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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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案例范文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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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EUTERS .分析：给投资者――朝鲜的政治风险.2009-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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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World Economic Forum.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2-2013.2012： 2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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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韩】 Jung Hwanu.中国企业对韩投资减少原因与启发点[M].首尔：韩国贸易协会.2007.5.
对外直接投资案例范文第2篇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Mag-nus Blomstrom教授是目前国际上该领域最著名的研究者之一，根据他在1996年与其同事Ari Kokko教授对溢出效应的描述，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是指，由于国际企业的进入或参与，东道国本地企业所获得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实际上，国际上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研究在60年代就已经开始起步，正是由于这一问题本质地涉及到在一个开放的经济环境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几十年来该领域的研究越来越热烈，并且也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溢出效应产生的机制，即当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以后，是通过怎样的微观机制和过程对东道国本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产生促进作用的。对这一问题的透彻理解无疑将有助于东道国的政府和企业采取相应的措施，以达到更有效地利用外资、促成溢出效应产生的目的。
认识演进：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和作用
回顾历史，人们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态度经历了从最初的抵触到审慎开放，进而主动吸引的过程。
50年代后期，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有限，学者们也只是把它当作国家间的资本流动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加以讨论；到了60年代后期，随着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学者们开始着力研究它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冲击和影响。主流的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是由发起国本国市场的寡头垄断特征引起的，研究者们担心外商直接投资会将这种本国市场的不完善性扩散到其他国家。与此同时，对国际企业转移价格问题的研究以及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均衡发展的研究都加强了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抵触情绪，因而60年代各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都持有拒绝或严格限制的政策。
70年代，国际借贷资本强有力地支持了亚洲新兴国家外向型经济以及拉美国家进口替代型经济的蓬勃发展；然而，80年代以政府借贷为核心融资方式的亚洲新兴国家的发展受到了挫折；而以墨西哥为代表的一些拉美国家又陷入了债务危机；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对以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引进国际资本不得不进行重新的思考。与此同时，学者们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深入研究也得出了一些积极的结果。多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具有多方面的溢出效应，特别在国际技术转让方面的作用受到了特别的关注。由此，东道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无论是被动地吸引国际资本还是主动地创造国际技术转移的机会，多数国家开始倾向于部分开放和有目的的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
进入90年代以来，人们对外商直接投资有了更进一步的积极认识。相对于其他国际技术转移的方式，人们发现，越是最新的技术和最具获利性的技术，国际企业越倾向于通过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式在东道国使用。原因在于，从国际企业的角度考虑，采用这种形式会把这类技术法律上的控制权留在国际企业内部。从希望获取先进技术的东道国的角度考虑，由于上述原因，东道国的企业所需要的先进技术并不一定总能从市场上购买到。在这种状况下，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东道国本地企业的特殊意义在于，当国际企业在本地投资并采用先进技术进行生产活动的时候，本地企业可以就近通过观察、模仿、反向工程以及雇用曾经被国际企业雇用的人员等渠道取得相应的的技术与管理的有益信息，从而也可以造成其技术信息的外溢。此外，除了外商直接投资可能造成的技术外溢效应，哈佛大学的Caves教授还发现，如果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了东道国的垄断性市场，会打破市场中原有的垄断平衡，本地企业则会在外资企业的竞争压力下提高效率。这也是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一种体现。事实上，90年代各国的外资政策相对80年代来说更加开放，相邻的各国之间吸引甚至争取外资的意图都更加明显。可以认为，开放和吸引外资已成为不少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上述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认识显然是这种政策实施的重要依据。
机制探索：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产生
