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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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直接投资范文第1篇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注：参见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表1中国海外投资区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外经贸部《对外经济贸易简要统计》(2001)整理。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表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与投资额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装配：将产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装配：将产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海外直接投资范文第2篇

【关键词】海外投资；保护制度；投资保险制度

伴随着外国资本大量进入我国，我国国内企业开展海外投资也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到境外投资办企业，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种方式。为了实现生产和经营的全球化战略，我国海外投资的步伐必将进一步加大，伴随着这一进程的加快，对海外直接投资进行法律保护的问题日益明显；确立海外投资的保护制度，应本着以全面、有效，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为指导原则，通过制定专门的海外投资保险法规，完善合格投资的规定，完善合格投保人的规定，完善合格东道国的规定，完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等等一系列全方面的措施来实现对海外投资的有效保护。

一、确立海外直接投资法律保护制度的指导原则

（一）全面、有效原则。所谓“全面”是就保护措施的种类而言,并不只单单为直接的经济援助,而且包括提供各方面的服务,甚至是有助于争端解决方面的帮助;所谓“有效”是就实际效果而言,既可以针对海外直接投资领域,也可以针对国别甚至个案,原则就是采取的保护措施要适其所需,确实能发挥实效。

（二）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原则。海外投资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对资本输出国既具有积极作用又具有消极作用。就消极作用的方面来看，例如资金的过流出很可能导致国内资金紧张，外汇短缺的不好的后果，海外产品的返销将冲击本国的生产和销售，盲目的技术出口降低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国内企业面临更大的商业压力和风险等等。

二、对海外投资法律保护的法律渊源

根据跨国资本流动实践，海外投资活动主要受到国际法(包括BIT和多边投资协定及国际惯例)和国内法(包括东道国国内法、投资者母国国内法，有时还可能包括第三国国内法)的调整、保护和管理。用法律手段创造较好的投资环境，对海外投资既进行有效的鼓励和保护，又对其进行必要的监管和引导，不仅可以推动国际经济合作的发展，而且也能有效平衡并保障投资者、投资者母国和东道国的利益。本着条约必须遵守的原则，与海外投资有关的当事国首先必须履行国际法，保障BIT和多边投资协定在国内实施。为了保护本国利益，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作为东道国时都会对外国投资进行规范。而根据国际法的惯例，属地管辖权往往优先于属人管辖权。因此，海外投资活动遵照法律效力优先顺序依次应为:国际法、东道国国内法、投资者母国国内法及第三国国内法与国际惯例。当然，第三国国内法一般为投资当事人协议选用;国际惯例则在没有法律依据时，在合同内容里被采用。

三、对海外直接投资应采取的域外保护措施

（一)利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海外投资保险是资本输出国政府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在国外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提供保证或保险，投资者向本国投资保险机构申请保险后，如果承保的政治风险发生，致使投资者遭受损失，则由国内保险机构补偿其损失的制度。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以影响投资者的安全与利益和资本输出国利益的政治风险为保险对象，资本输出国对由东道国政府所引起的诸如征收或国有化、外汇禁兑和转移、战争和内乱等非投资者所能控制的、投资者不能靠自身的力量保护自己的风险进行承保，从而达到解决海外投资者的顾虑、鼓励其对外投资并保证其投资安全与利益的目的。由此可见，这种制度是对海外投资进行直接保护的措施。

（二)切实支持海外投资海外经营是财力和综合实力的竞争与较量，没有一定的企业规模和财力基础，缺少有力的资金后盾，必将制约海外投资的发展，降低海外投资的成功率。虽然海外投资活动能否成功是企业自身的事情，政府不能越俎代庖，但政府负有保护责任，应当成为企业的坚强后盾。政府可通过采取对海外直接投资的支持性政策，壮大企业实力，提高其竞争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三)对海外投资实施适当监管对海外投资监管，顾名思义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对境外企业监督管理。对于投资母国来讲，其海外投资通常会对本国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在一般情况下，海外投资作为一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对该国经济的发展，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如前所述，海外投资也可以对该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同时海外投资对投资者也是获利与亏损二种结果并存。为了兴利除弊，投资母国都会对海外投资采取相应的监督、管理甚至限制性的措施。我国对海外投资监管的作用，表面上是为了减少国有资产流失、规范境外企业财务管理和外汇制度等，但实质上是为了减少海外投资风险，保障海外投资积极、稳妥、健康地发展，这也是一种保护。这种保护侧重于防止问题的出现，即使出现了问题，也力求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以使出现的问题不妨碍海外投资的发展，因此可以将它视为一种预防性保护。

