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资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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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资的概念范文第1篇

【关键词】 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 产业静态集聚指数 产业动态集聚指数

西方标准的对外直接投资（fdi）理论在解释工业化国家跨国投资动因及其行为特征等方面，为研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一系列重要依据。但是，这些理论基本上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厂商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发展路径问题，而是一种以“企业选择”为重点的理论范式，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上并没有提供多少有价值的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既关系到一国对外经济活动的宏观经济效益，也关系到投资者的微观经济收益。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现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将不断扩大。制定合理的产业选择方案，是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提高中国对外经济活动质量的必要理论前提。从深远意义说，中国fdi产业选择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将直接决定着中国对外开放总体发展战略的政策绩效，决定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时期参与国际分工的利益分配。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如江小涓（2005）指出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行业是中档加工组装制造业、纺织与服装业、研究与开发机构和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油田和其他重要资源开发；聂名华（2001）总结了我国境外投资产业选择的决定因素，并提出应将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列为境外投资重点，同时要有选择地投资进口替代型的资源开发业；宋伟良（2005）在分析与产业选择相关理论后认为，中国应该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重点支持资源开发业、服务业、高科技产业、劳动密集型和成熟适用技术产业的境外投资。另外赵春明（2002）、邢建国（2003）等学者也对该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是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来看，大多数研究成果偏重于理论研究和定性研究，对于产业选择的依据和基准也只停留在理论表述，没有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提供可参考的指标体系，对于产业选择的实证研究也较少见到。

鉴于此，本文将以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产业静态集聚指数和产业动态集聚指数等指标实证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空间，深入探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潜力。

一、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

1、投资竞争力与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的提出

卢进勇（2003）在研究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时，首次提到投资竞争力的概念。他认为，目前存在的一些企业竞争力或企业国际竞争力概念基本上都没有考虑投资或对外投资问题，所下定义仅仅顾及了贸易或对外贸易方面，应当说，在当今国与国之间经济交往方式日趋多样化，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这样的定义是不全面的。

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将企业国际竞争力划分为国际贸易竞争力和国际投资竞争力两个方面，正式提出企业国际投资竞争力的概念。国际贸易竞争力类似于已有的关于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国际投资竞争力是指企业开展对外投资过程中较其他投资者更强的投资决策、项目运作和企业管理能力。国际贸易竞争力与国际投资竞争力的侧重点不同，前者的侧重点是产品、价格、质量、服务、营销和品牌等方面的竞争力，后者则侧重在项目投融资、技术、管理和品牌竞争力等方面。但是卢进勇在界定概念后，没有在文章中对于国际投资竞争力进行进一步分析和使用，无法领略到它更深层次的意义。

由于国际投资竞争力与国际贸易竞争力有相似之处，只是侧重点不同，笔者认为可以模仿现有国际竞争力分析的指标，创造出国际投资竞争力的分析指标，对中国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状况进行定量分析，更好地指导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为了方便进行产业选择，也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模仿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创设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revealed investment advantage，ria）进行分析，即：

riaia=（xia/xit）/（xwa/xwt）

式中，xia是国家i在a产业上的对外直接投资额，xwa是a产业在世界市场上的对外直接投资额，xit是国家i在t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xwt是世界市场上t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

这一指标反映了一国某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世界平均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相比而言的相对优势。它剔除了国家总量波动和世界总量波动的影响，较好地反映了不同产业投资的相对优势。一般而言，若riaia＜1，则该国在该产业上处于比较劣势；若riaia＞1，则处于比较优势，取值越大比较优势越大。

2、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分析

（1）数据选取。中国各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来自于2003—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03年关于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的数据是目前能够查到的最早数据，使用的是各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比例。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和各产业数据使用的是《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并购（m&a）的销售总额和各产业的并购额，选择流量进行计算。由于中国产业统计口径在2006年以后基本一致，而这之前的数据产业划分不尽相同，本文进行了适当的整理，但仍有部分数据缺失。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分产业数据是在原数据基础上根据中国公布的产业分类进行了合并整理所得。另外世界投资报告中没有公布批发零售业的并购数据，虽然中国该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所占比重较大，但无法计算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所以无法用该指标界定中国某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力。

（2）指标分析。表1对数据基本齐全并且有实际意义的若干产业的ria指数进行了具体分析。

从各年度的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可以看出，在以上的各产业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优势的产业是农林渔业，ria值基本在12以上；具有一定优势产业的是商业服务业、建筑与房地产业，ria值在3—8之间；只具有微弱优势的产业是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业的ria值波动较大，投资竞争力不稳定；其他产业的投资竞争力不明显。

