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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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方法范文第1篇
考古学是一门研究古代实物遗存、探索人类社会历史的科学［1］，然而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器型学和层位学来自生物分类学和地质地层学,这表明考古学从妊娠期间就与现代自然科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科学的发展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古代实物遗存中还储存着大量的非直觉和经验能认识的信息,即传统考古方法无法发现的所谓“潜”信息，唯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才能“破译密码”，获取这些重要信息，于是，科技考古学便应运而生［2］。
科技考古是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分析研究古代遗存，取得丰富的潜信息，并结合考古学方法，探索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科学。它实质上是考古学与众多自然科学学科日益渗透、结合而成的交叉学科。然而，从研究理论、方法和技术方面考虑，它似乎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近几十年来，自然科学手段更是全面渗透进了考古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将考古学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多学科交叉研究阶段。
近年来，为培养复合型、创新型、应用型的考古人才，提升考古学科的整体教学、科研水平，全国很多高校相继在考古专业开设了科技考古课程。本文根据高等院校考古专业科技考古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结合高等学校考古专业的现状，对科技考古课程的教学方法进行较深入的探讨。
1.科技考古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偏重理论知识传授，实验教学明显不足。
科技考古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了解并掌握一些基本的科技考古研究手段和方法。为达到这一教学目标，在讲授理论知识的同时，应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目前，国内已有个别高校组建了较高水平的科技考古实验室，有力提升了本校考古学科科技考古课程的教学水平。然而，囿于国内考古学的发展现状，很多高校的考古学科建设较为滞后，至今没有一个全新的、多学科交叉型科技考古实验室。因此，在科技考古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偏重课堂理论知识讲授，教学方式方法单一，实验教学时间明显不足。学生在课堂上所接受的理论知识，长期无法得到有效实践，甚至对一些基本的科技考古专用设备都缺乏使用的能力。长此以往，科技考古课程的教学将成为空中楼阁。
（2）师资力量较为薄弱，难以支撑科技考古课程的教学需求。
科技考古的分支学科较多，包括断代测年、遥感考古、冶金考古、陶瓷考古、生物考古、植物考古、农业考古、动物考古、环境考古、水下考古等，其使用的研究手法和手段多种多样，涉及物理学、金属学、矿物学、生物学、植物学、农学、动物学、环境科学、生态学等多门自然科学。要全面讲授科技考古的各分支内容，教师就要具有极其广泛的知识面。目前高校考古专业的科技考古课程一般由一名教师负责讲授，教师的教学科研能力再强，凭其个人力量也很难满足科技考古各领域的教学需求，除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外，科技考古的其他领域只能泛泛而讲，难以深入。
（3）学生理科基础过于薄弱，对科技考古的基础理论和方法理解不足。
安徽大学等高校已尝试在考古专业中招收理科生源，这对开设科技考古课程及培养复合型、应用型考古人才是有利的。遗憾的是，很多高校的考古专业仍然是以文科生源为主，或者虽然招收了理科生源，但学生进校后，没有再选修过自然科学的课程。因此，在选修科技考古课程时，学习特别吃力，对科技考古各个方向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理解不够深入，导致学生对该课程缺乏足够的兴趣。
2.科技考古课程教学方法改革
（1）组建科技考古实验室，加强实验教学。
鉴于科技考古的课程特点及考古学科的发展需求，高等学校的考古专业应以考古学实验教学改革为核心，以优质考古实验教学资源开放共享为基础，以高素质实验教学队伍和完备的实验条件为保障，组建科技考古教学实验室，建立“复合型、创新型、应用型”考古人才实验教学体系。实验室的组建，将引发科技考古课程教学方式方法的变革。教师在重视课堂理论知识讲授的同时，要大力加强实验教学，使教学手段和方式多样化、实用化，让学生在实验室对各种科技考古设备、技术有感性、真实的了解，从而深入掌握科技考古的常用技术手段和研究方法，培养动手能力，适应考古所等文博单位对应用型、复合型考古人才的需求。
（2）加强科技考古实验教学基地建设，全面提升科技考古实践教学水平。
