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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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流程范文第1篇
一、绪 论
投资、出口与消费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投资在经济政策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湖南企业海外投资不仅发展迅速，更加推动了湖南省经济增长。因此，研究湖南省的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效应，对于继续拓展对外直接投资、推动经济长期发展有积极的意义，同时也能够为国内其他省市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供借鉴和参考。
国内研究文献针对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十分罕见。本文运用大量翔实的最新的数据资料，最新数据可更新到2012年，通过实证检验的方法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湖南省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等方面的效应，也有助于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和投资活动的发展和扩展。
近年来湖南对外投资发展很快，成为中部省份发展最强劲的地区。湖南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一下特点：（1）投资地区的选择，东盟一直是我省企业投资的重点地区。由于亚洲和非洲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湖南省的生产企业主要投资集中在亚非地区，其中，湖南省企业在亚洲投资数量最多在境外投资企业中，选择在亚洲投资的占了72%。（2）对外直投投资的主体是民营、股份制和集体企业。在湖南省海外直接投资中，国有企业的投资金额所占的比例是最大的，但是就投资企业类型，国有企业在数量上排在末位。（3）我省海外投资的领域越来越宽，积极性大大增加。行业主要涉及工业、机械工程产业，最新涌现出来了农产品种植业和游戏产业等。
二、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实证分析方法。本文拟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又叫Granger因果分析检验方法），是指基于同一个平稳的时间序列情形下，有两个经济变量X和Y，假设X是Y的原因，我们能根据变量X的过去值预测出变量Y的未来值，可Y不是X的因，即我们根据Y的过去值预测不出X的未来值，那么我们可以说变量X是解释变量Y的格兰杰原因，而Y不是X的格兰杰原因。
下面为格兰杰因果分析模型：
Yt=a+∑aiyt-i+∑βjXt-j+εt （1-2）
Yt=a+∑atyi-i+εt （1-3）。其中（1-2）式为无条件的循环模型，假设残差平方和的值是SSE1; （1-3）式为有限制的条件回归模型，我们同样设它残差平方和为SSE2，其中ε是随机误差项，a和β为系数，检验原来的假设是H0：βj=0（j=0，1，2，....n），即X的过去值不能预测Y的未来值，如果原来的假设成立，那么构成统计量F=[（SSE1-SSE2）/n]/[SSE1/（T-m-n-1）] （1-4 ）
即模型服从自由度为（n， T-m-n-1）的F分布。我们给定一个显著水平区间，就有得出相对应的临界值，假设得出来的检测值大于临界值，即拒绝原假设，表明变量X是解释变量Y的原因，反之，则变量X不能同向影响Y。
（二）经济效应检验和数据的来源。根据上面的件检验方法，本文引入下列函数：GDP=f（FDI，0THER）+ε。其中，FDI是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额，GDP为湖南省生产总值，OTHER是除了海外直接投资外影响GDP的其他因素，ε为随机误差项。我们现在设定其他因素为固定的，那么建立如下的回归计量模型：
GDPt=a+βFDIt+εt。其中：a为常数项，β表示FDI对GDP的贡献率，ε为随机误差项。
为了消除这个式子中有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对GDP和FDI取对数，我们得到下列计量模型：LnGDPt= a+βLnFDIt +εt
（1-5）。我们用（1-5）式作为研究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计量模型。本论文使用2008年至2013年的数据作为模型样本。
相关数据来源及处理如下：GDP为湖南省生产总值，在使用中，我们要将GDP按照当年人民币兑换美元的平均汇率转换成美元，同样为了消除价格变换的影响，用2008年作为基期，使用年度消费物价指数同比数据，将名义生产总值转换为实际生产总值额，FDI为对外直接投资额，用同样的方法，将其转换为实际对外直接投资额， 其中相关数据全部来自湖南省商务厅统计数据整理，见表3.1：
表3.1 湖南省2008年―2013年各项经济指标数据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2006―2013年度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三）检测结论。依据上面的实证检验，FDI与GDP之间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见表3.2。
表3.2 对外直接投资额与生产总值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由以上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得知，当最人滞后阶数为6 ，GDP不是对外接投资FDI的格兰杰原因。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对湖南省经济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不过这种增长不是很明显，同时通过以上结果得出，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对湖南省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二者为正相关，由回归方程的系数可知，湖南省对外投资总额每次变动一个百分点，就会湖南省GDP同向变动0.0053个百分点，但是回归系数还非常小，其主要是原因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较小，随着进一步扩大，对GDP的促进作用将会越来越大。
三、政策建议
（一）建立稳定的资源供给站。随着湖南省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省内资源和进口资源已经很难满足现在的生产需求。湖南省政府部门应该努力开发国外的资源，在国外进行直接投资，获得稳定的资源供给站。
鉴于亚洲和非洲的劳动力较低廉，且有较多的生产资源，湖南省政府应对这两个区域进行评估，引导和加强与这两个地区的国家进行沟通交流，建立自由贸易区和签订贸易协定，最大化的优化资源分配，使湖南省企业能以较低的资金获得充足的生产资源，促进湖南省经济的增长。同时，积极与东盟和周边国家进行沟通，避免双重征税，订立领事条约，创造一个良好的海外投资环境。
（二）鼓励民营企业加大步伐“走出去”。在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中，民营企业是其中坚力量，政府应成立金融支撑体系来鼓励湖南省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开拓国际市场。另外，有效的对外投资信息能对民营企业准备对外投资做出决策，提高对外直接投资质量，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提供资金和人才支持。湖南省政府应加强人才的培养，可为企业的人员提供培机会，采取去高校联合办学，承办专门的培训机构，或去国外学习以及招聘国外的精英，有序的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海外投资人才，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软实力。
（四）优化政府管理制度。湖南省政府应站在宏观的角度，及时调整湖南省政府的法律法规，对海外投资企业加强引导、监督和管理，利用对外投资企业的特征，建立起一整套海外投资风险防范预警处理机制，帮助企业降低法律和政治风险。
湖南省政府要转变观念，尽量简化企业的对外投资办理环节。推行和深化各种能便利通关的措施，减少相关机构工作流程，降低对外投资企业的通关成本，积极与国外政府谈判，成立自贸区，提高湖南省企业对外投资的国际化。
参考文献：
对外直接投资流程范文第2篇
（阜阳师范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安徽 阜阳 236041）
摘 要：随着全球经济复苏步伐放缓，我国中小企业对外投资面临有利契机.同时，我国中小企业对外投资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对外投资存在问题，构成了阻碍中小企业发展的因素，在此基础上可有针对性的从政府层面和企业自身提出可行策略.
关键词 ：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策略
中图分类号：F27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2-0122-0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不但使经济总量有了明显的提高，而且使更多劳动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改善.但我国中小企业的资源尤为短缺，所以它们只能自谋生路.特别是浙江，广东等沿海地区的中小企业纷纷“走出去”，我国中小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只有分析这些问题并探析对策，才能加快中小企业“走出去”的步伐.
1 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本情况
1.1 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外部条件
1.1.1 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
我国许多中小企业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但国内市场空间无法满足企业的需求，企业没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并且竞争愈发激烈.中小企业规模小，资金少，积存的剩余产品使得企业资金周转困难，无法购买新的设备进行投资，国内市场需求的约束和发展空间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小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
1.1.2 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我国中小企业经营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并且管理环节少，人员不多，再加上投资额较小，进退市场成本低，能更快地适应国际市场[1].项目小，容易筹资，且体制新，机制活，反应灵活，能更好的接触客户，获得有用的市场信息，同时建设工期较短，能很快提供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
1.2 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根据2012年商务部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分布广泛，全球140多个国家共有我国4000多家境外企业.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域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拉丁美洲，投资占总额的90%以上.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产业主要集中在价值高、技术含量高的第三产业，第三产业逐渐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产业.
1.3 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特点
1.3.1 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近年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量不断增长，2012年对外投资金额更是达到700多亿美元.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各个国家开始加大引资力度，吸引企业到本国发展.2012年开始，全球经济复苏步伐普遍放缓，我国中小企业跨国经营面临有利契机.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使企业能够获取更多市场机会、减小自身经营风险、增强自身融资能力.