海外投资说到底是企业的自主行为，政府的监管以适度为基本要求。具体表现在对海外投资者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外汇管制、禁止国外贿赂行为、规范海外企业财务管理等，通过监管，改变那种出去后无人管、经营成败无人究的状况，保证我国海外投资健康的发展。

（四)国家重视外交保护权的行使外交保护是国家对于本国国民在外国的合法权益遭到所在国的违反国际法的侵害时通过外交途径所采取的保护措施。国家对其受到他国违反国际法行为的侵害而又未能通过一般途径获得他国充分赔偿的国民，有权加以保护，这是国际法的一项基本规则。外交保护在国际投资中是以解决外国私人投资者同东道国之间投资争议的方法而存在的，它是在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东道国不法侵害时，国家可代表其国民向它国提出国际请求，因而它是投资母国对本国投资者利益的事后维护，是一种事后保护性措施。

但是依据国际法原则，一国的国民在他国领域内，原则上应服从该所在国的管辖，其身体和财产也应由所在国给予一定保护。当受到不法或不当侵害时，也应依所在国国内法的规定，寻求司法或行政上的救济。只有依此而得不到救济时，本国政府为保护其国民利益，才能以所在国为对方，通过外交途径行使外交保护权，寻求适当救济。所以，作为解决投资争议手段的外交保护权，只能在一定条件下(即受害人持续具有保护国的实际国籍、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遭到所在国的非法侵害、受害人用尽当地救济)才能行使，而且投资母国行使外交保护权时有将私人投资者同东道国之问投资争议上升为投资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国际争端的危险，因此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投资母国方能使用外交保护权。

上述对海外投资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提供保险、提供资金援助和服务、对海外投资监管、适当运用外交保护权这四种措施，从不同角度化解了海外投资的风险，增强了海外投资者的竞争力，从而达到了对海外直接投资保护的目的。但海外经营说到底是企业的自主行为，有许多影响企业经营成败的因素，投资企业不可盲目依赖于政府可提供的保护性措施，而应恰当运用政府可能提供的这些措施。

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加快，海外投资无论在金额上还是地域分布上均呈现方兴未艾的趋势。各国都积极通过各方面的措施化解了海外投资的风险,增强了海外投资者的竞争力,从而以达到对海外投资的保护。我国作为正处于经济迅速发展中的国家，更应正确了解本国关于海外投资的现状和目前在海外投机过程中面临的一些实际出现的问题，通过完善相关的制度试图做到对于海外投资更全面的保护。

【参考文献】

[1]陈安.国际经济法学资料选萃[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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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忠海.国际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4]吕岩峰,何志鹏,孙璐.国际投资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海外直接投资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国外直接投资 新兴市场国家 人力资源挑战

一、引言

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间，中国已经成为国外投资所向往的投资的热土。基于对全球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的年度调查，自2002年后，中国每年都位居A.T.Kearney国外直接投资者信心指数榜首位。随着中国本土企业的不断成熟，国外投资对中国源源不断的流入已使得Kanter（1995）所定义的“世界公民”变得炙手可热。所谓世界公民，即那些具有全球观念，管理和专业远见，以及能达到世界级水准的人。这种对世界公民苛刻的需求已经形成了一种被Farrell和麦金森公司的Grant誉为“富足中的短缺”的局面――也就是说，尽管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当前追求国内外经济持续繁荣的双重目标时，却面临着严峻的人才短缺形势。这一状况将导致国与国之间日益激烈的人才争夺之战。笔者从外来直接投资意愿的角度，认识和分析中国人力资源将面临的种种挑战。文章着眼于分析中国是否有能力吸引或挽留有利于促进其外来国外直接投资意愿的急需人才这一问题。

二、中国人力资源与“富足中的不足”相反的事实

中国因其廉价充足的劳动力变成了“世界工厂”。在经历了一段时间后，这种资源已经成为某种不利条件――人员短缺现象在中国的各层次员工中都日显恶化（Barboza,2006）。据Fuller（2005）统计，广东和福建――在过去20年中两个经济增长速率最快的南部省份，其每份蓝领工及技工工种作业的缺口分别为88人和16人。但这篇文章的研究重点并不在于那些组装线上的工人。相反，我们关注的重点在于管理和专业人才领域所面临的人力资源挑战。在文章中，人力资源被普遍认为是“脑力劳动者”（经济家，October7,2006）和“知识分子”（Drucker,1994）。