尽管人们对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着上述比较普遍的积极认识，并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确实采取了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但根据不同国家制造业数据所进行的经验研究的结果却并不乐观。由哈佛大学的Caves教授、纽约大学的Globerman教授以及斯德哥尔摩大学的Mag-nus Blomstrom教授分别主导的对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墨西哥制造业的研究都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确实在东道国产生了溢出效应；但世界银行的研究人员Haddad&Harrison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Aitken&.Harri-son分别对摩洛哥和委内瑞拉制造业的研究却显示溢出效应并没有产生；而由意大利的研究人员Mariotti主持的研究发现，在专业型行业（Specialist sectors）和规模型行业（Scale intensive sectors）中产生了溢出效应；而在科学型行业（Sci-ence-based sectors）和传统行业（Tranditional sectors）中却没有产生溢出效应。基于上述不同的研究结果，国际上的学者们得出了一个共识：即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并不是自动产生的。也就是说，各国的开放政策本身并不能够保证进入本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会在本国产生溢出效应，因此，深入探索溢出效应产生的条件和机制，成为了各国在现实中能否有效引导溢出效应产生的关键。
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国际上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发生机制归纳为“行业内溢出效应”、“行业间溢出效应”以及“由于人员流动造成的溢出效应”三种形式。
1.行业内溢出效应。
行业内的溢出效应也被称为“示范与竞争效应（Demonstration and Competition effects）”，这种溢出效应的机制体现为，当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了东道国的特定的行业后，一方面，由于外资企业采用的现代的商业模式和先进的生产与管理技术为外资企业创造了高额利润的机会，从而为在同一行业中的本地企业产生了示范效应；而本地企业对外资企业的观摩与模仿行为最终使本地企业达到了提高自身劳动效率的结果，获得了溢出效应。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和对本地市场的争夺，对在同一行业中运作的本地企业造成了竞争的压力；为了保持原有市场并且争取生存和发展的机会，本地企业会竭尽全力地采取各种可能的措施提高经营效率。这种在竞争环境下促成的效率提高也是溢出效应的表现形式。针对这种机制描述，Riedel和Lake曾经分别对欧洲半导体业进行了两项案例研究。案例研究的结果表明，美国跨国公司的进入确实为欧洲该行业带去了新的技术，这种示范效应对欧洲整个行业的崛起作用显著；Langdon在对肯尼亚肥皂业进行的案例研究中发现，由于进入肯尼亚的国际肥皂制造企业将机器制造的肥皂引入了市场，本地企业原有的手工制造的肥皂失去了销路，本地肥皂制造厂商也不得不去引进相应的肥皂制造技术，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
在上述案例研究的基础上，1992年Wang&Blomstrom建立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将这种行业内溢出效应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模型将外资企业引进先进技术的决策与本地企业对学习过程进行投资的决策相互联系，探讨了两类企业在相互竞争中的决策机制。他们认为，对于本地企业而言，在外资企业的竞争压力下不得不投资于学习过程，而学习过程的投资越大，本地企业的技术能力越强，越能够获取高额的利润，从而表现为本地企业因为外资的进入而获得了溢出效应；与此同时，由此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的缩小，又进而会促使外资企业不得不越多越快地向东道国子公司转移技术，以提高相应的竞争能力和保持原有的利润空间；这就体现为由于内资企业竞争能力的增强导致了对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而可喜的是，外资企业的提高又反过来为本地企业进一步获取溢出效应拓展了新的空间。于是，我们理解，至此，Wang&Blomstrom把行业内溢出效应的机制阐述为了一种可能“螺旋式上升”的拓展机制。Kokko在1994年的一项针对墨西哥制造业的经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Wang&Blomstrom的研究结论。
然而，在取得了上述正面的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清醒的意识到，以“示范和竞争效应”为机理的溢出效应并不是唯一的结果。无论研究中还是现实中都存在着与模仿和竞争相关的反例。例如，巴西纺织业的案例研究发现，一个跨国公司在当地建立了分支机构并带来了新产品―――“人造纤维”，使得本地企业生产的棉织物无人问津，最终导致了大批的本地企业破产。因而到目前为止，一个比较普遍的共识是：“示范和竞争效应”确实是溢出效应产生的有效机制；而“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促使积极的示范效应与竞争效应的产生”仍然是困扰东道国政府和企业的一个现实问题。
2.行业间溢出效应。
行业间的溢出效应又被称为“上下游关联效应”。这种溢出效应是通过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与当地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联系产生的。劳尔1980年选取了两家印度的大型卡车制造商AL(外资占主要股份)和TELCO(合资企业)，考察了两家企业以及他们的36家供应商在建立、信息技术、财务、原材料采购以及管理和分销渠道等方面的情况。根据这份案例研究，Lall总结了可能导致“上游”溢出外溢效应的互补行为，他认为跨国公司可能通过下述方式提高当地供应商的生产效率：第一，帮助有潜力的供应商建立生产设施；第二，为提高供应商的产品质量和创新能力提供技术协助或相关信息；第三，提供或帮助供应商购买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第四，为供应商的管理和组织提供培训和帮助；第五，帮助供应商寻找更多的客户。继劳尔之后，Linda&Pang选取新加坡的3家出口导向型电子企业又进行一次案例研究。Linda&Pang选取的3家电子企业都是世界领先的电子企业（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跨国公司）在新加坡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并且3家公司在新加坡都已经经营了8-13年，他们的产品中90%以上出口海外。通过对3家公司的管理层的访问，Lim&Pang发现，这3家企业都很愿意与当地的供应商建立联系，并且从财务、技术、管理等方面为供应商提供帮助。在此基础上Lim&Pang认为，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销售产品，市场力量使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寻求长期的高效率，而本地企业（供应商）的有利条件在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外资企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他们提出，东道国政府通过严格的政策限制来增加对于本地产品的购买是没有必要的，政府只需要加强本地企业和那些出口导向型跨国公司的关联，跨过企业就可以通过后向联系对本地企业产生溢出效应。
与行业内溢出效应的研究相类似，在外资企业与东道国本地企业发生关联的研究中也有不乐观的情况存在。一份针对墨西哥的研究发现，在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以后，有大量的美国企业将其产业链中需要利用廉价劳动力的部分转移到了墨西哥的边界。这一产业的转移确实使美国企业从中获得了降低成本的好处，但并没有起到帮助墨西哥的相关产业提升效率的作用。由此看来，要切实有效地获取行业间的溢出效应，也还需要更加深入和更具针对性的研究。
3.由于人员流动造成的溢出效应。
