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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原理 农业经济 提高效益
一、农业经济的基本概念
农业经济的基本概念可以简单地进行如下定义:研究农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运动科学规律,称为劳动经济学,主要指的是经济发展依赖于劳动力资源的占有以及配置。从概念上理解可以看出农业的经济主要指的是农业生产和生产力的科学,其农业经济活动的关系是围绕着优化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来开展农业经济发展。所以,我们必须要紧紧抓住农业经济的核心内容,明确其目的和使命,对农业经济概念进行详细的理解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按照经济学的原理,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任何形式的经济发展必须要适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才可以取得积极的成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作用非常明显,对农业经济的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要让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二)概念理解要通过对农业经济劳动力资源的理解
劳动力资源在农业经济中是一个重要方面,无论它是传统的农业经济或是现代的农业经济,要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快速发展就必须要正确理解和了解劳动力资源优势,理解农业经济的概念并学会利用于劳动力资源。所以,我们需要从劳动力资源的理解方面着手,对农业经济的整体概念进行细化。
(三)农业经济的发展一定要实现劳动力以及自然资源的配置优化
从农业经济的概念出发,在发展农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是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配置优化。所以,我们必须充分理解其中的含义,理解农业经济的概念,在实际开发的过程中注重劳动力在农业经济和自然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使农业经济实现快速健康的发展,提高效率。
二、经济学原理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开发和利用
我国对于农业经济的关注程度是在日益加强的,农业经济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同时也不断提高了自己的发展水平,寻找可靠的理论依据。从当前的农业经济发展形势分析,已逐步学习并使用经济学对农业经济实践进行指导,实现了农业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态势,切实提高了农业经济的发展。站在实践的角度出发,经济学原理对一些经济行为具有很强的指导性作用,农业经济的发展也不例外。由此可见,我们必须根据经济原理指导发展农业经济。经济学原理在农业经济的利用及发展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经济学原理指导了农业对经济的发展,为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性的指导
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步伐缓慢,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较慢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没有学习如何使用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原理。指导农业经济发展的实践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已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并成为农业经济发展的主流,经济学的作用也是越来越具有明显的指导意义。
(二)经济学原理的发展方式优化了农业结构,促进了农业经济的高效发展
经济学原理的意义是对现有的农业经济发展结构进行了优化,对农业经济发展具有指导的作用,经济学原理可以及时调整农业经济结构的变量结构,并且确保了发展结构的优化,大大提高了农业经济发展的效率。所以,这一点被视为经济学的原理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有大力地推动作用。
(三)经济学原理为农业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在中国,由于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是不是平衡的,农业经济的发展环境与地区的不同导致了在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农业经济中如果不及时解决,将制约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不能达到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的作用。所以,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许多地方都学会了用经济学的原理来解决所遇到的问题,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经济学原理对于农业经济的直接作用
使用经济学原理对发展农业经济进行指导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使用的经济原理指导农业经济发展,可以让农业经济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成果、发展规模和发展成效。
(一)经济学原理直接促成了农业经济发展的健康、快速
经济学原理在农业经济中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从当前农业经济发展形势分析,经济学原理有效地指导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对于农业经济最直接的作用就是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健康、快速的发展方向。所以,我们一定要充分发挥此积极的作用。
(二)经济学原理直接促成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实现了其高效发展
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最终目标是提高农业经济发展的有效性,让农业经济产出和经济增长被快速实现。而这些目标的达成是应该依靠经济的使用原理,从当前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情况分析,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可以实现了农业经济朝着高效的农业经济发展,促使农业经济发展的有效性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1.劳动经济学的教学目标
要探究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课程改革的主要方向,必须从根本问题出发,确定高职院校开设劳动经济学课程的目标。同本科院校不同,高职院校培养学生的目标并不要求其有深厚的理论知识和学术功底,而是注重学生的实践水平、应用能力,将学生培养成应用型、技术型人才。希望培养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知识指导实践、具备一定的工作技能和职业素养,为以后走上工作岗位打下基础。这就要求高职院校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不能过分注重理论教学,而是以提高学生应用能力为目标。高职院校开设劳动经济学的专业主要是人力资源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等经管类专业,作为这些专业的核心课程,劳动经济学的教学目标应该是让学生理解基本的劳动经济学原理、学会运用经济学思维范式来思考、分析实际问题、学以致用,将学生培养成具备一定经济学素养的应用型人才。
2.劳动经济学的课程特点
“劳动经济学是以市场经济为前提,以人的劳动和人力资源为起点,研究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理论与制度的一门学科”,包括人的劳动和人力资源、劳动力市场理论、工资理论、个人职业生涯与职业选择、就业与失业、社会保障等内容。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劳动经济学具有理论性强、概念抽象、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经济学和数学功底,另外,它融合了经济、社会、管理、法律、政治等多方面的知识,涉及面广、内容庞杂,以上这些学科特点对于基础薄弱、积极性不高的高职院校学生来说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二、当前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教学现状与主要问题
目前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的授课教学普遍存在着教材内容枯燥抽象、实践指导性差,教学方法手段有待优化,考核方式单一,学生接受能力有限、兴趣缺乏,教师专业素养尚需提高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对高职院校培养应用型人才造成了直接障碍。
1.教学内容枯燥抽象、实践指导性差
劳动经济学具有经济学的一般特征:内容庞杂枯燥、概念抽象、数学模型、公式推导多等特点,如劳动力市场均衡、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模式等内容。目前高职院校使用的劳动经济学教材多数是本科生教材的“精简版”而非“提炼版”,部分内容缺乏衔接和背景知识介绍,给学生理解造成了一定困难;缺乏与当今中国社会热点结合的鲜活案例,实践指导性差,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所学”与“所用”的脱节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相背离。
