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教育行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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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行业报告范文第1篇
关键词：外向型企业；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
一、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广泛的国际交流和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趋势，外语与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外语的经济价值日益凸显。在一定意义上讲,语言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人力资本(breton,1998)[1]。作为人力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外语既可以作为一种工具以获取母语以外的其他知识和技能，也可以直接应用于社会，为国家和个人带来经济效益,使企业更容易从事贸易,其产品更容易进入国外市场等。因此,对于以国际市场为导向，主要为满足国外市场需求而进行生产和营销的外向型企业来说，企业的发展与外语人才的质量有着密切的关联,应受到企业的普遍关注。
二、外向型企业复合型外语人才现状分析
复合型外语人才指的是在外语水平、专业知识、智力潜能、复合技能和综合素质等方面都有良好的表现并能够熟练使用外语来表述相关专业知识的人才[2]。在外向型企业中,复合型外语人才主要存在量和质两个方面的问题。
1、复合型外语人才的总量不够。
在众多外向型企业中，外语人才数量并不少，尤其是不缺英语专业人才。根据麦可思公司（mycos）《201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就业蓝皮书）中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大学毕业生“红牌”本科专业 中英语专业“榜上有名”。显然，外语人才出现了结构性失衡。既懂涉外业务及管理，又懂一门外语的复合型外语人才的数量不够，比例很低。比如在一些大中型涉外企业，能熟练使用外语的工程技术人员不多，如钢铁冶金、陶瓷行业。金融、it、电子、通讯等行业也同样存在专业外语人才紧缺的状况。据了解，当前绝大多数it行业实行软件外包，外语无疑成为项目开发过程中的关键性因素之一[3]。因此，专业外语水平的高低成为从业人员发展的决定因素。
2、高学历、高层次复合型外语人才缺口较大。
外向型企业中复合型外语人才不仅在量上不够，人才质量方面也令人堪忧。笔者同一些涉外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交流时,发现他们都会谈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外语人才。企业中懂一点英语，懂得一些外贸进出口操作的商务英语类人才已经趋向过剩，而急需不仅精通外语，而且也熟知贸易国经济法规与政策的“双语、双法”人才;能参与涉外谈判或高层决策的双语经营及管理的高学历、高层次复合型外语人才等。根据相关研究的调查，有近80%的外向型企业对近几年高校应届毕业生的总体印象是:毕业生的知识结构太专，知识面欠广，应用能力不够强，一时很难胜任本职岗位[3]。
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由于全球化经济的迅猛发展，企业对外语人才的需求激增,但人才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往那种只掌握外语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已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因此,多元化的社会、多样化的行业究竟需要一批什么样的复合型外语人才，如何使复合型外语人才资源切实有效地为外向型企业经济服务，就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三、企业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的实现途径
外向型企业中对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对象主要针对三大类人群：外语专业的人才、非外语专业的技术人才和非外语专业的管理人才。因此，培养模式的实现途径是多样化的。
1、对培养工作进行统一规划。
不少外向型企业对复合型外语人才的重要性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往往热衷于物质资本的追求，而对人才的培养缺乏整体规划。其实，在国际化的市场经济中，企业竞争的根本是人力资本的竞争。而英语素质正是外向型企业人力资本的关键构成因素。企业员工外语素质是外向型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企业应根据其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评估其外语人才现状，收集和分析各类外语人才供给与需求方面的信息和资料，确定外语人才的需求数量、质量和结构，制订外语人才培训、开发及发展计划等政策和措施，使其发展同企业整体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相协调。
2、组织多种形式的短期和长期培训。
企业组织培训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通过提高非外语专业员工的外语素质和外语专业员工的专业素质，更好地与国际客户交流与沟通，更好地开拓国际市场；更准确快速地获取国外先进技术和发展动态，在行业竞争中取得领先优势，大大提高设备利用率、生产率和成品率，不断提高企业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企业要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多种形式的培训，可以通过“请进来，送出去”的方式，请外面的专业培训机构来进行短期本行业知识培训，也可将员工分批分期送到国外一些商学院进行语言和专业学习。同时在企业内部搭建学习平台,为员工提供互相沟通、交流共享的学习场所和学习机会。
3、实行校企合作培养。
人才培养模式的建设取决于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之所以很多企业招聘不到合适的毕业生，这跟高校在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上有很大关系。著名外语专家戴炜栋教授指出: “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是高校外语专业改革的方向。要稳妥和科学合理地处理好复合型外语专业‘入主流’与‘有特色’之间的关系，积极探索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新模式，走出一条适应时代需求、为社会认可和欢迎的、符合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规律的路子。” 不同类型的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侧重点不同。而高校对企业的人才需求没有进行调研和分析，进而无法制定相应的人才培养方案。高校要加强复合型、复语型人才培养力度。另一方面，企业误认为人才的培养应该由高校来完成，从而忽视了对人才的进一步培养。其实，企业和高校要实行联动机制，高校若能把为当地经济发展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外语人才作为一个重要任务，建立一种基于需求的人才培养体系，办学的前景将会更加美好；企业若能主动联系高校，将企业需要的人才信息及时反馈给高校，并委托高校培养相关人才，实行订单培养，学校依据企业行业背景、技术特征和组织结构及发展战略,有针对性地进行培养,培养出的人才要符合订单的条
款[4]，那么企业的发展也会更可持续。
4、构建良好的企业文化教育体系。
复合型外语人才应具有敏锐的跨文化意识、较强的跨文化沟通能力[5]。这种意识和能力的培养与员工所在企业文化是分不开的。加强外向型企业外语人才的企业文化培训，使他们了解中外企业文化的内涵和差异，在吸纳外国优秀的企业文化的基础上，了解本企业文化的传播方式、手段以及企业文化对企业重要性，对于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增强员工的职业归属感和凝聚力有着重要意义。企业可以通过文化讲座、专题沙龙、电影赏析、历史介绍或主题演讲等方式为员工构建企业文化教育体系。
5、员工要坚持进行自我培训。
根据麦可思公司（mycos）《201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就业蓝皮书）中数据显示，毕业半年后连续三届失业人数最多8个本科专业中，英语专业又被列入其中。暂且不讨论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毕业生在企业要有忧患意识，要自我加压，自我完善知识结构，要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在某一领域有自己的一个清晰的人生规划并不断加强自我学习，自我增值，才能拓宽自己的职业发展空间。
四、结语
外向型企业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是一个立体培养模式，需要员工个人、企业和高校 “三位一体”，共同协作，以企业为主体，企业为员工营造良好的企业氛围，为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提供组织和环境保障；高校要以需求为导向，不断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科学的课程体系和创新实践教学模式；员工个人更要有自我提高的意识和行动，积极主动开展自我培训，不断补充和完善知识结构，更好地实现自我经济价值。
参考文献：
[1]breton, albert, 1998,“an economic analysis of language”, in economic approaches to language and bilingualism, department of public works and government services, canada.