从各产业的年度变动来看，商业服务业和农林渔业的投资竞争力处于增长状态，采矿业和制造业有所下降，交通运输仓储业虽然指标值有波动，但总体呈上涨的趋势，建筑与房地产业以及电力煤水生产和供应业指标值跨度大，趋势不明显，但也有下降的变动。

因此从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标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竞争力总体不强，优势产业仍集中在农林渔业和商业服务业，采矿业的优势也存在，但2007—2008年的产业投资竞争力与前几年比较起来已经明显下降，这与现实情况基本符合。制造业对外投资比例不高，只占总额的10%。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静态集聚指数

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静态集聚度可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得出：

其中si表示投资国在i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静态集聚指数，ai表示对外投资国在i产业上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ai表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总体规模，i=1，2，…n表示n个产业部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该静态指数反映的是投资国在一个产业部门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其全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地位和比重，是衡量目前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产业分布的存量指标。其数值等于各产业投资额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率。

根据这个计算公式，笔者依然选取2003—2008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作为计算对象（数据选取来源同上），得出中国近6年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静态集聚指数水平，如表2所示。

根据各年的产业静态集聚指数情况看出，商业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值最高，两者之和在50%左右，这种趋势在5年内都没有改变，因此，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商业服务业和零售业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优势产业，虽然2007年两者所占的比例小于50%，但主要是因为有部分数据被分离出去单独计算，因此并不影响它的总体趋势变化。另外，近两年制造业的投资比例已经远低于10%，总体水平连年下降，可以看出制造业优势产业的地位逐渐消失。制造业对外投资平均比例不高，只占总额的8.1%，而出口贸易的90%是工业制成品，其中近60%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产品，可见我国贸易投资行业一体化程度较低。这可能是因为相对于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而言，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需要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做后盾，如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制造业就占有很大比重。与制造业相对比，最近几年交通运输与仓储业、采矿业和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逐渐增加，都超过10%。

三、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动态集聚指数

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动态集聚度表示为：

其中di(0-t）为时间段（0-t）内在i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态聚集指数。bi(0-t）为时间段（0-t）内投资国在i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bi(0-t）为投资国在时间段（0-t）内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增长速度。

若bi(0-t）＞0，则表明时间段（0-t）内投资国对i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在不断扩大，该产业为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性产业，若bi(0-t）＜0则表明时间段（0-t）内投资国在i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在不断减少，该产业为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缩性产业。

当i(0-t）＞0，若di(0-t）＞1，则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向i产业集聚，若di(0-t）＜0，则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从i产业向其他产业转移；若0＜di(0-t）＜1，则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i产业纵向比较有所增加，但增长速度小于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增长速度，相对来说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由该产业向其他产业转移。

当bi(0-t）＜0时，若di(0-t）＞0，则bi(0-t）＜0，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从i产业向其他产业转移；di(0-t）＜0，则bi(0-t）＞0，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向i产业集聚。

与静态的集聚指数不同，动态的集聚指数是反映在一定时间内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集聚和转移的流量指标，体现了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间转移方向和速度。使用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动态集聚指数可以在静态分析的基础上更准确地测量产业的集聚趋势和转移方向，体现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方面的潜力。

根据计算公式，笔者依然选取2003—2008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作为计算对象（数据选取来源同上），在表2数据的基础上，求出2004—2008年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与产业平均增长速度，最后得出15个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动态集聚指数，如表3所示。

对计算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动态集聚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中国各产业多年来基本保持增长的趋势，连续四年产业平均增长速度都在10%以上，2004年的平均增长率甚至高达46.7%；第二，从单个产业来说，每一年都基本体现出正的动态集聚指数，可以看出每个产业都能连续保持增长的势头，只是增长的速度有所不同，只有采矿业在2007年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负增长，表明了明显的发散趋势；第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在2007—2008年向商业服务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科研技术服务地质勘探业以及农林渔业聚集，从纵向比较看，交通运输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科研技术服务地质勘探业以及农林渔业四大产业基本一直保持di(0-t）＞1，出现明显的产业集聚；第四，在采矿业出现转移的同时，制造业的di(0-t）由大于1转为小于1，这表明制造业的集聚趋势不再明显，增速减缓，已经低于各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出现发散的迹象；第五，金融业的增长从无到有，虽然与数据统计有关，但也可以看出金融业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逐渐占有一定位置，增长的势头逐渐显现出来。

四、实证分析的结论总结

对于上述三个指标的计算结果，本文对于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情况和产业选择方向进行了总结，如表4所示。

