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与儒家思想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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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范文第1篇
中国古代诗学是以儒家为主体的诗学。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建构与儒家经典 的阐释，特别是《诗经》的阐释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不仅表现在经学占据统治地位的汉代，而且贯穿在中国诗学理论发展的整个进程中。魏晋南北朝是经学中衰或者说儒学思想影响力被严重削弱的时期，也常常被人们看成是文学摆脱功利和追求审美价值的时代，但并不意味着《诗经》研究和阐释所建立的诗学原则与规范为人们所轻视。魏晋南北朝诗学理论的形成与系统建构，同样离不开《诗经》的阐释，与《诗经》阐释所形成的观念与原则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曹植、阮籍、左思、傅玄、挚虞、裴子野、葛洪、萧统、萧纲、钟嵘等人的诗学主张中明显见出，最典型的代表则是刘勰所著的《文心雕龙》。关于刘勰与《诗经》阐释的关系，学术界已有了一些探讨，不过，这一探讨多停留在《诗经》学层面而不是诗学层面的，很少从中国古代诗学理论发展进程来审视这一阐释的意义。
要理解《诗经》阐释与刘勰诗学理论的关系，有两点至关重要。第一，要明确刘勰诗学理论的思想性质是什么。《文心雕龙》全书贯穿着儒家的原道和宗经的思想，即使评价具体的作家作品，也处处以儒家经典为依据。在儒家经典中，《文心雕龙》又特别重视《诗经》，这是与《诗经》作为儒家经典的特殊地位分不开的。《诗经》集历史、政治、文化、宗教、文学艺术于一体，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挥重要的作用。从先秦两汉始，《诗经》就被人们逐渐确立为经典，为人们特别关注，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诗学阐释活动也主要围绕着《诗经》文本展开。刘勰要弘扬经学大义，立于儒家思想层面看待文学问题，自然不能例外。
第二，要明确刘勰写作《文心雕龙》的目的是什么。刘勰所处的时代，传统儒学与经学的地位已遭到很大的削弱：以六籍娱心，对六经报以玩赏态度的人有之;叛散《五经》，灭齐《风》《雅》，对儒家经典弃之如蔽也大有人在;还有的人援佛入道，援儒入佛，对儒家经典作随意的阐发。刘勰作为儒家思想的信徒，撰写《文心雕龙》，自然包含着振兴儒家，维护儒家经学权威地位的意图与目的。不过，刘勰的主要目的在于文而不是经。刘勰所处的南朝是一个文学新变的时代，无论是以谢灵运和颜延之为代表的元嘉文学和以沈约为代表的永明文学，还是永明以后的梁陈文学，其文学发展的趋势，是使文学日渐摆脱政治教化与道德伦理的束缚，复归于审美与抒情，重视文学形式技巧，如词采、声律等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这种对文学抒情性的重视常常又局限在极其狭小的范围，只与帝王君臣之间的宫廷生活相关，所表现的常常只是些男女个人欢爱之情，甚至沦落到武帝每所临幸，辄命君臣赋诗的无病。对文学的这种发展变化，刘勰是不满意的。他写作《文心雕龙》的主要目的，就在于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全面总结先秦以至南朝宋齐文学的创作经验，纠正华而不实和滥情的文风、回应文学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与挑战。而《诗经》作为儒家重要的文学与诗学文本，所形成的文学经验与诗学阐释传统，正为刘勰的这一回应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刘勰评价《诗经》的基本立场是唯务折衷
刘勰评价《诗经》有一基本立场，那就是他在《序志》篇所说的唯务折衷，它贯穿在他的全部《诗经》批评实践中。刘勰以宗经的眼光看待文学批评与创作，必然面临着宗经与审美之间的矛盾，而以《诗经》为垂范展开的文学批评，则可以很好地将经学批评与文学批评统一起来，平衡折衷宗经大旗下文学理论所面临的文学与经学、政治与审美、情感与理性、形式与内容的种种矛盾。比如，对风骨范畴的论述。在刘勰之前，与风骨相关的一些语词，如风力骨力气力骨法骨气，等等，在人物品评和书画理论中频频出现。人物品鉴以风气骨力论人，重视人物风神气韵的鉴赏;书画理论亦提倡骨力、笔力，气韵，追求一种与纤巧粉饰无涉、雄强有力的作品风貌，二者都主要是从审美方面规定与风骨相关的范畴概念的内涵。而刘勰提出风骨范畴，则将其与《诗经》六义和儒家诗教理论紧密联系起来，论及如何形成有风骨的作品时，特别强调要学习经书，即所谓熔铸经典之范，同时也要参考子书和史书，即所谓翔集子史之术，这样才能使作品风清骨峻，篇体光华，产生道德伦理方面的感动。同时，刘勰对风骨的重视与提倡，又是在充分考虑文学新变事实的基础上展开的。他之所以提出风骨范畴，也是意在拯救南朝绮靡文风所带来的文学发展的颓势，使文学走向健康的发展道路。所以他高度评价以建安文学为代表的刚健清新、雄强有力的创作风气，并将它看成是风骨美的重要体现。
不仅是风骨，刘勰以《诗经》为范例对许多概念范畴的分析都体现了这种唯务折衷的立场。比如，论体性，一方面提出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的观点，将情感、才性等因素作为创作的出发点，认为作家有了情感冲动才能进行文学创作，另一方面又以《诗经》批评为标准，提出学有浅深，习有雅正，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的观点，强调学、习，特别是雅乐正声、经典的习染对作家创作的重要性。又如，《通变》篇以《诗经》等作品为例讨论古今文体之变，所持的也是唯务折衷的立场：一方面认为以诗赋书记等为代表的古今文体之变是有常之体，其体制规范应该得到后人的继承;另一方面又认为文辞气力可以随不同时代和不同作者而千变万化，文体变化既要参古定法资于故实，又要酌于新声望今制俗。在刘勰的这种折衷调和中，已很难看见汉人那样强烈的功利主义立场和经世色彩，而是更多地与言为文之用心、与艺术家的才情个性联系起来，所以它推进了人们对文学和艺术本性的认识。
《文心雕龙》将《诗经》阐释提升到新的理论高度刘勰的《诗经》批评是建立在对《诗经》文学实践经验总结基础上的。《诗经》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同时又作为影响后世文学观念形成的重要文化原典，其在文学和艺术审美方面所积累的经验，为《文心雕龙》诗学观念与批评原则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而《文心雕龙》由于其自身理论体系的丰富性和完备性，其对《诗经》创作实践与批评经验的总结，则将《诗经》阐释提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具体说来，它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诗经》创作实践为依据，揭示了诗(文学)与社会现实、与时代的关系。《时序》篇的主旨就是探讨文学与社会现实、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其中以《诗经》为典型的例证说明了文学发展与时代盛衰的关系，指出《诗经》抒写的内容深刻地反映了社会时代的变迁。不仅如此，刘勰还特别重视《诗》之《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的传统，认为诗人的创作应该为情而造文而不是为文而造情。这些文学主张对于纠正齐粱时期文学的流弊，对于《诗经》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发扬光大，均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第二，以《诗经》阐释为依据，提出情志说和以情为本体的主张。早在汉代，《毛诗大序》就基于《诗经》的批评理论与实践，明确提出吟咏情性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命题，强调情感对于诗歌创作的意义，将情与志统一起来。刘勰情志说的提出，应该说受到《毛诗大序》的影响。不过，相比《毛诗大序》的情志说，刘勰的情志说的理论内涵要丰富得多。刘勰是在总结《诗》《骚》创作经验基础上提出情志说的。他一方面从言志美刺的角度出发，指出诗有顺美匡恶的作用，另一方面从发愤抒情的角度出发，指出诗有吟咏情性的特点，所谓情志即是思想与情感的互相渗透。刘勰所言情志，不是将抒情与政教之用简单地对立起来，而是强调二者的统一，从而使情志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范畴，后世学者，如白居易、叶燮、王夫之等人主张情志并重，既要求文学作品感物抒情，又重视诗歌于政教有益的教化功能，将文学的思想性与情感性统一起来，正与刘勰的这一看法相关。
