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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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和成本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 税收激励政策 成本收益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大力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一直是我国经济政策的一大立足点，也的确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然而，仅单方面引进外资已不能适应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要使我国充分参与国际分工，在国际分工和国际协作中占据有利地位，我们必须建立资金流人和资金流出的双向循环机制，以期充分利用国内外市场和资源，有效利用全球生产要素，分享国际分工的收益。
表1和表2分别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占gdp比重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引进外资的比率同其他国家进行了比较。(见表1、表2，下页)
表1的数据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而且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也相去甚远；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仅很低，且与我国的总体经济实力极不相称。表2的数据则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引进外资规模之比，不仅无法与发达国家比较，也远低于发展中国家。这种“只进不出”的资金流动状况，从微观上讲会使企业逐渐退出国际竞争舞台；从宏观上讲会使我国内部经济和国际收支失衡，并影响我国在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二、我国现行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政策分析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滞后，固然有企业发展战略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政策支持的缺位。仅从税收政策的角度看，与我国吸引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和其他国家鼓励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政策相比，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激励还不完善且效率较低。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与吸引外资税收激励的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了吸引外资，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税收实行了广泛的优惠措施。首先是专门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对来华投资的外商的税收优惠做了明确而详细的规定和解释；而对于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中用一些零星条款进行了规定。其次，从具体的税收优惠条款来看，名目繁多方式各异，予以外资企业以优厚待遇；而反观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税收优惠，只是因避免对企业双重征税和企业在国外遇到某些风险时给予一定保护时才涉及，鼓励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的相关措施也较少。显然，我国在对外直接投资和吸引外资的税收激励上，两者反差较大。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与国外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的比较
从国际上看，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国都运用税收优惠政策对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支持和鼓励。表3列举了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政策措施，通过对比，不难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条件较为苛刻，手段比较单一，覆盖面较窄，而且虽有保护措施，激励作用却较小。
表3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与国外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的比
国家 促进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措施 美国 所得税减免、抵免、延付，赋税亏损退回，赋税亏损结转，关税优惠。 法国 海外子公司所得税减免，海外子公司股息不计入母公司征税范围。在与东道国存在双重征税的情况下，法国公司在得到政府允许以后，可扣除所欠税款及其海外子公司已向东道国政府缴纳的税款。 德国 通过国内立法和多双边税收协定，实行免税法，对能够促进德国就业和出口的大型公司的境外投资项目实行税收优惠，给予德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投资所得一定的税收抵免。 日本 实行对外直接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资源开发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特定海外工程合同的亏损准备金制度，扣除外国税额制度。 韩国 海外投资损失准备金制度，国外纳税额减免、扣除，对海外资源开发投资免除红利所得税。 新加坡 海外投资亏损注销，免除某些海外投资收入、红利和管理金收益的税收，海外投资业务所得税减免。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开发享受双重减税优惠。 中国 纳税人在与中国缔结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国家所纳税收给予抵免，对承担援助项目的企业实行税收饶让，对在境外遇到不可抗风险而造成损失的企业给予所得税优惠。
三、税收激励政策对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相对国内投资，风险更大，收益更具不确定性，竞争可能更残酷。因此，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主要考虑:一是收益与风险的预期和权衡；二是资金能力。这样，从政府角度讲，要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运用税收政策对企业的成本收益予以特别照顾，使企业对外投资收益率更容易形成稳定的高的预期；另一方面在资金上对企业进行支持，从而激发企业扩大对外直接投资需求。税收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激励效应主要体现在对企业投资需求的激发方面(见图一)。
图一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激励措施，就是从税率、税基、税额、纳税时间等方面对投资主体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实行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增加企业某项特定投资的预期回报率或降低其成本或风险。其中，直接激励措施是通过直接减少企业的应纳税额来减轻他们的税负，从而增加他们的可支配利润；间接激励措施是用延长企业纳税期限或将企业应纳税额后转等办法，使企业能在一段时间里无偿占有政府税款，从而降低了企业纳税压力，间接减轻了企业税负。
(一)直接激励措施
企业的投资行为实际上是对生产要素的购买，因此我们可以把企业在对外投资和对内投资之间的选择视为其对国际生产要素和国内生产要素的选择，企业的生产投资决策也就是在企业的成本预算一定(资金供给一定)时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问题。政府运用直接税收激励措施可以影响两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从而影响企业的投资选择。(见图二)
图二中横纵坐标分别代表了企业选择国内生产要素和国际生产要素的数量，我们以此来说明企业进行对内投资和对外投资的规模。当政府对该企业的所有投资行为征收同等税收时，该企业等本线为cb，等产量线为 a。而如果政府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实施税收优惠(极端假设为免税)，那么，一方面从企业角度看，国际生产要素相对国内生产要素价格下降，企业的等成本线由cb转动到ab位置，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得以扩大，同时，企业的产量也得到相应的提高(等产量线由a上移至b)；另一方面从资源角度看，线段ab到cd到 ad的移动就是一个节约国内资源(ob到od)，同时充分利用国外资源的过程(oc到oa)。
具体而言，降低税率、税收抵免和税收饶让这三种不同的税收激励手段对于鼓励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与渠道。
1．优惠税率。它是指对于特定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或某种特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采用较一般税率更低的税率征税，一方面直接减轻企业税负，另一方面可以引导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实现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宏观经济目标。
但需要注意的是，各国税率水平的差别会影响资本跨国流动的方向和效率。因此，政府在制定优惠税率时，要掌握一定的限度，并结合其他国家的税收政策和国际平均税率水平，避免出现国家之间的恶性税收竞争，使资本跨国流动具有效率并符合我国的整体利益。
2．税收抵免。它是指准许纳税人把其某种或某些符合规定的特殊支出项目(如在东道国已经交纳的所得税税款)，按一定比率或全部冲抵其应纳税额，以避免对投资主体双重纳税。税收抵免可分为直接抵免与间接抵免。直接抵免主要针对同属一个法人实体的总公司和分公司的组织形式，它一般适用于自然人的个人所得税抵免以及总公司与分公司之间的公司所得税抵免和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预提所得税抵免。间接抵免适用于不同属一个法人实体的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税收抵免关系，且其适用范围仅为股息一项所得。间接抵免较直接抵免复杂，两者适用的对象、范围不同。在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对于企业不同的组织形式和所得形式，两者可以相互补充，发挥不同作用。
3．税收饶让。即对外投资企业在东道国享有的税收优惠，视同已纳税，予以抵扣。税收饶让是税收抵免的一种延伸，目的在于让投资者切实享受到东道国的税收优惠措施。当对外直接投资享有东道国的税收优惠且作为母国的政府实行税收饶让时，投资者在对具有相同税前收益的国内投资和国外投资的选择一般倾向后者。因此，税收饶让是减轻对外投资主体税负，激励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手段。
但是，应当注意到，税收饶让减轻投资者税负的效应会受到一些条件的制约。
首先，东道国对外资实行了税收优惠政策。由于目前国际上有的国家主张税收中性政策，反对用税收优惠来干预经济，因此，我国在与其他国家签订税收饶让协定时，应充分注意到这一动向。