[2]白心敏.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外语人才的培养模式[j].企业研究,2010(10):73-74.
[3]王建军,王静存.复合型外语人才现状与就业需求调查报告——以唐山市为例[j].唐山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2):11-14.
文化教育行业报告范文第2篇
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建设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到2000年以后，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由外延转向注重内涵建设，教育部于2000年印发了《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意见》，明确提出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指导思想以及人才培养目标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总体思路，为高职教育规范、健康地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并有力地推动了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建设的开展。
2004年，湖南省全省各高职院校共开设专业318个，有13个专业进入国家高职高专教改试点专业，4个专业被教育部确定为精品专业，146个专业被认定为省级教改试点专业[1]。截至2009年9月，湖南设置高职专业的86所高校共设置高职专业1，583个，覆盖专业目录中全部19个大类，覆盖专业目录中78个二级类的62种，覆盖专业目录中531种专业中的272种。此外，还有各地州市的职工大学、教育学院以及社会办学机构共10所教学单位设置了74个高职专业。从专业点看，高校共设置高职专业点1，583个。按二级类分布为：农林牧渔29个，占1.83%；交通运输35个，占2.21%；生化与药品31个，占1.96%；资源开发与测绘16个，占1.01%；材料与能源11个，占0.69%；土建104个，占6.57%；水利1个，占0.06%；制造201个，占12.70%；电子信息304个，占19.20%；环保、气象与安全13个，占0.82%；轻纺食品14个，占0.88%；财经292个，占18.45%；医药卫生71个，占4.49%；旅游92个，占5.81%；公共事业27个，占1.71%；文化教育215个，占13.58%；艺术设计传媒113个，占7.14%；法律14个，占0.88%。设置专业点最多的二级类分别为：电子信息类（304个）、财经类（292个）、文化教育类（215个）、制造类（201个）、艺术设计传媒类（113个）、土建类（104个）、旅游类（92个）。设置最少的二级类分别为资源开发与测绘类（16个）、法律类（14个）、轻纺食品类（14个）、环保、气象与安全类（13个）、材料与能源类（11个）、水利类（1个）、公安类（无）[2]。专业点布局不够均衡。
二湖南高职教育专业建设适应产业集群化中存在的问题
1专业建设缺乏整体规划，供需错位明显
湖南高校高职专业设置显得零散的专业在朝向改革、整合的力度、深度上依然不够，难见规模效应，基本上每个专业大类只有2～3个专业开设，有的专业大类里只设有1个专业。专业群的建设主要是依托现有的教学资源，因此特别受到了师资条件的制约。专业的调整也主要是在原有专业基础上的拓展，即开设出相应的专业方向，缺乏主动优化调整专业结构的有效机制和从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出发去规划专业群的有效建设。师资和实训资源的共享程度不高，专业的群体优势不突出。
2专业结构与产业发展变化对接程度不高
专业必须对接产业，专业结构必须瞄准产业结构，专业升级必须紧跟产业升级。
近年来，长株潭地区紧密配合湖南省以产业结构调整为核心，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经济产业结构呈现第一产业比例下降、第二产业比例逐渐上升的趋势。湖南省的GDP增长率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第一产业的GDP总量所占比重较少，增长率近年缓慢呈下降趋势。第二产业在全省GDP中占比重最大，增长比重呈逐年上升趋势，第二产业的GDP总量无论是绝对值还是增速都比较明显。因此，第二产业所需要的人才极显迫切。第三产业的GDP总量比重较大，这五年的平均比重仅次于第二产业[3]。随着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其就业结构也相应发生了改变，然而，目前长株潭城市群高职院校的主要专业设置与产业的对接总难达到理想匹配状态，职业学校技能型人才缺口仍然存在，专业结构不尽合理的问题尚未解决。
3新增专业盲目跟风，专业建设相对滞后
目前，在专业设置上普遍存在一种”跟风”现象，缺乏调研，造成热门专业过热，缺少特色专业。加上近年扩招，学校规模迅速扩大，专业增长较快，师资队伍建设、专业建设相对滞后。一些学校不顾自身实际，开设投入少、经济效益好的通用专业，一些院校片面追求大而全，一味扩大专业规模，导致学校间专业设置趋同，学校原有的特色专业建设迟缓甚至停滞。
4专业设置观念陈旧，专业建设缺乏前瞻性
相对于人才需求的这一变化，湖南高职专业设置思路尚嫌单一，往往简单套用传统专业目录，专业交叉复合不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就业率不高。部分高校在增设专业时缺乏全面深入的论证，没有长远的系统专业设置规划，专业设置存在着片面理解“以就业为导向”，认为“市场需求什么就办什么”。学校定位、学校特色方面缺乏系统深入的思考和研究，盲目增大专业数量，专业办学条件、师资队伍建设跟不上专业人才培养的要求，毕业生质量不高。种种迹象表明，全省高职专业设置还一定程度的存在着“重专业申报、轻专业建设；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重眼前效益、轻长远效益；重社会需求、轻自身条件”的现象。
专业群设置不但要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相适应，而且要积极探索区域特色经济增长问题，设置前瞻性强的专业。为更好适应湖南省“十二五”规划工业经济发展需要，积极培育发展涉及新能源、新材料、物联网等方面的一批新兴产业，而学院设置的对口专业少，更没有形成相应的专业群，这既不利于我省高职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区域经济的良性发展。
三湖南高职专业设置与调整对策
湖南省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调整是一项系统工程。专业设置与调整应遵循教育发展的外部规律，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需要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三方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形成合力，共同合作。
（一）政府部门统筹规划，加强专业设置与调整的宏观管理
政府应积极转变职能，消除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理顺办学体制、领导体制，增强服务职能，协调职业教育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根据《高等教育法》和教育部有关高职专业设置的规定，依据高职各专业学生的报考率、报到率、就业率等指标，以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不同类型人才的需求及教育资源为基础，特别是结合全省产业集群或行业产业链发展的实际，科学规划高职专业结构，实行总量控制，宏观管理，引导学校主动适应社会和市场要求来设置或调整专业，避免出现盲目设置、重复设置等现象。
