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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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报告范文第1篇

在1960年代早起，坦桑尼亚摆脱殖民通知实现了独立，当时的经济处在很低的水平。本研究旨在探讨在坦桑尼亚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驱动力。目前人们普遍认可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有着重大的贡献（Ngowi，2000）。

此外，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由于采用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国家和政府把私有领域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坦桑尼亚经济有着巨大的变化。为了实现这一改变的核心，需要资本和科学技术来注入这些领域使其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1997年晚些时候，依据1997年《坦桑尼欧亚投资法案》26号成立了坦桑尼亚投资中心（TIC），这是一家主要用于促进政府部门合作，鼓励和促进投资，对政府部门在投资以及相关问题上给予建议（坦桑尼亚投资中心投资报告，2009）。

坦桑尼亚投资中心确定的有限投资领域有：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航空、农业、建筑业、制造业和金融服务。然而，其他领域的投资也不受限制。此外，外国所有权和控制权不受到限制，土地的所有权仍然是受到限制的。尽管各项规定的费用外国公司比国内公司要高，但坦桑尼亚投资中心对国内外投资者的服务没有差别。

这项研究的重要性是由于它能帮助东非国家确定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非的重要性，指出这些国家在吸引更多外商直接投资上的困难点和国家为实现既定目标而作出的努力和给出的方案。

坦桑尼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况

在坦桑尼亚外商直接投资仍处于初级阶段。在这样一个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国家，在近几年以前，这还是一个新兴的概念。坦桑尼亚政府在过去的时间里做出了许多的努力来吸引更多外国的投资。实际上早在1963年，政府的意图就有所显现。在新的独立地区坦噶尼喀通过了外商投资法案来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然后在1964年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岛联合成了现在的坦桑尼亚。（Green，1982）但在1967年以前，政府依据阿鲁沙宣言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来发展经济，然而这些努力都因为某些原因以失败告终。fNgowi，2002）.阿鲁沙宣言宣布了国家将走社会主义的道路。1967年，根据产业（收购）法第5号的要求下达了部长级的命令，要求国内所有的跨国公司和在坦桑尼亚本土的坦桑尼亚大型私有企业要以坦桑尼亚政府为其多数股东。大多数的跨国公司和在坦桑尼亚当地运营的大公司都完成了国有化。1969年公共企业法第17号创立，使得所有的国有化企业受制于政府的管控之下。（（Ngowi，2002））1985年，随着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复苏的到来，也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事情，坦桑尼亚发现其无法应付一些失调和管理不善的公共企业和公司。深思熟虑以后，经济自由化的政策开始发起和实施。金融机构、公共领域和行政部门进行了改革并且仍在改革之中，对国家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吸引进行调整。1997年，国际投资法通过，以促进本地和外国投资。（Ngowi，2002），2000-2001年度世界经济论坛和哈弗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共同的非洲竞争力报告中指出，在一项对为改善经济和投资环境作出努力的非洲国家的调查中，近年来坦桑尼亚的初始经济环境修正指数在24个国家中位居榜首。报告还指出，在非洲大陆未来增长乐观趋势排名中，坦桑尼亚位列尼日利亚之后，排名第二。然而，有必要强调的是，除了改善初始环境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外。

对于投资所作出的努力仍显缓慢，要使得投资物尽其用从而获取发展，仍然还有很多有待改善的地方。（坦桑尼亚投资政策，1997）。

坦桑尼亚FDI的来源

调查显示，2012年流入到坦桑尼亚的大多数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自10个国家。自2011年起，来自发达国家，即英国、加拿大、瑞士、美国和卢森堡的资本流入达到了15.861亿美元，其中英国的资本流入量最多。来自这些国家的大部分投资资本流入了采矿和采石业、制造业、金融业、保险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以及信息和通信业。

来自新型经济体的资本流入主要集中在南非和巴西，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主要集中在肯尼亚和博茨瓦纳。然而，曾在2011年外商直接投资资本流入排名第二的南非在去年仅排名第五，这是由于在去年，其他国家在电力和天然气行业投资的数额庞大。