2.教学方法和手段有待优化、课堂效率有待提高
受到学科特征、教师自身能力和考核方式的限制,目前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还相对滞后,为完成教学目标和最终考核,填鸭式教学、单一式讲授现象普遍存在,学生参与性差,把主要精力放在生硬记忆知识点、突击式备考上,课堂效率低下。
3.考核方式单一、缺乏应用型人才导向性,对学生、教师的激励性不足
成绩考核是教师授课、学生学习的主要激励之一,但目前高职院校的成绩考核没有突出应用型人才导向性的特点。就目前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期末考核的总体情况来看,普遍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期末考试所占比重大,课堂表现、课后作业、社会实践等环节占比小、甚至不计入考核;二是期末考试题中,记忆性题目居多,缺乏对学生能力的考查,题目陈旧、答案固定。校方对教师的考核过分看重学生成绩,忽视就业率提升、学生满意度等因素,导致教师缺乏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动力。
4.学生接受能力有限、学习热情欠佳
相比本科院校的学生而言,高职院校的学生高考成绩不理想,基础相对薄弱。高职院校开设劳动经济学集中在人力资源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等管理学专业,这些专业的学生通常理科思维欠缺、数学功底欠佳,也不具备扎实的经济学功底,因此普遍反映劳动经济学晦涩难懂,失去学习热情。
5.教师专业素养有待提高
目前高职院校的劳动经济学教师多数是高等院校毕业的硕博士,受到所接受教育的影响,他们通常学术功底扎实,教学态度严谨,但也存在着注重理论讲授、缺乏实践经验、灵活性差,对学生自身情况和实际需求了解不足、教学方法不当、难以调动学生积极性等特点,这直接导致教师与学生双方平行无交流,降低了教学质量。
三、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课程改革的主要原则
目的决定行动,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课程改革应始终秉持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核心目标,校方和教师应对高职院校学生就业动态、企业对于高职人才的技能需求保持高度的关注,以企业所需定学生所学。学生是课程改革的实施对象,根据皮亚杰提出的“建构理论”,学习是学生是根据接受的信息自己主动架构知识体系而非被动地接受知识,要保证课改的有效性,必须坚持学生本位原则。教师要充分了解学生的知识储备状况和接受能力,做好前期学习需求调查工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做到根据不同学生具体情况因材施教。
四、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课程改革的主要方向与具体举措
1.教学内容通俗化、简明化、趣味化、本土化
要做到教学内容通俗简明,首先要选取符合高职院校需求的、合适的劳动经济学教材。高职院校的劳动经济学教材不能直接借用本科院校,也不能仅仅是其“删减版”或“精简版”,部分章节的数学模型推导、相对晦涩生僻的国外各流派经济理论与假说、与我国当今社会劳动市场发展相脱离的劳动经济学理论、陈旧的、不符合我国国情的国外案例、层次较深的拓展性知识等内容可作有选择性的、适当的删除;长篇大论式的解释性叙述应提炼主要信息,语言叙述上应避免过多使用专有名词,多用通俗化语言;对于与社会、学生个人关联较多的章节,如就业、工资、社会保障、个人职业生涯与职业规划等章节可适当增加篇幅;在案例的选取上,应加入与社会实际、社会热点、企业劳资关系相关联的鲜活案例,如大学生与农民工等薪、毕业生频繁跳槽、公务员辞职潮等,以增强教材的可读性。基于劳动经济学内容庞杂、抽象,高职院校学生接受能力有限的特点,应充分利用多媒体设备,在课件展示中较多加入图片演示、视频讲解等内容,避免长篇理论叙述,以较形象趣味的方式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如展示人才市场图片、招聘会现场照片等帮助学生理解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平衡。鼓励教师自创和使用本土化案例,通过对学生熟知的、身边的社会热点、企业案例的剖析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劳动经济学的理论,比如介绍当地知名企业的员工工资计算方法来向学生讲述工资的生成制度。但需要注意的是,教学内容的通俗化、简明化、趣味化、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删减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破坏劳动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否则会使学生陷入思路混乱、似懂非懂的状态;更不能只重视实践而忽视对基本理论的讲解,因为没有扎实的理论作基础,就无法有效的指导实践。教师在课程开始和结束时还要注意帮助学生理清教材的写作思路、框架和体系,并做好学科背景介绍工作,如针对人力资源管理等管理类专业的学生补充基本的经济学原理知识。另外,根据学生自身需求有针对性地做出个性化的教学计划,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实施小班、分组教学,避免学生听统一的“大课”。
2.多元化教学方法并用,注重教学实际效果
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教师单纯讲述的方式早已不能够适应当前高职院校学生的学习需要,随着信息化的普及和校园人文环境的日益开放,多媒体教学、网络资源教学等教学方式不断涌现。劳动经济学内容庞杂、理论枯燥,高职院校的学生很难产生学习兴趣,学生参与性较差,这对教学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案例教学是帮助学生理解劳动经济理论、运用经济学原理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途径,案例的选取要注重现实性和把握好难易程度;项目式教学作为新式的教学方法也受到广大学生和教师的大力追捧。在课堂教学中,要注重学生的参与度,避免教师一个人唱“独角戏”,可以利用课堂演讲、小组讨论、开放式提问、情景模拟等方式,提高学生的参与程度,这些方法的运用应注意实际效果,避免出现小组讨论成为个人发言、学生因回答错误造成的心理负担等情况。丰富的网络资源是对课堂学习内容的有效补充,网络资源有内容丰富、实践性强、贴近生活、通俗易懂等特点,教师可以通过网络答疑、向学生推荐与劳动经济学相关的网络资源来帮助学生拓宽知识面、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如《职来职往》《聚焦社保》等电视节目、前程无忧等招聘网站,以及各高校、调查机构、媒体的劳动力市场调研报告等。高职院校以培养应用型、技术型人才为主要目标,高职院校一般拥有实习基地、合作企业等校外资源,邀请企业管理人员走进校园讲课,带领学生实地参观和调研当地人才市场都不失为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劳动经济学、成为应用型人才的好方式。
3.改革考核方式,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导向
考核是对学生学习效果和教师授课成果的考察,更是对学生和教师来说至关重要的激励方式。改革考核方式才能从有效地指引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的改革向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前进。期末考核应避免单纯理论记忆性考察、复杂计算、生僻难点的考核,注重考查学生运用劳动经济学原理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和素质,并加大课堂表现、社会实践等在期末考核中的权重比例。对于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教师的绩效考核也因顺势而变,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适当降低教学成绩所占的比重,加大对学生满意度、学生就业率等软指标的考核比重。
4.加强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教师队伍建设,提升专业素养
教师是课程改革的实施者和主导者,必须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可以通过精神奖励和适当的物质奖励激励调动中青年教师的职业荣誉感、不断探索培养高职院校应用型人才的教学方法,比如在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教师绩效考察、职称评定中加入相应的培养应用型人才考核指标;还可以通过培训的方式帮助劳动经济学教师改变教学理念、拓宽教学思路、交流培养高职院校应用型人才的先进经验。
五、结语
摘要: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但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经济学关注的重心由经济组织问题转到了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新发展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才重新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关键词:新兴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
以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和亚当•斯密(Adam•Smith)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核心,是关于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此后,随着经济学新古典框架的构建,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共同组织起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关注的重心是价格制度对于资源分配的决定作用而非价格制度协调专业化和分工的功能,这使得经济研究的重点由经济组织问题转到了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上。由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不能解释诸如经济发展、贸易和经济增长等现象,也无法阐释交易成本和产权的经济含义,因此,在它之后,人们又分别发展了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以及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和新企业理论等多个经济学学科的分支理论,以填补以上空白。这使得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各分支学科,存在理论核心的内在不一致。
