所以说可以根据我国的宏观经济的一项重要指标,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来设计计量模型:
GDP=α+β*FDI+ε
然后,笔者收集了我国自2000年以来的经济数据,通过数理分析软件Eviews进行了估算,得到的结果如下所示:
GDP=8757.031+156.0041*FDI
在经过了进一步的调整之后,R2的值为0.936,而F的对应值则为53.9725。
根据这样的结果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力量的迅速涌入,给我国的21世纪经济建设起到了突飞猛进的推动作用。在过去的十二年内,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亿美元,我国所对应的国内经济总值增长至少为156亿美元。
然而,以上分析所采用的数据是历史的时间排列方式,并没有对其稳定程度进行分析,因此再次对以上数据模型进行协整处理,发现其显著性约为5%,可以说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国内经济总值具有协整关系,因此可以断定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是一种长期的均衡效应,该效应的数理形式可以通过以下方程来表达:
LnGDP=7.97+0.391*LnFDI
从以上的表达可以看出,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391个单位的增加对应外商直接投资的单个单位。另外,根据分析结果还可以看出,上述的均衡效应都可以对外商直接投资和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产生显著的影响,并且这样的影响具有长期持续的关系。与此同时,我国在经济上的增长在反方向上又可以刺激外商直接投资力量向国内转移。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刺激程度分析
本部分分析的主要是外商投入的要素与我国经济变化的关系,一般来说,可以使用那个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也就是索洛斯旺模型来进行研究。在该模型的解释当中,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总资本量的一种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显著地刺激我国经济增长。另外,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在多个方面例如消费、就业、储蓄等方面对我国的宏观经济形成积极影响作用。为了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作用,本文使用了上述模型,通过定义外商直接投资为额外的变量,将其融入到以下的数理方程表达式中:
LnY(t)=LnA(t)+a*LnKD(t)+b*LnKF(t)+c*LnL(t)
在上述方程中,Y表示的是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KD表示的是国内投资的资本存量,KF表示的是外国投资的资本存量,L、A、t表示的分别是劳动力、技术进步和时间段。
利用对时间段的微分可以得出以下形式:gY=gA+a*gKD+b*gKF+
c*gL,其中gY、gA、gKD、gKF、gL分别表示对应变量的增长率,而剩余的L、a、b、c表示的分别是国内的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
将过去的12年中每一年的数据根据队列进行排序,可以得到b的值为2.3,在通过进一步非分析研究可以得到,外商直接投资以6%的贡献率作用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因此可以说我国在对待外商直接投资的力量使用上一直保持着较低的水平。
三、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之间的关系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理论最早出现于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的总量在我国呈现了旺盛的内部转移现象,从理论研究上来说,该问题的起因也逐渐露出了眉目,其中比较有说服力的观点是蒙代尔的理论,他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具有贸易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国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上逐渐提升,这也导致了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投资规模越来越广泛,同时对我国的投资结构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笔者选取了近二十年来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通过分析来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产生了怎样的作用,通过对比分析,笔者得到了下面的数理表达模型:
EX=385.6383+1.1673*FDI+1.3091FEX
其中,EX表示的是我国的出口总量,FEX表示的是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的出口总量,该模型中R2的值为0.9831。在对上述的方程进行了基本的优化后,得出的拟合优化程度为0.9809,检验值最终结果为436.3833,每一个回归系数的时间序列检验值都在2.602之上,因此从这样的结果可以看出整个方程线性程度具有稳定的成立性,在出口方面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总量都对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产生了重要的规模增大作用。
而在进口方面,笔者分析的回归模型具有以下的表达形式:
IM=402.0759-0.7448*FDI+1.7954*FIM
