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和哲学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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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和哲学史的关系范文第1篇

关键词：教师 学生 班级

要转变思想观念，确立培养老师、学生和班级三者间的密切关系，是目前摆在学校构建新型师生关系面前的首要问题。转眼我从事教育工作二十多年了，结合本人的实践教学，下面就如何处理好老师、学生和班级三者之间的关系谈谈粗浅的看法：

一、老师要“以身立教、为人师表”。

（一）老师崇高的思想品德对学生思想品德的形成起着奠基作用。小学生世界观尚未形成，正处于可塑性最强的年龄阶段，是形成人格及人的基本素质的关键时期。一个人能否成才，首先取决于他是否具有足够的辨别客观事物真善美的能力，是否有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学校教育，应首先是“成人”的教育，“成人”才能“成才”。老师，特别是班主任，是班集体的主要教育者及组织者。在学生的人格素质的形成中起重要的作用。（二）老师良好的职业道德对学生思想品德的形成起着催化作用。一个优秀的老师不仅品质高尚，而且有着良好的职业道德。首先，他应满腔热忱，关心爱护学生，不歧视、辱骂、体罚学生，“亲其师而信其道”，这样的老师可敬可亲，学生才会愿意学，也才学得好。其次，他应该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对工作总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爱岗敬业，乐于奉献，这同样会给学生以影响和感染，使本一心向善的学生更增添了动力，小树才有机会长成参天大树。（三）教师文明的言谈举止对学生思想品质的形成起着修正作用。教师是教人怎样做的人，首先自己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人。教师以身作则，才能起到人格感召的作用，培养出言行一致的人。

二、如何发挥好班级作用。

民族有民族精神，企业有企业精神，班级也有班级精神。班级精神是班级全体成员在学习、生活和工作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共同的精神状态。

（一）班级精神首先表现在班风。普遍认为，良好班风是一种教育力量。抓班风，提高教育的效果往往不理想。究其原因，只是抓住了问题的表面，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班风是精神的表现形式，班级精神才是班风的精神实质。班风建设只有抓住班级精神，培养精神，才会成功。（二）班级精神的存在和作用还是其矛盾特殊性的客观要求。一般来说，班级精神面貌是指向上的精神状态。其实，它也是一对矛盾，并遵循对立统一及其相互转化的规律。在班级精神两极分化，既可朝积极向上发展，也可以朝消极落后方向运动，具有明显的优劣之分。班级精神还可以互相转化，消极落后的通过培养可以转化积极向上，积极向上的通过放松也可以转化成消极落后。这也突显了班级精神的可培养性。班级精神的存在和作用是其双重教育职能部门的客观要求。积极向上的班级精神引导成员健康成长；消极落后的班级精神则阻碍成员健康成长，甚至诱使其走邪路。有信号功能，它不断地向成员发出各种信息。（三）班级精神对成员的行为具有巨大的规范作用。积极向上的班级精神会认可符合社会价值取向的成员的行为，抵制违价值取向的成员的行为；消极落后地区的班级精神作用则相反。

三、如何培养老师、学生之间的关系。

哲学和哲学史的关系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文化生产力的产生不仅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时代背景，也有其深尽的哲学墓础。它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理论”、“精神生产”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等思想发展的逻辑必然。深入探讨文化生产力问题不仅在实践层面有助于当前我国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繁荣

   应当指出，上述观点也是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丰富和深化，同时也显示出各自的局限性。当代社会，由于需求和产品成为影响生产力 发展 的重要因素。因此，以需求和产品为标准来分析当代生产力，生产力又可划分物质生产力和文化生产力，这样就诞生的一种新的生产力形态—文化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具备了上述当代先进生产力一信息生产力、科技生产力、智力型生产力、和谐型生产力的特征，但又不是某一种生产力能够涵盖的。物质生产力生产的物质产品主要功能是满足人的物质需求，而文化生产力生产的产品主要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求。物质需求对于人的生存来说固然具有基础性、根源性，但是在人的需求层次中，物质需求属于低层次的需求，而精神文化需求则属于高层次的需求。人的精神需求固然离不开物质生产力，但主要是依靠文化生产力的发展满足的。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生产文化产品和提供文化服务的文化生产力应是生产力发展的新阶段。在当代社会，文化生产力对 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日益成为占据当代社会主导地位的生产力形态。