（二）教育主管部门因校制宜，针对不同院校实施具体指导
1因势利导，针对高校自身实际实施专业分类指导
教育主管部门应针对不同院校特点提出高职专业设置与调整的指导性意见，引导学校根据自身性质和定位开办专业，突出办学特色。一是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专业设置要充分发挥优势，建成一批国家级示范性专业，引领、带动全省高职专业建设发展。二是其他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要突出针对性和灵活性，要与企业、行业、地区经济紧密结合，注重设置面向全省优势产业、人才需求量大的实用性专业。三是市属职业技术学院创办专业应充分体现地域特色，应瞄准区域特色与优势产业发展需要，体现地域特点。
2突出特色，发挥示范和品牌专业的辐射作用
在湖南省现有省级示范专业、品牌专业的基础上，继续重点改革和建设一批社会声誉好、行业企业认可度高、就业率高、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专业为省级品牌专业，使之不仅在教育领域具有示范作用，并在同行业中具有较高的认可度，在社会享有较高的声誉。
3明确标准，给学校更多的专业设置与调整自
分别建立和完善专业目录、设置指南和专业设置标准。高校在科学定位和准确了解社会需求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好市场多变性和学科专业相对稳定性的关系，依据专业目录、专业设置指南、专业设置标准、本校专业规划和规定的程序，在省教育厅核定的办学规模内自主设置多元化的专业方向和调整专业，报教育厅备案。专业目录以外的专业、国家或省严格控制的专业以及教育厅核定的学科门类以外的专业报教育厅审批，并建立学科专业结构调整的自立、自检、自律的良性运行机制。
（三）高职院校以市场为导向，微观层面加强自身专业建设
一是职业学校要结合自身的实际和服务面向的产业领域，在综合分析学校已有的特色、优势的基础上，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要做好“专业立体维护”。要充分发挥特色专业群的引领、带动、辐射作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增强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提升专业服务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水平与能力。二是校企合作，开展专业办学水平评估。为更好地适应市场对人才的需求，要有意识地吸收行业企业或用人单位人员参与专业教学标准的开发，制定主要包括专业人才需求的社会调查、培养目标与规格、课程结构与体系、核心课程标准、考核项目及要求、专业教学资源配置等要素构成的专业教学标准，以此标准规范专业建设、专业教学以及专业评估。特别是要以新办专业为重点，加强对专业办学水平的评估，完善专业评估制度，建立专业质量监控体系。
参考文献
[1]湖南省教育研究院教育发展研究所.湖南教育发展年度报告（2005）[Z].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文化教育行业报告范文第3篇
自20世纪70年代我国推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各个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方面，从以往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在以往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增加了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农业发展方面，原有的人民公社制度转变成为；与此同时，在政治方面，国家法治得到健全，知识分子的地位得以提升[1]。中部地区作为国家地理位置的中间地带，起着“承东启西”的重要作用，生活在这里的回族有着不同于西北地区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回族的生活环境，对国家的政策有着极大的适应性。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
作为生活在我国中部地区的一名回族，多年的生活经历让笔者对周围的一切习以为常，对于笔者生活多年的这个社区，其他群体通常会将我们归于城市中的“污染者”（聚居在清真寺周围的回族通常会经营肉类屠宰，餐饮等行业），凭借着自身较低的文化背景和“家族产业”在城市的夹缝中生存。恰逢笔者毕业在即，面临寻找工作这一契机，选择对自己归属的这一群体进行职业分层的研究，试图通过分析散居回族职业分层的现状，验证散居回族在改革开放的大洪流中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均匀。本研究不仅可以帮助笔者更好地了解归属群体的社会地位，所得结论可以用于其他类似群体的研究，同时对当地政府部门的相关工作也有一定的帮助。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河南省Z县为研究个案，旨在考察城市社会中散居回族职业分层的现状及所呈现出的结构特点，进一步了解该群体获取职业的途径和影响因素；通过对其职业分层的研究，揭示该群体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地位及资源的获取情况。
2.研究意义
（1）现实意义
就目前散居少数民族的生存现状来看，由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在各民族间的差距拉大，社会资源在各阶层间的流动速度加快，再加上国家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扶助等，使少数民族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和能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研究中部地区回族的职业分层结构，可以了解该群体的社会地位；对于影响其职业分层的因素研究，可以帮助该群体了解自身，自觉地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也可以帮助政府部门制定政策，加快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条件的改善；研究该群体职业获取的途径，则从侧面反映了其社会资源的占有与获取情况。
（2）理论意义
在当代社会，职业地位已经成为人们最重要的社会地位，并将人们社会地位的高低通过职业分成准确地表现出来[2]。对于社会分层的研究，国内众多的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出发，分别从城乡二元社会分层现状对其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论述，并从传统意义上的地位、声望、权利三位一体的社会分层划分模式和收入、职业、教育程度、权利因素来描绘当代的社会分层情况。
本文将从社会分层研究视角出发，以“散居回族群体在日常生活中的职业分层现状和职业获取途径”为出发点，侧重经济和文化因素对散居回族职业分层现状的影响，为推动Z县的合理社会分层发展提出一点点看法，为丰富我国少数民族分层理论尽绵薄之力。
