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科学的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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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的哲学基础范文第1篇
关键词：神经伦理学；脑神经科学；生命伦理学；情感与冲动；道德判断；行为决策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1.06.011
神经伦理学（neuroethics）从2002年正式在美国学术界提出之后，其研究与发展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美国也出现了神经伦理学研究的热潮。神经伦理学是神经科学与伦理学的交叉学科，主要包括神经科学的伦理学研究和伦理学的神经科学研究两大领域。随着国际人类脑计划在上世纪末启动，各国政府与科学家越来越重视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各国学者也必然越来越重视神经伦理学的研究。
一、神经伦理学出现的背景
神经伦理学的出现首先是得益于现代神经科学的快速发展。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早期，人们就开始探索神经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并对人的神经系统有了初步的认识。20世纪30年代以后，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使有关神经冲动机制的研究取得突破。例如，1939年，美国学者柯勒和柯蒂斯以及英国科学家霍奇金发表了有关神经冲动离子机制方面的研究成果，引起科学界同行的广泛重视。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研究范围扩大到神经肌肉接头点。1952年，法特和卡兹阐述了神经肌肉间的神经冲动传递的离子机制。1954年，帕达赫和帕雷，罗伯特斯和班尼特分别发表了脑与神经肌肉接头点突触的电子显微图。同年，纳塔和吉盖斯发明的追踪法使研究者能准确了解神经细胞间(特别是远隔神经细胞间) 的相互联系。这些对后来的研究都有重大影响，为现代神经科学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2年，施密特在麻省理工学院发起神经科学研究计划，并首先使用了“神经科学”这一词汇，也标志着现代神经科学的正式诞生[1]。随着脑与行为研究的日益增加，1960年国际脑研究组织(IBRO) 和1969年美国神经科学学会等机构相继成立，认知神经科学也得到了比较快速的发展。为了推动研究神经科学社会影响，美国神经科学学会于1972年成立了一个社会问题分支委员会，旨在向会员和公众宣传神经科学研究的社会影响，这也标志着神经科学家开始关注和重视神经科学的社会影响，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2]。从此，不仅人文学者开始认识到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神经科学的社会影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科学家觉得他们有义务和责任关注甚至研究神经科学的社会影响，这种从观念上确立神经科学社会影响的重要性不仅有利于推动神经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有利于推动神经科学的自然科学研究，促进神经科学的自然科学研究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交叉与融合。而且，自1983年以来，美国神经科学学会每年都要举行神经科学社会问题的圆桌会议，主要讨论神经科学研究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这些会议已经讨论了以下主题：大脑的性别差异，脑死亡，神经治疗，神经增强，使用胎儿组织治疗神经疾病，食品添加剂的神经毒性，神经科学研究对控制吸毒的作用等等[3]385-391。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国会的技术评估办公室（OTA）也进行了一项神经科学研究的潜在影响的社会调查。1984年3月OTA的研究报告《神经科学的影响》主要从医学影响和社会影响分析了神经科学的潜在影响。医学影响是指神经科学研究不仅对神经疾病、精神疾病和遗传脑疾病有巨大的医学贡献，也对其他非神经疾病（如心血管疾病和寄生虫病）等有较大的医学价值。社会影响主要是指神经科学研究对医药产业、犯罪与暴力、司法体系、学习障碍、性别差异等的潜在影响。在该研究报告《神经科学的伦理、法律和社会维度》中凸显了神经科学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及其未来神经科学研究面临的诸多伦理与社会挑战[4]。美国神经科学学会举行的神经科学社会问题的圆桌会议和OTA的神经科学的影响的调查研究报告为美国后来制定神经科学发展的科技政策提供了重要的调查数据和理论依据，使得美国在注重发展神经科学的同时，也非常重视神经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这也是为什么神经伦理学这一研究分支学科首先在美国提出并得到了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欧盟委员会在1997年也资助了一个脑研究的伦理、法律和社会维度的项目。其中Sandro Gindro等学者的《脑研究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研究报告主要对脑研究与神经疾病、神经移植、大脑控制、心理分析与心理治疗等方面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进行了分析，报告特别指出了大脑控制、神经干预和增强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脑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同脑科学的自然科学研究一样重要，它有利于神经科学的研究与发展[5]。科学家、学者和公众日益认识到神经科学研究中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也促使了神经伦理学在美国诞生。
二、神经伦理学的概念
神经伦理学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一词汇是由威廉•索菲尔于2002年在《纽约时报》上首次正式提出的[6]1。神经伦理学的出现是神经科学的快速发展及其应用引发诸多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必然结果。当然，神经科学家和伦理学家的共同推动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何给神经伦理学的概念进行科学的定义或者解释，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威廉• 索菲尔认为“神经伦理学是研究人脑治疗和增强以及对人脑的干预的对与错，好与坏”的交叉学科[7]5。索菲尔先生主要基于伦理学的基本概念“对与错，好与坏”来对人脑干预和控制的神经伦理学概念进行阐释，突出大脑在神经伦理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特殊价值，彰显神经伦理学是神经科学（脑科学）与伦理学的交叉学科。在他看来，“神经伦理学是生命伦理学的一个独特部分，思考医学实践和生物研究的好的和不好的后果。但是，神经伦理学的特殊性在于我们研究的是大脑这个特殊的器官，它与我们的意识、自我息息相关，是我们作为存在的核心，是控制我们行为和人格的思维器官”[7]。由此可见，索菲尔把神经伦理学看作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范畴，同时也富有洞见地看到了它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一是人脑作为人身上最特别和最复杂的物质器官，它是和人的思想、意识以及行为密切相关的。在一定意义上，人脑是人的意识和精神的家园。二是伦理学的神经科学研究是以前生命伦理学研究很少涉及的内容。它主要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研究道德问题和道德现象，为伦理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
威廉•默布雷指出：“神经伦理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主要研究神经科学发现及其对人类福祉的影响，探讨好与坏，平等与不平等，公正与不公正。神经伦理学的研究有利于建立参与脑研究，评价研究申请，决定这些申请的相关规则，有利于管理神经科学发现的应用。” [8]威廉•默布雷的神经伦理学概念与索菲尔先生的定义具有相似性，但威廉•默布雷在探讨神经科学发现及其应用的好与坏、平等与不平等、公正与不公正等基本的伦理问题的同时，重视神经伦理学对于建立神经科学研究，发展与应用的伦理规则和管理政策的建立。这不仅是当前神经伦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我们研究神经伦理学的重要目的。
伯德在《神经科学百科全书》的神经伦理学部分说：“神经伦理学是一个全新的学科，是神经科学和伦理学的交叉学科，探究行为研究标准和道德判断的哲学领域。神经科学也同其他哲学领域诸如美学、认识论、形而上学、身心理论相交叉，但这些学科和神经伦理学并非直接相关。神经伦理学包括神经科学的伦理学和伦理学的神经科学两个研究领域。前者主要研究神经科学实践或者应用的伦理问题，后者主要研究道德和伦理思考以及决策的神经生物学基础。”[3]385伯德的神经伦理学的定义是比较全面的，他不仅强调神经伦理学的学科交叉性，指出了它与其他哲学的相关性，还明确指出了神经伦理学的两大研究领域，具有较广泛的代表性，也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可。
基于上述学者对神经伦理学的阐释，我们可以归纳出神经伦理学的一些基本特征：神经伦理学是神经科学与伦理学的交叉学科，主要包括神经科学的伦理学研究和伦理学的神经科学研究两大领域。神经伦理学和一些传统的哲学问题（如身心问题）有紧密的联系，它可为传统哲学的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深化这些传统哲学问题的研究。从学科性质来讲，神经伦理学与基因伦理学具有相似性，大致可以看作生命伦理学的一个研究分支，但也有其特殊性。
三、神经伦理学的研究领域