其中,IM表示的是我国的总进口量,而FIM表示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我国的进口总量,R2的值为0.9701,可以看出方程的整体线性程度非常好,在经过调整优化之后,拟合优化程度值为0.9661,最终的F检验值为243.0949,可以看出该模型方程是稳定成立的。然而回归系数的检验值却没有能够得到接受,这主要是因为外商直接投资总量的增长带来的结果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产品对一些进口商品产生了替代现象,也就是说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进口经济贸易产生了替代影响。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到的结果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历史演变和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变动趋势表现出了加强的关联一致性,这意味着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和我国的进出口贸易还有外商直接投资与其进出口之间均存在着非常紧密的关联性,并且这样的关系具有滞后的现象,意味着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之间是共生的,同时也是互相补充的。
四、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内部投资环境的影响
一般来说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对我国的国内投资产生一定的影响之外,还可以间接地在其它一些方面都我国的国内总投资产生一些额外的影响,也就是说在一些情形中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会对其它国家队我国的投资产生一定影响,这样的影响又会间接地作用到我国国内的投资情况,这种间接性的影响行为具体来说可以描述为以下两种形式:
一方面是挤出效应,如果外商直接投资所涉及的行业与国内的同行业企业之间产生冲突时,就有可能产生挤出效应,由于竞争上存在巨大的优势,国内的同行业企业就有可能在激烈竞争中被淘汰,这种淘汰现象被称为挤出效应。同时,这样的效应也有可能产生在对项目的投资商,由于国内的一些企业在对项目进行投资时不愿意与投资效率更加高的国外同行业企业进行优势不存在的竞争,因此很有可能会在途中进行主动退出,这样的现象也可以被称为挤出效应。
另一方面被称为引致效应,该效应主要表现为在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增加上,若其投资额度增加一个单位,在对我国国内总投资带来的影响上大于一个单位,那么这样的现象就被成为引致效应。
投资的定义较为复杂,它容易受到较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就是一项重要的影响因素,简单来说,我国国内的投资主要有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我国自身经济状况带来的影响作用,另一个是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影响作用。所以说根据这样的原理可以设计出含有时间变量的数理模型,如下式所示:
It=α+β1*F1+β2*Ft-1+β3*Ft-2+β4*It-1+β5*It-2+β6*Gt-1+β7*
Ft-2+ε
在上式中,I表示的是我国的投资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比,F表示的是外商直接投资和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比值,G表示的是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随时间的增长比值,本研究中选取的是近十二年的经济数据,根据每一年的实际汇率转换为当时的人民币数额计算。同样使用的是Eviews统计分析软件,最终进行回归相关的结论为:
It=18.377+1.303Ft-1+0.603Ft-2+0.989It-1-0.544It-2+0.0995
Gt-1+0.0514Gt-2
在上述式子中,经过优化以后,R2的值为0.78,F的值为9.622,P的值为0.001,从上式的结果中还可以看出,模型中并不存在序列上的相关性,并且能够很好地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引入和规模上的增加对于我国的内部性投资具有非常显著的积极作用,可以说外商直接投资直接正向带动了我国的经济发展,这与第一章节的内容具有极高的相似性。
五、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上的建议
首先,我国需要在宏观政策上继续引入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充分地利用好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内部性投资、与其它外商之间的投资还有整体宏观经济的积极帮助作用。
其次,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国仍然需要进一步提升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帮助作用,也就是增加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输出效率,要想实现这样的目标,我国需要在传统的牺牲市场赢取投资金额的策略进行改变,提出全面引入国际投资力量的政策。目前我国仍然处在经济上的转型阶段,传统的投资引进方式已经不能够与现有的经济与政策环境相匹配,因此需要在现有的基础上提升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产出效率。将外商投资的内容更加技术化,也就是说将过去纯粹追求数量的方式转变为追求质量产出的方式,尽量降低技术含量较低并且企业规模较小的外商在我国的投资行为比例。
再次,对于已经进入我国的直接投资外商,需要对其进行行业和投资地域上的管理,从商业上加快引进农业、高质量产出农业、出口型农业等我国政府重点扶持的行业项目,逐渐全面优化好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结构分布,有力地促进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
最后,笔者认为,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现代经济环境中需要的是一种较为稳定的经济背景和科学稳定的经济政策,只有这两方面的结合才能够将外商直接投资的积极作用全面发挥到预期的理想程度。深入一步说,笔者期望我国对资本不再进行限制作用,虽然外商直接投资毫无疑问对我国的宏观经济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但是我国不能够仅仅使用补贴、减税、降税等政策措施来吸引国外的投资方,而是应当积极采用更加先进的政策,改善我国劳动力的技术含量,提升劳动力价值,加强技术上的进步,为我国创造一个优良的宏观经济环境,充分补充局部地区的生产力不足,这相对于我国对国外进行现行的各类优惠和盲目依赖国外企业来拉动经济的做法而言,更加会对我国宏观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作用。我国国内企业的技术含量不能够一味地照搬国外的成果,国外同类技术的经验是无法通过投资来获得的,而是应当利用我国现有的技术资源,依靠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帮助来逐渐积累。虽然这样的做法可能会给我国的宏观经济带来短时期的不稳定,但是如今世界各国的互相交流渠道越来越丰富,信息传送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信息传播的地域也越来越广,只要我国能够积极地采取政策和措施应对,避免外商直接投资过大规模的流入和短时间内给我国宏观经济带来的不稳定影响,就一定能够利用好这样的外部投资资源,全面提升我国的宏观经济水平。