（三）文献综述――关于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分层的研究现状
从目前国内相关研究来看，关于少数民族的社会分层研究呈现出以下研究特点：研究多民族聚居区的社会分层现状，如《甘肃民族社会分层现状分析》《甘肃民族社会流动状况》《西藏社会分层研究》等；研究某一少数民族聚居区内典型少数民族分层状况，如《探析新时期凉山彝族社会分层状况及特点》；关于某少数民族的传统社会分层研究，如《侗族传统社会分层的特殊结构及其成因》。
从研究内容上看，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社会分层标准的变迁，如在凉山彝族的研究中，主要探讨了原来以血缘等级为基础的分层标准随着经济、政治等原因发生弱化，关于佤族的社会分层研究则考察其在改革开放后以韦伯的多元分层模式为依托，形成了四个典型的阶层类型；研究某民族社会分层在不同时期的情况，如侗族和凉山彝族的社会分层研究分别只论述其在改革开放前和新时期的社会分层情况；涉及民族社会分层的特点的相关研究，主要从民族自身的民族观念、经济发展状况、职业结构转变和教育程度等方面总结现状；也有涉及少数民族流动现状的研究。
二、研究设计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
1.社会转型期
目前关于社会转型期的概念界定主要有两种：一种认为社会转型期是从1840年的开始的；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转型期的起始点是1978的改革开放[3]。严振书、宁向阳对社会转型期的起始时间进行研究，指出社会转型期是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性进行转变的过渡阶段[4]。并提出社会转型期以改革开放为起点的依据为：之前传统因素占主导地位的状况未改变[4]。笔者在此使用的社会转型期这一概念正是借鉴了以上两位学者的观点。
2.中部地区回族
本文中所使用的中部地区回族这一概念，主要是指散居地区的回族，它区别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回族。这一群体作为少数人群长期生活在汉族等其他民族的周围，已在较大程度上融入了社会生活。
3.职业分层
职业分层作为社会分层的基础[2]，既可以作为社会分层的一个划分标准，又在某种程度上作为独立的社会分层概念。它主要通过职业地位反映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并辅助于职业地位测量、职业声望和社会经济地位量表等方法。目前，职业分层已经越来越普遍地被用于测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二）研究方式与方法
1.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运用调查研究和实地研究的研究方法，采用抽样调查的研究类型。对于资料的收集则使用问卷调查法，主要采用自填式问卷的方法，在整个问卷的填答过程中均有调查人员在场，保证了问卷的回收率；考虑到调查对象中存在着大量的文化程度不高的人群，再加上小城镇居民对问卷的接受程度不高等原因，对少量由于年龄和文化程度原因不方便填写问卷的调查者使用当面访问法的形式，以保证问卷的质量。同时，还从该社区和行政村中随机抽取10人进行访谈，以更加深入地了解职业分层的结构及特点。
此外，本项研究以描述性和解释性研究为主，同时涉及少量探索性研究；以定量研究为主，以定性研究来帮助解释相关现象。
2.调查对象的确定
由于本研究着重调查中部地区散居回族的职业分层，因此，研究对象的年龄区间应为16至60岁适龄劳动人口；同时，本研究着眼于社会转型期的时代背景下，某一群体的职业结构状况，在这两项前提条件的约束下，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也就定格在1962年至1996年之间出生的人群，即研究对象的年龄区间为16岁至50岁Z县回族中就业人员。
3.样本的确定和抽样方法的选择
本调查总体为Z县城关镇的回族，样本框为Z县县城共计3 000名回族群众，从中抽取100名回族群众组成调查样本，本次研究将选择多阶段抽样的方法，在城关镇下属的三个街道（涅阳、雪枫、玉都街道）中抽取涅阳街道办事处，并从该办事处的15个社区居委会、5个行政村中选择中山街社区居委会和北关村，分别从中抽取60人和40人，最终组成100个调查样本。
4.样本的回收、检验和评估
本调查实际发放问卷100份，回收问卷96份，其中有效问卷96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达到96%。对样本的初步评估如下。
（1）样本的性别构成
本次调查共涉及男性52人，占总数的54.2%，女性44人，占总数的45.8%。男女比例相对平均。
（2）样本的职业类型构成
本次调查样本的职业类型百分比构成如下：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占4.2%；经理人员占1%；私营企业主占2.1%；专业技术人员占19.8%；办事人员占11.5%；个体工商户占26%；商业服务业人员占26%；产业人员占9.4%。
（3）被调查者月收入情况
本次调查被调查者的月收入百分比构成如下：800元以内占1%；800-1 200元占7.3%；1 200-2 000元占45.8%；2 000-3 000元占32.3%；3000元以上占13.5%。
本次调查所回收的所有问卷均经过笔者的认真检查与核对，逐一地输入SPSS软件进行分析，并结合excel工作表进行图表的建构。分析与评估主要包括单变量的统计分析（频数分析与百分比分析）和双变量的交互统计分析。
三、分析与讨论
（一）Z县回族职业分层的基本现状
1.职业阶层情况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所做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研究者们将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大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人员、农业劳动者和城市无业、失业、半失业者[5]。笔者根据以上划分，通过调查与统计分析：在Z县回族的职业构成中，所占比例较大的职业类型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和商业服务业人员，以上四项职业类型分别占据19.8%、11.5%、26%和26%。由此可以得出：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目前从事着商业或与其相关的服务业活动。
2.产业情况
经过SPSS数据分析，我们得到关于样本的产业构成百分比如下：第二产业占14.6%；第三产业占85.4%；从以上数据中，我们不难发现，纵然在样本中存在着大量的农业户口（占据样本总数的39.6%），但是从就业者的产业构成表中，我们没有看到作为农业的第一产业的成分，这充分说明随着城市化的步伐加快，在城市中存在着具有农业身份的城市人。其次，从构成第三产业的就业者占到85.4%的比例来看，城市中的回族大多数从事着服务性行业。
3.工作的强度与工作环境
在此，笔者将工作的强度分为：工作的劳动强度与工作的时间强度。被调查者从工作的劳动强度来看，脑力劳动者占25%；体力劳动者占31.2%；两者兼有占43.8%。而从工作的时间强度来看，工作4-8小时占40.6%；工作8小时以上占37.5%；视工作需要而定占21.9%。
从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可以看出：目前，城市中的回族由于工作的限制，在劳动强度上表现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同时存在的局面，而两者没有呈现出较大的强度区分；再者，就劳动时间而言，40.6%的被调查者工作时间在4-8小时，在国家规定的8小时工作时间的范围内，另外还有21.9%的劳动者工作时间根据工作的具体需要而定，表明其工作在时间上有一定的随意性。
