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中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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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中的方法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劳思光；中国哲学；合法性；基源问题；研究法
中图分类号：B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2435（2016）02021507
劳思光（1927-2012），祖籍湖南长沙，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劳氏论著多达30余部，尤以三卷四册之《中国哲学史》影响最为深远①。他早年研究康德哲学，并以“黑格尔模型”文化观为理论背景，探讨中国文化的未来出路，在研究进路上，与唐君毅、牟宗三颇为接近，一度被视为当代新儒家。劳氏中年在吸收当代英美哲学成就的同时，着手整理传统中国哲学，以上述工作为基础，晚年受帕森斯社会学理论及哈贝马斯哲学的影响，创构自己的文化哲学。基本上，劳思光是以克服现代文化危机、哲学危机作为自己的根本关怀的哲学家。由于劳著《中国哲学史》持续而广泛的影响，劳氏常被定位为中国哲学史家。其实，中国哲学的研究只是劳思光哲学研究的一部分，劳思光《中国哲学史》之作只是其后来文化哲学建构的一个预备性工作。
一定意义上，劳著是继《中国哲学史大纲》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之后，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哲学史》著作②，也是劳思光以世界哲学为背景，整理、诠释传统中国哲学的成果。劳思光是当代中国哲学家中最具方法论自觉的一位，这些方法论的反省以使中国哲学走出历史、进入现代为目标，值得我们关注。劳思光的诸多思考，对于我们反省目前中国哲学界讨论热烈的中国哲学合法性、经典诠释等问题均有借鉴意义。本文围绕中国哲学世界化这一核心问题，梳理劳思光的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反省其得失。
一、哲学概念的反省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源自西方的“哲学”概念与中国传统思想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得我们不得不反思“中国哲学”这一概念本身的合法性或正当性。在这一问题上，劳思光既不取狭隘的特殊主义的立场，否定中国哲学研究的合法性，亦反对简单地以西方哲学为标准剪裁传统中国哲学。依劳氏之见，突破上述两种极端立场的关键，在于对“哲学”这一概念本身作深入的省思。
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首先是哲学如何定义的问题。大家常常无法摆脱亚里士多德式本质定
义的影响，对此无法达成统一的意见，一再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事实上，即便就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而言，不同的哲学家对哲学的理解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西方哲学最初是在古希腊文化与多种文化（如埃及文化、西亚文化）相互影响的背景下诞生的，以后更不断地受到其它文化（如罗马文化、希伯来文化、阿拉伯文化、日耳曼文化）的影响。换言之，所谓‘西方哲学’，其实包含非常多元、甚至相互冲突的成分，绝非铁板一块”[1]。所以要从哲学研究之对象或内容的角度，给哲学下一本质定义，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正是“哲学无定论”这一说法所以提出的根本原因所在。[2]不过，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认为哲学研究毫无边界可言，劳思光认为哲学之异于其它学科的根本，在于其独特的思考方式。哲学研究的题材似乎是变化不定的，然而哲学思考总是带有它自身的特性，亦即具有反省的（reflective）特性[3]7。劳思光对哲学思考之特性的界定，是较为中肯的。如牟宗三即认为：“凡是对人性的活动所及，以理智及观念加以反省说明的，便是哲学。”[4]3冯友兰也认为：“我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5]1这也就是说哲学思考所寻求的并非是对事实或对象的经验性的描述与解释，而是探寻研究对象所以可能的条件与根据。由历史学、政治学与历史哲学、政治哲学的区别我们即可清楚地了解这一点。
以此为基础，劳思光给出一开放性的哲学界定：“哲学思考是对于（a，b，c……）的反省思考。”[3]9这可以说是劳氏为哲学所作的形式性的界定，这一界定的好处在于，它不只破除了在哲学定义问题上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为不同文化传统下的哲学研究留下余地，并且也为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沟通、对话提供了平台。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界定，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哲学形态留有空间。就此而言，但我们不能认为中国文化对宇宙人生以及政治问题所作的系统性反思不应归入哲学之列。
仅此尚不足以完全解决问题，因为中国哲学的研究并不仅仅指向历史，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应能就当下以及未来的种种社会、人生问题给出自己的思考和回答。20世纪中国学人创立中国哲学学科显然不只是处于历史的兴趣，更是基于民族文化主义的立场，论证中国哲学的普遍性意义。就劳思光的思考而言，这即是如何使中国哲学成为“活的哲学”的问题。劳思光思考的不只是传统中国思想的哲学身份认同，更是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在劳思光看来，“中国哲学倘若不能成为‘活的哲学’，则它即不必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来研究”[6]13。使中国哲学成为“活的哲学”，首先是指中国哲学的研究也应重视概念辨析以及论证等现代哲学研究的技巧。在此意义上，劳思光澄清了一项基本的误解，亦即源于西方的逻辑解析方法，可以用来处理中国哲学的问题，这里并不存在“以外观中”的问题，因为逻辑解析作为一种方法，如同“思想上的显微镜”，本身是客观的，只是一种工具，可以应用于不同文化传统下的哲学研究当中。当然，使中国哲学成为“活的哲学”的更根本问题在于揭示其可能发挥的与客观现实相应的功能和作用。当然劳思光的意思不只是说要让中国哲学成为中国实践的指导者，而是说应从人类理性之一般性的意义上，说明中国哲学对解答当前人类所面临之各种重大问题所可能发挥的积极意义。为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引入劳思光以认知性哲学和引导性哲学的区分对哲学的功能所作的说明，我们可将此视为劳思光对哲学概念的实质性的界定。