神经伦理学主要有两大研究领域，即神经科学的伦理学研究和伦理学的神经科学研究。前者主要是探究一个可以规范神经科学研究行为和应用神经科学知识的伦理框架，后者主要是探究神经科学知识对我们理解伦理学本身的影响[6]1。这两个领域既各自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相互支撑，共同推动神经伦理学的研究与发展。
（一）神经科学的伦理学研究
神经科学的伦理学研究，主要是探讨神经科学技术的研究、发展和应用中的伦理、法律及社会问题（ELSI――ethical, legal and social issues），重点探究神经科学研究的伦理规范，神经科学应用的ELSI以及神经科学研究、发展与应用的公共政策。
1.神经科学研究伦理学。神经科学研究伦理学主要关注神经科学研究的行为本身、神经科学家的研究规范和阻止意外发现的伦理规范等等，是属于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学的范畴[6]1。即在神经科学研究的设计和实验中，研究人员应该遵循哪些伦理道德和研究规范，用什么样的机制和方法来促使或者确保研究人员遵循这些伦理道德和研究规范。神经伦理学中的有些问题是属于传统的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范畴，我们对此也比较熟悉。例如，在选择受试者时，我们应该遵循什么样的程序和原则；在脑成像技术的临床研究和试验中，我们应该如何确保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权；我们又该如何保护受试者的个人隐私权；在神经增强药物的研究中，我们应该怎样评价其风险-受益；等等。同时，也有些问题是神经研究伦理学自身所特有的伦理问题，这不仅对传统的研究伦理学提出了挑战，也是生命伦理学必须面对的一些新的伦理问题。在传统的研究伦理学框架下，我们可能很难解决这些新的和特殊的伦理问题。例如，在当今的民主社会和注重人权的时代，我们强调我们拥有不可侵犯的知情权。但是，对于神经退行性疾病和精神疾病患者，赋予他们知情权或许是难以正确行使的。因为这些疾病患者本身缺乏知情同意和自我决策的能力。例如，老年痴呆症和脑损伤等患者等对问题的理解和决策方面都存在许多认知和理解障碍，这些患者本身不可能具有自我决策的能力，也不可能作出知情同意和知情选择的决策。在此情况下，我们是否应该赋予他们知情选择权？如果应该赋予，我们又该如何确保他们的知情权得到实施？对患者的治疗或实验又应当遵循什么样的伦理准则和管理规范[9]？ 基于神经科学研究伦理学中既有传统的研究伦理学问题，也有特殊的伦理问题，一方面，我们既要探究现有的研究伦理学对神经科学研究的指导价值与意义，把研究伦理学理论和规则灵活地运用到神经科学研究伦理规范的建立中，同时需要探究有哪些伦理原则是适用于神经科学研究的伦理规则，哪些伦理原则不适用，并对它们进行修正和补充；另一方面，我们要研究和解决神经科学研究伦理学面临的一些特殊问题，解决其与现有的研究伦理规则的冲突，确立神经科学研究学的伦理规范，促进神经科学研究向“善”的方向发展。
2.神经科学技术应用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研究。这是神经伦理学研究的核心，也是制定神经科学研究、发展与应用的公共政策的基础，对神经研究伦理学和神经科学应用的伦理原则和管理建议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在这一部分研究内容中，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重视。第一是神经伦理学理论之源的探索。现有的生命伦理学框架或者伦理学研究理论是否能满足神经科学技术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探讨，尤其是面对一些新的伦理问题更需要我们思考现有伦理框架和研究进路是否有局限性。哲学家、伦理学家都需要思考和探究：我们应该运用什么样的伦理学理论和原则来评价、分析甚至解决神经科学前沿中的伦理问题，现有的伦理学理论和原则是否能够解决神经伦理学的挑战，面对这些新的伦理问题和新的挑战，是否应该需要新的伦理学理论和原则，如何建构这些新的伦理学理论和原则并为之进行伦理辩护。对神经伦理学理论之源作进一步的思考可能有助于伦理学理论的突破，丰富伦理学理论。第二是神经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及其应用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及其可能解决的途径。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神经科学技术也不例外。神经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及其应用对个人、群体和社会也有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例如，神经增强药物对于那些需要服用又能购买得起的消费群体有积极的价值，可以提高记忆力，可以取得好成绩或者更好的工作业绩。但是，对于那些担心增强药物的副作用或者长期累积的不良效用而不愿意服用的群体或者购买不起的群体是不公正的。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服用神经增强药物的群体将在社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样就显然破坏了社会公正。而且，使用神经增强药物获得好成绩、好业绩在本质上是一种欺骗，是在鼓励一种“不劳而获”的行为，对我们已经确立通过个人勤奋与努力来获得好成绩、好业绩的价值观带来巨大的冲击和不良影响。神经科学技术前沿中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就成为神经伦理学研究的重中之重。第三是神经科学技术研究、发展与应用的伦理原则和管理建议。在神经科学技术的研究、发展与应用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基础之上，根据神经科学发展的动态和国家神经科学的发展中长期规划，提出相应的伦理原则与管理建议，为政府制定神经科学研究、发展与应用的公共政策的制定献言献策。例如，我国已经把脑科学和认知科学作为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基础科学研究的重点领域，我国学者研究神经伦理学，必须在了解和掌握国家有关神经科学的总体方针的前提下，结合我国目前脑科学和认知科学以及未来发展前景，研究相关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在此基础上再提出我国神经科学研究、发展与应用的伦理原则和管理建议。神经伦理原则和管理建议是政府部门制定神经科学研究与发展的公共政策的重要依据。
3.神经科学研究、发展与应用的公共政策。它包括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宏观政策主要是指我们需要从总体和全局上制定神经科学研究、发展与应用的公共政策，包括神经科学研究项目的审批，神经科学研究与发展的中长期规划，神经科学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经费的分配，是否也需要按照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要求把研究经费的3%~5%用于神经科学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研究，神经科学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受益-风险评估，神经科学研究、发展与应用的长期规划的实施与监督等等。微观政策是指各个神经科学分支领域的研究与发展的公共政策。各个分支领域的公共政策是在神经科学研究、发展与应用的宏观政策的基础上结合各自领域的具体特点和特殊性，制定出各自领域的发展规划和管理政策。例如，脑成像技术研究、发展与应用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在新型的技术条件下保护人的隐私。谁有权使用这些脑成像信息？是医生、病人，还是法官、保险公司，还是雇主或者国家安全机构？这些问题在脑成像技术研究、发展与应用的公共政策中必须明确。宏观政策是制定微观政策的基础，为制定各个神经科学分支领域的微观政策提供发展方向和政策指导。微观政策是宏观政策在各个领域的落实，它有利于宏观政策的进一步巩固和修正，有利于进一步制定更好的宏观政策。只有把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有效实施，神经科学才能健康、安全和有序地发展。
（二）伦理学的神经科学研究
伦理学的神经科学是研究自由意志、道德推理、道德判断和责任等道德概念或理论的神经科学基础，主要研究道德推理和道德判断的神经科学机制，探索情感和冲动等非理性因素在道德判断和行动决策中的作用，阐释大脑同记忆、意识和自我的关系。伦理学的神经科学研究是属于神经伦理学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越来越受到学者特别是一些神经科学家的青睐。
1.道德推理和道德判断的神经机制。脑成像技术表明，我们在进行道德推论时，分布广泛的大脑区域被不同程度地激活，这些区域包括和高级认知功能（比如，前额叶皮层和联合区域，以及边缘结构：杏仁核、海马、扣带皮层和丘脑，这些区域被认为是关系到情感反应）相联系的皮质区域[10]。这说明我们的行为和大脑皮质区域是紧密联系的，人的道德推理和道德判断是大脑不同区域激活之后相互作用的结果。一些神经科学家基于脑成像技术和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提出，我们的行为不是由我们的目的、信念和意愿所决定的。自由意志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它根本不存在，大脑才是决定性的物质器官，是大脑决定了我们的行为[11]。神经科学家认为人的道德推理和道德判断是大脑内部的神经机制在起决定作用，而不是所谓的“自由意志”在起作用。神经科学家的观点对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以理性的自由意志为基础的道德责任标准和法律体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里就进一步提出了以下问题：神经科学提供的证据在何种意义上是可信的？哲学家、伦理学家该如何看待神经科学家提出的道德推理和道德判断的神经机制？大多数哲学家、伦理学家一般都认为人作为自主的有目的的理性行动者，应该对他的行为负责。他们相信自由意志是存在的，而且与决定论是一致的。但哲学家、伦理学家的观点似乎与神经科学家的观点相互矛盾。 那么，到底谁的观点更合理一些？笔者认为，人是理性的道德责任者的立场是不能动摇的。毕竟，道德责任本身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而不是在人脑中主观存在的个体产物，是人们为了更和谐地相处而确立的社会规则，这些社会规则是通过社会中的人与人的相互作用来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从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转[12]95-102。人的行为和决策主要是由人的目的、信念和意愿决定的。当然，笔者也不否认大脑尤其是脑损伤或者精神错乱等病人的大脑对我们的行为决策和道德判断有重要影响。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是问题是：大多数遭受盖格类型的前额叶损伤或者脑损伤的人并没有表现出法律所关注的行为。精神分裂症病人也是如此，精神分裂症病人的好斗的犯罪行为并不比正常人的高多少。如果诸如盖格类损伤的人或者精神分裂症者进行犯罪的可能性并不高于其他人，似乎仅仅只是这些类型的大脑疾病或者认知缺陷并不足以用来消除责任[12]97-98。因此，神经科学家需要进一步研究来确定到底前额叶受损多少是大脑阻止其正常功能丧失或者停止的必要条件（这样可能减少责任）。同时，哲学家伦理学家需要研究和思考神经科学证据在何种意义上和在多大程度上为我们使用的问题。