由于人员流动引起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有时也被称为劳动力溢出效应，它主要表现为，跨国公司对其当地雇员一般都会给予多方面、多层次的培训，一旦这些员工离开跨国企业去其他公司就职或开设自己的公司，他们在跨国公司学习的技术就会受益于本地企业。对这种溢出效应机制的描述是Irving Gershenberg通过对肯尼亚的案例研究得出的。Irving Gershenberg选取了肯尼亚41家制造业企业的72名中、高层管理人员作为研究对象，对比研究了跨国公司和非跨国公司对于管理人员培训的方式、时间以及各种不同类型企业管理人员的流动情况。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管理技术的提高是有贡献的。这种贡献主要体现在：跨国公司十分擅长培养和发展管理人员的管理技能，经过一段时间后，部分经过培训的管理人员加入其他类型的企业工作从而将使这种技能得以扩散，体现为对本地企业产生了溢出效应。此外，Irving Gershenberg还发现，合资企业对于技术溢出的贡献最大。Irving Gershenberg的案例研究为从事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学者们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考察现实：看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产生溢出效应的潜力
近5年来，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问题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高度重视。但由于受行业和企业数据的限制，多数对溢出效应的研究停留在宏观层面。因此，对于在行业及企业层面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微观机制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1.获取溢出效应已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重要目标。
纵观我国吸引外资几十年的历史，我们也走过了从严格限制到有限度开放，直至加入WTO后逐步走向全面开放的过程。由于相对于国际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国民经济在这十几年中一直保持高速而稳健的增长，从而使我国在吸引外资方面的国际地位一路显著攀升，目前已无可争议地成为对外资最具吸引力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外资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与日俱增。在这样的环境下，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核心问题已不再是“量”，即“如何吸引更多外资”的问题了，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质”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外资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则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其中，如何利用外资带动我国企业的成长，即如何促使外资在行业和企业层面产生溢出效应成为了目前被各界瞩目的核心问题之一。
2.我国的国际化商务环境为溢出效应的产生提供了基础条件。
借鉴国际上关于溢出效应的研究，我们认为，我国目前的国际化商务环境已经为溢出效应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首先，如前所述，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我国已经吸引了丰富的外商直接投资。这种丰富程度不仅仅是从总量上来衡量的，它还显著地体现在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了广泛的行业范围和地域范围；与此同时，从外资来源的角度看，外资不仅仅来源于周边文化与语言相近的国家和地区，而且我们还吸引了众多的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著名跨国企业。于是，这就为我国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以及不同层次和水平的企业都创造了吸收外商投资溢出效应的机会。
其次，从行业内溢出效应的机制考虑，在我国国内市场上，外资企业与本地企业的竞争是广泛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我国内需市场的蓬勃发展，进入中国市场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首要目的之一。外资的进入必然地冲击国内企业原有的市场份额，使本地企业切实地感受到面对面的竞争压力。与此同时，外资企业的进入，也将先进的科学与管理技术带进了市场，从而为本地企业的就近观摩和模仿提供了条件。
再次，从行业间溢出效应的机制考虑，由于我国在劳动力成本低廉方面具有显著的全球性竞争优势，于使吸引了大量的以整合全球价值链为目标的外资的进入。这就为我国企业与外资企业形成前后向的供应链合作关系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最后，由于外资在中国扩大经营的需要，近些年来外资企业培训本土地员工的规模不断扩大，将本地员工送到国外培训的机会也不断增加；而受到外资企业内部的上升空间的限制，从外资企业到内资企业的人才流动将是不可避免的。为此，争取由于人才流动而产生的溢出效应也具有很广阔的前景。
3.对溢出效应微观机制的深入研究将更有效地促使溢出效应的产生。
对外直接投资案例范文第3篇
关键词：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温州
中图分类号：F11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3.02.012
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最早出现于15世纪前后[1]，是指一国居民（自然人和法人）为获得另一国的企业控制权，在该国投入生产要素的跨国经营活动[2]。自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随着全球生产网络的不断深化发展，世界经济呈现一体化整合的态势，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呈现投资总量急剧提高、投资方式趋向多样化、全球影响力不断扩大的特点。在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有企业一直占据着绝对的“主力”地位。由于国有企业的制度缺陷和潜在的体制冲突，导致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巨大。温州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先发地区，市场发育程度相对较高，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冲动”较强烈，被商务部称为“走出去”的“温州模式”。2012年3月，国务院批准设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区，在试点方案中要求研究开展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试点，这也说明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承担着中国民营企业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先行先试的重任。因此，研究温州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着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1 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