刘勰的情志说是以情为本体的。《情采》篇提倡为情而造文要约而写真的传统，《体性》篇提出情信而辞巧，《物色》篇提出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的原则，均以《诗经》创作为根据，把情感表达的真实性放在突出的地位。刘勰还提出《诗》主言志，诂训同《书》，摛《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宗经》)的观点，这一观点亦与《诗经》批评传统相关，特别是与汉代《诗》学家所提倡的温柔敦厚、美刺讽谕的诗教传统有密切关系，但是本义却是强调情感的本体地位，即要求诗人所抒发的情感必须真实，与读者的心灵贴近，又与汉代《诗》学家所提倡的温柔敦厚的诗教说有很大不同。
第三，立足于《诗经》阐发诗赋颂赞等文体形式的演变和审美意识的发生。刘勰所处的时期是文学意识发展和诗文创作日趋繁富的时期，文体辨析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文体的文学和审美意味也日渐凸显出来。刘勰对文体的关注，除了受到曹丕、陆机等人富有文学意识的文体分类思想的影响外，亦与《诗经》的文学经验总结密切相关。这不仅是因为《诗经》作为儒家经典，其文学经验的总结符合刘勰的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文能宗经，体有六义的诗学理想，更重要的还在于，《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不仅首创了以四言诗为主的诗歌样式，蕴涵了后世众多文体形式的萌芽，而且也因为其高超的艺术水准和审美价值成为后世文学写作的典范。所以，刘勰立足于《诗经》阐发后世文体观念和审美意识的发生，有着充分的依据。
刘勰明确提出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的观点，认为赋颂歌赞四种文体的要素和特征都在《诗》中孕育生成。刘勰对赋的阐释，采用的是依经立义的思路，主要沿用汉人的观点来解释赋，将赋看成是诗的一支。其中也有不同，那就是更多地立足于赋这一文体形式的文学审美意味而不像汉代郑玄、班固等人那样主要从赋的功用角度看待诗与赋的关系。刘勰不仅意识到《诗经》而且也意识到《楚辞》对于赋这一文体形式的意义，汉人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和古诗之流一类的经学话语自然也被转换成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和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一类的文学话语。刘勰论赋，还特别指出了赋所具有的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极声貌以穷文等特点，这是从情感与辞采两方面规定赋的存在。赋不仅要铺陈其事，更重要的还要将体物与写志结合起来，抒发诗人的情感。这与东汉后期由于抒情小赋出现而导致赋体文学愈来愈重视抒情体物的发展潮流是一致的。
刘勰将颂看成是《诗经》四始之一，认为从《诗经》商颂以后，颂这一文体的写作方法就趋于成熟。颂最初是用来祭告神明的，所以义必纯美。赞这一文体为颂的一个分支，同样出自《诗经》。但它又与一般的颂辞不同，而是赞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乐正重赞，盖发唱之辞也，即主要是用于祭祀礼仪中的颂辞。刘勰以《诗经》为源头展开颂赞文体的分析，固然有一种文源五经的宗经征圣情结，但也不悖文学史发展的基本事实。关于歌与《诗经》的关系，刘勰没有具体讨论，但是从他对乐府诗的论述中，亦可以看出歌这一文体的产生是可以上溯到《诗经》的。
不仅是赋颂歌赞，刘勰论哀吊誄碑谐隐史传等的源起都上溯到《诗经》。将诸种文体上溯到《诗经》，以宗经的眼光看待各种文体的产生，其理论局限性是明显的。比如，乐府诗与民间形成的诗歌传统密切相关，刘勰却无视了这一点，论乐府以文人庙堂乐章为主，并主要与《诗经》雅颂传统联系起来，以雅正的标准来评判乐府诗，显然不符合实际。不过，由于注意到《诗经》与后世文体在艺术形式方面的关联，富有审美品鉴的意味，所以并没有从根本上翳蔽文体自身的审美和艺术特色，相反还因为从《诗经》这一经典文体概括出来的高标准而提升了对文体的审美价值的认识，典型的是以《诗经》为标准对楚骚文学的评判。它通过与《诗经》的比照，明确了《楚辞》的文学地位，树立了一个不同于《诗经》的文学典范。
第四，以比兴论《诗》，突出比兴的文学与美学意味。刘勰所论比兴是在《毛传》独标兴体说法基础上进行的。《毛传》释兴为起和独标兴体，包含着对《诗》的情感和生命感发意味的重视，刘勰更进了一步，将兴释为起情，认为起情，故兴体以立，并明确将它与附理的比区分开来。他重视兴的譬喻和美刺教化功能，所说兴依微以拟议，环譬以记讽，观夫兴之讬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将兴转化为喻，重视兴的讽谕教化功能，与汉儒的思路完全一致。但他并没有停留在汉儒的水平上，而是从《诗经》文本解释实际出发，重视比兴的文学与美学特征的把握。
诗经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范文第2篇
年份考点题型试题分布2014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唐代“三教合一”潮流宋明理学明清之际的儒学思想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早期的西学东渐古代中国的文学成就汉字的起源演变选择题山东卷文综第13题，天津卷文综历史第2题，海南卷历史第1题，上海卷历史第12题，北京卷文综第12题材料解析题天津卷文综历史第12题选择题全国新课标Ⅱ卷文综第25题，江苏卷历史第1题，海南卷历史第2题，全国新课标Ⅰ卷文综第24题，上海卷历史第5题材料解析题安徽卷文综第37题选择题全国新课标Ⅰ卷文综第25题选择题全国新课标Ⅰ卷文综第26题，浙江卷文综第12题，广东卷文综第15题，全国大纲卷文综第17题材料解析题山东卷文综第38题选择题浙江卷文综第12题选择题重庆卷文综历史第5题，江苏卷历史第3题，北京卷文综第13、15题材料解析题全国新课标Ⅰ卷文综第40题选择题上海卷历史第11题选择题北京卷文综第12题，广东卷文综第15题，重庆卷文综历史第1题，四川卷文综历史第3题，全国大纲卷文综第13题，广东卷文综第15题，北京卷文综第15题选择题广东卷文综第12题2015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儒家思想宋明理学明清之际的儒学思想选择题山东卷文综第13题，安徽卷文综第12题，四川卷文综历史第1题，海南卷历史第1题选择题全国Ⅱ卷文综第24题材料解析题全国Ⅰ卷文综第40题，全国Ⅱ卷文综第40题，上海卷历史第40题，天津卷文综历史第14题选择题海南卷历史第5题，北京卷文综第15题，浙江卷文综第12题材料解析题山东卷文综第38题，江苏卷历史第21题，广东卷文综第38题选择题福建卷文综第17题材料解析题安徽卷文综第36题，天津卷文综历史第14题2015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早期的西学东渐古代中国的文学成就汉字的起源演变选择题浙江卷文综第17题选择题上海卷历史第10题选择题江苏卷历史第3题，重庆卷文综历史第2题，四川卷文综历史第3题，福建卷文综第16题材料解析题海南卷历史第26题选择题广东卷文综第12题材料解析题北京卷文综第37题从2014年高考以来，全国新课标Ⅰ卷加大了对必修3的考查力度，与必修1、必修2可以说是“三分天下有其一”。从上表统计可知，必修3中古代中国思想、科技与文艺是近两年高考的高频考点，尤其是古代中国思想和科技。考查内容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老子与孔子、百家争鸣、汉代儒学、宋明理学、明清之际的儒学思想等）、古代中国科技（四大发明、早期西学东渐、中西科技对比等）、古代中国文学（楚辞、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等）、汉字的起源、演变等。题型既有选择题，也有材料解析题。
根据考纲及高考命题趋势，对2016年高考预测如下：提供新材料，设置新情景，考查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发展演变、阶段特征、与其他学说的关系、与西方同期思想的对比；古代中国科技的辉煌成就、中西科技对比；古代中国不同时期的文学形式、时代特征、演变特征；中西文化特征的对比等。
【金题点睛】
示例1（2015年海南卷历史第1题）先秦诸子百家既相互辩难，也相互影响。儒家与法家主张的共通之处是
A.重农抑商B.强调制度与秩序
C.厚古薄今D.重视道德与人伦
【答案】B
【解析】重农抑商由法家提出，A项错误；法家倡导法治，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儒家注重贵贱有序的等级秩序，B项正确；厚古薄今主要是儒家的思想主张，C项错误；重视道德与人伦是儒家的主张，D项错误。
变式练习（2015年四川卷文综历史第1题）战国中后期，思想领域出现融合倾向。下列选项最能反映这一倾向的是
A.克己复礼B.礼法兼用
C.民贵君轻D.选贤举能
【答案】B
【解析】“克己复礼”是春秋时期孔子提出的主张，A项错误；“礼法兼用”是战国末期儒家代表人物荀子提出的思想主张，该思想将儒家与法家的观点相融合，B项正确；“民贵君轻”是战国时期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孟子提出的思想主张，C项错误；“选贤举能”是战国时期墨家的创始人墨子提出的思想主张，D项错误。