其次，投资者对东道国的税收政策、国内税法必须进行充分了解，只有在对其认可并完全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够从税收饶让中得到实惠。
第三，对于实行税收饶让的母国而言，东道国税收优惠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母国的税收收入。如果东道国的税收优惠过多过滥，那么实行税收饶让以后母国的税收收入势必受到较大影响，所以，一国政府在签订税收饶让协定时应该考虑到本国的财政承受能力。
(二)间接激励措施
1．加速折旧和延期纳税。加速折旧是允许纳税人在固定资产投入使用初期提取较多的折旧，从而使纳税人的税负得以递延。它和延期纳税一样，虽然不能减轻纳税人的实际税负，但其可以缓解纳税人的资金压力，因此，政府可以通过调整纳税人可以从应税所得中扣除的折旧额度，从而影响纳税人的投资行为。这种在税收制度中规定的可以计提的折旧被称作税收折旧。当税收折旧率高于实际折旧率的时候，实际上降低了企业应税所得，这种税收政策对于对外直接投资就有刺激作用。
2．盈亏互抵和设立亏损准备金。这两项措施主要针对投资主体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可能遇到的风险，允许其在遭受损失时用以前或以后的盈利，或者用专设的亏损准备金来冲抵损失，从而降低投资者在遇到风险时的税收负担。这样一来，虽然国家对企业征税是与企业共享了投资收益，但这种盈亏互抵和亏损准备金制度的实行又让国家同企业一起承担了风险，这就使企业有了更大的动力和兴趣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三)税收激励政策的成本一收益分析
从国家财政的角度讲，对投资主体的税收优惠必然会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或者会把这些税收优惠转移为其他涉税主体的税收负担。
在很多国家，税收优惠被称为税式支出，在政府进行每一年度的财政预算时，其会被列入财政支出的范畴进行预算编制，从而使税收优惠不管从项目上还是数量上都能有计划有步骤的执行。但目前，我国还没有真正实行税式支出制度，因此，在衡量各项税收优惠措施的效率时，我们还难以找到全面的数据和指标进行定量分析。我们现在可以做的，只是从理论上分析税收激励政策在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所产生的各方面成本和收益，全面审视税收激励政策对各个经济主体的影响，使税收激励政策达到最大效率，从而为政策制定提供一定方向上的指引。
1．税收激励政策的收益。在生产要素层面，通过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起到节约资源、提高技术、积累资本的作用。我国目前已经面临着严重的资源瓶颈，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把一些对国内稀有资源需求量大、或在国内资源开发成本高的项目转移到国外，既可以节约国内资源，又可使企业享受到廉价充足的国际性资源，降低企业成本。同时，通过对购买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与发达国家企业建立合资企业以及兼并收购发达国家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等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予以特殊的税收优惠，可以刺激企业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给国内企业提高技术以外部压力。此外，由于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能够在东道国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上筹措资金，这就可以给企业带来一定的资本积累效应。
在生产能力层面，对不同企业的不同投资行为实行差别税收激励措施可以重新有效配置社会生产能力，优化产业结构。政府可以通过有差别的税收优惠政策激励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企业把生产能力适当转移到国外，从而让渡出资源给生产能力相对不足的行业，这样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我国生产能力，既可以在节约并有效利用国内资源和生产能力的同时，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生产能力，也是国家保护和扶植幼稚产业发展的有效措施。同时，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别的税收激励政策也是利用国际上存在的需求差异，实现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手段。实施与国家产业政策相一致的税收激励政策，不仅能在量上扩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而且能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转化为国家的经济绩效，实现国家的总体经济目标。
在对外贸易层面，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可以带动我国的出口，同时避开国际贸易、非贸易壁垒，抵制外国政府的贸易保护。同时，通过在国外建立子公司或分公司，我国企业可以较好地了解国际市场的价格状况、供求状况，降低企业的信息搜集成本，减少出口的盲目性，从而提高对外贸易收益。
2．税收激励政策成本。首先，从短期看，税收优惠政策的直接成本是政府税收收入的减少。这一成本是政府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的固定成本，难以消除。但从长期看，有效率的税收优惠政策给整个社会带来的远期经济效益能为政府收入创造更多的税源。
其次，对外投资规模的扩大可能导致对国内投资和就业的替代。在企业资金状况一定的情况下，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必然导致国内投资的减少，可能影响到国内的经济增长水平。
从国内产业发展看，虽然很多学者否定了对外直接投资会产生产业空心化的现象，但是，如果税收激励政策运用失当，引起企业为了享受税收优惠而盲目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确有可能造成国内生产能力和技术的流失，最后国内的企业成为一个空壳。
从就业情况看，我国负担着沉重的劳动力就业压力，企业将生产转向国外，就业机会也流向了国外，这无疑给我国的就业问题带来很大的困扰。但如果政策得当，相对过剩的产品生产移出，相对短缺产品的生产性资源将更充足，这样我们可利用国际分工，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既可避免产业空心化现象，又可促进就业。
第三，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激励可能造成资本外逃和国有资产流失。很多企业可能以各种合法或非法的方式将资金转移到国外，然后以“外资企业”的角色回到国内投资以享受税收优惠。结果，资金的流出并没有形成投资的效果，而资金流回以后却享受了税收优惠，使财政收入蒙受损失。其实，如果是以产业政策等政策为依据的有选择的税收激励，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资本外逃和国有资产流失。
综上所述，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政策的收益主要来自于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收益，其取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质量。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政策的成本是税收优惠政策给社会经济其他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虽可设法抑制，但很难完全消除，因此政府的任务就在于如何使政策的收益提高，成本降低，即用收益消化成本，使税收激励政策的净收益达到最大。
四、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政策安排
根据以上对我国现行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政策的纵横向比较以及对税收激励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制定税收激励政策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相对应，尽快制定完整的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法律条例，明确规定各项涉及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政策，以显示政府目前重视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倾向，同时也能够让企业在面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涉税问题时有法可依，从而给予企业充分的法律保障。
第二，适当处理税收优惠与政府税收收入的关系，权衡近期利益和远期利益。一方面要控制税收优惠的适度规模，将政府收入的减少控制在财政能够接受的限度之内；另一方面要使税收激励政策所促进的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最大程度的节约国内资源，利用国际资源和技术，使经济得以长期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以远期税源的扩大，补偿近期政府收入的损失。
第三，依据产业政策，制定体现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导向和产业导向的税收优惠政策。适应我国经济从传统的低层次、粗放型平面扩张发展模式向集约化高度化的发展模式跃迁的趋势，一方面引导企业对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进行直接投资，实现我国某些产业逐渐向国外转移；另一方面重视对发达国家高科技产业的学习型投资，引导企业瞄准对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具有直接助长作用的投资方向，将对外投资重心放在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那些高新技术含量大，产品附加值高的产业类型。根据这一产业选择原则，在税收政策的安排上，就应该对那些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和高度化，从事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的企业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营造一个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如给予他们特别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同时，对于那些通过购并国外高新技术企业，以控股方式获取了先进技术，并将先进设备运回国内以提高国内技术水平的企业，可以对他们的设备进口免征进口税。
第四，要充分借鉴其他国家的税收优惠方式和国际惯例，使各项税收激励措施能够切实发挥作用，并且节约政策的执行成本。
例如，目前国际上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抵免通常是采用综合限额抵免办法，而我国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法中却采用分国不分项的抵免办法。这种抵免办法在操作上比较繁琐，而且难以起到很好的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效果。所以，将税收抵免办法从分国限额抵免法逐渐转变成综合限额抵免法，应该是我国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一项很好的税收激励措施。又例如，目前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了间接抵免办法，同时，在我国目前和其他国家签订的税收协议中，多数协议也规定可以运用间接抵免消除双重征税，但我国现行国内税法中却只有对直接抵免的规定，没有涉及到间接抵免的具体操作方法，这就给对外投资企业在进行税收缴纳和抵免时造成无章可循的局面。再加上一旦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逐步发展起来，就必定会产生多种投资方式，因此，这就要求我国尽快在税法中补充对间接抵免办法的规定，使国内税法和国际税收协定有很好的衔接。