第一，具有投资竞争力、在投资总额中占有较大份额并且具有一定产业集聚趋势的产业有商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它们是中国较早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保持了较高的投资优势，对中国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的外向型发展思路的实施起了很大作用，符合我国总体的发展战略方向，因此应当继续重点扶持和发展。

第二，具有一定的投资竞争力、明显的产业集聚趋势，目前在投资总额中占有份额较小的产业有农林渔业和建筑及房地产业。它们有非常强的产业组合区位优势，有极好的发展势头，但目前还没有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主流地位，因此国家应加大在农林渔业等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上的支持力度，加快这些产业的跨国经营，更好地显现出它们所蕴含的竞争优势。

第三，不具有投资竞争力、但具有明显的产业集聚趋势，目前在投资总额中占有份额仍较小的产业有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科研技术服务地质勘探业。这些产业是中国基于产业结构高度化同质性基准，顺应国际分工趋势，寻求和培育产业要素优势，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选择，以后也应该着力发展，并逐渐培育各产业的投资优势和竞争优势。

第四，具有微弱投资竞争力或没有竞争力，目前在投资总额中占有较大份额，具有产业分散发展趋势的产业如采矿业和制造业。我国要根据国家产业发展战略和这些产业对国内产业的关联程度进行细化，引导两个产业选择合适的区位进行投资，获得“相对优势”，规避东道国的环境保护壁垒，也必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总体发展。

【参考文献】

[1] 保罗·克鲁格曼着，黄胜强译：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江小涓：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更均衡合理地融入全球经济[j].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6（8）.

黄静波、张安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动因类型的实证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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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名华：论中国境外投资的行业选择[j]．当代亚太，2001（8）.

宋伟良：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3）.

项本武：东道国特征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7）.

张为付：国际直接投资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直接投资的概念范文第2篇

关键词：对外投资；产业选择；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跨国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正在对一国产业结构升级路径及其内在运行机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近年来，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其对外直接投资也迅速增长，我国也积极推进国际直接投资，努力融入世界经济的整体。本文考察对外投资作为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一种重要升级手段和方式，分析如何制定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战略，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选择提供建议。

二、产业结构升级的概念

1.产业结构的概念

产业结构是指国民经济中产业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产业结构概念的应用始于20世纪40年代，产业组织理论的创始人贝恩（J.S.Bain）在1996年出版的著作《产业结构的国际比较》中，就将产业结构解释为产业内的企业关系。

2.产业升级的概念

产业升级是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使产业从一个结构状态转变为更适合经济发展的另一结构状态，以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升级的概念被真正引入到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框架中，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产业升级是一个企业或经济体提高迈向更具获利能力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经济领域的能力的过程，或者说是产业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价值状态向高技术，高附加价值状态演变的过程。

三、我国产业结构及对外投资现状分析

1.我国产业结构现状

从整体上看，我国产业结构具有多层次阶梯状的特点，这其中表现为一方面，基于我国劳动力丰富及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一部分产业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类型，这其中包括纺织、食品和轻工等行业。这些行业发展比较成熟，并具有过剩的加工能力，拥有大量成熟的适用性生产技术，这些技术和相应的产品已趋于标准化。另一方面，我国还有一些产业，包括以863国家科技计划为主导的高科技产业已进入世界一流水平，这些产业包括航空航天、生物制药、信息技术等方面。

2.我国的对外投资现状

近年来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有所增加，但总体上讲，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中高科技企业的比率仍然比较低。另外服务业项目中劳动密集型仍占主导地位，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比重仍较低在2009年我国对外投资流量中，占份额前4位的分别是商务服务、制造、采矿和批发与零售，投资总份额高达91%；在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占份额前4位的分别是商务服务、采矿业、金融业和批发零售业，投资总份额占72.8%。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结构的演变过程大致表现为：以贸易和餐饮为主，通过资源开发和加工贸易项目份额的增加，发展并形成以新兴服务业、商贸服务、资源开发、金融服务业和制造业为主导产业。总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还不尽合理，对外直接投资过分偏重资源开发业和初级制造业的投资，忽视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的投资。偏重对国内关联效应弱的产业投资，而忽视对国内关联效应强的投资，结果导致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加大，总体效益低下。

3.我国对外投资面临的困难

目前，我国通过国际贸易方式获取国外先进技术正面临着诸多困难，一方面现代技术和知识不易被转换成可供市场交易的商品形式，加之技术的市场交易成本，导致技术和知识的国际贸易趋于萎缩，另一方面，我国还面临着发达国家基于意识形态等非经济因素的技术封锁和技术贸易歧视等问题，即使技术购买交易成功，得到的也仅仅是国外的二流技术，而非核心技术。因此，中国试图通过技术贸易的方式获取国外核心技术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可能性不大。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所转移的技术与本国产业现有技术的差距逐步缩小，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正向技术外溢的边际效应呈递减趋势。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技术的巨大需求，仅仅依靠国内研发、国际贸易和引进外资是不能满足需要的。