坦桑尼亚利用FDI的方式

《坦桑尼亚投资法案》提供了如下三种项目所有权。一个投资项目可能为坦桑尼亚或为外国投资者单独所有，也可以为坦桑尼亚和外国投资者共有（合资企业）。根据坦桑尼亚投资中心2005至2011年注册的项目，坦桑尼亚在建立投资项目中扮演主导角色，而其次是盒子企业，最次是外国投资商。

FDI在坦桑尼亚的地区与产业投向

1.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投向

外商直接投资资本流入分布积极持续但却不近均匀。年内，采矿和采石业吸引资本8 893亿美元占据首位，紧随其后的是电力和天然气业，吸引资本6.183亿美元，这个数字大约是2011年的三倍之多。在过去的近几年问，这个行业经历了资本流入的急剧增加，而其在2008年的资本流入仅为1.0百万美元。这种发展离不开在坦桑尼亚天然气和石油行业的大量投资。

2.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布

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主要集中在达累斯萨拉姆地区，占据了2012年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数额的49.5%。大部分的外国投资都集中在达累斯萨拉姆，原因很简单，达累斯萨拉姆是坦桑尼亚的商业和金融中心，有着相对发展完善的基础设社，是各种经济活动的有力支撑。姆万扎和希尼安加地区也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因为哪里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矿物资源。此外，姆万扎有着最大的渔业资源，吸引了许多外国投资商。阿鲁沙也因其商业和旅游活动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资本流入。这个地区有利的天气条件也为从事各种农业活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然而，由于这样的分布，国家仅仅只有一小部分地区从持续增长的外商直接投资资本流入中直接获益。政府有必要指定一些具有投资潜力但外商直接投资资本流入较少的地区，并且改善其社会和经济基础设施建设。

FDI对坦桑尼亚经济发展带来的正面影响包括

资本形成，技术，示范效应，技能和管理，收入，贸易的影响，人力资本贡献，溢出效应，竞争水平，管理实践。

主要研究结论

外商直接投资报告范文第2篇

关键词：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就业质量

 

一、引言

在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中，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的重点逐步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2007年下半年，世界金融和信贷危机开始显现，但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却达到创纪录的18330亿美元。2008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下降了21%，然而，流向发展中国家的FDI总额却增长了4%。另外，从行业流向上看，FDI加速流入服务业的趋势依然明显。根据《2008年世界投资报告》，电力、通信、交通和水务部门这类基础设施行业将成为外国直接投资增长最快的行业。2007年，我国服务业FDI的合同项目达到16736，占我国FDI合同项目总额的44.2%；服务业FDI实际使用金额为3 098 277万美元，占我国FDI实际使用金额总数的41.4%。

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弥补了我国服务业发展的资金不足、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且还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是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呢？又如何量化对就业质量的衡量呢？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优化我国服务业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结构、促进服务业就业结构的升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质量的影响的研究的国外文献主要有：Rong Chen在全球化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对台湾发展的影响一文中提到外商直接投资通常比国内投资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有利于增加地区税收、提高工人的工资、引进新的技术[1]；Haishun Sun指出FDI对中国东部的国内投资和出口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原因是FDI带来了资本、管理经验、技术和销售渠道，创造了新的投资机会[2]； DongshengZhou，Shaomin Li，David K.Tse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了中国国内企业的生产力，但是在区域和产业方面的影响有所不同。吸引在FDI时间较长和数量越多的地区，国内企业的生产力水平较高。而在吸引FDI时间较长和数量越多的产业，国内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则较低[3] ；JoshuaAizenman研究得出跨国公司的扩散效应对东道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起着很大的作用，若东道国的劳动力不是同质的，有技能的劳动力就会得到技术租金[4]。

国内学者侧重于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数量的影响，而对就业质量的影响的研究较少，涉及到的相关文献主要有：欧恺，秦向东对上海服务业发展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金融、房地产业就业人员所创造的生产总值远远高于其他的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水平相对较高[5]；凌海生从就业数量、质量、产业和区位分布四个方面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其研究表明FDI改善了就业质量 [6]；黄蕙萍等就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就业结构的影响做了理论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FDI对中国就业的地区结构的影响是明显的；对中国就业的产业结构有着积极的影响，FDI对于增加中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贡献比较突出[7]。

