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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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制度范文第1篇

关键词：空间计量 ； 制度溢出； 制度变迁；外商直接投资

基金项目：天津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2011ZD028）。

作者简介：张炜（1984-），女，天津人，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外商直接投资与转型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F019；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3）04-0016-05收稿日期：2012-06-20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不仅可以给欠发达地区带来资本和技术，还通过制度溢出效应带动了相关地区内资企业的发展。近年来我国对外资溢出效应的研究大多局限在技术溢出层面，这些研究加深了我们对FDI溢出效应的理解，但却忽视FDI对制度影响过程中的空间溢出性特点。本文在考虑到我国具体空间制度溢出性的基础上分析了FDI对我国各省域制度变迁的空间影响。

一、文献综述

在FDI促进制度变迁方面， Victor等（2000）通过研究中国的汽车制造业发现FDI以跨国公司的形式已经融入到我国的制度环境中并且影响着制度的变革。Haskel等 （2007） 指出，外资溢出不仅存在于行业内与行业间还会按地区路径发生，某一地区的外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仅会影响本地区，也可能会影响周边以至地理距离更远的其他地区。

在国外学者对FDI空间溢出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我国学者也逐渐开始研究FDI对制度的影响与FDI和制度空间溢出性的特点。康继军等（2009）等学者分析并证明了制度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显著变量具有空间效应，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存在制度溢出效应。钟昌标（2010）对FDI的空间性进行了分析认为外资在某一地区的投资不仅刺激和提升了本地区生产率绩效，同时也间接带动了其他地区生产率的改进，FDI具有空间溢出性的特点。

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研究脉络的梳理看出，FDI的进入可以促进东道国制度变迁，同时FDI与制度都具有空间溢出性。但是却忽略了在FDI促进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同样存在空间溢出性的特点。本文在分析FDI对制度的促进作用的空间溢出性上得出：FDI在具有正向溢出性的前提下，不仅对我国制度变迁具有促进作用，而且这种促进性还存在空间溢出性，同时溢出性呈现出区域性与聚集性的特点。

二、经济模型以及数据来源

在FDI促进我国制度变迁传导机制过程中，本文拟采用空间计量方法来衡量一个地区对周边地区的影响效果。空间相关存在两种模型：空间滞后模型与空间误差模型。本文选取空间滞后模型即一个地区制度的变迁成为解释相邻地区制度变迁模型中的一个自变量，并引入空间滞后模型前后误差对比来确定其空间溢出性，从而估计FDI与制度空间溢出性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我国制度变迁。

1.经济模型

2. 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本文因变量FDI由外商投资额表示，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该数据提供了各省市历年来以美元衡量的外商投资额。同时，在研究制度层面中，国内外学者多采用市场化进程指标来反映经济体制转型变迁的质量。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樊纲 等，2010）进行年度追踪，对中国1997年以来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进行测度，给出了较为完整的各地区市场化相对指数。这一指标体系的样本空间至今统计了1997年～2007年数据。正如樊纲等指出，市场化指标的价值在于可将其作为制度变量来解释制度变迁在中国经济绩效改进中的作用。因此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制度指标来自于《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年度报告》。

三、 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以中国30个省域为研究对象（不包括），根据各地区1997年～2007年间的利用外资情况对制度变迁的影响进行了空间回归分析。

表1分别列示了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与空间滞后模型（SLM）的估计结果（见下页）。同时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SLM 和SEM 的选择通过Moran’s I检验、 两个拉格朗日乘数来判断。 从表1中可以看出OLS 估计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98588，F值为3412.35，模型整体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其中Jarque Bera统计量拒绝了随机变量服从正态分布的零假设，BreuschPagan检验接受无异方差的零假设。但是Moran’s I（误差）检验表明经典回归误差的空间依赖性（相关性）较明显（通过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因此模型中应考虑加入空间效应。为了区分是内生的空间滞后（SLM）还是空间误差自相关（SEM），Anselin（1988）提出如下判别标准：如果在空间依赖性的检验中发现，LMLAG 较之LMERR 在统计上更加显著，且RLMLAG 显著而RLMERR不显著，则可以判断适合的模型是空间滞后模型；相反，如果LMERR 比LMLAG 在统计上更加显著，且RLMERR显著而RLMLAG 不显著，则可以判定适合的模型是空间误差模型。在本文中根据拉格朗日乘数误差和滞后及其稳健性检验表明，LMLAG、RLMLAG通过了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但是LMERR、RLMERR均未通过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从这4个统计值看，SLM 比SEM优一些。本文给出了利用极大似然估计（ML）参数估计SLM模型的结果（见表1）。

将OLS估计结果与SLM估计结果相比较发现，在SLM模型中模型的拟合优度有所提高，R2由原来的0.985697提高到0.986961。对数的似然函数值由未考虑空间效应的156.474提高到空间滞后模型中的160.018。同时AIC与SC的值都有所降低。检验结果证实了SLM模型要比OLS模型好，可见基于OLS 的经典线性回归模型由于遗漏了空间误差自相关性，因而不够恰当。同时也证实了各地区的外资对我国制度变迁的影响具有空间效应，制度存在溢出性， 在研究FDI对制度变迁贡献时应该引入空间差异性和空间依赖性对经典的线性模型进行修正。在模型参数方面α1的系数为正与预计相一致，说明FDI对我国制度具有正相关关系，且弹性系数达到了15.8%。可见外资的流入对我国制度变迁具有重要贡献。空间滞后项的系数ρ为正且显著与预计相一致，说明各省市的制度溢出效应为互补关系，一个地区的制度变迁会通过制度溢出效应带动相邻地区的制度进步。

因此本文运用空间滞后模型（SLM）对各省域制度指标进行估计，从表1的空间滞后模型回归系数0.150679可以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度变迁影响著为正，将系数带入表达式得出其贡献率见表2 （FDI对制度变迁的贡献）；并且依据空间效应滞后模型空间溢出效应对制度变迁贡献系数0.00945172显著为正，同时将系数带入表达式估计结果见表2（空间溢出对制度变迁的贡献）。表2包括了1998年～2001年、2002年～2004年、2005年～2007年和2008年～2009年4个年段中，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度变迁的贡献以及FDI促进制度空间溢出对制度变迁的贡献。从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三点结论：

1. FDI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影响着我国制度变迁，贡献率逐年递增

从表2中数据可以看出（见下页），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度变迁的贡献逐年加大。1998到2001年间FDI对制度贡献水平整体偏低，但2005年到2007年间FDI对制度贡献水平大幅提高，2008年至2009年间FDI对制度贡献水平持续增长，基本达到对各个省域都产生了较强的促进作用。从趋势可以预计，在未来FDI还将以其特殊的制度安排形式进一步推进我国制度变迁。

跨国公司以其所有权优势在收益最大化原则的驱动下成为参与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力。同时如果没有外资作为外生力量，任由各社会内部的自生自发力量和秩序在那里生长与发育，一个社会可能会像诺思所说的那样，由于受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和“锁入效应”的影响，而使演化在很长的时间内处于制度低效状态。我国作为后发国，外资在未进入之前低效率制度安排可能长期存在。旧有行动集团在既得利益下，按照集体行动的逻辑达成一致，使公众对低效、过剩的制度无能为力。