四、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

1.通过技术调整

当前，国际经济竞争主要表现为技术竞争，技术进步成为一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因素。发达国家凭借其掌握的核心技术和营销资源，占据产品生产价值链的研发和销售等高端环节，而发展中国家只能以其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居于生产加工环节，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利益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对于当时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经济长期处于国际分工低端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凸现，以牺牲生态环境和劳动者福利为代价，参与国际竞争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状况也正面临严峻挑战。事实表明，在国际竞争中仅仅依靠拼资源、拼劳力的方式已经很难获取应得的利益，通过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赢得国际竞争优势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的必由之路。

2.进行产业间的融合

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及升级的主要基调就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产业升级的主要内容和方向就是实现产业融合，在信息化条件下，由于信息技术和网络提供了共同的技术基础，产业之间相互融合的趋势日渐增强。尤其是作为信息时代主流的信息技术产业，不仅其内部的各个行业之间出现了广泛的融合，而且信息技术产业正以其巨大的波及力和影响力逐渐融合和渗透到其他产业中。信息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是通过以下过程完成的：首先，信息技术在某一产业的部分企业首先得到运用，信息技术与这些企业传统技术的融合，导致了产品市场特征的变化和产品竞争力的提高，因而这种融合的过程在该产业内的其他企业之间广泛地扩散，最终导致该产业全部企业的生产过程发生改变，因而完成了信息技术与该产业的融合过程。导致信息技术与传统技术融合过程得以扩散的传导机制源于人类模仿行为的作用。第二，信息技术在产业之间扩散，导致与信息技术相关联的其他产业与信息技术产业融合，使得这些产业普遍获得升级；所有与信息技术产业相关联的产业升级的结果，是整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从而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能力大大增强。这个过程在相当大程度上也是通过技术和生产过程的模仿示范作用来进行的。在众多的产业中，绝大多数产业与信息产业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因而可以融合。产业之间模仿与示范的结果，是产业门类中的大多数产业与信息技术产业融合，从而这些产业从低技术水平转向高技术水平、从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从低增长状态转向高增长状态，最后完成产业结构转换与升级的过程。

五、我国的对外投资策略分析

1.“顺梯度”对外直接投资

这也称为＂优势型＂对外直接投资，就是指充分利用我国在国际产业梯度中的相对级差优势，以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为目的，转移在国内已失去或即将失去相应优势的产业，大力发展对更低阶梯国家的直接投资。

（1）理论借鉴。日本一桥大学的小岛清（KojimaKiyoshi，1978）教授以战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为考察对象而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该理论认为一国应从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陷于比较劣势，而在东道国仍具有相对优势或潜在相对优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并依次推进。小岛清主张投资母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把原来国内的比较劣势产业转移到别国并转换成为东道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东道国可利用这些比较优势产业扩大生产并出口，而投资母国则通过边际产业的对外转移而保留和发展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扩大出口，从而既可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又可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被称为“顺贸易导向的投资”。

（2）具体对策。虽然我国所具有的这种优势是一种相对的有限优势，但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优势。一方面，有利于延长这类产业的寿命周期，充分实现其转移价值；另一方面，可以为国内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腾出足够的空间，促使生产要素向新兴产业转移和聚集，进而通过对这类产业的培育和扶持，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此外，从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方式的选择来看，我国的产业转移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是发展中国家，一方面，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从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考虑，对外国直接投资的股权安排和企业并购等方面均有所限制，而对合资企业比较欢迎；另一方面，我国企业出于对投资项目控制权、防止核心技术扩散、降低投资风险以及投资目标国缺乏并购对象和条件等因素的考虑，倾向于以新建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因此，我国的顺梯度对外直接投资适宜以合资方式进行“绿地投资”为主，具备条件的也可以采取并购投资方式。

2.“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

这也称为“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就是要通过到发达国家技术发源地直接投资的方式，充分利用反向技术外溢效应，获取国外先进技术和组织管理经验，从而带动国内产业向更高阶梯发展。

（1）理论借鉴。英国里丁大学的坎特威尔（JohnA.Cantwell，1991）和托兰惕诺（PazEstrellaTolentino）共同提出技术积累产业升级理论。该理论主要从技术累积过程出发，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出了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过程是企业技术能力提高的过程，而企业技术能力提高则是不断积累的结果；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与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直接相关的两个基本命题。