六、总结
总的来说,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宏观经济具有着多方面的影响,笔者收集了近十二年的经济数据,进行了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宏观经济贡献度、对外经济贸易和我国国内投资之间关系的实证关系分析,根据结果得出我国要加大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提升其在我国投资的产出效率,但是仍然需要对投资的方向和地域进行全面的管理,同时避免过高的投资量给我国宏观经济带来的不稳定,真正利用好外商直接投资这一股力量,帮助提升我国的宏观经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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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稳定性;影响
[中图分类号]F832.6;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4)16-0014-02
1 外商直接投资概述
1.1 外商直接投资的概念
所谓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也叫国际直接投资(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它以控制经营管理权为核心,以获取利润为目的,是与国际间接投资相对应的一种国际投资基本形式。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是指外国企业和经济组织或个人(包括华侨、港澳台同胞以及我国在境外注册的企业)按我国有关政策、法规,用现汇、实物、技术等在我国境内开办外商独资企业,与我国境内的企业或经济组织共同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或合作开发资源的投资(包括外商投资收益的再投资),以及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项目投资总额内企业从境外借入的资金。
1.2 直接投资的方式
我国吸收外商投资,一般分为直接投资方式和其他投资方式。采用最多的直接投资方式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和合作开发。其他投资方式包括补偿贸易、加工装配等。
1.2.1 中外合资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亦称股权式合营企业。它是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同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共同投资举办的企业。其特点是合营各方共同投资、共同经营、按各自的出资比例共担风险、共负盈亏。各方出资折算成一定的出资比例,外国合营者的出资比例一般不低于25%。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是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各种方式最早兴办和数量最多的一种。在吸收外资中占有相当比重。
1.2.2 中外合作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亦称契约式合营企业。它是由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同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共同投资或提供合作条件举办的企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在各方签订的合同中确定。举办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一般由外国合作者提供全部或大部分资金,中方提供土地、厂房、可利用的设备、设施,有的也提供一定量的资金。
1.2.3 外商独资
外商独资企业指外国的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依照中国法律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全部资本由外国投资者投资的企业。根据外资企业法的规定,设立外资企业必须有利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并应至少符合下列一项条件,即采用国际先进技术和设备的;产品全部或者大部分出口的。外资企业的组织形式一般为有限责任公司。
1.2.4 合作开发
合作开发是海上和陆上石油合作勘探开发的简称。它是国际上在自然资源领域广泛使用的一种经济合作方式,其最大的特点是高风险、高投入、高收益。合作开发一般分为三个阶段,即勘探、开发和生产阶段。合作开发比较以上三种方式,所占比重很小。
我们目前还有一些新的利用外资的方式。如①BOT。在基础设施领域的BOT项目已开始尝试。②投资性公司。1995年4月,外经贸部了《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暂行规定》,以鼓励境外大公司开展其系列投资计划。③外商投资股份公司。股份公司可以发起方式或募集方式设立,现有的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也可申请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④购并。跨国购并已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之一。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系指外国投资者协议购买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的股东的股权或认购境内公司增资,使该境内公司变更设立为外商投资企业;或者,外国投资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并通过该企业协议购买境内企业资产且运营该资产,或,外国投资者协议购买境内企业资产,并以该资产投资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运营该资产。