2.情感和冲动等非理性因素在道德判断和行动决策中的作用。传统的观点认为伦理道德决策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但最近的神经科学研究表明，情感在道德认知和道德判断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否与伦理作为理性思考的观点有所相悖呢？如何更好地探讨伦理道德认知和行为的神经科学基础？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是以哲学观念为核心的，例如意识、自由意志、自我控制、个人同一性、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等。这些观念都可以从脑功能的角度进行探讨，即用当代的神经科学来探讨这些传统的哲学问题，赋予这些传统哲学观念或理论一种全新的甚至可能是颠覆性的解释[9]。例如，我们传统的道德责任标准是以理性和人的自由意志为基础的。但是，当代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由意志根本就不存在，而情感、冲动等非理性因素在道德判断中起决定作用，这就对我们传统的道德责任标准带来严峻挑战。如何看待这些挑战？是我们传统的道德责任标准有问题还是神经科学研究的解释不可靠？情感和冲动等非理性因素在道德判断和行动决策中到底起决定作用还是非决定作用？我们如何解决神经科学研究与现有的道德责任标准之间的矛盾？这些问题都需要仔细研究和深入探讨。
3.大脑与记忆、意识和自我的关系。人的记忆、意识和自我认知都同大脑的结构和功能有密切的关系，人脑是记忆、意识和自我认知的物质器官，是研究记忆、意识和自我的逻辑起点，记忆和意识是要借助大脑来打开自我认知和世界万事万物理解的逻辑通道。那么，记忆和自我又是什么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 我们可以通过记忆来确定一个人的身份。一个人可以和以前的人被看作同一个人，如果他能保留（至少部分）那个以前的人的独特记忆。即人的记忆和人的身份、人的同一性又有紧密的联系。但无论怎样，我们最终还是要通过对大脑的结构和功能的认识记忆同意识、自我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我们进一步提出以下问题：大脑和道德推理、道德判断以及价值观念之间的内在机理和逻辑关系是什么？ “自我”的神经基础又是什么？大脑能否作为个人的身份标志？改变了的大脑会不会改变自我？[9]要研究这些问题，就需要从神经科学和哲学的双重维度研究大脑的结构和功能的互动关系的实现机制及其对人的记忆、意识和自我的作用，阐释大脑同人的记忆、意识和自我的逻辑关系，分析大脑如何对人的记忆、意识和自我认知产生决定作用，从而为伦理学的神经科学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总之，神经伦理学作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会日益受到学者和公众的泛关注。神经伦理学的研究与发展不仅有利于神经科学的规范研究和有利于增加人类福祉的应用，也有利于丰富科技伦理和生命伦理的研究内容。因此，神经科学家和伦理学家都有义务和责任推动神经伦理学的研究与发展，毕竟它对神经科学和伦理学都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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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liminary Study of Neuroethics
MAO Xin-zhi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WUT,Wuhan 430063,Hubei,China)
神经科学的哲学基础范文第2篇
音乐可以对情绪产生影响的问题是不争的事实，但是音乐如何对情绪产生影响，却需要用神经科学的原理、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科学而系统的研究。这是由于音乐与其它艺术形式不同，其功能和作用远不止是对情绪产生的影响。根据神经科学的理论：机体内环境的稳态是生命存在的基础④。而音乐可以通过对情绪的影响，调节和改善机体的稳态，增进人类的生存和生殖机会，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特别是音乐在神经性医学治疗干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成立了音乐生物医学研究中心，力求推进神经音乐治疗学中帕金森病的研究；2012年8月4日—6日在新墨西哥召开的“音乐、大脑、医学和健康科学研讨会”⑤中一项重要学术内容就是“音乐怎样可以被用于神经性医疗干预”；2011年12月9日在纽约召开的“神经科学在音乐治疗和康复潜力方面的研究”研讨会等⑥，其目的正在于此。尽管过去科学家在情绪理论的更迭、纷争的发展历程中始终难于达成共识，但是随着近年神经科学的迅猛发展，对脑科学及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研究方法和实验技术也日新月异，科学家们终于殊途同归，认识到要解决情绪理论之争，最终需要研究并了解情绪的神经生物学基础⑦。
值得我国音乐界关注的是，神经科学领域对音乐情绪进行的研究，已经大大超越了以往心理学和音乐心理学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心理学和音乐心理学的认识成果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对音乐影响情绪认识的需要，而必须在音乐情绪研究中引入神经科学的认识成果，对音乐情绪进行科学的研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音乐是人类的思维和行为之一，而思维和行为都需要在神经系统的支配作用下才能得以实现。音乐对情绪的影响在本质上受神经生物过程的制约，而神经生物过程的产生，受到内、外环境变化刺激信息的影响，尽管在外环境音乐信息刺激相同的情况下，个体对音乐信息进行的神经生物加工、处理过程也会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歌曲《忐忑》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其既没有歌词，也没有完整优美的旋律，更不具有动人的曲调。这样一首歌曲如果用神经科学的理论加以分析，它缺乏形成悦耳、动听“音感觉”的神经科学基础，因而会对许多听者带来负性生理唤醒，形成负性音乐情绪。但是，一些听者在对歌曲《忐忑》听知觉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和整合时，导入新颖、刺激、有趣等信息内容，形成特有音乐神经认知评价体系，于是产生了正性生理唤醒，形成了正性音乐情绪。歌曲《忐忑》为什么会带给听者褒贬不一的评价，及截然相反的情绪反应？如果要对这一现象加以科学地解释，就需要运用神经科学的原理及理论进行研究。下面就以歌曲《忐忑》为案例，简要阐述神经科学视野中音乐情绪的形成原因，及神经生物过程。
⒈歌曲作用于听觉系统的神经科学基础
音乐音响发出的声波作用于内耳基底膜引起振动，其振动的位置与听神经纤维的最佳响应频率之间构成音调拓扑图（tonotopic map）⑧，而音调拓扑形式是听神经纤维向脑干、丘脑、大脑皮质的听皮层进行投射，形成“音感觉”的基本方式之一。也就是说，一首歌曲有优美的旋律、动人的曲调、和谐的节奏，在听觉神经系统中，所构成的音调拓扑图就优美、丰满、圆润。因此，悦耳、动听的“音感觉”依赖于音乐音响所引发的音调拓扑投射形式，以及利用这种形式构成音调拓扑图的优美图形。事实上，耳蜗基底膜上整齐排列着3行外毛细胞，就如同3排调在不同音高的电子琴“琴键”，每侧数量约12000个。当音乐音响的不同频率作用于基底膜引起其不同位置振动时，机械刺激“弹动”在这个位置上的“琴键”（毛细胞）产生动作电位，通过听神经纤维传入听觉中枢的特定部位，从而引起某一音调的感觉⑨。这一听觉神经系统的工作原理与电子琴的工作原理十分相似，尤其是二者的机械－电转换（cochlear transduction）原理如出一辙。藉此可见，音乐是通过声波有组织、有规律的频率（音调）；错落有致、跌宕起伏的振幅（响度）；优美、瑰丽的波形（与音色有关），使毛细胞翩翩起舞，带来“音感觉”美妙、悦耳、动听的感受，产生喜悦、愉悦、欣快的情绪。与其说是优美动听的音乐打动了人，不如说代表不同声波频率的听神经纤维勾画出美妙的图形，通过神经脉冲电信号的方式刺激人的听觉神经系统，在生物电的放电活动作用下，诱发悦耳、愉悦、舒服的感受。
然而，歌曲《忐忑》发出的声波频率忽高忽低，振幅落差忽涨忽跌，声波发放速率变化急促，致使基底膜受到声波振动的位置，与听神经纤维的最佳响应频率之间构成的音调拓扑图杂乱无章，混乱而繁杂，导致听神经纤维发放的生物电电流和电压的骤然改变，就如同一根可以变频的“电棒”刺激肌肤，时而发麻，时而颤抖，最终形成刺耳、局促、紧张的“音感觉”。由于“音感觉”表现为性质上相似的感觉印象，或好、坏和不清楚三种感觉模态（modality），而某种印象或模态将被中枢神经系统编码成神经脉冲信号，经听神经纤维通过与之对应的神经通路投射至不同脑功能区，因不同脑功能区司职不同的情绪反应控制，所以对歌曲《忐忑》形成不好“音感觉”的听者，将会在司职负性情绪控制的脑功能区神经生物加工过程的作用下，产生负性情绪。从听觉神经纤维的发放原理视角看，此歌曲缺乏形成悦耳、动听“音感觉”的神经科学基础。
⒉歌曲作用于听觉系统的基本方式是神经生物电的电活动