为进一步提升学生的科技考古实践能力，在组建科技考古实验室、建立完善实验教学体系的同时，应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在考古所等单位设立科技考古实践教学基地，使学生能真实接触到科技考古，在实践中了解科技考古的基本原则、方法和最新理念，全面提升教师的科技考古实践教学水平。
（3）聘请校外各种材质的科技考古专家，以专题讲座的形式，弥补单一教师授课的不足。
由于科技考古是一门多学科综合的新兴交叉学科，涉及的学科非常广泛，单一教师授课很难将科技考古的各个领域都深入讲解。在此情况下，可考虑与博物馆、考古所等文博单位加强合作，与其联合开设科技考古课程，将由单一教师授课的教学方式改为多位专家联合授课方式。
（4）在考古专业适当设置自然科学的基础课程，为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奠定基础。
考古学发展到今天，其调查、田野发掘、资料搜集和研究等方面都与自然科学息息相关［3］。然而，很多高校考古专业的课程设置仍较为落后，几乎没有相关自然科学的课程设置。在考古专业开设自然科学的基础课程，增加学生的理科知识，有利于学生掌握最新的考古学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为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奠定基础。
（5）改进教学方式方法，增强科技考古课程教学的通俗化和趣味性。
鉴于考古专业学生自然科学基础较差的事实，在讲授科技考古课程时，应改进教学方式方法，大力发展多媒体教学和网络教学，加强信息技术手段在科技考古教学中的应用；在讲课过程中，应注意语言的通俗易懂，增强课程的趣味性，从而削弱或消除学生的畏难情绪，使学生对该课程能始终保持较为浓厚的兴趣。
3.结语
鉴于科技考古的多学科性和应用性，面向考古专业开设的科技考古课程，在授课过程中出现了实验教学不足、师资力量薄弱、学生自然科学基础较差等一系列较为重要的问题，急需解决。根据科技考古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高等学校考古学科的教学现状，在科技考古的教学过程中，为加强实验教学，应尽快组建科技考古实验室，加强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加强考古专业学生的自然科学教育，聘请校外专家联合授课，改进教学方式方法，大力发展多媒体教学和网络教学，加强信息技术手段在科技考古教学中的应用，全面提升科技考古课程的教学水平。
参考文献：
［1］夏鼐.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考古方法范文第2篇
[关键词]思想考古；学术方法；整合；创新；《八千里路云和月》
何谓“思想考古”？
“所谓思想考古，即是借鉴历史学和人类文化学等学科的田野调查方法，去思想家生活、求学、家居、从业的地方进行详细的实地考察，以感受和体验研究对象的情感、思绪，把思想家的思想还原为在具体情境中的思想，找到其思想学说或行为的外在根据，并进而印证或质疑某些史书中对思想家的言行记载，对某些语焉不详的史料或有争议的问题做出分析与考辨。”这是郑晓江教授在其著作《八千里路云和月――寻访中国历史文化名人的足迹》（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中揭橥的一种新的学术方法，并在《神游千古――寻访历史文化伟人》中得到进一步贯彻和完善。
显而易见，这种学术方法的探索与思考的逻辑起点在于当下学术研究的窘境，并深深植根于古今中外学术研究理论资源的沃土。这种对学术研究方法的反思和探索，无疑体现了当代中国学人自觉的问题意识和深厚的学术情怀。当它逐渐丰富完善的时候，势必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产生广泛的影响并成为中国学术研究新的增长点。
一
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令中国学人深感困惑与尴尬的是，整个20世纪的学术研究无可逃避的是在西方文化影响下的研究。从20世纪初期的进化论，到20世纪中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再到20世纪80年代“方法热”中的各种新方法，渐次展开的学术研究景观展示的是“拿来”或“舶来”的姿态。
盲目相信一种理论不是理智上的美德，而是理智上的犯罪。
至于90年代，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学人的本土意识开始觉醒，民族主义思潮开始盛行，尤其是“后殖民理论”的“东方主义”的推波助澜，让“天朝帝国”的学界后裔们信心倍增。于是，从反思20世纪80年代浮躁空疏、寄心时政的学风开始，进而追溯和检讨“五四”学人所开创的学术范式，一场具有鲜明民族性的学术转型开始了。
首先是季羡林先生为“东方文化”崛起的振臂高呼，从而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国学热”。季先生认为,“20世纪的世纪末，西方文化或文明已经繁荣昌盛了几百年了，到了今天，在很多方面已经呈现出强弩之末之势，看来是面临衰微了。代之而起的必然只能是东方文化或文明。”伴随着如《国学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等刊物平台的搭建和央视《百家讲坛》等强势媒体的介入，“国学热”时至今日尤然鼎沸。