劳思光认为，从哲学功能的角度来看，哲学可分为两大类：认知性的哲学（cognitivephilosophy）与引导性的哲学（orientativephilosophy）[7]666-668。前者以知识性的探索为主，为解决各种哲学问题而建构完备的知识体系；后者则以达成自我与世界的转化为主。整体上来看，西方哲学以前者为主，而中国哲学以后者为主，当然这一区分不是绝对的，当代西方哲学显然越来越注意后者的重要性，甚至有学者认为引导性乃是哲学的基本特点[8]。不过，有一点是比较确定的，中国哲学除少数哲学家外，多数以引导性为主，儒、释、道各家所强调的理想人格的达成，儒家努力转化现实世界的外王理想，其最终目的均并非为成就一套严格的知识体系，而在于引导自我与世界实现理想性的转化。
所谓使中国哲学成为“活的哲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使其在当前的现实下继续发挥自我转化与世界转化的引导性功能。必须说明的是，劳思光的上述区分，并非在观察中西哲学之异的基础上，透过简单地综合以扩大哲学的范围，进而说明中国哲学的合法地位。引导性哲学与认知性哲学的区分，是劳思光针对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文化或现代性的种种弊病所给出的回应。
依劳思光之见，人不同于动物，在于人于自然生命、自然生活之外尚有文化生命、文化生活。而各种前现代的、能够安顿个体人生以及社会整体的文化秩序，纷纷处于解体的状态，无法发挥真实有效的引导性作用。现代文化以其扩张性与宰制性最终导致科学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泛滥，人随之也被“物化”[9]65-85。这乃是人类面临的整体性文化危机。同样，哲学也面临重大的危机。对劳思光而言，哲学首先应该是文化哲学，换言之，哲学应透过自身的反省和批判功能，思考如何为合理文化秩序的建构提供引导或定向的作用。然而，现代哲学面对种种社会、人生问题，越来越暴露出它的“无力感”，越来越沦为少数人的智力游戏。
哲学只有相应于客观现实发挥其文化功能，方能克服现代文化情境下产生的危机。就这一点而言，劳思光突出引导性哲学这一观念，并非仅仅针对西方哲学的冲击，为捍卫中国哲学的合法地位而给出的权宜之计，更是对现代文化危机与哲学危机的诊断与回应。引导性哲学观念的提出，可以很好地说明中国哲学的特质，更指明了未来“世界哲学”的发展方向。作为引导性哲学的中国哲学可以并且应当在未来世界哲学的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进一步，衡定各种哲学的“理论效力”这一观念，必须作相应的拓展，亦即，一哲学理论效力的高低，不只是指它的“解释效力”，更是指它的“引导效力”。[9]20前者相应于认知性的哲学而言，后者则相应于引导性的哲学而言。
透过对哲学概念的形式界定与实质界定，以及对未来世界哲学发展方向的判定，劳思光给中国哲学的合法地位一个最强义的说明与安立。此外，劳思光对哲学概念的反省，从中国哲学学科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不只摆脱了西方中心主义式的哲学立场，也突破了主张确立纯粹中国哲学叙事的本土主义立场，而这正是当前中国哲学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两种错误进路：或者将中国哲学完全纳入西方哲学的概念框架里，并且以西方哲学的标准来衡断中国哲学；或者反其道而行，将“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与西方哲学加以对立，以期保持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或特殊性[1]。劳思光所确立的乃是一种能够融合中西哲学的更具统摄性的哲学概念[10]20-23，他所主张的毋宁说是一种朝向世界哲学的中国哲学研究，其目的在于努力消除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之间的隔阂。劳氏对中国哲学之合法性的论证，显然较之“家族相似”之类过于宽泛的论述更为具体、有力。
劳思光对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的关系以及世界哲学未来发展方向的判定，自然影响到他对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构建，一定意义上，劳思光有关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构想及其实践，正是以其对中国哲学之本质及其与世界哲学之关系的判定为基础的。
二、哲学史研究的目的与基源问题研究法
哲学与哲学史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不少学者坚持哲学就是哲学史的主张。就中国哲学研究而言，中国哲学史无疑是最重要的思想与资料来源。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建构，除了首先要厘定中国哲学与哲学、西方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之外，还必须说明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当前的中国哲学研究与其自身的传统亦即中国哲学史之间的关系。
针对上述问题，劳思光给出了一个基础性的理论区分：开放成素（openelement）与封闭成素（closeelement）的区分[6]166。这一理论区分虽是为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而提出的，不过作为一种方法，具有很强的普遍性。依劳氏之见，任何一个理论，或哲学传统，它必定包含两个不同的方面：一则因其触及真正的社会人生问题，因而其中必然包含具有超越性和普遍性的成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具体的理论或哲学，一定受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制约，会随着具体历史情境的消失而失效。前者即一个理论的开放成素，后者则是一个理论的封闭成素。回到中国哲学的研究上来，当我们面对历史上已有的种种哲学理论的时候，必须区分出其中何者为具有开放性或时代相干性的内容，何者为已经失效因而是封闭的内容。当然，这里首先会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判断的标准如何确立？在劳思光的思考中，这其实正关联于他对当代文化危机问题的思考。所谓开放性的内容是指，能够继续针对当前文化危机而发挥其引导性作用的成分，否则只能归之于封闭成分。