致力于解决这些经济理论内在矛盾和冲突的经济学家们经过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采用非线性规划(超边际分析)工具,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了决策和均衡模型,建立起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焦点集中在人们的专业化水平决定的社会分工水平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的意义上。通过对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互相独立的分支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框架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自然而然成为理论的内在核心,并成功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一、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确定
综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以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斯密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于市场的大小”。杨格(Allyn•Young)又将其发展为杨格定理,即不仅分工依赖于市场的大小,而且市场的大小也同样依赖分工的水平。这种因果循环揭示了分工的网络效应,分工网络效应是基于个体网络决策的,而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则需要采用所谓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当马歇尔在19世纪末试图用数学框架将古典经济学形式化时,受到当时数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他做了一个纯消费者决策和纯厂商决策截然两分的假定,以避免涉及角点解①和相关的超边际分析。马歇尔对需求与供给的边际分析,使他在取得对资源分配问题形式化的成功时,同时也遗憾地导致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精彩思想在新古典经济学这一主流学派中地位的逐渐丧失。通过历史,可以看出这一过程。
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这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形。这本著名教科书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洞见,即古典的经济组织问题;另一部分则是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价格理论。由于当时还缺少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马歇尔不能用一个数学框架将他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洞见数学化;而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供求分析,在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数学处理时则非常得心应手,这使得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第二部分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部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数学化,这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种科学,更接近一代代经济学家所追求的目标,因而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了此后经济学的主流。而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之核心的专业化和分工这一深刻的经济思想却被淡忘了。
到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了他的《经济学》教科书,这是经济学发展的又一个分界点。他的这本教科书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微观经济学部分就是马歇尔对供求的边际分析,宏观经济学部分则是凯恩斯经济学。在这本被无数大学用做标准教科书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表示象征性重视的文字了。这样,在萨缪尔森之后,关于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及其对分工网络决定作用的分析,以及对市场协调分工职能的研究,在主流经济学里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针对不同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需要不同的经济学分支理论来给予解释。例如,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比较经济学、增长理论以及产权与交易成本经济学、新企业理论等的产生,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学科分支之间,理论核心彼此不一致的反映。没有一个内在统一的理论内核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起
一些经济学家质疑并致力于解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新兴古典经济学正是这样一支最新发展起来的经济学流派,它从传统经济学的困境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深入展开了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的研究,并成功地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
分析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它有三个特点:(1)采用边际分析方法来研究需求和供给,并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基础。因此,社会的分工结构是外生给定的,市场的存在及市场的大小也是外生给定的;(2)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中,厂商的生产条件主要由厂商的生产函数代表,而生产函数是产出和投入的关系,生产力与厂商规模有关,而与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及全社会的分工水平无关;(3)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是假定最优决策不可能是角点解,而进行的一种对内点解②的分析。这些研究前提和内容与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存在较大差异而遭到质疑。细想这些研究特点的产生,在分工与市场互为前提的条件下,个体网络决策决定分工的网络效应,因此,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但由于受当时个体网络决策研究手段的局限,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前提的理论假定,导致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着内在的缺陷,这也导致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分工研究的淡弃。
1962年,Buchanan和Stubblebine提出了超边际分析的概念,超边际分析方法为个体网络决策提供了分析工具。具体说来,超边际分析方法的运用,首先是对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所产生的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然后在不同角点之间进行总效用——成本分析,并最终决定市场的均衡结构。由此产生的所有关于超边际决策(或任意一对参与者是否相联通)的信息称为“组织的拓扑性质”,而所有关于资源分配边际决策的信息只同商品流量大小有关,它被称为“组织的非拓扑性质”。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将超边际分析应用于各种决策问题。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仍然遵循马歇尔关于纯消费者和厂商截然两分的假定。在这个假定下,角点解是一个例外,而内点解则是一个通例;并且,经济组织的均衡拓扑性质不能严格定义。