其次是陈平原等人通过反思“五四”学人所开创的学术范式认为那是“西化的思想背景，专才的教育体制，泛政治的学术追求，‘进化’‘疑古’‘平民’为代表的研究思路”。进一步说，20世纪的中国，“文化与学术领域的激进主义思潮如疾风骤雨势不可挡，‘旧与新’、‘古与今’、‘常与变’之争，总是以前者的惨败而告终。所谓‘文化保守主义’的独立声音，基本被各种反传统的呐喊所淹没……‘反传统’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学术中最大的‘传统’，这一价值取向对文学史的研究极为不利。”所以陈平原不止一次地呼吁理论界不要忙于引进理论，当务之急是进行“理论整合”和建立“学术规范”。这便是与“国学热”殊途同归的“实”，即倡导一种学院派的、本土化的重实证、重传统、重学术规范的厚实持重的学术路径。
无论是“国学热”还是“实”，都力主非政治的学术独立，都非常重视传统和加强考证，都寻求中西学术理论与方法的对话和接轨，进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和体系，从而介入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其共同策略是倡导经典重读和重写文学史、学术史。李泽厚将90年代的这一学术转型概括描述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诚为的论。
因之，我们看到最近十年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开始回归文献。但是，回归文献的经典重读或解读是否能够“还原历史”和多大程度上“还原历史”呢？回归文献后的分析理论是本土重建的理论框架还是一如既往的沿袭西方的理论话语呢？回归文献是学术研究的唯一正途吗？正是在这种“问题意识”的导引下，郑先生开始了对学术方法的反思。
对回归文献的经典重读，郑先生别有会心：“我所运用的方法主要是：先对经典进行解读，之后提升出若干观念进行分类，再就是逻辑的叙述，最后将这些分析出来的东西与思想史的发展作一比较，引申出其优点与缺陷，阐明其影响和地位。这样的方法当然有其优越性，但我后来进行了一些反省，发现：若从人生观与死亡观的角度来看，人们的思想必有一个变化相当大的过程，生死观可以说是个我化色彩最强的思想系统；而且，更成问题的是，人们说出来的与写出来的东西往往与真实的生活、人生的践履有区别，有时区别还很大，甚至完全相反，所以仅仅局限在文献的研究和解读中是很难真正把握中国人生哲学史的全貌的，尤其不能深入地体验思想家的生命情怀和生活意境。”
走出书斋后的他在进行详细的实地考察后深深体会到了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的遗训。比如，一个传世文献的陈述，即使明显可信，很多人都相信它，可是它也可能是伪科学的，而一个陈述虽然是不能让人相信的，也没有人相信它，但在科学上可能是有价值的。这里面有一个言意矛盾的问题。言意矛盾在古今中外各种语言中都存在，语言与思想存在着距离，传世文献中保存的东西绝非思想家的思想原貌。第一，存在“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矛盾。有些只可意会的东西，思想家也难以言传。第二，存在“言不由衷”的困境。比如中国古代“为尊者讳”相沿成习，文字狱绵延不断，所以“春秋笔法”实乃中国古代富有特色的写作原则。第三，“思想家思想的变化远远大于其著作中表述的观念，而这种变化往往深深地植根于他的具体的生活环境之中。”这后一点在笔者看来是最重要的，因为人类和人创造的历史都在不断变化中，而在变化中去看待历史和人性本身的发展，自意大利哲学家维柯以来就一直是历史研究的基本观念和方法。
基于此，郑先生认为，在传世文献中，许多东西被刻意回避，许多东西被有意识地隐蔽起来、深藏起来。因此仅仅从经典的解读入手去研究思想家的思想是远远不够的，至少也是不全面的。所以，他倡导引入“思想考古”的方法。自1999年以来，郑先生前后耗时三年，行程上万公里，对13个中国历史上的学术文化大师如王安石、黄庭坚、周敦颐、陆象山等的遗踪进行了深入的寻访。“他不辞辛劳，走遍很多的偏僻的乡村，走过不少崎岖的山路，从祠宇、碑碣、荒墓之间，从残存的文献和故老的口头上，探得了许多珍贵的典故旧事，厘清了一些存疑的思想关节，显露了若干隐晦的事迹。”
例如，在本书第三章《心香一瓣觅陶公》中，郑先生对历代陶渊明诗歌中“南山”释义的问题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独到见解。在江西有三座分属不同县境的“南山”，也有学者考证“南山”指庐山。通过实地考察和文献互相印证，郑先生认为，“在陶渊明的故居之地，根本无一座现实指的南山，南山实为陶公心中浮现的喻意之山。”此南山者，乃道教中相传为陈抟老祖修道之终南山，也即俗语中“寿比南山”之南山。按王瑶先生的说法：“相传服菊可以延年，采菊是为了服食。《诗经》上说：‘如南山之寿’，南山是寿考的征象。”在这条文献的启发下，郑先生找到《陶渊明集》中“菊为制颓龄”的诗句做参证，不仅有力地证明了陶渊明采菊是为了服食，以期延年益寿，而且扣合了魏晋文人追求生命的浓度，而不希冀生命长度的时代生命观。这种微观的考辨看似不出中国传统文献学的考据路数，实际上其灵感的触发点在于实地考察。尤其是延年益寿这样的问题，在擅长人生哲学和死亡哲学研究的郑先生面前，更能触发真知灼见。这样富有创见的例子在他寻访周敦颐、陆象山、陆梭山等故地的时候尤其令人耳目一新，发人深省，这说明“思想考古”的方法具有充分的解释力。
二
“思想考古”方法不仅因其鲜明的针对性而具有充分的解释力，而且由于它植根于古今中外学术研究的理论资源沃土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这正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人坚守本土化立场和中西融合的开阔胸襟而催生的众多学术方法的共同特色。