（2）具体对策。我国应该在先进制造业、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技术、航天技术等领域，大力发展对发达国家相关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通过直接投资于发达国家的科研机构和技术开发型公司，购并技术目标市场的企业或与之合资建厂等多种方式和手段，一方面，可以雇佣当地高水平的科技人员直接参与技术研发，充分利用国外人力资源，获取先进技术，同时，还能够收集相关信息，跟踪最新的国际科技动态，并以此推动国内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另一方面，通过技术密集型国际生产体系的建立，形成对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直接牵引，从国际生产的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在新形势下，对发达国家的逆向直接投资可能是我国目前获取先进技术最主动和有效的途径之一，因此，应将这种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政府扶持的重点，为其提供金融、财政、税收等政策支持，并加强投资信息服务和指导工作。

六、结论

我国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及升级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保持国家竞争优势，实现富国强民的必然选择，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是复杂的、困难的，甚至会产生剧烈的阵痛，比如因产业结构升级所带来的大量失业问题、社会稳定问题等，对外投资作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及升级的方法和手段之一，需要按照国家产业政策的总方向进行制定和调整，但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是系统工程，需要包括对外投资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相关政策步调一致，才能真正完成，这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需要各个部门的积极配合。

【参考文献】

[1]宋伟良.《论中国对外直投资的产业选择》[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35(4)：8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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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ykes， Alan O. Product Standards for Internationally Intergraded Goods Markets.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0 November 2001.

[7]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高鸿业.《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78-89.

直接投资的概念范文第3篇

国际直接投资又称为外商直接投资、外国直接投资或对外直接投资。我国把吸收和利用的国际直接投资称之为外商直接投资，是因为我国吸收利用的国际直接投资不仅来源于一些国家，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我国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

二、辽宁省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的现状分析

辽宁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FDI）值虽在个别年份有所下降，但总体上不断增加。从1990年的2.48亿美元到2014年的274.2亿美元，增长近110倍，平均增长率为21.66%。（如表1）

三、FDI对辽宁经济增长影响的定量分析

根据表1的数据绘制出辽宁省历年地区生产总值和FDI的序列表可以明显看出，1990～2014年间辽宁省的地区生产总值和FDI的增长趋势基本一致。由地区生产总值和FDI的散点图也可以看出数据大体呈线形分布，说明地区生产总值和FDI存在线形关系。因此本文决定用时间序列线形模型来研究FDI对辽宁省增长的影响。

以GDP为因变量，以FDI为解释变量，建立简单的一元线形模型：

经济学涵义为：第t年要素投入与第t年经济总量之间满足一元线形关系；b表示要素投入的报酬率，即投入每增长1%时产出的增长率；a作为常数项，表示除之外其他所有要素投入的影响，表示随机误差项。

使用1990～2014年的统计数据（见表1），利用Eviews5.0软件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结果如下：

模型（1）的回归方程为：

这说明辽宁FDI和GDP有明显的线形相关关系，FDI的增长对GDP的增长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即FDI每增长1亿元人民币，辽宁省的国内生产总值就会增长14.351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FDI的流入对辽宁省经济总量的增长产生了较大的正面作用。

四、辽宁进一步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一）政府层面的对策建议

投资环境是外商投资决策中极其关键的影响因素，投资环境的好坏决定了东道国与外商投资相对的竞争地位，东道国较高标准的投资环境会增强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虽然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辽宁吸引外资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辽宁的投资环境与广东、上海相比，差距还很大，有待进一步完善。为了进一步改善辽宁的投资环境，应该同时加强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建设。

（二）企业层面的对策建议

直接投资的概念范文第4篇

关键词：国际服务贸易统计；BOP统计；FATS统计

中图分类号：F71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4－0143－03

当今世界服务贸易迅速发展，全球经济竞争的重点正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全球信息技术革命的不断发展增强了服务活动及其过程的可贸易性，通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会计、咨询等新兴服务行业不断扩张。同时，与近年来出现的大型呼叫中心、数据库服务、远程财务处理等一样，新的服务贸易业务也将逐渐衍生出来。商业存在成为服务贸易的主要方式。

随着国际服务贸易的快速扩张，服务贸易的定义也趋向开放，更是对服务贸易统计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服务贸易总协定关于服务贸易的定义引发出统计口径问题，许多专家学者对服务贸易统计制度和方法开展了相应的研究。笔者对这些研究活动及其成果进行了回顾，归纳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主要观点。