直接投资项目,最大的困难就是缺资金,充分利用外资既可以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又是解决资金困难的有效途径。我国利用外资分为两种形式,即: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借用国外贷款。
2 经济稳定性的内涵
经济稳定的含义通常是指要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经济稳定还包括有经济增长的内容,就是指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世界银行于1990年定义一个稳定的经济框架时,从通货膨胀、实际利率、财政政策、实际汇率和国际收支等几个方面进行。但在这五个标准中,只有通货膨胀是可以定量分析的,财政政策仅仅通过财政赤字这一个变量并不能完全衡量。这是由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根据货币调控政策和经济发展程度等所制定的。理论上讲,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通常意味着其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有效且稳定,但实际上很难有一项宏观政策可以控制一个单一的变量。所有宏观经济变量之间都会存在着联动性。因此,上述变量的定量测度在实际操作当中很难完成,即使采用某种单一变量近似代替,所得出的结论也很难具有说服力。在此基础上,一种简单化的分析方法应运而生,即采用衡量宏观经济政策的特定指标。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指标是通货膨胀率、预算赤字(或盈余)以及外汇黑市的溢价。
3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稳定性的影响
面对外商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如此迅猛的增长速度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对中国经济稳定性的影响机制主要体现在:
(1)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东道国投资增加。在带动就业量增加的同时,也引起了各产业间劳动力分布的不平衡,从而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化。并最终会引起经济发展在各产业及各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经济不稳定状况的出现。
(2)增加货币升值的压力,导致出口受阻。在固定汇率制下,由国内通货膨胀引起货币升值;在浮动汇率制下,则会由名义汇率的波动引起货币升值的压力。同时由于货币升值压力过大,进口会增长很快,出口则会出现受阻的局面。从而很容易导致经常项目赤字的情况,并最终引起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失衡。
(3)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影响经济增长的基础要素来间接影响潜在产出的增长。技术、资本和劳动力是传统经济学中决定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而其中产业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均为对其投资的结果。因此,社会可支配资金的规模及其配置方式和配置效率是潜在产出增长的基础。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其发展过程中对资金的需求压力,弥补了资本要素的稀缺,但也引起了一些不良的后果。主要表现为:首先,过快的投资刺激了国内的总需求大量增加,导致经济过热发展;其次,发展中国家在还不具备完善金融机制和健全金融体制的情况下大量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势必会造成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加剧。
(4)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会引起经济过热。外商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的过快增长,势必会引起东道国国内外汇储备的增加,外汇占款也会随之增加。外汇占款的增加随之会引起基础货币增加,从而M2增加,国内需求增加。并最终引起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现象。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发展中国家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出现的,之后一直处于稳定的态势。直到90年代中期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出现低迷,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外资流入额也受其影响,出现下滑。比如印尼、智利、巴西和阿根廷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外汇储备增加引起基础货币增加理论界一致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对东道国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的供给存在影响。具体来说,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会带来外汇收入和外汇储备的迅速增加。相应地,中央银行不得不投放大量的基础货币来补充相应的外汇占款。一旦货币的大量供给超过实际需求,必然会给通货膨胀带来直接的压力。通货膨胀从根本上讲是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矛盾产生的。进口商品和服务是国内总供给的构成部分,出口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在短期内,国内总供给和总需求是一定的,外资的大量流入势必会引起国内总供给的上升,从而改变东道国的供需平衡状态,导致东道国通货膨胀水平发生变化。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拉动一国投资水平的上升,从而构成对配套设施及物资的超预期需求,影响一国的物价水平状况。外商直接投资造成金融体系脆弱性上升。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从金融层面来讲,可能会引起信贷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上升,对宏观稳定产生负面冲击。