第五，必须重视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带来的产业空心化和就业机会流失现象。我国的生产力状况是劳动力数量多、成本低，而生产技术相对发达国家落后。因此，税收激励政策应处理好承接和转移的关系，鼓励企业一方面充分运用国内充足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如引导企业在国内生产劳动力消耗大的产品和部件，同时在国外建立高技术的全自动装配线，这样的内外分工既可以使企业绕开贸易壁垒，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有效利用国际资源，又可以避免国内生产的停滞和就业机会的流失。
第六，要注意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严格性，并与其他经济、税收政策有机结合起来，防止对外直接投资引起的国有资产流失。一是应当与我国现行对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结合起来考虑，研究和设计相应条款，以避免国内资金利用税收优惠而外逃；二是明确对可以享受税收优惠的税源的界定，并在执行税收优惠政策时加强对税源的审核，保证只有真正符合税收优惠条件的税源才能得到税收优惠。此外，我们还应该重视国际间的税收协调和合作，打击跨国偷逃税，促进世界经济的共同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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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和成本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投资发展阶段；直接投资效益
〔中图分类号〕F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2-0031-08
一、引言
自2013年中央正式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以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共建为抓手，打造新型国际合作模式以来，已主导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一系列专门的对外投资机构。对外投资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切入点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从规模来看，我国企业近年来“走出去”步伐加快。根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1231.2亿美元，首次与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基本持平；另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世界投资报告》（2015），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位居全球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中国香港。然而，从另一组数据中我们也看到了不同的情况。根据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BOP），2014年我国直接投资项下资产为804亿美元，负债为2891亿美元，即直接投资净流入2087亿美元。此外，根据BOP历史数据，近五年我国直接投资平均每年净流入高达近2000亿美元。这些数据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距离流入流出平衡仍有较大差距。
尽管我国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大手笔收购投资频繁见诸报端，但外界就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益情况却一直持怀疑态度。巨大的反差使我们难以判断对外直接投资的真实现状，而投资效益的真实水平将决定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否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对这些问题的正确认识则关系到能否以直接投资推动改善对外资产结构并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实施。因此，选取恰当的数据深入严谨地进行分析研究，正确判断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和效益水平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并且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理论课题。
二、文献综述
对外投资发展路径理论（IDP）由英国经济学家邓宁（Dunning）提出。他将一国的对外投资同经济发展阶段联系起来，通过观察67个国家1967-1975年人均净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人均GNP数据，发现两者的散点图呈U型分布，在此基础上他将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路径以经济发展水平为标准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既无吸引外资的区位优势，也没有具备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的跨国企业，基本没有对外直接投资流入流出；第二阶段随着经济发展，有效需求开始形成一定规模，结合自然资源、劳动成本低等区位优势，直接投资开始流入，但流出仍然很少，对外直接投资净值为负且加速下滑；第三阶段经济进一步增长，部分行业具备了可与外资竞争的所有权优势，外资流入减少，但在高新技术行业外资优势仍然显著，对外投资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虽然整体看对外直接投资仍是净流入，但流出已开始迅速增长，净值出现拐点，负值逐渐减小；第四阶段经济发展至发达国家水平，开始全面参与全球竞争，进行全球化的产业和资源配置，对外直接投资流出超过流入，转为净流出国。〔1〕之后，邓宁又进一步提出了投资发展路径的第五阶段论，指出对于经济最发达的部分国家和地区，其对外投资将不再同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关联，而是由经济政策和周期等因素共同决定，流入和流出均规模巨大，净流出围绕零值上下波动。〔2〕
IDP理论被提出之后影响斐然，包括邓宁本人在内的众多学者通过理论分析、实证研究等方法从不同角度对这一理论进行了不断的修正、扩展和检验。日本经济学家小泽（Ozawa，1996）在行业层面提出了中观IDP理论，指出宏观经济层面的对外投资U型曲线可视为中观行业层面U型曲线的包络线〔3〕；邓宁等（Dunning、Kim、Lin，2001）将贸易发展路径理论（TDP）和IDP理论进行比较分析，指出两种路径具有相似之处〔4〕；海亚姆等（Kayam、Hisarciklilar，2009）运用非线性波动函数通过OECD国家的数据对IDP理论进行了再检验。〔5〕在实证检验方面，大部分的研究支持了IDP理论的结论，如邓宁等（Dunning、Kim、Lin，2001）对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研究〔6〕，巴瑞等（Barry、Gorg、Mcdowell，2001）对爱尔兰的研究〔7〕，卡斯特罗（Castro，2004）对葡萄牙的研究〔8〕，格瑞尼亚等（Gorynia、Nowak、Wolniak，2007）对波兰的研究。〔9〕
国内学者近些年也开始运用对外投资发展路径理论（IDP）开展研究。江小涓和杜玲（2001、2002）较早对该理论进行了系统介绍。〔10〕高敏雪和李颖俊（2004）通过建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种短面板模型对IDP理论进行验证，并根据结果就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分析。〔11〕邱立成和于李娜（2005）以二次函数模型对中国的数据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中国处于倒U型曲线的右半段。〔12〕李辉（2007）则以二次和五次函数模型分别验证了IDP理论对我国的适用性，同时建立多国面板模型ξ夜未来对外投资规模进行了预测。〔13〕黄武俊和燕安（2010）通过对存量/流量、二次/五次函数进行分别组合构建了四种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投资发展路径已经出现拐点，进入第三阶段，并将中国同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墨西哥进行了国际比较。〔14〕薛求知和朱吉庆（2007）、林季红和胡雯婷（2011）根据邓宁的划分标准认为我国对外投资发展阶段滞后于经济发展〔15〕，而朱华（2012）、彭刚和苑生龙（2013）则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在2006年测算的阶段划分标准判断我国对外投资阶段实际上是超前于经济发展的。〔16〕
从现有文献看，国内研究主要通过应用IDP理论，结合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特点进行经验分析，大部分研究集中于判断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阶段，并据此预测发展前景和趋势。但正如闫实强（2012）所指出的，国内文献在IDP理论的应用方面普遍存在一些问题，譬如刻板参考邓宁在1981年划分的阶段标准而没有考虑时展的影响。〔17〕在研究数据的选取方面，虽然部分学者如高敏雪和李颖俊（2004）、邱立成和于李娜（2005）注意了数据来源不同可能对分析结果造成影响的问题，但迄今没有文献对这点进行深入分析和谨慎选择，大多数文献只是直接选取UNCTAD数据。鉴于上述缺陷的存在，现有文献所得结论值得商榷。同时，现有文献的模型也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对创新模型的研究和应用较少。本文将弥补这几方面的不足。
另一方面，目前针对对外投资收益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且大部分论文并没有将直接投资作为专门研究对象进行分析，仅有的文献也显得缺乏较为权威的分析方法和工具。而本文所采用的综合收益率将考虑存量估值效应因素。这一概念最早由丁志杰和谢峰（2014）提出，指由于货币汇率和资产价格变动所造成的对外资产负债存量的价值变化。〔18〕其他学者对这一现象也做了相似定义，如肖立晟和陈思（2013）将其称为金融调整渠道，认为本质上是一国外部资产和负债随着汇率和资产价格随机波动而变化的机制。〔19〕然而，两者均是在对外资产负债整体层面解释这一概念，前者侧重于美元货币特权和美国表外收益，后者主要从我国国际收支和外部失衡角度进行分析。管涛（2015）将其解释为非交易因素所导致的价值调整，并首次根据IIP分类资产进行了计算。〔20〕王春英和周济（2015）则对这一现象背后涉及的统计方法和变更等内涵进行了解读〔21〕，但都没有对IIP和BOP数据进行更深入的剖析。本文将通过整合过去10年的IIP分类资产数据，就直接投资的效益水平与其他对外投资方式下的效益进行对比分析。
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判断
1.基于BOP数据的经验分析