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都是从研发、生产加工到最后营销完整产业链对其区位选择进行解释。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全球化不断发展，产业链、价值链深度分解，国际产业转移正从产品间向产品内生产的空间分离及生产工序和工艺间的空间分离方向发展。跨国公司在生产持续国际化的基础上，更加重视按照地方生产网络的比较优势，实现地方生产网络与全球生产网络的链接，进行价值链的全球配置和布局。在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不仅能达到缩小技术差距、优化产业结构、增加贸易的目的，而且还能促进各国经济关系发展，最终推动经济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3]（表1）。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重点的转移，无疑会对其“走出去”投资的区位选择构成重要影响。
1.1 全球生产网络下产业分工的区位选择
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的研究大多基于成本角度，如韦伯（Webber）[4]的古典区位论就把成本最小化作为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标准；马歇尔（Marshall）[5]认为本地化经济（Localization Economies）可以降低企业各种成本，对于单个企业而言本地化不仅是一种外部性[6]，而且对企业的区位选择活动起着重要作用[7]；邓宁（Dunning）[8]引入了区位优势的概念来解释企业的区位选择，区位优势能强化或补充跨国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但决定区位选择的因素越来越趋向综合。UNCTAD[9]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主要是根据市场条件做出的，区位因素具有系统性，市场规模和成长性、生产成本、技术水平、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宏观经济状况和总体管理框架等因素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都有影响；优惠政策并不具有绝对作用，只有在市场规模、生产成本、技术水平及基础设施等因素基本相等的时候，优惠政策才会在区位选择中发挥作用。UNCTAD[10]将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区位因素归纳为三大类：投资政策因素、经济因素和投资促进措施因素（图1）。
随着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国际间产品分工正向产品工序的分解及全球化配置方向转移并呈现严格的价值等级关系。特定国家依据要素禀赋的优势，吸引国内外投资专注于某一环节或工序的生产（服务提供）。因此一个国家吸引外资，将不再是因为其对某个完整产业具有要素比较优势，却可能仅仅因为其在某个生产（服务）环节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企业将依据自身在某个生产（服务）环节的要素诉求，决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从跨国公司层面来看，通过生产环节的布局转移，可在全球范围内利用某区域在某个生产环节具有的比较优势，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具体到产品生产布局方面，跨国公司一般将高档产品生产主要放在发达地区，部分中间品出口或在国外进行组装；低档产品的生产完全转移到国外进行。从价值链布局来看，跨国公司将价值链进行空间分离形成一定的空间结构：母公司控制核心技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环节被定位在人才密集且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低附加值的加工环节转移到劳动力资源丰富且低薪酬地区，使全球生产形成多边、互补、垂直与水平分工交织的新型国际分工网络体系[11]。
从宏观层面看，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企业，其对外直接投资将按照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位置及投资地禀赋优势来决定[12]。一般而言，拥有关键资源或核心能力的领导企业的总部控制整个生产网络，其所在区域是全球生产网络的权力中心，这个权力中心自然成为优势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充当管理层的各地生产型领导子总部或区域职能总部所在区域一般为区域经济中心，是生产管理类对外直接投资的集聚中心；充当生产网络执行层的地方生产网络的供应商及生产型子公司所在区域则处于“边缘地带”（图2），是优势拓展型对外直接投资的集聚地。总体而言，发达国家（地区）是全球生产网络的核心节点，而后进国家（地区）尽管通过嵌入生产网络获得发展，但一般是全球生产网络的地区。
从微观层面来看，企业在生产网络中的分工地位不仅反应了其在网络中的权力地位，并直接表现为网络权力与网络组织在空间分布上呈现的耦合性，同时也决定其对外直接投资的诉求及区位选择。一般而言，控制研发等高附加值环节、位于网络权力中心的企业选择信息、人才等软要素集聚的高端区位；而处于执行地位的企业、从事价值链低端标准化生产的企业，主要考虑土地、原材料、低劳动力价格等硬要素的区位成本[13]。在这样的网络分工和区位分布下，区位不仅关系企业能否进入全球生产网络，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决定企业网络地位形象的“地理名片”。全球领导企业总部、全球专业供应商总部一般定位于少数“全球经济控制点”的城市[14]，这些城市也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的“权利中心”城市；领导公司的区域总部及部分主要供应商总部、关键零部件生产基地、部分产品组装基地，是领导企业总部与生产单元之间的“中继站”，一般设在区域通通信枢纽城市、区域重要城市；一般标准化的零组件生产基地，主要位于要素价格较低、税收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地区）。
发展中国家往往从事劳动密集型环节或低技术工序，网络成员难以触及到核心技术，因此对发达国家产生技术依赖而被长期“锁定”， 由于技术溢出效应有限，失去了以往产业前向、后向的带动作用，难以实现由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的提升，发展中国家企业寄希望通过参与全球生产网络而获取综合性回报的空间被极大地压缩[15]。中国企业要打破长期被“锁定”在为跨国公司“打工者”的地位，必须借助知识和技术的积累，提高在国际分工中的全球要素资源配置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加快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进程[16]。
1.2 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国内外学者仍以比较优势理论和成本理论为核心，延续了从成本、制度、集聚经济角度分析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传统，但也形成了一些更加符合发展中国家企业实际情况的学说。有研究指出，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往往利用东道国的种族纽带和人文共性来对收入水平较低、市场容量不大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17]，受“心理距离（Psychological Distance）”的影响，发展中国家侧重于对相邻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发展轨迹[18]。有学者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空间分布进行实证研究。在区位选择方面，有学者研究发现，稳定的政局及其他的经济变量，包括政策变量、实际税率对FDI进入有显著影响作用[19]；Crumbley[20]分析认为经济变量和制度变量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存在较大影响。在空间分布方面，有学者经过实证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FDI初次进入东道国后，随着东道国社会环境的变化，存在着地域性因素的变化，但FDI流向发达国家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21]。