FDI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外资企业作为一种利益集团进入后，打破了原有的制度均衡，并产生相应的竞争机制。迫使旧有利益集团改革僵化体制，产生有效制度安排，以此促进我国制度变迁。同时，开放经济中人们的制度需求远远大于实际的制度供给，这就要求不断的制度创新。我国作为转型国家，制度的创新机制还不完善，制度的创新伴随着巨大的成本与风险。因此制度供给缓慢，不能满足人们日趋强烈的制度需求。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后，带来新的成熟制度模式，弥补了制度缺口，促进了我国制度变迁。

2. FDI对制度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对制度变迁的贡献率逐年递增且呈发散态势

在1998年～2001年期间总体平均贡献率为1.56，2002年～2004期间总体平均贡献率达到2.05，2005年～2007年间总体平均贡献率达到2.99，到2008年～2009年间总体贡献率达到3.36。从表2可以看出，基本每个省域FDI都对其制度的变迁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各省域制度空间溢出效应对制度变迁的贡献率逐年递增。

3. 制度溢出效应在各省域间呈现区域性的特点

随着FDI对我国各省域间制度变迁的促进作用不断加强，制度溢出的空间性与区域性也逐渐显现。制度溢出区域性主要分为以下几大块：东北部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沿海经济圈、长江流域经济圈、黄河流域经济圈、内地经济圈和由广东向内地延伸经济圈。地区性制度溢出效应成聚集和梯次过度趋势，并且总体呈现由沿海向内地、由南部向北部、由东部向西部的制度溢出扩散。宏观层面，各地政府作为经济发展的引导者，出台一系列政策促进FDI的制度溢出，并且改变原有僵化、陈旧的制度体制，进行市场化导向的改革。相邻地区政府间由于晋升绩效的激励，相互学习共同促进，产生区域性的制度溢出。微观层面，外商的直接投资使得在同一产业链条上的供应商和客户不断聚集，制度相互影响，一旦此地区的产业与FDI形成规模，市场、金融、法制、投资环境都会得到相应的改善。同时也会进一步促进制度环境的优化并带动当地内资企业的发展。这种制度外溢效应往往为构成各地区制度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结论及意义

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促进着我国制度的变迁。一是FDI对我国制度变迁具有促进作用。二是FDI对制度的影响存在溢出效应，空间制度溢出效应对制度变迁的贡献率逐年递增且呈发散趋势。三是空间制度溢出效应在各省域间呈现区域性的特点。

本文的意义在于外资不但促进了本地区制度模式的变迁还通过溢出效应影响到了周边地区的制度模式，所以应当重视空间性对经济模型的估计偏差的修正，这对未来模型估计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随着外资体制的深化，相信先进的经济体制与发展模式会逐渐扩散到欠发达地区，带动经济的整体增长。所以我国中央在实施地方外资政策上也要考虑到这些相关因素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后，我国应逐步改善投资环境，使得FDI充分发挥对各制度变量的促进作用。可以预计在未来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我国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会进一步促进我国制度的完善，带动我国制度的变迁。

参考文献：

樊纲， 王小鲁.2010.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 年度报告 [R].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康继军， 王 卫， 傅蕴英.2009.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区位分布的空间效应研究 [J].统计研究（5）：21-25.

钟昌标.2010.外商直接投资地区间溢出效应研究 [J]. 经济研究（1）： 15-19.

ANSELIN L. 1988. Spatial econometrics： methods and models [M].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HASKEL J E， PEREIRA S C， SLAUGHTER M J.2007. Does 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oost the productivity of domestic firms？[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9（3）： 482-496.

LOPEZ B. 2004. Regional externalities and growth：evidence from european regions [J].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44 （3）： 43-73.

对外直接投资制度范文第2篇

服务产业投资特点比较

印度从1991年开始推行对外开放政策，有记录可查的对外投资数据始于1994年，其对外投资的总量大大落后于中国。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来看，截止到2004年，中国对外投资总额为447．8亿美元，在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排行榜中名列第五；而印度仅为66亿美元，位居发展中国家排行榜第14位。从总量上讲中国是印度的6．78倍。在中印两国对外投资总存量中，对服务业(非金融类)的投资占中国对外投资的75％，占绝大多数；而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进入到制造业，对服务业的投资占印度对外投资的40．7％。

1．投资目的国比较

根据我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从1976年到2002年，中国对外投资金额的45．6％流入香港和澳门，20％进入发达国家，其余进入其他发展中国家。在随后的两年中，流入到欧洲、北美和大洋洲等发达国家的比例不断下降，从2003年的8．4％下降到2004年的7．5％。从选择投资国的类型看，中国的投资符合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在发达国家的投资以贸易和商业服务类型为主，而在制造业的投资主要是利用自己在劳动密集型技术上的比较优势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资源主导型是中国选择投资目的国的另一重要特征，投资目的国既有发达国家又有发展中国家，例如2003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的开采占我国对外投资总量的48．4％，2004年占总量的32．7％。

印度企业的对外投资虽然起步晚，但在投资目的地的选择上在短期内实现了战略性转移。从90年代后期开始，印度在服务产业领域的投资增长带来投资地域结构的变化，投资目的国由原来主要集中在新加坡、泰国、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近邻的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特别是在英国、美国、德国等国的服务领域的投资大幅度增长。根据印度财政部的数据，印度从1996年至2003年间对外投资的最大目的国是美国，占总额的18．8％，在发达国家的投资占投资总额的30％左右，其余70％进入发展中国家。印度15家最大的IT软件和服务公司都在国外进行了投资，而且主要分布在发达国家，例如2002-2003年间，印度最大的15家信息服务公司中就有11家在美国投资，有6家在英国投资，5家在德国投资，7・家分别在日本、新加坡、比利时、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冰岛、荷兰和瑞士等国投资。

2．在服务领域对外投资的比较

中印两国在服务领域的投资从行业划分上也体现出鲜明的特性。截止到2004年，中国对外投资总额显示，非金融类服务业的投资中占前三位的行业是商业服务业(36．7％)、批发零售业(17．5％)和交通运输仓储业(10．2％)，这三部分占全部投资总额的64．4％。而信息传输业、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占2．6％，其他服务业占2．4％。中国企业在与贸易相关的服务部门的高比例投资至少说明两点，第一，我国在服务业的投资仍以传统的业务为主，其目的主要还是为国内商品的销售服务。这种投资格局完全符合我国作为制造业生产大国和商品出口大国的地位，是为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服务，因而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动机是占领当地的销售市场，是国内市场的外延。第二，我国对外投资的比例也说明许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仍处于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初级阶段，因为一个国内企业向国际化发展的一般过程是先建立办事处，之后是建立海外销售部，形成销售网络；第三阶段才开始建立自己的生产点，随后是建立国际化的财务系统和形成自己的企业文化。

印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显示印度在非金融类服务业的投资占投资总额的40．7％，其中贸易投资占4．6％，其余大部分投资主要集中在信息服务和软件服务业上。印度服务业领域最大的7家跨国公司的主业全部是数据处理服务、软件服务、计算机程序服务等，排名第一的企业资产达6亿美元，其国外资产达到1．3亿美元，雇员上万人。这样的投资结构说明印度企业在服务业的投资分布集中于现代服务业，形成了鲜明的以信息服务业为主导的投资格局。