神经活动以生物电的产生、变化和传播为特征⑩。音乐声波振动频率作用于高、中、低频毛细胞群，可使其产生多种交流电位或直流电位。由于电位是电能的强度因素，所以，音乐声波振动频率将直接影响毛细胞所产生的电能，电能也将直接影响毛细胞的放电活动，从而影响听神经纤维发放的电峰电位。音乐声波振动的机械刺激，就如同“电开关”，控制着听觉感受毛细胞生物电活动的开或关。也就是说，音乐声波振动频率由低频到高频和谐、协调，逐级有序、规律性地升高，具有神经科学的普遍意义，至少不会被音乐声吓到。但是，歌曲《忐忑》发出的瞬间高频刺激，致使代表高频的毛细胞通过听神经纤维突然性放电，导致生物电的电流和电压瞬间升高而增强，表现为对神经系统电刺激的骤然“爆发”，致使强直电刺激所致的心肌节律性收缩活动的瞬间改变，从而引起心电峰电位的变化，诱发耳鸣、颤抖、心悸等生理不适感，带来自主神经系统的暂时紊乱，最终使许多听者形成“一惊一乍”的感受，于是产生了负性音乐情绪。这是由生理唤醒诱发音乐情绪反应的典型案例，它证明生理唤醒可以对音乐情绪产生影响。
⒊歌曲《忐忑》作用于听觉系统，通过神经内分泌系统释放的神经递质和激素影响情绪反应
“神经递质是指由神经末梢所释放的特殊化学物质……，完成信息传递功能”{11}。音乐音响的声音振动刺激，引发“听觉毛细胞的膜电位发生变化并释放神经递质，最后使得支配毛细胞的听觉神经产生兴奋和冲动，将声音信息传到听觉中枢”{12}。机体内神经递质分布广泛，种类繁多，自成系统，可引起生理功能效应。我们通常所说的情绪，就与这类化学物质制造的化学反应，带来的化学效应有关，因此神经递质在情绪反应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歌曲《忐忑》为什么会带给听赏者褒贬不一的感受，带来不同听者的情绪反应，这与神经递质扮演的重要角色有关。听者在聆听歌曲《忐忑》时，根据不同听者的生理反应和认知评价，中枢神经系统会释放不同种类的神经递质，从而影响不同听者的情绪反应，而且神经系统通过控制释放的神经递质，以及内分泌系统分泌的激素，在调节机体生理功能、保持内环境稳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歌曲《忐忑》在对听觉神经系统产生刺激时，由于其声波振动的频率、振幅和速率，缺乏有规律、有秩序、和谐的运动，致使听者的听觉神经系统在对其信息分析、加工、处理过程中，产生的生物电电活动也无法正常、有序地进行，导致神经内分泌系统，通过控制释放儿茶酚胺和分泌肾上腺素等的功能活动，朝着不利于机体稳态的方向发展，无法保持机体内环境的相对稳定，重要的是中枢神经系统将会对免疫系统产生重要影响。然而，“人类之所以能成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人类有根本区别于动物、高度发达的脑”{13}。这种具有思维功能的脑可以改变上述结果，产生可逆神经性生理和情绪反应。不少听者由于对歌曲《忐忑》带给自己的强烈刺激有较强的期待意识，神经系统会释放一种叫多巴胺的化学物质，它一旦进入大脑的眶额皮质，就会产生愉悦感，并在其他神经递质和激素的参与下影响精神活动，从而产生正性情绪反应。因此，音乐除了自身的神经基础可对情绪产生影响外，音乐以外的思维、意识、认知等，神经生物加工过程也可对音乐情绪产生影响。
⒋歌曲作用于听觉系统，大脑皮质神经通路介导意识的听知觉对音乐情绪的影响
任何音乐音响信息都必须经神经通路，通过大脑皮质与丘脑进行折返交互活动{14}，以及皮质自身与皮质下结构进行的交互活动，才能形成音乐听知觉。在这个过程中大脑皮质神经通路需要介导意识的听知觉{15}，完成对音乐音响信息的加工、处理和整合，最终形成音乐感知觉，而此过程对音乐情绪的形成至关重要。一些听者，在通过大脑皮质神经通路介导思维、意识及认知，对歌曲《忐忑》听知觉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和整合时，导入新颖、刺激、有趣等信息内容，形成特有音乐神经认知评价体系，由于“认知评价总是发生在情绪反应之前”{16}，因此，产生了对其惊喜、愉悦、喜爱等情绪。以人在不同场合下看见黑熊产生不同情绪反应为例加以说明：当人在野外看见黑熊，如果认为黑熊会对自己安全构成威胁，就会将自身的生理唤醒解释为恐惧和害怕；当人在动物园中看见黑熊，如果认为不存在安全问题，就会将同样生理唤醒解释为高兴或惊讶{17}。从这一情绪反应过程看，人脑在对音乐音响信息进行加工处理时，个体所选择的音乐神经认知评价，以及采用的神经通路对情绪反应起关键作用。
⒌歌曲《忐忑》成功之处的神经科学基础
歌曲《忐忑》作为音乐作品的最成功之处在于它的“新、奇、特”，即样式新颖、结构奇妙、方式独特，而这正是构成神经系统结构和功能基本单位神经元兴奋的源泉。神经系统对“新异刺激”响应最为敏感、强烈，这是由于行为神经可塑性极易带来“习惯化”{18}，随着刺激次数的增多而逐渐降低反射反应。歌曲《忐忑》对神经系统的“新异刺激”，致使许多听者在神经生物电的放电活动影响下兴奋不已，成为“中枢兴奋剂”，除茶余饭后作为谈资，调剂生活外，更为重要的是成为许多人宣泄情绪、解除忧愁、减轻压力、舒缓紧张的“催化剂”。从这一点看，歌曲《忐忑》的确体现了其音乐的功能性，发挥了神经性干预作用。当然也不可否认歌曲《忐忑》对神经性干预方面的负面影响，但毕竟大众群体中，相当一部分人群需要这样的歌曲对神经系统进行干预，以调节情绪，调剂生活。歌曲《忐忑》带来的社会影响，源自于其对人脑中枢神经系统的强烈刺激，及个体不同的神经生物加工过程。就神经系统而言，刺激强度越大感受就越深，由此带来的生理反应和情绪反应也就越强烈，情绪的体验可直接影响行为的表达，最终因群体行为的改变产生对社会的影响。一首歌曲不可能满足整个社会群体的需要，关键是音乐多元化发展可以满足部分人群的需求，同时也可对部分人群的生活起到改善和调节作用。因此，对歌曲《忐忑》的认识，不应拘泥于简单的评判形式上，而应关注这样一首歌曲是怎样通过神经性干预，发挥其音乐的功能性作用，特别是人脑的功能活动在神经系统协调下，是如何改变相同音乐刺激，结果却不同的神经生物过程，这一点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尤为重要，也可能将为音乐多元化发展提供神经科学的依据。
神经科学的哲学基础范文第3篇
[关键词]教育神经科学：文化适宜性教学：人脑的思维方式；文化差异：脑与认知机制；脑的结构与功能改变；情景加工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08（2012）05-0020-06
一、引言
最近几十年来，文化多样性与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不断扩大，文化敏感性与文化适宜性教学引发了教育研究者的浓厚兴趣。文化适宜性教学强调教学对文化的敏感性，尊重不同背景的学习者与教育者的不同世界观与认识论、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文化多样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适宜性教学的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5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中运用母语》。这一文件高度重视文化适宜性教学。50年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报告《多语言世界的教育》《Education ina muhilingual world（2003）》中重申了其对文化适宜性教学的积极态度。200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联合国关于原住民权力的宣言》，该宣言规定了原住民传承文化的权力，并积极倡导文化适宜性教学，该宣言得到世界上143个国家的赞同。
联合国颁发的这些纲领性文件对于各国政府重视文化多样性。推动教育公平的政策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国际组织的积极倡导下，一些国家的政府部门开始重视文化适宜性教学，例如，美国阿拉斯加“原住民教育联合会”于1998年制定了《阿拉斯加文化适宜性学校标准》，中国也在高中学校推行具有文化特色的语言教学。总之，文化适宜性教学得到国际社会、国家政府的高度重视。本文从教育神经科学的角度来证明文化适宜教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理解文化对脑功能与结构影响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对于教育决策与教育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人脑的可塑性为人类的可教性奠定基础
在人类社会中，文化无所不在。文化之于人就如同水之于鱼一样。Li曾经论及文化在不同的认知层面所发挥的作用，因此在人类思维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她从遗传学、发展科学等多种学科，列举了大量的证据来描述在个体基础上，文化一基因共进化、遗传与神经渐成性、认知与行为层面之间的联结与反馈如何随着不同文化环境的变化而产生变化的普遍规律。人脑在生命的早期具有强大的可塑性，这种可塑性持续终身。生命早期的这种强大可塑性为人类的可教育性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但是成人的文化学习经验也同样会影响脑的结构与功能。例如，加拿大邮件分发工人根据由字母（符号表征系统）与数字（数字表征系统）组成的邮政编码来分发信件，成千上万小时的工作经验改变了他们脑中的类别表征，使得他们的数字表征系统与符号表征系统似乎成为—个更为独立的分类表征系统。相同形状的字母与数字在大脑的不同区域加工，这种加工在神经结构上的分离只能是由于经验的影响而造成的，而不是由于进化的作用，因为社会与文化对字母和数字类别的划分具有任意性。与非驾驶员相比，伦敦出租车司机海马后部的空间导航区体积与灰质密度更大，而且随着驾驶经验的增加而增大，这可能是由于成千上万小时的空间导航与城市道路的探索而导致了出租车司机的脑对空间敏感的脑区神经结构的发展。3个月的抛接球学习使得成人两侧的颞中回和左侧顶内沟后部区域变大，老年人学习这一技术也同样表现出脑结构的动态变化。而更为突出的是。2个小时的集中训练会使调节颜色的视觉区域（左侧视觉皮层的V1或者V2区）灰质体积变大。所有这些神经科学的证据都表明。持续性的文化经验会改变脑的结构与功能，进而影响人们加工信息、理解世界的方式。
文化差异也会影响人脑的结构。齐和帕克等旧测量了140名老年与年轻的新加坡中国人与美国人的皮层厚度与密度。研究发现，两种文化的年轻人在脑的体积上基本相等，但是在许多结构上，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呈现降低的趋势。在皮层的厚度上，与亚洲人相比，美国青年在前额叶以及右侧顶上小叶厚度增加，亚洲人的左侧颞下回更厚。这可能是由于文化的影响而造成的。在老年组间没有差异，部分是因为老年组内部皮层厚度变化增大。研究认为，西方青年前额叶厚度的增加可能是因为西方文化更加关注推理、问题解决、独立思考的文化影响而产生的结果，而东亚文化更加遵守命令和背诵记忆。这一大样本的研究表明，在前额叶、颞叶、顶叶区域的体积上存在显著而可靠的年龄差异。而且。东西方的老年人和年轻人在这一体积上的差异是相同的，表明是强大的生物作用。而不是环境作用，调节了脑的结构。使之随年龄的增长而产生变化。但是。也需要考虑其他解释。比如东西方人的饮食、遗传和环境差异，也可能是这些与文化本身没有关系的因素所造成的影响。另外，由于老年人的经验在样本中差异很大，因此，很难系统地评价随年龄而产生的脑结构的体积变化。要测量这种差异需要非常大的样本以及对文化经验的详细了解。