示例2（2015年上海卷历史第10题）在一张地图上，出现了“欧逻巴”“亚细亚”“地中海”“大西洋”“尼罗河”等汉字地名，“大地是球形的”这一观念被引入了中国。这张地图的绘制者是
A.沈括B.马可・波罗
C.利玛窦D.徐光启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早期的西学东渐。材料中这些地理名词是明清时期由传教士带到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参加编绘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传播西方一些地理观念，C项正确。
变式练习（2014年上海卷历史第11题）为了完成图1“中外文化交流”时间轴，在“？”处应填上
图1A.日本派出遣唐使
B.严复所译《天演论》发表
C.火药传入阿拉伯地区
D.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
【答案】D
【解析】从图中时间轴可以看出，“？”处应处于明朝时期。日本派出遣唐使是在唐朝，A项错误；严复所译《天演论》发表于1897年，B项错误；火药传入阿拉伯地区是在13世纪，C项错误；明后期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D项正确。
示例3（2015年江苏卷历史第3题）景帝时，司马相如的赋没有引起天子注意。武帝时，“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悦，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言语侍从之臣……朝夕论思，日月献纳”。成帝时，奏御者千有余篇。由此，对赋的理解不正确的是
A.契合时代的文化需求
B.为统治者“润色鸿业”
C.宣扬道家的无为思想
D.为阅读者“铺陈气势”
【答案】C
【解析】西汉司马相如是汉赋的代表人物，汉赋辞藻华丽，手法夸张，表现出大一统时代恢宏的文化气度，A项正确，不符合题意；武帝时，“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悦”，表明汉赋为统治者服务，B项正确，不符合题意；武帝时，已改变无为为积极有为，C项错误，符合题意；赋多用铺陈叙事的手法，D项正确，不符合题意。
变式练习（2014年四川卷文综历史第3题）太史公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据此可知，司马迁认为，司马相如作赋
A.重视吸取西汉败亡的教训
B.旨在批判当时的奢靡世风
C.创作形式与《诗经》一致
D.注意克服文辞铺张的弊病
【答案】B
【解析】司马迁、司马相如均为西汉人，其生前西汉未败亡，A项错误；据材料，司马相如的赋“其要归引之节俭”，且“此与《诗》之风谏何异”，联系《诗经》中对社会黑暗腐败的批判，可推知他们都提倡节俭，反对奢靡，B项正确；赋形式铺排华丽，散文韵文并用，而《诗经》以四言为主，较为平实，C项错误；据材料“相如虽多虚辞滥说”，可知司马相如未克服文辞铺张的弊病，D项错误。
【重点破解】
一、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
（一）演变历程
1.春秋战国时期儒学创立与发展
（1）春秋时期，孔子提出“仁”和“礼”的学说，创立儒学。
（2）战国时期，孟子将孔子的政治主张发展为“仁政”，提出“民贵君轻”，主张“性善论”；荀子主张“性恶论”，认为治国应以礼教为主，礼法并施。儒学影响力扩大，成为蔚然大宗。
2.汉代儒学成为正统
（1）以儒家思想为骨干，融合阴阳家、黄老思想及法家思想，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造。
（2）新增“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三纲五常”“大一统”等内容。
（3）汉代对儒学的改造，有利于巩固国家统一，维护封建统治；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和打击地方割据势力；确立了儒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地位；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君主的权力。
3.宋明儒学发展为理学
派别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代表程颢、程颐
（发展理学）朱熹（理学
集大成者）陆九渊
（开创心学）王阳明（心学
集大成者）不
同
点哲学
思想客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地位明初取得统治地位未取得统治地位对“理”的解释“理”是万事万物的本原，先有理后有物理之源在于天理，天理就是三纲五常“心即是理”，“心”是万物的本原“心外无物”“心即是理也”方法通过“格物致知”的方法去体会、贯通“理”（向外）“理”就在自己心中，求“理”就是进行内心的反省（向内）相
同
点地位都属于宋明理学的突出代表，把儒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内容都继承了孔孟“仁”“礼”的思想，都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理”，“理”是儒家伦理道德本质都以儒家伦理道德纲常来约束社会，维护专制统治，遏制人的自然欲求影响用三纲五常维系专制统治，压抑、扼杀人们的自然欲求，有利于维护专制统治；重视个人主观意志力量，对塑造中华民族性格起到了积极作用4.明清对传统儒学批判继承
（1）李贽及其思想：他自称“异端”，力图冲破传统儒学的束缚，有强烈的追求个性和发展经济的要求。
（2）明末清初三大进步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主张：①政治上，反对封建君主专制。②经济上，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③思想上，提出“经世致用”的思想。
（二）诸子百家中相反的观点
（1）在治国上，儒家主张实行“仁政”，反对严刑峻法；而法家主张法治，强调严刑峻法。
（2）在人性上，孟子主张“性本善”；而荀子主张“性本恶”。
（3）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荀子主张“制天命”；而庄子主张“顺自然”。
（4）在人生态度上，儒家强调社会责任；而道家主张逍遥的人生态度，强调超脱。
（三）儒家思想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地位及原因
历程地位原因春秋战国创立和发展时期儒家思想受到统治者的冷落“仁政”“德治”等主张虽然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但在诸侯争霸、战乱不断的年代，其主张不适应当时激烈的社会变革秦朝时期儒家思想受到压制秦统一后，儒家依旧遵循旧的主张，非议郡县制，站在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对立面，不能为统治者服务汉代儒学改造时期儒学处于独尊的地位董仲舒提出“大一统”“天人感应”等新内容，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适应了当时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宋明儒学转型和成熟时期儒家思想正统地位更加稳固儒学更加理论化、体系化和思辨化，逐渐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儒家思想发生了转型，理学产生并发展到心学，更加适应统治者的需要明清之际批判继承时期正统地位受到冲击，但仍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和封建统治腐朽（四）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和欧洲启蒙思想的不同
比较项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欧洲的启蒙思想背景经济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与缓慢发展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有较大发展政治高度强化的君主专制压制封建专制阻碍思想程朱理学、八股取士束缚和限制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性质本质上仍属于封建思想的范畴属于资产阶级反封建思想主张政治上：反对君主专制，提倡“人民为主”。经济上：主张“工商皆本”。思想上：批判继承传统儒学政治上：提出三权分立、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的社会蓝图。经济上：主张发展资本主义。思想上：反对君主专制，提倡自由平等地位没有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想成为17―18世纪欧洲的主流思想作用是儒学的新发展，没有推动中国社会的改革与转型推动了欧洲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二、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