由此可见，对劳思光而言，哲学史研究除了史学分析的维度以外，更有其当下或未来的指向。换言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并不能简单地还原为一种纯粹史学性质的工作，而应提取哲学史中具有普遍性的成分以解决当下或未来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一定意义上，这正是由哲学思考的普遍性所决定的，是以有学者认为，哲学放弃其普遍性的追求，无疑等同于自杀。劳氏此一区分意在说明，中国哲学史研究作为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包含去脉络化和再脉络化两个环节。所谓去脉络化，即是将中国哲学史中具有普遍性的内容从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脉络或情境中剥离出来，如此中国哲学方有“重生”的可能，否则这部分内容将只能被淹没于历史的深渊之中。不过，当前的中国哲学研究，似乎正朝着一个相反的方向发展，思想史、学术史正在取代哲学史的研究，此即有学者所提到的“历史化的叙事”，“即只用历史、社会、文化的原始脉络所提供的资源来解读古典思想，尤其是刻意避免西方哲学的问题意识或哲学术语”[11]。这自然与劳思光寻求使中国哲学成为“活的哲学”的愿望相悖。当然，将哲学史中具有普遍性的内容“抽离”出来，还不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全部，抽离出来的内容还必须回到当下的社会历史情境或脉络中去，否则中国哲学即成为余英时所谓的“游魂”，而这一部分工作正是所谓“再脉络化”的过程。劳思光的这一方法论构想，在一些海外研究者身上得到很好的体现，并已经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如黄勇等以中国哲学为资源针对当前伦理学所面临的诸多理论困难，给出独特的解答，有一定的影响。
基于上述方法论的考虑，劳思光对当前国内外几种常见的中国哲学研究态度提出了批评。首先即是将历史上的中国哲学完全当作广义史学研究的对象，对过往的哲学作史学性质的描述。此一研究除违背哲学要求普遍化的本性以外，其真正的危机在于，将消解中国哲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合法性。此外，劳氏认为此一研究进路，亦有“肤浅化”的毛病，最终使得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变成“史料加常识”。其次，劳思光认为我们同样也不能以一种“传道的态度”来从事中国哲学研究，这大体上是针对熊十力所开创之新儒家学派而言的。劳氏认为以“传道的态度”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最大问题在于，研究者因其信念之蔽而不能正视传统哲学中可能失效的成分，因而亦不利于中国哲学的“重生”。如果对传统中国哲学中的封闭成素没有清醒的认识，中国哲学在当下或未来的发展将有走向自我封闭的危险。是以劳氏认为，某一哲学传统自身的理论效力与研究者个人所持的信念必须加以区分。当前一些儒学研究者对儒学持一种原教旨主义的立场，正是劳思光所批评的这一态度的极端化。此外，海外流行的近于民族学或民俗学式的“汉学研究”，亦非中国哲学研究的正确态度。因为汉学研究恰恰是将中国哲学界定为一种根本不具有普遍性的地方性知识，就中国哲学的未来命运而言，汉学研究只会加大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之间的隔阂。换言之，以汉学研究为进路的中国哲学研究，只能导致中国哲学的“博物馆化”。
顺此，劳思光给出了另一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即在处理哲学史上某一哲学家的理论时，需要注意“发生历程”与“内含品质”之间的区分[12]6-9。所谓发生历程要说明的是某一哲学理论是哪位哲学家在何种环境、何种动机下提出的，而内含品质则是指该哲学理论本身的“理论效力”如何。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某一哲学理论的内含品质显然较之该理论由何人在何种环境下所提出等外缘问题更为重要，并且后者根本不能判定该哲学理论自身之理论效力的高下。过去以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哲学之研究进路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其混淆了发生历程与内涵品质的区分，换言之，我们常常是以对外缘问题的讨论代替对哲学理论本身的分析。有学者以唯物史观质疑劳思光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不足，就哲学史的“历史性”这一点而言，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不过这一质疑似乎也未能真正体会劳氏对哲学史研究之目的的判定。相关质疑见柴文华《劳思光的哲学史观和方法论解析》，《哲学动态》2015年第6期，第28-36页。劳氏强调发生历程与内含品质这一理论区分，是由其强调透过对中国哲学中开放成素的掘发以使其继续发挥文化上的引导性功能的问题意识所决定的，因为只有透过对某一哲学理论之内含品质的探究，方能真正决定该理论本身是否具有开放性或时代相干性。基于以上方法论原则，我们大概不难理解何以劳思光会确立“基源问题研究法”作为写作《中国哲学史》的核心方法。
依劳思光的界定，“所谓‘基源问题研究法’，是以逻辑意义的理论还原为始点，而以史学考证工作为助力，以统摄个别哲学活动于一定设准之下为归属”[13]10。基源问题研究法的第一步工作自然是确立每一哲学家的“基源问题”。这里涉及劳思光的一个基本假定，即任何具有成熟思想的哲学家或学派的思想理论，必是对某一根本问题或基源问题的解答。不过，并非每一哲学家在铺陈自己的思想理论时，都会清楚地说出其基源问题是什么。所以要确定一哲学家的基源问题之所在，必须就相关材料的论述和论证“逐步反溯其根本意向所在”，掌握了根本意向，基源问题大体也就可以确定了。由材料反溯历史上哲学家的根本意向及基源问题，即是所谓“理论还原”的工作。
由于确定基源问题的工作必然涉及材料之真实性的问题，是以史学意义上的考证工作也是不可缺少的，这可说是理论还原工作的基础和辅助。掌握基源问题之后，即可对哲学家的思想理论作一重构。由于基源问题往往都是带有终极性的哲学课题，无法简单地加以解决，因而一般都会被分解为众多次级的问题，通过对次级问题的回答而最终解决更为根本的基源问题。对历史上各哲学家的思想理论进行哲学的重构，必然要求在确定基源问题的基础上，分析由此所引生的次级问题，以及哲学家为解决相关问题所给出的论证和答案，最后将其逻辑地展示为一个理论系统。哲学重构的工作基本上也就保证了中国哲学史叙述的系统性和条理性。
一般来讲，透过上述工作将历史上重要的哲学家的理论按时间顺序清晰地展示出来，即算是完成了哲学史工作的基本任务。不过，在劳思光的思考中，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无法绝然分开。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固然是“还原”中国哲学史的“本来面目”，不过更为要紧的是：哲学史上已有的种种哲学理论，其理论得失如何，其中何者具有开放性因而能为今天的哲学研究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何者是封闭性的因而已完全失效？只有对以上问题作出明确而具体的答复，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才能成为面向当下与未来之中国哲学研究的准备性工作。
劳思光认为，哲学史的任务还必须包括“全面判断的统一性”，也就是说，哲学史研究还必须对历史上已有哲学系统理论得失予以评判，并且判定诸多哲学理论之理论效力的原则、标准必须具有一贯性。这就是劳氏所谓的将个别哲学活动统摄于一定的理论设准（postulate）之下。设准一词虽借自西方哲学，不过在劳思光这里不过是为整理、判定哲学问题而设立的一些标准[14]5。但问题在于，作为评判各家哲学的最终理论标准应如何确立？劳氏认为，自然随哲学史研究者个人哲学识见的差异而各有不同。这里所隐含的意思是，哲学史的写作者还必须是哲学家，亦即对哲学史中所可能涉及的重大哲学问题必然有所触及并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就此而言，写作一部完全“客观的”哲学史乃是不可能的。