就Farrell和Grant所言，中国现需75000名管理人才，而相关人才仅为5000人。Hewitt组织指出了因人才不足而引发的管理层面上的高缺口现象――2004年，全国平均水平已由2001年的8.3%上升至11.3%。形势在某些领域显得尤为严峻。如营销行业，全国平均水平高达14%；在一些主要城市，诸如北京和上海，缺口分别高达14.9%和14.5%。用百安居亚洲区总裁Steve Gilman的话来说，“人才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与不成熟的市场相比，在任意一个成熟的市场中对竞争对手人才挖角会显得更加容易。种种挑战在规模较小的企业中显得尤为尖锐。 F&G中国电器是西班牙一家在华投资的小型电器生产商，其总经理Jurgen Viethen抱怨道，尽管已经把企业的关键职员的工资上调了50%，他仍旧为如何吸引和挽留员工而感到头痛：“我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人力资源而并非销售上。”

三、对中国人才短缺及高流失率的认识

导致上述中国人才短缺及随之而来的高流失率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

1.来自外资企业的需求。根据2005年一份题为“跨国公司及研发机构的国际化”的世界投资报告（WIR），来自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跨国领军企业都把中国列为进行研发扩展的首选，先于美国和印度。2005年，中国共有750家外资研发机构，较2001年相比翻了三翻。

2.中国政府致力发展为“技术发电站”的目标。中国政府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发展成为“技术发电站”。为实现这一目标，2005年，中国国务院下拨294亿美元作研发基金。而在印度，同年国家研发预算为49亿美元。中国希望截至2020年其研发开支能够占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5%，而美国同类支出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7%。（Lemon，2006）据欧盟委员会预计，到2010年中国的研发开支很有可能超过欧洲（Minder,2005）。

3.中国跨国企业的兴盛。据世界银行统计，约有三分之一的海外中国企业亏损，在亏损企业中，有65%的企业倒闭。在一项对150家海外经营的中国企业进行的研究中，Battat和Aykut发现，超过半数的答卷者“在理解东道国的文化上面临着重大或非常重大的挑战”。以中国TCL和法国的一家跨国企业――阿尔卡建的国际合资企业为例，在经过短短九个月，企业便宣告解体，尽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多数分析专家均同意，文化上的不相容给了这次短促的联合致命的一击――阿尔卡特所有的高级执行官及营销人员在合资企业成立后不久便宣告离开。尽管尝试缩小两个不同的企业文化和跨国文化宣告失败并不等同于人力资源短缺，但是这种失败遏制了后者的不足。

4.制度冗繁和不健全。制度冗繁和不健全指的是社会结构中“逐渐深化及愈赋弹性的方面”（Scott,2004,第一页），它们致使了组织和单一民族国家中的低效率现象（Meyer,Boli, Thomas and Ramirez,1997;Oliver,1997）。Roth和Kostova指出，在新兴市场国家中，制度冗繁和不健全会增生扩展。拿中国为例，许多因素共同作用，造成了制度上的不健全。它们包括:①工程项目上的理论与实际相脱离;②国有非政府经营企业理念;③中国留学生的高国外留滞率。

5.工程项目上的理论与实际相脱离。尽管中国每年有60万名工程学专业学生毕业――其数量为世界之最――但中国的工程项目侧重的却是理论研究并非实际运用（Iype,2006）。Farrell和Grant提到，在中国现有的160万工程师中，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具有在外资企业中工作所需的实际经验和语言运用能力（Iype,2006）。要想变成“技术发电厂”，国有非政府经营企业及中国本土企业同样需要能够缩小理论和实际差距的工程师。

6.国有非政府经营企业理念。对外开放以前，中国经济的工业顶梁柱一直是国有非政府经营企业。在国有非政府经营企业中，由于国家担负所有盈亏，对企业领导和员工缺乏激励机制。期间，教育和管理的发展被严重中断，导致了一代领导层的缺失。此外,在孔孟文化的影响下，传统的中国式教育侧重反复的死记硬背而并非分析性思考。因此，这样的困惑使得Hewitt组织的Stella Hou感慨道：“中国的劳动力主要匮乏的是管理技能，领导才华，创新能力，还有自主冒险的精神，也不懂得营销以及进行相关研究（Sellami，2005）。”另有，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下，很多家庭的独生子女变得“以自我为中心”，缺少“社交技能”，而在知识经济中，团队合作却是制胜的关键所在。