1.3.2 投资对象以发展中国家为主
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主要在亚洲，拉丁美洲等地区，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有投资.发展中国家有着丰富的资源，我国的技术也相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比较先进，因此，我国中小企业投资对象以发展中国家为主.
1.3.3 投资方式以合资为主，跨国并购逐渐活跃
我国中小企业大多采取合资的投资方式在当地投资.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竞相加大引资力度，为了增强企业的竞争力，采取合资方式进行投资不仅可以减少企业的投资风险，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通过合资企业还可以分享合资者拥有的资源，快速占领国际市场.
2 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问题
2.1 中小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
2.1.1 中小企业规模小，融资能力低
在中小企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资金不足的问题日益显现出来，我国中小企业规模小，金融资产相对较少，负债能力比较低，因此难以获得银行的大额贷款，其主要的资金来源是自身所赚取的资金.而中小企业自身并没有多少资金，不具备对外直接投资的实力.
2.1.2 决策者素质偏低，管理能力不足
在资金不足且融资困难的情况下，如何利用好自己手上的资金进行有效的投资对每个决策者而言都是个难题.许多中小企业的决策者对于企业管理的理念过于陈旧，缺少现代化企业管理理论知识，传统观念根深蒂固、难以动摇.这些都导致了中小企业的决策者素质偏低，难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
2.1.3 缺少优秀专业人才
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市场竞争最根本的因素在于人才的竞争，吸引优秀、高层次的人才已成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现在很多中小企业只看重经济利益，并不重视人才的发展，且我国许多中小企业在管理方面的用人主要以“亲属、熟人”为主，无形中使得公司的管理缺乏活力与效率.
2.1.4 研发投入少，创新能力低
我国大部分中小企业的产品档次低、技术开发投入少,企业技术水平低,技术创新的投入严重不足[2].为实现利益最大化，节约成本成为其主要的手段，而对陈旧设备和技术的依赖又成为很多中小企业节约成本的主要手段.很多中小企业为减少开支而不愿意引进先进的设备与人才，这使得企业创新能力低下.
2.2 阻碍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因素
2.2.1 审批手续繁杂
目前我国对外投资项目审批制度仍旧是政府部门一级向上一级的逐级审批，中小企业申请一个项目往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并且审批后，企业只能生产一种产品.而对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来说，审批资格要求高，审批手续更复杂，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小企业经营灵活的优势.
2.2.2 相关法律体系不完善，缺少政府部门引导
我国中小企业对外投资发展缓慢，相比较韩国来说，相关法律、法规体系还不健全，韩国制定了较为完整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方针政策，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扶持体系比较完善，而我国《中小企业促进法》[3]中对中小企业对外投资的描述比较抽象，而且政府缺少对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管理监督.
2.2.3 金融制度有缺陷，融资渠道不畅通
我国银行对于中小企业一直存在着严重的歧视现象，不愿意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服务.伴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对信贷资金的管理将更为规范，金融机构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必须依照经济市场化、商业化的规定对金融业进行调整，所以金融机构的信贷标准也将越来越严格，这使得中小企业从金融机构获得资金的难度继续增大.
3 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对策
3.1 政府层面上的对策
3.1.1 进一步完善我国对外投资的法律体系
政府应该在法律法规和制度的制定上提高对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扶持力度，为了保障对外投资的健康快速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和法规，用法律的手段来为对外投资的发展提供保障；同时，政府应该成立一个咨询部门，该部门负责向企业提供和对外投资有关的法律、政策、东道国的法律环境等信息，促进中小企业对外发展.
3.1.2 改革审批制度
我国审批制度手续相当复杂，一般情况下，审批一个项目将耗费大量的时间.政府应该简化审批程序，减少审批的部门，同时放宽对外直接投资的金额限度.此外，还要加强对中小企业投资活动的管理和监督.
3.1.3 构建对外投资服务体系
政府部门颁布的《环保指南》[4]，是我国建设企业对外投资服务体系的重要措施.政府制定的《环保指南》，对于引导企业对外合法经营投资，监督企业履行应该履行的义务，加强企业与东道国当地的融合，丰富社会公共信息服务有着积极的意义.
3.1.4 改善金融体制结构，加强金融支持力度
我国目前实行各种金融机构共存的金融体制，但在多种金融机构并存方面还是相当不完善.首先，应改变长期以来对中小企业贷款条件限制苛刻的做法；其次，简化企业的贷款流程，降低成本，积极及时的研讨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同时，政府应大力支持中小企业的融资担保体系建设，进而使担保体制在中小企业融资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3.2 企业层面对策
3.2.1 提高中小企业投资者知识水平
企业的管理者是投资的决策者，把握着整个企业的经济脉搏.中小企业管理者的知识素养，对于中小企业的投资决策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小企业的管理者要时时刻刻关注投资管理方面知识技能的更新；及时的根据市场和信息的反馈进行知识结构的调整；跟随时代的脚步，及时更新投资管理的观念，提高投资决策能力.
3.2.2 勇于创新
经营的核心是创新，也就是说拥有自己独特技术的中小企业才能够与众不同，长远发展.我国的中小企业也应该在吸取大型企业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重点开发核心产品和创新思维，培养管理人才，勇于创新，敢于实践，围绕核心技术来发展壮大.
3.2.3 注重人才培养，提升企业形象
中小企业应该定期对自己的核心员工进行培训，使他们掌握更多最新的咨询和管理经验.采取适当的员工激励策略，以物质奖励和精神激励为主，一批好的员工对于任何一个中小企业而言都是一笔不可代替的财富.
参考文献：
〔1〕吴景丰.我国中小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分析与建议[J].企业管理，2009（48）.
〔2〕李俊敏.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J].金融经济,2011（12）.
对外直接投资流程范文第3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决定因素；经济发展水平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6）04-0053-09
一、引 言
从以往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的理论及文献来看，至今为止有关中国对拉丁美洲典型国家直接投资的东道国决定因素分析的期刊文献较少，所以对于中国对拉美地区直接投资的东道国决定因素分析的相关研究可分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理论和对拉丁美洲地区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两方面。
（一）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资本作为生产资料在追随着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在国际间流动的步伐后，也成为了跨越国家界限的国际间资本，这种国际间资本最早发起的主体依然是发达国家，所以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的研究与形成多是以发达国家为主角而进行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理论，以发达国家作为研究重点的理论中主要可分为垄断优势理论（Hymer，1960）、生命周期理论（Vemon，1996）、内部化理论（Buckley，Cason，1976）（Rugman，1981）、折衷理论（邓宁，1977）和比较优势理论（小岛清，1978）等。前三者重点阐述了当无可比拟的优势时集中于大型的，垄断类的企业时，对外直接投资才会产生。邓宁在前两者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了区位这一因素，也可称为区位理论，采用折衷的方法，研究了促使那些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对海外投资的条件和决定因素，总结出OLI范式（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三大优势）而小岛清则是基于日本的特点，引入宏观经济因素分析，注重比较成本原则，以中小企业为主要研究对象，阐述了日本夕阳产业根据比较成本原则在投资标的国能有效地提高生产率。
（二）小规模技术理论
直至19世纪末期，才有学者将视角调转到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小规模技术理论（LouisR.Well，1983），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那些易被他国接受的特色产品有其自身市场特点。以及技术地方化理论（拉奥，1983），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技术的吸收消化并且改进，藉此以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投资地市场上获得自身的竞争优势，投资东道国的市场越大，这种优势就越有发挥的空间，带给企业更多的利益。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理论（Cantwell，Tolentino，1990），这一理论产生于20世纪后期，主要解释发展中国家投资于发达国家市场的活动，也是一种技术积累论，技术水平提高也能提高投资的增加。
（三）对拉丁美洲地区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