这里可能引申的一个问题是，劳思光有关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构想，所着重突出的是哲学史研究中“哲学”的方面，亦即如何透过一种“抽离性的”工作或哲学史的“去脉络化”，以掘发传统中国哲学中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性内容，而对哲学史本身所应包涵的“历史性”似乎太过轻视。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质疑，是因为“哲学史撰作，就客观的任务而言，除了要逼近历史人物哲学思虑的实况外，还应包括历史脉络的建立”[15]295。针对这一点，有学者即认为，劳思光的“《中国哲学史》的内在结构几乎是一种‘静态的哲学史’，‘而非’‘动态’”。[11]依劳氏的方法论构想所写作之《中国哲学史》如何保证其“历史性”？首先，劳思光自然无法接受黑格尔式的历史观念。在黑格尔的思考中，“要想把握哲学史的中心意义，我们必须在似乎是过去了的哲学与哲学所达到的现阶段之间的本质上的联系里去寻求”[16]7，黑格尔基于其“历史目的论”的观念，认为哲学史即是绝对精神步步展开自身的过程，因而黑格尔的哲学史真正是“动态的哲学史”。姑且不论黑格尔对东方哲学的评价合理与否，即便是仿照黑格尔的目的论观念写作《中国哲学史》，其最终不能不与劳氏中国哲学研究的目标相违背。因为现阶段的中国哲学与历史上的中国哲学存在着明显的断裂，要在两者之间建立起内在地关联，依劳思光之见，我们只能透过纯粹理论的眼光而非历史的眼光，以发现过去中国哲学中所可能存在的不受历史制约的普遍性内容，进而使其与当前的历史相结合。
在劳氏看来，哲学史的“历史性”本质上不过是基源问题演变的历程，由基源问题之演变，进而透过理论设准的衡定，我们其实可以判定整个哲学史发展的基本理论趋势[13]11。就劳氏的《中国哲学史》而言，劳氏以价值源自主体性之价值自觉为根本理论设准，衡定各阶段之哲学理论。当然，劳氏之所以确定此一理论设准，自然是以其个人的哲学见解为基础的，而他之所以以价值文化问题作为考察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意识，这同时是由其始终关切的文化危机问题所决定的。以此为背景，劳氏认为先秦孔孟儒学的理论效力最高，由汉至唐的哲学完全偏离了孔孟儒学的基本方向。换言之，这一阶段乃是孔孟儒学隐而不彰的时期，直至宋儒才开始以回归孔孟儒学之基本立场为目标，由周濂溪至陆象山、王阳明之全部宋明理学所展现的正是中国哲学步步回归孔孟儒学原始立场的历程。
就宏观而言，劳思光对中国哲学史的梳理确实展示出某种基本的理论走向，一定意义上，这自然可以认作是劳氏《中国哲学史》之“历史性”的一种体现。就具体论述来看，劳思光透过史学考证的工作判定《中庸》《易传》非先秦时期之作品，削弱先秦儒学尤其是孔孟儒学的形上学旨趣，关于劳思光的儒学诠释，参阅廖晓炜《当代儒学与西方文化——徐复观、劳思光儒学诠释论析》，收入郑宗义主编《中国哲学与文化》（第十一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第69-98页。进而说明先秦儒学与汉代儒学之间所存在的哲学发展史上的内在转折。劳氏诠释宋明理学所提出的“一系三阶段说”，更是以哲学理论效力为标准，具体展示了宋明理学发展的内在进程。毋庸置疑，劳氏对中国哲学发展史的上述“建构”，与其个人的问题意识、理论识见有着密切的关联。如果说劳氏对各哲学家之哲学理论的判定不能成立，那么劳氏《中国哲学史》所展示出来的“历史性”自然会受到相当的质疑。如以宋明理学的诠释为例，如果能够从文献上证明先秦孔孟儒学本身即包含有形上学的理论层面，并且周濂溪、张横渠、程明道的理学思想并非如劳氏所言属于气化宇宙论的形态，而是如牟宗三所言，周濂溪等的本体宇宙论思想与象山、阳明的心学以及孔孟儒学在本质上属于同一理论形态，那么，劳思光所建构的“一系三阶段”的宋明理学发展历程是否能够成立，就并非没有疑问了。循此，有学者质疑劳思光所建构的乃是一种非历史的哲学史论，[17]确有所见。
上述困难，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哲学史写作本身所包含的内在张力。哲学史的写作者如非哲学家，那么其所写作之哲学史的“哲学性”所体现的理论深度似乎无法保证，但任何一个哲学家的哲学洞见均有其特殊性，且识见差别很大，其所写作之哲学史的“客观性”与“历史性”不能不存在巨大的差别。此即有学者所谓的哲学史的回顾与哲学研究一样，大概只能表现为个性化的活动。[18]这一点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的写作中体现得极为明显，中国哲学学科经历近百年的发展，不同的《中国哲学史》对不少哲学家之思想的理论定位以及对哲学史的分期等基本问题尚无共识。这或许也正是中国哲学学科发展尚未成熟，或者说尚未进入一个稳定状态的体现。
三、小结
哲学中的方法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 人才管理 哲学方法 运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跨国公司不断扩展，各国对人才的争夺也更加激烈。企业外部的竞争压力和内部发展需求客观上要求企业不断反省、审视自身人才管理流程的科学性。企业如何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获取、留住和合理使用人才，已经成为企业生死存亡的重要一环。人才管理是一门艺术，是哲学。哲学方法在人才管理中的合理运用，能极大地提高企业的绩效，为企业的生存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企业人才管理最基本的职能和最基本的目标就是为企业提供人才支持，保障企业这个复杂系统能平稳高效运行。从外部环境看，人才的引进或输出形成了一个良好有序的机制，从而使企业发挥出最佳绩效；从企业内部来看，各子系统之间不因人才因素干扰企业的运行。那么，企业管理者如何从宏观上把握企业人才的管理原则呢？
一、从全局出发，抓主要矛盾
首先，从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企业自身发展所需要的人才目标群。每个企业因其性质、发展规模、所属行业，发展阶段、所处地域等方面的不同，在人才需求上各有其特殊性，因而企业不可以盲目地或简单地与其他知名企业类比，亦步亦趋地照搬照抄，而是应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明确自身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否则人才虽然引进了，引进的也确实是人才，但却不是企业适用的人才，结果人才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企业也无法获得人才效能。
其次，明确所引进人才的职责。只有职责分明，人才才能发挥出其积极性。如果职责不明，企业员工之间相互推诿扯皮，企业就无法做到高效率。
再次，因才适用，各得其所。世界上没有绝对无用的人才，只有没有用好的人才。解雇一名员工要比用好一名员工简单容易得多。但一个有责任感的企业家，不应随意解雇所聘员工，而是应设法用好现有的员工，给他们一个合适的岗位，让他们发挥出自己的长处，为企业，同时也是为社会做贡献。企业领导者应设法为员工才华的施展提供良好的平台，让英雄有用武之地。英国学者诺斯科特・帕金森（C.Northcote parkinson）在其所著的《帕金森定律》一书中坚称：管理者的首要任务是让所有的人都能各司其职，而不只是专注于生产活动。