所有这些研究证据表明。文化经验与文化价值观不仅塑造了人脑的结构。而且也改变着人脑的功能。文化价值观与文化经验作为环境因素的一个部分，同样对人的认知与神经结构、功能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说，环境与经验塑造了人的认知结构与神经功能。人脑结构与功能的可塑性持续终身。这种持续性的神经可塑性是人类可教性的基础，“在人类的可教性与人类的可塑性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三、文化价值观影响人类的外显行为与人脑的思维方式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南亚等国家在政府推行的教育改革中采用了西方的教育理论与实践，给这些国家的教师与学生带来了新的挑战。对于这一问题，认知科学与神经科学的研究提供了哪些证据？尼斯贝特（Nisbett）及同事的研究框架得到了心理学、哲学与神经科学的支持，研究证据包括行为证据、眼动证据与神经科学证据，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了解东西方文化差异对人脑思维的影响提供了科学的证据。尼斯贝特等提出的研究框架表明，东亚与西方的不同文化价值观与信仰对信息加工方式与理解世界的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根据这一研究框架，东亚人在道教与孔子的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传承了集体主义文化与辩证思维的哲学传统，因此思维方式表现出整体加工，更关注情景刺激特征，更具有场依赖性，对环境的共变性表现出更敏感的特征。表现在语言的学习中。东亚双语者更关注英语或者汉语的词与词之间的功能或者关系，而较少关注词与词之间的类别属性，体现出一种关注关系而不太注意分类的特点。另外。与英语测试相比，大陆与台湾中国人在汉语测试中更关注关系，而香港与新加坡中国人在英语和汉语的测试中关注关系的程度相同。而西方人，源于古希腊的个人主义哲学传统，强调逻辑思维，表现为基于规则与特征的分析与注意分类的认知加工方式。西方人在还原主义与适用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下，继承了个体主义的文化，因此，在思维方式上，更加关注分类信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文化
文化价值观、文化实践与文化产物对人类心理过程的实质性影响在于人们是如何界定自我以及与他人的关系的。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认为，一切与自我有-关的事物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自我的一部分，即自我是与自己相关的一切所构成的。自我具有独特性，决定了个体是如何看待世界，如何行动的。我国学者朱滢系统地考查了东西方哲学、心理学、神经科学层面对自我的研究，发现这三个层面对自我概念的研究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大量的心理学、文化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个体的自我概念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影响。东方亚洲文化塑造了相互依赖型的自我。而西方文化塑造了独立型的自我。相互依赖型自我强调人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协调统一性，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自家人（in group memebers）是自我的一部分，自我与非自我的界限就是自家人与外人（out-group memebers）的区分。独立型自我强调自我体现在个体身上，与社会、自然分离。自我与非自我的界限就是个人与他人的区分。因此，西方人的自我概念突出个体的自我，排除自我与他人的联系。从哲学的视角来看，西方人的自我概念突出个体自我的主动性，而在心理学上，西方人的自我概念突出个体自我的独立性。与哲学和心理学的观点相一致，神经科学上则发现西方人的内侧前额叶只表征自我而不表征母亲。而与此不同的是，中国人的自我概念突出个体自我与他人之间的联系。在哲学上，中国人的自我概念强调本我决定自我，自我与他人、他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心理学上，中国人的自我概念强调自我包含着父亲、母亲、好朋友等非常亲近之人；与心理学相一致，在神经科学的研究中发现。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在思考亲密他人（如自己的母亲）的时候，在腹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激活程度高于西方人，表明东方人将亲密他人看作是自我的一部分，而在判断自我的时候，前额叶内侧和前扣带回激活更强。因此。中国人的内侧前额叶既表征自我。又表征母亲。由此可以看出。西方人的自我是相互独立的。体现了个体主义的观点，而中国人的自我是相互联系的，体现了集体主义的观点。集体主义或者个体主义的价值观对自我判断或者对他人判断的影响会激活内侧前额叶的观点也得到了乔等人研究支持。
东亚人和西方人对自己面孔的识别也存在文化差异。在高、低威胁情境下判断自我面孔和导师面孔的行为研究中，中国被试对自己导师面孔的识别速度快于对自己面孔识别的速度，而美国被试在两种情境中都表现出对自己面孔的优势效应，这表明在相互依赖的集体主义文化中，社会阶层概念对个体的影响（或者威胁）大于相互独立的个体主义文化。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师道尊严的传统文化对个体学生的影响。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也得出了与这一行为研究一致的结论。英国和中国文化背景的被试都能够快速识别自己的面孔，但是英国被试识别自己面孔的速度更快，这表明自己的面孔更容易引起英国被试的注意。而且在对面孔加工的深度方面，两国文化背景也对被试产生了影响。英国被试对自己的面孔进行深度识别，而中国被试对熟悉面孔也会进行深度识别。因此集体主义的文化对中国被试产生了影响。何登等人的研究则更进一步表明，东亚被试接触西方个体主义文化的时间越久，反映西方文化的神经激活模式越强。东西方人这种不同看待自我的方式首先会影响个体与他人的关系，进而会影响个体的态度与行为以及个体在多元文化世界中的交流与合作。
（二）整体思维与分析思维
在有关西方人与东亚人的思维方式的研究中，神经影像研究与行为研究一致表明，东方人更多地体现出整体思维的特点。而西方人表现为分析思维的特点。有关西方高加索人与东亚人在观察线框刺激材料的研究表明，西方高加索人在绝对判断任务中更精确。而东亚人在相对任务中判断更精确。西方人采用的是关注重要信息（focal information）的分析策略。在这个研究中，西方人关注的是线条，而东亚人则采用关注编码情景信息（即线框中的线条）的整体思维策略pq。与此研究相一致的是，何登等人运用脑成像的研究技术验证了东亚被试与西方被试在判断绝对任务与相对任务时所激活的神经网络。研究发现，东亚人在完成绝对判断任务（与前景无关）时，更多地激活了前额叶一顶叶网络，而西方人则在完成将线条与情景整合起来的任务（即相对任务）时激活了这个网络。这个研究巧妙地运用磁共振技术表明，文化适宜性的任务需要较少的神经资源。而非文化适宜性任务则需要更多的神经资源。这两个研究分别从行为层面与神经机制的层面揭示了文化对思维方式的影响，而且这些研究似乎表明，文化适宜性的任务更有利于认知加工。因此，在教学中，采用文化适宜性的教学任务也将更有利于学生的学习。
识别面孔的情绪特征是21世纪的领导者与劳动者所需要的重要技能，而这种技能的形成也会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影响。东亚人在识别面孔的时候。主要看面孔的中央部分。对面孔进行整体加工，而西方人则更多地关注眼睛与嘴巴，倾向于对面孔进行分析性的加工。研究表明。在面孔的情绪识别中也存在着种族优势。与识别异文化群体成员的表情相比，人们识别同文化群体成员的面部表情更准确。文化神经科学的研究证实了行为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在人们识别同文化群体成员的情绪时。与情绪加工有关的脑区激活程度更强。例如。日本人和美国高加索人看到自己文化族群中的成员所表达的恐惧情绪会激活更多的杏仁核区域，这表明对恐惧的反应也会受到文化的影响例。
（三）情景加工与物体加工
东西方人在知觉方式上也存在着文化差异。在东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人们对物体与情景的关注程度不同，理解的方式也不同。大量的跨文化研究表明，西方人习惯于选择性地注意重要事件（focal events），而东方人更习惯于注意社会与物理环境中的重要事件。西方人对于重要事件的这种选择性关注有助于对这些事件的内在特征进行分析，但是却容易忽视他们所赖以存在的情景。
高等人用磁共振技术将加工物体的脑区与加工情景的脑区分离，发现与物体加工有关的脑区在侧枕叶，而与重复情景加工有关的区域是海马旁回。在此研究的基础上，简肯斯等人嗍运用适应性磁共振研究的范式，评价不同文化对一致情景与不一致情景的神经适应性。中国被试在侧枕叶表现出对不一致情景的更大神经适应。这个区域是物体加工区域。这说明，由于中国人对整个情景敏感，因此在加工不一致的情景时投入了更多的神经资源，而美国人则似乎没有受到不一致情景的影响，因为他们主要加工的是物体。
四、文化连续体与文化适应的动态性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今多元文化的环境中，很多个体无法简单地被归为东西方文化的任何一个维度。东西方文化这两种文化类型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而是处于一个连续体的两端。某一社会的文化类型处于这两端之间的某一点上。从自我到非自我也是一个连续体，每一个体可以在这一连续体上找到一个位置。东方文化中，表征更接近自我的亲密他人（如母亲）的脑区，与表征自我的脑区一致。瑞研究了相依性美国被试的自我解释程度与神经表征的关系。自我解释是指个体思考自我与他人关系的一种方式。自我解释受到文化的影响。强调个体独特性的西方文化环境中的人常常具有典型的独立性自我解释，而受到东亚集体主义文化影响的人常常具有相依性自我解释。该研究发现。处于自我到非自我连续体中较远离西方文化的、具有较高相依性自我解释的美国被试。在自我参照的思维加工中，其内侧前额叶皮质和后扣带回皮质的激活高于母亲参照加工。这可能是因为。自我解释更多地依赖于情景记忆、反思性评价或者心理理论与社会信息的整合来进行自我评价。而不仅仅受到个体态度、信念和行为的影响。此外。东亚文化也可能对自我解释的神经机制产生影响。