1.古代中国科技的特点
（1）先进性：四大发明、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在世界上遥遥领先。
（2）广泛性：在数学、天文、历法、冶炼、造纸、印刷、造船、航海、建筑、医药学、农学、水利工程、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等方面都有重大成就。
（3）实用性：生产的需要推动科技发明，科技发明又服务于农业、手工业生产等。
（4）经验性：古代中国科技著作大多是对生产经验的记载和总结或对自然现象的观察记录。
（5）封闭性：由于受生产力水平的限制，科学技术难以推广，不能转化为生产力，具有很大的封闭性。
2.古代中国科技长期领先于世界的原因
（1）中国确立了封建制度，逐步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封建国家在科技发明中起了相当重要的组织和支持作用。
（2）统一是历史的主流，社会相对稳定，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3）国内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各民族互相学习，共同创造了古代文化，并能不断吸取外来先进文化提高自己。
（4）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为科学技术的继承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5）统治阶级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从事科技文化事业的人才。
（6）古代中国农业、手工业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推动了科技发展。
（7）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和创造等。
3.16―18世纪中国传统科技没能发展为近代科学的原因
（1）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但封建的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对科技的发展提出迫切要求。
（2）明清统治者仍然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严格限制手工业的生产规模，压制手工业发展，不利于科技成果的产生、推广和应用。
（3）明清统治者加强文化专制，禁锢了思想，窒息了学术氛围，不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
（4）当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中国封建统治者又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阻碍了中西文化的正常交流。
总之，当时腐朽的封建制度使中国没能产生与欧洲相似的近代科学。
三、古代中国的文学艺术
1.如何分析某个朝代文学艺术繁荣的原因
（1）经济因素：分析当时的经济是否繁荣。
（2）政治因素：分析当时的社会是否安定或者相对安定；分析国家是否统一，政治是否开明；分析统治者的文化政策是否有利于文化的发展；分析各民族间和中外之间是否存在有利于经济文化发展的因素等。
2.宋元文化的特征及影响因素
（1）特征：①科技上，宋元时期是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三大发明广泛使用的时期，更是外传西方的重要时期。②思想上，理学出现，标志着儒家思想的成熟。③文学上，宋元时期，词、曲相继成为文学的主要形式，反映了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扩大。④书画艺术上，风俗画盛行，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宋代宫廷画盛行；强调以景写意、抒发作者个人内心情感的文人画产生。
（2）影响因素：
政治中央集权的加强宋元时期，理学兴起，并逐步成为官方哲学，适应了中央集权政治发展的需要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不同宋朝知识分子地位较高，促进了宋朝文化的全面繁荣；元朝知识分子地位较低，促进了元曲的形成与繁荣国家的分裂和统一宋朝国家分裂，两宋文学家多忧世之作，影响了两宋诗、词的创作风格经济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市民阶层队伍的扩大科技印刷术的发展印刷术的发展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和传播【强化训练】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12个小题，每小题4分，共48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1.图2形象地反映了
图2A.君主专制的演化B.商品经济的发展
C.儒家思想的发展D.传统科技的兴衰
2.文学艺术是一定时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习俗的反映。下列文学作品全方位、多角度地再现西周时期社会环境、世态人情的是
A图3B图4C图5D图63.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于是从武帝以后，汉代的做官人渐渐变成都是读书出身了。……从汉代起，我们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政府……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即士人政府。”“士人政府”形成的思想条件主要是
A.法家思想的确立
B.黄老之学被推崇
C.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
D.程朱理学的盛行
4.《春秋繁露》载：“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这表明董仲舒
A.强调君主专制的合法性
B.以天命强化儒家的德治理论
C.推动儒家思想的神秘化
D.提出以暴力废除暴君的革命理论
5.隋朝儒学家提出“三教合归儒”的主张，又称“三教合一”，主张以儒学为主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唐朝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的政策，即尊道、礼佛、崇儒。这一变化的出现是由于
A.儒学正统地位不断受佛道冲击
B.为了发展和完善儒家思想的需要
C.唐朝中外思想文化交流广泛
D.统治者加强了对思想文化的控制
6.“诗以言志，文以载道。”关于人生追求，我们也许会吟诵“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上述词句依次运用的文学形式分别是
A.楚辞、汉赋、唐诗
B.楚辞、宋词、唐诗
C.唐诗、宋词、楚辞
D.唐诗、宋词、元曲
7.李约瑟在《中华文明科学史》中说道：“中国之所以未能发展出现代的科技，问题不在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缺乏逻辑推论思维），而在于中国传统上以儒士大夫为首，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文化……”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A.儒家思想重人伦不重实用是导致中国现代科技落后的主要原因
B.缺乏逻辑推论思维是导致中国未能发展出现代科技的主要原因
C.思想文化专制禁锢中国文人的思想导致中国现代科技未能形成
D.科举、四民观念等使中国人轻视科技进而造成现代科技的落后
8.图7《一团和气》粗看似一笑面弥勒佛盘腿而坐，细看却是三人合一：左为一道冠老者，右为一方巾儒士，二人各执经卷一端，团膝相接，相对微笑；弥勒佛手搭两人肩上，借用道者与儒士的五官，合成一张正面像。它体现了古代中国的一种社会思潮。对这一思潮表述正确的是
图7A.隋唐时期初露端倪
B.推动了宋代儒学新体系的诞生
C.“三教合归佛”为其核心内容
D.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9.图8和图9分别是北宋“理学五子”籍贯分布图和明末清初儒学家籍贯分布图。造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图8图9A.西学东渐的影响
B.文化中心的南移
C.经济重心的转移
D.政治中心的东迁
10.宋明理学家倡导的“存理去欲”或“存心去欲”的修养论、“格物”或“格心”的认识论、“成贤成圣”的境界论、由“齐家”而“平天下”的功能论，均反映出理学家
A.注重研究自然科学
B.以天下为己任
C.注重研究人文科学
D.关心社会进步