二、把握好人才管理的“度”
度是事物保持自己质的规定性的量的幅度，而量是事物的规模、程度、速度,以及事物构成成分在空间上的排列组合等可以用数量关系表示的规定性。企业人才管理必须适度，过犹不及。
1.在企业外部关系方面，可以采用人才资源外包的方式，减轻企业人才管理的压力。所谓人力资源外包，是指企业依据需要，将部分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通过招标等方式，委托给专业从事相关服务的外包服务商的做法。
实行企业人才外包，一是有利于企业人才管理角色的转换，企业人才的管理者可以从繁琐的、低层次的人事管理事务中解脱出来，专注于企业人才的宏观及长远规划，致力于企业员工素质的提高和现有员工绩效的发挥；二是可以提高人才管理的效率，降低人才管理成本，避免人才管理过程中人浮于事现象的发生。
2.在企业内部关系方面，坚持有效管理幅度原则。管理幅度是指一个领导者直接指挥下级人员的人数。一个人的精力、体力有限，决定了管理者的管理幅度总是有限的。管理必须是有效管理。如果管理幅度过窄，易导致管理层人浮于事，形成将多兵少的局面，不利于企业效益的提高；如果管理幅度过宽、过大，则会造成管理人员工作负荷过大，导致无人管理、无序管理或管理失控。只有适度管理或有效管理才最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三、在动态平衡中实现人才效益最大化
企业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面对外部激烈的竞争。企业只有在动态平衡中实现人才效益的最大化，才能确保企业竞争能力的有效提升。企业人才的管理者有责任有义务为企业提供优秀适用人才。他必须明：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引进，什么样的人才不必引进，什么样的人才必须引进；什么时候引进才是最合适的。他一定要懂得人才的科学搭配，人才结构学是他必须熟练掌握的一门科学。人才结构科学与否，是人才能否发挥出应有绩效的前提条件之一。在使用人才的问题上往往存在着两大误区：一是盲目攀高。一些企业不依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招聘人才时一味追求高学历、高技能、高素质，错误的认为人才标准越高越好。如有的企业招聘保安或门卫也要求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这不仅对企业来说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对被聘用者也不是好事，因为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他会感到压抑，痛苦，最终导致工作无积极性，消极被动，责任心下降，工作绩效差；对企业来说，增加了人力成本，加大了管理难度。二是拔苗助长，小材大用。其结果是员工干了其力不从心的工作，难以胜任，而企业不能达成预定的工作目标。因而，企业的管理者一定掌握因才适用原则，因才委任，科学搭配，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员工各尽所能，各得其所，企业才能充满活力，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总之，哲学方法是最具一般意义的方法，有着广泛的适用性。在运用这一方法时不可以生搬硬套，而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实践中寻找到最佳方案。只要运用得当，哲学方法完全可以为企业人才管理助上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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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中的方法论范文第3篇
关键字：人文地理学；哲学方法论；人地关系
引言：一种学术的所有参与人员，都在由特定学科的某种哲学所提供的框架内从事研究。这样的哲学可以是确切的，参与者在工作开展前就已经建立了某些规则；这种哲学可以是含蓄的，存在一些规则，但并没有得到公认。在哲学明确的情况下，这一哲学也为其他参与人员所共享。但在哲学含蓄时风格则可能很不相同，尤其是在社会科学中。
人文地理学是以人地关系研究为核心的学科，人文地理学对人地关系的研究既和自然科学有关又和社会科学有关，所以在研究方法上表现为自然科学方法论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结合。
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人地关系，本身就具有浓厚的哲学色彩。人为地理学的发展自古以来就有着擅于不断地吸收新的科学、哲学思潮的优良传统。历代哲学家对人与自然的论述无不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人地关系的认识。
人文地理学发展以来，有多种哲学方法论被提出来，其中很多只不过是哲学的变种，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类：经验主义方法论、实证主义方法论、人本主义方法论、结构主义方法论。下面笔者将详细介绍四种人文地理学哲学方法论：
1经验主义方法论
经验主义一词原本意指古希腊医生的经验，拒绝一味接受当代的宗教教条，而是依照所观察到的现象为分析依据。先由感受而得到经验，然后经过适当归纳或演绎，才形成知识。在哲学发展上，经验主义一直和理性主义作为对比。
人文地理学像绝大多数学科一样，都起源于经验主义的实践。从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从古典地理学发展到近代科学知识的分化发展，地理学者们一直就在想法设法获取地球表面更多有用的知识，地理学就是对地球的描述。大自然及人类社会构成的地理环境系统非常复杂；地球表面和抽象的人地关系又带有强烈的综合性和区域性。
经验主义方法论的特征是：观察是重点，调查及实地研究紧随其后，然后进行经验判断与评价，最后得出结论。人文地理学家时常从观察人文地理现象的某个方面开始，通过分析研究资料，寻求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模式。
2实证主义方法论
实证主义是强调感觉经验、排斥形而上学传统的西方哲学派别，又称实证哲学。实证主义开始于19世纪法国哲学家孔德的“实证哲学”，实证科学是建立在证实原理上的。人们认为事物是真实的，是因为人们认为建立起真实性的方法是合理的。根据实证主义的观点，一种科学理论由一特定的演绎系统构成，该系统包括两组因素：一组初始命题（或者假设），一组由系统内规律。
人文地理学是最后广泛采纳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社会科学之一。实证主义方法论被引入人文地理学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晚期的美国。从那个时候它就迅速的传播开来，到60年代末实证主义就已经支配着整个北美和大多数英语国家的人文地理学。