目前，国外学者关于对拉美地区投资的东道国决定因素方面的研究相对于发达国家在拉美地区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研究较少，国内学者在有关中国对拉美投资的东道国决定因素方面的少量研究中，数据容量较大的分析和研究就更少。杨志敏（2002）在对拉美投资环境评估的基础上指出拉美内部经济、政治的改革进程和社会稳定情况会影响投资者信心，外部美国的影响也十分重要。Tuman 和Emmert（2004）在对影响美国对拉美地区直接投资的经济、政治因素分析之后，指出市场的规模、技术水平、政治情况等会影响美国在拉美的直接投资。吴撼地（2011）在拉美投资环境和中国对拉美投资现状基础上，通过2003～2009年间的相关数据分析指出中国对拉美的直接投资中央企为主导，主要涉足领域无疑是资源开采业，选择的投资目的地大多是于秘鲁、巴西和委内瑞拉等这种资源禀赋优势优越的国家，从投资额上看央企投资规模相对总体又不大，却有着客观的增长速度。樊梦婷和钟熙维（2012）深入研究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地区直接投资的情况后，通过实证指出，投资行业分布集中等问题，并提出投资领域多元化等政策建议。
二、中国对拉丁美洲典型国家直接投资现状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及加入WTO后对外贸易的逐步繁荣，中国同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拉丁美洲国家的贸易往来也越来越频繁，商品的进出口量日益增加，劳动与资本等生产要素在两地区间的流动也愈加频繁。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的对外直接投活动才出现萌芽，而长期以来拉丁美洲国家也是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主要阵地之一。近10年间，发达国家的经济显示出了恢复性的增长态势，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布局也经过了合理的调整，使得我国的对外投资得到了飞速的增长。2013年这一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超过1千亿美元，而10年前才不到29亿美元，10年的时间总额达到了之前的近38倍。而对拉美地区而言，从2003年的10亿多美元一路增加至近150亿美元，是2003年的13倍以上。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趋势是向上爬升的，并且对拉丁美洲地区的直接投资也同样呈现这一态势。
虽然我国对拉丁美洲地区直接投资不论是从流量上看，还是从存量上看都是呈现上升趋势，但是通过对数据处理后分析就不难看出，2003～2013年间我国对拉丁美洲直接投资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占比中并不是持续增加的，而是波动变化的。
从图1中可以看出，一方面中国对拉丁美洲地区直接投资流量占比中，从最初的36.43%，在2004年略有下降后达到10年中最高占比52.71%，接着连续下降到6.85%，后平稳回升至13%左右，相对来说我国对拉美地区投资占比从2003年至2013年有所下降，在这10年间的整体发展趋势是曾出现上下波动的，只是在近几年渐渐平缓了。而另一方面，从存量占比方面看，也是呈现先升后降，再平缓的趋势，但一直维持在10%以上，最高占比达26.86%，总体比流量占比发展较为平缓。
（一）投资国别现状
1. 吸收投资地区分布不均衡
从20世纪初以来，中国对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总额就逐年增加，2013年更是有143.59亿美元之多，相比2012年有很大提升。但在拉美地区投资额相对较为集中，也就是说投资国别分布上不均。如表1，投资额主要流入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而流入南美洲地区和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的投资金额则相对较低。2013年投资在两群岛的资金总额合计超过120亿美元，占拉丁美洲地区总体的86%以上。除这两个经济意义特殊的地区外，中国对南美州地区、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间的分布也是不均衡的，其中2013年投入南美洲地区的资金额合计16.6亿美元，占投资总量的11.6%，而对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投资金额总计2.2亿美元，占比才达1.6%，落后前者10%。所以吸收OFDI额是最大的还要是人称避税天堂的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达10亿美元以上，而像巴西、委内瑞拉、墨西哥和秘鲁等经济发展较为平稳且资源丰富的国家吸收中国对其的直接投资在拉美地区属于居中地位，其他发展中拉美国家像牙买加、尼加拉瓜和巴拉圭等吸收中国的直接投资则不超过1千万美元。
2. 吸收投资发展趋势不稳
表2列出了自2003年起至2013年，这10年间的中国的OFDI在拉丁美洲地区几个典型国家的投资流量数额，从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2003～2013年间，拉丁美洲地区这9个国吸收中国OFDI总量的降序排名第1为开曼群岛，第2为英属维尔京群岛，最后3名分别是墨西哥、哥伦比亚和智利，排名3～6位的是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和秘鲁。前两者，投资投资流量数额虽然较大，但是决定因素较为单一，企业在这两地投资动机多是由于当地的避税政策，所以考虑到本文研究的多个变量因素，这两个地区代表性不强。而中国对其余几个国家的直接投资额也具有较大占比，这几个国家具有典型性。但是每一个国家在这10年间吸收中国的OFDI都不是持续增长的，呈现出了一种波动上升的态势。例如，2013年间，由于国际市场金属价格的波动，导致采矿业在南美地区一度下行，墨西哥、智利及哥伦比亚等地该年吸收中国OFDI额急剧减少。
（二）投资产业分布现状
1. 投资产业领域单一
自中国在拉丁美洲地区进行海外投资以来一直青睐于服务业（投资租赁和商务服务）和第二产业中的采矿业等资源行业和制造业等资源密集型产业。而截至到2013年，中国对拉丁美洲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除了分布在这三大产业内，虽然涉及了建筑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等领域，但投资份额较小。由于英属维京群岛和开曼群岛是拉丁美洲地区离岸金融中心，并且属于避税港型，大量企业的资金最先流入到这两个地区，这也是导致金融和商业服务业在吸收资金的行业占比最高，达48%的原因。另一方面，众所周知拉丁美洲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优势，其中矿产和石油天然气资源储量排名位于世界前列，故而中国对该地区的石油和采矿业的投资持续至今，2013年的投资占比达17%，金融业占比增加至14%，也是得益于与中拉关系的进一步加强、当地金融行业的需求以及2013年下旬中国建设银行出资7.2亿美元收购巴西工商银行，获取其72%的股权的这种国有大型企业进行海外收购，反映出我国在拉美地区的投资在产业选择上较为单一、不稳定等问题。
2. 承包工程在拉美合作基础坚实
虽然我国企业对拉美地区投资情绪高涨，但幅员辽阔的拉丁美洲在交通、电力和通讯等基础设施薄弱，成为中国对拉美投资的一大阻力。而中国在长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外合作当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技术和资金实力雄厚。中国企业扩大和深化同拉丁美洲各国承包工程和基础设施投资合作也已具备一定的基础（见图2）。
表3列示出了从2000年起截止于2013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及在拉美地区承包工程完成情况表，可以看出21世纪初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额大于80亿美元，13年后突破1 300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近92亿美元，揭示了我国在对外承包工程方面经验丰富，技术水平较高。而在对拉美地区承包工程完成额方面，虽然受金融危机影响，导致2008年和2009年完成额略有下降，但总体依然呈现上涨趋势，其在对外承包工程总完成额中占比也是总体持续提升，也进一步说明了在承包工程建设方面我国在拉美地区中的参与度日渐高涨。
同时，2013年，中国对拉丁美洲新签合同额和完成营业额分别占当年在各国新签合同总额和完成营业额的10.7%、9.7%。委内瑞拉、阿根廷和巴西是前3大合作国，合同额共104.9亿美元，达到拉丁美洲总体市场占比的57.2%。而按完成营业额排序，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巴西为前3大国别市场，完成营业额合计98.7亿美元，占拉丁美洲市场的74.2%。且在《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2014》中总结了中国的海外投资企业与拉美各个国家新签合同总额和完成营业额达180亿和 130亿美元以上，同比分别上涨25%和17.6%。另一方面从行业分布上来看，电力、通讯、石油化工和交通运输分别占比为22%、24.2%、19.1%和13.4%，房屋建筑项目占11.4%。所以说，我国对拉美地区承包工程项目中基础设施建设占据进75%以上，缓解了拉美地区基础设施薄弱的压力。
三、中国对拉丁美洲典型国家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建立
1. 变量选取及设定
总体上，中国对拉美地区的典型国家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主要源于内外两个方面：主动方面是投资国的主动投资动机，被动方面是被投资国吸引投资的决定因素。本文主要从拉美地区典型国家的经济及相关因素入手，称被投资国为吸引中国对其直接投资的东道国，分析拉美地区中国OFDI流入的东道国决定因素，并针对模型和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从6个因素来考察中国对拉丁美洲典型国家直接投资的东道国决定因素，构建拉美地区典型国家吸收中国OFDI东道国决定因素框架，分别包括拉美地区典型国家（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成本、中拉贸易活跃度和货币等因素，具体解释变量情况如表4。
2. 提出假设
假设一：东道国的GDP额能促进中国企业对拉美地区进行海外投资活动。邓宁（1977）的折衷理论的OLI范式，言明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优势三者企业应时同时具备，实施海外投资策略时才对自己有利。其中，东道国的优势即为区位优势，企业从自身无法控制这些外部因素，所以只可以适应和利用它。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相对固定的要素禀赋所产生的优势，如自然资源丰富、地理方位的便捷等；二是政治和经济制度，法律规则的灵活等形成的有利条件和优良的基础设施等。所以说，被投资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区位优势越大，就越能够吸引资本流入，因此假设拉美地区中国的OFDI与该地的经济水平成正向关系。
假设二：资源储备因素在中国对拉美地区典型国家直接投资中起导向作用。一般企业在经营的不同阶段会选择不同的产业进行投资，进行投资或追加投资的决定因素也是不同的。最初大部分是资源导向性，后来又发展出了战略资产导向型、市场和效率导向型、战略资产导向型（邓宁，1993）而王跃生（2007）在相关研究中指出寻求资源型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之一，这一观点在邱立成（2008）和黄静波（2009）等相关研究中都得到了认同。所以假设能源愈多愈能吸引中国的海外投资。