四、逐日增长的“无界限”中国劳动力的本质

与其向来重视教学一样，中国支持派送人员出国学习最先进最突出的发展成果，借以重拾先前“世界中心”的地位。改革开放初期，国人出国是由国家提供经济资助，因此他们也就有义务归国。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中国移民政策的放宽，以及国民生活的日益富足，更多的中国人选择自费出国留学。因此，他们也不再有义务在学成归国。据中国教育部统计，在1978年～2002年间，中国约有5.8万人出国求学。当然，也有约1.5万人学成后归国，归国率仅约为25.86%，即使归国率在近年有所增长。

海外直接投资范文第4篇

摘 要 由于经济全球化、加入WTO以及中国经济中心的地位使得上海成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高地”。基于1982一2004年上海市时间序列数据,双对数回归模型,对FDI与上海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FDI是上海市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从而得出FDI是促进上海市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之一。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 上海地区 格兰杰因果检验 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30年以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资本流动和产业转移使流人中国的外商直接投(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以平均每年30%的速度递增。2002年中国外资流人量占据了世界资金流动总量的8.09%,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外资流人国,从而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国。考虑到目前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速有趋缓的趋势。

因此,在当前中国新的发展背景下,重新审视FDI对上海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上海市主动调整外资政策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科学依据。

一、FDI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关研究

国际上关于FDI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成果众多,且多数证明了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其中尤以美国经济学家H.Chenery和A.Strout在1966年提出的“双缺121”模型最为著名,A.BendeNabende和J.L.Ford(1998)发现FDI通过刺激私人固定资产投资和增加出口促进了台湾经济增长。Li以84个国家1970―1999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证明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内生关系。

国内学者对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展开了丰富的研究。吴晓彤、韩太祥运用协整检验等计量经济学方法证明FDI与长三角地区GDP之间具有正相关性。曾国平、祝伽伽利用1985―2004年重庆市数据,运用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对FDI与重庆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虽然上述文献都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FDI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FDI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或启示,但是缺乏对二者关系的定量化的实证分析。本文试图通过近23年的统计数据来验证FDI对上海经济增长的影响。

协整检验

由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的知识使我们知道,对于两个非平稳时间序列来说,如果它们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那么它们的线性组合有可能就是平稳的,也就是说它们之间有可能存在协整关系。该方法的基本思路是在多变量向量自回归(VAR)系统回归构造两个残差的积矩阵,计算矩阵的有序本征值(Eigenvalue),根据本征值得出一系列的统计量判断协整关系是否存在以及协整关系的个数。

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极大似然率为15.66280,分别大于和小于显著性水平为5%和1%时的临界值15.41和20.04,所以在5%的条件下拒绝原假设,认为两个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再看表中的第二个极大似然率为2.068784,分别小于显著性水平为1%时的临界值3.76,显著性水平为5%的临界值6.65。那么我们就接受原先的零假设,即表明两个序列之间只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就可以放心地进行两个变量的回归分析,而不必担心回归谬误的产生。回归时,为考查外商直接投资相对变化所引起的上海经济增长相对变化的大小,我们采用的是双对数回归模型,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出,FDIt、GDPt两个序列之间只存在一个协整关系。接下来对两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如下:

lnGDPt = -1.290668+0.584781lnFDI

t = (-2.692272 13.72228)

F=188.3009 R-squared=0.899666

DW=1.427573

该模型的F检验、常数项和lnFDI,回归参数的t检验在1%的水平上都是显著的;判定系数R2的值相对较高;德宾―沃森统计量DW=1.427573,位于本模型在5%显著水平上自相关检验的上下临界值之间,尚不能判明自相关是否存在。这些表明,该模型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由模型估计得到的参数可以有这样的结论:外商直接投资额每增加1个百分点,该区域经济增长就会上升0.584781个百分点。