(5)外商直接投资降低国际收支平衡能力。外商直接投资的过度引入会对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平衡能力造成影响。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能力通常用其拥有的外汇储备额来衡量。外汇储备越多,理论上其偿还国际债务及干预本币汇率的能力越强;反之,则平衡国际收支的能力会越弱。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对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的调控以及外汇储备的影响是突出存在的,特别是国际收支平衡的调控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有利作用。但是,经常项目赤字不应过高,一般认为不应超过全国GDP的5%。如果超过这个警戒线,则很容易造成市场运行的失灵。
(6)外商直接投资加大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的挤出效应。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生产要素中的资本要素普遍短缺,而劳动力生产要素较为充裕。这种状况的弊端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当中也不断地暴露出来,成为抑制其发展的一种“瓶颈”。外商直接投资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资本的同时,也可以解决劳动力剩余的问题,并且在生产过程中通过技术外溢效应提高东道国的整体劳动力生产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就业方面的负面效应也是存在的。由于技术水平的差异导致国外企业的资本劳动比总体上要高于国内投资企业,更多的是一些资本要素密集型企业,因此高资本投入必然会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另外,挤出效应也是影响东道国就业下降的一个主要方面,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挤占国内投资,从而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给就业带来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褚敏,张建辉,靳涛.外商直接投资溢出、市场化转型与经济增长[J].投资研究,2013(1).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GDP;面板数据
[DOI]10.13939/ki.zgsc.2015.23.012
1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外商直接投资在世界经济中扮演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已逐渐成为发展中国家资本渗入的主要形式,我国也在近几年超过美国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最大接收国。
2 实证分析
2.1 变量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2.1.1 模型变量
(1)因变量为GDP;
(2)自变量为外商直接投资和固定资本。
2.1.2 数据来源
各个省市的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商务部,固定资本和GDP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均为1999 -2010年的年度省级面板数据。
2.2 面板数据模型类型的选取与估计
为了消除数据的波动,GDP、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固定资本(GDZB)均取对数,模型所数据为LnGDP,LnFDI和LnGDZB。
2.2.1 模型检验
首先,对面板数据进行F-检验,得到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的P值均小于0.05,由F-检验的基本理论,在5%水平上应拒绝原假设,全国及中、东、西部地区应建立非混合模型。
其次,对面板数据进行Hausman检验,得到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全国及东、西部地区的P值均小于0.05,由H-检验的基本原理,在5%水平上应拒绝原假设,全国及东、西部地区P值大于0.05,在5%水平上应接受原假设,所以应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中部地区的P值大于0.05,因此选择个体随机效应模型。
2.2.2 模型估计
分别对全国及东、中、西部所建立的模型进行最小二乘估计,分别得到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模型的拟合优度均很高,由T统计量的值可以看出解释变量的系数均显著,而回归系数在全国及各地区各不相同可以得出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的结论。
3 结论分析及政策建议
3.1 结论分析
由实证分析部分可以看出,全国范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的回归模型中回归系数均为正数,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羟济的增长起正的拉动作用。
从全国范围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增加1%,GDP增加0.19%;固定资产增加l%,GDP增加0.29%。东部地区为:外商直接投资增加1%,GDP增加0.22%;固定资产增加1%,GDP增加0.29%。中部地区为:外商直接投资增加1%,GDP增加0.18%;固定资产增加1%,GDP增加0.32%。西部地区为:外商直接投资增加1%,GDP增加0.18%;固定资产增加1%,GDP增加0.26%。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对GDP的影响在不同的区域不尽相同。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各个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不同,东部地区本来就处于经济较发达地区,流人的外商直接投资相伴而行的国际技术转移比较多。而中西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来说,经济比较落后,其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资有一部分是为弥补资金短缺,而对相伴而行的技术相对来说比较少,因此,造成了这种差异。