假设三：中拉双边贸易额促进我国投资流入拉美。在贸易影响投资的理论中，一种是FDI可能降低双边贸易额，也就是所说的贸易替代，另一种的可能是贸易量的增加，产生贸易互补效应。Mundell（1957）曾提出替代模型，是 H-O-S 定理基础上，假定两国生产函数相同，指出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完全替代，主因是生产商为了绕开贸易壁垒。在日本对欧洲的投资研究中Belderbos （1998）得出了出口的替代效应结论，Helpman 等（2004）在相关研究中亦是支持这一结论。但是，Lipsey 等（1981）采集美国 14 个产业的数据，通过研究发现，若被投资国为发展中国家，则显示出为互补效应，Pfaffermayr（1996）和Blomstrom （1998）等的相关研究均支持互补关系结论。因此，暂假设两者为互补关系。
假设四：工资水平抑制中国的直接投资流入拉美。以人均国民收入衡量该国劳动力价格水平，若生产要素价格愈高，则成本愈大，收益减少，会抑制投资。王鹏飞（2014）也曾总结出这一结论，他的研究中指出我国OFDI与东道国劳动力成本相关关系为负。
假设五：货币汇率正向影响中国对拉美地区典型国家直接投资。在资本的价格成本和购买力双重优势下，FDI会从强货币国流入弱货币国（Aliber，1970）。若母国的货币贬值，导致资本成本降低，生产要素价格降低，则利于投资，故此假设两者呈正向关系。
假设六：拉美地区典型国家劳动力资源禀赋愈高愈，中国对其的直接投资愈多。资源因素是影响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之一，劳动力资源禀赋越高的国家越能够吸引外资流入，并能促进外商直接投资。这与赵瑜嘉等（2014）结论一致。所以假设对拉美地区投资与东道国劳动力供给量呈正向关系。
3. 模型设定
lnOFDIit=β0+β1lnGDPit+β2lnRit+β3lnEXit+
β4lnAYit+β5lnLit+β6lnit+μt
（二）实证检验
1. 变量和数据说明
模型中t表示年份，μ为白噪声，i代表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秘鲁、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这7个典型拉美地区国家，OFDI为中国对以上7个国家的直接投资，GDP、R、EX、AY、ER和L分别为7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能源产量、中国对拉美地区进出口额、人均国民收入、汇率和劳动力人数。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包括：各个国家的GDP、能源储备值和劳动力人数等变量数据主要来源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库，相关的投资数据分别来自国家商务部网站、《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2014》和2011、2012、2013年版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主要参考2013版，还有部分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等，解释变量选取及其经济含义等在表4中已详细给出，且汇率采取的是拉美地区各国货币本币/美元的形式，这是由于文中GDP、OFDI等数据货币单位都为美元，所以统一采用与美元的外汇。其他变量单位详见表4。通过对模型中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间散点图观察发现，双对数模型拟合效果较佳，所以本文对变量数据取对数，建立模型。
1. 平稳性检验
由于时间序列的经济相关数据通常都是非平稳的，例如国民生产值和劳动力人数等都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呈现上涨趋势，所以说对上述选取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是十分必要的，我们要考察GDPR、EX、AY、ER和L这些经济变量值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排除决定因素的偶然性。这里运用ADF法检验，表5列出了变量的平稳检验的统计量值等情况，表中展示出了各个变量lnOFDI、lnGDP、lnR、lnEX、lnAY、lnER和lnL的ADF检验统计量值分别为13.3380、18.4413、8.9600、20.7249、12.2101、10.8364和15.3140，这一结果在3个显著性水平上都未见显著，所以我们只能进一步考察一阶差分后的变量的检验结果，一阶差分后变量的检验结果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d（lnR）是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也就是一阶差分变量存在单位根，所以认为5%的显著性水平下，这7个变量的一阶差分是平稳的，也可称为一阶单整。不仅如此，一阶差分变量还能消除了多重共线性，同时协整和因果检验可在此基础上进行。
2. 协整检验
经过平稳性检验，我们已经知道7个变量序列已经满足了单整阶数相同的条件，即变量为一阶单整，若能进一步验证变量互相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就能证明长期稳定关系确实存在于这几个非平稳序列之间，依照这一协整理论，不仅可以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也可以避免伪回归问题。这样一来在模型估计时结果就会更加合理科学，这里用Pedroni和Kao检验，前两者检验结果如表6，两种方法的检验统计量中除了两个检验结果未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其余统计量结果全说明变量间关系存在协整，因此本文认为长期稳定关系在变量间是存在的。
3. 格兰杰因果检验
以上已确定变量间确实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我们仍应进一步确定拉美典型国家的这些因素究竟是不是影响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决定因素，也就是说要检验变量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是单方向的还是两者互为因果，则需要通过Granger检验结果的得知了。通过依次对模型进行了1到4的滞后期的估计，结果显示滞后二期的模型的AIC和SC值最小，依AIC和SC准则都能确定模型滞后期为2。仅以巴西为例列举6个因素对OFDI的格林兰因果检验结果，如表7，根据p值可以看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一方面中国对巴西直接投资不是是巴西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格兰杰原因，另一方面巴西的能源储备、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人数和中巴双边进出口额确定为中国的OFDI流入巴西的格兰杰原因，但是汇率和衡量巴西工资水平的人均国民收入不是吸引中国OFDI的格兰杰原因。但巴西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能源储备量、中国与巴西间贸易量、巴西本地能提供的劳动力资源、巴西人均工资水平和汇率变化在5%显著性水平下能解释中国对巴西直接投资流量的变动情况，且6个决定因素与中国对巴西的OFDI间互为因果。
而对于其他几个典型的拉丁美洲国家（地区）的各个变量因素与中国OFDI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对于阿根廷来讲，该地区与中国间的进出口贸易与中国对该地的OFDI互为因果，阿根廷的经济发展水平会受中国对其直接投资的影响；在秘鲁，当地的经济水平、中秘进出口贸易和能源储备与中国对其OFDI互为因果，而人均国民收入、汇率和劳动力是影响中国对秘鲁OFDI的原因，反之不显著；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墨西哥的人均国民收入、中哥间贸易、GDP和能源与中国对其的OFDI互为因果，并且委内瑞拉的汇率水平与中国对其的OFDI互为因果，当地劳动力资源是影响中国对其OFDI的原因，反之不显著；在智利，劳动力、能源和中智贸易与中国对智利的直接投资互为因果，且人均国民收入、经济水平和汇率为影响中国对当地的直接投资的原因，反之不显著。
通过对阿根廷、巴西、秘鲁和智利等7个国家的经济水平、能源、劳动力、汇率、人均国民收入及中国同7个国家的贸易等因素与中国对各国的OFDI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看出，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能源、汇率、人均国民收入和双边贸易这6大因素都是影响中国对这7个国家的直接投资的Granger原因，可认为以上6个因素是中国对于拉丁美洲典型国家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三）计量结果及分析
1. 长期均衡模型
Hausman检验后，结果显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较适宜，故本文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如下：
？摇lnOFDI■=-49.21+5.22lnGDP■+2.24lnR■
？摇 （-1.09）（2.01）（1.54）
？摇 -1.10lnEX■-2.93lnAY■+1.78lnER■
？摇 （-？摇1.55？摇）（-？摇1.10？摇）？摇（？摇1？摇.62）
？摇 +16.24lnL■
？摇 （4.03）
R2=0.78 F=13.55 D.W=2.22 AIC=3.20 SC=3.66
由模型结果可以看出，R2结果为0.78，拟合优度较好，但是观察各个解释变量的T统计量的值可以发现，只有lnGDP和lnL前的系数在5%的水平下是显著的，其余影响因素则差之。地区间的差异可以从截距项中体现，各地差异如表7。
进一步对残差项et-1进行单位根检验，表明et-1为平稳的说明对数变量系列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结果显示如下。
（1） 拉丁美洲地区典型国家经济水平是影响中国对于拉美地区典型国家直接投资变动的决定因素之一，弹性为5.22，且方向是正向的，这与我们之前的假设一致，换句话说，拉美地区典型国家经济水平每上升1单位，就会引起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该国流入量上涨5.22个单位。
（2） 拉美地区资源也是影响中国在拉美的OFDI的决定因素之一，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能源储备变量的系数较为显著，与前文假设相同，说明我国在拉美地区的直接投资确实为资源寻求型，这是由于我国一直以来能源进口及国内能源储备缺口的现状决定的，变量系数为2.24，影响方向依然为正向，即该地区能源储备量愈多，愈能吸引我国的OFDI。
（3） 模型估计结果中，中拉间贸易变量的系数为负，说明我国对其投资与中国与之的进出口量变动之间影响反向相反，为抑制型，中国对于拉丁美洲地区直接投资在中外贸易角度来讲属于贸易替代。
（4） 拉美地区典型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变动系数为负，说明人均国民收入越高，越能抑制我国OFDI流入该地，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劳动力价格上升导致企业人力成本增高，故而估计得结果与假设一样。但是另一个决定因素――劳动力资源禀赋则产生了相反的结果，这是由于越高的劳动力资源禀赋，该地的劳动力供应量就多，则越能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从而越吸引外资，系数为正与假设一致。
（5） 汇率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之中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承担着价格转换的职能，当然也是衡量资本价值的手段，这里采用的是拉美地区各国本币兑美元汇率（这是由于中美之间汇率相对稳定，所以方便数据采集，使用与美元兑换比率），汇率升高，则拉美地区本币相对美元贬值，即相对人民币贬值，我国进行对外投资时具有货币优势，所以能促进投资，模型系数为正，符合假设。