三、研究结论以及相关建议

海外直接投资范文第5篇

内容摘要：我国直接投资发展迅速，增长势头强劲，海外投资规模的急剧扩大，其中彰显的突出问题是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战略规划的缺失，最终导致的是“中国”和海外直接投资收益率较低，因此制定海外直接投资战略规划意义重大，主要包括：根据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分析国内产业的实际状况，制定对外直接投资产业规划；根据企业竞争力的强弱制定区位选择规划；根据世界经济发展规律制定海外投资时间规划，以及企业微观规划与整体规划的协调。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国家战略规划 中国 核心问题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家战略规划研究的意义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历史短但发展迅速，2000年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对外直接投资经过12年的发展，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行业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变成对外直接投资额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矿业和油气领域为主的中国第一轮海外并购热潮正被农业、制造业、金融服务以及汽车领域所取代。2002-2011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速达52%。2008年到2011年，美国经济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使得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缓，很多欧洲国家困难重重，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这一阶段却仍然迅猛发展，增长势头强劲，很多企业海外并购扩张的过程中也忽视了国家方针政策，整体呈现为一种国家战略协调缺失的严重混乱状况，直接导致的结果是企业海外投资收益率较低。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实践比理论发展迅速得多，盲目性也更大，要让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健康发展下去，政府应该制定整体性的战略规划，引导国内企业选择正确的投资目标、投资方向和投资策略，切实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率。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家战略规划缺失产生的问题

（一）造成经济损失惨重

石油、天然气、铜、铝等国内紧缺的战略资源，仍然是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重点。国内企业有着浓厚的买涨不买跌的心态。因为担心进一步上涨，价格越涨越买，而且不管多高的价格，只要能够保证有资源，国家也不会追究这些企业的责任。结果，重视眼前现货，忽视投资战略规划，总被国际战略资源市场牵制着，处处被动，经济损失惨重。

（二）并购成功率较低使得海外直接投资理想较难实现

Dealogic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企业跨境收购的失败率为全球最高，达到12%；2010年，这一比率降至11%，但仍为全球最高。相比之下，美国和英国公司2010年海外收购的失败率仅为2%和1%。我国海外直接投资战略的缺失使得海外直接投资并购成功率较低。

（三）恶性竞争造成哄抬并购价格

市场经济中，企业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但在海外并购的很多案例中，经常会出现多家中国公司之间相互竞价，最终抬高的是并购价格。并购中的企业相互竞价固然不可避免，但是如果考虑整个国家的战略进行适当地协调，那么有些恶性竞价的行为应该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企业海外并购中更多的是考虑公司的利益，而不是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而竞价的结果往往导致并购成本高升，即使并购成功，高昂的并购成本也使得并购收益大大降低。例如，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都与新加坡的淡马锡控股有限公司接洽，讨论购买其在标准渣打银行的股份；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在苏丹一个管道项目上互相竞争；因此，缺乏战略规划产生的恶性竞争哄抬价格，损害了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收益。

（四）对外投资随意性大造成海外重复投资

我国尚无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战略和行业规划，也没有明确的产业政策和行业导向。由于对外投资缺乏统一的导向、协调，各部门各地区之间以及企业之间各自为政，对外投资随意性大，例如，高科技领域、劳动密集型领域、基础建设领域近几年海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造成企业海外重复投资，在国外市场上我国企业相互之间恶性竞争，加上西方国家善于搬弄是非、挑拨离间，使我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相互对立，严重破坏我国境外投资环境，影响整体投资收益。

（五）“中国”成为重要投资障碍

实际中由于缺少战略规划，一个小型的外国市场同一行业突然出现数家实力雄厚的中国企业，或者在并购一家外国企业时同时出现几家资金雄厚的中国企业，使得东道国政府和企业非常担心，进而对中国企业层层设限，加上媒体经常用夸大的语言报道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于是“中国”出现了，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重要障碍。

（六）对外直接投资收益不佳

根据商务部统计，我国企业海外投资65%都陷入亏损。另有估算指出，2008年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损失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已超出当年新增的并购规模。海外直接投资收益不佳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这些问题的产生与战略规划缺失密切相关。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家战略规划应解决的核心问题

（一）缓解或避免“中国”的影响并提高我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成功率

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规模不断扩大，“中国”成为影响我国海外经济利益的重要障碍。因此，通过积极、正面的沟通，打消投资东道国的疑虑，加强境外公关能力建设势在必行。要大力宣传我国对外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建设的积极影响，比如带动资金和技术，增加当地的就业与税收，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提高经济增长率等。在宣传中，要注意引用一些鲜活、生动的案例，增强形象宣传的正面效果。这就为双边投资和经济合作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通过战略规划，从行业、产业、投资区位、时间段等方面进行限制，避免产生“中国”，提高我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