直到20世纪末,由张五常和文玫完成了文定理的证明,才极大地推动了对分工网络效应的研究。张五常和文玫等人证明:如果采用一个斯密框架,则内点解就决不可能是最优均衡,而角点解则成为一个通例,其结果正好与外生给定的纯消费者与厂商截然两分前提条件下的结果相反。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揭示分工网络效应的含义,边际分析就不够了,超边际分析成为必需。到20世纪80年代,在此基础上,以罗森(Rosen)、贝克尔(Becker)、杨小凯、博兰(Borland)和黄有光(Ng)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遵循以上思路,从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并成功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这些前沿经济学家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所展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一理论学派所解决的问题是:资源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在不同个体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下发展全社会分工水平,从而不断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而随着分工的演进,生产集中程度、贸易多样化程度、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每人的生产率、每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都将随着分工的演进而演进。此后,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对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入研究,使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得以在具有新数学模型的现代躯体中复活。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复兴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谓范式,按照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1962)的理解,就是一种“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规定了该科学共同体共有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共有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并成为规定相应学科发展方向的共同传统。库恩给出了范式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拉卡托斯(Lakatos,1978)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用于范式内部的基本结构的分析。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解,研究纲领或范式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包括内核和保护带两部分。对某种特定的范式而言,保护带是,由种种辅假说构成,是不稳定的、可变的;内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论构成,是稳定的,不容改变的。
深入领会古典范式的精髓,不难发现,分工和专业化思想是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古典范式的内核是: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按照亚当•斯密的阐释,其内容是:(1)国民财富增长,源于劳动分工;(2)劳动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3)分工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场范围。但不幸的是,古典经济学的系统理论没有一个好的数学框架来组织,随后的一场致力于将经济学发展成为精密科学的边际革命,则将这一核心问题逐渐挤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也就由经济组织问题逐渐转向资源配置问题。
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其带来的结果是:(1)经济研究的重点从专业化和经济组织问题,转向给定组织结构下的资源分配问题。经济组织为什么会从自给自足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企业和市场为什么会出现并变得越来越复杂等现象,新古典经济学无从解释;(2)由于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假定,使得专业化经济概念变得没有意义。因此,专业化经济概念被规模经济概念所替代。事实上,专业化和企业规模是相关但不尽相同的两个概念:专业化的增加与活动范围的缩减有关,而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规模的增加。专业化与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经济相对应,而不同于规模经济;(3)在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中,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和均衡总是同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边界联系在一起,因此均衡的总合生产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这个框架不能用来解释古典的经济发展问题:为什么在生产函数和资源禀赋不变的情况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却能提高总合生产力?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协调分工从而促进经济进步的?还有很多经济现象也都无法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来解释,比如:城市的出现、货币的出现、市场的扩大、生产力的提高、比较优势和贸易依存度的变化等等。
其实,马歇尔也曾注意到供给和需求边际分析的弱点,他因此提出用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分工的经济效果。但是,美国经济学家杨格(1928)指出,递增报酬并不是由工厂或产业部门的规模产生,而是由专业化和分工产生的。杨格的学生弗兰克•奈特(Frank•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犯了一个逻辑的错误,因为对所有企业都是外部性的规模经济,不过是一个毫无内容的空壳而已。但是,杨格也无法将他的思想数学化,因而他的思想也一直不能通过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流传下来。
直到20世纪50年代,数学家发展了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等方法,为处理分工和专业化问题涉及的角点解提供了有力的解决武器。一批经济学家采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才重新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兴古典经济学用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及个人决策如何交互作用决定全社会分工水平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遵循这一思想,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的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来促进全社会分工水平的发展,从而不断地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对于一个给定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这种给定分工水平下的帕累托最优只是一种局部均衡,而整体帕累托最优包括了最优资源配置和最优分工结构两部分内容,它被称为全部均衡。全部均衡是所有局部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是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时意味着生产力最大化。但在新兴古典的框架中,由于存在着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时,帕累托最优不会是最高分工水平。只有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帕累托最优和市场均衡才会越来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这意味着,交易效率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流通效率决定着生产力水平。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它通过提高生产力,减少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市场决定最优分工水平和结构的功能更主要表现在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最终决定的参与市场行为的组织效率上,所谓组织效率,是指给定产品的相对生产和消费量的情况下,分工水平和结构达到最优。而资源配置效率则只是在给定分工结构下(生产力水平或稀缺性一定时)对相对生产量和消费量的最优折衷。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模型,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特征:(1)每个决策者都是一个消费者——生产者,他们用边际分析对每个贸易模式计算资源分配,然后用总成本——收益分析法来从众多的角点解中选择最优的贸易模式和专业化水平。这两步决策程序,就被称为超边际分析。最优决策总是一个角点解而非内点解;(2)生产函数是对每个消费者——生产者设定的,且代表每个人对所有可能的生产活动边干边学的能力。企业制度是随着在当个体决定去选择一个高的分工水平,并且用劳动市场来协调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之间的分工时才会出现。同时,作为个体生产函数组合的企业生产函数也在事后出现。整个行业呈现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分工网络,使得一般递增报酬和分工的网络效果同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是相容的。由于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帕累托最优效用边界可能不同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同样,在竞争性均衡中,边际成本定价法不再成立。