三、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就业质量影响的实证分析

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显然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企业人力资本制度中聘用制度、报酬制度和培训制度的完善也会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本文以劳动生产率作为衡量FDI的就业质量效应的参照指标。下文将采用1974年Caves和1983年Blomstrom创立的以“人均劳动生产率”为被解释变量、以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参与程度和服务行业资本密集度为解释变量的模型量化FDI对我国就业质量的影响[8]。

（一）模型的建立和样本数据的选取

向量自回归(Vector AutoRegressive，VAR)模型是非结构化的多方程模型。它采用多方程联立形式，用模型中所有当期变量对它们的若干滞后值进行回归，从而估计变量的动态关系[9]。

本文根据“人均劳动生产率”所确定的变量建立以下VAR模型:

外商直接投资报告范文第3篇

近十年来，外资对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带动了该地区出口的增长，而且使一些国家从农业以及原材料的供应国，逐渐转变为工业制品的出口国。研究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经验有助于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本文通过对我国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吸引外资的对比分析，找出我国在利用外资方面的差距与不足，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较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程度比较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比较客观的反映了一个国家对外资的依赖程度。

首先，从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来看，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自1990年以来一直呈现出持续快速增长势头，到2003年我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比重达到35.6%，高于发达国家31.4%的平均水平。不过与东南亚的四小龙和东盟四国相比，我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还是存在差距。“四小龙”中的我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尤为突出，基本上都在100%以上，远远高于我国同期水平，表现出明显的自由港城市经济特征。东盟四国中的马来西亚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比重也远高于我国，达到了60%左右。不过，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由于传统上比较依赖于对外借款等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相对较低，韩国在2001年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仅为8.5%。

其次，从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来看，亚洲四小龙当中，香港和新加坡的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也均大大高于我国。东盟四国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在绝大多数年份里，马来西亚和泰国外商直接投资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都高于我国，菲律宾也在某些年份里比我国要高，而印尼则由于国内投资环境总体上消极因素比较多，外资出现了净流出现象。我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自1995年以来，大致保持在10～14%之间，与同期世界和发展国家的平均水平大致相当。

通过比较，我国虽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从绝对金额来说比较可观，但如果用GDP和固定资本修正后的相对数据分析，我们发现不少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都颇为成功，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高于我国的比比皆是，我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相对于经济规模而言，并非特别突出，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我国仍然有拓展空间。

（二）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特征比较分析

从产业分布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服务业起点低，发展水平也相对滞后，对外开放程度有限，使得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尤其是工业部门，对初级产业的投资比重很低，对服务业的投资比重也相对偏低。1995年，我国的初级产业、制造业、服务业占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分别为1.6%、58.5%和36.1%，到2002年，则分别变为1.9%、63.2%和31.4%，相比而言，初级产业所占比重有所增长但仍然微不足道，制造业的比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继续占据绝大部分份额，而服务业所占比重却有所下降。与同期“四小龙”相比，我们看到2002年“四小龙”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中，与1995年相比在制造业领域所占比重有所降低，而在服务业领域所占比重较1995年则均有所提高，且高于我国。尤其是香港和新加坡，2002年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中分别有93.0%和63.8%流向了服务业，而2002年韩国外商直接投资在制造业领域所占存量的比重为57.4%，虽然在东南亚发展中国家较高，但仍然低于同期我国所占比重，并且与1995年相比还呈下降趋势的。从东盟四国来看，1995年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三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中制造业比重均超过50%，其中印尼更是高达64.5%，而服务业所占比重相对较低，与同期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结构基本相同，但印尼和菲律宾在初级产业方面所占比重明显高于我国，而泰国吸引外资的结构则完全与我国相反，制造业占36.6%，服务业却占57.4%。到2002年，除印尼因数据缺失无法进行比较外，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制造业所占比重均有大幅下降，分别为38.0%和39.3%，而服务业所占比重则分别上升至38.0%和43.9%，其中马来西亚初级产业所占比重也有了明显上升，为24.0%。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所吸引的外资均以制造业为主，服务业次之，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制造业所占比重还在逐步提高，而服务业所占比重却有所削弱。我国这种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状况不但与世界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差距较大，就是与四小龙和东盟四国相比也有很大差别，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投资方向还有待完善。