3．在进入方式上的比较

企业跨国并购领域在90年代以前主要集中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90年代后期向第三产业转移。第三产业的跨国并购主要发生在三个行业：电信，占到并购总额的一半左右；银行，占1／3左右；商品零售业，占1／4到1／5左右。中国企业以跨国并购的方式进行投资的重点是第一产业，也就是以获取资源为目标的并购，占总存量的66％；而在服务领域的并购还不占主流，只占对外投资总存量的14％。例如中国网通收购美国亚洲环球电讯公司、山东宏智广告集团收购美国EPT、东方通信公司收购美国易路通电信公司等。

与中国形成对照的是印度企业的并购行为主要发生在第三产业。从1996年到2003年，印度企业海外并购总数达到242起，其中第二产业的并购占总数的48％，第三产业的并购占总数的49．6％。进入新世纪以后，印度企业在服务领域的跨国并购大幅度增长，从2000年到2003年的三年间共有182起跨国并购交易，而发生在服务领域的跨国并购占这一时期总数的54％。印度企业在服务领域的并购主要发生在电信软件业，并购对象以美国和英国的企业为主。例如从1996年到1999年间，印度的跨国并购共有60起，在英美两国的并购有12起，占该时期的20％；2000年到2003年间在英美两国的并购交易上升到64起，占该时期并购总交易量的35．2％。

从中印两国跨国并购的数量、领域和国家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主要动机是获取战略性资源，用来弥补国内资源要素的缺口，维持国内制造业对工业原材料和能源不断增长的需求。而印度在服务业的跨国并购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更符合当今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具有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特征，表明印度企业在服务业领域的所有权优势在不断增长，而且资金实力也在逐渐大幅度提高。例如印度知名的信息与咨询公司，Satyam公司将其全球营销网络拓展到45个国家，在美国、英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日本和澳大利亚都开设了研发中心，国际用户增加到300多家，服务范围涉及自动化、银行金融服务、保险与保健服务

等。

两国产业格局和竞争力与服务业对外投资的关系

1．中印两国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格局

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实际上是各国产业之间的竞争。构成产业竞争的战略要素是产业结构和产业定位。由于中印两国在经济发展上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模式，导致两国的国内产业结构有很大的差异。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一直是其主要特色。在以市场经济运作规律调节的部门，企业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要素资源发展工业生产，取得了以劳动密集型技术为主的轻工业制造业部门的快速发展；在重工业部门，国有企业依靠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发展速度也很快，整个第二产业以高于印度两倍的速度发展，使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制造业所占的比重从1984年到2004年的20年间一直保持在35％以上，第二产业的比重2004年接近53％，而中国第三产业比重却一直比较低，未超过35％。相比较而言，印度的制造业却大大落后于中国，其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一直在16％左右徘徊，表明印度的工业化进程仍处在前期阶段。然而印度的服务业却在20年间有了很大的增长，2004年达到51．8％。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以工业发展为主要带动力量，而印度的经济则是以服务业为发展基础，中印两国在产业结构上的不同是两国企业对外投资时竞争力产生的重要基础，可以很好地解释两国在服务领域对外投资的特点和竞争力的来源

2．要素禀赋优势与产业竞争优势

中印两国产业对外竞争优势的发展都是从要素禀赋优势开始。中国自70年代末开始经济改革后，以劳动力资源优势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制造业中的轻工业部门，在逻辑和时机上恰到好处地承接了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国香港和台湾传递的劳动密集型技术，迅速地发展起来，并形成了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例如中国的纺织服装业和家电业等。这些产业首先以商品流动的方式参与国际竞争，并取得了立足；而当中国企业以直接投资的方式参与国际经济活动时，这些企业也成为率先走出国门的企业。印度的经济改革相比中国落后了十几年，始于90年代初，加之国内基础设施落后，工业化基础薄弱等因素，因此错过了七八十年代国际产业结构大调整和新的国际分工引发的劳动密集型技术转移的时机。然而印度却具有发展服务业得天独厚的要素禀赋条件，例如作为官方语言的英语、发达的精英教育体制和远高于中国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储备等。这些要素禀赋条件使印度在改革开放之初适时地赶上了信息产业的发展，并使其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利用。从1991年到2004年印度软件业的年均增长率达到46％，从业者超过50万人。印度IT产业的迅速崛起为其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产业基础，例如印度仅信息服务业的产值就约占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7％。基于信息产业发展起来的服务业优势同时也成为印度企业对外投资时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3．引进外资与产业技术的发展

中印两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国内产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引进国外的知识和技术，而引入知识和技术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技术进口和外国投资。因此服务贸易进口量和服务产业吸引外资的情况不仅说明一个国家的开放度和利用外资的水平，还表明该国通过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并与本国的创新能力相结合后使本国产业能够达到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实力。中国为了迅速地实现工业化，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长期以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重点在生产制造领域，第二产业吸引外资平均在70％以上，而服务领域的外资比重不但没有增长，反而有所下降。根据世界投资报告的统计，1995年至1999年外资在中国服务领域的投资占全部外资的36．1％，而2000年至2003年服务领域外资比例下降到平均21．3％。在流入到服务领域的外资中，也以传统的服务领域如房地产(17．6％)和批发零售餐饮业(2．85％)为主。由于中国服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小，开放度较低，与外资合作的领域有限，因此外资的投入小；反之，中国服务业也无法通过引进外资将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知识介绍到中国，并通过引入竞争来促进服务业的发展，这也是造成中国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比较落后的一个原因，进而也是我国企业在服务业领域对外投资相对落后的一个原因。

印度在印吸引外资的总量上虽然与中国的差距巨大，然而在印度有限的外国直接投资中，90年代上半期服务领域吸引外资占10．5％，90年代下半期提高到28．3％，2003年则达到46％。外资投入的领域主要集中在软件(13％)、IT服务(20％)、金融服务(5％)、汽车(5％)、电力(3％)等其他技术上较复杂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如纺织、食品加工业等则基本不在外资投资的范畴。外资在印度服务领域的投人大大地促进了该产业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创新能力。信息技术强国美国利用印度廉价的高技术含量的劳动力使其成为美国软件业发展的加工厂，之后又成为其软件开发基地和研发所，而印度企业在此过程中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印度企业在承接国外技术的同时发展起自己的有形的和无形的资产及管理技术，这些资产成为印度企业对外投资时与当地企业竞争并获得成功的资本和竞争优势来源。

4．从比较优势到国际竞争优势

比较优势虽然在概念上有别于竞争优势，但在对外竞争中一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往往易于形成较强的竞争优势，比较优势是竞争优势的内在因素，并通过竞争优势体现出来。中印两国在各自产业上的比较优势在对外投资时转化成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两国的比较优势首先通过国际贸易方式体现出来。中国在以劳动密集型技术为主的制造业上的比较优势使中国成为世界第四大货物贸易出口国，2004年其出口总值大约8倍于印度的出口总值，有“世界工厂”之称。中国服务贸易的出口总量也高于印度，但是差距要小得多，是印度的1．8倍。然而如果将进口因素也考虑进来，综合考察两国的服务贸易竞争力，印度在服务贸易竞争力上则胜中国一筹。从两国的贸易竞争指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和竞争优势指数的比较来看，印度的贸易竞争指数和竞争优势指数在过去的十年间逐渐赶上并超过中国，而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则一直高于中国，可见印度在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上的确强于中国，是目前发展中国家中极少数超过中国的国家。

中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竞争力主要来自传统的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旅游业和交通运输，这两项所占的比例一直在60％以上，而与信息技术服务相关联的信息服务和电脑信息服务从2001年