    其次，文化生产力对 哲学 关于“精神生产”思想的新发展。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古典 政治 经济学的“精神生产”理论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精神生产”在整个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精神生产”是社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 科学 、 艺术 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 规律 的支配。”均马克思的精神生产主要包括这样几层意思:第一，精神生产是在物质生产和经济发展的一定条件下产生出来的，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是整个社会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物质生产同属于人的“生命活动”，是人的存在方式之一;第二，把艺术与宗教、法、道德、科学等归为不同于一般生产的另一类生产，这类生产虽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但却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活动。第三，强调精神生产的“人属方面”，从人的类本质及人与动物相区别的角度，把精神生产理解为“全面生产”即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一部分，是不受肉体需要支配也进行的“真正的生产”，是“按美的规律来创造”的生产。第四，明确提出了与物质生产力相对应的“精神生产力”概念，并认为物质生产力对精神生产力起决定作用，而精神生产力反过来又影响着一定社会关系的形成和解体，“所有这些关系的解体只有在物质的(因而还有精神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有可能。”因柳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文化生产规模狭小，市场经济不够发达，经济与文化的联系没有像今天这样密切，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尚不突出。这一时代的局限性，马克思不可能形成自己的文化生产力的理论。面对今天经济文化一体化的特征，显然马克思所讲的作为人类一般精神文化活动的“精神生产”，就不能容纳这一事实。

    从人类一般的精神生产理论发展到文化生产力理论，是对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又一次提升和发展。虽然二者都属于人类的基本实践活动，但在马克思那里，精神生产的实质是一个认识论范畴，精神生产即“关于意识的生产”，是人的主观活动，是认识产生的直接来源。其基本内容包括“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和“政治、 法律 、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诸种社会意识形式的生产;而文化生产则属于生产活动，其本质上是一种客观物质生产活动。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这两个概念，只是从需求和生产的角度来区分的，不能因为文化生产活动生产的是文化产品，而认为它是人的纯主观的精神活动或认识活动。只要是生产活动，都是客观的物质活动。这一本质并不因为需求和产品的不同而改变。

    精神生产活动由一般的实践活动发展成为一种自觉的大规模的生产活动，是精神活动自身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人类的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存在着根本区别，精神活动的特点是内在性，即人的主观的内在的东西。但精神的作品不能以纯粹精神的形式存在，而要借助于物质载体才能存在。这就产生了精神与物质的矛盾。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称之为“让度”。但精神生产究竟怎样“让度”，采取何种具体形式“让度”则取决于时展状况和人类的需求状况。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漫长 历史 时期，由于生产力发展平低下，物质需求占主导地位，精神文化需求只是极少数人的奢侈品，这种条件决定了精神活动的“让度”或外化形式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非生产活动方式，不通过商品交换方式使精神得到“让度”，如极少数人的自我欣赏的形式，或者以公益的形式等;二是以生产经营的方式，通过商品交换使精神生产得以“让度”，即提供文化产品供人们使用和消费(欣赏和娱乐)。

    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增长，人类从整体上告别物质匾乏，精神文化需求大大提高。为满足这种需求，精神生产的“让渡”形式必然发生转化。在当代社会，只有采取社会化大生产的形式、引人市场经济机制、利用 现代 科学技术手段，才能生产出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以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因此，在当代社会，社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机制以及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就是人类精神“让渡”的最佳方式。进人21世纪，文化生产力飞速发展，在经济及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面对这一现实，把马克思的精神生产力理论发展到文化生产力理论，既是实践的需要，也是哲学本身发展的迫切要求，文化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精神生产力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再次，文化生产力对哲学“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理论的新发展。“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内容，也是马克思一生为之奋斗的崇高的社会理想。在马克思看来，这一理想的实现决不是对原始 自然 人的“复归”，也不是对抽象“人性”的放肆和张扬，而是一种建立在社会生产实践基础之上的“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并且，马克思还认为，“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绝不能仅仅靠物质生产领域的进步来实现，它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中精神生产是促进和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重要途径或条件。第一，“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本质的丰富、展示和提升，是人对自身本质的全面的占有。人的全面发展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它包括生产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社会关系的丰富和发展以及各种能力的发展和提升。第二，人的自由发展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发展，即个人特有的生理素质、心理素质、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特有的兴趣、爱好、性格、气质等等，它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的高级形式，其结果是“有个性的个人”的形成。在现实中，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自由发展又是互为前提、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第三，社会实践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思想得以实现的现实基础，主要指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消灭旧式分工和私有制。人是实践的主体，也是实践的产物。人的发展的本质就是人自身内在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示、丰富、张扬和提升，是人通过他的社会生产实践将自已的内在需要、意志、愿望、能力等内在的力量对象化或外化的过程，并在这种对象化过程中不断地使自己的本质力量不断地得到拓展、完善提升，进而不断地占有自己的本质并成为自己对象的主人。