文化具有复杂性，文化的有些方面在较长的时间尺度上表现出稳定性，而有些文化特质则在宏观与微观的时间尺度上表现出动态的发展性。不同规模的人口迁移与个体流动给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带来了新的文化价值观、文化实践与文化信念，是文化变化的主要源泉。生活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的人，不管其属于哪一个国家或者文化群体，都能够同时获得与拥有不同文化图式的能力，并能以适合其社会文化环境的方式来思考与行动，根据他们所处的不同的社会文化情景来转换这些文化图式。人类具有在不同的文化中进行心理转换的能力，表现出一种根据文化的变化而动态变化的特征。因此，文化对人的影响不是单向的、一成不变的，个体具有适应文化的主观能动性。如前所述，东方集体主义文化对应于相依性自我，而西方个人主义文化对应于独立性自我。在这两种文化中（双文化者）成长的人，能够根据不同的文化情景通达不同的自我概念，灵活地改变认知策略。这是因为“双文化者”在这两种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双文化脑。即拥有两套神经表征，从而可以根据不同的文化环境动态地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调节。例如，对亚裔美国人的内隐评价加工表明刚，文化不影响他们的腹内侧前额叶皮质的活动——该区可能与自我信息的自动化加工（觉察有关），但是文化却会影响背内侧前额叶皮质的活动。这个区域可能与评价加工有关。因此，集体主义一个人主义文化价值观动态地影响双文化者对自我参照信息评价过程中的神经表征，而不影响其觉察加工。这些研究表明，就像多语言学习者可以灵活地在不同的语言间进行切换，在不同的语言共同体中自如地运用不同的语言，在多元文化环境中成长的学习者也能够运用适当的认知和神经资源，根据当前情景中不断变化的文化需求而灵活地做出认知反应，或者在不同的文化认知习惯之间进行切换。
五、文化适宜性教学的目标：培养学生感知文化差异与文化沟通的能力
文化储存在人脑中。人脑具有独特的获取文化的能力。如果没有人脑中的神经生物能力，文化就不能发挥作用。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如何培养学习者感知文化差异，在不同文化中有效沟通与工作的能力，进而形成21世纪劳动者所需要的文化智力非常重要。有效的文化沟通能力不仅要理解人们在不同文化中的思维与行动方式，而且还要对不同文化能力的人的神经加工过程进行跨文化的比较。分析跨文化的高效沟通者与低效沟通者之间的神经加工差异，这类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沟通能力。21世纪的劳动者所面临的问题的复杂程度与人的多样化程度更高，而且常常置身于多元文化的环境之中。但是能够获得多元文化的经验并不能保证学习者就具有文化悟性，在多元文化世界中生存，还需要具备协调不同文化群体之间文化差异的能力，这样的学习者才更有能力应对多元文化的环境。因此，如何科学有效地培养跨文化的感知与沟通能力成为跨文化教育中的重要问题。
在学习者跨文化感知与沟通能力的培养中，文化智力是核心。文化智力是指个体从容应对不同文化并有效发挥作用的能力。美国学者厄利与安根据斯腾伯格有关智力多维度的观点，提出了文化智力的概念模型。文化智力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包括了心理（元认知和认知）、动机与行为三个维度。其中元认知性文化智力是指个体在跨文化交往中对文化觉知的意识水平，包括促进深层次信息加工的高级认知策略，使得学习者在新的文化环境的交往过程中形成新的解释方式与规则。高元认知性文化智力的人具有战略性思维的能力，倾向于思考跨文化交往中的规则与相互作用。并有条理地进行跨文化的交往。文化智力的认知剖面则反映了不同文化中的标准、实践与传统。包括文化普遍性的知识与文化特殊性的知识以及将自我纳入文化环境的方式，这些都是通过教育和个体的经验而获得的。高认知性文化智力的人往往基于其对新文化中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体系的理解来发现不同文化中人的文化异同。文化智力的动机维度是个体适应不同文化的内驱力与兴趣点。具备了达成目标所需要的情绪、认知与行为能力。具有高动机文化智力的人高度关注跨文化情景，并对自身有效适应不同文化的能力充满了信心。文化智力的行为维度是指个体在与来自其他文化的人交往时所展示的适宜于文化环境的语言与非语言行为。高行为性文化智力的人能够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表现出适宜的行为。如得体的语言，恰当的举止，自然的表情。文化智力的这三个维度具有本质的区别，但都是构成总体的文化智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在文化多样性的环境中协同有效地发挥作用。
神经科学的哲学基础范文第4篇
创建新疆显微神经外科
1984年，鲍遇海毕业于福建医学院医学系医疗专业，同年赴新疆医学院神经外科工作。记者问：“在那个年代，医学院校大学生还很稀缺，你为什么选择去当时生活条件都很艰苦的新疆呢？”鲍遇海教授的眼神里闪现出一丝怀念的目光，他诚恳地说：“当时的想法其实很简单――是党和国家培养了我，我就要不遗余力地回报祖国，为国家做贡献，到最需要我的地方去；当年我对能到祖国的边陲去工作也充满了向往，十分想体验一下那里的生活，觉得那里的人可能更需要我。”
“当时我报名选择了新疆和两个地方，我的父母也十分支持我去，给了我很大鼓励。”鲍遇海教授继续说，“其实当时更想去，可是国家考虑到出生在内地的人突然到海拔最高的‘世界屋脊’，身体会承受不住，所以就安排我去了新疆乌鲁木齐。”
就这样，鲍遇海来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工作。1986年，他开始接受显微神经外科的培训学习，成长为一位名副其实的现代显微神经外科医生。他的工作重点是开展颅内动脉瘤、脑和脊髓血管畸形等高难度的显微手术，为众多的患者解决了生死攸关的重症。并且，在他的带动下，新疆的神经外科学逐步完成了从传统神经外科向现代显微神经外科的全面转轨。
1993~1994年，鲍遇海在卫生部北京医院介入神经放射研究中心进修。他在专门学习了“神经影像及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病的介入治疗技术”后，回到新疆，并将“选择性全脊髓血管造影及神经介入治疗技术”引入当地，开始了颈内动脉-海绵窦漏、颅内动脉瘤、脑动静脉畸形的介入治疗及急性脑梗塞的超早期溶栓治疗，带动了新疆神经外科技术的飞速发展。
1997年，鲍遇海到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总院神经外科进修三个月，学习显微神经外科手术及颅底手术入路解剖。回国后，他很快就开始将远外侧（包括经髁）入路、乙状窦前-迷路后入路、眶颧入路、扩大前颅窝底入路等颅底手术入路技术引入新疆，使新疆的显微神经外科开始与世界神经外科接轨。目前，这些技术已常规应用于临床。
鲍遇海教授对医学的追求，向来是与时俱进，从未停滞过。2002年，他在新疆最先开展了颈内动脉内膜剥脱术；2003年，他将颈及颅内动脉支架术引入新疆；2004年，他在国内首先开展了内窥镜辅助显微神经外科手术；同时，他还复兴了“颅内-外动脉搭桥术”――这是早在20世纪70年代国内就已开展的手术，而鲍遇海教授则将其创新发展地应用于治疗慢性颈内动脉或大脑中动脉闭塞等领域。
鲍遇海教授在新疆20多年的神经外科工作中，成为新疆显微神经外科的创建人，并在其积极推广下，显微神经外科在全新疆得到了普及。鲍遇海教授曾担任新疆医科大学外科教研室副主任，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首批学科带头人、神经医学中心主任、循证医学研究室副主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Yasargil显微外科培训中心副主任等职，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除此之外，鲍遇海教授还兼任新疆医学会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乌鲁木齐市新市区政协委员等职务，曾参与了国家“八五”攻关项目“脊髓血管畸形分类基础及治疗适应症的研究”的工作，获得了1995年度卫生部医药卫生科技进步三等奖；他还参与了“九五”攻关课题“脑、脊髓血管畸形的介入治疗研究”、“十五”攻关课题“脑卒中规范化外科治疗技术推广应用研究”等多项国家级科研课题的研究。他不仅为新疆的神经外科学，同时也为我国的神经外科学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这正是他最初的心愿。
发展中国国际神经科学研究所
鲍遇海自大学毕业后来到新疆，一干就是22年。2006年，他在德国汉诺威国际神经科学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三个月，学习了神经外科颅底手术。同年，他来到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工作。记者问道：“为什么在新疆已经根深蒂固地工作生活了这么多年，却又来到了北京呢？”鲍遇海教授微笑着说：“这可是说来话长。《健康报》还曾将我的这个经历作为一个传奇故事，以‘三顾茅庐’与‘七擒孟获’来形容和报道。其实，这都是我国脑血管病血管内治疗学的创始人凌锋教授一手促成的。由于当时中国国际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创建需要人员，我想这里也是最需要我的地方，所以就来到了宣武医院。”
宣武医院成立于1958年，其神经外科是我国神经外科的发源地之一，由我国神经外科先驱赵以成教授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忠诚创立。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一直以神经病临床和科研为特色，现已成为全国显微神经外科、神经介入放射治疗和神经病理培训基地；其现任科主任是我国神经外科学科带头人凌锋教授。
鲍遇海在新疆工作期间，曾于1993年来北京进修学习，成为凌锋主任的学生。当时凌锋主任就十分欣赏年轻的鲍遇海，她看重的是鲍遇海不仅一心扑在神经外科事业上，还是一个有特殊才华的人；他博览群书，有哲学思想，遇到问题有独到见解，并且善于创新。后来，为了促成鲍遇海到宣武医院工作，凌锋主任到新疆去了无数次，努力了近10年的时间。