有学者研究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市场规模更大、工资水平相对中国更低以及自然资源禀赋更加丰裕的区位，更能吸引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22]；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和自然禀赋状况共同影响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23]。林毅夫等[24]认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应遵循“早半拍”的原则，符合该原则的有东欧、中亚等地区；大部分学者从国际经验出发，指出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应首先考虑东盟国家，其次是前苏联的一些国家和地区[25，26]。与上述观点不同，程慧芳等[27]应用引力模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进行分析，提出了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四类“引力”国家（地区）。李伟杰[28]认为应充分利用中国与睦邻国家经贸往来密切、心理距离短、华人华侨分布广泛、汉文化影响深远等独特优势，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轨迹。
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现状是：非洲居首，东南亚次之，拉丁美洲位列第三，发达国家极少[29]。这样的空间分布，基本符合FDI的区位选择理论，但对非洲的FDI存在一些盲目性[30]。从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来看，有学者以“企业规模—产业类型”为分析框架，从不同因子的影响作用大小，选择不同的投资东道国[31]；按企业规模的不同，大型企业可以选择到发达国家投资，中小型企业可以选择到发展中国家投资[32]；从企业创新能力的不同，传统产业可以选择到周边国家投资，知识和技术密集的高新产业可以选择到发达国家投资以提升企业竞争力[33]。与此同时，要对东道国的投资区位环境进行评估[34]，注重“聚集效应”、保持成本优势、强化企业核心竞争优势的区位选择[35]。赵伟[36]以浙江万向集团为例，提出“走出去”的民营企业，应依循从外包的低端承包到“反客为主”建立跨国公司的思路。根据心理距离、先易后难、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区位选择原则，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策略为：选择那些在经济发展程度上和我国差异较小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最佳区位应该是周边发展中国家、东欧和中亚各国，再有针对性的考虑走向欧美等发达国家[37]。
2 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
在UNCTAD区位因素分类的基础上，本文把民营企业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归结为：优势拓展因素、制度利用因素和优势寻求因素。
2.1 优势拓展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由于投资者面对海外不确定、不熟悉的社会经济环境，成本最小化依然是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38]。一般认为，对外直接投资趋向交易成本低的国家（地区）[39]，国内较高的交易成本会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的发生[40]，劳动力成本、交通通讯成本等是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41]，信息成本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选择也有重要影响[42]。
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产业空间集聚会形成产业的自然优势和技术溢出等外在优势，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面对陌生的投资环境，与东道国企业相比处于一种天然的劣势地位，比当地企业有着更高的信息成本[43]，为克服高信息成本和高风险，东道国产业聚集区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起着决定性作用[44]。Luger等[43]对瑞典的案例研究证实了集聚经济效应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性，集聚经济对FDI的区位选择的正向影响体现在城市和行业的规模效益方面[45]。
以克拉维斯（Kravis）、弗里德曼（Friedman et al.）、凯夫斯（Caves）等为代表的市场学派理论，强调市场接近、市场规模及市场增长潜力因素的作用，认为东道国市场规模是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46]。但出口导向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与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关系并不显著[47]。一些学者使用GDP作为市场规模的替代指标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子，研究发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量和GDP增长率存在正向的显著关系[48]。
2.2 制度利用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对外直接投资是东道国与跨国公司两个主体共同参与、共同决定的一个博弈过程。安哥多（Agodo）、贝尔德伯斯（Belderbos）、奥克荷姆（Oxelheil）及鲁明泓等制度学派代表，从制度层面和政府政策层面分析东道国对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尽管成本、市场规模和集聚经济对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起着决定性作用[49，50]，但一定程度上，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实际上是一个多阶段的过程[49]，投资者必须深入了解东道国政府对外来企业设置的不同阻碍和鼓励措施[51]。Dunning认为企业投资区位决策的关键在于企业自身优势能够与区位优势得到最佳的结合[52]，只有当其他因素趋同时，东道国激励政策才能够起到最终的决定性作用[53]，因此许多跨国公司并不把激励政策作为投资决策考虑的因素[54]。东道国在提供激励措施时，要将目标集中于本地区具有竞争优势的行业，还要区分区域激励和行为激励[55]。对出口国企业来说，对外直接投资只是规避反倾销的“次优”选择，东道国通过实施反倾销的确可以暂时吸引更多的对外直接投资，但一旦东道国取消这样的措施，它们会重新将生产地点放到成本更为低廉的地方[56]。Barlow和Wender对247家美国公司就海外直接投资的访谈时发现，相对于根本性原因，投资激励只是一个次要因素[57]，一个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和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欢迎态度在所有因素中最重要[58]，跨国公司在美国的经营活动就与美国的有效保护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59]。