郑先生坦言，其“思想考古的方法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它建基于两个方法之上：一是中国历史学研究中具有悠久传统的‘行走历史’的方法……来源之二是出现于20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年鉴学派。”
对于“行走历史”，古今中外代不乏人。中国的司马迁、顾炎武、万斯同、朱希祖、翦伯赞、谭其骧等历史学者都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践履者。西方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柏拉图也同样是在遍历各地历史遗迹、考察各地民俗风情后完成自己的辉煌著述的。古今中外的学者，绝不仅仅在书斋爬梳文字，皓首穷经，他们历来重视游历以增见闻，以证载籍。至于文人，如唐代诗仙李白25岁即“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宋代苏轼也是“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清代诗人袁枚75岁时还“公然一万三千里，听风听雨笑到家”。他们每到一处，无不凭吊历史遗迹，发思古之幽情，在自然山水中寻觅诗歌创作的灵感和安顿自己疲惫的心灵。
对于“年鉴学派”关于“历史只有从叙述的变为解释的，它才能成为一种科学”的“问题史学”，前此后此的西方史学理论也有一以贯之的传统。
如果往前看，至少可以追溯到意大利哲学家维柯的《新科学》。维柯在科学、理性和轻视人文社会科学的笛卡尔主义盛嚣尘上之时，第一个单枪匹马、殚精竭力地提高历史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地位。他认为，“人类社会的世界无疑是人创造的，因此其原理也就可以在人类心智的变化中去寻找。”维柯所谓通过“人类心智的变化”，就是通过同感和想象，设身处地去感受，就可能了解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的文化。郑先生著作中对往古先哲生命情怀的体悟、想象和感受，无疑是与维柯的“诗性智慧”息息相通的。
如果往后看，法国哲学家福柯的《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和《知识考古学》也是郑先生“思想考古”方法的理论资源。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理论视域内，不仅理性、历史和人的内涵都被消解了，而且知识、真理和智慧等被传统哲学确立的理想地平线也都消失了，这就为对历史“了解之同情”提供了重新建构的可能性和合法性。举例来说。在郑先生另一部实践“思想考古”方法的著作《神游千古――寻访历史文化伟人》中，论及大宋状元宰相文天祥临死之前“忠孝两全”的困境之时，这种“了解之同情”得到了充分体现。文天祥两个亲生儿子一个死于战乱，一个早夭，而老母客死他乡无法运回故乡安葬，所以临死之前的文天祥痛苦的不是不能尽忠，而是不能尽孝。其时，文天祥的弟弟文璧以惠州知州身份无力回天而献城投降，“以一般的道理推之，天祥必定会对文璧的降元怒发冲冠，誓要割袍以断手足之情。可是文天祥对此却表示出同情的理解……他觉得，自己一死以为国尽忠；其弟文璧却应该留下来为家以全孝。”由此，郑先生进一步思考到，“在中华民族精神中，有‘宁折不弯’的传统；但在民间社会，也有‘宁弯不折’的意识。”这实为卓识。
其实，“思想考古”的方法，也受惠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闻一多的“三重证据法”。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指出：“吾辈生于今日，于纸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新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唯在今日始得为之。”闻一多在此基础上，倡导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这种将现代考古学和历史文献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要求熟悉传世文献，然后再去关注文化实物遗存。
郑先生的思想考古便首先是做扎实的案头工作，发现问题，然后带着问题去寻访，或印证载籍，或发掘新材料，或澄清迷雾，每每新见叠出。比如，他先后七次去江西抚州金溪县寻访宋代思想家陆九渊、陆九龄、陆九韶三兄弟的故居。在去之前，他反复阅读《宋史》卷四三四、《金溪县志》和全祖望《宋元学案》，他对被学术史忽视的但却是“心学”的真正奠基人――陆九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按照俗世的价值观或现代人精明眼光，他在万千学子趋奔场屋的时代能够免俗么？所以他对史籍所载陆九韶完全断绝于科举仕途的追求这点还是产生了怀疑。然而，通过对其隐居之地的考察，他发现陆九韶既不像佛者之隐于深山庙宇，以求来世成佛，也不像道者藏之名山，以求全真养性而长命，而是隐居于自家村旁，着意修身和齐家。在陆九韶看来，若远离家，如何“齐家”？考诸史籍所载陆九韶的行事，郑先生认为，“梭山先生身虽隐，却性为入世，关注百姓疾苦，了解民间生活，践行于日用庸常，切孜孜于仁义道德之教。他当然不刻意于求时来运转大富大贵，更无意于求佛成仙长生不老。梭山先生就是梭山先生，其之隐完全出于性情使然，而无半点勉强，半点做作，半点外在的什么特别的求取。”这种对载籍的应证殊堪玩味，至少从这里我们可以反观“五四”以来的“疑古”思潮也未必就圆融无碍。