此外，被调查者的工作环境情况如下：室内工作者占59.4%；室外工作者占13.5%；两者兼有占27.1%。被调查者的工作环境情况，则从侧面反映出大部分的回族就业者的工作在室内，也就避免了室外的奔波与劳累。
4.职业报酬获得情况
关于职业报酬的获得情况，笔者主要通过调查样本的月收入来说明就业者因为职业分层而产生的经济地位情况。
根据样本的月收入情况分析的调查结果清楚地向我们呈现出在所调查的样本中，由于职业（或其他收入）状况所造成的就业者月收入情况：有45.8%的被调查者每月收入达到1 200元-2 000元，32.3%的被调查者月收入在2 000元-3 000元。若从收入情况看居民的生活状况，则可以说目前城市中回族的经济生活尚好。
5.除正式职业外的收入分析
在笔者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了调查样本中不乏少数人（41.7%的调查者存在来自正式工作外的其他收入）存在着双重收入的情况，即收入的一部分来自于上述调查的职业所得，另一部分则来自于其他的活动。经调查分析，除工资外的收入所得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房屋出租所得（占调查总数的37.5%），为他人办事回扣所得（占调查总数的12.5%），农业劳动所得（占调查总数的7.5%），从事商业活动所得（占调查总数的12.5%），依靠技术劳动所得（占调查总数的5.2%）。作为城市中的一员，市民租赁自己的房屋虽不能作为一种职业，但是却可以在无形中增加自己的月收入；再加上商业活动的灵活性与随意性，也被不少的市民选择作为自身的第二职业。
（二）Z县回族职业分层的影响因素及其职业获取途径
1.影响Z县回族职业分层的因素
在当代社会，影响职业的因素有很多，客观方面来说：社会生产状况、市场结构和社会劳动分工都会影响到职业结构；主观方面来看：一个人的年龄、性别、种族也影响到职业结构[6]。就笔者所了解到的Z县情况来看，笔者在原有的影响因素上加入了文化程度、个人能力、家庭经济基础、父母职业和关系网络五个变量，全面地考察影响到Z县回族职业分层的多种因素。
调查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影响Z县回族职业选择的主要因素。影响职业选择各因素的百分比构成如下：年龄24%，性别25%，民族20.8%，文化程度80.2%，个人能力45.8%，家庭经济基础22.9%，父母的职业28.1%，关系网络50%，其他3.1%。
通过对影响职业选择的因素进行频数百分比分析，在笔者列出的九个影响因素中，文化程度居于首要地位，文化程度直接影响到个人职业选择的范围和类型；除此之外，关系网络和个人能力也是影响个人职业选择的重要因素，这两个因素分别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制约到个人的职业选择；而家庭经济基础、民族、性别和年龄四个因素并未对职业选择产生较为突出的影响。
2.职业选择时的人为影响情况
经过统计调查分析，笔者注意到83.3%的被调查者在职业选择时受到了他人意愿的影响，笔者将影响职业选择的人群分为：父母、伴侣、亲戚、朋友和其他五类。
调查结果向我们清楚地展现出五类对他人职业选择产生影响的人群。其中，父母和亲戚对个人的意见较易被求职者采纳，64.6%的人在选择职业时会听取父母和亲戚的意见，14.6%的人则会听取伴侣的意见，不管是父母，伴侣还是亲戚都是作为求职者所属的初级群体，因此，可以说，初级群体在个人求职过程中将发挥着引导的作用。
3.影响个人职业选择因素的主观评价
上面已经讲到影响个人职业选择的客观和主观因素，并通过调查检验各影响因素在实际选择中的影响程度。除此之外，本研究所证实的影响因素排名却与邱泽奇学者在书中探讨的有所出入，是否是当下职业选择的影响因素发生变化，抑或是人们主观评价与实际影响之间有所冲突？笔者对此进行了探讨。
各因素对职业选择重要性的主观评价百分比构成如下：年龄46.9%，性别30.2%，民族23.9%，文化程度86.5%，个人能力87.5%，家庭经济基础70.8%，父母的职业47.9%，关系网络87.5%。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人们的主观评价中，性别和民族因素对职业选择仍具有不明显的影响，这与之前的分析结果相一致；父母职业、年龄和家庭经济基础三个因素在实际的职业选择中并不具有绝对性影响，但是在人们的主观评价中，这三个因素会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这说明人们在求职中会主观性地倾向于依赖于父母和家庭经济状况，同时也会因为年龄问题而产生一定的主观回避，而这种主观性的意识则与事实并不完全一致；此外，在实际的影响因素中，关系网络、个人能力和文化程度具有较为明显的影响，而人们主观意识中对三者的评价也与事实相符。
4.职业的代际流动情况
一些研究表明职业存在明显的代际流动性，受到社会变迁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子女会理性地选择从事与父母职业相同或者相近的职业，或者选择不从事与父母职业相同或者相近的职业。那么在Z县的回族中是否也存在这种现象？经统计分析，在调查者中，有39.6%的人选择从事与父母的职业相同或者相近，同时也存在60.4%的人不愿意从事与父母职业相同或者相近的职业。为何同一群体在职业的代际继承性上存在如此大的差距，何种因素又导致了该现象的出现？笔者进一步给出了答案。选择与父母职业相同或相近的原因分析百分比构成如下：“父母最大限度地帮助自己”占23.7%；“自己较为熟悉该类工作”占39.5%；“现有关系网比较强”占18.4%；“工作环境好”占13.2%；“工资收入高”占5.3%。
在以上五个影响因素中，本人对父母职业的熟悉程度是其选择与父母职业相近的主要原因；同时，父母对自己的帮助，现有稳固的关系网和父母较好的工作环境也是吸引个人从事父辈职业的原因。
同时，超过一半的人群（占有调查总体60.4%的样本）会选择不从事与父母职业相同或者相近的职业。对该群体来说，又有哪些因素影响其做出该项决定，而放弃现有父母积累的关系网呢？不选择与父母职业相同或相近的原因分析百分比构成如下：“对该工作不感兴趣”占14.6%；“经济收入不高”占19.8%；“工作环境差”占15.6%；“劳动强度大”占3.1%；“并非职业趋势所向”占7.3%。经上述数据的分析，我们看到经济收入不高、工作环境差和个人兴趣成为影响个人放弃与父母相近职业的三个主要因素。
四、结论
经过以上的分析讨论，通过对Z县回族的职业分层基本现状，职业选择时的途径探究以及影响职业分层的因素辨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当前Z县回族职业分层的现状与特点
1.职业分层结构
按照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所划分的十大阶层来看，在调查的样本中没有涉及农业劳动者和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者，纵然有7.5%的人会从农业活动中获取利润，同时也有39.6%的调查者从户籍类型上看属于农民范畴，但是在职业调查中却没有标明自己的农民身份，这与长期生活在城市中有关（将自身归于城市人）。如果将十大阶层按照等级进行划分，Z县回族职业分层呈现出“橄榄球”的等级结构，从事个体工商业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占据大量比重。
2.重商主义传统的延续