    文化生产力是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重要条件。马克思强调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只是“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前提，而并不能使“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自然而然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发展的全面性，最基本的是人的身心发展的不缺失。因此，它不仅包括“肉体”，而且还包括“精神”。并且人的“精神”领域是极为宽泛、复杂的。既包括“知”、“情”、“意”，也包括“真”、“善”、“美”。而人的自由发展是人的发展的自由性，其实质是人对外在限制的摆脱、突破和超越，不断摆脱任何外在的目的，能够自己支配自己的发展;人的发展是人的内在本质力量自愿地、自主地、自觉地外化、丰富、扬和提升，其结果是“有个性的个人”的形成。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内容和特点，是很难纯粹靠物质生产的进步来实现的。物质生产本身只能为精神需求的满足提供基础条件，但无法直接提供精神文化产品来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求。

哲学和哲学史的关系范文第3篇

[关键词]管理风格 管理者行为

中图分类号：F42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42-0118-01

1、引 言：

遵循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反思多年来特别是炼油厂近五年来的工作实践，从中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无论是就整个炼油厂还是就一个车间乃至一个班组来说，其管理风格对我们的生产管理、安全环保、节能减排和科学发展，对我们能不能把事情干对、干成、干的又好又快产生着根本性的重大影响。所以古人云“谋事在人”、“事在人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我这里所讲的管理风格，是指在管理者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的长期引导下，通过工作理念、制度规范、舆论氛围、道德惯例等等所构成的管理硬件和环境软件。实质上，它反映了我们对工作职责、业务特点、运作变化动态等等炼油生产管理本质的认识和掌握水平，标志着我们作为管理者应当拥有的领导一个厂、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科学发展的内在素质和能力。

多年来，我们得益于逐步形成了一种符合全厂科学发展需要的管理风格，或者说是在广大员工支持参与下不断磨合修炼成熟的管理者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使我们的生产管理和各项工作不断有新进展。时间经验教训和科学发展观启示我们，要坚持和丰富下面这些构成炼油厂管理风格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2、内容：

一、 坚持把盯着现场、摸清底数、掌握齐全准确的第一性

资料摆进管理者上岗的头一件大事要事。这是我们管理实践过程中已然铺开但尚需深化的工作模式。

炼油厂党政班子成员，多年来始终坚持天天下现场进装置、看运行状态、查操作行为。因为炼油的实践告诉我们，重视生产现场，发展基于现场，风险来自现场、以人为本体现在现场。管理者只有全面掌握现场情况，才可做决定、发指令。现场不清留给我们永生抹不掉的伤痛，1027、303等事故带来的教训使得我们把紧盯现场作为管理者的第一要务，以此来检验是否是一个合格管理者的起码条件我们要求基层车间必须 清楚现场所有的变化情况，早做准备、早期预防。

由于两级领导把精力都用在现场所以几年来炼油生产比较稳定，节能减排效果明显，各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而全厂各级管理者也逐渐形成了一种管理风格牢牢地盯住现场。

二、始终坚持遵从和凸显制度规范、机制政策的基础性作用，追求管理全程的运作稳健、客观长效、引向力强。这是我们逐步成型但需持续改进的层次布局和管理流程。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认识差异、利益差异、基础素质千差万别的情况下，有一种东西可以使人的行为趋向一致，其他手段只有在这个前提具备了才能发挥作用，这就是机制的力量。当然，匹配其他手段，是科学管理有别于传统管理的标识。

近几年，我们炼油厂逐步完善了管理机制。在班子建设上实行滚动式考核，适时调整干部。在人才培养选拔上，把班长岗位作为管理者的必由之路，用实绩来验证复合型人才，使优秀员工脱颖而出。满足了管理的需求。同时向广大员工昭示了一个用人之道。勤恳务实顾大局，有谋善断讲诚信成为大家追求上进的方向和目标。形成了科学的导向。由于新机制的逐步健全，各项制度的规范性性呈现出来，只有按章办事才可成就人的抱负，成为大家的共识，使得两级班子建设、班组长的选拔任用，顺理成章、水到渠成、自然而然、扎实稳妥。

三、始终坚持结合工作实际贯彻上级精神、借鉴先进经验，把观念、思路和措施创新实实在在地作用于具体管理的关键点和薄弱环节上，并正在打出“组合拳”，促使管理的劳动更加表现为创造性的劳动。

与时俱进、创新管理才能实现科学发展，但作为二级单位，基层工作的特点应当使其管理创新拥有自己的内容和特征。

炼油厂班子在工作实践中始终坚持不折不挠的贯彻落实公司精神。始终注重学习各兄弟单位先进经验。同时有一条至关重要的原则。就是把握方向、转变思路、改变方法，一切以炼油厂的实际出发，一切具有炼油厂的特色。