这一特征使它区别于所有有规模经济的模型;(3)交易费用对均衡的分工网络大小有着重要的含义。随着交易费用系数下降,均衡的分工网络规模扩大,总合生产力和社会福利会提高,而总交易费用也会提高。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内生了市场结构和分工水平,从而推动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从关注资源配置问题向经济组织问题的研究转换。在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内,它逐步解释了分工的发展是如何引起市场的出现、企业和货币的产生以及失业和景气循环交替的原因,它解释了新产品、新行业如何由于分工在迂回生产部门的加深而出现,保险业如何为解决分工加深后交易可靠性下降的问题而产生,分层金字塔交易组织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为提高交易效率而产生和不断演进……这些不但扩展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重新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互相孤立的经济学分支,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新贸易理论、新内生增长理论、演化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对策论等,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理论统一起来,所有互相独立的个别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一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然后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则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缺点就可以被彻底克服。
关键词:经济学范式;中国经济学;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学表面上是以经济学为指导,但实际上是传统的苏联范式占统治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对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了许多积极的探索,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见解。尽管这些观点还不十分成熟甚至存在某些严重的缺陷,但对于我们探索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之路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作用。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在以往探索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努力构建科学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
一、近年来经济理论界对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构想
近年来,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丰富经验和巨大成就,面对新形势和新问题,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建设讨论十分热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思路。
(一)坚持和恢复政治经济学。这种观点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不应当全盘西化,而应当坚持和恢复政治经济学。在坚持经济学的基本前提下,人们提出两种不同的具体思路。一种是认为传统经济学虽有缺陷,但其基本理论是的,所以应该补充而不是放弃。这种思路主张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借助“西方范式”来分析市场经济问题,用“板块式结合”的方法来修补“炉灶”,这种“两张皮”或“双基础”并存体系,同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被分割为两大板块,并具有不同的研究层次和逻辑体系的“拼盘”结构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使人难以认同其科学性与合理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传统的经济学基本上不能采用,因为传统政治经济学是苏联教科书的翻版,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它不仅不能解释目前中国的经济问题,与市场经济根本对立,而且它歪曲了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正本清源,恢复的本来面目,真正按经济学的方法来重建中国经济学。
(二)中国经济学市场经济一般化或西方化。这种思路主张对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进行嫁接,用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观点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可以照搬西方经济学,用西方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因为中国既然转轨为市场经济,那么研究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当然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市场经济,成为主体经济学,因而也就无需再煞费苦心地去建立什么新的政治经济学。按照这种观点,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采取完全替代性体系取向,主张引进反映“资源配置全过程”的现代经济学范式(魏杰,1997),不赞成“建立有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在概念上和体系上完全不同的中国经济学”(樊纲,1998)。
(三)中国经济学本土化。这种思路强调中国特色,强调中国国情,主张要在评判过去和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弊端的基础上建立或重建中国经济学。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应创建自己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都不能采用。因为与西方相比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传统的经济学相比,我们不再是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而是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因此,经济学必须扎根本土,以研究时代为基本任务,从踏踏实实研究中国改革发展的具体问题人手,一步一步走向理论的圣殿。也有人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国情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国经济学应研究过渡经济学问题,研究转型时期的经济关系。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与实践给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理论创新空间,现代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研究将为发展的经济学注入新的活力,为中国经济学走向国际化道路奠定基础(殷德生,2000)。
(四)中国经济学综合化。这是许多观点具备的共性,也是各方面学者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共同要求。各派总的来说都主张以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有用的东西,以中国实际问题为对象,运用更多的学科,使中国经济学成为一个跨学科、多角度、具有超前性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首先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经济理论的指导下,比较研究世界上现有的各种经济理论,大胆吸收,扬优弃劣。在继承、综合人类一切优秀经济理论基础上构建中国经济学。在其内容上既要有生产关系方面的理论,又要有资源配置方面的理论;既要有宏观经济的理论,又要有微观经济的理论。中国经济理论要百家齐放,百家争鸣,在竞争中繁荣,在竞争中统一。在构建过程中,对于经济理论,要坚持、澄清与发展;对西方经济理论,要了解、批判与吸收;对于中国古代经济理论要挖崛、继承与扬弃(周小亮,1997)。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重建,应在保持与经济学的主要学术渊源关系之外,放眼世界,综观历史,积极汲取古今中外一切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并实现某些理论原创。其重点有两个:首先,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当代外国经济思想。现代主流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自然要高度重视,但也不能轻视发达国家非主流经济学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说。其中,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各种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对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具有较直接的借鉴意义。其次,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程恩富,2000)。