11.萧公权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评论道：“夫专制之威至明而极，故专制之至明而显。梨洲（黄宗羲）责民之古义，不啻向专制天下之制度作正面之攻击。使黄氏生当清季，其为一热烈之民权主义者，殆属可能。然而吾人细绎《待访录》之立言，觉梨洲虽反对专制而未能冲破君主政体之范围。故其思想实仍蹈袭孟子之故辙，一未足以语于真正之转变。”萧公权在此认为黄宗羲
A.具有近代民权主义思想
B.没有超越传统儒家思想的范畴
C.彻底否定君主专制政体
D.反映了早期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
12.清史专家黄爱平指出：“明末清初，是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传统学术发展演变的重要转折阶段……在天地翻覆的磨难中，中国传统学术（儒家思想）完成了由宋明时期的思辨哲学向清代传统经学的转变。”对该材料解读最准确的是
A.政治环境的变化影响学术思想的发展
B.明清儒家力图恢复先秦的儒家学说
C.明清儒学比较全面地指出理学的弊端
D.清代传统经学利于近代民主思想产生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2个小题，其中第13小题28分，第14小题24分，共52分）
13.（28分）历史叙述、历史解释和历史评价是历史学习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材料一
图10材料二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释道犹劝人以善，小说专导人以恶……世人习而不察，辄怪乎刑狱之日繁，盗贼之日炽，岂知小说之于人心风俗者，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清]钱大昕（1728―1804年）《潜研堂文集》
（1）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参照图10并结合所学知识，叙述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20分）
（2）“将零散而混乱的过去信息整理成有条理的历史知识是历史解释的基本任务；探讨因果是历史解释的重要形式。”根据对历史解释的认识，结合所学知识，解释材料二中作者的观点。（8分）
14.（24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宋代在哲学方面突破了五代以来沉闷墨守的局面，伴随通经致用，讲求义理以及疑古思潮的兴起，出现了以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程颢、朱熹、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等诸多流派。……宋儒诸子融汇各家，援佛入儒，建构成新儒学体系，不仅升华了抽象思辨，而且高扬士人刚健挺拔的道德理性和节操意识。
――杨迪《如梦如幻的大宋王朝》
材料二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还是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材料三宋朝是中国社会市民阶级正式产生的年代，大批的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了宋朝的中产阶级。他们经济富足，又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追求。市民的富裕闲暇生活及审美趣味和生活情趣促成了宋朝文化高度繁荣，戏曲、杂技、音乐、诗歌、小说等都在宋代高度繁荣。
――詹子庆《中国古代史参考资料》
材料四文章由重形式改为重自由表达；艺术方面……则采用表现自己意志的自由方法。音乐方面……通俗艺术较盛，品味较古的音乐下降，变得单纯以低级的平民趣味为依归。
――[日]汉学家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学兴起的原因，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其思想特征。（8分）
（2）根据材料二，概括作者关于宋代科技发展的观点，并说明理由。（8分）
（3）根据材料三、四，分别概括宋朝市民社会和文化发展趋势，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形成的原因。（8分）
参考答案与解析
一、选择题
1.C【解析】本题考查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儒家思想）演变的总体特征。由曲线图在战国、汉朝、宋明时期出现的波峰和在秦朝、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出现的波谷，可以判断为儒家思想的发展曲线。C项正确。
2.B【解析】本题考查古代中国文学。《诗经》是古代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内容丰富，反映了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B项正确；《离骚》和《庄子》都是战国时期的作品，A、C两项错误；《周易》是周代占筮之书，不能“全方位、多角度地再现西周时期社会环境、世态人情”，D项错误。
3.C【解析】本题考查汉代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由材料中“从武帝以后”和“崇尚文治的政府”，可知“士人政府”形成的思想条件主要是汉武帝时期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C项正确；法家思想的确立是在战国时期，黄老之学被推崇是在西汉初年，程朱理学的盛行是在宋元明清时期，A、B、D三项错误。
4.B【解析】本题考查董仲舒的新儒学。依据材料中的“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可以看出董仲舒将儒家的德治上升到天命的高度，督促统治者实行德治，B项正确。
5.C【解析】从隋朝“三教合归儒”到唐朝三教并行，体现了唐代统治者的开明开放，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得到重视和广泛传播得益于唐朝与中亚、南亚（印度）等地思想文化的广泛交流，C项正确。
6.B【解析】本题考查古代中国文学。“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出自战国时期屈原的《离骚》，属于楚辞；“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出自宋代柳永的《蝶恋花》，属于宋词；“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出自唐代诗人李白《行路难・其一》，属于唐诗。B项正确。
7.D【解析】本题考查古代中国科技。A项中的重人伦不重实用不符合古代中国科技的特点；B项说法和材料意思相反；C项中的思想文化专制材料中没有体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科举制度下的思想，四民观念是“士农工商”，士排第一位，D项正确。
8.B【解析】题中的图画反映了“三教合一”，即儒、释（佛）、道三教合一，这一思想在南北朝时开始出现，在隋唐时期已经有较大发展，A项错误；宋明理学吸收了佛教、道教思想而发展了儒学，C项错误；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开始形成于汉武帝时期，D项错误；B项符合宋明理学的实际情况，正确。
9.C【解析】明清进步思潮与西方学说无关，A项错误；文化中心的南移是现象而不是根源，B项错误；经济重心南移，南方商品经济发达，在传统经济之外出现了新经济因素，思想方面的新变化反映了经济方面的新变化，C项正确；政治中心东迁与思想方面的变化没有关系，D项错误。
10.B【解析】无论是“存心”或者“存理”，其灭欲的目的都是要将思想认识统一到“理”，是从整个社会层面，也即维护社会秩序而言的；“格物”或“格心”是手段，其落脚点还是着眼于整个社会的“理”；“成贤成圣”的境界论、由“齐家”而“平天下”的功能论都以整个社会为个人努力的目标，B项正确。
11.B【解析】根据材料，可知黄宗羲虽然反对封建君主制，但“未能冲破君主政体之范围”“其思想实仍蹈袭孟子之故辙，一未足以语于真正之转变”，说明其思想没有超越传统儒家思想的范畴，B项正确。
12.A【解析】材料中“中国传统学术（儒家思想）完成了由宋明时期的思辨哲学向清代传统经学的转变”是指理学向“经世致用”思想转变，而这种转变与明末清初君主专制空前强化有关，A项正确。
二、非选择题
13.（28分）（1）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各种思想流派提出治国济世的主张，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家是重要思想流派之一。（4分）
汉武帝即位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4分）
魏晋隋唐时期，佛教、道教迅速传播，儒学的正统地位受到挑战。（4分）