到2004年间，出口总额平均只有14．3亿美元，占服务贸易出口的平均3％左右。印度的服务出口主要是以信息服务为主，例如印度的软件和办公支持服务的出口2003年分别为89亿美元和36亿美元，两项合计突破100亿美元大关，达到125亿美元，占当年印度服务贸易出口的64．4％，占据国际市场大约16％的份额，出口国家达到140个。印度企业在服务贸易领域所具有的竞争优势使其进一步转化成对外投资的所有权优势，加上印度企业不断积累的资本实力，构成印度企业对外投资的强大动力。

印度企业在服务贸易出口上所表现出的竞争力进一步说明印度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时的竞争力来源与对外直接投资是一脉相承的，都来自国内与信息产业相关的部门，是其信息技术和管理技术通过商品和资本的跨国界流动产生的外溢行为。印度由信息产业及相关服务业的发展到出口贸易产品再到对外直接投资，它的企业经过多年的机构调整和技术改革，终于拥有了走向国际市场的实力。印度企业所走的是一条依靠高技术低价格的劳动力发展高技术含量产业的道路，与发达国家高技术高成本的劳动力相比，印度的信息产业和服务业拥有了更强的竞争力。尽管一些国家如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些限制服务外包的措施，但是印度仍然以世界上软件技术优良和最具竞争力国家的实力获得了大量发达国家的信息服务业务。目前全球500强企业中有185家公司把部分业务外包给印度的信息技术公司，有135家使用的是印度开发的软件。

总之，中国企业在服务领域的投资分布突出了服务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服务和从属地位，对于提升中国产业竞争力和实现经济结构的升级与调整作用有限；而印度企业在服务业的对外投资与国内的产业结构联系更紧密，代表着一种结构性变化。

对外直接投资制度范文第3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海外投资保险；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政治风险

2007年9月14日，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2006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这是三个部门首次共同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公报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概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我国投资主体的构成、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分布、综合统计数据五个部分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阐述。概况部分主要揭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及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处的位置。公报显示：

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以下简称流量）211.6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176.3亿美元，同比增长43.8%，占83.3%，金融类35.3亿美元，占16.7%；截至2006年底，我国5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共在全球172个国家（地区）设立境外直接投资企业近万家，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简称存量）906.3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750.2亿美元，占82.8%，金融类156.1亿美元，占17.2%。

2006年，我国非金融类境外企业实现销售收入2746亿美元，境外纳税总额28.2亿美元，境内投资主体通过境外企业实现的进出口额925亿美元，2006年末境外企业就业人数达63万人，其中雇用外方人员26.8万人。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流量为7787亿美元，存量为106719亿美元，以此为基期进行测算，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相当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流量、存量的2.72%和0.85%；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位于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13位。

由此可见，随着近年来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企业开始大量走出国门。海外投资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对于海外投资，我国现在仅仅是通过《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又称MIGA公约）以及一些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是指资本输出国同资本输入国间所订立的投资保护协定）来予以保障，尚未建立起有效的与之配套的国内法上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这显然对我国海外投资的安全保护是极不充分的，对促进我国海外投资事业的健康发展也存在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对于如何保护我国海外投资的安全、促进我国海外投资事业的健康发展，也成为我们国家不容忽视的一大问题。必须建立起符合我国实际和发展的，国际法保护和国内法保护相结合的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

一、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概述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overseas investment insurance scheme）是指资本输出国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在国外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提供保证或保险，投资者向本国投资保险机构申请保险后，若承保的政治风险发生，致使投资者遭受损失，则由国内保险机构补偿其损失的制度。

这种制度是美国于1948年首创的，是投资者母国为了保护本国国民在国外的投资安全，依照本国国内法的规定，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实行的一种以事后弥补政治风险损失为目的的保险制度。自从1948年美国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以来，日本、德国、法国、加拿大、英国等一批主要的资本输出国都纷纷效仿美国建立起本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一种特殊的非商业性的保险制度，具有浓厚的国际政治色彩和官方性质，是一种国家或政府保险政治风险的制度，与一般的民间保险是截然不同的。

首先，海外投资保险是由政府机构或公营公司承保的，其保险人即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具有国家特设的性质，其承保的对象仅限于私人海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

其次，海外投资保险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营利，而是在于保护和鼓励本国私人对外投资，增强本国国际竞争力和地位，同时也是资本输出国推行其对外经济政策的工具。

再次，与一般民间保险不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主要的意义不在于事后的补偿而是在事前的防患于未然。

最后，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经常与政府间的双边投资保证协定直接联系，互为补充、相互为用。国家在签订双边投资保证协定时普遍对代位求偿权做了规定，海外投资保险的承保人向被保险人支付赔偿后，取得代位权，有权向东道国要求赔偿。正因如此，海外投资保证制度已经成为资本输出国保护与鼓励本国私人海外投资的国内法制度，也是国际投资保护的重要法制之一。

二、海外投资保险的必要性

（一）进一步扩大海外投资规模的需要

根据2006年度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02年至2006年五年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增势强劲，年均增速高达60%。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简称境外企业）的国家（地区）分布看，2006年底，我国的近万家境外企业共分布在全球172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国家（地区）的71%，亚洲、非洲地区投资覆盖率分别达到91%和81%。从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的特点看：

1、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突破200亿美元；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直接投资约占四成；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五成为境内投资主体对境外企业的贷款；利润再投资较上年增长幅度较大；行业分布广泛，采矿业、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投资占比重较大；90%的非金融类投资分布在拉丁美洲和亚洲。

2、2006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不断扩大，投资覆盖的国家（地区）比上年增加9个；行业分布比较全面，商务服务业、采矿业、金融业和批发零售业占七成；90%的我国非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分布在亚洲、拉丁美洲地区，其中中国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占81.5%。

可见，企业的投资由主要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市场逐渐转向发展中国家未经开发的广阔市场。不论是从投资地域、投资方式、还是投资的行业，出现政治风险的可能性在逐渐增大，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缺乏成为我国投资发展中的严重障碍。要进一步发展我国海外投资，急需建立有关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二）使我国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权利义务对等的需要

自1992年至2007年9月，我国已经与107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这些协定大多规定了代位权条款。一旦投资国海外投资者的投资及投资利益因东道国发生的政治风险遭受损失，根据代位权条款，资本输出国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在对本国投资者因东道国的政治风险而遭受的损失负责赔偿后，便可以取得代位求偿权要求东道国政府进行赔偿。在双边投资保证协定与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相互配合的机制下，东道国所承担的对外国投资进行保护的义务很难回避。双边投资保证协定实际上对国内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提供了国际法上的保证。但是，由于我国尚未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没有建立专门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我国的海外投资无法在本国就政治风险获得担保，因此，我国的海外投资者一旦在东道国中遭遇政治风险，将不可能在本国获得赔偿，当然，由于我国政府没有对投资者进行赔偿，也就不可能以投资者的名义行使相应的代位求偿权，致使一些协定中保护我国海外投资的规定在实践中因难以执行而流于形式。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我国投资者并未享有与外国投资者同样的权利，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我国应尽快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三）与已设立的相应法规相互配合的需要