一、国际服务贸易统计的特殊性

国际服务贸易统计的特殊性源于服务贸易概念界定的特殊性。服务贸易概念有狭义论与广义论之说。发展中国家仅将居民与非居民所从事的跨国服务视为国际服务贸易，即狭义论。发达国家则将所有涉及不同国民或不同国土的服务交易都列入国际服务贸易范畴，即广义论。服务贸易的这两种代表性定义主要有三个区别[1]：（1）两种定义观察国际服务贸易的立足点不同，前者立足于交易者的常住性，后者立足于生产要素所有权――即属地与属权之别。（2）两种定义下国际服务贸易的范围不同，集中体现在对以商业存在形式提供服务的处理方式不同。（3）两种定义产生的背景不同，所发挥的功能不同。货物的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互为替代，而在服务领域发生的直接投资从本质上讲是跨境服务贸易的一种变形。

在GATS（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简称GATS）中，国际服务贸易被定义为四种供应模式：（1）跨境供应（Cross－border supply）。（2）境外消费（Consumption abroad）。（3）商业存在（Commercial presence）。（4）自然人流动（Movement of personnel）。谢启南等认为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应当遵循以下的原则[2]：第一，贸易原则。即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仅统计有偿服务，而不统计无偿服务。第二，服务原则。即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仅统计服务贸易，而不统计货物贸易。因此，必须正确划分服务与货物的界线，防止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重复统计。第三，国别原则。即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仅统计本国（地区）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所发生的交易，而不统计本国（本地区）居民和机构单位之间在国内（地区内）所发生的服务交易。

二、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方法现状

国际收支是世界各国国际经济交往的产物，是用来记录、分析、解释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交往中的规模、结构的统计数据。国际收支统计是一个国家实行宏观经济目标的需要。宏观经济目标通常由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组成。因此，国际收支统计是一个国家对本国国际收支状况做出评价和判断的基础，是国家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依据。全球统一的国际收支制度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后着手建立完善的（见表1）。

《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和《国际收支手册》第四版的区别主要有：第一，扩大了国际收支统计概念框架的范围，使其不但包括国际收支流量的统计，而且包括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存量的统计；第二，明确区分了经常账户账户内的服务和收益，收益又分为职工报酬和投资收入，重新定义了经常账户，将无偿转让分为经常转移和资本转移。前者计入经常账户，后者计入资本账户；第三，对第四版的资本账户进行了重新定义，改称为资本和金融账户，使各类投资方式下的投资工具、部门期限的划分更为明确。

1996年，OECD（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欧盟统计局与IMF（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协商，制订了比《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的居民与非居民之间国际服务贸易的分类更详细的分类，将《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的若干服务项目进一步分类，即《扩大的国际收支服务分类》（Extended Balance of Payments Services，简称EBOPS）。它不仅包含了与BPM5的11个主要标准部分①相一致的主要目录，而且增加了许多与BPM5（fifth edition of the IMF Balance of Payments Manual，简称BPM5）原则相一致的更细化的内容，基于鉴定和申报目的，EBOPS编码标准化体系与BPM5的编码体系完全协调融合。

传统的BOP（Balance of Payments，简称BOP）统计方法是有缺陷的，按照 IMF的BPM5的规定，国际收支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经济交易的系统记录。国际收支平衡表包括经常账户、资本与金融账户、错误与遗漏账户。服务贸易被列入经常账户项下，是指一国居民与非居民之间服务的输出入。居民与非居民的划分不是以国籍为标准，而是以交易者的经济利益中心所在地为依据，即从事生产、消费等经济活动和交易达一年以上的所在地。IMF规定，企业、非营利机构和政府等法人以及自然人，不论其来自何国，只要他们在所在国从事一年以上的经济活动与交易，就是所在国的居民。另外，与GATS的分类不同，BOP包括政府服务。

由此导致了对国际服务贸易范围的界定不同，尤其体现在对以商业存在形式提供的服务的处理方式不同。如果A国的服务提供者在B国从事经济活动（设立商业机构）在一年以上，则不属于国际服务贸易。

BOP统计偏重考察不同国家服务产品的流向及随后的资金流向，不像GATS方法偏重考察各国服务业的开放程度，全面反映一国围绕服务交易，通过包括贸易与投资在内的各种途径所获得的全部收益。

BOP统计和FATS（Foreign Affiliates Trade in Services，简称FATS）统计体系可以互为补充。FDI统计涵盖货物和服务贸易，因此，FATS统计的数据很多可以从中获得。FATS服务贸易分为内向FATS和外向FATS。别国附属机构在东道国的服务交易称为“内向FATS”，东道国附属机构在别国的服务交易称为“外向FATS”。FATS统计包括外国附属机构在东道国的全部服务交易情况――包括与投资母国之间的交易与东道国居民之间的交易以及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交易，但其核心是非跨境交易，即与东道国居民之间的交易。因此，FATS统计可以提供全部的商业存在和一部分自然人流动的统计数据（见表2）。