（三）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比较分析

从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并购投资所占比重来看，1990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仅为0.2%，此后随着1999年我国加入WTO前景逐渐明朗化之后，在国际跨国并购热潮和我国入世的驱动下并购投资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中的比重才得以逐步上升，到2003年达到最高峰7.1%。相比之下，“四小龙”由于区内经济比较发达、金融市场相对较为完善，因此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以并购投资方式进入的外商直接投资占相当的比重，除少数年份在15%左右，其他年份均在30%以上。近年来更是达到40%以上，远远高于我国同期水平。而从东盟四国情况来看，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前的1996年，东盟四国并购投资占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就已达11.4%，高于我国同期4.6%的水平，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盟四国为了更多的吸引外资，加快国内经济复苏的改革步伐，继续推行经济自由化、金融自由化政策，对外资进一步开放了国内市场，鼓励跨国并购，一时间跨国并购资本纷至沓来，并购投资占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急剧上升，甚至超过100%（如2000、2001年）。

我国利用外资20多年来，由于资本市场发育缓慢、融资机制不健全、企业制度改革落后，加之我国以前对跨国并购方式采取了事实上的严格限制，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一直偏向于绿地投资方式，通过跨国并购方式进入我国的外资很少，从而造成并购投资在外商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一直很低，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展国家平均水平，就是与东南亚四小龙和东盟四国相比，也有相当的距离，吸收并购投资有待加强。

三、促进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通过上述对比分析，我们发现在利用外资方面，我国还存在许多不足。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等等一系列战略措施的实行，我国仍然需要大量外资的流入，为此我们还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调整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战略。

1、进一步加快服务业外资的引进步伐，大幅提高服务业引资比重。联合国贸发会议的2004世界投资报告中指出，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构成已从制造业外包为主转向服务业外包。服务业外包和高科技、高增值的制造业环节的转移成为带动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重要引擎，也是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特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加大对服务业的引资力度，以便有效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

2、把并购投资作为重要的引资增长点，促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并购已成为世界普遍流行的利用外资形式，它不但能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而且有利于缩小东道国的绿地投资规模，优化产业结构，减少企业过度竞争，提高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我国20多年的绿地投资，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已经造成诸如重复建设、产业结构扭曲、资源配置不合理、环境污染、加剧能源和原材料供给紧张等一系列问题，不但需要通过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来解决，而且更需要通过跨国并购的市场竞争机制来矫正。

外商直接投资报告范文第4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福建经济；连带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FDI）是指外国企业和经济组织或个人（包括华侨、港澳台胞以及我国在境外注册的企业）按我国有关政策、法规，用现汇、实物、技术等在我国境内开办外商独资企业、与我国境内的企业或经济组织共同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或合作开发资源的投资（包括外商投资收益的再投资），以及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项目投资总额内企业从境外借入的资金。

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许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两者的联系。Bhagwati（1994）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规模和发挥的作用随着一国对外政策，即采取出口导向战略（EP）还是进口导向战略（IS）而改变。Balasubramanyam等（1996）证实，外商直接投资在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大于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与此同时，许多研究也表明，外商投资对东道国是存在正面和负面效益的。外商直接投资的积极效益表现在，其承载了东道国所具有的先进技术。这些技术将东道国的生产提高到新的水平，使同样数量的物质投入可以带来更多的产出，从而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而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表现为：外商直接投资会加剧东道国产业结构不合理，拉大了地区发展的差异；由于外商投资企业拥有较为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在其只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很容易垄断部分行业等等。

中国作为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自1979年以来，以巨大的市场潜力以及日益改善的软硬投资环境，吸引了大批外商来华直接投资，尤其是我国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开放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促进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之一。福建省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省份，凭借着国家赋予的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把全方位，多形式利用外资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福建省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全省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1/10，利用外资已成为福建经济走势的重要力量。