针对设备老化这一现状，我们设立了员工特别敬业奖，鼓励那些及时发现并处理突发的 设备隐患的员工；同时提出发现漏点越小越有价值越应重奖的观念；在员工培训上，坚持越优秀越加强培养的信念；在评价车间班组工作业绩上，实行整体考核，团队评价的方法；在提升员工素质方面采取重点培养择优选拔的策略，组建班组长联合会用来培养、识别可塑人才等等。

同时及时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使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相得益彰。结果十分喜人。

四、坚持直面现实矛盾，管得严、真心爱，这是我们体现和谐、以人为本抓管理尤其是队伍建设上较有收获的工作套路。

利益驱动是社会学和经济学基本定理。我们因为视他为俗物而回避。科学发展观强调，要让各族人民共享改革成果，要关注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最紧迫的利益问题。使管理风格更有人情味，更感人人性化。

维护好发展好管理层和被管理层、单位与单位、团队与个人之间的共同利益，是我们强化三基工作的基本依据。

长期以来，我们过多的强调是服从、听话。一切以企业利益出发等单方面的满足观，忽视了这种共同利益的存在。事实上，和谐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因为共同利益的存在。没有共同利益而一厢情愿的事情是无法实施的。

哲学和哲学史的关系范文第4篇

【关键词】

急性冠脉综合征；血小板表面糖蛋白；流式细胞术

作者单位：100083北京市第六医院心内科

随着人群的老龄化，动脉粥样硬化所带来的血栓栓塞性疾病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心脑血管疾病，其致残率和致死率高，近年来阿司匹林的使用可以使心脑血管疾病高危患者降低25%的心脑血管病事件如死亡，心肌梗死，卒中；降低48%的血管搭桥及动脉栓塞事件；减少肺栓塞事件67%［1］。但是有大规模的临床观察及实验研究［24］均发现有阿司匹林抵抗现象。临床长期随访时上发现应用在使用抗血小板药物后，仍然有一部分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血栓栓塞事件，加大治疗剂量，不仅未能达到治疗及预防目的，而且不良反应增加，这种现象称为“阿司匹林抵抗”(Aspirin resistance AR)。所以对于危险程度高的冠心病患者需要强化抗血小板治疗，即联合多种抗血小板药物治疗，这种强化治疗很需要一种非常敏感而且可靠的血小板功能的检测方法作为参考。但是目前尚没有一个公认的血小板功能检测方法，大多都是反映血小板聚集的实验，而流式细胞术是通过检测血小板活化时血小板表面的糖蛋白的表达，从免疫、受体水平评估血小板功能。本研究就是利用流式细胞仪(FCM)测定不同危险程度的急性冠脉综合征(ACS)患者的血小板表面糖蛋白的表达水平对其进行分析及意义及FCM的可行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院自2010年4月至2010年9月连续入院的38例符合WHO诊断标准的初治的ACS患者(非ST抬高25例，不稳定性心绞痛13例)，男21例，女17例，平均年龄为71.6岁。所有患者均经心肌酶、心肌损伤标志物，心电图，急诊或择期冠脉造影证实。入院后每天于晨起餐后服用阿斯匹林100 mg，连续服用7~10 d，其他抗心肌缺血药物均按指南使用，治疗期间禁止使用其他明确的抗血小板药物，如：波立维，抵克利得，GPⅡb/Ⅲa受体拮抗剂。排除标准：明确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合并有各种血液系统疾病，具体如下：血友病、白血病、再障、ITP等特别是有血小板功能异常者；近期有外伤、手术及出血史；合并有肝肾疾病、肿瘤、脾亢、脑出血者；血小板计数在100~450万之外者。健康对照组(Control)22 例为同期我院无明显心脑血管疾病的门诊体检者,男12例,女10 例,平均年龄68.5岁。

1.2 方法

1.2.1 主要仪器

FACSCalibar流式细胞仪为美国BD公司产品,Falcon 上样管。

1.2.2 主要试剂

①单克隆抗体: PAC1 FITC 为异硫氰酸荧光素标记的抗GP Ⅱb/Ⅲa (即纤维蛋白原受体, FibR) McAb,CD62P PE 为藻红蛋白标记的抗P2选择素的McAb ; CD61 PerCP 为Peridininchlorophyll protein 标记的血小板糖蛋白Ⅲa 的McAb(均购自美国BD 公司)。② 同型对照:异硫氰酸荧光素标记Mouse IgM、MousePE 为藻红蛋白标记的鼠IgG(均购自美国BD 公司)。

1.2.3 样本采集 病例组入院后服用阿司匹林前以及经治疗7~10 d病情稳定后分两次于晨起7时抽取肘前静脉血,不扎止血带,弃去前2 ml可能混有组织液的血液,将样本加入CTAD管中,轻轻混匀，避免剧烈的摇动而影响对血小板的检测。20 min内对血小板进行荧光标记、固定、检测。