《八千里路云和月》等著作既为“思想考古”之作，便带有田野调查的特点和游历的性质，但却散发着浓郁的学术气息，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素养，而不象时下有些学者借讲学和学术会议之机，游山玩水，舞文弄墨，发思古之“矫情”之类的“泛文化散文”。他更多的是关注思想家的故居、墓碑、家谱族谱、乡贤的口承传说故事等等，有着更深广的人文情怀和实践精神，而这往往是学院派轻视或匮乏的。
也正因为如此，他说这本书“不知是何文体”。笔者认为，这种无法定位自己著作文体的尴尬，恰好说明这种学术方法的内在张力和旺盛的生命力，它势必在“文化散文”和“学者散文”的大潮中独立潮头。无论是“文化散文”还是“学者散文”，都有让知识走向公共化的美好愿望。在这一点上，郑先生这本著作的平民视野以及现场感尤其引人注目。清华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张岂之为本书所作的序一认为，“为推进中国哲学的研究及普及化，不但在研究方法上应有所创新，而且在勾勒历史上哲学家的思想亦应力求立体化，使更多的读者能从中受益。”可以说，郑先生这部著作完全达到了这种效果。
考古是为了能发掘传世文献中没有的的东西，思想考古是为了还原历史。我们坚信，沿着这种富有创新精神的学术理路，在进一步的思想考古中，郑先生一定能够丰富、完善和提升这一方法。当它达到一定的理论含量时，势必成为中国学术研究新的增长点。
[参考文献]
[1] 季羡林．东方文化与东方文明[J]．文艺争鸣,1992,(2).
[2] 陈平原．走出五四[M].学者的人间情怀[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5.70．
[3] 陈平原．史家的位置[J].读书,1992,（7）.
考古方法范文第3篇
一、通读纵览，整体感知
如杜甫《绝句二首》：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
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我们通过春风、花草、泥融、燕子、沙暖等意象可整体感知到诗人描绘了一幅明净绚丽的春景图，可感知诗人的心情是轻松愉悦的，并处处体现了诗人的闲适之情。
二、寻找意象，联想想象意境，分析意境的氛围特点
如苏轼《卜算子 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词中的“缺”“疏桐”“幽人”“孤鸿”“寒枝”就是诗词的意象。通过这些意象再加上“独”“缥缈”“恨”“寂寞”“冷”等词的感情倾向还有“拣尽寒枝不肯栖”这一具有象征意味的词句，我们不难概括其氛围特点是孤独，凄凉，萧索等。
三、借助景物，分析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志向
如上面所举苏轼的《卜算子 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作者借助缺月、疏桐、孤鸿、寒枝、沙洲等景物来表明自己尽管处于孤独凄凉的氛围之中，但自己的信念却非常坚定，进而表达了诗人孤高自赏，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思想感情和高洁的品格。
四、整体与局部相结合，分析诗歌的技巧与手法
技巧手法可分为表达方式、修辞手法和表现手法三类。表达方式分为记叙、议论、描写、抒情四类。常见的修辞手法如比喻、借代、夸张、对偶、比拟、设问、反问、虚实结合等。表现手法常见的有用典、联想与想象、衬托或烘托、对比或对照、抑扬、动静结合、渲染、正侧面、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等等。
五、牢记语言特色的一些术语，准确答题
能用来答语言特色的术语一般有清新自然、质朴无华、含蓄委婉、明白如话、明白晓畅、善于用典、苍劲豪放、简洁生动、多用口语等等。我们要针对具体的诗歌来分析它们各自的语言特色，调动我们蓄备的知识，从而做到准确答题。
六、看清题干要求，明确答题区域与方向
做诗歌鉴赏题，我们一定要看清题的要求是什么，这样我们才能带着问题来锁定答题区间，才能确定思考的主方向。如苏轼的《望江南》：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
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问题：请从“情”与“景”的角度对这首诗作一赏析。
上片写春景，写登台时所见城中的景象，以春风、春柳、春水、春花将眼前之景铺排开来，表明春天依然充满春意，依然生机勃勃；下片触景生情，联想自己老大无成，春未老而人空老，由下面所抒的故乡之情可看出上片写的是异乡之景。而下片所抒之情则是由眼前之景而触发的。
七、规范化地组织答案，做到精确答题
如2002年高考全国卷《春夜洛城闻笛》：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前人在评论这首诗时曾说，“折柳”二字是全诗的关键，你同意这种说法吗？为什么？
考古方法范文第4篇
关键词：墓葬；巫鸿；美术考古；研究方法