2.3 优势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自20世纪60年代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在美、欧（共体）和日本三角，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地区）是全球新产品、新技术和新信息的来源地和集聚地，有利于企业的发展[60]。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重要因素，以知识和技术为中心，一种新的分工体系开始形成[61]。坎特维尔和托兰惕诺[62]的技术积累理论更能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优势寻求型的区位选择。发展中国家企业向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目的是为了寻求更先进的技术[63]。从最能代表创新水平和能力的R&D机构的对外直接投资来看，跨国公司到美国投资R&D机构，是为了跟踪和获得美国技术以提高自身技术能力和优势，这一因素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64]。
3 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研究
根据温州市商务局提供的数据，截至2009年底，温州共有对外直接投资的民营企业529家①。笔者根据市商务局提供的企业清单，于2010年上半年对温州市对外直接投资的民营企业发放了问卷，最终共收到有效问卷167份，占温州对外直接投资民营企业的比重达到80%左右。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进行实证分析。
3.1 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情况
在存量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上，被调查的温州民营企业主要表现出“集中投资为主、分散化投资为辅”的总体特点。被调查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分布比较广泛，除大洋洲、拉丁美洲、非洲三地外，其他各地区均为存在较为集中的投资，其中到西欧地区投资的企业最多，占样本总数的19%（图3）。
在对“贵公司投资最多的三个国家或地区”的回答中，共有36个国家或地区列入温州民营企业投资目的地，其中：美国最受青睐，有59家企业选择在美投资，占样本企业的35.3%；选择俄罗斯、德国、意大利、阿联酋、日本投资的企业也较多。
3.2 温州民营企业预期对外直接投资地区
在预期投资区域中，按选择的企业数量多少排序依次为：东亚和东南亚（76家）、西欧地区（67家）、北美洲（67家）、东欧地区（54家）、中东地区（52家）、非洲（41家）、拉丁美洲（21家）、大洋洲（9家）。与历史投资相比，东亚和东南亚超过西欧地区成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首选区域；选择在非洲投资的企业数上升幅度最大，新增13家，增幅达到46.4%。
对“未来产品和服务的首选市场”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东亚和东南亚市场、投资所在地的市场、中国国内市场，而排在后三位的分别是拉丁美洲市场、整个国际市场、大洋洲市场。可以看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市场还是比较明确的，并不是毫无目的的“整个国际市场”，包括东亚、东南亚、中国在内的整个亚洲市场是企业产品和服务的首选市场；大部分企业“走出去”瞄准的市场还有投资所在地的市场，这说明先期投资的存量给企业带来良好的收益和市场前景，企业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意愿增强。
从预期对外直接投资的首选国家来看，美国依然受到“走出去”企业的青睐，超过一半的样本企业希望未来前往投资。与现状相比，未来3-5年，选择排在前列的阿联酋（新增27家）、俄罗斯（新增19家）、德国（新增15家）进行投资的企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温州民营企业对在意大利投资的前景不太乐观，与现状相比，仅有新增3家希望在意大利投资的企业。
4 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启示
4.1 优势拓展是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
温州民营企业历史对外直接投资在欧洲国家的累计企业数达到45家，地区排名位居第一，这主要是因为欧洲国家是温州华侨的集聚地。在改革开放之初，温州商品输出主要是依靠“侨贸”，随着商品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设立贸易机构，是因为与欧洲国家华人华侨分布广泛的“心理距离短”和人文纽带、人文共性等独特优势。随着国内生产要素成本价格的逐步提高，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成为预期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也反映了优势拓展型的成本因素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心理距离（Physical Distance）”开始产生作用，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发展轨迹[59]。由于拉美地区自身经济复苏有待时日、大洋洲地区市场潜力不大，一直没有成为温州民营企业预期投资的重点地区，这反证了优势拓展在区位选择中的重要性。
4.2 制度利用是区位选择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东道国的优惠政策、规模贸易壁垒是制度利用型区位选择的测度因素。从对非洲的直接投资来看，该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消费品市场容量大，随着国家加强中非合作政策效应的显现，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开始选择非洲，这是东道国优惠政策正面效应的体现。从民营企业从事的产业来看，既有从事矿产资源开发和初加工的；也有投资设立生产基地转移国内过剩产能，服务本地市场，这也验证了优势拓展在区位选择中的重要地位。
从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来看，俄罗斯土地和矿产资源资源丰富、市场广阔且辐射欧洲广阔腹地。上世纪90年代前苏联解体后，温州人率先开展对俄边贸，逐步通过贸易网络深入前苏联地区，但传统的“灰色”清关做法使温州企业不时遭遇俄罗斯海关、税务部门的打击。随着近几年俄罗斯经济逐步迈入正轨，温州企业投资建设的俄罗斯商品交易市场和生产基地不断增多，从边贸出口建立产品生产贸易基地的发展轨迹，验证了规模贸易壁垒、东道国相关交易成本（腐败、行政效率）等因素在制度利用型区位选择中的影响作用，也是东道国政策倒逼效应的体现。
欧洲是温州民营企业历史和预期投资重点区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规避我国相关的管制政策。据笔者访谈和调研，由于我国对资本支出管制较严，部分温州人利用温州民间金融发达、民间资本充裕和温州华侨网络广泛的优势，通过“互换”方式首选欧洲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这是“负面”政策利用型区位选择的一个典型案例。
4.3 优势寻求型是区位选择新的重要因素
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发达国家并不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地区，因为民营企业基本上属于中小企业，“大型企业可以选择到发达国家投资，中小型企业可以选择到发展中国家投资”[32]，因此我国民营企业“当前对外直接投资发达国家极少”。但美国成为温州民营企业历史和预期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热点、重点地区，不能不说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与众不同”。因为美国作为当前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拥有关键资源和核心创新能力，是全球生产网络的权力中心之一，温州民营企业选择在美国、欧洲及日韩等国投资，是典型的“优势寻求型”区位选择，是符合“知识和技术密集的可以选择到发达国家投资”的理论解释，这也反应了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全国民营企业中“先知先觉”的典型性。