1.2.4 标本制备 将试管标号区分对照管和实验管。对照管内加入RGDS、MouseγPE、CD61 PerCP 各10 μl;试验管加入PAC1 FITC、CD62P PE、CD61 PerCP 各10 μl,轻轻混匀,避光室温孵育20 min,立刻加入预冷2～8℃的1 %多聚甲醛0.5 ml并混匀,放置于2～8 ℃冰箱中30 min。以上步骤均在2 h内完成,以减少血小板体外活化。标本制备后进行上机检测。

1.2.5 上机检测 用CellQuest软件获取并分析样本，具体如下：a、FSC和SSC设对数放大阈值设在CD61PerCP上，b、在SSC和CD61PerCP点图上圈定所有的血小板群，包括与白细胞粘附的血小板。c、用同型对照抗体染色的标本调整FL1和FL2电压如：CD61PerCP/同型对照FITC/同型对照PE，d、活化血小板染色的标本调节补偿,CD61PerCP/PAC1 FITC/同型对照PE 调节FITC对PE的干扰。e、CD61PerCP/同型对照FITC/CD62PPE调节PE对FITC的干扰。

1.2.6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1.5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治疗前后血小板糖蛋白之间的比较采用自身配对t检验。

2 结果

38位入选的病例均圆满完成实验，住院期间无心源性死亡及其他心源性事件发生、无严重的出血事件。ACS组的PAC1及CD62P表达均高于Control组(P

表1

各组治疗前后血小板表面CD62P、Pac1 的表达率(%)

例

治疗前治疗后

PAC1(%)CD62P(%)PAC1(%)CD62P(%)

ACS3810.36±6.15＊10.72±7.12＊4.90±2.37＃＊4.32±2.08＃＊

Control221.82±0.922.02±1.7

注：＊P

3 讨论

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剧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血栓性疾病的发生率不断上升，血栓栓塞性疾病达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常表现为心肌梗死、缺血性脑卒中、外周血管栓塞性疾病。其中心血管疾病已成为当今世界上威胁人类最严重的疾病之一，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已超过肿瘤性疾病而跃居世界第一［5］。

在血小板活化早期,血小板空间构型发生改变,血小板膜糖蛋白GPⅡb/Ⅲa 复合物构型改变,其纤维蛋白原受体暴露,促进纤维蛋白原与GPⅡb/Ⅲa 的相互识别和结合［6］。Pac1 为GPⅡb/Ⅲa 复合物纤维蛋白原受体,在血小板活化后,GPⅡb/Ⅲa 受体的活性表达是引起血小板聚集的最后通路,检测血小板表面Pac1 的表达量可以更精确地在更早阶段检测到血小板的活化。

P选择素(Pselection，gmp140)又名血小板活化依赖性颗粒表面膜蛋白或CD62P，位于血小板内的α颗粒和内皮细胞棒管状小体内。血小板活化时, 血小板α颗粒膜与质膜融合,CD62P暴露于血小板质膜表面,成为血小板活化的一个特征性指标［7］。CD62P 通过血小板P2选择素介导血小板黏附于内皮细胞及血小板与中性粒细胞、血小板与单核细胞连接,从而产生中性粒细胞激活,血管活性物质、氧代谢产物释放,纤维蛋白原沉积等多种生物学效应,启动血栓形成过程。CD62P 与血浆黏度、纤维蛋白原浓度呈正相关［8］,因此,CD62P的升高可作为血栓疾病的病情监测和评价血栓前状态的有效指标。

本研究ACS组治疗前CD62P/PAC1两者都明显高于对照组(P

参 考 文 献

［1］ Antithrombotic TrialistsCollaboration. Collaborative metaanalysis ofrandomised trials of antiplatelet therapy for prevention of death,myocardial infarction, and stroke in high risk patients. BMJ, 2002, 324.

［2］ Jansen FW, Vredevoogd CB, et al. Complications of hysteroscopy:aprospective,multicenter study. Obstet Gynecol,2000,96(2):266270.

［3］ Mueller MR, Salat A, Stangl P, et al.Variable platelet response to lowdose ASA and the risk of limb deterioration in patient submitted to peripheral arterial angioplasty. Thromb Haemost, 1997,78:10031007.

［4］ Miles Dalby, MD, Gilles Montalescot, MD, et al. Results of the Platelet Activity Extinction in NonQWave Myocardial Infarction With Aspirin, Clopidogrel, and Eptifibatide (PEACE) Study. JACC Vol.43, No.2, 2004 January 21, 2004:162170.

［5］ 王建中,孙帝,等.流式细胞术检测活化血小板.中华医学检验杂志，1994，17:232234.