我国已加入《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又称MIGA公约），作为MIGA的成员国可以向其投保政治风险。但是，我国投资者利用MIGA分担政治风险的作用却是非常有限的。根据多边投资担保机构2003财政年度要点的统计数据，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从1990年到2003年共签发了656笔保险，总保险金额为1242.8百万美元，保险费和其他费用的总收入为276.9百万美元。由此可见，该机构平均每年只签发了约47笔保险，其平均保险费率约为2.2%。然而，到2003年7月，该公约已有163个成员国，其中141个成员国为发展中国家。这一系列数据足以表明，该机构每年签订保险合同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远远不能满足海外投资者保护其海外投资安全的需要，究其原因，其保险费用较高恐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海外投资规模往往较小，投资者的实力有限，对于他们而言，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保险费用显然是其投保的一大障碍。

正是从这个角度，我国应尽快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与MIGA相互配合，两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提供的担保只是起到一种重要的补充作用，通常只有当其在本国无法投保时，才选择到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投保。

我国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目的是通过对我国海外投资所面临的政治风险提供法律保障，维护海外投资者的经济利益，促进我国海外投资事业的发展。虽然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国情和海外投资的实际情况决定了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具有中国特色，但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总体性质基于上述目的而不能脱离它所具有的世界共性。

因此，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与一般国家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性质一致，即具有国家保证的官方性质和国际政治性质。明确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这种性质，不仅有利于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与世界各国同类法律制度及我国参加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的规定协调一致，充分预防东道国政治风险的发生，保护我国海外投资者的投资，维护我国在东道国的经济利益，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利于直接保护我国在东道国的国有资产的投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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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制度范文第4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面板数据模型；障碍因素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6）02-0017-06

一、引言

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潮流是经济全球化的蔓延、深入，生产要素的全球性流动速度在加快，目标在于实现世界范围内的资源最优配置。产业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全球产业发展从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一国的产业结构变动和产业政策，一国顺利走向经济全球化的关键是紧紧把握产业全球化的脉搏，结合本国国情，全力推进产业全球化。宏观经济发展的一大重要问题就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而资源配置结构的优化有利于产业发展结构趋于合理、效率得以提升。开放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各种要素、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转移，无疑是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因此，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实现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开发我国的动态比较优势和经济增长潜力，可以作为推动国家产业升级的有效途径。

2014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首次突破千亿美元，总计1028.9亿美元，同比增长14.1%。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继续优化，特别是服务业对外投资明显上升，同比增长27.1%，占对外投资比重接近2/3。投资区域重心则逐渐转向发达国家（地区），其中对美国投资增长23.9%，对欧盟投资增长1.7倍，远远高于总体增速。另外，地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2014年实现投资451.1亿美元，同比增长36.8%，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43.8%，较上年比重增加7.2个百分点，进一步激发了投资活力；其中广东、北京、山东位列前三，对外直接投资额分别为96.01亿美元、55.47亿美元、44.11亿美元。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201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开放也是改革，必须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开放的主动赢得发展的主动、国际竞争的主动”。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的有效手段，对于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发现新的经济增长点、培育全方位开放新优势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可见，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和国内产业升级良性互动、协同发展与中央关于新时期经济工作“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的总体战略部署是相契合的，也是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应有之义和实效之选。但现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之间的协同度比较低，协同发展正处于初始期，预示着可能存在某些未知因素正在阻碍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的协同有序发展。

二、文献述评

从现有文献来看，国内外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对外直接投资如何促进母国产业结构的变动、升级。如李逢春（2012）通过修改经典的钱纳里“结构增长”模型，用面板回归的方法实证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结果表明较高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可以较快地促进投资母国的产业升级；赫里格尔、威特基和福斯坎普（Gary Herrigel、Volker Wittke和Ulrich Voskamp，2013）发现我国制造业部门通过OFDI活动嵌入全球生产网络，与国外企业相互学习、展开互动，有助于实现行业的转型升级；潘素坤、袁然（2014）利用2003―2012年间58个样本国家的相关数据，经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三种不同投资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均为我国产业升级的原因，但存在滞后性。至于迟滞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对母国产业升级发挥提升作用、阻碍两者之间协同发展的各种影响因素，各类文献涉足较少，相关研究内容散见于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如蒋冠宏、蒋殿春（2012）指出距离、制度质量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负面影响；杨恺钧、胡树丽（2013）则发现技术发展水平与市场经济制度建设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产生负面作用；陈岩（2014）基于多元距离变量的回归分析表明，经济文化距离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阻碍因素；朱严林、许敏（2015）的面板回归结果显示，国内R&D人员的投入水平抑制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削弱了OFDI活动对高新技术产业的促进作用。还需注意的是，对外直接投资导致大量资金外流，亦可在投资母国引发严重的“产业空心化”，考林和汤姆林森（Cowling和Tomlinson，2000）、大泷（Masayuki Otaki，2012）的研究揭示了此类现象的发生，国内学者范欢欢、王相宁（2006）及王英（2008）也提出须防范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所引发的产业空心化问题。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存在如下局限性：一是偏重于研究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母国产业升级促进效应（以技术溢出效应为主），而对于影响这一效应发挥的负面因素涉及较少；二是从东道国制度环境角度探讨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主导因素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而针对阻碍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关联效应有效发挥的各种因素的搜寻与验证研究则甚少。本文利用2006―2014年典型省份的相关数据设定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及障碍性因素测度指标，运用面板模型回归手段搜寻、验证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协同发展的若干障碍性因素。

三、模型构建及变量的说明

鉴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协同发展的障碍性因素所涉及的数据结构特点，选取典型省份作为样本统计单位，并且各省份的部分相关数据时间跨度不长，此类数据比较符合面板数据特点，因此可以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的障碍性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构造回归方程如下：

[CLPit=αi+β1iOFDIit+β2iOFDIit*PACEit+μit] （1）

[CLPit=αi+β1iOFDIit+β2iOFDIit*IREit+μit] （2）

[OFDIit=αi+β1iCLPit+β2iCLPit*PVIit+μit] （3）

各变量的含义、测算方法及来源见表1。i表示不同省份，为面板数据模型横截面个体成员；t表示不同年度，为面板数据模型样本观测时期。

本文选取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额（存量）与专利申请授权量排名前六位的省份（直辖市），分别是江苏（简记：JS）、浙江（简记：ZJ）、广东（简记：GD）、山东（简记：SD）、上海（简记：SH）和北京（简记：BJ）作为样本统计单位，这是因为此两类变量的省际差异比较大，如果全部采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会造成非平衡面板数据，再者有的省份样本指标规模极小，不能很好地解释和说明当前的经济现象，而且可能会对实证分析的结果造成干扰。

在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时，需要对所建立的模型形式进行检验，即检验样本数据符合混合回归模型、变截距模型以及变系数模型中的哪一种。模型形式设定检验使用的是协方差分析检验，对于含有N个截面成员的面板数据模型可以检验如下两个原假设：

H0：模型中解释变量系数对于所有的截面成员是相同的（即斜率系数是齐性的），但截距项不同即该模型形式为变截距模型。

H1：模型中解释变量系数和截距项对于所有的截面成员都是相同的，即该模型形式为混合回归模型。

模型形式检验有如下两个F检验统计量：

[F1=（S2-S1）/[（N-1）k]S1/[NT-N（k+1）]～F[（N-1）k，NT-N（k+1）]]

[F2=（S3-S1）/[（N-1）（k+1）]S1/[NT-N（k+1）]～F[（N-1）（k+1），NT-N（k+1）]]

其中，N是截面成员个数，T是每个截面成员的样本观测时期数，k是非常数项解释变量的个数，S1、S2、S3分别是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和混合回归模型的回归残差平方和。在原假设H0、H1成立的条件下，检验统计量F1、F2分别服从特定自由度的F分布。