由于巨大的数据差异，现有文献的结论可信度不足，而统计部门一直没有对相关口径的差别进行权威解读，因此需要首先结合实际情况对不同来源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中国对外投资统计数据的权威来源为商务部和外汇管理局。①这一方面需要首先根据《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国际收支平衡表编制原则与指标说明》等相关统计制度和数据诠释文件，而从数据源看，商务部的数据来自投资企业的报送资料，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来源除商务部统计数据之外，还包括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及交易统计、国际交易报告系统、外国来华直接投资年检数据等；从统计方法看，商务部主要采用月度和年度报表逐级汇总报送的方式，而外汇管理局还包括了全数调查、抽样调查等，并对各来源的报送数据进行了系统评估和校验，核查数据质量；从统计口径看，商务部数据仅包括资金投资，而外汇管理局数据还包括了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投资，口径更广。②因此本文认为外汇管理局的数据在质量上更好，并且口径也更符合对外投资发展路径理论（IDP）的内涵意义。另一方面，虽然在国际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数据被众多文献认为是最优的对外投资统计数据来源，但在做具体数据对比时发现，在UNCTAD数据库中我国的数据和商务部的数据是基本相吻合的，因此推断UNCTAD公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的报送。基于上述对商务部数据的分析，我们认为直接采用UNCTAD数据分析我国情况并不恰当。进一步的，通过将UNCTAD对外投资数据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各国国际收支平衡表（BOP）中的直接投资项作对比，我们发现除中国外其他大部分国家的数据相差很小，这意味着以BOP数据为准进行研究具有一致性和可行性。因此，我们认为以外汇管理局公布的BOP数据③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更具有说服力。
我们这里借鉴二次和五次函数实证模型（I和II）进行分析。根据纳鲁拉（Narula，1996）的观点，采用对外直接投资净存量数据可以避免可能的短期冲击所导致的异常波动，相比流量数据效果会更好。④但考虑到直接采用对外投资头寸表（IIP）的存量数据会使结果受到汇率和资产价格变动带来的存量估值效应影响，本文选取UNCTAD公布的1981年我国对外投资净存量作为基期〔22〕，通过累加外汇管理局公布的1982-2014年BOP数据所代表的对外直接投资净流量，以获取1981-2014年对外投资净存量数据。
模型中PNOI和PGDP分别代表人均对外直接投资净存量和人均GDP，历年人口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我们使用STATA软件分别进行估计，结果如下：
从回归结果来看，模型I和II中的高次项系数β2均为正，并且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我国实际情况符合IDP理论模型预测。对比来看，虽然两者的拟合优度及调整后的拟合优度都比较理想，但模型I略好于模型II，说明我国在样本区间内初始阶段便呈现人均净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下降快于人均GDP增长的特征。对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我国自1978年之后才逐渐对外资开放，之前的金融压抑使得外资在开放伊始便集中涌入，从而跨过了IDP理论所描述的初期外国直接投资缓慢增长阶段。图1是我国PGDP和PNOI的散点图及模型I拟合的回归线。以模型I估算，我国人均对外直接投资净存量将在人均GDP为13647美元时达到最低点，而2014年我国人均GDP达7351美元，因此判断目前我国正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拐点仍有一定差距。虽然我国人均GDP在近几十年保持了每五年翻1番的高速增长，但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这一增速不具备可持续性，估计需7-10年才能达到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阶段。
2.对外投资阶段的划分标准：2014年数据
对外投资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需要及r更新。自邓宁在1981年的论文中首次提出对外投资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之后，众多文献在使用IDP理论进行实证分析时直接套用了这一标准。显然，这一标准只有在研究样本的时期相近时才具备参考价值。虽然UNCTAD在2006年对这一标准进行了更新，也有部分文献加以引用，但距今又过去了10年，继续用于判断当前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阶段欠缺说服力。此外，需要注意的是，邓宁在划分标准时使用的是流量数据，而UNCTAD使用的是存量数据，以IDP理论描述五阶段曲线，在数据一致情况下使用存量数据划分的阶段标准必然高于流量数据，这也是现有文献在应用此标准进行分析时容易忽略的问题之一。
本文以UNCTAD数据库为基础，利用175个经济体2014年最新数据就对外投资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进行了重新划分。如图2所示①，各阶段人均GDP划分节点大致为6000、15000、30000、50000美元。对比UNCTAD在2006年重新划分后的标准，此标准已大幅提升。2014年我国人均GDP为7351美元，按这一标准，处于对外投资路径的第二阶段；同时，2014年我国人均NOI为-1501.7美元，从图中来看也符合第二阶段国家的取值范畴。这一结果支持我们通过模型I的判断，同时根据模型I估算的我国第二、三阶段拐点为13647美元的结果也基本符合来自全球数据得出的最新标准。
3.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阶段的再检验：波动函数模型
在现有文献中，传统线性模型虽然能够较好地检验对外投资发展早期阶段的特征，但无法完全反映完整的五阶段特点；同时，线性模型所估计的变量系数不具有经济意义，无法直观反映各国发展路径的特异性。为此，海亚姆等（Kayam、Hisarciklilar，2009）创造性地提出了波动函数模型〔23〕，其基本形式为
该非线性方程组含有三个方程、三个未知数，没有解析解，因此需要通过数值迭代法求解。本文采用Eviews8软件进行估计，数据样本同上一节传统模型，结果如表2。
从回归结果来看，模型Ⅳ在样本区间内具有较好拟合优度，并且结论基本同传统模型一致。h为正、A为负验证了我国符合对外投资发展路径理论（IDP）的预测并处于早期阶段，而根据相位值2π/v可计算出我国对外投资发展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拐点在11140美元，这一点也同传统模型基本一致。结合我国2014年人均GDP可以判断我国仍处于对外投资发展的第二阶段，但是，回归结果显著性不强，A和v的P值均接近0.1，其可能的原因在于样本数据容量不足；而h的P值约为0.7，这意味着波动函数的扩散性影响很小（h趋近于0），指数项趋近于1。
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益水平对比
1.存量估值效应视角下的对外投资综合收益
从整体看，对外直接投资属于对外投资的一种形式，一国的对外投资活动主要从国际投资头寸表（IIP）和国际收支平衡表（BOP）得以体现。其中，IIP反映存量，体现在资产方； BOP反映流量，体现在金融账户资产项。从表面看，BOP中经常账户项下的投资收益贷方直接反映了当期一国对外投资的总收益，因此一般被作为考察国家对外投资收益状况的直观指标。但实际上该项指标并未完全反映一国对外投资收益的全部情况。一般而言，投资收益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投资产生的资产利息，包括股本分红、债券利息等；一部分是资产的市场公允价格变动所产生的潜在收益，一旦出售即可确认为实际收益，即资本利得。整体看一国对外投资，前者可以通过BOP中的投资收益项反映，后者则无法直接读取，需要我们自行计算。根据国际收支手册，BOP仅统计当期发生的投资活动，不记录存量资产价值变动，但这一变动会在IIP中得到体现。也就是说，IIP中对外资产相邻两期存量的差额减去对应当期的BOP流量，即资产价格变动所带来的损益为存量估值效应。
理论上，对外资产的存量估值效应由货币汇率和资产价格变动造成，因此从本质上看，存量估值效应不是简单的价值调整，而是一国对外资产收益的一部分。但在以往实际分析中，往往被人所忽视：在考察我国对外投资收益时只关注BOP中投资收益的显性流量，忽视存量估值效应所代表的隐性资本利得。从资产综合收益率角度看，一国对外资产收益率
其中gt代表资产利息，Gt代表资本利得。如果仅计算利息收益率r，则2014年我国对外资产收益率为2.95%，但从对外资产综合收益率R看，仅为1.56%。此外，从表3可知，从利息收益率角度看，我国对外资产10年间平均收益率为3.27%，并且相对平稳；但从综合收益率角度看，10年间平均收益率为4.08%，略高于利息收益率，但波动较大，有的年份甚至为负值。
2.对外直接投资效益比较
从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IIP来看，根据投资工具和方式不同，对外资产可划分为直接投资、证券投资、金融衍生工具、其他投资和储备资产，其中其他投资包括其他股权、货币和存款、贷款、保险和养老金、贸易信贷、其他应收款。如果不考虑储备资产，其余各项可视为我国非政府部门对外投资的主要形式。为计算分类资产的综合收益率，需要分别计算各类资产利息和存量估值变动，由于我国BOP中投资收益项下并未细分不同资产种类，无法计算各类资产的综合收益率，只能单独考察各类资产存量估值效应，即资本利得收益率（见表4）。
由表4可知，如果只考虑资本利得收益，从近10年对外资产分类资本利得的平均收益率看，直接投资平均收益率为7.37%，高于对外总资产的平均综合收益率，并且最为平稳；其他应收款虽然平均收益率很高，但主要是由于2006年收益率高达115.23%所致，而且波动很大；证券投资、货币、存款和贷款的波动不大，但收益率显著低于直接投资；贸易信贷由于期限较短，基本不受资产价格波动影响，因而资本利得收益为零。由此可见，单从资本利得收益率角度看，在各对外投资方式中直接投资效益最好，不论是收益率还是稳定性均优于其他资产。此外，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运作看，一方面我国在考察期内针对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实行逐笔审批制度，众多企业在通过审批将资金投向境外后，倾向于将收益及回收投资所得资金留在境外，从而在继续投资境外资产时能够规避海外投资审批环节；另一方面出于避税考虑，企业也倾向于通过设立海外特殊目的公司等投资架构隐瞒对外直接投资的资产增值情况。这显然会造成我们对于对外直接投资收益水平的低估，但也从侧面印证了对外直接投资相比其他投资方式具有更好效益的判断。
五、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当前仍处于发展的第二阶段，距离第三阶段的拐点尚有一定距离，但直接投资的良好效益为其长期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从发展阶段看，我国即将迎来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期，需要重视与发达国家之间仍有较大差距的现实问题，谨慎对待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中潜在的问题，尊重市场、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从投资能力、战略规划、制度建设、配套体系等多方面加以提高，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健康发展。
1.提高投资能力，注重人才培养
对外直接投资的本质是投资行为，而企业投资最根本的目的是获取投资收益。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虽然发展很快，但仍处于对外投资发展的第二阶段，在面临复杂多变的外部投资对象、环境、法律、制度时，易于暴露经验不足的问题，从而导致投资失败甚至造成重大投资损失。另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由大型国有企业发起，国有金融机构在支持“走出去”过程中也扮演了积极角色，这些机构的投资和运作均带有一定的政治性，有可能会因此导致对市场考量不足。