从市场信息和市场渠道因素的作用来看，迪拜（阿联酋）是优势寻求型的区位选择典型。迪拜（阿联酋）在温州民营企业历史和预期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位居前列，因为迪拜是中东地区的金融和经济中心，又是欧洲、非洲和亚洲的经济、交通中转枢纽，区位条件优越。迪拜每年举办的国际性大型展会、博览会、招商引资会等，提供了直接贸易和转口贸易等市场营销渠道及市场信息资源，对市场有着天生敏感的温州民营企业热衷投资迪拜，是企业家寻求优势区位选择重点考虑的因素。
从已经实现的优势获得性来看，对欧洲的投资已成为典型案例。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欧洲国家经济逐步陷入“泥潭”， 因此意大利的投资前景不太乐观。但由于欧洲具有“不可替代性”，温州民营企业对欧洲区位选择的坚持，是因为欧债危机为温州民营企业寻求优势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部分民营企业已进入欧洲收购研发设计机构、知名消费品品牌和市场营销公司，将加速其向价值链高端提升。
总之，温州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有选择地按照价值链提升和生产网络全球化布局的要求，选择技术创新和市场渠道发达的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投资研发、市场营销机构寻求优势；在劳动力成本低、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投资设立生产基地，拓展传统的比较优势；利用东道国的政策，从事资源开发或者设立生产基地规避贸易壁垒，利用制度优惠。因此，温州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没有受限于企业在全球生产产网络中的分工地位和权力地位，在网络权力与网络组织的空间分布上没有呈现出耦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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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案例范文第4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投资方式 投资区位
一、引言
传统观点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是国际资本输出一方，发展中国家是国际资本输入一方。20世纪70年代后期，发展中国家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80年代呈现出稳定增长的态势，从90年代开始，增长速度大幅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直接投资中所占份额快速增长，已达到一定的规模，对主流国际资本流动相关理论提出了挑战。
《2010―2012年世界投资前景调查报告》表明，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跨国公司开始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主体，今后中国、印度、俄罗斯将成为最具投资潜力的对外投资者之一。中国和印度两个发展中大国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地理位置相邻，均为人口大国，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历史背景相似，这种相似却又不完全相同的关系构成了它们之间进行比较的基础。目前在中印两国比较的内容方面，学者们重点关注两国的发展模式，而两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由于均处于起步和成长阶段，尚未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在此背景下，本文从投资方式和投资区位两个角度对中印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比较，研究两国的异同，便于发现问题，从而借鉴印度的可取之处，提出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旨在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
二、中印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比较
（一）中印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发展现状
世界市场上，企业进行国外直接投资有两种基本类型：其一是收购兼并当地企业，即跨国并购；其二是投资创建国外新的企业，即绿地投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绿地投资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比例有所下降，跨国并购的比例有所上升。跨国并购逐渐取缔绿地投资，将成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新趋势。
从表1中可以看出，1999―2005年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一直以绿地投资为主，跨国并购较少，平均值为24%；2008年我国跨国并购额占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流量的比重创历史新高，为73%；2009年我国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较其他国家小很多，但跨国并购比重仍下降了28个百分点至45%。20世纪90年代经济自由化改革前，印度对外直接投资大多采用合资企业的形式，在那之后独资公司成为印度对外直接投资的又一大投资方式，如今跨国并购已成为印度企业进军海外市场的主要方式；印度1999―2005年跨国并购额占投资流量比重平均值为60%，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均值；2009年印度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十分严重，跨国并购额所占比重下降了71%，下降至2%。
（二）中印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异同
从资金额的角度来看，中印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有着很多相同之处：两个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初期，跨国并购交易额所占比重均不高；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两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跨国并购交易额所占比重均大幅上升，在这方面印度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中国，甚至在世界上处于前列；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压缩了可用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导致两国跨国并购交易额均大幅下降，在这方面，印度受到的影响更大一些。
从投资领域的角度来看，中印跨国并购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排除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近几年我国跨国并购交易额所占比重有了很大的飞跃，而且在世界跨国并购交易额排名中非常靠前。我国参与跨国并购的多为国有企业且交易额极其巨大的，投资领域主要是战略性资源开发，如有色金属、石油、天然气等，而私营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率非常低，仍处于起步阶段。与中国不同，印度私营企业在汽车机械、生物医药、金融服务、软件服务业等领域正显示出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印度跨国并购经典案例主要有：汽车机械行业，2008年塔塔集团以23亿美元从福特汽车集团购得路虎和捷豹两个知名汽车公司品牌；生物医药行业，印度Jubilant Organosys公司以2.55亿美元现金收购加拿大Draxis Health公司；金融服务业，2007年印度Firstsource Solutions公司以3.3亿美元价格收购美国MedAssit公司；软件服务业，2008年印度软件服务企业3i Infotech公司斥资1亿美元收购美国Regulus公司。通过跨国并购，尤其是对发达经济体的企业收购，印度私营企业在获得先进的机器设备、知名品牌的同时也壮大了企业国际竞争力。