模型形式检验的一般过程是：先检验原假设H1，如果统计量F2小于某个检验水平（比如5%）下F分布临界值，则不能拒绝原假设H1，且无须再检验原假设H0，从而表明利用混合回归模型来拟合样本是合适的。否则，拒绝原假设H1，并继续检验原假设H0。如果统计量F1小于某个检验水平（比如5%）下F分布临界值，则不能拒绝原假设H0，从而表明利用变截距模型来拟合样本是合适的。否则，拒绝原假设H0，并利用变系数模型来拟合样本。

四、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Eviews7.0软件分别计算上述三个模型的三种形式，即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和混合回归模型的回归残差平方和S1、S2、S3，再计算F1、F2，并验证原假设H0、H1，确定合适的模型形式，检验结果见表2。

表2：各模型检验结果

[＼&检验统计量＼&适用模型＼&模型（1）＼&S1=2296.45，S2=17727.8，S3=130619.4

N=6，T=8，k=2，显著性水平=0.05

F2=111.7579>临界值F[15，30]=2.0148，

F1=20.1590>临界值F[10，30]=2.1646＼&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模型（2）＼&S1=2296.45，S2=9768.635，S3=128070.7

N=6，T=8，k=2，显著性水平=0.05

F2=109.5382>临界值F[15，30]=2.0148，

F1=9.7614>临界值F[10，30]=2.1646＼&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模型（3）＼&S1=2525.542，S2=9905.165，S3=47852.53

N=6，T=8，k=2，显著性水平=0.05

F2=35.8949>临界值F[15，30]=2.0148，

F1=8.766>临界值F[10，30]=2.1646＼&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

表2结果表明，三个模型均适用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运用Eviews7.0进行详细的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表4所示。

表3表明，方程（1）、（2）的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经调整后的R2为0.9769，模型的拟合程度非常高，DW统计量等于1.7930，接近于2，从而表明模型估计结果的残差序列不存在一阶序列自相关。常数项C的估计值为224.6683且其t统计量非常显著（显著性水平=0.01），解释变量“OFDI”系列的系数估计值都为正数且它们的t统计量都非常显著（显著性水平=0.01），说明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与综合性劳动生产率之间是正相关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开展推动了我国的产业升级步伐；但加入调节变量“对外直接投资节奏”、“对外直接投资的不规则度”后，“OFDI*PACE”系列、“OFDI*IRE”系列的系数估计值都为负值且它们的t统计量也较显著（显著性水平=0.1），说明在“节奏”及“不规则度”因素影响下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与综合性劳动生产率之间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之间协同发展的障碍性因素。另外，虽然从统计意义上来看，方程（1）、（2）的估计结果极为相近，但就“节奏”和“不规则度”的经济含义而言，二者还是存在很大不同的，应予以区别对待。

方程（3）初次估计结果显示，DW统计量等于1.4148，表明其残差序列可能存在一阶序列自相关，因此使用截面加权的SUR估计方法对原模型进行修正，同时使用White截面方法计算系数协方差，最大限度地克服随机误差项存在的截面异方差和同期相关问题，经调整后的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方程（3）的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经调整后的可决系数修正值由0.9308变为0.9809，模型拟合程度有了进一步提高，DW统计量等于2.5161，说明模型估计结果的残差序列已经消除了一阶序列自相关。此外，F统计量等于142.7308，残差平方和也由2525.542降至42.5162，也表明方程（3）整体上非常显著，且其拟合精度得到了大幅提高。常数项C的估计值为-177.8006且其t统计量非常显著（显著性水平=0.01），解释变量“CLP”系列的系数估计值都为正数且它们的t统计量都非常显著（显著性水平=0.01），说明综合性劳动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之间是正相关的，综合性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升、产业升级进程的不断加快有助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开展；但加入调节变量“专利申请授权量定基增速的离差”后，“CLP*PVI”系列的系数估计值都为负值且它们的t统计量绝大多数都较为显著（显著性水平=0.05），说明在“科技产出水平波动性”因素的影响下，综合性劳动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之间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之间协同发展的障碍性因素。

五、结论与启示

（一）基本结论

从上述面板数据模型的计量分析结果，至少可以得出三个基本判断：

判断之一：对外直接投资增速的大幅波动弱化了其对国内产业升级所能够产生的各种经济效应，对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协同发展系统的进化产生了负面影响。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一是对外直接投资增速大幅波动会削弱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波及效应，大幅增加将引致国内相关产业原材料、制成品和技术设备的出口激增，出口需求的短时突变使得国内各产业无法及时适应和满足，国内供需结构的改善空间极为有限；二是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增速的大幅波动使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大大减弱，因为对先进技术的学习、模仿和创新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进行消化和吸收；三是使得国内各行业面对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难以从容应对，对外直接投资引发的产业转移、产业关联和产业竞争等效应不能有效发挥，阻碍了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关联互动、协同发展。

判断之二：对外直接投资的高度不规则使其呈现出一定的散乱化，即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存在短时、高频的快慢节奏相间和大量突发性的投资行为，使国内各行业无法有预期、有规划、有步骤地调整原材料的购买与储备、产品的生产以及对国外新技术、新工艺、新管理方式的学习和实践，延迟了国内各产业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活动，产业升级受阻，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之间的良性互动中断、协同进化趋缓。

判断之三：科技产出水平的大幅波动会阻碍科技成果的转化，特别是产业化进程，造成科技与经济长期分离的局面，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失去了根基，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的推广也不能及时展开，导致了各产业生产活动素质与效率低下，直接延缓了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这种状况的持续，一方面使国内各产业缺乏垄断性技术优势，从而不能据此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另一方面低层次的产业结构与低效率的生产方式必然会导致各产业效益不佳，也无法为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外汇资金，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难以为继，从而丧失了通过全球性资源整合实现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素质与效率提升的机会，由此在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而非良性互动。可见，科技产出水平的起伏不定会严重阻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的协同发展。

（二）启示

1. 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空前活跃，国内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高级化推进应主动适应这一变化，提高其时效性、灵活性与预见性，与之形成有效对接，展开互动。另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正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第三阶段的初始期，其突出表现是“量大而质低”；未来一段时间，适应或突破第三阶段则应摒弃这种单纯、盲目的总量扩张而转向追求投资质量，更加强调企业海外投资的营收能力、学习能力，提高资本的运行效率，国家、行业层面的配套机制，如法律、咨询、金融等各项服务亦需跟进。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高质发展，将为国内经济引领新常态、完成产业转型升级任务提供技术超越、市场开拓、资源保障机遇，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先机。

2. 注重对外直接投资的连续性、计划性和稳定性，确保最大限度地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升级的各种促进效应。规则的、连续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可以使各投资主体有预期地了解行业需求状况和东道国投资环境，在信息较为充分的前提下，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获得发展亟须的要素资源，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学习先进技术、工艺和管理经验，有效发挥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而对当前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现状、目标及相关要素资源供需状况的准确把握，也有利于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计划性和规则度。可见，在合理匹配、良性互动框架内，审视、处理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与国内产业升级关系，对两者而言都是有益和高效的。