2. 误差修正模型
上述模型及其结果显示了东道国经济水平、汇率和资源等6个变量同中国对拉美地区直接投资的长期影响关系及变量的长期弹性。而本文对于协整变量间的短期非均衡关系采用ECM模型进行估计。R2的结果在误差修正模型中为0.77，F值为13.55，拟合效果较好，6个解释变量对中国对拉美地区直接投资的短期影响弹性分别为25.37、20.21、-4.25、-42.89、16.5和41.4，残差项前系数为-2.28，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能源和进出口贸易等变量对拉美吸收中国直接投资的短期波动。
（四）总结
本文通过对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及对拉丁美洲地区直接投资相关研究回顾，结合目前我国对拉丁美洲地区典型国家直接投资的现状及特点发现我国对于该地区典型国家投资虽然在2003～2013年间整体上总量呈上升趋势，但是投资额受外界因素影响较大，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导致部分地区投资额下降，且虽然我国在拉美地区的对外承包工程方面具有优势，但是我国对该地区投资国别分布不均，投资领域集中于能源和商务服务等少数几个方面，投资行业单一等。
针对这一现状，选出了能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和能源资源、劳动力陈本、汇率和中拉间进出口贸易情况的6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和中国对拉丁美洲地区典型国家直接投资额作为被解释变量，检验数列的平稳性后，经过假设，合理地建立模型，并估计，得出结论基本与假设一致。总的来讲，拉丁美洲地区典型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资源禀赋、能源储备和汇率是影响中国对于这些典型国家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且长期均衡弹性分别为：5.22、16.24、2.24和1.78，短期影响弹性为25.37、20.21、16.5和41.4，方向为正，而人均国民收入和中国与拉丁美洲典型国家间贸易进出口也是决定中国对拉丁美洲地区国家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长期均衡弹性为1.10和2.93，短期影响弹性为4.25和42.89，作用反向是负向的。虽然模型结果只有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资源禀赋的变量前的系数较为显著，但整体拟合优度较高，认为可以较好地解释经济变量间的变动关系。
四、中国对拉丁美州地区典型国家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一）宏观角度
1. 实现投资领域多元化
当前国家在支持企业“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同时，应鼓励和引导有能力的企业扩大或转产业投资，改善我国在拉美地区的以资源导向型为主的直接投资。尽量多的向其他领域触及，如日化产业领域、物流领域、电子商务领域和其他批发零售业等，实现投资领域的多元化。
2. 投资地区分散化
现阶段我国对拉地区的直接投资多集中在委内瑞拉、巴西、巴拿马、秘鲁和阿根廷等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而事实上，在进行海外投资的过程中，不得不考虑投资人力资本的投入，而东道国劳动力有着天然的人文和地域优势，并且劳动力资源禀赋正向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因为根据模型结果看来其决定弹性是显著的，所以我国在对拉丁美洲地区直接投资时可以考量一下经济发展水平一般，但有着劳动力资源禀赋优势的国家或地区，如哥斯达黎加、牙买加和尼加拉瓜等，在这些地区投资加工制造业，能充分发挥当地人力资源优势，减少和节约成本。
3. 投资环境优良化
在对拉丁美洲典型国家的投资中，企业是投资的主角，良好的投资环境是群众的呼声，政府作为支持者和维护者，应当为对外投资的企业创造更便利的条件，可进行中拉间的友好访问，制造出和维护好优良的外交政治氛围。积极参与相关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协定与条约的制定，争取缔约利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条件。在投资合作项目促成方面，政府应发挥积极的中间人作用，出面促成合作项目。
4. 投资政策完善化
在“走出去”战略的各方面实施的相关政策，我国还处于积极的探索与经验借鉴的阶段，而中国企业在对拉美地区直接投资时，政府可以出台一系列鼓励中小企业在资源性、加工贸易和金融领域的政策措施，对于项目的审批流程进行简化，节约企业在投资过程中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完善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的法律、融资和税务方面的支持政策，切实做到扶持企业在海外建立和发展。
（二）微观角度
1. 投资理性化
在拉美地区进行海外投资不比在国内投资，除了得到国内政府支持外，还要得到海外投资地的市场和政府的认可，所以在对拉丁美洲地区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时需要克服诸如文化、语言、人文、文化和政治等多种问题。近年来，有很对因为上述因素导致海外投资项目出现问题或者是失败，对企业造成极大损失。所以对拉美地区进行直接投资需要保持理性的头脑，多做相关方面的调研，采取合理的海外投资策略，从而进行理性投资。
2. 投资形式现代化
现在我国对拉美地区直接投资的主体仍然以国有大型企业为主角，或者前身为国企的大型企业。我国应加大鼓励中小型企业“走出去”的扶持力度，可以集合多个相同行业的中小企业集合向拉美地区进行直接投资，既能够弥补单个小型企业资金不足等问题，还能降低单个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并在投资形式上增加灵活性，并非只有海外并购和收购股份的投资方式，政府在这方面也应当发挥助力作用。
3. 投资风险最小化
风险防范机制是企业在准备对拉美地区投资时内部必须制定的，海外投资市场存在企业仅凭自身之力不可控制的风险，相对于一些发达国家的海外市场，拉美地区的投资环境的确风险较大，所以在海外投资时一定要考量各个环节的风险因素，对内应设立风险评估和风险处置部门，制定和建立风险担保或转移机制，可以使企业及时避免和应对发生的潜在的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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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流程范文第4篇
一、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
(一)生产活动全球化。生产活动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传统的国际分工正在演变成为世界性的分工：1国际分工的内容发生变化。国际分工从传统的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分工逐步发展成为以现代工艺、技术为基础的分工；从产业各部门间的分工发展到各个产业部门内部的分工和以产品专业化为基础的分工；从沿着产品界限进行的分工发展到沿着生产要素界限进行的分工；从生产领域分工向服务部门分工发展。2国际分工的形成机制在变化。即由市场自发力量决定的分工，向由企业，主要是由跨国公司经营的分工和由地区经贸集团成员内组织的分工发展，出现了协议性分工。3水平型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其内容为产品型号的分工，产品零、部件的分工和产品工艺流程的分工。4形成了世界性的生产网络。5世界性的国际分工使各国成为世界生产的一部分，成为商品价值链中的一个环节。它有利于世界各国充分发挥优势，节约社会劳动，使生产要素达到合理配置，提高经济效益，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
(二)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形成。1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拉动作用增强。它表现为国际贸易增长率大大高于世界经济增长率。如以1990年为100，世界货物出口值指数从1985年的56，上升到1995年的144，同期世界生产指数从86上升到107；世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同期从85上升到106。1990-1995年间，世界贸易出口量年均增长率为6％；同期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2服务贸易发展迅速。世界服务贸易额从1985年的3809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11，678亿美元，在国际大贸易(货物与服务)中的比重同期从163％上升到188％。3国际货物贸易交换品种多样化。在世界贸易中，占世界出口1％以上的货物从1980-1981年的11种增加到1993-1994年的21种。在发展中国家出口货物中，80年代中期，制成品所占比重开始超过一半；在出口中占1％以上的货物种类从1980-1981年的6种增加到1993-1994年的19种。4发达国家同类货物相互交换增加，主要的经济贸易大国一般既是某类商品的主要出口国，也是该类商品的主要进口国。5国际贸易趋同化。它表现为：电子化贸易手段普遍使用，EDI(电子数据交换)已在国际贸易中广泛使用，其他如电子商务(EC)，电子贸易撮合(ETM)，电子资金转账(ETF)等已在许多国家开始使用；ISO9000系列成为国际贸易商品的共同标准；贸易合同标准化。6世界贸易组织建立，多边贸易体制正式确立。1995年1月1日诞生的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世界贸易进一步规范化，世界贸易体制开始形成。作为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组织和法律基础的世界贸易组织，以其法人地位对所有成员方都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因此，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标志着一个以贸易自由化为中心，囊括当今世界贸易诸多领域的多边贸易体制大框架已经构筑起来。
（三）各国金融日益融合在一起。1金融国际化进程加快。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大银行根据《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开始了大规模合并、收购活动，以提高效益。如法国里昂信贷银行买下了大通曼哈顿银行在比利时和荷兰的附属机构。德意志银行、巴克莱银行和国民希敏寺银行也吞并了一些欧洲其他国家的小银行，以扩大在欧洲的网络。为了提高本国银行的竞争能力，很多国家对于大银行的合并表示了支持的态度，1993年以来，世界排名在200名之内的大银行之间至少发生过25次合并。2地区性经贸集团的金融业出现一体化。欧盟统一大市场建立后，银行、证券公司和投资基金等金融机构可在欧盟内经营不受国界限制的保险和投资业务；美国和日本的银行则可通过收购、兼并等形式加紧渗透欧洲市场，欧洲的金融市场将演变为真正的国际金融市场。3金融市场迅猛扩大。到1995年，外汇交易额已上升为世界贸易额的60倍，全球外汇日交易额已超过12万亿美元。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国际信息的网络化，外汇市场的资金交易正以"光的速度"从一个市场转移到另一个市场。