关于回族的各种典籍中都有涉及回族喜爱经商的记载“在回族经济生活中最为突出的莫过于商业活动，有相当数量的回族投身于商业活动，并以善经商营利而著称于世”[7]。在上述分析中我们已经得出占样本总体52%的人在从事与商业有关的活动，这种职业群体的大量存在一方面是传统重商主义模式的延续，另一方面也表明该模式延续的时代背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市场调节机制的形成，都为商业的繁荣提供了支持。社会大背景的支撑和传统重商主义盛行的双重机制的制约下，该群体的商业活动也就兴旺起来。
3.双重收入现象的存在
商业活动的灵活性和自由性，使从业者的工作时间得到缩短，拥有自由掌控的时间越来越多，也就为从业者在工作之余从事其他牟利活动提供便利，在本次调查中，笔者经过调查已证实了这种假设，41.7%的被调查者表明自己拥有着除正式职业外的其他收入，如：租赁房屋，为他人办事，进行农业劳动，从事商业活动和依赖技术劳动。被调查者会承认存在上述收入，但不愿意将其归为自己的职业，一方面是因为上述职业通常不被人们列入正式职业的范畴，另一方面是与被调查者承认的正式职业相比，这些职业的职业声望不高。
双重收入情况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双重职业身份的存在，这种现象的存在是市场经济的结果。
4.经济利益的主导地位
在美国社会学家和社会统计学家邓肯的社会经济地位量表中，其测量的主要内容是人们的收入地位、教育地位和职业地位[2]。而收入的高低则通过职业反映出来，同时，在现代社会，职业地位已经成为人们最重要的社会地位[2]。在人们的职业选择中，经济利益始终作为主要因素对人们的职业选择进行诱导，即人们进行职业选择是为了提高自身的经济地位，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因此，收入较高的职业通常成为人们选择职业的首要选择。在本次调查中，我们发现大部分人选择从事商业活动，一部分原因是自身的文化程度限制其进入其他领域，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商业活动的高回报。而且，2.1%的调查者会因为父母职业的收入较高，而选择从事与父母相同的职业；也有19.8%的被调查者因为经济收入不高而放弃与父母相同的职业。可以说，在职业选择的过程中，经济利益占据着主要的地位。
5.初级群体的参考价值
在一个人的职业选择中，有主观方面的影响因素，也有客观的影响因素，同时也有影响职业选择的人为因素（主要是影响他人职业选择的群体）。其中，父母、伴侣、亲戚和朋友四类人群对个人的职业选择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父母、伴侣和朋友三类人意见的影响程度竟高达79.2%，从成员的亲属程度看，该三类人群均属于初级群体的范畴，这也表明初级群体成员的意见在个人职业选择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6.重视文化教育与疏离文化教育的矛盾
被调查者教育程度百分比构成如下：小学占21.9%，初中占38.5%，高中占16.7%，中专、技校占5.2%，大专占9.4%，本科以上占8.3%。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高达60.4%的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水平，而77.1%的被调查者文化程度在高中以下，这也表明该群体的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但同时，对影响职业选择因素重要性的主观评价中，86.5%的被调查者认为文化程度在职业的选择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影响性。较高的影响因素与实际较低的文化程度的背离，呈现出一种矛盾的选择性。而这种矛盾也对该群体职业结构的形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对于Z县回族职业分层的一些感悟
第一，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从当前回族的职业分层结构来看，第三产业的就业者占据着较大的比例，当前国内也在极力推行第三产业的发展，对于回族来说，其传统的重商主义在该群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回族中推行第三产业是有着先天优势的。同时，在短期内改善群体的职业结构具有较大的难度，在原有基础上进行结构优化却有着现实意义与可能性。此外，在该群体内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也可以在短期内提升其社会经济地位，对其教育程度的限制性也比较低。
第二，注重文化教育，致力于提升群体的教育水平。经过多次的分析与探讨，不可否认文化教育在个人职业选择中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美国经济学家的文凭理论（筛选假设理论）把教育作为职业选择过程中的一种筛选机制，该理论认为，在雇主选择职员的过程中，其初次接触到市场上的劳动力时，并不了解求职者的能力，也无法在短期内对其能力进行了解，唯一的途径就是以文凭作为参考，即该理论把教育看作选择雇员的重要信息，研究雇主在劳动力市场上挑选工人的原则。李强学者在研究中也指出现代社会把教育作为筛选社会分层的最主要机制，同时这种机制最早起源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2]。
第三，未来该群体的职业分层结构会有所改善。这种改善不仅是指职业结构上的优化，也包括教育程度的提升。通过对代际职业的继承意愿分析，我们已经知道60.4%的人由于各种原因而不愿意从事与父母相同或相近的职业。同时通过分析影响职业选择各因素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承认教育程度在职业选择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该群体已经意识到教育对其生活现状改善的必要性。据此，我们可以推测，未来该群体的职业结构会得到优化，该群体的整体文化程度也会得到提升。
第四，对其社会地位的若干思考。对Z县回族的职业分层所进行的研究表明，该县大部分的回族所从事的职业与商业活动相关，且大部分被调查者的社会地位不高，结合职业声望调查[8]表，我们不难发现，从现有的调查中，该县回族群体的职业声望普遍不高（被调查者中职业声望排名较前的为电视节目主持人排第23位）。而当下社会权利的获得主要通过个人所从事的职业，对于该群体，其职业现状决定了在社会资源获取方面并不处于优势地位。因此，改善该群体的受教育状况，扩宽其职业向上流动的途径，可以有效地促进其社会资源的获取，改变其社会地位不高的现状。
（三）本研究的局限与不足
由于笔者自身的能力有限，本文主要着眼于研究Z县回族群体职业分层的结构、职业分层的特点，以及影响该群体职业分层的因素分析，所进行的各种探讨也比较浅显。此外，由于时间和调查条件的限制，关于Z县回族职业选择的途径分析仅限于主客观因素，而没有深入地研究各因素的具体影响程度。笔者的初衷是将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相结合，并加之以适当的探索性研究，而最终的研究报告中则主要围绕着描述性研究，并辅之以解释性研究，在探索性研究部分则涉及甚少，这也将成为笔者今后学习与努力的方向。
文化教育行业报告范文第4篇
教育理论的盛行预示着一定是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变化，是人们在困惑中寻求答案的行动。职业教育顺应教育理论的发展，在人才培养观念上也不断进行着变迁。
一、从工具主义到人本中心