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外资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各地方政府不惜一切代价竞相引入外资的政策已经产生了相当的负面作用。本文拟分析利用外资政策中的内在矛盾,以希望能为政府外资政策调整提供参考。
1、“以政策换资本”导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失控
国内学术界对适度外资规模有两种定义,一种是将适度外资规模定义为“外资对内资只起补充而不起替代作用时,国内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具有偿还能力的外资规模”。另一种对适度外资规模的定义是“一国在其经济发展的一定时期,外资对内资只起追加而不起替代作用的情况下,国内经济发展客观需要,能被经济发展所实际吸收且具有偿还能力时的利用外资规模”。这两个概念都明确揭示了适度外资规模与经济发展间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包含三层内容,其一是外资与内资的关系是,外资对内资只起补充和追加作用,而不是替代作用;其二是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发展所需、为经济发展所实际吸收的外资;其三是所吸收外资不能超出一国的偿还能力。这里,外资的概念显然是广义的,从偿还能力的角度看,它更多涉及外部贷款和债券形式的间接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不只是一定量的外来资本,更重要的是它所包含的技术、知识、管理技能,以及有效组织这些资源的方式。因此,从效率角度衡量,外资可以替代内资,但不是简单的替代。简单替代有两种形式,一是外资本身并非全部用于生产投资,二是外资进入生产领域,但效率低下。外资对内资的有效替代表现为,外资的投入对国内的生产能力具有提升作用,外资的投入具有带动内资的刺激效应。当然,有效替代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东道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积极效应的有效吸收能力,决定这一吸收能力的两大关键是:国内的配套投资能力,即每增加吸收一单位外商直接投资所需与之配套投入的国内投资;另一个则是国内的技术消化能力,即每吸收一单位外商直接投资后配套投入的国内投资中用于追加的技术投入。国内投资乏力、技术投入不足,就无法实现直接投资的最佳吸收效果。
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初的动机来自于国内资金不足和出口能力低下,因此,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最初政策目标就是加速资本形成和扩大出口创汇。在“以政策换资本”的口号下,以弥补资金不足为目标一度导致全国各地不计优劣、不计成本的招商引资热潮。尽管在1986年颁布《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时,直接投资应对国家的出口有所贡献,应对国家的技术提高有所贡献已受到重视,但是出口结构的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积累等具有战略发展的部分仍未提及,简单意义上的加工区仍是直接投资引入中主要的形式。
“以政策换资本”的思路导致对外资数量的追求超过了对外资作用的追求。盲目建立开发区,简单追求外商投资规模扩张(有时,甚至只是外商投资的合同规模)使我们付出了国内土地、人、财、物等资源的浪费、国内生产能力闲置、投资的边际收益下降的沉重代价。低层次技术的重复引进不仅浪费了资源,而且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明显的外在压制效应,对于这类项目的优惠政策不仅浪费了政府的财政资源,还排挤了国内更有效率的投资。另一方面则是国内投资及技术改造投入不相匹配,无法充分吸收直接投资的积极效应,致使某些地区的外商投资规模远远超出有效吸收规模,政策收益无法真正转化为发展动能。
2、以“市场换资本”导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市场结构失控
市场结构失控是指外商已经在中国的多个行业,如洗涤用品,饮料、啤酒、轮胎制造、程控交换机、移动通讯设备、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家用电器等行业确立起市场垄断结构。市场结构失控不仅涉及个别竞争对手的生存,而且可能导致整个行业的发展游离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之外。当这个行业是主导国民经济的命脉时,还会从根本上削弱国家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能力。
与“以政策换资本”相似,“以市场换资本”的策略也只是以追求外资流入为决策目标,忽视了长期不利的效果,假如缺乏对外资积极效应的利用,未能从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中蓄积起自身的竞争能力,又如何能赢回被换走的市场呢。
外商在我国实现市场垄断的主要手段包括:
第一,通过对同一产业或同一地区内国有企业的兼并、收购、以及系列投资,实行产业或地区内一体化的控制。随着改革的推进,外商只能收购兼并小型或亏损国有企业的政策限制在不少地区被一再突破。外商从重点购并效益较好的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进而向有目的地收购同一地区所有国有企业或不同地区同一行业的骨干企业,直至全行业收购。如1992年5月,香港中策投资有限公司以60%的股权收购泉州市所有40家国有企业,成立“泉州中侨(集团)有限公司”。之后,香港中策还在全国范围内投资收购了多家行业骨干企业,包括太原、杭州等地的轮胎厂,并以“中国轮胎控股公司”的名义在百慕大注册并到美国上市,进而以所筹得的,1.037亿美元分别对重庆轮胎厂、烟台轮胎厂、银川轮胎厂控股51%以上,掌握了中国轮胎行业的控制权,引发了震惊全国的“中策”现象。
1998年3月,美国柯达公司先是与厦门市福达感光材料有限公司、汕头市公元感光材料工业总公司合资组建柯达(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又与无锡阿尔梅感光化学公司合资组建柯达(无锡)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完成了对中国感光行业的全行业合资。
第二,通过产业关联特性,实施由一个行业辐射及相关行业的控制。自1995年4月4日,外经贸部颁布“关于外商举办投资性公司的暂行规定”以来,已批准的外商投资控股公司已达140多家,这些控股公司既投资于上中下游的最终产品,也投资相关的零部件,既投资于生产性项目,也投资于销售、融资、保险、咨询、运输等相关项目,操纵和影响着一大批协作配套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