人文地理学采用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原因是，现在方法的并不合理，再一就是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中实行的科学的社会学具有巨大引力。
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具有吸引力的地方是其具有的数量化性质：以数学或者统计学的形式，以一种精确的、可重复性以及确定性的方式表达研究成果。
3人本主义方法论
人本主义方法论的特征是：他们关注于有思想的生命，关注的是人类，而不是关注以机械的方式对刺激作出反应的非人类。人本主义目标是认识人类活动的真实性，这个目标以及为达到这个目标而设想的手段就代表了社会科学哲学的发展。
人本主义方法主要有三种：理念论、实用主义、现象学及其亲属。
人本主义哲学及其方法论对人文地理学的影响都是潜在和间接的，它们并没有向人文地理学提供一种直接的方法，只是从这这种哲学中引入对人的经验和人的主观性的重视这样的观点，并作为武器来反对实证主义地理学那种忽悠人的地位的观点。
人本主义地理学研究内容大多涉及历史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社会地理学等领域，突出集中在人的行为方面的探讨。
人本主义地理学弥补了实证主义研究的不足，但最大的弱点则在于它的唯心主义倾向，把一切客观存在看做为人的心理构成，事实上构成人的感应行为的基础是客观环境世界。
4结构主义方法论
结构主义起源于法国，后扩展至整个欧洲大陆。但结构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哲学派别，而是由结构主义方法联系起来的一种广泛的哲学思潮；其观点大多与一定的专门的学科有联系。纪本嵩认为注重结构、强调对结构的分析是结构主义者具有的基本原则。这基本的原则展现为五个主要特征：整体、关系、消解主体、自调、转换。
整体：结构主义者认为，注重整体是研究事物本质的唯一途径，而事物的部分或因子仅是通向研究事物本质的要素。
关系：与整体和部分的特征相比，关系的涵盖面更广，其内容更丰富。它不仅紧密相关某研究对象的整体与部分，而且统摄宇宙万物间的各种系统。
消解主体：其意是人失去了他是万物中心的位置；人不再是测量万物的主人，而是系统中的一个因子。
自调：自调是结构主义者在解释系统之所以存在时所认定的根本原因。
转换：结构主义者所提倡的转换，其性质则是强调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间变化的动态性。
结构主义对人文地理学最主要的影响有两点：1、从结构的整体性去认识事物，这从地理学家强调研究区域的整体性和人地关系系统性可以看出。2、试图超越地理因素寻求深层结构来解释地理现象。千差万别的人文地理现象是表层结构，而要真正解释则需要把握人地关系系统中的深层结构。
作者：刘昊等
参考文献：
[1]R.J.约翰斯顿.哲学与人文地理学[M].蔡运龙，江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
哲学中的方法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哲学方法论;大学生就业;唯物论;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F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6-0101-02
近年来,中国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全国84个城市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信息调查显示,2009年将有600多万大学生面临就业,为近年来高校毕业生人数最多的一年。加之部分地区遭受重大自然灾害带来的不利影响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使得大学生就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作为一名哲学理论的研究生,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并且将其上升到哲学方法论的高度加以研究,值得我们探讨。
一、什么是方法论
要认清什么是方法论,什么是哲学方法论,首先就要明晰和理解哲学方法论与哲学世界观之间的紧密联系,即哲学方法论和哲学世界观的一致性和差别性。世界观,通俗地讲,就是“观世界”,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方法论,简单来说,它是研究哲学方法的应用问题的理论。哲学方法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一般的、根本的方法。概括地说,世界观主要解决世界“是什么”的问题,方法论主要解决“怎么办”的问题。我们通过方法论来探求一种认识事物的普遍方法。这种思考所得出的结论是原则性的,是可操控的、有趋向性的理念。
1.哲学方法论和哲学世界观的一致性
总的来说,哲学方法论和哲学世界观的一致性,是指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联系,从本质上来看它们是一个东西。这是因为哲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它以自己所特有的形式来反映自己的时代,来满足时代的要求,也就是说,任何一种哲学体系,都是本体和功能的特殊的统一体。亦即哲学方法论和哲学世界观的关系,是功能和本体的关系。
哲学方法论和哲学世界观的一致性,还体现在前者对后者的依赖性上。古代唯物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基础上所形成的方法论是机械还原论的方法论。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哲学世界观所形成的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论。它们认识事物的方法,是把事物从总的普遍联系中割裂出来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所形成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论。它要求人们从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眼光来看待问题,从事物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中去看待事物。简言之,哲学方法论的性质决定于哲学世界观的性质,哲学方法论的变化决定于哲学世界观的变化。
哲学方法论和哲学世界观两者之间的一致性,同时还体现在哲学世界观向哲学方法论的转化上。哲学世界观同哲学方法论的转化,这不仅是哲学世界观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于这是哲学世界观满足社会需求的主要方式。哲学世界观只有转化为哲学方法、哲学体系才能实现它作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发挥指导人们行动的重要功能。哲学世界观要转化为哲学方法,这是从哲学的性质和任务上来说明哲学世界观和哲学方法论的一致性。
2.哲学方法论和哲学世界观的区别性