然而，鲍遇海教授总是放心不下新疆的神经外科事业。后来，凌锋主任开始筹备创建中国国际神经科学研究所，那正是发展中国神经外科学事业的用人之际。凌锋主任一边激励鲍遇海说“人生应该为更广阔的事业进发，勇于挑战自己才更有意义”，一边动员新疆的朋友来说服鲍遇海教授来京，帮助她主持中国国际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工作。鲍遇海教授一方面感激凌锋主任的知遇之恩，一方面为了中国国际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发展，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奋斗了22年的新疆。
后来，凌锋主任有一次跟鲍遇海教授开玩笑道：是“三顾茅庐”终于请到了鲍遇海这个“诸葛亮”；而鲍遇海教授幽默地回敬凌锋主任说：哪里是“三顾茅庐”，根本就是“七擒孟获”。就这样，“鲍遇海教授进京事件”被《健康报》的记者采写成了一则极富传奇性的报道。
据鲍遇海教授介绍，中国国际神经科学研究所（China-INI）是由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和德国国际神经外科研究所（INI-Hannover）合作建立的，于2004年11月25日在北京成立。 新成立的China-INI是一所设备精良、技术先进的现代化国际神经科学机构，它采用新型的医疗管理模式和机制进行管理和运作。同时，以德国国际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Samii教授在国际医学界的影响力，聘请了世界神经外科领域众多知名专家为China-INI客座教授，来中国讲学和手术示范，并以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数十个成员国的名义，集体支持这个项目。China-INI立足“国内一流、国际领先”的发展目标，保持与国际前沿水平的紧密联系，为中国医学走向世界提供更广阔的平台。
鲍遇海教授来到中国国际神经外科研究所后，不负众望，承担起了中国国际神经外科研究所副主任的工作；并在整合了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颅底外科组和耳鼻喉科头颈外科专业组的基础上，于2007年4月16日，正式宣布成立了中国国际神经科学研究所颅底外科中心，进一步丰富了神经外科颅底疾病的治疗手段。
神经科学的哲学基础范文第5篇
关键词：脑科学；认知科学；教学模式；教学设计；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脑与认知科学基础”是“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是现代脑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神经科学、数学、语言学、人类学乃至自然哲学等学科交叉发展的结果。通过对这门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脑与认知科学的基本概念、原理、方法、知识结构、应用等，了解脑与认知科学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对已有成果展开分析与讨论，为今后进一步的学科探索打好基础。
由于该课程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难度，学生在学习中容易出现学习目的不明确、学习方法不清楚，以至于只知道表面不知道其本质，从而变为变动学习。如何使学生从抽象中理解具体，从困难中学会知识，更好地、自主地、创新地学习，就要求老师在知识的传授过程中，要注重学习方法的传授。故教学模式、教学设计和教学方法的探讨，成为“脑与认知科学基础”课程中重要研讨内容之一。
随着社会的发展、国际交流的日渐频繁及网络技术的日臻完善，如何借鉴先进的国外教学理念，更好地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学生，也成为教学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
2 国内外教学比较
下面从教材内容、课堂形式和学生培养三个方面来阐明国内外教学的差异。
(1)教材内容
目前MIT的有关于“脑与认知科学”的开放课程(MITUndergraduate Course：Brain and Cognitive Sciencel，其信息量大、知识面广，并且注重系统性和实践性的分析和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罗跃嘉教授的《认知神经科学教程》讲授了认知神经科学基础、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技术与方法、认知过程的神经基础和认知神经的发展与障碍。该教材系统介绍了认知神经科学的兴起与发展、大脑的解剖与生理、脑和认知功能的进化；主要的神经数据收集方法(fMPd、MEG、ERP、TMS、光学成像)和数据处理方法(数学模型、计算神经科学、图像处理技术)；力图反映感知觉、注意、记忆、语言、意识、情绪等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以及认知发展、老年化、语言加工障碍、认知与遗传等内容；此外，还专门介绍了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仪器及其在中国的使用。
武秀波教授的《认知科学概论》讲授了作为认知科学核心组成部分的认知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认知的计算机模拟等主要内容、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实际应用情况，阐述了各种认知过程的多方面的研究规律和研究成果，并将丰富的试验资料与理论分析相结合，促进了理论之间的比较和相关学科的交叉。
北京邮电大学钟义信教授的《人工智能统一理论》，讲授了知识表示，信息获取，信息处理，信息利用，专家系统，人工神经网络，人工智能研究的最新进展和机制主义方法等。
(2)课堂形式
国外的授课往往注重内容的学习、知识的掌握，课堂教学方法也是各有迥异。我国的课堂教学主要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被动接受，留给学生的自主空间相对狭窄；而国外课堂相对活跃，讲授和讨论相辅相成，学生能积极地加入到课堂教学中。
(3)学生的培养
由于国内教学中以教师为主，所以往往只注意知识的传授，忽略了学生能力和全面素质的培养。我国学生知识掌握牢固，但知识运用能力差，主动和创新能力欠缺。
3 教学模式、设计和方法的探索
3.1 实现目标
“脑与认知科学基础”是“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对该专业的学生在将来的学习工作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该课程的教学目标不仅仅是知识的掌握，更重要的是学生能力的培养。
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将使学生掌握人脑结构、脑功能以及人类基本认知能力的基本概念和系统知识，对脑与认知研究中所使用的技术有初步的了解，通过学习和教学，着重激发学生对人脑结构与人类基本认知能力的思索，激发学生对进一步研究智能形成机理和工作方式的强烈兴趣，为今后深入研究自然智能、并将人类智能产生机制的相关假说和研究成果用于机器智能奠定基础。
在掌握知识的基础上，增强学生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会解决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和手段，掌握信息的收集、检索、分析、评价利用的机能，提高合作技能，促进班级内学生的合作交流，开阔学生的综合素质，最终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3.2 教学模式
主要涉及教学模式转变、教学课堂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三个方面。
(1)教学模式转变
针对当前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按照学生认知规律，应该对新的教学模式进行探索，主要涉及以下五个方面的转变。
教师角色的转变。使教师从原来以教师为中心的“讲解者”角色，转化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学生活动的导演者角色，由此引导学生掌握学习方法。
学生地位的转变。使学生有原来的单纯听讲、接受灌输的被动地位，转化为能有机会主动参与、发现、探究的主体地位；要积极调动学生参与，充分发挥学生主体的作用，使学生不仅要学会知识，还能更好地学会学习方法。
媒体作用的转变。使教学媒体从教师手中转化到学生手中，使媒体由作为教师的讲解工具转化为学生的认知工具；使学生学会利用工具来完成学习和研究任务。
教学过程的转变。使教学过程由传统的逻辑分析或逻辑综合，转变到为学生建立教学情景，使学生通过与教师、同学的协商讨论，参与操作，发现知识，理解知识，从而获得知识和掌握知识。
教材应按人类联想规律组织教学信息，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
(2)课堂教学模式
教师应运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授课时充分结合讲授、讨论、思考、测试和自学等多种方式。教学过程中注重双向性，突出启发性，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所谓双向性是指教学过程中，教师是课堂的主导，学生是课堂的主体，既强调教师的讲授，又强调学生能动性的发挥，促使教师和学生在教学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使教学过程成为师生双方主动介入的过程。
突出启发性，即在教学过程中突出以学生为主体，促进学生学会思、善于思考、主动理解和掌握知识，培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除了灵活运用上述各类教学方法之外，考虑到课上学时的限制，适当地给学生留思考题，让学生课下独立思考，巩固课堂上的知识，也是课堂教学模式的一大补充。另外还可以促进学生利用先进的手段广泛查阅资料，学会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为了得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师在充分 理解知识的基础上，提炼出精华的思考题，使学生通过思考，更精确地理解课本知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积极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把学生从传统被动的学习状态转化为主动的学习主体，给学生充分的学习空间和创新思考的余地。