(四)投资活动遍及全球，全球性投资规范框架开始形成。其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投资成为经济发展和增长新支点。国际直接投资额年均额与年均国际贸易额的比例在缩小，国际直接投资额年均增长率高于国际贸易年均增长率。1990-1996年年均世界出口贸易额为41，14571亿美元；同期，世界各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为2，56535亿美元，二者之比为160∶1，差距进一步缩小。1991-1996年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为118％；而同期世界出口贸易额年均增长率为7％，后者大大低于前者。
第二，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据统计，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已从1985-1990年年均1，55578亿美元增长到1996年的3，46824亿美元。同期，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45005亿美元增长到2，94732亿美元，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从932％下降到849％；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0554亿美元增长到51469亿美元，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从67％提高到148％。同期，全球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从1，41930亿美元增长到3，49227亿美元，其中，发达国家从1，16744亿美元增长到2，08226亿美元，在全球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中的比重从822％下降到596％；发展中国家从24736亿美元增长到1，28741亿美元，所占比重从174％上升到369％。第叁，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并行，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发达国家中主要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同时也是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国家。1995年，德国、法国、瑞典、英国、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荷兰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占当年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56％；同年，除日本以外的上述国家占当年世界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53％。与此同时，一些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1985-1995年，有2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吸收者。第四，国际借贷资金流动量增长很快，证券股权投资迅速发展。1993年流动金额为8185亿美元，1994年增加为9534亿美元，1995年增加为12，584亿美元。与外国直接投资一样，证券股权投资依然偏向于少数新兴市场国家，1995年亚洲就占了流向新兴市场的外国证券股权投资净流量的53％。此外，外国证券股权投资的来源存在一定程度的集中性。1992-1994年，流向新兴市场的这种投资35％以上来自美国，15％来自日本，11％来自英国。近几年来，香港特区和新加坡的投资者也向新兴国家进行这种投资。第五，投资自由化成为各国国际直接投资政策的目标，国际直接投资规范安排提上日程。90年代以来，保护和促进投资的双边投资条约数量大幅度增加，截至1997年1月1日，全世界已签署这种条约1330个，涉及162个国家，在5年里条约数增加了2倍。1991-1996年，各国政府共对外国直接投资管理体制进行了约600次调整，其中95％是放松对外资管制的措施。1995年，在64个国家的112项立法变化中，106项属于趋于自由化或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立法。国际社会为达成国际性的投资协议开始行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第一次将投资问题纳入多边贸易的体系，并达成《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出现通过协商建立一个综合性多边国际直接投资框架的行动，1996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第九次会议对未来多边投资框架进行了探讨，并已达成协议。
(五)跨国公司作用进一步加强。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蓬勃发展。第一，跨国公司的数目剧增。据统计，1996年跨国公司已达到44，508家，在全球的附属企业已达到276，659家。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增加到36，380家，所占比重下降到817％；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增加到7932家，所占比重上升到178％。第二，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基地的最大跨国公司日益全球化。按外国资产排列的1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在它们的外国附属企业中拥有17万亿美元的资产(控制了约1/5的全球外国资产)。第叁，跨国公司开始结成新型的"战略联盟"。面对竞争压力、自由化浪潮和新投资领域的开放，越来越多的企业，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采取各种办法参与全球化经济的活动，通过各种形式结成联盟。通过兼并与收购在国外建立自己的生产设施，以保护、巩固和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1988年到1995年间，全球跨国兼并与收购总额增加了一倍，达到2290亿美元。1996年，有45起跨国兼并与收购的规模超过10亿美元。与此同时，一些跨国公司以协定(股份和非股份)方式加强联合。1995年缔结了近4600项这样的协定，而1990年只有1769项。1990年以来，跨国公司之间在核心技术(信息和生物)方面也加强了战略性研究与开发伙伴关系。第四，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规模和重要性日益增加。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在其国家贸易中的比重提高，出现了无国界经济。
(六)经贸文化、人才出现世界性。以全球化、高速化、个体化为特征的多媒体网络正在覆盖全球；出现了经济生活和贸易文化的全球性趋同现象；"国际人"开始走俏，全球性的共同发展目标形成。为了在经济竞争中取胜，"国际人"正在成为各个国家、各大公司的首选目标，培养"国际人"、寻找"国际人"已成为世界性的人才战略潮流。日本公司率先提出"国际人"战略。他们认为，国际人应具备以下10个基本条件：积极肯干，但是不蛮干；人际关系融洽，不以自我为中心；兴趣广泛，知识丰富；外语出色，乐意结交外国人；行动迅速，快食、快眠、快便；迅速适应并爱上异国他乡；意志刚强，富有忍耐性；深谋远虑，但不优柔寡断；安排、处理好家庭生活关系；身体健康，精神焕发。此外，绿色主义、环保哲学，共同反黑、扫黄、打白(毒)和反腐败，共同致力于发展与和平，共同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均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二、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传统的衡量国家之间经济贸易权益的概念与统计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一)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相互依存与互动加强。
1.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经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相互依存进一步加强。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发达国家之间货物、服务、资金、技术和市场高度融合，而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上述关系也在加强。
2.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相互传递障碍在减少，互动性加强。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下，对外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在各国之间的经济传递中的作用在加强。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对外贸易与投资逐渐变成双向传递渠道，发达国家把经济发展与衰退通过对外贸易与投资传递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金融波动也将影响到发达国家。1994年底，墨西哥金融危机震动了全世界；1997年7月由泰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并未使发达国家幸免。
(二)经济全球化迫使人们的概念在创新。1大国际贸易概念出现。在经济全球化下，一国对外经济交往合作中，不能只考虑货物贸易，还要把货物贸易与直接投资、金融、服务、技术综合考虑。因为，货物贸易与投资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两个支点。2将大国际贸易概念与本国经济的调整优化、改革开放密切地结合起来；"贸易立国"、"贸易为本"的传统信条已让位于"经济接轨"和"市场融合"。3变被动接受经济全球化为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是科技革命作用的结果，是大势所趋，纷纷主动改革本国经济体制，发展开放性经济，推行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为跨国公司创造投资条件，并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和活动。4变单边制裁为求得"双赢"。在经济全球化下，一国对另一国单方面采取"贸易保护"、"贸易摩擦"、"贸易制裁"等以邻为壑的措施，已开始由自我保护的工具变成了双刃剑，在制裁别国的同时也会使自己受到伤害。其上策是通过谈判，达成互惠互利的协议，促进双方的经贸发展，取得"双赢"。