两宋时期，程朱理学形成，它在吸收佛道学说的基础上深化儒学，成为南宋以后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4分）
明清之际，进步思想家批判继承儒学思想，以个性解放为核心，批判宋明理学，倡导求实精神，开创思想活跃新局面。（4分）
（2）示例：明中后期以来，商品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市民文化兴起，传统伦理道德出现危机。小说作为一种文学表达形式，影响了社会各阶层，比儒、释、道影响更大。小说宣传一种与儒、释、道不同的价值观，儒、释、道劝人为善，利于社会秩序，小说导人以恶，破坏社会风气，有悖于传统主流。（8分）
14.（24分）（1）原因：通经致用，讲求义理及疑古思潮的兴起；宋儒诸子融汇各家，援佛入儒。（4分）
特征：把儒家的忠、孝、节、义上升到天理的高度，形成一套囊括天人关系的严密思想体系――“存天理，灭人欲”。（4分）
（2）观点：宋代是古代中国科技发展的高峰。（2分）
理由：活字印刷术发明；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事业；火药广泛应用于军事上。（6分）
（3）市民社会发展趋势：市民阶层产生，有其独立的价值追求和社会生活方式；市民文化兴起。（2分）
诗经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范文第3篇
中国的宗教存在，大体可分为代表已经融入传统中国文化的宗教和被视为外来文化之载体的宗教：前者包括儒、佛、道三教，后者则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主要代表。诚然，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主要是儒教和道教，但从印度传入的佛教经过在华约两千年的本色化过程已基本上与中国文化共构一体。因此，中国历史上对儒、佛、道以“三教”并称，中国人亦视它们为中国宗教文化传统之代表。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中国则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分别代表着西方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其在华之本质存在仍不离这两种文化的嬗变或衍生。尤其对基督教而言，中国人的普遍看法是，它乃一种结合古希腊和古希伯来文化、并在更高层次上扬弃这两种文化而产生出来的植根于西方世界的宗教；早在古罗马帝国时期、并经过欧洲中世纪的漫长发展，基督教已决定性地铸就了西方文化的模式和特征。因此，尽管基督教在此后的发展中足迹已遍及全世界， 并几乎已在各洲各国建立起教会，却仍然以代表西方文化为主，其思想、教义和礼仪都反映出西方文化传统的发展及其社会人生观念的凝聚与积淀。数百年来，基督教在中国的本色化过程亦步履维艰，一般中国人在其中仍主要是看到西方民族的精神气质、心理状态及文化风俗， 故称其为“洋教”。这种理解并不同于基督教会内部从其教义意义上关于“福音无国界”的传统看法。目前， 在中国社会之现代化过程中，上述两大类型的宗教都需完成其改革与更新的任务， 以适应甚至影响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
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载体的宗教而言，代表华夏文明之本质精神的儒家体系，无论称其为“儒教”或“儒家”，都表现为一种植根于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政治宗教和伦理宗教，在它身上非常典型地体现出中国传统政治观与伦理观的统一及互用。按精神实质，儒家乃是一种“有为”的宗教，儒家精神积极倡导“参政”、“有为“，希冀在社会政治中通过“人治”而达其“仁”、“礼”之理想目的。实际上，中国不少思想家和政治家们都是以儒家思想的责任感来追求真理、维系正统或实施改革的。当然，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儒家所追求的这种“人治“是要靠以封建君王为核心来加以展开并得以实现的。因此，与其政治观相协调和一致的，便是儒家“忠君”、“报国”之社会伦理观，即以“忠”、“孝”之举来求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社会伦理观突出强调集体的利益和共存，也就是说，它要求人们为了整体统一而必须放弃或牺牲个人的自由与利益。其体现的伦理精神曾为维系中国封建大一统的“稳态”存在、保证其长治久安的社会局面起过决定性作用。随着中国封建时代的结束，其延续两千余年的儒家正统思想体系曾一度遭到批判和冷遇。然而，以儒家思想为主所凝结成的中华民族传统却仍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顽强地存活着，表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今天，中国大陆组织形式的儒教已不复存在，但观念形式的儒家却深入人心，它仍制约着中华民族的发展，与中国人的命运及前途休戚相关。因此，在方兴未艾的中国社会现代化中，儒家的更新已成为海内外华人的一个热门话题。
复兴儒家思想的努力最初始于海外华人学者，近十多年来也得到一批大陆学者的积极响应。针对一般人认为“儒家”代表一种旧学说或旧规范、“现代化”代表一种从旧到新的改变或一种对新环境的适应之观点，这些学者则认为儒家思想与现代化过程并不相悖，二者在本质上是可以兼容的。这种兼容或统一之根据，乃在于儒家思想本是以“理智的自主”、“智能的发展”、“思考与反省的活动”和“质疑与分析的方式”为原则。 而基于这些原则的儒家思想之复兴，可以导致一种能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之基础的新的思想方法，因此它能推动社会现代化而决不是阻挠其实现。这种乐观看法，使他们相信中国现代化将会迎来其新儒家的兴盛时代。
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容易出现偏重科技发展、轻视观念转变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倾向，为此，这些新儒家思想代表向社会提出了警告及忠告：“现代化的程序应从内在的思想着手，而不是从外在开始。” 如果急功近利、只求表面的成功和短期的收效，现代化事业就会事倍功半、曲折反复，甚至遭受功败垂成之结局。而人之内在思想的升华和人之基本素质的提高，则会使现代化过程有了活水源头而经久不衰。
概言之，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新儒家所展示的儒家精神之复兴与更新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突出表现：
第一，它在现代世界文化氛围中从更广远的视野和更高深的层次上向中国人重提曾作为其精神之源的“忧患意识”。在本世纪初，西方思想文化界风行的“危机意识”曾对其走出历史发展的低谷、加速现代化的进程起过重大作用。因此，这种“忧患意识”要寻求一种与西方“危机意识”异曲同工的效果，以使现代社会中的中国人既客观了解别人、又真正认清自我、通过文化、社会比较和思想、灵性比较而具有一种“紧迫感”、“使命感”，从而确保中国现代化进程所需要的精神动力。
第二，它从人的自我改造对参与社会现代化和实现自身现代化之意义上重立其“仁”之标准。“仁”本为儒家思想领域中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它既是为人之理想，又是善政之标准。孔子儒学的形成，正是针对“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的社会存在状况，旨在挺立人心之仁，挽救世风危机。如果说，基督教“爱”的标准确立了西方文化理想之路，那幺，儒家“仁”的标准则开创了中国文化理想之路。“仁”本身已具有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悌等内容，也包括人与人相亲相爱之关系。它充分显示出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理性和存在意义。新儒家思想家坚持，只有“仁的自觉和挺立才使内圣外王之道有了超越的根据和内在的源头。” 在此，他们对儒家中心理念“仁”及其“内圣外王”的实践既进行了总结反思，也加以了新的诠释。“仁”作为教化人生与社会的绝对“道德命令”在儒家思想中有着强烈的现世取向，其参赞化育包括个人和社会这两个方面的完善。所谓“内圣”，指个人内在精神道德之修养，即达到其人格道德之完美。因此，新儒家首先将“道德生命的完美成就圣贤人格“作为每个人生的目标。然而，这种道德修养和人格完善并不只是到“独善其身”为止。“仁者”不仅要“独善其身”，也要“兼善天下”。所谓“外王”，就是指个人必须积极参与外在世界，投身社会改造，做出“己立立人，已达达人”的贡献。如果说传统儒家在“内圣”意义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那幺它在“外王”的社会实践上却基本上归于失败。这种失败一方面包括在认识和利用自然世界上未能形成一种科学知识价值传统，从而使中国人缺乏西方的“科学精神”，另一方面则包括在改造和建构社会人生上未能形成一种民主参政意识及其相关的民主体制之“政道”，从而使中国人也缺乏西方人的“民主精神”。