职业教育的工具主义思想源于泰勒于1916年发表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其在书中提供了两个指导思想：标准化和效率，并由此提出了“目标课程”的教育模式。在这种教育式下，学生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努力学习，掌握和发现已有的知识，努力减少个人与目标之间的欠缺。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自主性、自我、发展以及创造性是没有位置的。这一教育思想在以操作、动作技能为主要培养目标的工业经济时代大大提高了职业教育效率，影响至今还广泛存在。工具主义教育思想强调标准与效率，但却无法克服其本身致命的缺陷――忽视了人本身的个体差异、社会性与全面发展。随着工业经济不断发展进步，20世纪50、60年代，许多西方国家不断面临着诸如失业、职业变动频繁、职业周期缩短以及知识技术更新速度加快等各方面的挑战，对人的职业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促使人们开始对传统的采取反复训练的方式，使受训者获得完成某种职业所需要的娴熟技能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反思。在新的经济形态面前，人们意识到，娴熟的技术技能是一种竞争力，但人本身内在的素质能力是一种根本性的更持久的竞争力，人只有全面发展才能更好地应对职业变化。80年代，人才培养模式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但仍然片面强调准职业人的工具性和效用性，缺乏对人本主义的足够追求。90年代，作为人力市场基本构成的准职业人力求获得最宽泛的和可变通的职业能力，并认为其迅速学习的能力最为有用。进入21世纪，随着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的转变，准职业人和办学主体、企业主一样都需要更强的灵活性、适应性和创造性，以应对社会变化和更广阔的全球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的理念上，力求将技术技能的培训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结合，“工具主义”和“人本中心”渐趋融合。
二、从单一技能培训到注重综合能力培养
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技术进步发生了一次飞跃，生产技术的系统性、集成性大大提高，高、精、尖技术在生产领域的广泛推广与使用，使得探讨技术发展的不同阶段与职业和技能培训之间的关系成为发达国家变革职业技术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必务之实。
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对从业人员的动作技能的要求大大降低，而对心智技能的要求大大提高了。在德国等一些国家，在单纯重复性的体力劳动被更具知识性和判断性的劳动所取代后，出现了技术的进步要求职业专门化同经济和社会的变化要求提高职业适应能力这样“二虎相争”的局面，僵持的结果是前者让位于后者。企业的全球化、商业的国际化使得世界上每3个月就产生一个新的行业，加速了针对具体职业或职业群的培训被一般化的技能培训或普通的可转换教育所取代的进程。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出现了普通化的趋势，狭窄的职业技术教育被压缩。职业资格的数目也在减少，德国从1972年的600个减少到1997年的377个，瑞典只保留了24种资格，意大利只有9种，英国也将大幅度地压缩原有的1400种国家职业资格。而在日本和法国，跨专业的培训正在成为规范。这反映出职业技术教育正在从狭隘的单一技能培训走向注重综合能力的培养。劳动者不仅要为某一具体职业做好准备，而且还要准备好在一生中进行无数次的工作变换。这就要求从业人员必须具备弹性的、可广泛迁移的职业能力。
正是基于这些考虑，世界各国纷纷改革其职业技术教育目标，由原来的岗位技能培训转向更注重综合职业能力培养。综合职业能力这一理念，从内涵上来讲，它既包括专业能力，又包括一般能力，是专业技术能力、管理能力以及社会能力的综合。体现了知识经济社会对人的全面素质的要求，因而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
三、从职业维持到注重创业能力的培养
创业教育这一概念，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9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上由澳大利亚埃利亚德博士提出的。他认为学习的“第二本护照”，即创业教育和学术教育及职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国际劳工组织1998年的就业报告估计，在全世界30亿的劳动力中，25%~30％的人未完全就业，约有1.4亿人失业，1998年底又有1000万人加入到失业大军中来。实践表明，随着经济的增长，工作岗位的数量呈现递减趋势，尤其是固定的工资形式就业岗位将越来越少。据预测，将来约有50％的毕业生不能获得工资就业的岗位。如何解决劳动力特别是青年的就业是许多发达国家都非常关注的问题。国际劳工组织归纳提高就业能力所需的核心知识、技能、态度时，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创业和自我谋职技能，具体包括培养工作中的创业态度，培养创造性和革新能力、把握和创造机会的能力，对承担风险能够进行预算，懂得一些基本的企业经营理念。
现在，创业教育在世界很多国家得到了普遍的重视和发展，创业教育正逐渐融入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中。欧、美、日等国家的创业教育已经相当普遍，美国的创业教育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备的体系。美国每年成立1100万―1200万个的新企业，创业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成为就业的一个重要渠道，创业精神与创业过程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秘密武器。创业为个体劳动者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四、从技术至上到注重人文精神培育
马克思曾经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始于18世纪的资产阶级工业革命是人类科学技术大发展的时代，时至今天，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还在继续引导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以蒸汽机与电力为代表的使人类生产力获得空前解放的工业文明使人们对科学技术推崇备至。这种推崇在教育中表现的就是技术至上的思想，膜拜技术、臣服于技术，使人成为技术的奴隶，完全忽视了人文精神的培育，忽视了教育最终目的是关注人本身，关注人及人类社会的终极发展，技术只是人类生活的手段。
文化教育行业报告范文第5篇
随着金融风暴的到来，原本积重难返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变得更加严峻。一方面，2009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超过600万，这些毕业生需要就业；另一方面，很多企业削减甚至取消了校园招聘计划。这“两重压力”对于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而言，是相当现实而又棘手的。