(三)经济全球化使国家受到冲击，相互协调成为时代主旋律。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传统的国家内容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原本是一国独有的权利，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同拥有的权力。各国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遵循国际条约、协定、规范和惯例来运作；跨国公司在各国经济生活中地位的提高，使国家对产业政策的干预作用在减弱。在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出现了让与，但它是以对等为原则的。当今世界各国都是拥有的独立国家。共享是让与的前提，没有共享也就不会有让与。经济全球化迫使各国把二者结合起来，出现了相互协调，使它逐步成为各国处理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基石。随着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束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和运行，协调管理贸易政策在国际上和各国贸易政策中开始成为主流。
(四)经济全球化要求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一体化。20年来，面对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产业内部贸易的增长，新贸易理论将产品差异、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等工业组织理论引进传统的比较优势框架，为国际贸易理论分析做出了贡献。但它仍然假定企业只在某一个区位生产商品和服务，将对外直接投资排除在分析之外。同时，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公司)理论成功地解释了不同类型跨国公司直接或间接地创造的各类贸易流动，但仍是以单个企业为依据的投资分析，未推广到国家层次。80年代初以来，经济全球化要求把贸易与投资理论结合在一起分析贸易与投资利益与效益，出现了新的理论分析，其理论模式主要集中于纵向或横向一体化。在这些理论分析中，产品增值链活动的不同假定可以在不同地理位置上进行，在不同的国家可以进行完全相同的生产加工。在贸易与投资一体化理论中，企业行为被分为两大类型：
第一，总部行为。总部行为包括工程、管理和金融服务，以及信誉、商标等甚至可以无偿转让给远方生产区位的服务，这类行为有时被简化概括为研究与开发。
第二，实际生产行为。实际生产行为又可再分为上游生产(中间产品)和下游生产(终极产品)。所有这些行为都被假定为具有规模收益递增效应。由于总部服务的运输成本极低，企业可以将生产行为从总部分离出去，但为了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企业将某些生产行为集中在某一区位。在贸易分析中典型采用的两国均衡框架，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企业在两个国家进行活动时，可以将总部行为安排在母国进行，但其实际生产或转移到东道国进行(纵向一体化)，或者既安排在国内，又安排在国外进行(横向一体化)。因此，现在的企业不仅通过价格和质量进行竞争，而且还通过生产的组织进行竞争。这些理论模型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单个企业的经营活动决定了国内、国际经营企业的总格局。这一问题属于理论分析中的国际化生产部分。一旦国际化生产活动分布格局形成，国际贸易的格局便随之确定。贸易与投资理论的一体化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能以单纯的贸易行为来衡量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
(五)经济全球化对表明国家之间经贸权益的传统概念和统计方法提出了挑战。1传统的对外贸易差额概念未能反映经济全球化下国家之间实际的贸易利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经贸利益出现了几种变化。第一，在产业内部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大量增加下，按总贸易和专门贸易划分的国家之间的进出口掩盖了国家之间在产品价值上的实得；第二，母国公司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母国公司对东道国的商品直接出口，变相地进入了东道国的国内市场，因此，母国公司在东道国国内的投资和商品、服务的销售收益应计入母国的经贸收益；第叁，在一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情况下，把该国进出口贸易额作为该国的贸易利得，更加失实。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下，在计算各贸易国的贸易收益时，上述几个现象不能忽略。2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际贸易统计滞后于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应予修正。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际贸易统计制度来源于美国，并逐渐成为世界贸易各国的贸易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对之都有相应的条款和协定。在国际贸易局限于产业间和投资不普遍的情况下，按原产地进行统计基本上可以反映贸易国的贸易利益。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按原产地统计则会出现两种误差。第一，未能如实反映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大规模的直接投资活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全球化经营，它们生产的零部件、产品的进出口，按价值链、资本所有，理应属于母国，但却计入东道国的贸易统计。第二，原产地规则以货物贸易为主，未包括服务贸易等，因此，原产地统计在不能真实反映货物贸易的同时，也不能全面如实地反映国与国之间的大贸易关系。
(六)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的机遇。
第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和资本外投。1996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1997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1996年接受了129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对外投资了510亿美元，二者都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它们在获得世界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从1995年的30％上升到1996年的37％。其中，48个最不发达国家在1996年的资本流入量也增加了56％。
第二，促使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由于资本的流入、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活动和本国产业结构的改造，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结构有所改善，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重从1980年的560％上升到1990年的733％和1994年的777％。
第三，迫使发达国家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予以考虑和解决。发达国家日益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下，它们的经济稳定和发展有赖于发展中国家。在债务解决、地区经济一体化和联合国的改革等问题上不得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权益。
第四，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改革。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构成了严峻的挑战。1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发达国家构筑以其为中心的国际经贸基础。在此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将会受到更大的削弱。2发展不平衡在加剧。
第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平衡在加剧。经济全球化为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国际资本开拓了寻求更高利润的地域和空间，在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相差甚大的背景下，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在拉大。1965年，七个主要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是世界最贫困国家的20倍，1995年扩大到39倍。
对外直接投资流程范文第5篇
An Empirical Study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lusters in Yunnan Province
ZHU Ruixue1，2， LIU Xiuling1
（1.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llege， Dali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Dalian116650， Liaoning， China； 2.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Dong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Dalian116025， Liaoning， China）
Abstract：There is an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and industrial cluster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FDI and industrial clusters in Yunnan province， an empirical study is don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e research result shows that： there is not much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FDI and industrial clusters in Yunnan， FDI didn't play much role in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lusters in Yunnan， and industrial clusters weren't important factors for FDI. Thus FDI conforming to Yunna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should be greatly encouraged within the province； and FDI should be made use of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Yunnans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economy.