对外商直接投资与福建经济之间关系的问题，国内不少学者已采用了不同角度对其展开了研究，如黄立（2006）运用产业结构偏差指数SD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对福建省产业结构变动所产生的影响；罗承（2006）以区位优势理论为基础，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与福建省劳动力工资水平、市场容量和消费水平、产业结构等变量之间的关系；何晓奇（2005）通过对福建省外商直接投资、出口与GDP增长之间的实证分析,得出了出口与福建省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很大,而外商直接投资与福建省经济增长的波动关联不大的结论；进（2003）从技术溢出效应的角度运用计量模型进行分析，认为福建省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比较显著。由此可见，对福建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进行细致的研究，这对研究福建经济发展以及今后外资直接投资发展的努力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近几年来福建外商直接投资持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发展状态。据统计数据显示，福建2006年批准设立外商直接投资项目2162个，比上年8.8%；按历史可比口径统计合同外资金额108.02亿美元，增长26.2%；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71.85亿美元，增长15.3%。按验资口径统计合同外资金额78.29亿美元，增长31.4%；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32.2亿美元，增长23.5%。与此同时，随着福建不断加强引进外资，福建省经济发展也得到稳步的提高，2006年全省实现生产总值7501.6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3.4%。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885.23亿元，增长2.5%；第二产业增加值3736.08亿元，增长17.0%；第三产业增加值2880.32亿元，增长12.6%。人均地区生产总值21152元，比上年增长12.7%。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福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外商直接投资对福建省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其作用体现为连带效应,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资本的积累而加大。关于这个结论，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1）外商直接投资对福建经济增长的确起到了促进作用。外商投资作为固定资产投资的来源，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总额，增加了社会有效需求，拉动了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技术溢出效应，通过引进外资，跨国公司通过示范和传递效应加速国内企业采用新技术的速度，随着技术的累积，福建对外投资的内部化优势和所有权优势提高，从而为今后的对外直接投资准备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扩大引进外资和吸收先进技术创造了条件，进一步促进了国内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2）外商投资的长期效应比短期效应显著，由于滞后几年的固定资产累积，使外商直接投资在该地区有了相当的规模和密度，产生了一定的聚合效应，对此后一段时间的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积极有力的区位导向，加大了外资流入。从实践中看，外商的不断流入吸引了世界跨国公司进入投资，而大型跨国公司挺进市场又坚定了其他中小型企业的投资信心，进而带动更多企业的进入国内市场投资，大力推动当期经济发展。这正是福建利用并扩大外资特别是跨国直接投资的积极意义之一。

自1979年以来，福建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幅度不断增加，20世纪90年代起更是有了飞速的提高。随着福建省的投资软环境和硬环境不断改善，近几年外商的投资信心持续增强，来自港澳台、东南亚的外资比重加大，大项目带动明显增强，据《2005―2006年度福建省投资环境监测评价调查报告》显示，有82.5%的外商表示将继续在中国投资，这一比例比上年度提高了3.3个百分点。而从总体情况来看，外商的分布和投资领域也得到不断的扩展，一些过去未对外商开放的行业，外商也开始涉及。外商直接投资正逐步走向一个新的高度。

外商直接投资报告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日贸易 外贸依存度 市场规模 外商直接投资

一、前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来，我国经济的发展与国际市场的关系日益密切，对外贸易的依存度不断上升。美国的次贷危机使得世界经济从增长走向下坡路，欧债危机则加剧了世界经济进入危机的进程。在欧美市场都不景气的情况下，研究亚洲及新兴市场对于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日本作为中国在亚洲最大的贸易国家，日本经济态势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转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资源型、成本型转换到目前的综合（市场+生产+信息） 型。日本对北美和欧洲等发达区域的直接投资动机的综合型特征进一步强化，对亚洲直接投资的基本动机从成本型向市场主导的复合型（市场+生产）转换， 而对华直接投资动机则处于从成本型向生产主导的复合型（生产+市场）的过渡之中（李国平和田边裕，2003）。同时，中日FTA在日本FTA 战略中被放在了次要的地位，在中国政府主动倡导中日FTA 以后，日本政府也没有积极地回应（刘昌黎，2007）。这种投资类型的转换使得我们对日本对华投资抱有谨慎的乐观（朱六一和蒋雪冬，2005）。中国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日本经济发展的影子，把中日之间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周期等进行比较并类推可以得出，中国具有泡沫经济的文化和制度根源。但中国现有政策更多是防止经济泡沫而非应对经济萧条，继续实施现有政策很可能会导致经济萧条（陈睿洁，2011）。