在讨论《黄泉下的美术》一书中巫鸿所使用的美术考古研究方法之前，我首先对“美术考古”和“美术考古研究方法”这两个概念进行界定。关于“美术考古”学界大致有四种意见：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是美术史学的一个分支、是独立于上述两个学科的另一个学科、是由美术史学和考古学交叉重叠的学科专业。阮荣春认为美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除地层学、类型学以外，还有“风格学”、“图像学”、“物态学”，即从研究对象的“自然态”、“人文态”、“物理态”、“形式态”出发而提出的一种方法论。[1]总而言之，美术考古学应该有而且必须要有一套自己的、并不断发展的方法论体系。
巫鸿在他的一系列的著作、论文[2]以及本文所要论述的《黄泉下的美术》一书都推动了20世纪以来美术考古在研究方法上的反叛与重构，我主要从以下3个方面对这种方法论上的变迁与突破进行论述。
1 从“部分”到“整体”
通读全书，我们几乎见不到任何有关中国古代墓葬的点、线、面、构图和色彩等的“部分”分析。巫鸿认为，墓葬是作为整体来设计、建造以及装饰的，单一的实物要放在“原境”中考察，而不能将个体与整体割裂开来。再者，对“整体”的研究，是作者在有意回避堪称最为经典的艺术史方法。其意图，或许是在避免李格尔和沃尔夫林式风格分析所导致的“过渡解释”。最后，墓葬艺术因为其封闭性特征，在建筑造型与装饰程序上与其他艺术形式不同，是难以相互影响的。这也因而决定了其形制是难以作地区间比较，而是要从古代“整体”的宇宙思想丧葬观念上入手，结合中国的墓葬文化与葬俗礼仪把它们当作一种与周围环境相关联的“整体”视觉形象来看待。[3]
因此，《黄泉下的美术》一书采用了“整体”的研究方法――这是墓葬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方向转变。作者以墓葬艺术的空间性、物质性、时间性为线索，通过对墓葬系统整体空间设计的思考，将各种随葬器物与图像意义等放在“整体”中进行阐释，注意这些资料与墓葬中其他物品所共同形成的视觉、礼仪、宗教等文化情境，从而真正打破了图像、实物和原境之间的界限。[4]
2 从“外部空间”到“内部空间”
以前的学者大都是从“外部”观察者的角度出发去研究墓葬中画像、器物材料的外观、形式、色彩、材质与思想意义。而作者在该书的导言中谈到：这种研究实际上并未考虑到墓葬所营造的、供死者的灵魂观看的“内部空间”问题。因此，作者强调应该重视墓葬的“内部空间”，这正是巫鸿研究方法的独特之处。
巫鸿这种从“外部空间”到“内部空间”的研究方法是由“物”到“人”的典型。即通过研究墓葬艺术进而研究人的精神活动、思念观念，从墓葬实物遗存的分析中探讨“非物质文化”的那一部分，达到“透物见人”。因此，我认为在《黄泉下的美术》中，“是什么”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而重要的是“怎么样”。这是巫鸿较之前传统美术考古研究方法的一个突破之处。
3 从“单元”到“多元”
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即：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巫鸿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推动了20世纪以来，美术考古在研究方法上形成的一些基本共识：
一是必须有美术学的分析：书中作者仅用了少量笔墨对“图像学分析”和“形式分析”进行提及，但作为美术史的基本研究方法，它们还是有其重要的意义所在。
（1）图像学分析：与照搬图像学研究方法的三层次[5]不同的是，巫鸿将艺术品视为一种社会图像，更加重视文化依据。其研究方法没有仅仅停留在表面，而是试图揭示当时的文化、社会等方面，有意识的考察图像艺术所蕴含的观念。（2）形式分析：书中巫鸿将这种方法与文化阐释的方法结合起来，将图像学与文化发展连接起来，使得图像学的阐释更加令人信服。然而晚近以来，由于形式分析的模糊性和过度主观性，在对该方法的使用上也应保持“适度原则”。
二是必须有考古学的分析：以考古地层学、类型学为基础，复原研究对象的“原状”和“原境”，最后将对墓葬的研究扩展到整个文化史范围，努力达到复原古代社会文化的目的。例如巫鸿认为，应当考虑到器物和所出墓葬之间的关系（什么人使用）、器物和礼仪活动之间的关系（用来做什么）、器物和人的意识思想之间的关系（为何要用这样的器物而不是其他）。
除此之外，他在该书中所使用的美术考古研究方法还有上文论述的“整体研究”、重视“内部空间”研究、以及“中间层次”理论、[6]“二重、多重”证据法[7]等等，这些都表明了其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该书中所使用到的美术考古研究方法都为丰富历史观察的角度和解释的可能性，提出了新的概念和理论架构，推动了学术研究思辨性的发展。[8]
4 结 语
从《黄泉下的美术》一书中，我们看到了巫鸿重构美术考古研究方法的努力，他期望在美术考古中建立一种特殊的、独立的方法论体系，这也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总的来说，巫鸿的研究方法是奠定在“整体解读”的基础上，重视墓葬的“内部空间”，并且注重考古发掘材料与艺术分析相结合，运用多重视角和多元化的方法论，从而试图“重构”中国古代墓葬艺术的“原境”。其研究方法不仅为我们未来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也为我们反思过去的研究呈现很好的范例，――这是我解读巫鸿《黄泉下的美术》一书后从中受到的启发和教益。
参考文献：
[1] 巫鸿（美）.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2] 阮荣春.中国美术考古学史纲[M].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
[3] 刘天琪.美术考古学的“热”与“冷”[J].美术观察，2011.