3. 在一定时期内保持较高而稳定的科技产出水平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协同发展系统有序演化的必要条件，而这一必要条件存在的关键则是科技研发投入强度的持续提高。科技研发投入强度的持续提高所产生的最直接结果就是源源不断的科技产出，通常状况下科技产出水平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是最有效的。以劳动生产率为代表的素质、效率性变量的大幅改善，一方面标志着我国产业升级活动逐渐进入质变阶段，可以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良好的支撑；另一方面也说明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对国内经济产生了强有力的溢出效应，成为产业转型升级顺利完成的有效辅助手段，由此可以切实推动现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协同发展系统发生质变，产生新的有序结构，从而向良性互动形式下的高度协同状态演化。

4. 对外直接投资的高度不规则变动，以及科技产出水平的大幅波动，严重扰乱了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的协同有序发展进程，使协同进化趋缓，甚至中断；但针对诸如此类的障碍性因素需要一分为二地辩证对待，不可不加分辨、“一刀切”式地盲目消除。以对外直接投资为例，快速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不断缩小其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必然选择，盲目限制、约束这一趋势只会使得差距进一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潜力无法合理释放，因此更需关注的是投资主体、投资方式以及区域、产业选择的预见性与主动性，以期能够与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现状、未来发展趋向形成良好匹配，最终实现相互支撑、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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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Obstacles Affecting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Between 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 and Domestic Industrial Upgrading

Yu Shihai1 Ling Dan2

（1.School of Management，Gui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xi Guilin 541004；

2.School of Economics，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ubei Wuhan 430070）

对外直接投资制度范文第5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文化渗透；品牌建设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4―0095―05

一、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问题

1　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现状。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根据商务部2005年的公报，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40.3％都流向商务服务业，达到49.4亿美元；到了2007年，行业分布比较齐全，商品服务业、批发零售业、金融业和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合计占存量的八成；2008年，该六个行业合计占存量的85％以上。表1反映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俺行业划分的情况，图1为2008年对外直接投资按行业划分的额度。由这些图表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我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现状。

投资企业多为在国内行业具有垄断地位的资金雄厚的公司。我国国家政策支持的对外投资的企业往往是那些在我国国内具有绝对优势的公司，这些公司在该行业具有一定的优势，又得到国家的政策、金融的等方面的支持，因此，在国外能够迅速发展起来。

2　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的问题。首先是产业结构过于单一，产业层次低，位于小规模技术及技术本地化投资阶段。虽然我国投资的资产越来越多，行业覆盖越来越广，但是，产业的低层次现象却依然存在。我国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外贸专业公司和大型贸易公司、生产性企业或企业集团、金融保险等服务机构以及乡镇或者国有集体所有制小企业这四大类，由这四大类产业可以看出我国投资产业过于单一，产业层次低并且技术水平也不高。没有较高的科学技术生产技术在国际市场上就很难取得一席之地，尤其是生物技术、软件制造、精密仪器等产业，如果没有核心技术，企业很难发展，就整体而言，中国企业的技术层次很低，技术创新也比较落后。

从产业的分布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仅仅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小规模技术和技术当地化的水平。这些产业劳动密集性强，成本低，灵活性很高，适合小批量生产，能够满足低收入水平国际的市场需要。同时，我国也有另外一种方式：引入外来先进技术，加入发展中国家特色后，到周边发展中国家投资。这两种对外投资理论所阐述的投资是初级的，没有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的提高的对外直接投资。因此，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在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并不是处于领先地位。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

1　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现状。2007年末，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一共分布在全球的173个国家地区，较上年新增了2个。200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投向金融业的流量16.7亿美元，其中亚洲地区12.2亿美元，占73％；非金融业投资流量来看，2007年对拉丁美洲的投资为49亿美元，较上年减少35.7亿美元，同比下降42.1％；亚洲153.8亿美元，增长100.1％；下表3为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前十位的国家和地区，下表4为2005年至2008年中国对主要经济体投资情况，图2为2008年按国别划分的对外直接投资的额度，由表2、表3和图2可以直观地看到我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2　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问题。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现状体现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大多部分都集中在周边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区位选择过于单一化。这样的区位选择的原因是十分明了的，就近熟悉周边国家的环境；同为发展中国家，国情、生活水平、消费习惯等相当，更加利于公司的发展；同时，由于同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就可以利用从国外引进的先进技术本地化后在当地使用，同样可以获得不菲的利润。

但是，这些都体现了我们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目光过于短浅，仅仅抱着盈利的目的，没有学习型的动机，没有考虑到选择科学技术、企业制度、产业结构等更加先进的国家，去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经验。为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长足发展，这种看中短期利益的区位选择是不可取的。

(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方式问题

1　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方式现状。多样化投资，跨国并购为主。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是企业，而企业主要通过自主创建和跨国并购两种方式来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要根据自身条件、机遇、投资国情况、行业特点等来选择到底是通过哪种方式来进入投资国。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大多采用独资方式，近年来，全球出现了并购的热潮，中国起步比较晚，比不上发达国家甚至比不上发展中国家平均的水平，但是近来中国跨国并购有增长的趋势。伴随着全球并购的热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跨国并购的比重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10％－20％上升到了05年的46.7％。

表4显示，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跨国并购活动取得长足的进步，在发展中国家的比率也不断提高，说明了跨国并购逐渐成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进入方式。

2　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方式的问题。跨国并购成功并不等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跨国并购后也面临着一些很现实的问题。首先是并购企业人员安置问题。并购企业人员安置向来是让并购公司头疼的问题，更何况是跨国并购。有些国家的法律的劳工制度使并购后人才整合变成一个大难题，并购企业控制权的人甚至不是本国的人会对员工造成一直恐慌感，也会使他们产生一些偏激的行为，影响企业的正常运作。

其次是并购企业与国内企业相磨合的问题。并购的企业与国内母公司之间国别与风俗习惯、工作习惯等的差异，会影响并购企业与本土企业的融合，不能做到共同协作的效果，甚至可能起到反作用。比如TCL并购汤姆逊公司后，由于整合时候没有处理好，使得汤姆逊原班工作人们不适应这种转变，不习惯被指挥和管理。中国总部不能实行监管，TCL一汤姆逊总部也无法控制欧洲的采购、生产、销售，但却要承担两个全球彩电中心的运营成本。终于最后汤姆逊成了TCL的包袱，并购案也失败了，也使得TCL元气大伤。

再次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购活动之前，过于急功近利，对并购企业并未考察清楚。又以　TCL为例，TCL在并购汤姆逊公司之前并未对企业进行合理的评估，也没有考虑到收购汤姆逊公司后汤姆逊的大多数专利都已经过时，且公司体制僵化，产品老化等问题。并且与此同时TCL还收购了另外一家海外大型企业，这对TCL负担过重，并购后内外部矛盾重重，其解决超出了TCL的能力范围。

(四)其他问题

1　品牌问题。我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并不太注重品牌问题。据联合国工业计划署统计，全球共有8.5万种品牌，著名品牌的数量占全球品牌比例虽然不到3％，却拥有世界40％以上的市场，名牌产品的销售额战了全球销售额的50％。同样一件衣服，贴上不知名的本土标签，售价在1500元到2000就不错了，可是贴上世界级品牌，放到纽约第五大道，就会卖到2000美元以上，相差10倍不止。这就是中国品牌与世界品牌的差距。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不注重品牌建设。在2006年度《世界品牌500强》排行榜上，美国占245强，占据49％；法国以46个品牌占据9.2％，排在第二；日本占据第三占据总榜的8.8％，一共有4.4席；而我国只有海尔、联想、央视、长虹、中国移动和中铁工程6个本土品牌。