对此我们应意识到自身在对外直接投资能力方面的差距，通过积极学习、谨慎行动弥补经验的不足，争取在发展过程中少走弯路。作为投资主体的跨国企业，应理性投资，减少“拍脑袋”决策，避免跟风和“大干快上”思想；重视投资风险，除了传统的国内投资所应考虑的因素之外，尤其要注意包括地缘政治、跨境清算、收付汇率等对外投资所特有的风险；尊重投资东道国的利益和文化，加强与投资东道国政府部门的沟通，遵守国际和当地相关的法律法规，树立良好的投资者形象。此外，企业投资能力的高低取决于是否拥有大量高水平对外投资专业人才，因此企业投资能力提升的关键是投资人才的培养。现阶段可以通过从一流国际投行引入外部专业人才、聘请专业顾问等方式，学习投资技术、建立科学的投资模式；同时，应注重从企业内部培养，通过“干中学”逐步积累投资经验，加快形成企业自己的对外投资专业人才队伍，切实扩大人才规模，提升人才素质。
2.推动产业转移，实现互利共赢
对外投资发展路径理论（IDP）并不只是简单的对外直接投资净值同GDP之间的宏观数据联系，更重要的是这一理论阐述了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揭示了在这一过程中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将通过投资进行产业转移的原理。从我国实践看，庞大的劳动力红利在改革开放初期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了大量外资，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动力和空间，这也符合对外投资发展第二阶段的特征。然而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以往具备国际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逐渐丧失人力成本优势，不仅外资流出，产业自身也面临持续发展困境。如果按照IDP理论，在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发展过程中，这些产业可以通过对外投资转移出去，对国内而言，能减轻供给侧过剩产能的压力，帮助政府轻装上阵，推动经济结构性改革、加速产业升级；对产业承接国而言，则可充分利用我国多年积累起来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获取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机遇，加速发展历程。这种产业转移是国际经济发展史上的常态，是投资国与承接国双方互利共赢的良好合作模式，并且我国作为承接国的成功实践就是最好的案例。然而从目前对外投资实践看，根据201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按国民经济行业划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排前三位的分别为金融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三者存量均达千亿美元以上。①考虑到行业特点，这三个行业都不是我国具备明显比较优势的行业，其投资动因更多是战略层面的考虑，相比之下，制造业、建筑业等对外投资活动并不充分，说明我国在产业转移方面仍有巨大投资空间，也是有关部门应当进一步加以政策引导和支持的方向。
3.应对外部挑战，参与规则制定
虽然从人均水平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初级A段，但从投资总量看已居各国前列，并且仍在高速增长。这一趋势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在当前全球各国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的大环境下，部分国家甚至发出了不友善信号，有的则直接调整相关政策，加强对外国投资的审查和监管。这其中部分原因与我国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对外投资者结构有关。根据201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国有企业占比为53.6%，超过一半，而如果加上国有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等，远超这一比例。面对这一局面，投资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应积极应对，主动与相关政府部门进行审查沟通，保持信息通畅，并注重舆论引导。同时，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应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当前，国际上并不存在统一的跨境投资规则，现有较为公认的规则主要依附于WTO贸易协议中的相关投资条款，缺乏跨境投资方面的专门协议。考虑到规则制定者的先行优势，以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经济综合实力的日益增长，我国有能力也理应在国际投资规则制定中获取更多的话语权，在全球投资协议谈判中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从规则设计层面保障我国对外投资的权益。
4.加强政策支持，建设配套体系
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不仅需要企业努力进取，更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和配套体系完善。在对外直接投资实务中，政府政策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涉及企业对外投资的各个环节。在管理方面，商务部、外汇管理局等各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协调，提高工作效率，改变管理观念，树立服务意识；在融资方面，应鼓励金融机构更多地参与企业“走出去”的进程，通过银团贷款、夹层融资乃至作为财务投资人进行股权出资等多种方式满足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的资金需求；在税务方面，政府应积极推动与各主要投资东道国进行双边税收协定谈判，避免本国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遭受双重征税，并争取更优惠的税收待遇。同时，对外投资离不开配套体系的支持，包括跨境资金清算、涉外法律审核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虽然规模增长迅速，但法律、审计等配套服务行业的专业性尚未得到国际投资行业广泛认可，在实践中有许多环节只能寻求外部服务。这一现状不利于我国企业降低投资成本，同时在投资过程中也易于受到更多掣肘。因此，相关行业需要加速同国际接轨，提升专业水准，赢取国际承认，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争取在标准和专业上的话语权，从长远角度保障我国对外投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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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和成本范文第3篇
（一）假设前提（1）FC模型是2×2×2模型，即两区域、两部门、两种生产要素。假设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A国和B国，两国的消费者偏好、生产技术和市场开放度是对称的，但是要素禀赋分为对称和不对称两种情况，而相对应地为对称FC模型和非对称FC模型。相关变量上标“*”代表B国的变量，用上标“w”表示世界水平的变量。（2）两种生产要素是资本K和劳动L，并且假定资本是可以跨区域流动的，而劳动力是不可流动的。资本收益必须在资本所有者原所在地进行消费。设定sL=L/LW，s*L=L*/LW，sK=K/KW，s*K=K*/KW，即sL和s*L表示A国和B国的劳动力禀赋占世界总劳动力禀赋的比例，sK和s*K表示两国资本禀赋占比。另外，由于资本的可流动性，用sN和s*N代表两国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资本份额。（3）两个部门为工业部门M和农业部门A。其中，假定农业部门是完全竞争市场、规模报酬不变，每生产一单位农业产品只投入aA单位的劳动力；而工业部门是垄断竞争市场、规模报酬递增，使用两种生产要素K和L。企业成本函数写为c=π+aMwx，其中x为产出。另外，假设两个地区的企业个数分别为n和n*，则nW=n+n*。在D-S框架下，每个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每个企业生产一种产品只使用一单位资本投入，因此有sN=n/nW，s*N=n*/nW，nW=KW。（4）假设工业部门国内交易不存在交易成本，但存在跨国界的交易成本，并采用“冰山运输成本”的形式。即如果从A国运输τ（τ³1）单位工业产品到B国，到达B国并进行销售的产品为1单位，τ-1单位的产品在运输过程中“融化”掉了，也就是运输成本。
（二）消费者行为以A国为例，国内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三）生产者行为由前面的假设条件，农业部门不存在交易成本，因此两国农产品的价格是相等的，即aAw=PA=P*A=aAw*，因此两国的工资水平是相等的。两国的劳动力不能流动，那么两国都会生产农产品，即农业产品的生产是非专业化分工形式。
（四）长期均衡根据假设条件，资本是可以自由流动的，但资本收益必须在资本所有者原所在地进行消费，那么资本的流动取决于两个国家的资本收益率。因此，将资本流动方程表示为DsN=(π-π*)sN(1-sN)。当π=π*时，两国资本收益率相等，不存在新的资本流动，达到长期均衡；另外，当sN=0或sN=1时，资本都集聚在一个国家，也不存在资本流动，达到长期均衡。由以上的推导可知，当满足（14）式或者（20）式时，经济达到长期均衡，即没有资本流动。这两个式子说明企业（资本）的空间分布是由支出的空间分布决定的，也是由国家的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禀赋决定的。另外，如果两国的要素禀赋是对称的，即sL=1/2，sK=1/2，那么，sE=1/2，sN=1/2，此时企业的空间分布已经形成，并且不会发生变动，没有资本流动，经济达到长期均衡。即使受到外来的冲击，受到要素禀赋的影响也会恢复到这种均衡状态。
（五）资本流动和参数变动基于本文讨论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问题，笔者将重点讨论非均衡模型，即两国的市场规模、要素禀赋不对称情形。首先，笔者将考察资本流动和企业空间分布、支出分布之间的关系。由前面的分析可知，资本的流动取决于两个国家的资本收益率，设Dπ=π-π*，利用（12）式、（13）式考察Dπ和sN之间的关系。从（22）式可以看出，其偏导数符号的正负取决于sE的大小，当sE<12时，企业的投资收益会随着企业（资本）在本国的集聚而增加，当sE>12时，企业的投资收益会随着企业（资本）在本国的集聚而减少。从经济学意义上说，如果本国市场规模不是很大，企业在本国的集聚可以实现外部规模经济、减少信息成本等使得企业投资收益增加，进而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这也是Krugman（1991）本地市场效应的体现；相反，如果市场规模很大，太多的企业集中在本国市场，竞争的加剧、资源的争夺会使得企业的投资收益下降，进而使企业向国外转移，即出现市场拥挤效应。同时，式（23）说明，在企业（资本）分布给定的情形下，本国的市场规模越大，企业在两国的资本收益率的差异就越大。
（六）结论（1）上述理论模型中，当东道国市场规模没有非常大时，前期分布于该国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越多，企业的资本收益就越大，进而吸引更多的外资企业进入。实际上，每个国家的市场规模都是相对有限的，我国在某东道国的先期投资会吸引更多的直接投资流入。（2）当考察非均衡模型的情形，如果假定当前已经发生资本的集聚，即本国使用的资本比例超过1/2，此时本地劳动力要素禀赋越丰裕、资本要素越丰裕、市场规模越大、贸易自由度越大，则分布于本国的企业（资本）比例越大，即越多的企业（或资本）集聚于本国市场。
二、实证模型
（一）假说的提出将上面的A国看作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B国看作是我国，通过以上理论模型的结论分析，可以提出以下几个假说。假说1：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倾向于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假说2：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空间分布倾向于劳动力要素禀赋丰裕的国家。假说3：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空间分布倾向于资本要素禀赋丰裕的国家。假说4：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分布在双边贸易自由度较大的国家。假说5：对于需求结构差异较大的国家或地区，其丰裕的资本要素禀赋会吸引更多的我国直接投资；而在需求结构类似的国家或地区，其丰裕的劳动力要素禀赋会吸引更多的我国直接投资。