哲学方法论和哲学世界观的区别性,首先体现在思想内容的差别性上。哲学世界观以整个世界为研究对象,它的侧重点或者说任务,是研究世界的本质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研究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不同的哲学世界观体系是不同时代人们对于世界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对于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联系的认识所达到的标志。哲学方法论也是以整个世界为研究对象,它的侧重点或任务是研究如何用哲学方法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问题,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人们面对客观世界应该怎么办、怎样行动的问题。或者说怎样利用客观世界及其变化规律来为人类服务的问题。
二、方法论意义
哲学方法论是对各种哲学理论的概念、范畴、观点、理论体系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和各种哲学关于自身方法的专门学说的统称。哲学理论的概念、范畴、观点和理论体系,作为主体理性所把握到的关于存在的存在或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知识,在一定哲学理论的概念、范畴、观点和理论体系中,必然潜存着体现着它特有的哲学的思维角度和意识取向。真正的哲学理论,是时代精神的产物和体现,是人们借以进一步认识未知事物的最高依据和支撑点。在西方古代哲学中,原子、气、人是万物尺度、万物皆流、本体和变体、质料和形式、潜能和实现等范畴和观点;近代哲学的感觉经验、反省经验、实体、第一性质、自我设定非我、历年的实践活动等范畴和观点,马克思哲学中的物质结构、内容和形式等范畴和观点,以及各种哲学自己特有的范畴、观点构成的理论体系。同样都具有它们自己特有的方法论意义。
哲学方法论是研究哲学世界观如何发挥其方法论功能的一般理论。它的研究对象,是如何发挥哲学世界观的方法功能的内在规律性。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这是说哲学世界观具有哲学方法论的性质和功能,它的概念、范畴、观点和理论体系都具有方法论意义,在这里,大致从唯物论、辩证法及价值观几个方面在接下来一个部分里结合具体当前就业形势来进行分析。
三、当前就业形势分析
当前大学生就业形势,可以用“压力空前,危中有机”这几个字来概括。一方面高校毕业生与年俱增,另一方面中国劳动力市场管制逐渐强化,同时雪灾、地震、奥运会、全球金融危机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交织发生,这些重大事件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格局,并构成了当前就业面临的基本形势。从社会大环境上来看,首先,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城乡新增劳动力、农村富余劳动力及国际市场竞争所产生的下岗失业人员,是冲击大学生就业的几大因素,使得整体就业压力增大。其次,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一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非发达地区吸收能力相对不足;二是产业发展的不平衡,第三产业发展不充分,限制了就业机会。
1.一切从实际出发。唯物论最根本的一条原理,就是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这一原理的方法论意义,就是要求我们注意一切从实际出发,想问题、办事情要把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事实)作为根本出发点。
大学生就业难一直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中国高等教育23%的毛入学率只有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67%)的1/3,但为什么每年却有100多万大学生就不了业?是人才的“现实”需求赶不上经济学家们阐述的“理论”需求,还是大学生就业观念存在问题,抑或是高校没有培养出货真价实的大学生?其实我们从实际出发,结合现实不难发现:首先,中国产业结构及发展主要依靠粗加工,与许多高校的培养目标不对路,因而吸纳大学生极为有限;其次,近年大学生竞相应聘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现象表明,大学生就业观念并非就业难的主因。以上两点的排除,意味着唯一的可能就是过快的教育规模扩张速度影响了大学生的培养质量。
2.人的主观能动性。唯物论还有一条重要原理,即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的辩证关系。一是客观规律制约着人的主观能动性,二是按客观规律办事,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它的方法论意义在于:规律是客观的,不等于说人们在客观规律面前无能为力。人们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和利用规律。人们能够利用对规律的认识,预见事物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指导实践活动,改造客观世界;人们也可以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改变或创造条件,限制某些规律发生破坏作用的范围,使人们少受其害或免受其害,直到变害为利,为自身造福。
“双向选择,自主择业”已经成为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主要形式。如果作为高校毕业生的我们自身本着消极等待的态度,缺乏主动参与意识和竞争意识,或者仍然自视为“天之骄子”,过高估计自身知识和能力水平;那么在本就激烈的就业竞争中,只能是被早早的淘汰出局。所以,充分发挥高校毕业生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正视现实,调整心态,增强危机感和挫折消化能力,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增值潜力,我们才能在就业竞争中立足于不败之地。
3.事物是发展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说: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于永不停息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无限变化和永恒发展的物质世界。它的方法论意义在于,我们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要把事物如实地看成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要弄清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阶段;同时,要有创新精神。