笔者认为,以上四种观点中有的表面上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有的总体上是科学的但尚存在一些重要缺陷,因而也是不可取的。如,主张中国经济学全盘西方化的西化主义观点和“半西方化”基调和传统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折中主义观点,以及主张脱离经济学的一般轨道而独立地发展中国本土经济学的狭隘民族主义观点,总体来说都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那种主张回归马克思、按本来面目重建中国经济学的“原教旨主义”观点和主张实行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大综合、中外经济学大统一的混合主义观点,在总体上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却要么缺乏与时俱进与创新发展的品格,要么缺乏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和理论体系的科学性。要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克服上述观点的缺陷,确立科学的方向和正确的原则,
坚持以经济学为指导、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在经济学科学范式的基本框架内,认真总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充分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与成果,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的科学范式。
二、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范式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所谓“范式”是指在某阶段科学共同体所采取的整套的原则、理论、方法。“范式”一词具有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指世界观即共同信念及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它是指方法论,即一套概念体系及分析方法以及科学共同体成员共同接受的一套假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定理。任何学术研究活动只有纳入一定的范式体系,才能使之具有其科学性质,才能使该研究从“前科学”阶段进入“常规科学”阶段。无论任何范式,要具有其科学性质,都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自身的规范性,即有其确定的共同信念及价值标准,以及一套概念体系与分析方法、一套假定及其基本定理。二是对客观对象的适应性,即它能够科学地解释其客观对象的性质、特征与发展规律,否则就无法说明日益增多的“反常现象”,从而使该研究陷入“范式危机”。科学范式是一个不断批判、继承和发展的演进过程。一般说来,科学范式的运动表现为两种基本形态:一是纵向批判,继承,形成经济学史上的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学革命;二是横向兼收并蓄,形成经济学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大综合。笔者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科学的方向,必须确立正确的原则。具体说来,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科学范式必须遵循以下三大基本原则:
(一)科学性原则。所谓科学性原则,就是中国经济学研究不能不要规范而简单地描述现象、总结经验,也不能随意地进行理论批判或“理论创新”,而是必须纳入科学范式的轨道。首先,必须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应当确立科学的共同信念与基本价值观,确立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科学哲学。其次,必须坚持科学的方法论。必须确立一整套科学的概念体系,采用一整套科学的分析方法,确立一些科学的基本假定,形成一系列科学的基本定理。为此,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必须把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纳入一种科学范式的轨道。问题在于对于目前中国经济学来说究竟哪一种经济学范式才是更为科学的?这一问题在经济学范式本身范围内是无法解决的,它应当而且只能用客观的和实践的标准来验证,即某一经济学范式究竟是适应还是不适应现实经济生活,或者说究竟哪一种经济学范式对分析与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具有更为广阔和更为深刻的适应性。
(二)适应性原则。经济学范式的根本作用与生命力在于解释客观经济现象与指导人们从事经济发展与经济变革的实践。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必须遵循“适应性”原则,使中国经济学理论“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从客观实际来看,中国基本国情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不仅西方经济学理论是不适应的,而且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在许多方面也是不适应的。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是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这同经济学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应当而且只能建立在先进的生产力基础上的经典理论是有着巨大差别的。从现实来看,中国正在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同经济学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应当而且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经典理论也是有着巨大差别的。所有这些,都是以往各种经济学范式所不能解释的“反常现象”,从而导致了传统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双重“范式危机”。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打破各种教条主义,从中国基本国情与客观实际出发,科学地解释这些“反常现象”,实现经济学中国化的创新与发展。
(三)综合性原则。理论范式的范畴体系还必须向外部世界全方位学习和借鉴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为理论范式的整体创新提供厚实的平台,从而使中国经济学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实际出发,立足于理论联系实际,致力于回答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一理论的特征和实质必然要求中国经济学综合古今中外的合理经济学思想,构建一种能够揭示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经济学范式。经济学不仅是一个科学的体系,而且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因此,构建中国化的经济学应当以经济学为榜样,科学地吸收各种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具体来说,构建中国经济学既应当坚持与继承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与基本原理,也应当充分吸收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等异端经济学的合理成果;既应当肯定当代中国化的经济学理论,也应当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我们在大综合中来构建中国经济学。
上述基本原则,对我们构建中国经济学提出以下基本要求:
(一)构建中国经济学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不能作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基础,主要是因为西方经济学所依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是不科学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把资本主义制度一般化、永恒化,而且还单纯从个人本性出发来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用机械的均衡方法与形式化的数学方法来解释现实经济生活。因此,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心史观,它的根本方法是形而上学。同时,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观也是不科学的。自从边际主义的代表杰文斯把经济学的列车开上了资源配置的轨道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便开始背离了经济学的古典传统,把经济学的研究问题局限于资源配置问题。莱昂内尔·罗宾斯第一次正式地把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规定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他说:“经济学是一门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从此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很多都把罗宾斯的定义作为样板。应当指出: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与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有着密切联系的。