作为长远努力目标，FATS应尽可能地在与EBOPS相一致的基础上，按照适用于货物贸易的“商品列名与编码协调制度”进行分类，以便与按此方法分类的居民与非居民贸易进行比较。

虽然GATS与BOP＋FATS统计没有达到完美的契合，尚有超出现有统计框架的领域存在，但已经为国际间服务贸易统计数据的可比与交换走出了重要一步。

三、FATS统计操作中的难点

1．FATS统计的所有权标准。按照GATS定义，外国直接投资企业通常有“所有权”、“控制”和“联营”等几个概念。在统计准则中BPM5、BD3和1993 SNA中都有关于所有权的规则。所有这些规定都采用了10％的普通股或表决权（就法人企业而言）或等值权益（对非法人企业而言）的标准作为直接投资的下限，但是，它们也规定了与GATS中的所有权和控制概念更加一致的规则。所有这三个经协调一致的标准都把“附属机构”界定为直接投资者拥有50％以上股权的企业，“联营公司”为直接投资者拥有10％至50％股权的企业，而“分公司”为单独或联合拥有的非法人企业。在1993 SNA中，附属机构和分公司都被认为是“外国控制的企业”；个别国家可按照它们对外国控制的质量评价，把联营公司包括在这一类别之内或排除在这一类之外。

《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采纳了欧统和OECD多数所有权的标准，即以“直接投资者拥有直接投资企业中50％以上表决权”作为划定国外附属机构的范围的标准。《手册》认为，尽管低于50％股权仍可达到对所投资企业的控制目的，似应将之列入国外附属机构的范围，但这有可能因为投资国和东道国的编报人员对控股的不同评估标准造成双边统计数据的不对称。

2．FATS统计指标。FATS统计指标在《手册》中被称为“FATS的经济变量”，对变量的选择主要是根据它们在GATS的执行中和经济全球化现象的分析中的可利用性和可获性。《手册》提出了两组变量。第一组为基本变量，包括FATS的销售额（营业额）和／或产出、雇员人数、增加值、货物和服务的进出口额和企业的数量。它们被用来采集有关服务贸易的基本信息。第二组为补充变量，可用于作相关的对比分析，包括资产、员工报酬、净值、固定资本积累总额、所得税、研究和开发支出。外国附属机构是外国投资企业中的一种，这些指标可以在现行机制中由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统计中获得。

3．FATS的国别归属。国际直接投资的投资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关系可能仅一环，也可能是多个环节所形成的投资关系链，在后一种情况下，究竟如何处理FATS的国别归属，作为内向FATS可以有两种考虑，一个是直接投资国，另一个是最终受益国。前者以第一阶外国母公司所在国家为内向FATS的国别，后者以最终受益的所有者（Ultimate Benefited Owner，简称UBO）所在国家为内向FATS的国别。通常情况下，第一阶外国母公司和最终受益的所有者是同一家公司，但也有可能两者不是同一家公司。《手册》建议把最终受益所有者作为确定FATS的国别归属的第一选择，并作为详细编制估算数的依据，但也鼓励各国提供按第一阶母公司作为国别归属准则的数据。

在编报外向FATS时，《手册》的精神是外伸到编报国直接投资者有商业存在的国家，既统计数据所跟踪的诸如销售、就业等各种活动发生的国家。

下列实例（见下图1）情况下如何确定这些实体。在每个例子中，所有权链从上至下排列，处于底部的公司为其所有权问题待解决的外国拥有的分支机构。

实例一，公司A既是外国母公司也是公司B的最后受益所有人。

实例二，公司D是公司E的外国母公司，由于公司C依次对公司D拥有多数股权，公司C是公司E的最终受益所有人；它的国家被认为是FATS统计中公司E的所有权所属国。

实例三，按照实例二中的相同推理，公司G是公司H的外国母公司，而公司F是其最终受益所有人。注意公司F在公司H中间接拥有的所有权仅为42％――它占公司G70％的份额和公司G占公司H中60％的份额的结果。但公司H作为外国拥有的分支机构被包括在FATS统计中，因为多数所有权标准与第一外国母公司（它是直接投资者）的所有权权益，而不是与最终受益所有人的所有权权益有关。尽管公司F缺少多数所有权，但可以认为它控制着公司H因为处在多数所有权链上的每个实体都可控制处在它下边的实体，包括该实体对其依次向下的实体采取的行动。