“五四”运动对西方“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欢迎、以及对儒家的批判，正是基于其“外王”实践上的失误或失败。不过，“五四”运动并没有彻底完成其任务，而在其认识中外灵性精神上又走入了新的误区。这样，新儒家认为儒家思想体系在中国的历史使命并没有结束，在实现“科学与民主”之“现代化精神”上仍可大有作为。其思想家正发掘其蕴藏的精神意趣，对许多儒学内涵加以现代解释，试图从中国本身的文化传统中找出一条通往现代化之路，以使其传统文化获得新生。这种“外王”新探的成功与否将决定儒家更新的成败，检验其参与现代化的实际能力和在当代中国的真正影响。 第三，它根据社会旧秩序打破后出现的道德与价值观之紊乱而试图重建以“诚”为基准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以便能为现代社会补偏救弊。 儒家传统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将“诚”视为“天”、“人”之“道”，从而形成“诚”的哲学。现代社会的发展体现出多元性、对比性、交感性、变动性、非平衡性、以及共存性，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均趋于复杂。在合作与竞争、成功与失败相交织的世界生活氛围中，人们会形成强烈的社会对比反差感和自我失落感。其人性本质的异化和沦落，人们相互交往上的防范与虚假，往往又会使现代社会陷入因境甚至停止发展。在此，儒家思诚、持诚的精神遗产遂重放光彩、大有所为。新儒家思想家把“诚”视为人们在现代文化多元趋势中求得共存的基石，倡导“以诚通其情，以诚成其和”，在真诚相待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社会中个人之间、团体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样，会作为儒家传统“宗教道德象征”而存在的“诚”便获得其现代意义与价值。
有些学者会强调应区分“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认为前者指活在现实中的文化，乃表现流向的动态，后者则指已经过去的文化，乃表现凝固的静态。 其实，它们在许多情况下都是表现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儒家思想既代表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体现其文化传统。当这种传统文化没有随其诞生的时代之结束而消亡，却继续其生存与发展的时候，它就形成了一种文化传统，既反映其原初之静态，又表现其变化之动态。儒家体系及其它中国传统宗教之更新，只有从这二者的有机结合上才能真正理解。这正是《诗经》之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的真谛所在。
佛、道二教在中国历史上虽有类似“人间佛数”的入世经历，但从总体而言却主要表现为一体“出世”、“无为”的宗教，体现出任运自然、随遇而安的精神情趣。在此，佛教“超脱”精神和道教“消遥”精神的社会功效往往不谋而合。作为这种传统文化类型的佛、道二教，在中国社会现代化中的更新努力则有着更大的难度。就目前状况而言，中国佛、道界人士一方面昭示其信仰体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及其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另一方面则以其学者哲学神思的理论活动和群众练功修行的实践活动来参与现代社会生活，重新塑造其宗教形象。但从总体来看，儒家精神在中国社会存在形式和人生价值意向上尚有着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比较普遍的文化影响，而佛、道精神在国民意识和大众生活中却相对淡化且不居主流。所以说，佛、道教的更新在于从其传统的田园、寺院或山林之遁隐生活中复出，面对一个“开放”的世界和“信息”的时代，面对中国文化从农村生活往都市生活、农业经济往工业和商品经济之“转型”过程中的现代社会。在此，“人生佛教”运动已给人启迪与希望。
就作为外来文化之载体的宗教而言，代表西方文明之本质精神的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则更富有戏剧性，其在现代化社会中的更新亦更加引人注目。
由于基督教文化按其传统主要代表着西方文化，因而给恪守本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大多数中国人以一种生疏、偏远之感。加之中国本世纪20年代曾出现的非基督教运动和50年代形成过的与西方国家之对峙局面，使基督教会在中国陷入一种比较复杂和敏感的关系之中。因此，中国大陆教会本世纪以来所进行的“本色化”运动，尤其是从50年代起所突出的“三自”、“爱国”之基准，主要反映了其文化关系及文化交流之中的政治层面。但在现代社会之“开放”与“对话”的气氛中，这种曾对中国教会生存起过至关重要之作用的政治层面，其意义主要是作为教会改革的社会背景或前提，而从其它文化层面上来使教会在社会现代化中得以更新则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方面，中国教会的更新在于根据发展变化的社会文化氛围来对其传统教义加以现代诠释，展开历史与现今的对话。这就提出了中国教会神学建设的任务，而教会人士也正致力于一种具有中国特色之神学体系的深思和构设。在其看来，基督教的普世意义已使之扬弃了“西方”与“中国”之别。中国教会即代表着中国人之基督信仰及其灵性精神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发展。在此起决定作用的并非文化交流意义上的“拿来”或“输入”，而是其人格生成意义上与神对话及讲通的“体验”和“经历”。所以，中国神学不再是复述传教带来的形式及内容，而归根结底是表达自我识神识人的心曲和体会。这种神学将基于其信仰传统之真谛，却又不囿于其语言及象征符号之外观。它是中国信徒对其生存及发展中与神相遇之现实感触的流露和对其信仰之共识的倾吐。这里，教会神学家不同意像教会之外的一些中国人那样对其信仰作“内”、“外”之别或“土”、“洋”之分。但要达到其中国“本色”的普遍认同，中国教会仍然任重而道远。
诗经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范文第4篇
关键词：仁；和；儒家；管理思想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漫长文明发展的历程中，儒家学说在两千年来长期一直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如果将中国传统思想比喻成一棵树，则儒家学说就是主干，儒家学说以孔、孟两位圣贤的思想为主体，他们的思想不仅对中华民族的管理思想影响深远，而且对日、韩及其东南亚管理思想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儒家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主张以人为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核心是“仁”。在德性上，它提倡仁爱，崇尚礼仪，推崇道德；在人际交往上，它主张以和为贵，以信取人，与人和谐相处；在义利关系上，它推崇见利思义，不唯利是图；在修身利己上，它提倡人们修身养性，提高素质。本文主要通过“仁” “和”两个方面来介绍儒家学说的管理思想及其现实的价值应用。
一、关于“仁”
（一）何谓“仁”。
在孔子之前就有“仁”的记载，最早的记载是在《尚书》和《诗经》中，孔子在吸取前人的思想基础上，将西周的德治融汇结合，形成了“仁”的观点。
“仁，亲也，从人丛二”（《说文》）解释道：“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仁”的概念宽泛复杂，包括了孝悌，忠恕，诚信等德性。对于弟子的“仁”问，孔子也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仁者，人也” （《礼记•中庸》）认为“仁”的本质是人，“仁者，爱人”（《论语•颜渊》）认为“仁”的本质是爱人。
（二）关于“仁”与“礼”。
“仁”的内在核心是爱人，表现到外在的行为就是仁的实践，而仁的实践需要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礼”。 何为礼？在孔子心目中：“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那么就不肯能有礼；而只有遵从“礼”的行为才是“仁”，“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就是指一个人的言谈举止要符合礼仪的规定，这就是仁。
可见，在孔子的心目中，“礼”是“仁”的外化，人的仁爱之心通过“礼”来表现；“仁”是“礼”的内容，徒有形式“礼”的不能称之“礼”，只有合乎“仁”的“礼”才是“礼”，才能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起到约束作用。
（三）“仁”的目标——“富民”“安人”。
一切管理都有自己的目标，没有目标的管理是盲目的活动，是不可能取得预期目标的。儒家学也有自己的目标----“富民”“安人”。