（二）基准模型的设定众所周知，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理论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框架，各个理论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作出解释。因此，本文在讨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时，将新经济地理因素作为核心变量，并且纳入一些传统国际直接投资区位因素和影响直接投资区位的双边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建立的计量经济模型如下：根据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相关理论分析以及本文第三部分（一）提出的相关假说，新经济地理因素包括市场规模、资本丰裕度、劳动丰裕度、贸易自由度、技术水平①；传统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理论因素包括自然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稳定性、商业环境、政治风险；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双边因素包括双边汇率、双边投资协定、双边贸易、双边地理距离和双边文化距离。计量经济模型的形式设定为：
（三）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和分析本文使用计量软件stata作为分析工具，应用静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首先，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适用于随机效应模型；其次，通过对各个解释变量容忍度和方差膨胀因子的检验，发现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最后，经查验该模型解释变量间存在序列自相关。表2中的m1表示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m2表示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m3给出的是纠偏后得到的估计结果。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模型的设定是比较好的，笔者选定的解释变量能够解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近80%的区位分布变化。在新经济地理因素中，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技术水平可以用来解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其中，市场规模的系数为0.00256，说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每扩大一个百分点会使我国在该地投资存量比重上升0.00256个百分点；类似地，东道国的技术水平每扩大一个百分点就可以使我国在该地投资存量比重上升0.00447个百分点。而劳动力要素禀赋、资本要素禀赋和贸易自由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不显著。以上的分析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从整体上体现出了市场寻求和技术寻求的特征。市场寻求型ODI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一些国家或地区增加了贸易壁垒作为进口替代的一部分，为了绕过这些贸易壁垒，其他国家或地区便通过对其直接投资的形式进入这些市场，进而市场寻求型ODI也就发展起来了。我国作为制造大国，相当一部分产品在国内市场已经接近饱和，很多企业转向国外市场。然而在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我国出口商品遭遇的技术贸易壁垒、反倾销诉讼等贸易壁垒的情况越来越多，仅靠出口带动增长的空间又很有限。较大的市场规模意味着较大的市场需求，因此，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我国企业会倾向于进入市场规模大的目标市场进行直接投资，规避东道国或地区贸易壁垒的同时，拓展和占领更大规模的海外销售市场。另外，我国的技术水平、技术转化和研发创新等方面的能力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事实上，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且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核心技术不多，这也是我国高新技术类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数量少、比例低的原因。现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更多地是寻求技术而不是输出技术。同时，很多发达国家具有雄厚的科技实力和管理经验，但是一些国家对先进技术保护严格，限制高新技术的出口，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通过跨国并购的形式可以绕过这些壁垒而拥有先进技术。因此，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选择技术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地区。贸促会《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数据显示，高达81.7%的企业认为东道国比国内市场规模大。同时，参与调查的企业中有超过一半的企业均认同“在东道国获取创新所需要的技术比国内难度低”的观点。这也从微观角度佐证了估计结果。此外，东道国的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丰裕度以及贸易自由度并不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决定因素。以东道国工资水平（劳动力要素价格）的倒数衡量的劳动力要素丰裕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不显著，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寻求特征不明显，这似乎和一般的理论预期不符。同时，一些研究和调查也表明东道国获取资金比国内难度低，贸易开放度的增加可以吸引外来投资，但是估计结果也没有支持这些结论。笔者认为，这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是密切相关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多元化，包括目标的多元化和区位的多元化等。效率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主要以垂直型为主，多是遵循“雁形模式”将产业链下端或者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工作和环节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转移到国外。因此，他们会较多地将具有廉价的原材料和生产要素的国家作为投资对象，具体到我国，会投资于蒙古、赞比亚、尼日利亚等国家，但毕竟我国对这些国家的投资占比不是很大，因此相应地效率寻求特征表现得就不明显。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结论首先，本文的理论基础起源于新经济地理学。新经济地理理论以及同它具有相同基础的新贸易理论强调了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兴起和发展弥补和丰富了传统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通过对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归纳总结和梳理，发现自由资本模型（FCModel）可以用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问题。因此，笔者对FC模型进行推导，加之自身的理解和对模型参数的进一步分析，得出了有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五个假说。在理论模型和相关假说的基础上，笔者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静态面板模型的估计，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受到新经济地理因素、传统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因素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双边因素的共同影响。具体而言，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技术水平、自然资源禀赋、良好的商业环境、对东道国的出口、较近的地理距离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也表明，总体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出明显的市场寻求、技术寻求、资源寻求和出口拉动的特征。
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和成本范文第4篇
摘要： 直接投资和组合投资是国际投资的两种基本方式。在信息不称的条件下，当项目的生产成本和投资者产生流动性危机的概率较低时，直接投资更受青睐；而当市场发生流动性危机的概率较低时，投资者更偏好组合投资；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更适合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取得公司控股权将是FDI的首选战略。
中图分类号： F830.591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1)06065805
Method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Based on Information of Market
KONG Qiny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3, China)
Key words: FDI; FPI; liquidity; information;method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bstract: Direct investment and portfolio investment are the basic Under the assumption of asymmetric information, the FDI is more popular when project cost of production and probability of investor’s liquid crisis is low. While probability of market liquid crisis is low, the FPI is more popular. Compared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more suitable for direct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obtain controlling stake in the company will be the preferred strategy of FDI.