[4] 穆宝凤.美术考古学方法与美术史研究[J].新视觉艺术，2009.
[5] 刘晓达.概念、视角、叙述与古代中国墓葬美术史书写――巫鸿The Art of the Yellow Srings：Understanding Chinese Tombs评述[J].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2.
[6] 郑岩.古代墓葬与中国美术史写作[J].文化研究，2011.
考古方法范文第5篇
现代仪器分析方法在科技考古中的运用主要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物质结构分析,主要有质谱分析、原子吸收和发射光谱分析、核磁共振分析、红外和紫外吸收光谱分析等等。其中质谱分析在科技考古中的运用最为广泛,这得益于此方法能准确高效地测定物质结构,并且能进行同位素分析。第二方面是显微分析,用于观测样品在一定微观尺度下的物质排列,以及不同物质在同一样品中的分散状况。主要使用电子扫描显微镜等各种微观尺度不同的显微镜,通过这些显微镜可以观察文物表面及内部的物质分布结构状况和一些有标志意义的微观痕迹。
下面,笔者将简单介绍两种物质结构分析仪器及它们的工作原理。
质谱分析
1.基本原理
质谱分析法是通过对被测样品离子的质荷比的测定来进行分析的一种分析方法。待测化合物分子吸收能量后在离子源的电离室中产生电离,生成分子离子,分子离子由于具有较高的能量,会进一步按化合物自身特有的碎裂规律分裂,生成一系定组成的碎片离子,将所有不同质量的离子和各种离子的数量按质荷比记录下来,就得到一张质谱图。由于在相同实验条件下每种化合物都有其确定的质谱图,因此将所得质谱图与已知质谱图对照,就可确定待测化合物。
2.仪器――质谱仪(见图1)
利用运动离子在电场和磁场中偏转原理设计的仪器称为质谱计或质谱仪。前者用电子学方法检测离子,而后者将离子聚焦在照相底板上进行检测。一般的质谱计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见图2)
高真空系统高真空环境是质谱计正常工作的前提条件。高真空系统是用来取得所需真空度的阀泵系统,一般由前级泵(常用机械泵)和油扩散泵或分子涡轮泵等组成。
样品注入系统样品注入系统拥有直接注入、气相色谱、液相色谱、气体扩散四种方法。直接注入是指固体样品通过直接进样杆将样品注入,加热使固体样品转为气体分子。对不纯的样品可经气相或液相色谱预先分离后,通过接口引入。液相色谱―质谱接口有传动带接口、直接液体接口和热喷雾接口。热喷雾接口是最新提出的一种软电离方法,能适用于高极性反相溶剂和低挥发性的样品。样品由极性缓冲溶液以每分钟1～2毫升流速通过一毛细管。控制毛细管温度,使溶液接近出口处时,蒸发成细小的喷射流喷出。微小液滴还保留有残余的正负电荷,并与待测物形成带有电解质或溶剂特征的加合离子而进入质谱仪。
离子源使样品电离产生带电粒子(离子)束的装置(见图3)。应用最广的电离方法是电子轰击法,其他还有化学电离、光致电离、场致电离、激光电离、火花电离、表面电离、X 射线电离、场解吸电离和快原子轰击电离等。其中场解吸和快原子轰击特别适合测定挥发性小和对热不稳定的化合物。
质量分析器将离子束按质荷比进行分离的装置。它的种类有单聚焦、双聚焦、四极矩、飞行时间和摆线等。
收集器经过分析器分离的同质量离子可用照相底板、法拉第筒或电子倍增器收集检测。随着质谱仪的分辨率和灵敏度等性能的大大提高,现在只需要微克级甚至纳克级的样品就能得到一张较满意的质谱图。因此对于微量不纯的化合物,可以利用气相色谱或液相色谱(对极性大的化合物)将化合物分离成单一组分,导入质谱计,录下质谱图,此时质谱计的作用如同一个检测器。
原子发射光谱分析
1.基本原理
原子发射光谱分析使待测元素发射出特征波长的辐射,经过分光,测量其强度而进行定性、定量分析的方法。在高频功率、进样方式等实验条件固定时,样品发射出的特征辐射强度与样品中该元素的浓度(C)成正比。据此,通过测量标准溶液及未知溶液的特征辐射强度,又已知标准溶液浓度,可作标准曲线,求得未知液中待测元素浓度。
2.仪器―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见图4)
(1)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的等离子光源
等离子体喷焰作为发射光谱的光源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
①直流等离子体喷焰(direct currut plasmajet,DCP): 弧焰温度高 8000-10000K,稳定性好,精密度接近ICP,装置简单,运行成本低。
②电感耦合等离子体(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ICP):ICP的性能优越,已成为最主要的应用方式。