本文选取了2001 -2010年中日贸易的相关数据，研究两国经济从增长到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二者之间的依存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变动情况，这对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乃至国家战略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中日贸易的发展的对比分析

（一）中日贸易整体情况分析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日贸易的发展有着显著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中日进出口总值比较分析

2001-2010年，中日两国的进出口总值、出口单项值、进口单项值及贸易差额变化显著，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2001-2010年 中日对外贸易变动情况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2011），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

从进出口总值方面看，2001-2003年中国进出口总值低于日本，2004年-2010年，中国进出口总值高于日本，而日本进出口总值呈波动变化。出口方面，2001-2008年中国出口呈上升趋势，2009年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出口出现负增长。日本出口的总体态势与中国相似，但其增长速度低于中国，且受危机的影响更大，出口恢复得较慢。贸易差额方面，中国贸易差额呈波动上升趋势，而日本贸易差额出现较大反复，这与日本国内调整相关产业政策有关。

2、中国对日本的出口总额及其变动情况

2001-2010年，中国对日出口呈上升趋势，具体情况如图1所示。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统计报告

中国对日出口总体趋势趋于平稳，但变化较为剧烈。2001-2004年，中国对日出口上升幅度提高，2004-2010年中国对日出口绝对数额增加，但增长速度起伏较大，2009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负增长。

3、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变动情况

2001-2010年，日对华投资呈波动变化形势，具体情况如图1所示。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2011）整理所得。

2001-2005年，日本对华投资呈上升趋势，并且在2005年达到单年对华投资的历史最高点，其后受其国内产业政策调整及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呈总体下降趋势，但2010年之后预计会出现新的增长。

（二）中日外贸易依存度比较分析

外贸依存度是反映一个地区的对外贸易活动对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依赖程度的经济分析指标。从最终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角度看，该指标还可以反映一个地区的外向程度。 外贸依存度的计算公式：

外贸依存度的数值越大表明该地区经济发展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越高，也反映国际市场对该地区产品的认可程度提高，对该地区经济的拉动作用增强。

根据计算公式，计算出中国外贸依存度、日本外贸依存度及中国对日本的外贸依存度，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中国、日本的对外贸依存度及中国对日本外贸依存度的计算结果

数据来源：中国GDP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并根据当年汇率情况折合成美元；日本GDP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

从中日间外贸依存度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正逐年上升，且依存度高于日本；日本对外贸易依存度呈上升趋势，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在2008年之后出现下滑，但随后仍处于上升趋势。从中国对日本的

三、中日外贸依存度的影响因素比较分析

（一）变量选择

1、市场规模平均水平。市场规模平均水平影响着两国对外贸易，本文选取中国GDP总量与日本GDP总量的加权平均值作为市场规模的平均水平的变量，其计算公式为：，其中，为日本第t年的GDP总量，为中国的GDP总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2-2011）根据当年汇率折合成美元计算得出。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统计报告。

2、市场规模差距。市场规模差距对两国贸易有重要影响，本文选取两国GDP总量差距作为市场规模差距的变量，其计算公式为：。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2-2011）根据当年汇率折合成美元计算得出。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统计报告。

3、汇率。汇率是影响出口的重要因素，本文选取日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为变量，E代表汇率，汇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

4、外商直接投资。本文选取中方计算的实际利用日本直接投资的数额为变量，FDI代表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2-2011）整理所得。

5、依存度。本文分别选取中国外贸依存度、日本外贸依存度和中国对日本外贸依存度为变量，其中，Depc代表中国外贸依存度，Depj代表日本外贸依存度，Depcj代表中国对日本的外贸依存度。本文将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并对结果进行比较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及中国商务部统计报告整理计算所得。