［6］ 韩悦,王兆钺,王爱青,等.糖尿病患者血小板膜糖蛋白的改变及临床意义.中华血液学杂志,1999,20:127129.

［7］ Macchi L, Christiaens L, Brabant S, et al. Resistance to aspirin in vitro i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p latelet sensitivity to adenosinediphosphate. Thromb Res, 2002, 107: 45 49.

［8］ 施寅铨, 潘伟民.冠心病患者血小板膜糖蛋白CD62P 表达和血黏度的临床研究. 临床中老年保健,2003,3(1):1113.

哲学和哲学史的关系范文第5篇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三教之间的冲突成为历史常态，特别是佛教作为外来文化，长期受到儒道两家的排挤和攻击。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主要借助思想论辩化解这些冲突，南北朝时期的因果报应之争、夷夏之争、神灭神不灭的论争等便是明证。这些论辩客观上使三教思想得以相互砥砺，推动了三教之间的文化对话。与相互冲突、相互排斥相伴随的是它们在思想和实践层面的相互融合、相互补充，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问题意识上相互接近。问题意识是哲学思考的逻辑起点。在不同历史阶段，三教有许多趋近甚至相同的哲学问题。例如，天人关系问题作为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在先秦时期即是儒道两家的共同话题，形成了不同的思想主张。魏晋时期，玄学的基本问题是“有”与“无”、“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是当时儒道两家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他们基于不同的思想立场形成了贵无论、崇有论和独化论等派别。玄佛合流中，玄学家讨论的“有”、“无”关系问题与般若学讲的“空”、“有”关系问题也是相近的。隋唐以后，三教先后出现了心性论转向，儒学讲心性，道教讲道性，佛教谈佛性，尽管它们使用的概念不同，但都是在各自思想架构内探讨理想人格的可能性和内在根据问题。

第二，思维方式上相互借鉴。思维方式在哲学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对于哲学体系的逻辑建构有决定性影响。思维方式的融合在三教关系中也是比较常见的。如佛学家资取玄学思维诠释佛教空观，形成了“六家七宗”与僧肇哲学，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六家七宗”中的本无宗、心无宗、即色宗可以与玄学中的贵无论、崇有论和独化论相呼应；隋唐时期的道教理论家如成玄英、李荣、王玄览等援用佛教中观思维，对《道德经》进行创造性的诠释，建立了思辨色彩浓郁的重玄学，也把道教的理论水平提高到历史最高点；宋明时期的新儒学又吸收佛教、道教的形上思维，对孔孟儒学进行了改造和提升，把儒学带到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第三，价值观念上相互融通。三教的价值观念有着重大差异，儒学充满入世精神和人文情怀，道教和佛教本质上主张出世主义。但是这种差异并非表明它们是决然对立的。儒学是不是宗教，学术界争论很多，但是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儒学具有与宗教相类似的终极关怀。佛教和道教虽以出世为究竟，但也有入世精神。道教的基本纲领是理身、理国。理身着眼于个人修身养性，得道成仙；理国旨在治国安民，理国的理念带有经世、济世的价值导向。大乘佛教以菩萨作为理想人格的化身，强调自利利他、自度度他。如果说自度尚可以离世求解脱，度他则必须涉入世俗生活。佛教、道教的入世精神还体现在他们对儒家伦理观念的高度认同。如东晋道士葛洪将儒家伦理融入到道教的修道理论中，强调欲求神仙，应以忠、孝、仁、和、顺、信、仁为本，若德行不修，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北魏道士寇谦之主张天师道要以礼度为首，等等。在佛教中，倡导忠、孝、仁、义等伦理观念的高僧比比皆是，宗密、契嵩等佛学家还对儒佛互通作了系统论证。除此之外，中国佛教还翻译甚至伪造了许多与儒家伦理相契合的经典，如《六方礼经》、《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佛说盂兰盆经》等等，这也反映了佛教对儒家伦理的认同。

第四，社会功能上互为补充。古人常云，儒学治国、佛教修心、道教养身，说明三教的社会功能是有所不同的。明末高僧憨山德清也说：“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此三者，经世、出世之学备矣，缺一则偏，缺二则隘。”③涉世、忘世、出世代表儒、道、佛不同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然而它们在指导人生修养和社会实践中又能相互补充，“缺一则偏，缺二则隘”，因此在历史上，“即世又出世”成为无数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人格理想，而许多朝代实行三教并尊的文化政策，则是看到了三教在维护社会稳定、教化人心方面的积极作用。正是由于三教之间存在的相异互补关系，使它们在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同时，又能不断从对方汲取思想养分，实现各自哲学意识、文化观念的转进，这是三教形成不同发展阶段的重要原因。它们在整个中国文化中相得益彰，各显其能，共同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国哲学则在三教之间的冲突和融合中获得发展、创新的动力，最终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国家或民族哲学的鲜明特色，而儒学、道学、佛学也构成中国哲学的基本内容。