6月10日，由麦可思(MyCOS)中国大学生就业研究课题组撰写的《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报告(2009)》在京召开了会暨大学生就业研讨会。大学生就业形势不乐观已然成为共识。
但是，除了被广为关注的大学生之外，社会上存在着大量的下岗职工、农民工以及经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失业白领。虽然各地都出台了相应的措施，以期拉动就业，但是面对这么庞大的就业群体，政策来的总是缓慢而滞后。
在这种情况下，调整就业观、多渠道就业也就不再是空谈。为了安身立命，求职者们将眼光放得更开，更广阔，甚至是走向创业。而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也被放在一个职业角度关注。
据深圳人才大市场调查结果显示，社会组织行业已经跻身于人才需求最多的十行业之一，成为吸纳人才就业的新兴行业。
截至2008年年底，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总量为41.4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2万个，比上年同期增长6.3％；民办非企业单位17.8万个，比上年同期增长3.5％：基金会1390个，比上年同期增加21个。社会组织的良好发展，得益于国家的扶持政策。国家民政部门分类培育引导社会组织发展，重点发展行业协会、商会、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和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着力扶持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社区基层社会组织，这些相关措施为社会组织带来了黄金发展时机。社会组织的大量出现，将带动这个行业走向职业化，潜在的就业机会也将增加。
理想碰撞现实
早在2008年的时候，北京的润灵公益事业咨询公司就联合另外几家公益机构在人民大学召开了一次小规模招聘会。当时北京很多高校的学生从各种渠道打探到信息，纷纷赶去参加。能容纳300来人的会场，被挤得水泄不通。但是，很多学生根本不了解这些机构，至于要做什么、怎么做，他们一无所知，也没有心理预期，只是把NGO、NPO视为一个工作机会，他们最纯真的想法是“我要一份工作，不管它是NGO还是NPO”。
然而，反过来看，这次招聘会，所需求的职位大多要求应聘者能够有丰富的社会阅历，独当一面的工作经验。这样的要求很容易就把一批学生拒之门外，即便他们拥有热情，但NGO、NPO并不能在短期内进行人才的培养，他们自身并不具备这样雄厚的实力。
援引一位在公益机构工作人员的话：“公益组织不养闲人，也几乎没有适应期，新人都需要跑步前进。”新毕业的大学生能力很难与这样的需求匹配。青翼社工的李兆伟长期关注NGO用人情况，他认为，NGO并不拒绝大学生，但是却难以容纳这些人。
“大学生要求较高，眼高手低的情况严重；目前大学教育本身体系不是很完善，大学生并不能够很好地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毕业后满足不了社工岗位的需求；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NGO薪水的竞争力差。”李兆伟如是说。
大学生的阅历、工作经验等问题导致他们难以进入NGO。那么，有着丰富社会经验的社会人士的情况如何呢?现实情况是：NGO仍然并不作为大多数人的一种职业选择。在很多人的眼里“慈善”、“公益”依然是NG0的代名词，是奉献爱心的地方，是在有钱和有闲的情况下才可以去参与的。
另一部分对NGO稍有了解的人则过于乐观，认为进入NGO就能实现自己服务社会的想法，情感上的冲动大于理性上的思考，其结果就是：进入NGO后工作起来与预期大相径庭，导致产生严重的挫败感。
一家国际NGO驻华办事处的人事主管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在我的大学生涯和工作这段时间，遇到许多想要从事NGO事业的理想主义者，许多人在走入这项事业前，拥有的只是纯净的梦想和简单的冲动，许多人在这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使命，也有更多的人在这里更加迷茫和失望。”
其实，现今的NG0，尤其是国际NG0的专业化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工作人员有自己的工作机制。虽然职业化道路上仍然有个人兴趣的辅助，但是目前看来，NG0正逐渐向专业化、标准化的管理方向发展。尽管与一些跨国公司比起来，管理还不够规范和严谨，但却比这些公司有着更大的自由度和发挥的空间。进入NGO其实与进入其他的公司企业区别并不大，因为这也是一个职场，这里的梦想虽然高尚，但仍需要与现实碰撞。
在缓解就业压力方面，公益机构除了直接吸收人员入职以外，其另一个重要的现实作用是充当社会减振器。人们更多的是看到工作岗位，其实NG0不但能够吸收社会上的就业人员，更能缓解社会压力，这对于社会的稳定、经济秩序的正常发展有很大帮助。
2009年，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倒闭，全国4000万农民工中有大部分要失去赖以生存的工作。对于这部分闲散劳动力的出现，社会如何接纳，不仅仅是政府的问题，政府的重要助手――NG0在此就应该提供更为专业细致的工作。
而这一切恰恰就是一个悖论，没有新鲜血液注入，NG0滚动发展就较为困难，他们的困难又使得这个行业发展不良，无法接收潜在的就业人员。
职业雷锋的困惑
即便是经历重重考验，进入到NGO(NPO)圈子成为“职业雷锋”的人，在工作一段时间后也都会感到困惑。上海青翼社工网发起的调查显示，薪酬低、机构普遍缺少对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员工缺乏对机构的归属感等三个问题是大部分“职业雷锋”的困惑。
一家政府背景的公益机构的项目负责人对《环球慈善》透露，他所在机构的一些同事也会跳槽。“经济决定一切，毕竟城市是个现实的地方，压力又大，如果有合适的高薪工作，跳槽是难免的，也是无可厚非的。”他说，“NGO很锻炼人，但是如果做得优秀了，又很容易被企业挖走。”
但是，当谈到未来打算的时候，他较为迷茫，其原因在于他也没有一个合理的职业规划，唯一支撑他走下去的动力是，自己还热爱这行，另外是家庭条件较好，有强有力的后盾支撑。
跳槽还是不跳槽这个问题，在相当多的公益机构从业者中都产生过影响。但职业生涯规划在这个行业里显得并不那么重要，因为做好事、做慈善总容易让人背负很重的心理包袱。
解决这个问题较为成功的是一些国际NGO的做法。在很多国际NGO中，职业发展方向是职员和负责人双方协商的结果。如果员工在入职后有更感兴趣的职务，可以重新申请，负责人会根据情况进行协调。另外，工作人员在不同的NGO也可以出现交叉，比如你可以是一个机构的员工，但如果专业知识足够丰富，也可以担任其他NGO顾问的角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NGO提供的职位相对更加可控和自由，可自由发挥的空间也大。另外，国际NGO也为员工提供了比较充足的学习和培训的机会，职员发展的空间也会更大。国际NGO全英文的工作环境和全球化视野的工作背景，也能够让职员得到更大的锻炼。
但国际化的NGO是有限的，而国内NGO相对弱小，完全克隆其方式方法也并不是切实可行的。因为在国内，NGO生存问题一直是行业难题，政府的严管政策，束缚了些组织的发展，使得这部分机构并不能像国际NGO一样运作，而以企业形式存在的NPO，除少部分之外，大部分也挣扎在生存线上。毕竟他们背了太多沉重的包袱，思想或者物质都在制约着他们的发展，甚至他们不如小企业有生存能力。
同时，在这个行业内，国内至今也没有一套自己的完整的职业体系，大部分发展路线来源于发达国家，另一部分草根组织则完全依靠对公益事业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