“仁”的目标之一是“富民”，孔子在《论语•子路》中的“庶之”“富之”“教之”的观点中认为：一个国家要想能够治理好需要三个条件：一是有一定数量的人口，二是人们要富裕，三是要对人民实行教育。孟子也曾在《孟子•梁惠王》中指出，要使黎民百姓“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就是实行“王道”的开始，所谓“王道”就是施行“仁”道，而“富民”也就是“仁”道的目标。
另一个目标是“安人”，孔子在《论语•庸也》中认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就是说有高尚品德的君主广施恩于众人，济度众人，使得人们安居乐业，礼乐兴，刑法中，上下有序，从而民富人安，天下太平，最终实现了君主对国家的有效管理。
（四）“仁”在管理学的价值应用。
“仁”应用于现代管理中，就是企业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企业的主体是人，只有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发开他们的智力，激发他们的能动性和创造力，才能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人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是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因此，作为企业的管理者，胸怀“仁爱”，把人作为企业的一切管理活动的出发点。将员工当做企业的主人看待，尊重员工，满足其需要，实行柔性化管理，创造优良的生活工作环境。让员工积极的参与到企业的管理和运行。这样，企业的发展和员工的发展紧密相连，由“仁”产生出来的员工积极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将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关于“和”思考
（一）何谓“和”。
中国传统观念十分重视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协调、和谐、有序，并把这种状态称之为“和”。在《说文解字》中，“和，调也”，和就是调和，协调之意。对于“和”，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荀子认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界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荀子•礼记》）这些观点无疑展露了“和”的理念。
“和”的理念在许多方面得到体现：反映在思想上，“中气以为和”（《老子》）；反映在政治上，“协和万邦”（《尚书•尧典》）；反映在经济上，“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礼记•大运》）；反映在处事上，“和为贵”（《论语•学而》）。简单来说，“和”就是调节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一种关系，使其团结，治国，和能兴邦；治生，和能生财。
儒家学说中，“和”是以自身和谐为起点，通过道德修养达到个人自身和谐，从而推广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人的社会和谐了，人与自然才能更好的和谐。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理念就是一个“和”的演变过程。
（二）关于“和”与“同”。
在《论语•子路》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思是君子讲调和而不是盲目的附和，小人盲从附和而不讲调和。这里的“和”是指不同的东西和合统一，强调不同事物之间的有机结合，“同”是指没有差别，盲目的一致、同一。
在《国语•郑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乃尽弃矣”，就是说，只有参差不齐，各不相同的东西，才能取长补短，产生新的事物，而完全相同的东西聚在一起，则只能永远停留在原来固有的状态，不可能继续发展。“以他平他”就是把不同的事物结合在一起，相互协调，相互影响，达到和谐同一，从而形成新的事物，这就是“和”。而“同”就是相同的东西无联系的机械组合在一起。
（三）“和”在管理学的价值应用。
“和”在“人--人”管理实践中，协调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使二者达到和谐；协调高层管理者和低层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使二者达到和谐。这种以“人和”为目标的管理，就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体现管理的人本思想。在管理中，领导者通过身体力行，注重民主，关怀下属，创造良好的和谐气氛和环境，进而员工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努力工作，拼搏奋进。
综上所述，“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是人本思想的具体体现。“和”是儒家思想的价值目标。儒家提倡仁爱，通过道德教化，使人性不断升华，达到个人“和”的状态，继而推广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自然和谐。
参考文献：
[1] 丌名杰.管理思想史 [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诗经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范文第5篇
[关键词]《齐民要术》自序儒家思想论从史出
[中图分类号]G633.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6）010105
对试题答案的科学解析可以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命题意图，帮助学生弥补知识及能力的盲点和缺陷，从而提高学生的解题方法和技巧。然而，如果解析不到位、不清楚，反而会影响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问题的判断，增加题目解答的难度，甚至会使学生原本已掌握的知识点模糊并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下面，笔者就以2014年高考天津文综卷历史第2题的部分答案解析为例与大家共同商榷。
《齐民要术》自序： “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这段话主要强调（）
A.儒家对农业的重视B.改进生产工具的意义
C.历法与农业的关系D.农业技术的重要性
此题难度系数为0.55-0.41，属于中等试题，主要考查学生获取材料信息的能力。该题以《齐民要术》自序中的一段话为切入点，旨在考查考生论从史出、正确获取和解读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习过程中，学生通过对选择项ABCD的分析、筛选、对比、排除等技巧，能够得出正确答案为A。但是事实上，大部分学生却无法从这段材料中直接概括出结论A“儒家对农业的重视”，或仍旧对A选项不理解，认为材料主要强调的是从上古以来一直都特别重视农业的发展，而“儒家”对农业的重视仅仅在“《诗》《书》所述”中有所表述，只是材料表述的一个侧面。也就是说学生并没有正确获取和解读材料中的完整信息，没有做到真正的“论从史出”。而对于该题的解析，笔者认为也没有能够很好地切中要害、解答学生的疑惑。以下是网上几种对该题的答案解析。
解析1：从材料可以看出，上古的神农氏、尧舜禹以及后来的殷周，都特别重视农业的发展，这在儒家的经书《诗》与《书》中都有体现。这说明重视农业这一思想古已有之，儒家加以继承与发展。B、C 材料并没有体现，D 只是一个侧面。故应选 A。解析2：从题干材料中的“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的信息表明了神农、尧等对农业的重视，而儒家非常尊崇神农、尧、舜之道，而《诗》《书》又是儒家的经典，从而说明儒家对农业的重视。故答案为A。材料中虽然有改进生产工具的信息，但是改进工具是为了发展农业，是对农业重视的体现，显然B项不如A项全面，排除B。所给材料没有涉及历法，排除C。所给材料也没有涉及D项内容，排除D。解析3：从材料中可以看出作者意在指出农业的重要，另外还提到《诗》《书》这些儒家经典，故而选A。材料中的史实名词往往是重点，看到史实我们不应当只想到是什么，更应想到这一史实与哪些大方向、大背景有关，例如《诗》《书》代表儒家文化。另外，答案要对材料全面总结概括，所以不仅要答出农业，还要有儒家。
以上解析能够帮助学生总结得出材料意在表明古代对农业的重视，并能联系儒家经典《诗》《书》进行分析，但亦没有完整领会材料内容和命题意图，所得结论并不能使人完全折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