③微波感生等离子体(microwave induced plasma, MIP):温度5000-6000K,激发能量高,可激发许多很难激发的非金属元素如C、N、F、Br、Cl、C、H、O 等,可用于有机物成分分析,但其测定金属元素的灵敏度不如DCP和ICP。
(2)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的结构
ICP是由高频发生器和等离子体炬管组成(见图5)。
① 晶体控制高频发生器。
石英晶体作为振源,经电压和功率放大,产生具有一定频率和功率的高频信号,用来产生和维持等离子体放电。石英晶体固有振荡频率为6.78MHz,二次倍频后为27.120MHz,电压和功率放大后,功率为1-2kW。
② 炬管与雾化器。
三层同心石英玻璃炬管置于高频感应线圈中,等离子体工作气体从管内通过,试样在雾化器中雾化后,由中心管进入火焰;外层Ar从切线方向进入,保护石英管不被烧熔,中层Ar用来点燃等离子体。
(3)原理
当高频发生器接通电源后,高频电流I通过感应线圈产生交变磁场。开始时,管内为Ar气,不导电,需要用高压电火花触发,使气体电离后,在高频交流电场的作用下,带电粒子高速运动、碰撞,形成“雪崩”式放电,产生等离子体气流。在垂直于磁场方向将产生感应电流(涡电流),其电阻很小,电流很大(数百安),产生高温。再将气体加热、电离,在管口形成稳定的等离子体焰炬。
3.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的类型
(1)光电直读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光电直读是利用光电法直接获得光谱线的强度。光电直读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有两种类型:多道固定狭缝式和单道扫描式。多道固定狭缝式是安装多个狭缝和光电倍增管(多达70个),同时测定多个元素的谱线,一个出射狭缝和一个光电倍增管,可接受一条谱线,构成一个测量通道;单道扫描式则是转动光栅进行扫描,在不同时间检测不同谱线。
(2)全谱直读等离子体光谱仪(见图6)
采用CID阵列检测器,可同时检测165～800nm波长范围内出现的全部谱线。
质谱分析与原子发射光谱分析在科技考古中的应用
青铜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凡意义的时代,灿烂的中华文明正是在这一时代逐渐形成并走向辉煌的。
青铜器是最能代表青铜时代文化特征的文化遗存,运用现代仪器分析方法对已发掘出土的青铜器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这是进一步了解和认识青铜时代中国社会的生产、生活、政治以及科技发展状况的必然途径。
青铜,是以铜金属为主要成分,并包含有锡、铅等其他金属成分以及多种微量元素成分的一类合金材料。它熔点比铜金属低很多,但硬度却很大,所以比较容易融化和铸造成形。不同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在成分方面差别很大,有的是铜锡合金,有的是铜铅合金,有的则是铜锡铅三者皆有的合金,在微量元素的含量方面也有比较大的差别。这反映出不同地区或是不同历史时期,青铜在合金成分、生产工艺和矿料选择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点。对于青铜时代,从自然资源的开采、运输,到冶炼青铜时各种原料成分比例的搭配(及配方),再到青铜器的铸造工艺,以及国家对青铜业的管理方式,都是考古工作者和爱好者们非常关心的问题,也是目前考古学界研究和探讨较多的领域。
目前,研究青铜器的合金成分,主要运用的仪器分析方法就是上面所说的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即通过检测青铜样品中各种成分元素发射光谱的不同特征将它们分别检测出来,并通过这些特征光谱的强度来计算出样品所含有的对应元素的浓度,这样就可以得到青铜样品合金成分的数据。
在青铜所含有的诸多成分中,有一种成分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它就是铅。自然界中铅以204Pb、206Pb、207Pb、208Pb四种同位素的形式而存在,相对丰度分别为1.48%、23.6%、22.6%、52.3%,除204Pb为非放射成因外,其他分别由238U、235U、232Th衰变产生,在研究铅同位素丰度变化时以204Pb作为比较基础,测定其他各同位素与204Pb的比值。与铅同位素相关的科学研究已经开展得十分广泛,在地质科学中用于U-Th-Pb衰变系列的测年及普通含铅矿物(基本不含U、Th)铅同位素组成示踪成岩、成矿物质来源,划分大地构造单元等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