儒释道三教的相异互补关系得到了相当多研究成果的支持。然而，当它们进入中国哲学史研究视域，则是另一种境遇。纵观近百年来的中国哲学史书写，比较偏重儒学，对佛道两家有所轻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早期开创者陈黻宸、谢无量等径直将道术或者儒学等同于哲学，将哲学与经学混为一谈，他们的哲学史讲义或著作自然无法涵盖佛教和道教的哲学。而冯友兰30年代出版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以下简称《哲学史》）充分利用西方哲学的观念和方法，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使中国哲学史成为一门真正意义的现代学科，无可争议具有典范意义，但是该书也没有很好地处理三教关系问题，当时即引起了、陈寅恪等学者的注意，所以本文便以此书为起点进行讨论。从三教关系来看，《哲学史》贯穿着明显的儒家正统史观。最先指出，冯友兰的观点是中国正统派的。所谓“正统派”的观点，是指冯友兰对孔子的评价。冯友兰认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系统思想的哲学家，所以中国哲学史应该从孔子讲起。他又把孔子与苏格拉底相提并论，认为苏格拉底的思想经过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发扬，成为西洋哲学的正统；孔子的思想经过孟子和荀子的发扬，成为中国哲学的正统④。对于的看法，冯友兰也予以承认，不过自认为这种观点是以批评的态度得出来的。胡、冯两人的分歧不仅表现在历史考证方面，更重要的是哲学史观上的重大差异。进一步推论：“根据这个正统的观点，中国哲学的第一阶段一定是始于孔子，从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二十世纪的中国哲学第二阶段必定是‘经学时代’，也就是儒家思想的经学时代。尽管有道教自然主义的强大影响，佛教征服中国千年的历史以及作为宗教的道教的产生和发展，惟有儒家思想最为重要。”⑤

#p#分页标题#e# 的推论并非毫无根据。冯友兰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两个阶段。“子学时代”是从孔子到淮南王，相当于西方哲学的上古期；“经学时代”是从董仲舒到康有为、廖平，相当于西方哲学的中古期。这种分期方法既参照了西方哲学史，又依据了儒家思想的地位迁变，冯友兰说：“儒家思想之兴起，为子学时代之开端；儒家之独尊，为子学时代之结束。”⑥值得注意的是，他把董仲舒以后的中国哲学称为“经学时代”，表明他是把儒家经学当作这个时期中国哲学的主流，佛教思想只处于从属地位，而道教思想根本不在哲学史的研究视野之内。为了能把佛教思想统摄到经学时代，他对经学作了新的解释。他认为，经学时代的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都必须依傍子学时代的哲学家表达自己的见解，他形象地称之为“旧瓶装新酒”。佛学也是如此，“中国之佛学家，无论其自己有无新见，皆依傍佛说，以其所见。其所见亦多以佛经中所用术语表出之。中国人所讲之佛学，亦可成为经学，不过其所依傍之经，乃号称佛说之经，而非儒家所谓六艺耳。”⑦这种解释虽然富有新意，却抹煞了佛道二教在中国哲学史中的独特地位。除外，李世繁也有类似看法。他以宋代哲学为例，指出冯友兰对同时期哲学家的取舍也含有正统观念。