第6期孔庆洋,等： 国际投资方式：基于市场信息的分析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9卷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国际投资成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仅从资本流动净额计算，2001年私人资本流入净额由1600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5790亿美元，增长2.619倍①。国际投资分为直接投资(FDI)和间接投资（FPI），FPI是股权投资者谋求投资收益，而FDI获得了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是公司或企业的实际管理者②。中国的对外投资以直接投资为主，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由1991年的7.59增长到2008年的406.9亿美元，增长明显。FDI在中国的平均年收益率约为22％［1］，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10年期固定利率债券收益率下跌至2.53%③，不同投资方式收益差异明显。［2］
以往的研究主要以信息为视角分析投资者流动性对投资收益的影响。Hart认为FDI投资者由于直接参与企业管理，他们要比FPI投资者更多地了解企业的未来信息及风险［3］。所以Perez-Gonzalez发现当FDI进入某一企业或项目时，该股票的价格就会上涨，因为市场预期FDI发现了有利的信息。［4］Goldstein发现当投资没有成熟前，FDI投资者因流动性困难而被迫出售其投资时，购买者由于信息不对称给出的价格会明显低于FPI投资者出售相同项目的价格。这种价格折让，相当于直接投资的固定成本［5］。所以Goldstein提出了一种投资选择方法，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不感兴趣而流动性需求较高的投资者应选择FPI；对预期流动性要求较低，具有较高管理效率的投资者更适合FDI。
收稿日期： 20110831；修回日期：20110913
基金项目： 安徽师范大学特设专业建设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孔庆洋（1968），男，吉林省白山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金融学；吴洁（1983），女，安徽宿松人，讲师，研究方向，公司金融、国际金融。
①国研网数据库，数据为现价, 。。劳动成本的数据来自于国际劳工组织网站数据库，为回避统计口径和汇率问题，我们尝试以成本的增长速度,即成本年度增长率（cost）作为反映成本的影响因素，可以回避工资或劳动成本的时间度量不一致、统计内容口径及汇率等问题。
金融市场发生流动性危机，是指金融市场由于流动性短缺而使金融市场正常运行受到了严重影响。使用虚拟变量来度量流动性危机，1表示发生金融危机，0表示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信息变量也同样处理，1表示发达国家，0表示发展中国家。ε指企业或项目的生产能力，以东道国的GDP增长率代替。
（3）控制变量。除解释变量外，还有其它因素景影响投资选择。考虑到跨国投资有跟随战略的特点，各国之间贸易流量(SPMY)影响投资选择。除此之外股票市值(GPSZ)，反应金融发展程度也是很好的控制变量。
三、模型估计
1. 变量的单位根检验。样本相比截面个体时间跨度较小，时序的累积特征不明显，所以单位根检验只能作参考。综合各种检验方法，所有的变量都在0.05的显著水平下平稳，结果和经验有一定差距，但这符合数据的特征。所选择的变量都是相对变量或增长率变量，相当于变量差分，本身具有平稳变量的特征。
2. Hausman检验。Hausman检验的2都大于在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结果见表1），所以拒绝模型为随机效应的原假设，检验的结果为固定效应。在该模型中, 固定效应的含义是模型中的系数αi为确定性变量,即模型中省略因素对个体差异的影响是固定不变的。
3. 模型估计结果。模型1-4选择固定效应，时间似不相关回归（Period SUR）,系数方差估计选择White diagonal方法。由于信息和市场流动性因素的特殊性不能使用这种的回归方法，所以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将在模型3和4中检验。
在表1（见下页）所列的模型1-4中，模型整体上显著，F检验的P值都为0，调整的R2都大于95%，说明几乎不存在遗漏变量，因变量的信息基本都能够被解释变量说明。DW值都接近于2，模型不存在自相关，这表明面板数据模型会降低自相关的影响。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基本结论
在控制了GPSZ和SPMY等因素的影响后，劳动成本增长率（Cost）、市场信息透明度（infor）的面板数据回归发现，劳动成本增长率（Cost）、市场信息透明度（infor）（模型3除外）的参数估计值符号都为负。这表明，较低的成本、投资者流动性较差和不完全的市场信息都使投资更偏好直接投
表1信息及市场流动性对投资方式影响的检验
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因变量投资方式
2FDI-GZBLR投资方式
2FDI-GZBLR组合投资
GZB-FDI直接投资
FDIc-20.1628***-17.0128***-15.1274***-13.3682***成本（cost）-2.3633***市场危机(crisis)-4.9704**-4.4427***5.0362***-0.126959**信息（infor）〖4〗10.4688***-0.7916***GDP增长率（gdp）0.2960***0.2266***-0.2064***0.0278*贸易（GPSZ）0.0580***0.0668***0.0857***0.0095***资本市场（SPMY）-0.080047***-0.0752***0.1154***0.0457***Ad-R20.7872240.81440.82800.781257F值28.66024***70.2934***22.7303***87.55489***DW1.9099872.20952.12472.156642Hausman检验的值214.568913.658911.971214.2568注: Ad-R2表示调整的拟合优度，表内其它值依次为参数估计值。*、**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
资。变量Infor的参数回归结果还表明，信息发达国家倾向于吸引间接投资。模型1、2和4中GDP的参数符号为正表明，东道国较高的增长率或企业投资项目的效率较高对FDI更有吸引力，发展中国家更适合直接投资。
（二）政策建议
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结论可以为中国对外投资和货币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1. 选择增长潜力高、生产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根据模型和结论，投资收益由技术、管理水平和生产成本决定。所以无论是FDI或FPI投资于经济增长潜力高，生产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是获得高收益的保证。但由于发展中国国家金融市场不发达，信息不充分，FDI更适合发展中国家。中国财富基金和企业对外投资应选择经济增长较快的亚太等地区进行投资。
2. 中国财富基金可适当对美国等发达国家进行FPI投资。如果投资者对企业没有管理上的优势，选择FPI投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相对成熟，信息较为充分.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相对成熟，抗冲击能力也较强，对FPI有较强吸引力。同时市场的流动性也能满足如中投等大型基金的流动性要求。
3. 发展中国家应加强民族品牌的保护。由于国际投资在发展中国家更偏好直接投资，同时中国经济增长潜力较大，中国将是FDI通过并购等手段获取企业管理和控制权的主要战场之一。当中国取消外资的合资企业股权限制后，通过增资或并购取得中资企业控股权将是FDI的首选战略。产业控制权的丧失，不仅是资本之争而且会恶化市场竞争环境，降低经济增长潜力。
4. 充分利用金融危机后市场条件，进行直接投资。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复苏，但美国及欧盟等发达国家债务高悬，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很强。若发生新的市场流动性危机，各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也将面临通货膨胀的约束，那么有效利用我国的外汇储备进行直接投资不但可以降低货币升值的压力，而且能够获得较高的收益。
参考文献：
［1］余永定.全球经济不平衡与中国的调整［EB/OL］.省略.cn,2007.
［2］Razin, A. and E. Sadka. Gains from FDI Inflows with Incomplete Information, Economics Letters［J］. 2003, 7: 71-77.
［3］Hart, O. Financial Contracting［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1, 34: 1079─1100.