Keywords：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ndustrial cluster； location quotient； Yunnan industrial cluster； empirical study
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集群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出于规模经济、产业协作和信息交流等方面的需要，会出现产业集群现象；另一方面，产业集群区域通常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产业配套能力、上下游供应链的分工协作和规模经济效应，这些又成为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在许多产业集群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产业集群本身又成为当地吸引外资的核心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集群之间的良性互动效应一旦形成，便会产生“滚雪球效应”[1]，对本地经济起到巨大促进作用，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以及扩大就业等产生深远影响。作为地处边疆的经济欠发达省份，云南产业集群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如何，以及如何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云南产业集群发展是本文主要探讨的内容。
一、云南省产业集群发展现状
（一）云南产业集群概况
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在政府引导和市场驱动下，云南已经初步形成了几十个产业集群，如玉溪烟草加工产业集群，云南糖产业集群，丽江、大理、香格里拉、西双版纳等旅游产业集群，呈贡花卉产业集群，玉溪钢铁企业集群，昆明机床制造业产业集群，文山三七药物产业集群，普洱茶产业集群等[2]。产业集群的迅速崛起，提升了云南省产业竞争力，有力地支撑了云南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云南产业集群度的衡量
通过采用区位熵系数法来衡量云南产业集群的集中度状况。区位熵系数LQ（Location Quotient）又称专业化率，用公式可表示为：
这里Eij指i地区j产业的相关指标（如产值等），Ei指i地区所有工业产业的相关指标，Ekj指k国家j产业的相关指标，Ek指k国家所有工业产业的相关指标。其经济意义是一个给定区域中某一产业占有的份额与整个国家该产业占有的份额相比的值。如果LQ>1，表明i地区j产业的发展强度高于全国同类产业的平均水平。LQ值越高，说明其j产业的发展强度在全国的比较优势越显著。为统一比较，本文选用产业主营业务收入作为衡量指标，经过计算，2012年云南省36个工业行业区位熵系数见表1。
二、云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一）云南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概况
自1984年云南开始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至今，已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4000多家，利用外资规模突破100亿美元。外商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领域越来越广。尤其从2005年至今，云南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年均增长达40%，具体情况见表2。
（二）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及行业分布
从云南省利用外资产业分布来看，大部分外资流入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根据2001-2012年相关数据，云南第二产业利用外资占外资总额比重平均为5250%，第三产业平均为4104%。而第一产业一直都是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最小、比重最低的产业，其占外资总额比重只有6%左右。
从外资行业分布来看，流入制造业的外资数量最多。从2001至2012年，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累计额占同期利用外资总额的2022%，其次为房地产业1772%，社会服务业1604%，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1192%，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1176%，建筑业1068%[3]，详见表3。这也可以解释外资主要分布在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原因。
三、外商直接投资与云南产业集群关系实证分析
关于产业集群的衡量，涉及很多指标，其中企业数量是产业集群最直接的体现。云南的产业集群主要表现为工业领域的产业集聚。因此，本文采用2000-2012年工业企业数量指标（见表4），对云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当地产业集群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通常一个地区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相对水平越高，IND数值就越接近1；反之，就越接近0。从表5可以看出，云南历年利用外资的业绩指数较低，2006年只有026，只是到了最近几年，云南的IND数值才增长较快[4]。往年的指数水平低对于云南经济的促进作用有限，当然也就对云南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作用有限。
其二，外资对云南各产业集群的参与度较低。虽然外资在云南多数产业中都有分布，但每个产业中外资的参与度都比较低，没有形成相应的上、下游产业及支撑产业。因此，对于该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作用有限。例如：云南茶产业，虽然云南茶叶生产规模和产值都较大，但进入该领域的外资企业却屈指可数，且没有较大的影响力，对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作用有限。
其三，云南经济开放度较低。云南一些产业的发展和定位都是面向国内市场或是由大型国有企业驱动的，一些产业集群是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形成的，内向型程度较高，因此外资参与度较低。例如：云南烟草产业，其产品主要是面向国内市场，且烟草产业长期由国有企业专营，外资企业进入的可能性较小；还有一些行业的企业是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传统上主要靠国家投资，市场形成机制较弱，因此外资进入较少。
（二）云南产业集群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作用力的实证分析
1建立模型。回归方程设定为：LnFDI=β0+β1LnN+ε
式中，N仍表示工业企业数量，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β0为截距项，β1为待估参数，ε为随机扰动项。为了获得较平稳数列，本模型仍对各变量取对数形式，相关系数测度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企业数量的弹性。
2检验结果及分析。根据云南2000-2012年相关时间序列数据，运用Eviews 50软件，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所拟定的模型进行计量估计，估计出回归模型为：
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检验，模型较显著。分析结果显示，当LnN变动一个单位时，LnFDI变动48322个单位。由此可见，产业集群对云南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影响的力度有限。
3原因分析。这主要是由于云南产业集群度还比较低所致。云南比较优势较高的工业行业主要是集中于资源依赖型工业，但是，由于受自然资源在省内分布较为分散的影响，造成条块分割、大而全、小而全的产业布局，进而破坏了区域分工和规模化。例如，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工业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此外，云南省多数工业集聚区域往往处于一种企业“扎堆”状态，集聚的结果只是生产不同产品的同类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简单集中，而没有做到在产业价值链上的有效集中和整合。这也和很多工业园区建立和发展的时间短有关，产业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还没有形成产业上下游相关企业，再加上其他环境因素等原因，致使云南产业集群度低，对外资吸引力相对较小。
四、云南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可行性与对策
（一）云南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可行性
在全球化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集群及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很大的。外商直接投资在促进产业集群形成、发展以及产业集群升级方面都可发挥重要作用。云南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已具有一定规模和水平，云南的产业集群发展也已具备一定基础。因此，如果政策引导适当，将会实现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集群的良性互动效应，因而也就会发挥出以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作用。例如，云南的花卉产业，由于多年来大量外商投资企业进军云南花卉产业，在资金投入及技术支持上极大地促进了云南花卉产业的发展壮大；同时，外资企业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也对本土花卉企业起到了竞争激励的作用，提升了本土花卉企业的整体实力；而且外资企业的进入完善了产业链条，从而推动了云南花卉产业集群的发展和升级。又如云南的咖啡产业，由于雀巢、星巴克、麦斯威尔等多家外资企业的进入，使云南咖啡产业开始起步，从最初的原材料供应到目前云南已经具有多个本土品牌，云南咖啡产业集群在外资的带动下逐步发展起来。
由此可见，云南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因此，应大力鼓励符合云南产业发展导向的外商直接投资在本地投资，发展基于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集群，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二）云南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对策
1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投向契合云南经济发展的特色产业集群。云南应立足自身资源和区位优势，推进特色产业集群战略[5]，并引导外资投向特色产业集群，以助力云南区域经济发展。
（1）特色农业产业集群。云南正加快发展滇东北生态农业、滇东南观光农业、滇西和滇西北特色农业、滇西南热区农业，可以引导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这些领域，推进外向型农业发展。
（2）特色制造业产业集群。积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推进化工、装备制造、有色、钢铁等产业优化升级；发展石油化工产业和清洁载能工业、开拓天然气市场、发展新型煤化工产业和林纸一体化项目。
（3）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生物医药、生物质能应用、绿色食品保健品、生物化工产品开发等；做大做强昆明光电子产业基地，加快发展光伏、半导体照明、红外及微光夜视产业链；打造稀贵金属新材料产业链；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
（4）旅游、物流、会展等现代服务业产业集群。云南正在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可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推进云南历史文化旅游区建设；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推进现代物流服务、信息平台建设和会展产业。
2增强云南经济对外开放度。一国或地区的对外开放情况和交流程度，通常用对外开放度来衡量。兰宜生（2002）研究了我国对外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对外开放度与各地经济增长率之间有明显的正相关性。李子成、李新武（2011）以1988-2009年云南相关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云南省对外开放度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包括外资依存度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均为负值，这与全国的情况正好相反[6]。这说明在云南经济发展中，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在内的经济开放度指标对云南经济发展没有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云南外资利用水平与效率较低。因而，也导致前面分析中所指出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云南产业集群发展作用有限的结果。因此，云南省应建立开放型、一体化的国内国际市场，提高市场开放程度，改善对外经济贸易环境，建立现代市场体系，规范市场秩序。政府也应顺应市场经济规则参与其中，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各种惯例和交易规则，实现与世界经济的接轨。
3加强工业园区在外资与产业集群结合中的媒介作用。由于优惠的投资政策、便利的经营条件等因素，工业园区通常是吸引外资最集中的区域；同时，由于便于关联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信息交流和产业配套等，工业园区也通常是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区域。因此，工业园区为外资和产业集群的结合提供了理想场所，在促进外资和产业集群互动中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但是，云南工业园区在促进外资与产业集群结合方面还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改进：
（1）注重实施产业链招商，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各地工业园区应结合本区域产业基础和资源条件，制定重点引资方向，有选择性地引入外资，由引进单一项目向延长产业链条、培育产业集群转变，大力引进产业升级关联度高、辐射力大、带动性强的龙头型、基地型外商投资项目[7]，形成资源整合、分工专业、配套协作的良性互动机制，努力提高产业集群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