实例四，公司J是公司K的外国母公司和最终受益所有人，公司I不是最终受益所有人，因为它不是公司J的多数所有权人。

实例五，公司M是公司N的外国母公司，由于公司L依次对公司M拥有多数所有权，公司L是公司N的最终受益所有人。然而公司N不包括在FATS统计内，因为外国母公司对它不拥有多数股权。

实例六，公司O是公司P的外国母公司和最终受益所有人。公司P不包括在FATS统计数字内，因为外国母公司对它不拥有多数股权，但它仍然代表了可认为对GATS或全球化分析有重要意义的一个实例。因此，编制国可能希望以补充的办法显示公司P（及其他有关实例）的数据。

参考文献：

[1] 李静萍．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体系的比较研究[J]．统计研究，2002，（8）：32－35．

直接投资的概念范文第5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东道国；新经济地理学

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有其内在的规律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分布也并不均衡，从企业实施对外直接投资实际产生的绩效来看，不同目标国的选择也会有不同的结果，而这种差异性的存在必然有其特殊的原因，很多学者也致力于研究如何才能选择最合适的投资目标国以实现成功的对外直接投资。然而，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尚未出现完整的和系统的区位选择理论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的分布规律，而且，主流派理论都是以发达国家境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一些经济因素和硬环境指标对于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影响。近年来，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下面将综合这些文献主要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来对前人的研究进行评述。

人类的经济活动都是存在于一定的时空概念之中的，各种经济活动离开空间地理位置之后将无法解释，而且微观企业的异质性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也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新经济地理学将地理和经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把空间地理融入经济，把微观经济引入地理学。在一般均衡模型的框架下，新经济地理学能够比较清晰地阐述经济活动区位选择的微观机制，也能够很好地解释经济活动为什么会在一些地理空间上集聚及其集聚力的来源是什么。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研究OFDI区位选择尚处于初期阶段，主要是从研究运输成本的存在与企业在空间的集聚或者分离行为之间的关系方面出发的，一个地区的FDI存量往往对投资者的投资区位决策产生示范效应或者集聚效应。

一、集聚效应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

现有从新经济地理学角度出发研究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国内，已有不少文献分析了中国OFDI区位选择中存在的集聚效应，中国OFDI区位选择与东道国的基础化设施、中国在东道国的已有FDI存量、贸易成本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谢杰、刘任余（2011）从新经济地理学空间视角，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集聚效应，不同地区的投资存在空间互补效应，贸易双边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并不显著；张娟（2007）则是把空间集聚程度作为一个解释变量，运用34个东道国的城市化水平、运输成本、GDP、市场规模、集聚程度等14个区位因素作为解释变量，综合考察中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最终得出市场规模、东道国GDP总量及集聚程度等因素是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张远鹏、杨勇（2010）从东道国区位决策的影响因素出发，通过偏最小二乘法（PLS）将中国对40个国家或地区2003-2008年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显示，在东道国的累计FDI、生产成本、东道国基础设施完备程度以及东道国的贸易关系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同时也证实了地理距离因素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影响力逐步下降；曾琪芳（2010）以中国对79个国家和地区的OFDI为样本，2008年为样本期，运用横截面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重点考察中国对东道国滞后一期投资流量，当期东道国市场规模，当期东道国人均国民收入，当期东道国货币兑换美元的期末汇率，当期中国对东道国出口额以及中国对东道国累计投资流量等因素对当期中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流量影响作用的显著程度和影响方向，发现滞后一期投资流量，中国对东道国当期出口额和中国对东道国累计投资额对中国对东道国当期投资流量的影响非常显著，这也说明了集聚效应对于我国OFDI区位选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贸易成本和市场规模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

也有学者选择新经济地理学中贸易成本的角度来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王方方（2012）在企业异质性条件下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得出东道国的市场需求越低，企业OFDI的倾向越小，东道国生产成本越高，企业OFDI的倾向越小，东道国的贸易成本越高，企业OFDI的倾向越大等结论；张燕、谢建国（2012）选取2003-2008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数据，通过建立一个企业的出口与投资决策模型，对影响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贸易成本降低使得国内企业更倾向于出口而不是对外直接投资，即贸易成本与中国OFDI区位选择存在负相关关系；金相郁、朴英姬（2006）利用2002年中国210个地级以上城市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劳动力成本的影响不明显，而市场规模、基础设施、教育和研究开发条件以及地方金融规模对OFDI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

综合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文献很多，不同的学者都利用不同的数据样本和不同的实证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角度证实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各个方面，如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东道国的GDP、基础设备设施、贸易成本等，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所产生的影响，综合起来就是从集聚效应和贸易成本两个方面来做出更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郭建中.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北京工商大学学报，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