（二）实证过程

1、样本数据

本文计量模型选取的数据是2001-2010年中日贸易的相关数据，其中中国贸易依存度、日本贸易依存度及中国对日本贸易依存度为被解释变量，市场规模的平均水平、市场差距、汇率及外商直接投资为解释变量。

2、数据检验

为了更好的分析等因素对贸易依存度的影响，得数有效的计量模型，本文对相关序列依次进行序列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并得出回归方程。

（1）单位根检验

本文采用Eviews 5.0软件，运用ADF检验法对市场规模的平均水平、市场差距、汇率及外商直接投资等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检验，其检验结果如表所示。

表3 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

从表3中可以看出，市场规模的平均水平、汇率、外商直接投资料、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日本对外贸易依存度和中国对日本的贸易依存度的二阶差分1%的显著水平上是平稳的，市场差距的一阶差分在1%的显著上是平稳的。

2、协整检验

为了确定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本文被解释变量与各解释变量间分别作了协整检验。运用最小二乘法对中国外贸依存度、日本外贸依存度及中国对日本外贸依存度进行回归分析，回归方程设定如下：

残差估计值为：

对残差序列的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残差序列RESID检验值结果

从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残差序列的ADF检验值比显著水平在10%的临界值要小，则可以得出：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日本对外贸易依存度及中国对日本贸易依存度与市场规模的平均水平、市场差距、汇率及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协整方程分别为：

由协整方程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集成度很好，模型整体解释力显著。从各变量的参数来看，市场规模的平均水平、市场差距对外贸依存度有显著正效应，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依存度有正效应，汇率变动对外贸依存度具有负效应。市场差距对中国外贸依存度的影响要大于对日本外贸依存度的影响。市场规模的平均水平对日本外贸依存度的影响大于对中国外贸依存度的影响。汇率变动对中国外贸依存度的影响更大，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影响要大于对日本的影响。市场规模的平均水平和市场差距对中国对日本的外贸依存度具有著正效应。

四、结论

根据数理统计与实证分析的结果，本文主要结论如下：

（一）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大于日本对外贸易依存度，且处于不断上升阶段。中国对日本的贸易依存度先上升，后下降。这主要是由于中国自加入WTO之后，对外贸易对象扩大，加强了与欧美地区的外贸，同时提高了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合作规模等因素造成的。

（二）中日间市场规模的平均水平与两国市场差距对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有显著正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外贸依存度有正影响但效果不显著，日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变动对中国外贸依存度有负效应。

（三）中日间市场规模的平均水平与两国市场差距对日本外贸依存度有显著正影响，其中，市场规模的平均水平对日本外贸依存度的影响大于对中国外贸依存度的影响，而市场差距对日本外贸依存度的影响则小于对中国外贸依存度的影响。另外，外商直接投资和汇率变动对日本外贸依存度的影响也小于对中国外贸依存度的影响。

（四）中国对日本的外贸依存度主要受两国市场规模的平均水平、市场差距和外商投资的正向影响，受汇率变动的负向影响。其中，市场规模的平均水平对中国对日本外贸依存度的影响大于对中国外贸依存度的影响，小于对日本外贸依存度的影响，而市场差距对中国对日本外贸依存度的影响则小于对中国外贸依存度的影响，大于对日本外贸依存度的影响。

上述结论表明，市场规模的平均水平、市场差距对中国外贸依存度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在未来的发展中，应着力扩大本国市场规模，同时，拉大国与国之间的市场差距对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有重要作用。另外，要保证汇率的稳定，同时保障外商直接投资的有效利用，这些是实现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关键保证。

参考文献：

[1]李国平，田边裕.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及其变化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121-128

[2]陈昂.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和日本产业政策调整评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4（2）：41-45

[3]朱六一，蒋雪冬.当前环境下日本对华FDI问题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5（4）：44

[4]刘昌黎.日本FTA/EPA的新发展与中日FTA 难以启动的对策[J].世界经济研究，2007（10）：7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