(3)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学习兴趣有直接和间接之分，间接兴趣有学习活动的结果激发，如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对学习的结果产生兴趣。对大学生来说，到底什么是积极健康、持久旺盛的学习动力?最具积极健康和持久旺盛特性的三种学习动力是：兴趣、理想和事业，而且每个学习阶段积极健康、持久旺盛的学习动力也是不同的：小学主要是兴趣，中学是理想，大学则是事业。
人生进入大学阶段后，开始思索实现的人生之路，面对现实，就必须从事一个职业，必须做事，必须根据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自身条件，包括自己的个人爱好和自己的理想以及社会的需求去从业干事，因此，在人生的大学阶段，产生了职业理想。有了职业理想，才有明确的人生奋斗目标。美国的戴维・坎贝尔说过：目标之所以有用，仅仅是因为它能帮助我们从现在走向未来。大学生只有明确了职业理想、职业目标，才会有为职业理想、职业目标的实现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规划，并付诸实施，避免随波逐流。
直接兴趣是有学习内容和学习过程的特点直接引起的，如趣味性强的学习资料、新颖的教学内容、生动而又系统地讲解等等。下面结合作者从事的《脑与认知科学基础》课程教学，给出下面的建议。
首先，充分利用实物、影视等手段进行直观教学。凡是教学内容涉及的脑的52个分区等都尽量的在课堂上将实物展示出来，让学生通过亲睹实物，增加感性认识；同时最大限度的利用电教化手段，通过生动的画面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将抽象的理论形象化，学生印象深刻而又便于理解。
其次，培养师生感情，树立教师威信。“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的职责不仅仅是“授业”，也应该注重“传道”与“解惑”，在课堂上有针对地传授学生为人处事的道理，这样不仅活跃了课堂气氛，教师也因为博学而受到学生的敬仰；对学生在生活、学习上遇到的可能、苦恼，适时地以朋友的身份，对他们关怀备至，帮助他们客服可能，他们就会从心里热爱老师，感情上接近教师，爱屋及乌，从而对你交的课程产生浓厚的兴趣。“亲其师，信其道”表明了这样一个道理，相融的师生关系可以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
再次，教学中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教师在上理论课时，应该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3.3 教学设计
根据教学大纲，对“脑与认知科学基础”课程进行了如下的教学设计：
《脑与认知科学基础》共分14个章，分别介绍了脑与认知纲要、脑论、新皮层、神经组织、神经信息活动、脑的工作机理、一个假说、认知概论、感知、记忆、语言、思维和情绪。
第1章主要围绕着中心问题“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为什么要学习脑与认知科学”和“应当怎样学习‘脑与认知科学’课程”来展开，具体内容包括：智能、自然智能、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人工智能与自然智能的关系；“脑与认知”是自然智能的基础；21世纪是智能科学技术的世纪；“脑与认知科学”课程的学习方法。
第2章的中心问题是“什么是脑科学，什么是认知科学”和“它们与智能科学技术的关系是什么”，具体内容包括：脑科学的研究对象与目的、脑科学的研究方法。
第3章主要围绕着“脑是一个怎样的系统”和“我们将由宏观至微观进行逐步的分析”的中心问题来展开，具体内容包括：自然智能系统基本工作模型；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组成；脊髓结构与功能：脑的基本构件与功能；左右半球的功能优势和脑组织的总体特征。
第4章主要围绕着“什么是大脑皮层”和“它在大脑系统中起什么作用”的中心问题来展开，从组织生物学层次讨论了脑的结构，具体包括：大脑皮层的分叶；皮层叶区的功能定位；皮层的细胞类型；皮层的分层：皮层的分型；皮层的分区；大脑半球的纤维联系；大脑的柱形结构和Hawkins的皮层说。
第5章主要围绕着中心问题“什么是神经元，什么是神经胶质细胞”和“它们有那么神奇的功能”来展开，从细胞生物学层次探讨了脑的结构，具体包括：神经细胞(神经元)：神经元分类；神经元结构；突触：神经胶质细胞；和神经纤维与神经末梢。
第6章主要围绕着中心问题“神经系统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和“为什么神经系统能够处理各种信息”来展开，首先从分子生物学的层次讨论了神经系统的工作机理，接着讨论了最基本的神经系统反射特性，以及神经元的各种模型。
第7章主要围绕“脑是怎样工作的…‘你觉得这些理论怎么样?”来展开，大脑皮层是一个层级结构：皮层分为若干“叶”，每个叶又有许多不同的“区”，每个区都存在“6个层”，每个层包含若干不同的细胞(神经元)。这些神经元互相结成大量的功能柱。大脑皮层反映外部世界的方式，是建立“恒定表征”，后者就是皮层细胞兴奋的层级结构。大脑认识世界的方式，是“记忆，预测”。记忆，就是建立事物的“恒定表征”。预测，就是利用“恒定表征”去判断它的细节。
第8章提出了一个假设，认为“任何智能系统督应当具有明确的目的；否则就不能成为智能系统”。同时认为：作为一种完全自主的智能系统，人是具有明确目的的；作为一种“他主”的智能系统，它的目的是由它的设计者设定的。
第9章围绕着“什么是‘认知科学”’和“从‘众家之说’中择优”来展开，讨论和比较了“认知科学”有关的基础概念、相关模型和几种“认知科学”的定义，从而说明认知科学研究应当关注的主要内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认知科学目前仍处于发展阶段，关于“认知科学”的定义仍是众说纷纭。对于学习和研究认知科学的人来说，这种状况也不是坏事。相反，只要认真研究这些说法的实质，就有可能从中得到比较深刻比较科学地认识。因此，特别鼓励学习者带着问题学习，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争取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第10章讨论了“注意的机制”：人为什么会产生“注意”机制，根本的机制在于“人有目的”。当与“目的”相关(无论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的对象出现时就会注意这个对象：关联的程度越高，注意的程度就越强。所以，“注意”的关键机制在“目的”；而实现注意力选择的关键机制则是“目的与刺激之间的关联度分析”。相反，如果没有“目的”存在，人们对所面临的任何刺激就会表现得麻木不仁，注意力分散，没有特别的兴趣。可见，“目的”在认知活动中处于十分关键的地位。
接着对于感知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机理做了必要的讨论，为认识感知理论奠定了一般的基础。但是由于学时限制，对于具体的“视觉感知”、“听觉感知”以至其它感知(嗅觉、味觉、触觉、平衡觉等)理论，就只能略而不论了。幸好，这方面的材料比较容易找到，就作为学生课外学习 的内容而不做课内的要求了。
最后讨论了“认知过程”的最初环节――感知的基本问题，包括感觉、知觉、表象的基本概念和工作机理。它们是后续认知环节的基础。对于这些认知环节工作机理的认识，存在不同的学派。这是学习《脑与认知科学》所面临的挑战，但更是研究《脑与认知科学》的创新机遇。应当深入分析各个学派的理论(包括优点和缺点)，这样就有可能在它们的基础上获得更加科学地认识，做出新的贡献。
第11章围绕着“什么是‘记忆与提取’”和“人为什么能够进行‘信息记忆和提取’”来展开，讨论了“长时记忆的语义存储”：以语义为中心、以知识结构的方式进行存储；通过概念(或特征)来表达语义章；通过概念／特征的相互关系表达完整语义；通过概念／特征的层级结构来表达某类的复杂语义：通过类间互连形成的知识结构来表达多类事物的语义；概念、特征、类等等都是以语义来定义的。
第12章首先对相关术语进行了解析；介绍了近年来脑科学的发现和认知学的研究进展。
第13章探讨了“思维的脑机制”，或者说“为什么脑会思维”，因此，首先要说明什么是这里所说的“思维”。显然，思维是脑的功能，是在给定问题、条件和目标的情况下，人的大脑寻求解决问题达到目标的一种能力。在这里，核心的问题是：在获得了“问题、约束、目标”。这些信息和相关知识的条件下，如何运用这些信息和知识来解决问题、满足约束、达到目标?根据问题、条件、目标情况的不同，思维可以有形象思维、逻辑思维、灵感思维、创造性思维等不同的类型。那么，大脑是怎样执行思维功能的呢?
第14章总结了目前认知科学对情绪的研究已经取得的不少成果，包括情绪的定义、分类、情绪的脑机制、情绪与认知的关系等等。另一方面也指出，同其他方面的研究一样，认知科学对于情绪的研究也忽视了“目的”的作用。人为什么会快乐?为什么会悲伤?除了生理上的原因之外，主要是受到“目的”实现的可能程度的影响。在这里，“目的”包括各个方面的追求：生存的追求，发展的追求，信念的追求等等。大多数喜、怒、哀、乐情绪都以这些“目的”是否能够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来衡量。因此，如果离开“目的”要素来考察情绪，就难以准确把握情绪产生的缘由。
3.4 授课方式
多媒体教学可以通过文字、图像、动画、录像等方式向学生传授知识，形象生动地完成教学任务。采用多媒体手段，既便于教师解释问题，同时也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加深学生的理解。教师还可以适当引入一些联系实际的例子，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和应用所学的知识。
为了增强课堂的互动性，提问也是教学中值得研究的问题。所提问题必须准确、明白，无论在含义上，还是在语言本身：多用特殊疑问词发问，易于引导学生保持积极的思维状态；追问则可采用选择问句，它有某种限定作用，可引导学生定向思考。鼓励学生随时随地向老师发问，增强了师生的沟通，活跃了课堂气氛，给学生一个更广阔的思维空间。
在课堂时间允许的条件下，适当展开一些小的讨论活动，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加深学生对某些抽象问题的理解，永远保持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进行学习。
学习是为了将来更好的工作，故学习方法也应该在教学环节中培养。适当地给学生一些拓展型的问题，鼓励学生去查资料，分析、研究问题，这些环节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学生可以学到从查资料、分析、对比，到归纳、成文等一系列分析研究问题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