2　人才问题。我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凸显我国人才的短缺。由于我国公司具有对文化差异重视不足，僵化的薪酬和聘用制度的缺点，很难吸引国际尖端人才。

虽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国内发展时，积攒了一些不错的人力资源，但是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就暴露出了其本地局限性的特点。他们的管理理念等不能适合全球化的经营理念以及时机操作，并且存在语言沟通不畅，对国外文化习俗不了解等缺陷。因此，这些人力资源在企业的海外企业中不能发挥出很好的作用。我国境外企业缺乏既懂得外语又懂得当地法律，既懂得管理又通晓财务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二、国家和地区FDI成功的经验借鉴

(一)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

首先，一个国家应该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选择不同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初期，只投资在毗邻的几个国家，投资的产业集中在采矿业等初级产业。在经济逐步发展后，美国才将投资地区转向更远的地区，产业形式也随着国家的经济能力提高了。其次，国家的支持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尤其重要。为了支持对外直接投资，美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该体系中包括：健全的法律体系、税法保护、对外直接投资保险制度、资金资助、提供信息和咨询五个方面。最后，对外直接投资要具有一定的战略性。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是一项具有长期性、计划性和战略性的活动，美国大公司的重大决策项目的决策期平均为3至5年，前期准备很充分，即使项目发生一些变动，或者投资环境发生些许变化，也不会引起战略项目的很大改动。

(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

1　应用了比较优势理论。日本采取的是比较优势创造型，限制具有优势的企业和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使这些产业的产业规模和结构性更具优势；与此同时，让那些不太具有优势的产业到该产业发展繁荣的地区，使本国的弱势产业获得各种良好生产要素。日本对外投资的往往是已经在国内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些企业就会去在该产业仍然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的地区进行投资。利用这些在国内市场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企业来占领市场，赚取利润。不仅使本国的产业结构更加合理，也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2　注重品牌和技术。在2006年度《世界品牌500强》排行榜上，日本占据第三名的高位，占据总榜的8.8％，一共有44个品牌上榜。这说明，日本的品牌已经站立在世界品牌之林，在国际品牌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这些品牌创造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3　日币升值时，日本积极地对外直接投资。由于日本经济增长快速，五大工业国召开会议提出调整美元兑换率，之后几个月，日元快速升值。这种条件下，日本国内生产成本提高，竞争力降下，于是日本企业将眼光转向国外，依靠已经大幅升值的日币，在国外大量置产，收购企业等。同时，银行也降低利率，日本政府不断出台新的政策来支持协助日本企业度过经济难关。

4　和东道主国家搞好关系。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都会和东道主国家搞好关系，积极参与慈善事业，这样不仅能够提升日企品牌在公众中的形象，促进日本企业的经济发展，规避政治风险等，还能提高自己的品牌影响力，品牌价值，一举多得。

(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经验

1　借鉴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不管是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理论，还是发展中国家多外直接投资理论，只要合适适用的，都可以运用到本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去，在实践中摸索，检验，调整自己的投资计划。

2　政府政策给予大力支持。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政府支持对外投资，成为它们取得一定成果的保障。有了政府在政策法律等方面的支持，让投资企业更有发展拳脚的空间，也能够发展得更快。

3　投资多样化，灵活多变。不管是组织结构，还是投资方式等都是灵活多变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许没有发达国家大型的海外企业，但是灵活机动性的特点也适应某些国家某些行业，为自己在国际市场求的生存。

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对策

(一)引进人才，重视研发，提升产业结构

1　引进人才，重视研发。要加大力度引进和培养先进的科技人员，重视科技研究和开发。我国公司具有对文化差异重视不足，僵化的薪酬和聘用制度的因素的问题，因此要引进国外先进的复合型管理人才就要重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灵活的运用薪酬制度和聘用制度，提供优厚的条件。只有引入了人才，我国在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理念各方面才能和世界接轨，才能提升企业的整体水平。

在高科技核心技术方面的人才引进和研发上面，要借鉴韩国三星电子的成功经验。三星最初的产品依赖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稍加以改造后投产，因此三星被国外公司控诉侵权，损失惨重。在惨痛的教训中，三星决定自己投入大量资金研发，并从国外请回具有高技术水平的韩裔专家，组建自己的研发团队，最终三星以质量和品牌在行业占有一席之地。

2　调整和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目前，我国已建立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工业制成品在出口中占据主导地位。另外，我们还具备大量成熟的适用技术。所以，我们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重点应放在生产能力过剩、拥有成熟的适用技术或小规模生产技术的制造业。

要将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方向与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发展趋势保持一致。美日等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重点大都放在第三产业，同样的，对高技术产业的对外投资也呈现上升趋势。目前我们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不能盲目地追求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对外投资，但是，这些产业代表了我国未来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

根据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我国的企业做前两步的原因就是为了累计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将产品结构升级。完成了这样的产品结构的升级，我国的跨国企业才能在世界经济中得以更好生存，才能有争取到自己的

控制权。

(二)稳住地盘，及时抽身，进军发达国家

在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的经济恢复很快，这是我国的跨国企业发展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下，我国的跨国企业应该做到在经济还稳定的地区要稳住自己的地盘，在经济危险的地带要及时抽身，然后慎重地进军发达国家和地区，优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结构。

由于近年来金融危机的持续发展，在欧美经济大受打击之际，为我国企业进军发达国家提供了机会。20世纪80年代，日币升值后就是采取在海外广置资产，投资收购海外企业，国内政府对企业提供优惠等政策躲过危机的。面对金融危机和我国人民币增值的情况，我们同样可以利用已经增值了的人民币在发达国家的某些行业占据地盘。华为在面临俄罗斯经济下降时，抓住机遇，进军和开辟了俄罗斯市场，同理，现在也可以根据稍纵即逝的机遇，进军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市场。

(三)文化渗透，企业本土化，打造企业文化

所谓文化渗透策略是指跨国公司派往东道国工作的管理人员，基于其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的巨大不同，并不试图在短时间内迫使当地员工服从母国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而是凭借母国强大的经济实力所形成的文化优势，对于公司的当地员工进行逐步的文化渗透，使母国文化在不知不觉中深入人心，东道国员工逐渐适应了这种母国文化并慢慢地成为该文化的执行者和维护者的过程。

华为在2000年在中国香港开展了一个名为“东方丝绸之路”的品牌计划，把全球的电信专家、运营商的决策层请到中国，令他们领略现代中国的魅力，通过这种方式，让世界了解中国，进行文化渗透。国家是承诺，是实力的体现，这样的文化渗透给并购企业呈现一个全新的中国，全新的企业，增强了企业的说服力，提升了企业的地位。

并购遇到人才问题时，尽量采取本土化原则，因为当地人很了解当地的资源和当地政策等情况，更加利于并购企业的发展。

我国很多企业都会担心人才流失的问题。在并购海外企业时，人才流失就更正常了。这时，企业文化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可以让并购企业更加快速的整合完毕。所谓的企业文化，是指是一个组织由其价值观、信念、仪式、符号、处事方式等组成的其特有的文化形象。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推动企业的进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留住人才，吸引人才。

参考文献：

[1]李桂芳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贸易系，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分析报告2007[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210―227

[2]万丽娟，彭小兵，李敬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宏观绩效的实证[J]，重庆大学学报,2007，(5)

[3]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季度形势分析”课题组，2008―2009年经济增长形势分析与预测经济蓝皮书I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65―66

[4]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07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