总的来说，中印对外直接投资中跨国并购的发展速度和所占比重都比较接近，而相比之下，印度跨国并购所涉及的领域更有利于国家经济和私营企业的发展。
三、中印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比较
（一）中印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发展现状
根据《200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从投资覆盖率来看，2009年末我国的1.3万多家境外企业共分布在全球177个国家和地区，总投资覆盖率为72.8%，其中亚洲、非洲地区的投资覆盖率最高，分别达到90%和81.4%；从资金的地区分布来看，亚洲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密集区域，资金流出流量比重高达71%，其余大洲的资金投入比例都非常低，按比重依次为拉丁美洲13%，欧洲6%，大洋洲4%，非洲3%，北美洲3%。
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自由化改革以前，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主要是亚洲地区，尤其是周边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投资行业主要是贸易和资源开发领域；此后，在投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基础上，印度对外直接投资开始向发达国家和地区进军，其中西欧和北美开始成为印度的重点投资区域，投资行业种类繁多，其中以IT服务业和制药业尤为突出。印度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主要是以跨国并购的方式进行，图1反映了2000―2007年印度跨国并购的区位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印度跨国并购主要集中在美国、加拿大、欧洲这些国家和地区，跨国并购的特点主要是以技术为导向。
（二）中印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差异
从投资区位的角度来看，中印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虽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覆盖率较高，但从投资流量的区位分布来看，亚洲仍然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印度基本上完成了对外直接投资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向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转变，目前以西欧和北美为重点投资区域。
就总体而言，中印两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上都经历了从发展中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逐步转移的过程，显然印度企业在进入发达经济体的过程中走在了中国的前面，其中以技术和品牌为导向的跨国并购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相关建议
在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方面，应提倡以跨国并购的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使之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一方面，应完善有关跨国并购的法律法规，且提供关于国外跨国并购相关法律法规的信息咨询；另一方面，应为进行跨国并购的企业提供相关的税收、信贷优惠，为企业进行跨国并购提供便利。
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方面，应扩大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规模。我国应鼓励具备一定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到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跨国并购，学习和吸收世界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增强我国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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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案例范文第5篇
（一）内容特点
该书围绕我国服务业展开论述，分析了第三产业国际投资的基本情况，构建了完整的内容框架。该书立足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分析了第三产业投资的有利条件以及第三产业投资的内因与外因。该书在搭建国际直接投资影响服务业产业成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基础上，深入实践层面，探析二者实证关系，证明了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整体上来看，该书分为理论分析与实证探究两个模块，详尽探讨了我国服务业的国际投资问题，考察其经济实效性，并探究影响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效果的诸多要素。为了应对国际市场的挑战，我国推行“走出去”战略，积极提高国际双向投资水平。基于此，该书提出我国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策略，为充分发挥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的积极效应、推进我国服务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供理论参考。
（二）理论价值
该书的理论价值不仅在于全面论述了我国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的现实背景，还在于建立了逻辑严密的理论系统，阐述了产业国际投资的相关理论。通过总结梳理国内外关于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的研究成果，提炼出若干理论观点，分析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经济效应理论。该书在论述过程中，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对服务业的适用性，并在确定科学理论适用于服务业研究之后，形成了国际直接投资经济效应理论分析框架。随后，以广东服务业为研究对象，依据国际直接投资经济效益理论，探讨当前广东服务业的投资现状和投资特征，为后续实证分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一方面，我国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处在稳步发展阶段，投资额不断增加，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我国服务业处在转型阶段，开展国际直接投资利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三）实践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