经济学的生产方式范畴,不仅包括生产的社会形式,也包括物质生产方式即劳动方式与生产形式,其中劳动方式特别是其劳动组织就是微观层次上资源配置方式,而生产形式作为人们劳动的交换形式和社会生产要素的分配方式,就是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方式。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囊括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或者说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包括在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内容之中。二者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而在于怎样研究资源配置方式:是密切联系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来客观地、历史地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还是抛开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而单纯地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西方经济学强调资源配置的一般性,是一个纯生产力的抽象范畴,它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技术水平。经济学强调资源配置方式的特定社会历史性质,它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它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形式,因而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研究对象局限于资源配置,因而缩小了资源配置的外延,只研究技术意义上的资源配置。因此,他们必然是以制度不变为假设来研究资源配置。事实上,在他们那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人类最美好的、永恒的制度,所以他们不可能分析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变革。正因如此,在西方社会经济制度的巨大变化面前,西方主流经济学表现得苍白无力,从而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目前正陷入深刻的范式危机之中。为此,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变量引人经济学研究范围,以弥补主流经济学的缺陷。西方经济学不仅具有其明显的不科学性,而且对中国具体国情及其发展要求来说,还具有严重的不适应性。在基本国情上,中国与西方差别很大,而西方经济学中很多结论和观点是从它们的国情背景下得出的。因此,就总体来说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分析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就具有明显的不适应性。具体说,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尚不具备足够的市场机制赖以顺利运行的条件,而西方发达国家这些条件都已经具备。另一方面,中国目前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市场机制赖以运行的制度框架尚不完善,如现代企业制度、法律法规、公民的市场合约意识等等。西方经济学所分析的是市场制度较为完善的情况。同样的事物,在西方发达国家可能就办得有板有眼、较为顺畅,在我国当前可能就无章可循、有章不循或坎坷难行。在这些制度条件具备以前,市场机制的作用程度和范围也要受到限制,西方经济理论在我国的应用也会出现程度不同的失灵(尹伯成,2006)。由此可见,要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范式,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也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
(二)不能构造一种折中主义的经济学范式。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一种比较普遍的倾向,即试图调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建立一种折中主义的“中国经济学”。这种折中主义的经济学范式的主要特征是:认为原有的“苏联范式”的主要问题是“教条主义”,在于过分拘泥于经典作家的现成公式和现成“提法”,而没有创新与发展,从而使理论僵化,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按照这样一种思路,人们认为应该做的就是在原有的范式中加进一些反映市场经济的新东西,以这种方式使原有的范式得到改造与更新,适应新的需要。这种倾向既表现为一般地或在具体理论问题上批判教条主义,也表现为那些试图引入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些方法和内容来对旧的范式进行“补充”。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比较流行的折中体系:苏联范式的“生产关系论”+西方范式的“资源配置论”,即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很显然,这种折中主义范式脱离了经济学的科学轨道,是传统的苏联范式与主流的西方范式的“混合体”。同时,既然这种折中主义范式本质上是苏联范式与西方范式的双重翻版,因而它不仅在理论、逻辑上具有其尖锐的内在矛盾性,而且在实践上也具有与中国当代国情与发展要求的严重不适应性。说到底,这种折中主义范式是传统教条主义与现代教条主义的“杂交物”,虽然它试图反映当今中国现实,但实际上并没有、也不可能反映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客观现实及其基本要求。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不应当采用这种折中主义范式。
(三)不能建立“描述主义”的中国经济学。近些年来,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存在着一种以描述中国现实、总结中国经验和肯定中国模式为主要特征的倾向,即直面中国现实的“描述主义”。它认为可以不要基础理论、只要分析现实问题、进行对策研究,使研究更好的联系实际就可以建立中国经济学。“描述主义”经济学范式的理论特点是:一是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二是为了准确地反映现实情况,理论抽象程度低;三是为解决问题,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不注重自成体系的概念、范畴和分析工具,不强调理论自身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四是没有突出的方法论,感性描述多于理性分析。作为一个理论范式,描述主义存在着两个重大缺陷:一是缺乏独立、统一的概念和范畴体系,分析工具缺乏系统性,范式自身是不稳定的而又没有解决的途径,因为一旦要提高理论抽象度,在当前条件下其前景很容易转向经济学范式或西方经济学范式,这将使该范式自身不复存在。二是该范式的知识积累没有有效的途径,这与第一个缺陷紧密相关。科斯在评价旧制度经济学时指出,“除了个别的观点外,只是一大堆可以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材料。”就长远看,描述主义的文献将面临类似旧制度经济学文献的劫数。这虽然不能否定描述主义的学术价值,更不能否定其现实意义,但对于一个理论范式来说,其发展的连续性就成了问题(邹东涛、时红秀,2006)。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不能局限于这种表面化、局部化和经验化的“描述主义”范式,而应当构造一种以科学世界观为指导、具有其完整的概念体系和系统的分析方法的现代经济学范式。只有这样,才能揭示中国现实经济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才能形成系统的、科学的中国经济学理论。
(四)只能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来构建综合的中国经济学。根据上述科学性、适应性和综合性原则,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以经济学为指导。首先,经济学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对照,经济学的理论硬核可以简要地归纳为三个要素。第一,否认存在着抽象的和永恒的人性。个人是具体的和历史的,一方面它要受到历史和制度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它又是能动和有机的。人性由社会经济关系所内生但又具有改变它的内在潜能,因而经济学必须分析人性的起源与发展,而不是把它作为经济学分析的前提。第二,经济学分析的基本范畴是生产方式,而不是主流经济学的“个人”,经济学的方法是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而不是个体主义方法。第三,同主流经济学的机械均衡观不同,马克思把生产方式与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化看作是由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内在矛盾的辩证运动所推动的有机的、内在不均衡的动态过程,这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宽广的框架。其次,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以及基本原理,对分析当代中国经济转轨与经济发展具有广阔的适应性。