前不久,大学生当搓澡工一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更早还有名牌大学毕业生卖肉、擦皮鞋、卖鸡蛋的。对于这些人的就业选择,我们是否就该大惊小怪,嗤之以鼻呢?其实我们没必要大惊小怪,而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大学生的初次就业。大学生毕业后无论干什么,只要能选择正确的人生方向,都应当鼓励。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通过看似不起眼的工作起步,脚踏实地奋斗,实现了人生价值。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在“大众化”的条件下,应当认可大学生不仅什么工作都可以做,而且什么工作还都能够做好。
参考文献:
[1]倪志安,辜堪生,谭辉旭.哲学方法论[M].南充: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2]欧阳康.哲学研究方法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3]刘幼樵,吴永瑜.哲学方法论[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
[4]李柯勇,吕诺,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大学生就业问题[EB/OL].新华网,2009.
[5]汪昊,梁功平.这样找工作:名牌高校毕业生求职心路历程[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哲学中的方法论范文第5篇
一、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应如何正确理解哲学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
我们认为，真正把哲学理论学说视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在统一，这构成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哲学理论方法论意蕴的理论出发点。要真正理解哲学理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有一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就是我们说哲学即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这个说法固然正确，但却未免简单化。因为它容易使人产生这样一个看法：似乎哲学理论学说涉及两个平行不一的领域，即作为客观现实世界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存在规律和作为人类主体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的思维规律。其实，这两者是一致和同一的。作为主观辩证法，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辩证法的正确反映，这是对哲学原理作为世界观的含义。而这一主观辩证法作为一种辩证思维的方法，在社会实践中被用以认识、规范和改造世界时，哲学理论又具有了方法的意蕴。
据此，我们可以对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作如下一个界定：所谓的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是指，哲学的理论学说在正确揭示客观现实世界规律的基础上，又把这种认识作为主体的一种本文由收集整理思维工具，反过来规范和改造客观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过程。或者说，哲学原理的方法论意蕴就是哲学的理论观点和学说转化为人们认识问题、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思维方法的过程。
二、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如何把哲学理论转化为方法
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具体是通过如下三个途径体现出来的：
其一是哲学理论的范畴所体现的方法。在哲学理论的学说体系中，范畴是对客观现实世界的正确摹写和反映，但它一经形成便又转过来规范现实。而这个规范现实的过程也就是范畴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例如哲学中的物质范畴，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曾论及的那样，作为一种方法，就是使当时许多的自然科学家从“原子非物质化”的迷误与困惑中解脱出来。因此，范畴的方法论智能是以范畴在本质上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对象的属性作为基础的。没有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正确摹写和反映，就没有范畴的方法论意蕴。这也算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要求。
其二是哲学理论的命题所体现的方法。与范畴的方法论意蕴相同，所谓命题转化为方法，其真实的含义也是指反映现实和规范现实的相统一过程。哲学理论的命题，其中尤其是那些重要的通常被称之为理论原则的命题，无疑都是对客观现实世界存在之规律的正确反映。只是基于这一正确反映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以此来规范客观现实世界，从而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这也就是理论转化为方法的过程。在者的命题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值得特别加以研究，这就是，能否说哲学原理中所有理论命题均能有效地转化为方法。显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直接涉及我们现在能否和怎样坚持和发展哲学这一根本问题，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其三是哲学理论体系所体现的方法。根据列宁对《资本论》方法的阐述，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普遍一般方法还具体包括如下一些方法：一是个别和一般相结合的方法；二是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方法；三是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四是逻辑的和历史的相结合的方法。当然，这些方法就其实质而言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具体展开和运用。
三、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哲学理论之方法论意蕴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