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和成本范文第5篇
一、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与我国国际收支
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是指一家跨国公司的母公司与国外子公司之间以及国外子公司之间在产品、技术和服务等方面的交易活动,交易行动主体归根到底是同一所有者,不同国家两个经济实体的交易结果会影响两国的国际收支,但内部贸易交易价格是公司内部自定的,交易方式和动机服从公司内部经营管理的需要。
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对于跨国公司自身而言,有着独特的利益优势,如利用转移定价可获取高额利润,通过母子公司间技术内部贸易,增强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中的技术垄断地位与竞争优势,通过内部贸易可以调拨资金,有效保证特定产品的生产与原材料、产成品的供销优势。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也给我国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通过转移定价形式的内部贸易侵吞了我国的经济利益;垄断先进技术使我国招商引资的初衷难以达到预期目的;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跨国公司内部贸易降低了其与我国上游企业、下游企业的关联效应。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国际收支的定义为"在一定时期内一国居民(resident)与非居民(non-resident)之间全部经济交易的系统记录",特别强调了居民与非居民,目的是全面反映构成国际收支的内容,也包括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国际收支反映了一经济体在一定时期对外贸易状况、对外开放程度,也反映了其在一定时期内部发展情况及其趋势,现在国际收支往往是一国制定经济政策尤其是贸易政策的依据。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收支的规模不断扩大,我国国际收支地位不断提高,国际收支构成变化显著,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追求的战略目标不仅是某一年度的短期平衡,而重要的是中长期(如2-3年,3-5年)内保持的国际收支动态平衡。然而,结合近几年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中国国际收支报告》可以看出,我国表现为长期国际收支顺差失衡,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当前我国国际收支顺差式失衡问题依然突出。
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对我国国际收支产生影响的原因
跨国公司内部贸易表现为不同国家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属于国际收支计入范畴,对我国国际收支产生影响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我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与引资的"双增长"促进了贸易的飞速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蔓延,我国对外开放程度急剧加大,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都有很大突破,跨国公司交易中涉及中国的交易比重年年攀升。在2008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下降13.5%的背景下,中国的对外投资增长了111%,达到559亿美元,对外投资与吸收外资的比例已升为 1:2,实现了"双增长"。
(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占跨国公司贸易总额比重持续走高。2003年全球最大的财务咨询公司之一安永对 22个国家的641家母公司和200家子公司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以转让定价为代表的内部贸易占跨国公司的贸易比重升高至73%,内部贸易越来越成为跨国公司乃至全部经济贸易中的主要贸易种类。
(三)内部贸易中多样化贸易形式深入国际收支的构成内容中。内部贸易涵盖商品、劳务、技术、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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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样化的有形无形贸易形式,而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项目也包括货物、服务,收益,经常转移项目等,资本金融项目包括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等,可见内部贸易中的各种交易形式均在国际收支中充分体现,这种影响深入而广泛。
(四)我国的出口加工制造地位决定了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成为跨国公司在华贸易潜在主要形式,其变化与国际收支状况休息相关。为获取和利用廉价的生产要素,跨国公司大多将子公司设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子公司相当于公司全球一体化生产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而中国正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加工、初级制造基地,跨国公司纷纷选择中国为其投资对象,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内部贸易量无论从数量、规模、空间上看都极其巨大,这与国际收支状况有密切的联系。
三、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对我国国际收支产生的具体影响
(一)有利于进出口贸易量增加,但实际贸易增加额远小于理论增加额
虽然大部分跨国公司出于避税的原因不愿把内部贸易数据公布于众,官方从海关或其他进出口贸易管理单位得到的统计结果也无法分辨出哪些属于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相关机构预估其比重占70%-80%,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以转移价格为代表的内部贸易从发生次数、贸易额、贸易量等每年都在急速上升,这无疑有利于我国进出口贸易量的增加和贸易额的增长,反映出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但由于转移定价出于跨国公司内部考虑,往往价格低于市场价格,加之中国是加工贸易基地、初级产品制造大国,生产利益往往流入发达国家,因此实际增加的贸易额比正常价格交易增加的贸易额小得多。
(二)有利于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
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的突出贡献不仅在于它扩大了国际贸易的规模,而且改变了国际贸易的结构,有利于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
1.内部贸易促进了资本的国际流动
从资本输出的角度看,假如中国的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则母公司在中国,子公司在国外,母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不仅使外流资本的收益增加(否则这些资本不会投到国外去),也使留在国内的资本变得相对稀缺,平均收益上升。对于中国劳动者而言,本国资本外流会减少他们的工作机会,使本国劳动力平均工资下降,资本输出会使中国劳动力利益受损。但是,从整体上看,资本的收益会大于劳动力的损失,整个社会从资本流动中获得净收益。从资本输入国的角度看,假设我国为外商投资对象,子公司设在我国,则得益的主要是我国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的流入使就业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者收益增加。另一方面,外来资本流入会使国内原有资本收益率下降,假设不考虑资本流入的外部效应(如引进外资同时也引进了先进技术,使本国为开发资源或闲置劳动力充分利用),引进外资给本国劳动力带来的收益也会超过本国资本的损失。因此,资本的国际流动使资本输入国也获得净收益。
2.内部贸易促进了技术的国际转移
跨国公司往往在生产、获得、掌握和组织技术性资源方面有突出优势,内部贸易带来的技术的直接转移对我国技术创新发展、生产水平提高有显著贡献,同时带来技术外溢效果,其形式主要有示范和模仿效应,联系效应,人力资本流动效应。
(三)对国际收支平衡表各项目的影响
1.对经常项目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货物""专有权使用费和特许费"以及"投资收益"这三个账户的影响上。从表1可以看出,近年来,随着跨国公司货物贸易顺差的猛增,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增大。跨国公司已经成为了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主导力量。
表1(资料来源:据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2000-2009年整理)
从直接的数据来看,跨国公司对中国国际收支的效应在2004年以前都表现为负,但这仅仅是显性效应,实际上,跨国公司的进入,还通过进口替代、提升中国出口的结构、促进国内相关联企业的竞争能力等方面给中国带来了不少有利于中国国际收支的隐形效应。这些隐形效应虽然不能通过数据直观地为我们所看到,但却对中国的国际收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应该在有利的显性效应、隐形效应下,因势利导,促进我国国际收支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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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资本和金融项目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直接投资项目上,贷方表示每年新增的直接投资,借方表示跨国公司每年从中国的撤资额。由表2中的数据可知,中国fdi基本逐年递增,到2008年中国fdi差额达到了1448亿美元。相对于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对外投资额相对较小,这导致了中国"直接投资账户"的长期顺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也使得中国资本和金融项目在2004年达到1106.60亿美元顺差的顶峰后开始迅速减少,并在2009年再创新高,预计未来的发展会更有利。
从表2中我们还观察到,在大部分的时间里,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差额占资本和金融项目总差额的比重都超过了100%,在2006年甚至超过了1000%。这表明外商直接投资账户不仅完全抵消了其他账户产生的逆差,而且还令整个资本和金融项目呈现大额顺差。可以说,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是中国近些年来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的主要来源,可见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对国际收支影响之大。
(四)对国际收支呈现的变化的影响
原本国际收支反映出来的变化因跨国公司内部贸易而仅成为国际收支表象反映,要探究国际收支内在真实的资本流动或贸易交易需要把一国国际收支状况与跨国公司内部交易结合起来衡量。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1.一国的国际收支的顺差还是逆差已不能反映该国在贸易中是否"绝对获利"或"绝对失利"。近年来,不少发达国家紧紧抓住中国贸易长期顺差的现象,不断对中国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使我国贸易频频受挫,部分行业的贸易状况在迅增与疲软间徘徊,不利于中国产业发展。但究竟中国一方在贸易中是否真的"顺差"并获取利益,中国是否在频发的贸易争端中早已失去贸易优势,如何真正全面科学的衡量一国国际收支真实状况等问题是我们面临的挑战,值得深思。
2.由于内部贸易是跨国公司内部行为,因此外界无法准确得到内部贸易的具体统计结果与实现效果,但其存在与作用不可估量,因此国家外汇管理局、税务总局、商务部等职能部门可以加强对跨国公司的监管与年终审核,将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大致情况或趋势考虑以适当的方式反映在国际收支平衡表或附表、附注中,以澄清国际收支过大的顺差或逆差原因,防止国际社会无端揣测或担忧。
3.内部贸易的转移价格往往为标准成本,低于正常市场价格,因此内部贸易的大规模存在会造成出口创汇率、出口盈亏率、出口换汇成本、贸易依存度等贸易指标结果出现偏差,不利于战略决策或贸易促进改善,因此应尽量剔除内部贸易造成的非系统误差,新的贸易评价指标体系亟待形成完善。
四、中国面对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对策与思路
(一)加强对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监管。树立利用外资的标准是引进外资的质量、效益而非外资数量的观念,通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协定,加强税收征管,建立监督征管体系,健全我国相应的法律法规或制度规范来限制跨国公司经营与管理行为及内部贸易、转移定价避税等,维护我国经济利益。
(二)鼓励本土企业加大技术研发与创新,利用国内竞争机制迫使跨国公司转移技术和技术合作,"技术本土化""管理本土化"趋势可降低内部贸易发生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