冯友兰对于理学派的叙述颇详，对于心学的叙述很略，对于王安石的学说和南宋的功利派弃而不论。李世繁分析，这样取舍可能与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看法有关，即冯友兰认为中国的玄学、道学（宋明新儒学）、义理之学，可与西洋哲学相当；玄学家、道学家、义理学家可称为哲学家。而王安石和功利学派的思想，大概认为不是道学家、不是正统派。即便道学是中国哲学，道学家是中国哲学家，冯友兰也不是把一切道学家看作正统派，而是承认理学是道学的正传，朱熹是道学的正统，心学不是道学的正传，陆象山也不是道学的正统⑧。面对李世繁的质疑，冯友兰自然有自己的理由，例如他认为王安石只有政治思想而少有哲学思想。然而，从他对唐宋时期三教关系的诠释策略来看，确实存在着某种正统观念。他更多关注三教之间的思想差异，对它们的相互交融着墨不多。《哲学史》只在叙述宗密、李翱、周敦颐、邵雍等人思想时，谈到三教融合问题；至于张载、二程、朱熹等人，很少论及这些思想家对佛道思想的吸收、借鉴，而是作为思想要点引述了他们对佛道的批判，说明他是站在儒家的正统立场看待佛道思想的。陈寅恪在为《哲学史》下册写的《审查报告》中就指出，“新安之学”（即朱熹理学）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而当时没有学者能把这层关系解释清楚⑨。陈寅恪虽然没有点名批评《哲学史》，显然《哲学史》也不是“惬意之作”。总的来说，《哲学史》没有完全做到以平等的态度看待各家各派。冯友兰以后，学术界出版了无数哲学史教材或著作，建立了其他学科范式，但是儒家正统意识对后来的哲学史书写仍然有一定影响，表现在大部分哲学史著作或教材也是以儒学为主线来写的，所以对儒学的发展阶段有较清晰的论述，同时期儒学内部各派别（如理学、心学）的演进脉络在哲学史书写中也有所体现。而对于佛道思想，则往往以某几位高僧、高道的思想代表整个学术流派的思想，这实际上是一种以偏概全式的叙述方式，其实佛教、道教内部各派别也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还有一个重要现象是，儒学在中唐以后的哲学史书写中“一统天下”，佛道思想基本处于缺席状态。事实上，宋明时期佛教和道教的理论创造力虽然大大削弱了，但也有新发展，如道教出现了全真道、净明道等新道派，天台、华严和禅宗等佛教派别则发生了思想转型，三教之间的互动关系也从未间断。同时，自汉魏以来，在道教之外一直存在着《道德经》、《庄子》的诠释传统，形成了源远流长的道家哲学演变史。这些情况在现有中国哲学史著作中都没有得到很好地体现。当然，形成这种书写范式的原因很复杂，除儒家正统史观外，也与近代以来人们以西方学术观念去理解传统哲学和宗教有关，这里不再展开。站在今天的视角来看，以儒学为主导书写中国哲学史有不容忽视的局限性。首先，这种书写范式由于忽略了中国哲学内部的多样性，便不能完整地构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知识体系。其次，中国哲学史学科还承担着传承旧文化，建设新文化的重要职能，儒学主导型书写范式有可能使中国文化的传承出现结构性断裂，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创新失去稳固的基础。

一部好的中国哲学史尤其是通史犹如一幅完整的地图，能够清晰、准确地勾勒出中国历史上各种哲学思想的方位。这样的地图既不是线性的，也不是平面的，而应该是立体的。基于上文的考察，我们主张以三教关系为视角，贯彻立体的哲学史观，作为重写中国哲学史一个选项。初步提出以下几点设想，仅供参考。第一，坚持“三教并重”原则，平等、客观地看待中国哲学中的各个子系统。哲学史书写是一种客观的学术史叙述活动，不应受形形的文化正统意识的拘囿，而应据它们实际的思想造诣和学术贡献作出合理的历史定位⑩。我们并不否认儒学在传统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只是从哲学史的角度看，儒学对中国哲学的贡献未必胜于其余两家。三教之间的相异互补关系表明，以任何一家为主导书写中国哲学史，都难免有所偏狭。我们主张以“三教并重”作为哲学史书写的方法论原则。这个原则既是一种价值中立原则，也是一种开放性原则，既要求平等、客观地看待三教在中国哲学史中的地位和功能，也要平等、客观地评估儒、释、道之外其他哲学系统或派别的地位。要把这个原则贯彻到底，哲学史工作者要有开放的心态、扎实的基本功、广阔的学术视野，能够打破自身研究领域的局限，充分吸纳各领域研究专家的学术成果。第二，坚持历史主义的态度，适当弱化学派式的叙述结构，注意主流派别、非主流派别的合理区分。

将各种学术思想分成不同派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常用的方法。在数千年的中国哲学史中有很多派别，这是历代学者根据这些派别的思想立场、理论特点等进行的一种类型学分类。这样做的好处是能使我们容易把握某个哲学思潮、流派、人物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特点。但是任何分类都是相对的，原因在于任何学派或人物的思想往往具有多重因素，因此历史上有许多哲学家或著作，我们很难简单地判定他属于哪个派别。例如《易传》是儒家的作品还是道家的作品，抑或儒道皆有？三种看法都有一定道理。再如，王充是儒家还是道家，学术界也没有定论。对于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最好是尊重事实，未必要强行地给它进行学派归队。对于同时期主流学派、非主流学派的区分，要根据思想演变的自然进程来判断。如程朱理学是不是宋元时期的主流？有种观点认为，程朱理学之所以成为宋代儒学的主流，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朱熹理学后来被推为官方哲学，而作为朱熹理学源头的“北宋五子”也变得重要起来。然而从哲学史的自然进程看，“北宋五子”在当时的学术影响和思想创造力未必就超过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等人。如果上述观点能够成立，那么把程朱理学作为宋元时期新儒学的主流派别来对待，可能会违背哲学史研究所要求的历史主义原则。#p#分页标题#e#