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经济学对于中国市场化的体制转轨与制度创新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解释力:中国经济转轨是当代中国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发展的客观要求,构造市场化的现代社会主义模式是当代中国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经济学对于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发展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力:中国经济发展是当代中国物质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要求,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是中国当代劳动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总体来说,当代中国面临着物质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形式变革的双重任务,一方面物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要求并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形式的深刻变革,另一方面社会形式的变革与制度变迁又促进并推动了物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进程。最后,经济学是一个宏大的制度分析框架,是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完全包括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因此,以经济学为指导重建中国经济学,可以在经济学的科学框架内,广泛借鉴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的合理因素,构造一个既继承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又发展马克思经济学范式,既超越苏联经济学范式又超越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新体系,据此确立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独特性的经济学范式。这种中国经济学的新范式是在继承、批判和创新过程中逐渐塑造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经济学为主体或基础、以中国问题为导向,科学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颗粒,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的综合范式。因此,在构建中国经济学过程中,对于经济理论要坚持、澄清与发展;对于西方经济学理论要了解、批判与吸收;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要总结、扬弃与升华。
三、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基本性质与主要内容
如上所述,根据科学性、适应性与综合性的基本原则和以经济学为指导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综合体系的基本目标,中国经济学就其性质来说既不是中国的“本土经济学”,也不是中国版的西方经济学,它应当而且必然是中国化的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具体说来,中国经济学综合范式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与基本原理。中国经济学本质上是经济学,因此它应当而且必须以经济学为基础。首先,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坚持以生产方式作为决定社会性质和推动社会变革与发展的根本力量,坚持在生产方式的框架内来分析资源配置问题,坚持以生产方式为基础来研究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在此基础上,构造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经济学制度分析范式。其次,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与继承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即唯物辩证法、二重分析法、矛盾分析法、实证方法、历史方法和科学抽象法。再次,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采用以生产方式这一基本范畴为核心的经济学的一整套概念体系。如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等,再如生产条件、劳动方式、生产形式、生产的社会形式,以及资本、商品生产、市场机制、工业经济、利润、利息、工资、地租等等。最后,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批判与继承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形式的具体结论,也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特征的基本原理。对于前者,我们当然是不能照抄照搬的,如单一社会所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等,而对于后者则应当始终坚持、科学继承,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立自由人联合体、重建个人所有制、实行对生产的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实现社会生产按比例协调发展和实行按劳动者贡献分配等,这些基本原理应当而且必须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作为中国化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应当而且必须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应当而且必须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转轨与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应当而且必须总结与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成果。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既不只是生产关系,也不只是资源配置,它应当而且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因此,中国经济学应当研究当代中国的劳动方式、生产形式及其社会形式,应当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应当总结与升华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如新型工业化理论、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理论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等。毫无疑问,这些重要的理论成果都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重要思想基础与理论来源。
关键词:语言经济学;经济学方法论;经济学的修辞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6-0021-05
一、语言经济学到底研究什么
应该说,经济理论是人们对人类相互作用的常规性进行解释的一种尝试,而人类相互作用中的最基本的、非物理性的常规性就是自然语言。经济理论仔细分析了社会体制的设计,语言从部分意义上讲也是一种交流的机制。语言是制定决策和形成判断过程中的核心工具,可见,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语言十分重要。那么,什么是语言经济学?它的范式和本体论基础是什么?语言经济学的研究纲领是什么?这些问题的定性并不是一句话就能解释得清楚的。
关于语言经济学的由来,语言经济学者都普遍认为源于马尔沙克(Jacob. Marschak)。他于1965年在致力于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时揭示了语言的经济学性质,认为语言作为人类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具有与其他资源一样的经济特性,即价值、效用、费用和收益等特性,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做出深入分析。而后许多经济学者借用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把语言引入到经济活动中来,探讨作为人力资本的语言所具有的经济势能。最后由格林(Grin,Francois,1996)给出了语言经济学的这一定义,他认为语言经济学就是把语言作为一种变量,引入经济活动中来,探讨语言与经济的关系,并在探究过程中采取经济学的工具和方法。从此语言经济学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发展起来。国内的研究也是继承和发展了格林的相关理论,始于21世纪初,但是缺乏深入研究。格林虽然定义了语言经济学科,但是后来许多学者对Language of Economics 还是Economics of Language难以作出统一和规范,以至于张卫国借用了法经济学的命名惯例,称之为Language and Economics①。经济学界很少关注语言,或者仅局限于只言片语的思考,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主要原因还是没有搞清楚语言经济学的研究纲领,没有弄清楚语言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更没有把一些语言现象上升到理论高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我国语言经济与语言产业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编号:12YJA2H200)、2011年度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规划项目“语言经济相关问题研究”(项目编号:YB125-27)和2009年度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收入分配理论的新发展:语言技能与劳动收入关系研究”(项目编号:ZR2009HM006)的研究成果。
度。语言经济学的内涵发展、外延扩展及其分析边界的模糊性限制了语言经济学的发展,我们应该对于语言经济学的外延和内涵做出明确的界定,才能使语言经济学得到普及和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